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

第一篇：重读《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

重读《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

詹姆斯·奥肖内西大概是第一个对华尔街上最流行的投资策略进行了长期研究的人。在他的《华尔街股市投资经典》一书尚未出版之前，有关哪些投资策略在长期中收益较好，而哪些策略又表现不佳的情况，始终没有较全面地面向广大投资者的介绍。尽管出现过许多短期性的研究，但对有关各种流行投资策略的长期业绩的介绍依然甚少。

在这本书中，奥肖内西通过对美国股市长达45年的数据的系统、深入分析，研究了各种股市投资策略的收益和风险，并在严谨的数学方法、翔实的计算与比较的基础上，总结出指导投资的原则和规律。他认为要想在股市投资中获胜，就必须做到：从对长期历史的总结中确定一种或几种行之有效的投资策略，然后坚定不移地按这些策略去做，并且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考虑多种而不是一种策略。由于分析跨度长达45年之久，奥肖内西把成长股和价值股表现优于大盘的几个时期作了连接，通过这一方法来消除研究时潜在的偏见。例如成长股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末期的表现出奇的好，而价值股则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表现得更好。奥肖内西当时研究的初衷并非是要证明哪一种方法更优越，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寓意深远的结果。这就是，奥肖内西发现买进低市盈率、低股价账面价值比、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价值型基金经理人最常采用的三项比率），其获利定能战胜市场。奥肖内西的研究彻底推翻了当时流行的市场效率概念。效率市场认为，投资市场中没有一个投资人或投资机构的策略能够长期战胜市场。奥肖内西写道：“市场并没有遵循随机理论，即效率市场理论。大量的事实表明，市场不断明确地回报特定属性的股票（例如低价格销售比的股票），也不断明确地惩罚拥有其他属性的股票（如高价格销售比的股票）。”

奥肖内西在买进股票前首先以市盈率来测试预期获利。他假定投资人每年买进具有最高和最低市盈率各50只股票，并随公司价值的改变调整投资组合。其结果是，他发现低市盈率股票和整体市场获利表现几乎没有差异。但如果购买大盘股，低市盈率股票的表现则有相当大的不同。1952年至1994年间，大盘股平均年获利12.6%，而低市盈率股票比大盘股获利高达15.5%。若以复利计算，43年下来两者之间2.9个百分点的差异可以让投资组合获利扩大3倍。相反，若买进50支最高市盈率的大盘股，其年获利率仅为11.4%。

如果再依照股价账面价值比（市净率）、股价现金流量比、价格销售比（市销率）等比率来综合选股，则获利更佳。奥肖内西发现差异最大的时候是在公司股价呈低价格销售比时买进时。一个由最低价格销售比的50家公司所组成的投资组合，在43年间每年年获利率为18.9%；相比之下，若不考虑价格销售比，年获利率是14.6%。如果我们以一万美元为本金，43年里，买进低价格销售比公司的股票累积下来的复利惊人。奥肖内西的发现，简单来说，就是买进低比率的股票导致高获利，买进高比率的股票则会带来低获利。

奥肖内西的实证研究发人深省:

1、所谓小盘股优势是一个谬误；

2、从单因素看，价值型股票的表现比成长型股票的表现要好得多；

3、成长型策略必须跟市场走势结合起来，才能有好的表现。比如单一选择上一年度每股盈利的增长情况是没有意义的；

4、最好的投资策略是见个价值型、成长型与市场走势结合起来的复合策略；

5、选择“龙头股”（近似于蓝筹股）的组合是一个不错的组合，它将使你在几十年累积中，获得超过标普4倍的收益；最差的投资组合之一就是市盈率组合，它还不如国债。

只有看过了奥肖内西的数据分析，才知道自己的一些分析方法极不严谨，而如果不严谨得到的结果就似是而非。数据分析应该采用多种方法相互验证，最终的结论才可信。正如奥肖内西指出的那样，许多研究所涉及的实践阶段都过短，无法得到合理的结论。许多研究所跨越的时间可以短至三至五年，而且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五年的历史记录足以判断以为投资经理能力大高低。亚历山大·波普说，一点点的知识是一件危险的事。跨越时间太短所得出的结论会给投资者极具误导性的信息。奥肖内西说，当他在几年前开始检验各种策略的时候，他认为要判断一种策略是否有效，十年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而事实证明他是错误的。长期数据表明，要判断一种策略是否有效，最少需要25年，多于25年则更好。比如，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购买高市净率的股票是看起来不错的策略，但是整体的历史数据则证明它是无效的。看起来对于许多短视的投资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奥肖内西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二篇：重读《长恨歌》

