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第一篇：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过去的发展历程、现今的实际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文章正是适应这一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互联网调查方式，收集到这方面诸多最新资料，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但较为系统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层次、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向顺利发展。

【关 键 词】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教育发展/中国

【 正 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核心。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http://。中山大学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学系设政治学专业。参见http://。）。这20多年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直至1979年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年，第180-181页），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以及现今的转型等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行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加强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开始酝酿开展行政管理教育。

酝酿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先培训骨干教师，再推广行政学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学和行政学讲座（刘怡昌等，1996年，第3页）。这两次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例如北京大学于1984年就开始向本科生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鲍静、左然，1996年，第27页）。

其二，以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推动国内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1983年，中国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了“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和2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这次会议对我国后来公务员制度和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影响作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论证了开展行政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刘怡昌等人，1996年，第3页）。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便开始了筹备过程，旨在推动行政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于1985年7月得以创刊。这些活动对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研究和教育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2.恢复阶段(1986-1992)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从1986年开始，我国行政学的专业化教育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其间有两大特点：

其一，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学类系所中恢复了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兴办了行政学硕士教育。早在1985年，湖北大学就创建了专门的行政管理系，但并未开招本科生。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还在已有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苏州大学则先行建立起行政管理专科专业，并于第2年开始招生。198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得以恢复，并定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在原来政治学专业的基础上，另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中山大学也正式恢复原来的政治学系，并改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首次正式开招行政学专业硕士生。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成立。1990年后，一些学校（如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的政治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这些院系名称的变化本身就表明这一时期行政管理专业得以逐步恢复或重建，并在政治学学科教育中占有二级学科教育的独立地位。

其二，初步建立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将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的冲击，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1990-1992年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是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然而无论如何，经过6年多的发展，到了1992年时，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不仅如前所述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纵向的教育层次，而且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与各类成人教育（函授、自学考试、夜大、刊授、电大等）共存的行政管理学专业横向教育体系，还有一批专门的地方行政学院得以组建。如广东(1985)、北京（注：北京行政学院最早建于1949年，时称“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86年得以恢复，更名为“北京市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93年正式定为现名。）和上海(1986)、河北(1987)、浙江和沈阳(1988)、深圳和吉林(1989)、黑龙江(1990)、安徽和青海(1991)、江苏(1992)等省市先后组建地方行政学院，开展新时期的公务员培训和一些成人类的学历教育（详见鲍静、左然，1996年，第9-25页）。

3.壮大阶段(1993-1999)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继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并尽快建立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年8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些都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首先，这一时期又有一些学校加入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来。如1993年的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等，1994年的华东理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199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1996-1997年度的中国对外贸易大学、南昌大学（注：其中仅南昌大学将政治学专业调整为行政管理专业，其他学校直接拥有（见《中国高等教育》1997-5，第50-55页。）等纷纷拥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清华大学从1998年起则直接获准兴办行政管理硕士教育。

其次，一批较早开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学校对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对人才培养（如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崭新需要，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办学资源的共享，也为了提高培养质量，它们大多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工作：(1)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系和专业设置，实行院系合并，组建了不少多学科共存的学院性教育机构（详见后面的分析）。(2)改变了过去仅仅重视培养数量的数量型模式，奉行注重人才质量的质量型教育模式。在80年代末，先期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校往往招生数量较大，本科年招生数量多达60名，加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年招生数量就更为可观。但是由于机构改革，政府人员精简的影响，毕业生难分配，所以这些老学校不得不减少各类行政管理教育的招生数量，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造，以培养高质量的行政管理人才。(3)这些学校还利用已有的优势，纷纷重视高层次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视开展硕士及硕士以上层面的各类教育。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在这一时期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的授予权。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率先获得中国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第三，专门的行政学院得以继续壮大。1994年9月21日，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的国家行政学院终于正式成立。1993年以后又有一些省、自治区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学院。同时，一些地市级行政学院也纷纷建立，这就基本形成了我国庞大的公务员培训网络。

4.转型阶段(1999-)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新时代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开展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教育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开始步入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详见后面的分析）。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抓住发展良机，有必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专门的考查。

二、现状的调查

对于目前到底有多少家普通高等学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教育权，我国有关部门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近期通过网上和其他调查方法所做的不完全调查证实，目前全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本科以上教育的普通高校至少为40多家。目前，全国已有副省级以上地方行政学院46所（郭济，2000年，第5页）。其中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教育主体的机构建制、教师状况、学生状况和课程设置状况如下：

