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韬案件背景及焦点分析

第一篇：蒋韬案件背景及焦点分析

案件背景

2002年1月7日，四川大学法学院1998级学生蒋韬一纸诉状，将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

上法庭，理由是该行招聘限制身高，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其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该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媒

体竞相报道，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

原告诉讼主张和被告答辩观点

原告方诉称：

2001年12月23日，被告在《成都商报》第1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

启事》的广告，其中第1项规定招录对象条件为“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以

上”。原告仅因身高原因，被被告拒之招录报名对象范围。原告认为：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

这一具体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

定，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限制了原告担任国

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此，原告提交了以下主要依据：1、2001年12月23日《成都商报》第1版刊登的《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广告。

2、《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国家公务员录用条例》相关规定。

4、《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

被告方辩称：

第一、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二，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权利，并未因被告的第一次招录启事而受到限制，是被告自己放弃了这项权利。第三、原告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为此，被告提交了以下主要依据：

1、国务院1993年11月15日发布的《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除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单位外，也实行行员

等级工资制。”

2、人民总行银发（1996）222号文——《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人

民银行各级分支行实行行员制”。3、1995年3月18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关于“人民银行的职责”的规

定。

4、《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5、2002年1月9日《四川日报》和2002年1月10日《成都商报》登载的《中国人民银行

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

6、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4条“请求事

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应依法裁定驳回”的规定。

法庭激辩六大焦点

焦点一：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是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方：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被告招考

行员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务员招考权，其行为符合行政行为的普遍特征。

被告方：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需要受聘者的合意，它不具有强制性和单向性，不符合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行政行为都普遍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1、它具有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不取决于相对人是否愿意；

2、行政行为具有单向性，它不需管理相对人的合意。

本案中，我们充分注意到，被告招录行员必须与应聘者之间形成合意，并且不具有强制性，需要双方自愿。因此，招录行员不具有行政行为应当具备的普遍性特征。

焦点二：行员是否就是公务员？

原告方：人民银行行员即为公务员。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的行员就是公务员。 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务员与行员的区别，且解释权不在被告，而在中国人民银行。 被告方：原告认为被告招录行员系招录国家公务员，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体制，人民银行内部实行公务员和行员两套体制。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行公务员制，其下属分行和中心支行一律实行行员制。被告在发布的招录启事中非常明确地载明了这一点。因此，原告诉讼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即被告招录公务员，不是事实。

 国务院1993年11月15日发布的《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除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单位外，也实行行员等级工资制。”人民总行在银发（1996）222号文——《中国人民银行行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2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实行行员制。事实上，只有人总行才实行公务员制度。因此，行员非公务员。

焦点三：被告招录行员是不是基于行政职责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

 原告方：被告招录行员是基于行政职责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招录行为正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责而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方：被告招录行员并不是基于行政职责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

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活动。1995年3月18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规定，人民银行的职责包括：

1、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2、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3、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

4、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

5、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

6、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

7、经理国库；

8、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9、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10、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

11、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换言之，只有人民银行根据上述规定进行的职责行为，才能称之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反之，就不能称为行政行为。招聘行员不是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银行的职责行为，因此，该行为不能称之为行政行为。

焦点四：对被告的劳动用工人事权可否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方：被告招聘工作人员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被告招聘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基于国务院授予它的人事管理权而作出的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公务员招考权，与原告间是不平等的人事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

被告方：招聘工作人员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与生具有的一种行为，在本职上应归属于劳动人事、用工制度的范畴，属于法人或者组织的用工权，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注意到，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也认为，人行成都分行在本次招聘中行使的是国务院授予它的人事管理权。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就行政机关劳动人事权问题产生的争议，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焦点五：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客观上是否受到限制或侵害？

原告方：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客观上确实受到了侵害。

被告出示的媒体报道为第三人转述，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原告已知招聘启事更改而不去报名。而被告提到的“已录用包括川大在内的10名身高在1.68米以下的大学生”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管对方改不改启事，最早刊登在媒体上的那则招录行员启事中含身高限制的违宪内容，客观上损害了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

被告方：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并未因被告的第一次招录启事而受到限制，是被告自己放弃了这项权利。

在第一次广告发布后报名开始日之前，被告在《四川日报》相同位置和《成都商报》登载了新的启事，取消了对应聘者的身高限制，并标注了“招聘行员启事以本次为准”字样。从有关事实来看，被告对新启事的内容是清楚的。但是，原告未到被告处报名，未参加应聘。这说明，被告自己放弃了报名的机会，也放弃这项权利。因此，原告的权利根本就没有受到侵害。

原告在庭审中已经自认知道被告更改了招录启事，不需其他证据进行证明。

事实上，被告招用了十名身高不到1.68米德才兼备的在校学生，并且还有数名就是川大的学子。这说明被告在录用行员问题上客观上采取的是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没有任何身高上的限制。

