中国文化

第一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要治理国家，运用武力是不能使众人信服的，如果文化没有改变，之后会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压倒。我们生活成长在文化之中，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民族的品格。我们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由我们体现和创造。那么，我们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什么是文化。“文

()”，是个象形字，绘画的像一个正面的“大人”，特别放大了胸部，并在胸部画了“心”，其意义是“外界客观事物在心里面的整体影像”。在甲骨文中，“文”的本义是指事物错综所造成的纹理或形象。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化()”，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化”的本义为变化，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等。“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天道的变化，从中看出要发生的变化;注重人的文化发展规律，来治理好天下。”中国古代的“文化”二字，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多年来，许多学者专家有关“文化”的定义数以百计，但笔者认为，文化是人所独有的，时时处处体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是人类在探索阶段的创造过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积累的有形成果。

宗教与人文精神中道德价值相结合是周时宗教的一大特色。中国的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保持联系，宗教不是独立的。甚至有一部分宗教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意识统治的工具，因此宗教的神圣性与神的权威性在某种意义上被淡化了。在周之前，因为神与统治者是直接的关系，统治者的失德被看作是神的意志，因此天命权威在周代及其以后是衰落的，于是宗教力量逐渐淡去，人文精神与民本思想则不断演进，中国自此缺少宗教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人开始追求理性的事实，道德自律就是理性之事。儒家也讲天命，只不过由神性变成了道德法则性。孔子成为圣人，而不成为神人，打破了阶级上人的高低之分，转而从仁德上，把人为分为君子与小人。子曰：“仁者，爱人”，这种“仁”的思想，是“礼”的思想的内化。孔子讲求慎独的工夫，是一种由己身出发，逐步向外推演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长幼尊卑。孔子讲求个人如何塑造自己，从小的方面是服从于家庭间的伦理关系，从大的方面是要明确社会分工，规定各种社会角色。由此看来，从孔子起，中国的个人就是渺小的、不被发现的、个性被压抑的，这一点明显有别于西方。重文轻武、向自己内心用功、圆熟老到、重面子等中国人的人性特征与儒家是有密切联系的。孔子之后，儒家理论进一步发展，孟子与荀子分别从德性与知性两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性善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孟子则认为人性皆有善端，四端与四心一一对应———“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又认为，之所以人与禽兽有区别，正是因为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善者，几希。庶民古之，君子存之”。孟子并不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善，人有的是善端，承认后天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最终要落实在社会的整合上，他的社会整合思想即是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孟子的理论体现着人人平等之义。最接近当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是荀子的思想，他的性恶论虽在中国不占主流，但是他天人分途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其社会分析的起点是人而不是神。荀子认为善由“伪”而成，强

调了礼义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中这样说道：“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学说之中心在礼。且孔子将礼内化于仁，而荀子则将礼外化而法”。

看来，孟子重注内在修养，荀子重师法教化，这也影响了法家的思想。孟子与荀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大体都犯了同一个错误。孟子为劳心活动辩护，认为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分工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分工。当然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他宣扬了学术文化。荀子则更重视“分”的功能，认为这是使“群”有秩序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荀子曰：“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土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同时，荀子还主张要选一些“大儒”作为社会管理者，显然又是把劳心与劳力区分开来。荀子孟子这样论述社会分工的后果是，过早的将劳心与劳力这两者区分开来，使劳心的知识分子不关注于生产的事情（劳力）。这是由于中国人过早的向里用力，忽视了经济生产领域，心思全放在人生的问题上。生产技术、机械进步一直被知识分子（劳心者）当作“奇技淫巧”而不予重视。这样，劳力者心智不比劳心者高，又无闲暇可以思考。劳心者却只务于人事，便断了科学技术发展之路，西方机械工业的发达，正是因为劳心者又劳力，对自然界是一种求取生存与发展的态度，发明创造便由此产生。