1.教学机构的建制

我们所了解到的42所高等院校普遍拥有至少本科层级的行政管理专业办学权。通过网上调查到其中近39家院校在院系建制方面的最新状况。结果显示如下几个特征：

(1)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要多于专门性院校。前者（27所）几乎是后者（15所）的2倍。不过后者能兴办行政管理教育本身，既说明他们正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2)在学校内部，学院数大大多于系所数。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参见表1）。这突出地反映了我国1993年以后院系合并浪潮对行政管理教育的影响很大。在31家学院当中，数量和比例居第一位的为管理类学院（含行政学院）。这虽然说明管理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说，法学或政治学类学院的影响已经很小。实际上我们将政法类和文法类合起来所占的数量和比例与管理类一样大，何况管理类还有至少4家政治学取向很强的学院，因为它们原本就主要靠政治学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文类与文法类加起来的比例竟然高达29%，与政法类旗鼓相当。这说明我们已有一些行政管理教育正在受到人文科学更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院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比例太小，经济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是非常稀缺的。这在后面论及的课程体系分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此外，由研究所直接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主体也很少。

(3)在系一级的建制上，政治学取向的直接教育主体占居明显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从学科众多的学院建制中还不太容易看清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教育的学科取向的话，通过对独立的系所和学院主要承担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系级组织的分类分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表2显示，单纯的政治学系（含国际政治系）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把政治学色彩浓厚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和单纯的行政学系也加进来，那么其数量就有23家，比例高达54.7%，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两类加起来的数量仅仅11家，占26.2%，其他（含国际文化和人文社科）类的就更少了。

表1　39所高校举办行管教育的院系类别

分类学校(31个,占73.8%)系所(11个,占26.2%)总计

小类　管理类政法类文法类人文类经济类系所

数量138451101

42比例%　41.925.812.916.13.290.99.1100%

备注 经济管理　政法、法学　文法学院　文学院　仅为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

注：本表主要根据互联网上各高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设置的最新资料统计而成；39所高校不含前述42所高校中的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同时浙江大学有3家办学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有2家办学单位，因而这里的总数仍为42。

表2　39所高校从事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具体主体类型

分类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学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国际文化　人文社科　总计

数量49106526

42比例%9.521.423.814.311.94.814.3100

包含类型 含国际政治体育管理、公共政策国际关系　社科教育

注：同表1

表3　7所普通高等学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目前的师资力量情况（人）

类别专业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硕士全职

数量教师教授　副教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兼职 兼职

高校院系教授 之比

北京大学政治学　33111681.8618.21545.51339.4与行政管理系

中国人民大学197878.9210.5315.8

行政管理学系16　1∶0.84

南京大学政治3981866.7923.1与行政管理学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39149591128.2615.417　1∶0.44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541731.53564.8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50617462244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 34915　70.61029.41029.48　1∶0.24

注：本表全部根据7所高校网上资料统计而成；表格空白处均为情况不详。

2.教师队伍

据统计，我国从事行政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1000多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有近千人，高级职称的人数为200多人（郭济，2000年）。不过，至今仍然没有有关专门从事行政学教育的教师的具体统计分析。我们通过网上调查获得7所院校现从事行政管理教育的教师（注：由于很难搜集有关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资料，所以这里的数据涉及的是这些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系的专业教师，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并非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数据。）的部分资料（见表3）。表中关于各教学单位职称结构方向的资料较全，而学历结构方面的资料不全，专业背景方面的资料完全没有。各高校教师其他方面的资料更是缺乏。这里我们仅就这些办学单位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兼职状况加以分析。

(1)关于职称结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高校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专业教师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同时讲师职称所占的比例大多为50%以下。其中，发展较早的院系的副高职以上教师比例通常超过50%，最高者为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达81.8%。这些院校已经逐渐改变过去流行的正金字塔形结构模式（职称越高，比例越低），而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职称越高，比例越高）；发展较晚的院系副高职以上的比例则一般低于50%。

(2)关于学历结构。我们仅搜集到7所院系中5所院系的资料。5所院系中有1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资料未分博士与硕士，有4所的资料明确显示博士学历状况。这4所院系的博士占专业教师的比例处于15.4-45.5%之间。它说明这些院系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都还不高，都有待大大提高。

(3)关于外聘兼职教师状况。我们得到了其中3所院系的资料。其中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数量最多，达16个。从外聘兼职教师的背景来看，人民大学也很有特色，其中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其他院系一般以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兼职教授达17名，其中全属教学及研究型。

从总体上看，各院系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正在趋于合理，但在学历结构方面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教师结构方面还要打破传统的只有全职教师的模式，走广泛外联的道路，扩大兼职或客座教授的比例。

3.学生状况

关于本科生状况。因为院系建制较为流行，许多院系对于学生状况的网上介绍往往不分专业，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到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数量的最新情况。有幸的是，我们通过中国高校就业网了解到2000年14所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数。今年毕业生数最多的是东北大学（62人），最少的为南开大学（11人），平均每校毕业生数为33人（注：资料源自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xiexiebang.com,2000年4月12日。）。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国家教委（1999年）规定的一般为60人的标准。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不像刚恢复时那样易于招生和分配所致。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知该专业各高校年招生数应该在35名左右（毕业数通常会少于招生数），若以40所院校推算，全国年招生数应该能达到1400名左右，年在校人数应在56OO名左右。至于这些本科生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缺乏统计数据，但据我们的一般了解，他们通常去机关、企业和高校的比例大体各占1/3左右。