读《长恨歌》

写一篇小说的读书笔记，还是在刚看完的时候写比较有感觉吧。我看完王安忆的《长恨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的感慨现下已经很模糊了，只依稀记得那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看到王琦瑶被“长脚”失手杀死让我唏嘘不已，不由地回想起王琦瑶丰富而多舛的一生。看一部不错的小说，就像在读人生的长卷。真的很佩服小说家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解读能力。仅仅是一篇读书笔记，也让我觉得无处下笔，因为想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也很难理得清那些重重叠叠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情。《长恨歌》这部小说的读书笔记我不想从某个自己硬拉出来的角度或者硬立的论点来写，我想如果我写的很乱，那就让它乱吧。

说《长恨歌》是上海的现代史诗并不过分。因为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四十年的情与爱来展开，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上海”这座经历了20世纪巨大变迁的都市，被独出心裁地置于王琦瑶夹缠一生的情欲历程中去呈现，点染出时而张扬、时而低落但却坚韧地潜伏于底层结构的现代都市气息。上海的史记，正是由这样一个个女人的历史拼贴而成。而王琦瑶这个人物是有些传奇性的，她名列“上海小姐”，她的一生围绕了很多的男人，可谓是既坎坷又风光。坎坷的是她一生未嫁，过的是一种非正常的生活；风光是在旁人眼中的风光，她貌美非凡，举止端庄，她的家是平安里最能吸引年轻人、最热闹的地方。书中王琦瑶的出场是令人触目的，作者用了她最繁华的笔触，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等等，然后姗姗来迟的王琦瑶从无数王琦瑶中出来了。看的时候我着实有些着急，心想着为什么主角迟迟未来。也许这就是文学言语的某些特性吧，让初来的看客着急又不忍跳过，让回味的读者反复咀嚼而意犹未尽。然而在故事的开头作者花费奢华笔墨的铺垫无疑是有目的的：衬托出王琦瑶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有人说《长恨歌》的世界是女性的，我却想多说说书中的男子们。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固定的男主角，但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代表了一个时代。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围绕着王琦瑶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男人们。国民党要员李主任，是王琦瑶遭遇的开始，他的有权有势注定了王琦瑶一生的歪路。他圆了她的繁华梦，却让她闲置了青春，放弃了自由，失去了爱情。程先生是王琦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男人，也是陪伴王琦瑶最久的一个，在王琦瑶在怀孕的时候，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是程先生一直默默地陪伴她、帮助她，但他始终进不了她的心，无论多么地付出与不求回报，依然只能痛苦的单相思，我认为这也是程先生和后来选择自杀结束自己悲剧一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琦瑶在外婆家休养时认识的阿二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只在那么一小短时间内出现了一小下，他用他的天真纯洁使王琦瑶沉寂如死灰的心复燃了起来。王琦瑶也象一面镜子照出了阿二的影子，让他从她身上发现了梦想。但是小说的后文再没有出现阿二，让我挺失望的，我以为他会是个铺垫，也许是他拯救了王琦瑶，但是《长恨歌》并不是出自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那些浪漫主义作家之手，《长恨歌》自有它的现实性呵。

康明逊则给了王琦瑶一份不能负责任的爱 ,让她独自养大女儿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与她一样，“都不幸在同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因此他们更懂得适者生存和保护自己。

后来，王琦瑶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更是一次错位的爱，在这场“恋爱”中，有怀旧癖的老克腊爱的其实是虚拟的王琦瑶，他把王琦瑶也看做是件上海滩的近代古董，因此他觉得她那样特别，这完全是一种虚拟的情爱，一个是精神上的需要，一个是肉体上的需要。双方都爱得不真实，双方又都要求自己表演得真实一些，因此注定是要分离的。