儒家思想发展到董仲舒时代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糅和了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作了许多新的诠释。至此儒家思想不仅巩固了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后世的影响，思想的初步统一也在此完成。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些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法家将政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理想社会只有富强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无地位的。这在一个本来就已经形成了伦理本位且阶级对立不强的中国过于偏离现实。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无论立法、执法都考虑伦理的因素。中国虽是一个强权政府社会，但单靠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家）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太关心人的终极理想和精神超越，不太过问历史和理性的价值与依据，而是更关心一种思想、学说如何‘物化’为可以操作和实现的技术与制度，从而去解决日益迫切和紧张的社会秩序问题”。法家的这种实用性与功利性，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但中国的秩序是远远不能仅用这些法家理论来解释和规范的。

第二篇：中国文化

1、人们历来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

2、政策总是倾向城市而忽略农村。

3、有点知

识和本事的都拒绝去或回农村。

4、身强力壮的都去了城市，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

5、城市把自然灾害的成因都转嫁到农村，致使农村遭受自然灾害的数量和程度远大于城市。

6、教育资源和科技成果的严重不平衡。2、3、4、简单的说：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1.城乡发展速度不等 城市的现代化步骤正在追赶美国或者一些欧洲城市（虽然失去了以前的名族风

格）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造就了一个个大都市的形成5、中国的农村是至今小农经济的衍生：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生产力有所提

升，但依然低下，劳作方式甚至不统一，大多是一户一田的小农形式，只有东北是大机械化耕作。美国和西欧洲几乎全是大农场主经济，农村各项条件比中国好的多。6、7、2.城乡经济差距拉大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不久，而且农村发展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没

有起色，很多地方甚至一直用牛耕作，有些农村没有水电煤气，没有公路。家里有点劳动力的都去城市发展了。农村的经济条件只能保持温饱。

8、太多了。。写的好累

第三篇：中国文化

红山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在璀璨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如果要选出一个来讲述，那么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发源于我家乡的“红山文化”。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赤峰市，位于内蒙古东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总面积9.0275万平方公里，辖3区7旗2县，总人口434万，是内蒙古第一人口大市。赤峰的意思也就是红色的山峰，这是因为在赤峰市有一座整个山体都是有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红色岩石构成的山峰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更未曾谋面，而我居住在赤峰市，很幸运的能够亲眼见到这样的奇观，并多次与同学攀登。也许在外人眼里，红色的山峰很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奇观，但在每一个赤峰人眼里，似乎再平常不过，每一个居住在赤峰市的人，应该都曾攀登过，都曾在山顶俯视过整座小城。离开家乡后，没有再爬过山，也不曾再有机会看到火一样的岩石，也不再有火一般激情了，此时才开始真正的怀念起在家乡的日子，怀念起抚摸着如同洒满买一个赤峰人鲜血的红色岩石的感觉。

说起红山文化，我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赤峰人，但是对于红山文化的了解，也仅限于电视上与书本上的介绍，未曾真正的去查阅有关资料，所以，在这里也就简单的谈一下我所了解到得几点。

红山文化中闻名中外的要数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红山文化玉器最早发现于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1942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见到一件勾云纹玉佩。以后，在红山文化诸遗址中多有玉器发现，以凌源县牛河梁、三官甸子、喀左县东山嘴等遗址出土较多，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敖汉旗大洼、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等处也有不少重要玉器发现。红山文化出土的成批玉器中多数为动物造型的装饰品，构成这一文化的显著特征。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神秘精美的玉器，如现在众所周知的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的“c”型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由于它已经具备了龙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龙文化的实物，因此被喻为“中华第一龙”。红山出土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玉龙的形状，有人推测来源于马，野猪，熊等形象。红山文化玉龙，第一，是多种动物特征的组合。神话了动物形象进行加工的。那么这件玉器是做什么用的呢？许多学者认为是氏族首领在祭祀活动中，进行礼仪活动的神器。巫师通神通天地使用的。玉龙的发现非常重要，是原始文化原始崇拜的表现。反映了早期人们的生活状态。

从此“c”字的玉龙，也为许多杂志的压题照片，成为华夏银行的标志，更成为红山文化的象征。

红山文化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四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

3-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瓷器：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商朝殷虚的遗址中挖出的陶片、陶罐包括很多种款式，有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以及带釉的硬陶，这些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文字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青器有密切的关系。青器的成本高只能为贵族享用，广大民众的各种生活器皿只能采用陶器。因此可以了解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釉色青绿而带褐黄，胎质比较硬，呈灰白色。