表4　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主干课程在11所高校的开设情况统计

学科课程开设的　占调查学课程课程相近数

学校数　校的比率(%)一致数

行　行政学原理11100110

行政组织学763.661∶组织与管理

市政学981.890

政　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436.440

行政案例分析545.550

领导科学654.533∶行政领导学

学　公共政策1110011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1090.946∶人事管理学

行政公文写作1090.991∶秘书学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其应用　654.560

管　政府公共关系学763.607∶公共关系学

理　管理学原理1090.991∶现代管理方法

学　信息管理概论218.220

管理心理学763.643∶组织行为学

政　政治学原理11100110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763.643∶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

治　比较政治制度1090.9100

政府经济学545.550

学　地方政府学436.440

政治学和行政学文献选读　218.220

法　法学导论763.643∶法学基础理论

学　行政法学981.890

社　社会调查与统计654.551∶统计学

会　社会学概论763.661∶政治社会学

学

注：11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等；资料大多来自于它们的网上资料。

关于硕士生的状况。我们也很难查到现成的统计资料。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北大、清华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计划类脱产硕士生年招生量能达到10名左右，其他一些院校一般年招生数为5名左右，平均每所院校年招生量应该为7名左右。目前全国行政学硕士点的数量为21家（参见徐中奇等，2000年）。依此计算，我国行政管理专业计划内硕士生的年招生量估计应在150名左右，年在校生应该在400名左右。若再加上计划外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总数应该大大高于这一数字。

4.课程的设置

关于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因为国家教委有统一的专业规范，所以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尤其在公共必修课方面更是如此。在专业课程方面，主干课程差距不大，但在非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方面差距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曾对能搜集到资料的11所院系开设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25门主干课程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4）。其中有3门（行政学原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学原理）开课普及率为100%，有15门普及率为50-91%，6门普及率为50%以下。也就是说有18门课（占24门主干课程的75%）在大多数院系都得以开设。这说明行政管理本科课程设置的共同性确实较大。其次，各高校都没有完全遵循国家规定的主干课程体系，都表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当然，其中也反映出一些高校对一些重要课程的认识有偏颇。比如像政府经济学、行政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文献选读、信息管理概论和国家公务员概论等课程应该说都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课程还会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多数院系对它们的重要性一直认识不足，致使它们在这些院校中的普及率均没有超过50%。再者，一些课程虽然普及率较高，但是实际课程仍然是传统型的，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普及率虽然达到90.9%，但其中名称完全一致的仅占40%，60%的院系开设的则是传统的人事管理学；政府公共关系的普及率能达到63.6%，但开设的全是笼统的公共关系学。此外，分析还发现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就我国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总体课程体系来看，尽管的确有一些院校力图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各不相同的取向道路，如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系兴办的历来是行政法取向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但是由于过去行政管理学归属政治学，许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学科中发展而来的，因而大都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政治学类的课程比重过大，经济类、管理类和一些方法性技术类课程都很少。这在我国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24门主干课程（表4）要求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行政管理硕士专业课程体系，全国并没有像本科教育那样的统一规范，各个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状况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总之，我国行政管理本科与硕士课程的设置总体上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其中纯管理类、经济学类、定量分析方法类课程在两个层次上的比例都较低；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其突出的表现是不重视案例教学，不重视实践环节等；很少有学校在课程体系中设置行政伦理方面的内容；硕士课程与本科课程差距不大，等等（另参见王乐夫等人，1998）。

三、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恢复重建10几年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更迎来了一个以经济的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同时我们自身正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持续、快速和稳定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和廉洁等方向发展。这自然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既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1.严峻的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我们本身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向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的任务都更加艰巨，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效应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各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来化解社会冲突，保障社会平稳、协调、有序地转型和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面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民主化、行政程序民主等重大历史课题。完成这些任务，不仅需要我们的公共管理人员掌握和具备更多的现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知识与理念，而且需要他们要有更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否则，他们就根本不能跟上这个世界飞速发展和变化的节拍，也不能适应我们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无疑这就从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教育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其次，挑战直接来自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本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都明确指出，中国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队伍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新突破。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既是我国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新的机构建立之后，政府职能是否能真正转变，“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持久下去的重要组织保证。