焦点六：原告请求事项是否属于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原告方：原告请求事项属于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违法属于行政审判权限的范围。被告方：原告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的范围。

我们高度关注到，原告提起此例行政诉讼所依据的并不是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不是规章，而是宪法。也就是说，原告要求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违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宪的权力（我们认为，被告第一次招录行员的启事并不违宪），因此，原告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范围。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4条“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应依法裁定驳回的规定，本案应予裁定驳回。原、被告双方最后陈述

原告方：为了公正地裁判该纠纷，纠正被告将原告排斥在报名参加招录考试人员之外的违法行为，切实救济原告报名参加被告考试的合法权益，请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 被告方：被告招录行员的行为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其诉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违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判，因此，被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据此，按照有关规定，代理人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庭花絮

花絮一：在法庭调查阶段，关于原告是否知道被告更正了招录启事一事。

被告代理人：被告在2002年1月9日和10日先后在《四川日报》和《成都商报》上登载启事，取消了对身高的限制，并表明“招录行员启事以本次为准”字样。2002年1月11日，某报登载了采访原告的文章，原告声称知道更正启事。

原告代理人：报纸属于第三人转述，不能证明原告知道。

主审法官：刚才在庭审中，原告已经承认知道更正启事，这属于自认，应确认原告知道更正启事。

花絮二：法庭调查阶段，蒲杰律师表示，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范围。主审法院打断发言：发言请不要针对人民法院。

（旁听席一阵窃窃私语）。

花絮三：（法庭辩论阶段）本案是否需要请示最高法院？

原告代理人：本案应逐级上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主审法官：是否上报最高法院属于法院的职责，与本案无关。

花絮四：庭审结束，各媒体记者立即进入审判区进行采访，“长枪短炮”对准了原、被告及其代理人。

某电视台记者：请问蒲律师，如果人行这场官司输了怎么办？

蒲杰律师（笑答）：本案没有“如果”。

“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2002年5月2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对“蒋韬诉人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行政诉讼”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裁定驳回了原告蒋韬的起诉。现将裁定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被告成都分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负责本辖区的金融监督管理，是行使金融管理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宪法、法律、法规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活动。被告成都分行于2001年12月23日在对外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中对招录对象规定了身高条件的这一行为，不是其作为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行使金融管理职权、实施金融行政管理的行为。因此，不属于被告的行政行为的范畴，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此外，被告的这一行为在做出时并未对外产生拘束力或公定力。该行为的效力只有在招录行员的报名期间即‘2002年1月11日至17日’这期间才产生。而被告成都分行在该行为产生效力之前就已自行修改了《招录行员启事》的内容，撤销了对招录对象的身高条件规定，消除了该行为对外部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对相当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并未给原告及其他相对人报名应试被告行员的权利造成损害。原告蒋韬所称的侵权事实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不具可诉性。综上所述，原告蒋韬对被告成都分行招录行员规定身高条件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不属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4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32条第2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蒋韬的起诉。”

从判决可见,我所蒲杰律师和吴瑕律师的代理意见得到了法院的采纳。

一审判决后，原告蒋韬未提起上诉。

第二篇：听,童话在唱歌 蒋文韬

听，童话在身边唱歌

17班 蒋文韬 孙西西是个漂亮的小女孩。

镜子中的她，有着白晳的皮肤，嘴唇小巧而红润，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芒，仿若童话里出走的白雪公主。

可是，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孙西西却伤心地哭了，泪珠夺眶而出，打湿了她华丽的公主裙。

因为镜子里的她，失去了一头瀑布般乌黑的长发，换而戴上一顶小花帽。2 噩运发生于三个月前。

孙西西的头发上，莫名长出一层白色的皮屑，发丝变得脆弱，轻轻一梳就从中折断。妈妈感到奇怪，便带她去医院看医生。

“这是头发癣，需要先剪掉长发，然后再进行治疗。”医生一脸严肃地告知妈妈。“不，我不要！”还未等惊讶中的妈妈答话，孙西西哭着抗议。妈妈陷入了两难境地。

孙西西爱漂亮，妈妈是知道的，拥有一副好嗓子和会跳舞的她，还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被老师和同学们称作“白雪公主”，突然说要剪掉头发，女儿一时不能接受。

在妈妈的请求下，医生只得点头，给孙西西开了治疗的药。然而，三个月过去了，孙西西的头皮癣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加重。看着成日为她难过的妈妈，孙西西感同身受。

于是，她下定决心，来到理发店，请理发师为她剃掉了一头长发。3 新一周开始，孙西西戴上一顶小红帽，来到学校。

换作平常，孙西西一进教室，就会大方地和同学们打招呼，说声早上好，可是现在，因为剃掉了头发，她担心惹大家笑话，低头默默地走向自己的课桌。时值早自习，大家都在专心背书，不曾注意到她。孙西西刚一坐下，同桌张小红却发现她的异样。