看到长脚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挺魄力的，他的所做所为都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男子所能做出来的，包括最后杀了王琦瑶。他为获得朋友的开心而要求埋单，一直以来“阔绰”地当“冤大头”，其实自己却是上海最底层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并且干着投机倒把的勾当，但是他的快乐很简单，他的追求他的目的都很简单，他只是要周围的人快乐，这样他自己就会很快乐。他在发愁的时候在难熬的时候只是躲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绝不给别人带去担忧和烦恼，当然其间要的不仅仅是面子，而是快乐，单纯的快乐。长脚喜欢跟王琦瑶聊天，因为他在她身上能找到知音，她使他觉得安宁，但是最后也因为财而杀死了她。

《长恨歌》中的男人们是懦弱胆小的，李主任潜逃后，王琦瑶平静地搬出爱丽丝公寓；王琦瑶怀孕后，康明逊胆小不敢承认，王琦瑶独自决定生下孩子„„但是从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王琦瑶在“恨”，也许她的内心里早就原谅了那些爱过她的男人们。

小说的结尾给王琦瑶安排了场“意外”的死，但仔细想来，王琦瑶的死又是一种必然，但是此处还是给我一种突兀的感觉，我还不想她死的时候她就死了，正如我还不想她长大的时候她就长大了一样，有一种戛然而止余情未了的感觉。其实后面还可以有很多故事，也许是作者乏了，也许是作者怕读者倦了，也许是王琦瑶也老了。既是如此的话，那么我的文章也随着她的苍凉而结束吧。

第三篇：重读鲁迅

重读鲁迅

演讲人：杨 义

资料图片

去年冬，我从鲁迅的文化血脉、哲人眼光、志士情怀、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献、金石文物、野史杂著、风俗信仰、地域基因、时代思潮以及鲁迅的深层生命体验方面的丰富扎实的材料，对220余篇文章进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独到眼光的评点。这实际上是为五四前后的半个世纪的文化精髓谱系作注，为20世纪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学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读。以一人之力进行如此充满挑战性的事情，诚如《诗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今将这些评点奉上，意在获得更多的批评指点。

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创造了个人学术生涯的颇有几个“第一”。1981 年上半年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综论》，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由此迈出的最初的学术脚步，是我后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并孜孜矻矻探寻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质的第一个驿站。选择这个学术思想出发的驿站，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地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标杆，令人在思想学术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总字数133万言的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对，把校勘所得写成两篇文章：《鲁迅给我们留下什么》《如何推进鲁迅研究》，每篇都是两万多字，前一篇还是草稿。文章写得很匆促粗糙，只不过想把近年重回鲁迅的心灵轨迹作一番清理。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以往思考这个问题，往往罗列鲁迅的一系列观点，不妨换一个角度，鲁迅在精神特质和思想方法上留给我们什么启示。观点是具体的，容易随着历史的行进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质或思想方法，则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运用之妙，可以进入新的精神过程。

严峻深邃的眼光

鲁迅有33篇小说，有16篇写到“眼光”。《奔月》写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把一 个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紧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绛洞花主·小引》谓对于《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见眼光是认知世界关键。如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六说： “读书须眼光透过纸背，勿在纸面浮去。”

在《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每一本书中，都夹着我手写的书签：“读鲁迅可使心灵的眸子如岩下电。”强调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鲁迅作品 精华》作《弁言》也说过：“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 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 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

比如解剖国民性的命题，《阿Q正传》写阿Q式的革命：阿Q所梦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连自由党都讹成“柿油党”，反而《三国》《水 浒》《封神》等小说及地方戏剧《龙虎斗》中的各种兵器，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带有民俗狂欢的讽喻性。鲁迅眼光看透了群体潜意识。鲁迅有一个透入人们灵魂的发现：“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调集·谚语》)这是鲁迅的眼光，那种认为鲁迅解剖国民性是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殖民思想”，是离开事物的本质，或把事物本质虚无化的不实之论。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还说：“谁能设想鲁迅仅凭一枝形小价廉的‘金不换’毛笔，却能疾风迅雷般揭开古老中国的沉重帷幕，赋予痛苦的灵魂以神圣，放入一线晨曦于风云如磐？他对黑暗的分量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一进入文学旷野便以身期许：‘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靑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便赋予新文化运动以勇者人格、智者风姿。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读鲁迅，可以领略到一种苦涩的愉悦，即在一种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体验着他直视现实的‘睁了眼看’的人生态度，以及他遥祭‘汉唐魄力’，推崇‘拿来主义’的开放胸襟。他后期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活生生的，毫无‘近视眼论匾’(参看他的杂文《扁》)的隔膜。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关于家族、社会、时代、父子、妇女，以及文艺与革命，知识者与民众，圣人、名人与真理一类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辩证法与历史通识的融合，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智慧禅悦。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类乎‘过客’的精神驱动力。”