第三，这种挑战也来自于新时代经济及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具体表现：①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发展不仅促成了网络经济的出现，还促成了网络政府、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为此，政府管理的方法与程序都要进行巨大的变革。为这种现实需要服务的行政管理教育或公共管理教育都必须迅速转换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否则，我们的行政管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迅速适应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全新公共管理人才来。②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务员本身更应该是知识素养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管理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必须主要为公务员队伍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③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我们的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冲击。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管理中都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求我们对这方面的公共管理教育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原本发展历史就不长的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势必更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些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对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教育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会给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强大推动力。也就是说，它们无疑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模式发展。就行政管理教育的模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我们只是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的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表现是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尽管依托政治学发展行政管理学教育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种取向模式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但单纯或主要是这种取向将会很成问题。因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种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的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借国家学科调整的东风，尽快实现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罗自刚，1998年）、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陈振明，1999年）等等。

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国还要注意学习国外大学学院型与专门培训机构型、理论知识型与实际应用型、学历型与公职资格型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经验（薛澜、彭宗超，2000年）。各类教学主体均可以参照他国他校的成功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②高层次专业化发展。面对上述诸多崭新的挑战，行政管理教育必然要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专业化除了要重视扩大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外，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注重以在职公共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统合训拣。特别是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但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难适应上述未来发展的需要。1997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达530.7万人，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为297.9万人，占总数的56.1%，具有大专学历的为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其中大专学历的178.2万人，占总数的33.58%，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硕士学历的仅1.88万人，占总数的 0.35%（季明明，1999年）。为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决定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业学位的教育。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教育无疑又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③现代化发展。信息革命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能给我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行政管理教育中可以更多地采用多媒体、远程教学等现代化手段。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程，更能促使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范式与方法体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进而带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

面对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实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专业教育有机的结合，必须根据现实及未来需要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师资的学历水平，优化他们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历史的飞跃。我们相信，只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们自身行政管理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面对挑战，把握好机遇，勇于改革和创新，我们就一定能拥有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刘怡昌、许又惠、徐理明主编。行政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2]郭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及其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00,(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8-184。

[4]鲍静、左然总策划．中国行政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通览[R].北京：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络部，1996。

[5]黄达强、刘怡昌主编．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1996/1997年度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备案的普通学校本科专业名单[J]，中国高等教育，1997,(5)。

[7]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1999年颁布）[E]，第二章第5条第1款。

[8]徐中奇．为中国行政学长远发展培养复合型行政学硕士[J].中国行政管理，2000,(3)。徐中奇、吴瑞坚．报考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问答[J].中国行政管理，2000,(6).[9]罗自刚．对行政学学科归属问题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4)。

[10]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J].政治学研究，1999,(1)。

[11]季明明．国家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一个途径——论我国建设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行政管理，1999,(3)。

[12]王乐夫、郭小聪、马骏．中西方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比较——兼谈中国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突破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8,(7)。

[13]各高校的网上资料等。

第二篇：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正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核心。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http://。中山大学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学系设政治学专业。参见http://。）。这20多年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直至1979年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年，第180-181页），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以及现今的转型等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行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加强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开始酝酿开展行政管理教育。

酝酿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先培训骨干教师，再推广行政学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学

第三篇：中国路灯现状与未来发展分析

中国路灯现状与未来发展分析

一、目前全国公路的分布与建设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09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统计，2009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386.08万公里，按公路技术等级分，各等级公路里程分别为：高速公路6.51万公里，一级公路5.95万公里，二级公路30.07万公里，三级公路37.90万公里，四级公路225.20万公里，等外公路80.46万公里。

公路桥梁、隧道总量继续增加。2009年底，全国公路桥梁达62.19万座、2726.06万米，全国公路隧道为6139处、394.20万米，是世界上公路隧道最多的国家。

二、我国公路未来5年的发展

1、公路公路建设方面

我国现在在二级以上的公路建设（不包括高速公路）投入发展规划，每年约以12万公里的速度递增，未来5年将增加60万公里的公路交通枢纽。

2、高速公路建设方面

关于高速公路的网点建设方面，《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已经国务院审议通过，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高速公路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据中国交通部部长张春贤表示，中国国家高速公路规划网络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未来30年静态

投资两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投资的力度随计划建设的进度而变化。2010年前，每年的年均投资大约在1400到1500亿元人民币，每年增加3000公里左右。2010年以后到2020年之间，年均投资大约在1000亿元人民币，每年增加2000公里左右。至2015年，我国高速公路将增加1万公里，总长度预计达到7.51万公里。

3、隧道建设方面

随着公路网点的建设，我国未来五年在隧道建设方面预计将会增加300公里。

三、我国路灯的分布与发展

中国在2006年具有1500万盏路灯，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每年新增的路灯数也有300万盏。至2010年，中国路灯的现存数量已经达到2700万盏。

在桥梁、隧道灯方面，按照《公路隧道设计规范》的设计标准，隧道照明每10米按装一盏照明灯具（两边共2盏），目前我国现存隧道灯数量达到624万盏。

在未来5年的道路建设发展规划和发展速度计算，我国将新增道路照明灯具共1500万盏（按照年增加300万盏计算），隧道灯将增加6万盏（按照总长增加300公里计算）。

四、关于路灯方面节能减排的发展思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城市道路照明、景观亮化灯行业近年来得以迅速发展。路灯照明耗电量占全国照明总耗电量的３０％。