“你今天怎么了？天气还不冷，为什么要戴着一顶帽子？”张小红奇怪地问。孙西西扫了一眼周围的同学们，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对张小红比出一个“嘘”的动作。

“你该不会„„”张小红会意，欲言又止地捂住了嘴巴。

“你的头皮癣一周不见好，所以剪掉了头发，以便于继续治疗吗？”张小红在孙西西耳边悄悄道。

孙西西点点头，张小红看着她沉默不语的样子，替她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佯装无事地劝她坐好。

然而，两个女孩之间的小动作，却被班上的八卦小记者，“调皮鬼”王子浩发现了。看着突然出现在讲台上的男生，孙西西顿感不妙，张小红也吓得面如土色。果然，王子浩又开始发挥他的八卦本质。

“孙西西同学，请问你今天戴着帽子，是出于何因？”王子浩卷起自己的作业本当作话筒，向孙西西提问。

喧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同学们无心再背书，都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闹剧。孙西西顿时语塞，从她惊慌失措的眼神里，王子浩看出了端倪。“我们班的“白雪公主”，因为长头皮癣的缘故，现在变成“光头公主”啦！”王子浩像发现了新大陆，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孙西西隐忍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王子浩却不依不饶，他甚至想揭下下孙西西的帽子，来一探究竟，只是刚伸出一只手，却被人在途中一把拦住了。

“王子浩，早自习禁止吵闹！”

是班长叶天天，他抓住了王子浩捣蛋的手，厉声喝道。教室变得一片鸦雀无声，叶天天放下抓着的王子浩，转而看着委屈得想哭的孙西西，关切地询问：“孙西西，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孙西西低着头，没有回应，叶天天淡然一笑，说：“孙西西，你戴着一顶帽子，却并不影响你的声音，你还能继续唱歌跳舞，还是我们大家的白雪公主。” 教室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孙西西鼻子一酸，没忍住，眼泪滑落下来，打在课本上形成一朵小花。

叶天天不是王子，却比童话里的主人公更神奇，用一句温暖的话，拯救了落难的“白雪公主”。4 叶天天感冒了，别看平日里的他活泼开朗，一生病，全然没有了以往的活力。早自习时分，叶天天是由妈妈护送来学校的。“还是跟班主任请个假，回家休息算了吧！”叶妈妈看着孩子无精打采的样子，很是心疼。

“不要紧，我不想耽误学习。”叶天天摇头说。

叶天天执意带病上课，妈妈也无可奈何，到底还是不放心，临走的时候，又打了一杯开水放到课桌上，并嘱咐道：“你感冒要多喝开水，如果不舒服，一定要告诉老师，给妈妈打电话。”

叶妈妈走后，叶天天照常走上讲台，开始早自习的语文领读，他的声音很洪亮，坐在前排的孙西西，还是从中听出了一丝沙哑。

领读完毕，叶天天走下讲台，清了清嗓子，感觉很不舒服，拿出杯子想去打杯开水润润喉，可是一不小心，玻璃杯子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啪啦”一声成了碎片。

周围的同学被惊了一下，叶天天安慰了一句“没事”，若无其事地走到教室一角，拿走笤帚和撮箕，把玻璃碎片清理干净。

可是没有了杯子，他要怎么喝水呢，喉咙真的是极不舒服。

正在沉思着，眼前出现了一只粉色的杯子，孙西西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了他。“这是我新买的杯子，班长先拿去用吧，你妈妈说了，感冒要多喝开水。”她对叶天天说。

孙西西还是戴着帽子，但是现在，她的脸上看不到最初的自卑，反而多了一份坦然和自信。

叶天天接过杯子，说了一声“谢谢”，班主任恰巧路过，看到这一幕，微笑看着孙西西，说“孙西西同学，其实你现在这样，才最像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童话故事里，白雪公主里的皇后非常美丽，但她却心地丑陋，无人不憎恶着她。其实不需要华丽的衣裳，不需要美丽的面容，只要心地靖康，每个女孩子都可以是童话里的公主，给他人带来温暖。大家听，童话正在我们的身边唱歌„„

点评：本篇习作构思巧妙，情节也颇具匠心，整个故事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语言朴实无华，作者的爱憎包含在叙述之中，能让读者去体会，去深思。习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读后让人久久回味。

第三篇：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关于民商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

所谓争议焦点，简单地说就是纠纷的核心，矛盾的交锋点，案件双方当事人争执的问题所在，在形式上是由法官归纳、并经当事人确认的争点，是引领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的主线和枢纽，也是体现法官熟悉案情的程度，把握法律与案件联系的能力的一个突出标志。

但从这次“两评查”的情况来看，民事案件争议焦点的归纳仍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争议焦点的归纳完全依赖于审判人员个人的感觉和经验，普遍存在笼统，不具体，不准确，或者失之于零乱，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现象，有的纯属为了有争议焦点这一环节而归纳争议焦点，结果使争议焦点完全失去了引领整个案件审理的应有作用。