已经融入外国的中国元素：著名歌手Rihanna的衣服出现了毛主席的logo…

为外国友人准备的礼物：中国服饰，尤其是唐装，高身材的西洋人金发碧眼，上下两截式的裤装，反比直简长衫裙更穿得出味道。尤其是过拼上衫采斜襟、赤色，印有汉字而 非花草的最受喜爱，如果再缝上清朝钥扣和玉片，就更能吸引他们了。但是这种手染服饰洗灌时不宜久泡肥皂水，也不要用力搓揉，更不宜用蒸汽熨烫(可将蒸汽熨斗调至无蒸汽处)，以免褪色，手洗阴干或烘干即可，这是应叮嘱外国友人的。

中国文化传承五千年，中国人的思想思维内敛朴实待人接物又非常礼节，首先这是外国人能够喜欢中国文化并且能去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

其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光有汉族人的文明，也聚集着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各个文化文明，有着与外国人截然不同的风俗，也是外国人非常想去了解而又永远了解不完的东西。

代表中国文化的故事：周总理的朴素生活 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 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第五篇：中国文化

一 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1、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地理环境所起作用很大，往往具有决定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逐渐增强，但顺应自然则事半功倍，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忽视。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中国地理环境最佳区域，因而成为夏、商、周三代中心。大部分地区适宜农业发展，农业成为传统文化的物质基地。环境相对封闭，与西方隔绝，所以近代以前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

3、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形成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区域，各区域间有共同性，也是差异性。

4、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地理环境并非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也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中国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根本原因是地理条件的相对优越。

二．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说明宋代市民文化的勃兴

在隋唐时候，城市被里坊划分，有坊门和坊墙，宅门一般不允许外开，更不可能出现沿街店铺，购物要到专门的“市”，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这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安全。到了宋代，随着南方商业资本的兴起，物质的丰富，政治、经济重心东移，也促成了经济的更快发展。这个时候死守严格的里坊制度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城市被断面宽度较小的街道划分，沿街出现了大量的商铺，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五百五十余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五．“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对唐代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元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对待文化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儒学可被嘲讽，诗人作诗也少有忌讳。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开放的氛围。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一拥而人，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说：

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所谓“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诗歌书法 绘画 散文等影响巨大。

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

北方游牧民族指东北、内蒙边陲的守卫者，西北部的拓荒者，主要民族有东北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西北的回族，土族，撤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藏族等。这些民族大都过着游牧、半游牧的生活，他们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阔草原或荒漠地带过着游牧生活，在文化方面，他们大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有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还使用几种文字，宗教和自然神崇拜在少数民族中有着较深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整体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人们认识事物,认识问题,包括理解事实,都是从自己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出发去认识、去解读。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和公众,都是从自己的观念、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上的认识和信仰体系强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人看待政策问题,无论是个人和集体都是如此,并且经常决定他们对待问题的选择方案。这是人们认识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对研究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以综合思维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已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就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评论中国古代科技, 说其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整体观。“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西方文化注重分别与对抗,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文化则截然不同,它以和谐与统一见长,重从整体把握事物,重事务的结构、功能和联系,总是把它放到一个包容着它的更大的环境系统之中去研究。2.“天人合一”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协调作用。“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环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条件下利用、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也是自然界的万物都能生长发展。认为人和自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系,我们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另一个方面。它为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意义的思考路径。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间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量开发和无情掠夺,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中天人二分的思想没有关系。西方哲学曾经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在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东方传统文化及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重视,许多西方思想家敏锐地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3.“以和为贵”在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矛盾问题上的作用。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结构方面起了设计者的作用。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的联合国讲话中提到争取一个“和谐世界”,在2006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在致词时提出“共建和谐地区”,同年,在亚信会议上又提出共建“和谐亚洲”,显然“和谐”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思维。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文化对民族国家的行为和期望具有强烈的影响。世界近200个国家,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不尽相同,包括同一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其具体运作、行为和政策也千差万别,不能不说文化是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文化贵和谐,尚中道,不仅 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和谐与平衡,去化解人间的冲突与紧张,缓和人际关系。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和而不同”作为解决分歧的原则,虽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问题,但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而大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与讲求对立、差异和矛盾,不断处于永恒的冲突与超越的西方文化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