鲁迅杂文，得力于他那种随手拈来的杂学。民初鲁迅，是一个独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练内功。思想痛苦的医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没有民国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经，搜集汉画像和金石文物，就没有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鲁迅。

鲁迅的人文兴趣广泛，少好绣像、俗剧，长嗜古碑、汉砖和木刻，借以体验文化趣味和古人心灵。文学家的鲁迅，是以博识者作为其文化修养背景的，1925年作《看镜有感》一文，写得如此驱遣自如，诚然显示了博识者风采。杂文，乃是鲁迅创造的与民族国家共患难的文化方式。

强悍的骨头

鲁迅是大智大勇的启蒙斗士，《自嘲》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骨头之硬，来自鲜明而热烈爱与憎的锤炼和淬火。“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女吊》写一种“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吗？鬼本该连着“黑暗”和“死”，鲁迅却从中激活强悍的生命，由此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上无可重复的意义方式和意义深度。

悲悯求索的情怀

由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到1919年写《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间，鲁迅小说形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显示了鲁迅文学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渊深莫测。在《孔乙己》中，鲁迅捡起故乡街市有如随风飘落的一叶陈旧人生的碎片，夹在狂飙突起的《新青年》卷页之间，由此审视着父辈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运，行文运笔充满着悲悯之情。这就是他们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吗？其地名、其人名，充满反讽的张力。

不仅文章与文章之间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创，而且书与书之间呈现了精神求索的独特的深度。《呐喊》冲击力强，《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启蒙。辛亥过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讲理学的本家叔辈老监生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还是康有为，似乎历史并没有由于思潮推涌而迈步前进。

《孤独者》反思“孤独”。胡适1918年发表《易卜生主义》，里面引用易卜生《国民公敌》的话：“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对此深度反思的结果，孤独的魏连殳，怎么能说的“世界上最强的人”呢？他只有一句“我还得活几天”，这是魏连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复鸣响。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当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出卖人生价值为代价的，胜利意味着失败：“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伤逝》沉浸于对更年轻一代知识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开头就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忏悔格调。哀婉源自对青年知识者的青春礼赞，以及对青春失落的哀伤。其中剔出了一种“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学”：“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这条摆脱不掉的细线，就是社会习俗、宗法势力、经济体制，左右着青年知识者的命运。《离婚》反思启蒙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翻滚后，乡村依然是士绅的厅堂原则压倒和制约着乡野原则。七大人故弄玄虚的“屁塞”，轻而易举地打翻了爱姑的“钩刀脚”，这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物之阵”。

至于《如何推进鲁迅研究》，就不准备细讲了。其中认为，鲁迅是一口大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依然觉得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 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我讲了推进鲁迅研 究的五个维度，即更深一层地疏通文化血脉，还原鲁迅生命，深化辩证思维，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维度。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了。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 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他是把思潮和血脉并举，而使之相互对质，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义和国人之自觉。思潮离血脉而浮，血脉离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脉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鲁迅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转换流向和形态。如鲁迅所言：“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 是发声器，才会共鸣。”(《热风·圣武》)血脉是解释思潮为何及如何“着火”“出声”“共鸣”的内在根据。

鲁迅的文化血脉既深且广，深入历史，广涉民间。鲁迅的文化血脉，论其大宗，相当突出的是要从庄子、屈原、嵇康、吴敬梓，从魏晋文章、宋明野史、唐传奇到明清小说，甚至要从绍兴目连戏、《山海经》、金石学和汉代石画像中去寻找，去把握。比如解释《朝花夕拾》开篇的《狗·猫·鼠》，就可以启动地域文化和文献学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五有《赠猫》绝句云：“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这对猫的捕鼠功劳相当感激，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述“猫，都人畜之，捕鼠”；陆游又借猫来吐露家境的贫寒，连累了猫也挨饿受寒。到了《剑南诗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猫》诗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鱼餍足，不顾鼠纵横。欲骋衔蝉快，先怜上树轻。朐山在何许，此族最知名。”注云：“俗言猫为虎舅，教虎百为，惟不教上树。又谓海师猫为天下第一。”陆游为山阴(今绍兴)人，与鲁迅有同乡之仪。鲁迅幼年听到的故事与这里的“俗言”一脉相承，但鲁迅听到的猫是虎师傅，陆游却说是“虎舅”，加了一层亲缘关系。