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在于没有深度阅卷，庭前合议不充分，在庭上对当事人的陈述把握不准确，不全面，没有及时进行概括归纳，但从根本上看，在于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相关理论，因而没有掌握归纳争议焦点的正确方法，所以只能凭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伟人说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争议焦点归纳的认识也是如此。只有对争议焦点的归纳达到理论认识的程度，才能在这个问题上由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状态，才能把正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偶然性变为必然性。

从大的分类来讲，案件争议焦点包括事实争议焦点和法律争议焦点。这样的分类是由司法裁判的逻辑所决定了的。在成文法背景下的裁判逻辑，是一个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过程，即由成文法确定的法律规范基础构成大前提，由事实基础构成小前提，而法律规范本身内在的逻辑结构则设定了推理的基本路径，因而裁判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确定事实，并从成文法体系中选择与事实最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并把这一规范的内在逻辑外化到事实中的过程。受这一逻辑所决定，事实和法律成为案件裁判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并构成争议的两个基本范畴。

一、事实的分类与争议

根据司法裁判的进程和环节，事实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或几个层次：原生事实、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以及法律事实。

所谓原生事实，就是哲学上的客观事实，即事物在特定时空的客观状况。当 事人陈述的事实，是指当事人根据自身的体验和其他考虑，向法庭描述的案件事实。法庭查明的事实，是指法庭以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依据证据规则和程序法查明和确认的事实状况。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人认识到的事实，是人依据一定的认识规则，以一定的证据为依托，在主观中建构起来的事实，它以原生事实为目标，无限接近，但又存在着差别。因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识世界，所以查明的事实能够与原生事实无限接近，人能够通过查明的事实从整体上把握原生事实，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如此的；同时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因此，查明的事实并不等于原生事实，两者有时可能存在极大差别，人们在一定的时空内只能接受这种差别。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是指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可以称之为概念事实。法律事实是指将法庭查明的事实归类到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模式所形成的事实，是法官能够直接适用法律规范“处理”部分的对象，其实质是用法律概念对法庭查明的事实加以法律改造或翻译，使之归属于某一概念事实。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是属与种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但是，关于上述分类事实的争议在性质上并非都属于事实争议。原生事实属于客观事实，是需要查明的对象。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法庭查明的事实，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法庭调查阶段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争议。而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和法律事实，很显然是属于法律推理范畴的事实，应当归入法律争议，而不是真正的事实争议。实践中，人们经常会将这两部分混为一团，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清楚事实争议与法律争议的不同性质。

具体来说，关于事实的争议可分为是全部事实的争议还是部分事实的争议；是事实主体的争议，还是时空的争议，是行为的争议，还是结果的争议；是事实形成的争议、变更的争议，还是终止的争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争议，还是举证责任转换的争议；是证据的争议，还是经验法则的争议；是证据三性中合法性的争议、真实性的争议，还是关联性的争议；是经验法则中的科学判定的争议，还是自由心证的争议。究竟属于哪一种或哪几种争议，只能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只有把争议根究到各个环节，才能使争议具体化、精确化，真正做到“定点清除”，这就是争议的层次性。法律争议亦是如此。

二、法律规范的构成与法律争议

要分析法律争议，首先就要了解法律规范的构成。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在结构上包括假设和处理两部分。假设又包括主体、行为等要素，共同构成法律规范设定的事实模式，有的称之为“条件”。处理则包括模态和后果，其中，模态是对事实的法律态度，即对之予以肯定，或否定，或放任，多体现为“可以”、“禁止”、“应当”等词语的使用，有的据此将法律规范分别称之为授权性规范（或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有的则认为其中部分应当属于倡导性规范）。后果即如果主体按照或没有按照模态去行为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或者为其设定的义务，即平时所说的法律责任。

但是，在成文法体系中，由于立法效益和技术的限制，法律规范往往并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而是由分散在各处的法律条款共同构成，或者以缺省形态存在──即只有事实、模态或后果中的某一项或两项，其他内容则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存在。比如，“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就是一个缺省的法律规范。其中，“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构成事实模式，“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是后果，缺省的是“模态”，这个要素是隐含地存在的，即法律对于事实模式的否定性态度没有明确表示，而是通过设定的后果表现出来的。有时事实模式部分本身也是处于缺省状态。比如，“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事实，即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因此，在选择运用法律规范时，就必须要从众多法律条款中进行挑选整合。同时，基本的法律规范单元又可以组合成法律规范群，以应对事实的多种变化。法律规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法官要对各部门法有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够根据某一个或几个规范主题词迅速把相关法律规范联想和整合到一起，提炼出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官异于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法律规范的熟悉程度要远超常人。

围绕法律规范这一核心，法律争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法庭查明的事实应当归入哪一法律规范管领之下的争议，这主要是通过对法律规范中设定的事实即概念事实的构成进行分析，并将法庭查明的事实与之比对来实现的。第二类则是关于法律规范后果部分的争议，即后果设定的内容应当在何种程度何种数量上适用于争议的纠纷。第三类是对法律规范本身内在逻辑推理的争议。