在能源日趋紧张、电力供应持续紧张的今天，全国数千万盏路灯的节电问题已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低效、高耗的传统城市照明已成为节能降耗的重要领域。为此，建设部和发改委明确提出城市道路照明要向“高效、节能、环保、健康”的“绿色照明”方向发展。

作为城市照明行业的新宠，具有环保、节能优势的新一代光源—低频无极灯应用于路灯照明方面，已经在国内一些城市开始推广使用。

以环保、节能等优势的低频无极灯路灯，市场发展潜力大，社会效益巨大。在节能方面，通过比较分析，一套４００瓦的常规路灯（实际功率450W）一年耗电超过1970度（按12小时/天，365天/年计算），相当于消耗标准煤800多公斤。若用一套照明效果相当的210瓦低频无极灯路灯替换常规路灯，一年可节电1050度，节约标准煤达４００多公斤。

五．低频无极灯取代传统照明光源产生的影响 低频无极灯以50%以上的节能效果，闪跃于国内路灯的环保、节能的改造大军中，其引发的节能低碳经济无疑是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按照我国现存路灯的数量与未来5年的路灯增加数量测算，假设全部换成低频无极

灯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节能效益，社会效益将会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

表一：现存我国路灯年能耗总量

普通公路高功率与低功率的路灯比例按照50%：50%；高速公路高功率与低功率的路灯比例按照75%：25%；桥梁隧道高功率与低功率的路灯比例按照25%：75%。

表二：现存我国路灯更换无极灯后年能耗总量

250W传统路灯用125W低频无极灯予以更换。

表三：现存我国路灯更换无极灯后年能耗减少总量

表四：未来5年我国将增加路灯预测年能耗总量

表五：未来5年我国将增加路灯采用低频无极灯预测年能耗总量

250W传统路灯用125W低频无极灯予以更换。

表六：未来新增路灯更换无极灯后年能耗减少总量

由以上表一至表六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现存的路灯、桥梁、隧道灯等全部改换成低频无极灯作为照明光源后，每年可以减少用电260亿度，折合标准煤1041万吨；如果从2010年起，我国新增公路、桥梁、隧道等均采用低频无极灯作为照明光源，则比采用传统光源年节省用电121亿度，折合484万吨标准煤。

第四篇：中国茶叶市场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分析

中国茶叶市场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分析

世界茶叶80%产在亚洲。中国、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大产茶国的茶叶产量占世界茶叶总产量80%。中国茶叶产量从2000年的67.6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93.4万吨，增长了38.1%。茶叶产值从2000年的9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55亿元，增长了72.2%，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并且在2005年，我国茶叶产量超过印度，重新夺回第一大产茶国地位，实现了以吴觉农为代表的近代茶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一、推动茶产业发展的因素。

当前，我国茶叶产量、国内销售、茶叶出口都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资金支持，茶叶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新的资本进入，茶叶新技术在茶叶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以及茶叶新产品的开发等，这些都为我国茶叶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政策的支持。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茶叶产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加大了对茶产业的投入，并且通过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等措施，促进了我国茶产业的发展。在西部开发、扶贫政策和退耕还林等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各主要产茶省都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新茶园。茶农在茶叶良好经济效益促进下，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并且加大了对老茶园的改造力度，淘汰了一些生产效益低的茶园。我国茶园面积由2000年的108.9万公顷，增加到2005年的130万公顷，增长了19.4%。近年来新发展的茶园基本上按照规范化要求进行建设的，生产能力高、茶园投入力度大，从而使得我国茶叶产量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2、企业的多元化。

茶叶放开经营后，我国茶叶企业发生结构性变化，大多数国有加工、流通茶叶企业实现了股份化、民营化转制。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第一家实行改制的“老字号”茶叶企业，改制后的股本为3000万，国有（企业）参股20％，10％社会法人股，主要是两家上游生产企业，其他70％职工股。改制后企业的机制变活了，企业有了自主权，有了资金积累，通过几年来的运作，张一元的年销售量每年均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茶叶产业的发展，也吸引国内大的集团纷纷进入茶叶领域，云南制药企业盘龙云海和云南白药集团已经开始涉足茶产业。白药集团认为普洱茶的发展过程与云南白药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初期都是小家小户分散式生产，后来随着工艺技术改进，规模化生产成为必然。云南澜沧江啤酒集团也把开发茶产品作为今后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与此同时，个体私营茶叶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市场经验积累，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北京更香茶叶有限公司发展到46家连锁店。