又比如，讨论鲁迅的美术关注，以发现“东方美的力量”为主旨。1935年，他给木刻家李桦写信：“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 页)他由此设想一种新的美学形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民国初年的鲁迅。鲁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这个二十年的两端，购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这成为鲁迅文化血脉里拥有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鲁迅收藏的山东嘉祥等地的汉画像拓片405种，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阳汉画像246种，则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过王冶秋转托相关人士拓印所得。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的，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东方美的力量”，借以遥祭“汉唐魄力”。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来源：光明日报

第四篇：重读近代史

《重读近代史》读后感

读了《重读近代史》这本书让我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近代历史，作者朱维铮尝试似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朱维铮用思辨的方式将每一步对历史的推测和论证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全书通过史论结合得出严密的结论，他对历史考证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

挨打必因“落后”？多年来当我们总结晚清不被侵略的原因时，我们总是习惯的认为中国当时的近代耻辱史是因为经济、军事武器的落后。我们把“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当做是真理来读。但是朱维铮却从有力的数据中列举出这种思维的不合理性。“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从数据中明显看出我国的当时的经济依然是世界第一的，这一数据彻底的否定了我国当时的落后这一说法。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习惯的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却忽略了外国的列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不可能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不然外国从中国抢走的世界级珍宝是从哪里来的，正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外国列强才会像豺狼一样用最野蛮的方式攻打中国，试想中国在没有外国人侵略之前，虽然是并不先进的小农经济，但是百姓的生活也是井然有序的，百姓也安然自得。我认为我们挨打的最直接的原因列强窥视我国的财物。殖民后的中国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都糟糕。换一个角度在唐朝时期我国处于领先于世界的水平但是我们从未像列强一样侵略他国，而西方国家就趁清朝末期时政治封建，而他们有了强兵烈器时就肆意殖民中国，贪婪的想要抢走中国的一切。朱维铮推翻了我的挨打是因为落后，通过具体的史料中总结出“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作者通过列举了7个具体的理由还给了读者一个我们真正挨打的原因，让我从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挨打的历史。让我学会了如何去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他对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的质疑值得我们学习，他不被已有的观点所影响，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读朱维铮的慈禧垂帘听政的合理性、胜保的浮沉、慈禧和胜保、胜保的非死不可、慈禧破满清惯例等这几个章节，十分清晰的写出了慈禧从小宫女走向晚清大的专政的独裁者过程。作者一步一步有序的讲述了慈禧是如何将她垂帘听政的不合理变成合理“首先承认肃顺等驳太后垂帘议违反祖制，接着笔锋一转，宣称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设置，也非本朝祖制，说它不过是昔日军机大臣的异名，而肃顺等将其职能佐助皇上行事，变作主持国政，先犯太阿之柄不可假人的祖训。而后追述自汉晋辽太后临朝，到宋明太后护佑幼主的圣明史，大讲“政治”由太后裁决施行，对于君主大权不旁落的好处。”他对每一步的讲述都有充分的引证都标明出处，看出朱维铮在看了大量的史料后，逻辑清晰的整理出合理的历史事件，分述事件的起因、过程、结局。让不了解历史的读者能很快理解辛酉政变。《世界经济千年史》、《海图国志》、《水经注》、《楞严经》、《群经概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山海经》、《仁学》、《乙丙之际箸议》、《心史史料》、《革命军》、《阅世编》、《啸亭杂录》、《钦定大清会典》、《东华录》、《时晴斋主人年谱》„„这些只是在文中出现的一部分引证的书名，可见作者是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后总结出来的。这和现在的一些学者几个月就出一本书，对文章的内容是否正确毫不负责，一本书中能找出几百处错误。

第五篇：重读戊戌变法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