具体来说，法律争议又可以分为：是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争议，还是后果部分的争议；是同一法律规范的假设部分与后果部分的逻辑关系争议，还是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争议；是假设部分中主体的争议，还是行为的争议，还是方式的争议；是后果部分中性质的争议（即模态的争议，如有效无效，何时生效），还是方式（如责任方式）的争议，还是程度或数量的争议，抑或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争议；是法庭查明的事实与法律规范假设部分的概念事实是否直接对应的争议，还是关于它们关系的法律推理的争议；是推理本身的逻辑的争议，还是推理的方式方法的争议。

三、争议焦点的层层揭示

综上可见，只有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最终具体到事实或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且不能解决，而需要法官作出裁断的，才是真正的争议焦点。由此也可见，争议焦点的归纳，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浅入深，由粗到精，层层剥笋，逐层深入，一步一步地形成的。理解了这些前提，然后再结合案件审理的实际过程，就可以概括出争议焦点归纳的基本程序。

（一）明确并固定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要点是将原告陈述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或主次顺序加以排列和分节。实际就是记叙文的基础写作方法，即抓住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发展和结果进行展开。关键是要理清事实线索和顺序。有时当事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把事实弄得非常复杂繁乱，这就需要法官有极大的耐心，条分缕析，理清头绪，分出层次。

二是梳理和明确原告诉求所依据的法律基础。要点是尽可能将原告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细化到条款。在实践中，很多时候当事人并不能明确这一点，即使法官追问也不肯明确，对此只能留待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作出考虑。

三是明确并固定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应将诉求的具体内容加以条理化，逐项进行确认。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能将诉请判令的内容明确细化到能够归入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的范畴。如果不能归入到这些诉的范畴，这个诉的性质就不明白，审理就会失去基本的方向。这是成文法背景下诉的格式化归类所必须的。有的当事人出于文化水平和认识原因诉讼能力不足，不能做到这一点，法官就应当引导其逐步加以明确。

（二）明确被告的抗辩意见。

一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基础是承认还是否认，是全部承认还是部分承认，分歧在哪里，被告有无提出新的事实基础。

二是梳理并确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应适用的法律规范基础有无异议，异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条款是什么。

三是明确被告抗辩请求的具体内容。将抗辩请求的内容加以梳理，并将其与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逐条对应起来，并加以条理化。同时，要分清其请求仅仅是抗辩还是包含有反诉，避免把抗辩与反诉混同。如有反诉，应另行依上述基本程序梳理。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这一个分析过程，将原告诉请判令的具体内容与被告抗辩的具体意见进行比对，把双方有分歧和不一致的地方找出来就确定为争议焦点了。但是，还只是对双方意见的初步的剖析和归纳，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还比较宽泛，不够具体，针对性不强，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观点形不成交锋。同时，这样归纳出的争议焦点缺乏适法性，没有与法律规范相联系，对适用法律起不到指引作用。因此，这一步所剖析出来的争议焦点只能作为第一个层次。

（三）厘定事实争议焦点。

根据双方关于事实的陈述，结合事实的分类，找出具体的分歧所在，即为待证事实，此为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然后分析待证事实是属于积极事实还是消极事实，并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这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二个层次。最后根据围绕待证事实举证质证的情况，厘定出关于证据的争议，构成事实争议焦点的第三个层次。

（四）厘定法律争议焦点。

如果当事人对于适用的法律有明确的意见的，则可以根据双方的意见，厘清法律争议的层次，查出争议的所在，即为法律争议焦点。如果当事人对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的意见的，首先要把法庭查明的事实与相关的部门法联系起来，再从中寻找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分析法庭查明的事实是否可以归入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这是法律争议焦点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又可能转化为对法律规范设定的概念事实的构成本身的争议，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对于法律规范后果的性质、方式、构成、变化的争议。一般地，这三个层次之后，事实或行 5 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第四个层次是后果适用于法庭查明的事实时，因具体个案情形的不同有所调整变化的争议。有时，因为当事人行为的复杂性、变化性，在适用法律规范时，不只是适用单一的法律规范，而是适用法律规范群，这时法律争议焦点的厘定就更加复杂了，但基本的仍是上面的程序。

依据相应的理论知识，并按照上面的基本程序归纳得出的争议焦点，本身性质明确，区别清楚，能形成交锋，与法律规范联系达到了具体而微的程度，从结构上既便于庭审层次分明，线索清晰，也便于裁判文书的制作；从逻辑上既能够保证不遗漏当事人的争点，又能够保证法律规范适用的准确性。