3、新的资本注入。

竞争的加剧需要重新整合我国现有的茶叶资源，许多茶叶企业已经意识到，只有引进资金，迅速扩张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北京老字号吴裕泰茶叶公司2005年组建吴裕泰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由八位股东发起设立，总资产达到1亿元。改制前由于公司资金不足，无法快速向外扩张，新股东注资给公司扩张提供了便利。新注入的资金一方面对原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加速开店速度。拥有国内最大茶叶基地的云南龙生集团目前已经在资本市场上成功引进5500万元的风险资金，企业引进风险投资后，正在积极准备争取早日上市。2004年博闻投资集团以1.3亿元收购云南西双版纳勐海茶厂，强大的资本注入让茶厂得以快速发展；而在引资时，博闻投资集团的目的就很明确——要让云南勐海茶厂尽快上市，成为“国内茶叶第一股”。新组建的老字号企业吴裕泰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的计划也是上市。

4、产业的变化

茶叶加工由手工转向机械化，大多数的名优绿茶加工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特别是小型名优茶加工设备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名优茶加工的效率和茶叶产品的标准化水平，为规模化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过对加工工艺的改进，茶叶品质也在不断提高，适应了市场对高品质茶叶日益提高的的需要。例如乌龙茶通过采用空调做青，在夏季也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乌龙茶。此外茶叶的清洁化生产也有了很好的开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茶叶质量安全要求也在日益提高。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各企业都加大了对厂房和设备的改造，大型的精制企业大多数已经通过ISO9000系列、HACCP等质量认证。乌龙茶出口企业精制加工基本实现了全自动化封闭式生产，为茶叶质量安全生产提供可靠保障。从2005年开始，国家对茶叶企业实行QS认证，进一步促进了茶叶初精制企业厂房和设备改造工作的开展。

5、市场的发展

茶叶消费热点转换很快，有机茶被消费者接受并迅速得到了认可，继绿茶、乌龙茶之后，普洱茶在国内市场兴起，有效带动茶叶消费市场不断升温。2003年以来，普洱茶发展迅猛，云南龙生集团过去是以生产绿茶为主企业，三年时间，普洱茶生产从少量到批量，2005普洱茶销量占到集团总销量的1/3，并且其利润率超越了其他品种。2006年计划把大部分原料加工成普洱茶。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我国茶叶市场变化需要，国内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茶业批发市场网络，为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构建十分有效的销售通路。目前，大约有60%的茶叶是通过批发市场进行销售的。我国茶叶批发市场已经具备了产品的收集、整理，价格的形成，以及产品的批发等功能，而且市场通过不断投入和改造，为交易双方提供包括信息、仓储、运输在内的服务功能。

6、茶文化的宣传。

茶叶市场的发展与茶文化推广十分不开的。最近几年，各地广泛开展的各项茶文化活动，有效地普及茶文化，宣传茶知识，带动茶叶消费的增加。以安溪县铁观音发展为例，在1990年以前，安溪的乌龙茶主要还是供应出口，国内消费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两个省。到2002年，安溪乌龙茶内外销数量已平分秋色，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安溪县茶商和茶农的营销网络，而且乌龙茶内销价格也远高

于外销茶的价格。现在，安溪铁观音内销量和金额远远超过外销数量。安溪铁观音发展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重视茶文化的推广，从1993年开始，安溪县政府组织当地的茶商和茶农，把当地传统的赛茶方式推向市场,先后在香港、澳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举办茶王赛，并且把当地乌龙茶的泡饮方式进行艺术提升，创造出一套完美的乌龙茶茶艺表演，让大家更加全面了解乌龙茶和乌龙茶文化。乌龙茶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所接受。安溪茶叶在成功地走出去后,又在2000年—2002年期间，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等单位合作，在安溪县举办了三次以茶文化为主体的大型宣传活动,并且投资建成全国乌龙茶最大的交易市场—--安溪中国茶都，安溪从乌龙茶重点产茶县开始向全国的乌龙茶信息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茶叶在世界上是产茶大国，但还不是产茶强国。与世界各主要产茶国比，我国茶叶生产还存在以下问题：

茶叶单产低

我国茶叶单产还处于较低水平。我国茶园面积占世界茶叶面积接近一半，但是产量只达到1/4。印度茶园面积为52万公顷，相当于我国的一半，但茶叶产量与我国基本持平。茶叶单产低，表明我国茶叶生产的效益低。造成单产低的原因主要是茶叶生产投入不足，良种化茶园所占的比重少，生产管理粗放引起的。劳动效率低

茶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茶叶的种植到采摘、加工和销售都需要大量人工。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000万茶农，另外还有5000万以上人员从事茶叶销售、茶馆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茶叶生产劳动效率低问题。2004年，我国人均产茶只有10.4公斤，而印度为546公斤、斯里兰卡为402公斤、肯尼亚是为649公斤。在南方茶叶产区，很多农民并不是专业从事茶叶的生产，而是从事多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加上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普遍存在专业技能缺乏等问题。这与国外茶农有很大区别，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茶农受雇于农场主，大多数人只从事茶叶生产工作，并且经过良好的职业培训，能够熟练掌握各种专业技能。

组织化程度低

1984年茶叶放开经营后，我国大多数茶园已经承包给农户，茶叶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他们大多以大型农场为主，实行企业化的管理和经营。日本和台湾和我们一样，茶园的所有权也归农户所有，但是他们建立了十分完善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并且组建合作社，实现合作生产，也较好解决茶叶生产分散问题。我们国家在把茶园承包给农户后，并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是一家一户独立生产，没有形成联合，由于管理水平的不一致，导致茶叶生产和经营过度分散。

茶叶的标准化程度低

茶叶商品化程度越高，对茶叶的标准化水平和加工工艺要求也就越高。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茶叶加工的机械化。目前，我国名优茶生产还不能实现全程的机械化加工，大多数还是采用手工制作，作坊式生产。大宗茶生产也是采用半

机械化加工，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生产产品的标准化水平也不高。在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茶叶加工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在日本不论是茶园的管理，还是茶叶的加工，也都基本实现了标准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生产的产品一致性很高，为茶叶品牌化经营奠定坚实的基础。

缺乏龙头企业

目前，国内市场处于竞争无序的混乱状态，市场分散，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对于某个地区来讲,有区域性的龙头企业或者知名品牌,但就全国市场而言,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占据2%的市场分额。这种状况，不能够发挥规模化生产的效应，不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不利于品牌的树立。今后一段时期，整个茶产业将面临大的整合，竞争将日益激烈，大量的茶企业将被购并或者被淘汰出局，强者更强，弱者出局。

三、几点建议

不断变法和发展的中国茶叶市场给企业带来众多的机会，因此，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行业发展的关键，也是企业正确投资的关键。根据当前茶叶发展现状，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把握市场热点转换。

从目前情况看，产量增加，市场热点不断，多茶类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市场主要特征。2004年非典时期引发的绿茶消费热，2005年铁观音消费热，2006年普洱茶消费热，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很好带动茶叶消费整体上升。尤其是普洱茶热的兴起，对我国现阶段茶叶市场将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首先，其他的茶叶都是愈新愈好，而普洱茶越陈越值钱，这样普洱茶除了具有商品本身饮用价值外，还具有收藏价值。二是与其他茶叶品种相比，普洱茶生产能够形成规模生产。普洱茶只要是云南大叶种晒青茶，都可以作为原料。发酵过程类似葡萄酒的生产，可以通过控制温度和湿度来形成质量相对一致的品质；此外，其他茶叶品质最主要取决于原料，而普洱茶更多是在工艺，将不同等级的茶叶拼配在一起可以调出不同风格的口感，厂家可以采用自己独特的工艺形成独有的品质，有利于品牌的树立。

分析这几年茶叶市场热点，非典带动绿茶的消费热带有一定偶然性，是一次成功的事件营销。但是，铁观音和普洱茶热的形成，是对茶叶品质特征准确把握和有效的宣传，成功创造出新的市场发展空间，对行业更具有影响力。我国是多茶类的国家，每个茶类都有不同的品质特征，个性化十分明显，如何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通过对加工工艺和品饮方式的改进，形成市场卖点，促进需求的增加，使各个茶类都能够协调发展，这样才能使我国多茶类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铁观音热形成是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普洱茶热更具有创新的成份，绿茶热很好利用非典事件，下一个热点需要形成同样需要依靠创新和大家共同培育。

（二）发展名优茶，兼顾大宗茶。

我国名优茶的产量从2000年14.4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25万吨，增长了73.6%。名优茶的产值从5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10亿元。名优茶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在增加，到2005年，名优茶的产值已经占到茶叶总产值的71 %。名优茶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提高茶叶行业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品质的要求已经提上日程，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开发出有机茶，打造名优茶品牌将是茶企业必经之路。但是，目前名优茶已经遇到了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不少地区已经出现采茶工不足的问题。名优茶的发展日益受到限制。由于在产品质量上过分注重外形，不仅给采摘带来困难，而且增加了加工工艺的复杂程度，这也是名优茶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采摘和加工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名优茶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原因。如何引导茶叶消费由重外形向重内质转变，是名优茶今后能否继续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名优绿茶显得更为迫切。这几年，有机茶发展已经使部分消费者改变对茶叶品质的判别标准，从外型转向内质，而且逐渐把安全、好喝作为判断品质的标准。普洱茶市场兴起，可以说是对传统茶叶品质判断标准的颠覆，并且创造了新的市场发展空间。随着QS制度的全面实行，茶叶销售逐渐要从散装茶销售转向包装茶的销售，这将会为众多品牌企业带来机会，应该通过包装和品饮方式的创新来促进饮茶方式的改变。另外，企业过分重视名优茶生产和经营，不愿意生产适合普通消费者的中低档茶叶，这也是制约当前茶叶企业规模扩张的问题。其实，大宗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茶叶市场需要象“猴王”“京华”等质量稳定“老百姓”品牌的茶叶。今后，茶叶还面临进入超市销售的问题，这也急需发展中低档品牌的包装茶叶。