四、反思庭审结构与体制

争议焦点归纳的特点，对庭审结构和体制提出了要求。现在的庭审结构很机械僵化，几乎都是在当事人宣读完诉辩意见后，即由法官一次性归纳出争议焦点，然后开始法庭调查和辩论。由于归纳的争议焦点过于宽泛，导致庭审思路不清，层次不明，耗时费力，调查和辩论往往纠缠在一起，甚至出于各种考虑，任由当事人在庭上漫谈，以致辩论时不是重复，就是无语，庭审流于形式，走过场，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功能。其认识上的原因在于对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的区别不清，没有进而认识到法庭调查是一个认识事物的过程，而法庭辩论是一个比对事实与规范的过程，前者遵循的是经验法则，而后者遵循的是语义学法则、解释学法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争议焦点的归纳是层层剥笋、逐层深入的过程。其庭审理论上的原因在于抗辩制观念落实到制度上过于理想化，机械化，完全放弃了法官在庭审中应有的主导权，不能适应成文法的浩繁与当事人法律水平普遍偏低现实的矛盾。庭审结构与体制要符合案件争议焦点揭示的实际特点，就必须在划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大框架下，根据争议焦点归纳与论证的进程，灵活地加以划分，同时要加强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导权。

第四篇：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摘 要：2016年2月28日，人社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中引起了密切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将从就业以及养老金的缴纳与支付等视角对延迟退休的背景及利弊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延迟退休；背景；利弊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医疗技术进步，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由建国初的40.5岁增至目前的75.5岁，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加之计划生育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养老金压力加快了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步伐，日前人社部研究所所长已经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改革问题之一。

一、延迟退休的背景

（一）人口老龄化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4亿人，占比10.5%。按照国际上通常说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门槛，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

（二）养老金缺口巨大

2014年一份名为《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与测算》的报告称，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统筹账户的隐形债务为83.6万亿元，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为2.6万亿元，合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占2012年GDP的比率为16.6%。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拓宽资金的来源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不景气、养老金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自然就成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一剂“灵丹妙药”。

（三）劳动力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我国规定男子16岁～60周岁，女子为16岁～55周岁，这部分人口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已从2011年的9.4亿减少至2015年的9.1亿，且依然有继续减少的趋势，预计在2030年以后劳动力的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四）延迟退休已成国际潮流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男60岁）的规定于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至今已将近40年。

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在推行延迟退休，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普遍达到了65岁，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退休年龄也以达到了60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人均寿命延长的国情以及国际上普遍延迟退休年龄的潮流，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二、延迟退休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1.减缓养老金支付压力

据《201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征缴收入21100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3326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645亿元。从账面上看，养老金并无缺口，而且还“绰绰有余”，这明显与学界对养老缺口的担忧形成巨大反差。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因为《社会保险法》出台实施以后，全国各地的社保部门扩大了对养老金的征缴范围并加大了征缴力度，同时国家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允许部分人群一次性补缴的措施，这才导致基金征缴收入剧增。

实行延迟退休一方面可延长劳动者养老基金的缴费年数，另一方面也可推迟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从而增加养老金的积累量。按照“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的测算，若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就可增收40亿元，减支达160亿元，合算起来仅一年便可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大大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2.应对劳动力人口减少现状

在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的背景下，保留现有岗位上的劳动者就成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方法。延迟退休既可增加劳动者在岗位上的工作年限，也能发挥“老人”在工作岗位上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因此不仅能有效应对劳动力减少的现状，而且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3.提高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目前我国人民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为：一是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二是缴费年限满15年，且这两个需要同事满足。根据现行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的月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其中：

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本人缴费年限×1%=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款÷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月数略等于（人口平均寿命-退休年龄）X12。

由公式可以看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工资的高低以及缴费年限的长短挂钩，缴费年限越长，计算基础养老金这一部分的比例也就越大，并且计算比例没有封顶。个人帐户养老金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是以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依据，按照退休年龄的时间来分别对待，退休年龄越晚对应地计发月数就越小，个人帐户养老金就越多。

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收入，也能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进而使劳动者能够在退休后领取更多的养老金。

（二）不利影响

1.挤占劳动岗位，增加年轻人就业压力

工会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大会书面发言透露，目前中国每年退休的人数约有700万人，延迟退休也就意味每年相应期间或减少约7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达到2400多万个。虽然年轻人与老年人存在很小的岗位竞争和替代，但是对工作岗位的挤占都是从上级往下级的，需要一个中间层次的接续，而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因此，延迟退休仍然给年轻人的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2.加重企业养老金的缴费负担

在许多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会与工龄挂钩，所以临退休员工的工资会普遍比同岗位的新员工高出很多，相对应地，企业为这些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数额也比同岗位的新员工大。延迟退休会使“老员工”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企业也要依法为其缴纳更大数额的养老金，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缴费负担。

3.损害不同层级劳动者的利益

对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劳动者而言，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大，长时间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身体损伤也大，到了60岁的退休年龄身体就很难负担起工作的强度。因此，这些劳动者都渴望着能早点退休领取自己的养老金，避免自己的身体再受到伤害。

对普通的低收入劳动者而言，他们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自己在岗的工资与退休后的养老金相差不多。所以与延迟退休在岗位上辛苦工作相比他们更乐意选择提前退休拿着养老金惬意地生活或者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兼职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对高收入劳动者而言，虽然延迟退休会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在工作期间就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延迟退休所增加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需要的是退休后的闲暇时间或是单位返聘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总之，延迟退休的实行已经不可逆转，它符合我国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潮流。政府应当早做打算，权衡利弊，充分听取民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努力将延迟退休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陈煜.延迟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议[J].时代金融，2013，（2）.[2]朱聪芬.从人力资本层面论“延迟退休”[J].教育管理，2013，（9）.[3]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2，（2）

[4]苏春红，李齐云.延迟退休年龄效应分析与中国渐进式推进策略研究[J]理论学刊，2014（5）

第五篇：扒窃类案件分析及总结

扒窃类案件分析及总结

一、案情简介

案例一：2012年2月22日18时18时30分许，事主施某在本市花园新村站乘坐307路公交车，车行至保亭巷下车后，发现被窃挎包内的钱包一只，内有人民币21000元，身份证2张，杭州至鳌江动车票一张，银行卡若干。案例二：2011年4月26日9时左右，其在本市定海新村站乘上一辆开往德胜新村方向的33路公交车，9时40分左右，当车行驶至德胜新村站时，被人以抱脚的方式窃取24k黄金手链一条，现价值人民币10000元左右。案例三：2011年2月1日8时5分左右，吴某在本市留下公交站乘上一辆开往汽车西站方向的B支2路公交车，8时20分许当车行至汽车西站下车后，在对面换乘长途汽车站的交通车致汽车北站，8时50分许当车行驶至汽车北站入口处排队时，发现挎在右肩上的黑色电脑包被割破，放在包内的40000元人民币被窃。

案例四：2014年2月18日13时14分左右，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民警王某等在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遂立即乔装侦查，跟踪守候。13时40分至50分，该男子窜至暨阳街道暨阳路麦当劳餐厅，趁事主阮锣琼排队买东西之际，将其放在衣服口袋里的一只黑色的苹果4代手机偷走，正欲逃离现场时，被跟踪民警当场擒获。经审查得知，犯罪嫌疑人诸某（男，23岁，广西阳朔人），在暨阳路一带闹市区企图寻找作案对象，当其以为得手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现犯罪嫌疑人诸葛勤军已被我局刑事拘留。

案例分析：扒窃案件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其分布广泛，作案手法多样，扒窃对象不确定，根据上述案例分析判断，大多数扒窃案件均发生在人群较密集的地方，并且时间规律性较强。下面对一般突发性扒窃案件做出以下分析和总结：

1、扒窃案件的特点

一是没有固定现场，痕迹物证不易提取。扒窃分子一般选择人员密集并且人群流动大的地方作案，越是人多拥挤的地方，越是扒窃分子容易出没的地方，由于现场不固定且人员流动大，有些扒窃案件也会因人群的走动而被破坏，所以扒窃现场一般无法保存，勘查价值不大。如案例中犯罪嫌疑人诸某将作案地点选择在诸暨市暨阳路闹市一带的麦当劳餐厅，人员密集繁杂，便于得手。

二是受害性大、流窜性多。扒窃案件易于得手，有的一次就能窃得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得手后又迅速逃窜。如案例中犯罪嫌疑人诸某一次性窃得受害人苹果手机一只，价值4000余元，手机上有相关信息因此也被盗，给受害人造成了较大的不便。

三是作案手法简单，技巧性强。扒窃行为从表面看是比较简单的，许多扒窃分子并不借助于任何特别的工具，也不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只身一人，赤手空拳即可行窃。如案例中犯罪嫌疑人诸某的做法，赤手空拳，用手夹取，没有作案工具，不易被发现，一些扒窃分子虽然带有刀片、镊子等作案工具，但这些工具极为普通，而且体积小，极易隐藏，一旦被发现，也能立即扔掉，不易缴获。

2、扒窃案件的基本规律

扒窃案件与其他盗窃案件相比，有着自身特有的规律。他们往往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人员的流动以及警力分布的状况等，不断改变其活动方式和作案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扒窃案件的时间规律。一是扒窃案件的季节规律。一般而言，春季和秋季扒窃活动最为活跃。这主要是因为春、秋两季为换装季节，人们因生活需要、兴趣使然，到商购物、高校学生返校、人员外出务工以及返乡收割和旅游的现象大量增加，从而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场合相对较多，为扒窃分子作案创造了大量的空间，同时在春秋季节，人们衣着既不厚也不薄，扒窃分子易于行窃。另外，冬季因过年过节造成购物高峰，也是扒窃分子作案的另一个高峰期。二是扒窃案件的昼夜规律。一般而言，夜晚的发案率普遍高于白天，但是扒窃行为恰恰相反，大多数是发生在白天，这主要是因为白天人们外出的机会相对更多，人员聚集的场所更多，因而也为扒窃分子提供更多的下手机会。三是扒窃案件的社会规律。所谓社会规律，是指由于具有社会性内容、循环往复的时间段落，如周、月、固定的节假日，以及上下班等特定的时段等。双休日、节假日正是人们消费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公安机关休息和轮休的时段，投入警力相对减少，防范力量相对薄弱，扒窃分子利用人们忙于购物、旅游和探亲访友，随身携带的钱款较多的机会疯狂作案。元旦至春节期间人们为筹办年货而大量购物，扒窃分子也想借机捞一把过一个比较宽余的年，好好享受一下，这一时段也是扒窃的多发期。在每天的上下班、上下学高峰期，由于上下班、上下学时间的限制，因而公交车上以及车站等地方人多拥挤，扒窃活动极为猖獗。

（二）扒窃案件的空间规律。扒窃案件的空间规律，主要揭示扒窃作案有地理位置上的分布情况，即哪些场所是扒窃案件容易发生的地方，因而也应当是防范的重中之重。总而言之：凡是人员流动比较频繁、钱款财物比较集中、防范比较薄弱的地方，扒窃分子就比较活跃、发案率就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区域：一是商业闹市区。主要包括商店、超市、农贸市场、医院、银行储蓄、餐厅等，这些地方往往人员密集甚至杂乱拥挤，而且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要么是挑选商品、要么是接服务、要么是谈论价钱上，所以扒窃分子极易“混水摸鱼”，借机扒窃。二是交通枢纽地带。主要是指车站等地方，这些场所往往人多且流动性大，旅客一般都带有较多的钱款和行李，因而也是扒窃分子看好的作案场所。三是公共娱乐场所。有的人劳累一天后总是习惯于聚集各种娱乐场所释放一下疲惫的身心，而且这些场所一般秩序较差，人们往往专注于娱乐，警惕性相对较低，常常是扒窃分子作案的场所。四是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工具空间狭小，人员密集，扒窃分子便乘虚而入，而且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流动性极大，加之每天有上下班等高峰期，车内拥挤，扒窃分子不仅易于作案而且易于逃窜，因而是扒窃分子经常活的地方。

（三）扒窃案件的对象规律。扒窃案件的对象规律，是指扒窃分子选择的作案目标，哪些人、哪些财物容易成为扒窃作案的对象。换句话说，扒窃对象分为人和物两个方面，作为扒窃对象的物一般是指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包括现金、有价证券或者手机等其他小型物品，如金银首饰等，这些物品体积小价值高，扒窃分子比较青睐。作为扒窃对象的人也就是扒窃案件的被害人，是指特定财物的所有人或者是保管人。扒窃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的行窃经验，他们一般不会盲目下手，而是在作案前经过一番详细的观察，选择哪些警惕性不高且可能带有较多钱财的人下手。一般来说，下列人员较易成为扒窃分子行窃的对象：一是外地人。外地人不论是出差、旅游还是探亲访友、务工经商等，一般身带有较多的现金，对之行窃收获大，被盗窃后，由于外地人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停留时间短暂等原因，很少报案，因此成为扒窃分子的侵害重点。二是妇女、老年人。妇女经常光顾商场进行购物活动，一般身携带有较多的现金，在购物的过程中又专注于挑选商品、讨价还价，警惕性低，加之被发觉后由于大多女性胆小、反抗力差，因而极易成为扒窃分子的行窃对象。老年人年纪大，手脚不大灵便，反应又比较迟钝，也极易成为扒窃分子侵害的对象。三是公共汽车或者长途车的乘客。有的扒窃分子专门选择携带行李较多的单身乘客或者农村乘客行窃，因为携带行李较多的单身乘客，对其财物照看难免不周全，往往顾此失彼；许多农村乘客出门较少，缺乏一定的防扒经验，所以这两类人容易被扒窃分子盯上。

（四）扒窃案件的主体规律。一是惯犯、累犯多。一些扒窃惯犯、累犯不仅主观恶性极大，而且技术娴熟，其作案手法狡诈多样，反侦查能力极强。甚至一些惯犯、累犯还拉拢腐蚀青少年，向他们灌输犯罪思想，传授犯罪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拉帮结派，形成一些危害极大的扒窃团伙。二是外来人员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他们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是一些外来人员由于文化素质低、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素质的欠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但为了圆发财致富的路从而走上了扒窃之路。三是青少年居多、低龄化明显。据统计，目前扒窃犯罪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约占总数的80%左右。四是团伙作案现象突出。近年来，团伙作案现象突出，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形成了一些成员众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扒窃犯罪团伙。五是涉案人员成份越来越复杂。不仅有男性，女性，而且有成年人未成年人，不仅有文化层次低的人而且有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不仅有正常人也有残疾人，参与扒窃的成份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