（三）打造茶叶品牌。

茶叶品牌有两类，一类是产品品牌，以中茶、竹叶青、大益和龙生为代表；一类是通路品牌，以天福、吴裕泰、张一元位代表。从这几年情况看，由于茶叶市场发育不成熟，通路品牌发展较为成功，适应了目前茶叶消费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趋势。天福连锁经营在全国扩张很快，已经有600多家连锁店，成为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其他的大多数还是区域性品牌，但是，成长数度也十分惊人。北京市场上知名品牌吴裕泰已有122家店，张一元也有85家店。从市场发展看，茶叶销售今后必须走复合通路，除了传统营销模式外，网络营销等新型营销模式也将被应用到茶叶销售中来，这对企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一方面要通过扩大连锁经营规模，来迅速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延伸企业经营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具有个性化产品和品牌。因此，具有实力的茶叶企业除了要加强通路建设外，还要加大企业对茶叶资源的控制能力，包括建立生产基地。我国产茶面积分布很广，资源也很丰富，但是优质资源有限，而且茶叶品质受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很大，特别是国家加大对原产地产品保护后，这些资源今后会成为稀缺资源，更具有价值。

（四）发展茶产品深加工

我国茶叶产能很大，如果全部投入生产，我国茶叶产量将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因此，通过发展茶叶深加工，拓宽茶叶的应用领域，提高茶叶的消费量，也是我国茶叶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发展茶产品深加工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的茶叶深加工产品开发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用乌龙茶、绿茶、花茶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茶饮料，销量已超过可乐等碳酸饮料，成为日本最常见的饮料。日本商店中的茶食品也琳琅满目，而应用茶叶提取物儿茶素等制作的抗菌、除臭产品更是多达数百种，茶叶有效成分还被广泛应用于化妆品、洗涤剂、茶染服装等。在我国，茶饮料、茶食品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只是应用领域

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

(五)关注茶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有悠久的茶叶历史，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而且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广泛的茶文化宣传资源。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茶叶行业同样要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新的引擎，推动产业升级。以茶文化为题材的旅游业、影视业、出版业、艺术品经营业、动漫业等同样也可以形成新的茶文化产业。现在，以经营茶文化为主体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例如以北京老舍茶馆和上海湖心亭为代表的依托地方特色茶文化为经营载体的茶馆企业。以北京圣唐古驿为代表的茶馆、茶博物馆等设计装修企业，以读图时代为代表的茶文化出版企业，加上茶叶的包装设计、茶具制作、广告宣传等，已经形成茶文化创意产业的雏形。应该说，我们的茶文化创意产业还刚开始，但是发展空间很大，我们要深入理解茶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引导茶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篇：中国蓝莓产业发展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

中国蓝莓产业发展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

——凯瑞农化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园艺学会小浆果分会理事长李亚东先生在国际果蔬报道和北京国际果蔬展联合推出的果蔬讲堂上介绍了中国蓝莓产业的发展情况。作为中国蓝莓行业资深的专家，李教授的介绍深入浅出，资料翔实。他的讲座是从一个“美丽的错误”开始。

这个“美丽的错误”是指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蓝莓名称。原来，蓝莓是从英语blueberry直译而来，只是商品名称。而在学科上，blueberry的真正名称是“越橘”，是指越橘属中的一个蓝果类型，其它两个类型都是红色果实即红豆越橘和蔓越橘。

蓝莓中国的生产可以追溯至2000年，佟立杰先生在山东胶南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蓝莓生产园——青岛蓝玫瑰果实有限公司。这是第一个规模化种植、生产、包装与鲜果销售的蓝莓农业企业，并且率先建立了温室、冷棚和露地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当时就实现了从四月中旬一直到七月底供应鲜果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确定的主栽培品种“蓝丰”和“都克”仍然是现在中国北方栽培的优良品种。

中国蓝莓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开始于2009年，在这一阶段，工商企业和金融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投资大规模种植蓝莓。这其中包括大连来宝集团投资超过3亿元建立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联想佳沃投资20亿元建立集种植、研发、加工、包装、销售等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江苏沃田在连云港建设大型生产基地等等。

2000年至今，全国27个省份都开启了蓝莓产业化种植之旅，其范围相当广泛，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西至西藏和新疆。种植模式是采用日光温室、冷棚和陆地相结合，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8月底向市场供应鲜果。数据显示，中国蓝莓种植面积从2009年的4745公顷增长至2015年的31210公顷，年复合增长率为37%；蓝莓产量从2009年的1773吨增长至2015年的30000吨左右，年复合增长率为60%。2015年种植面积前三大省份是贵州、山东和辽宁，产量前三大省份是山东、辽宁和贵州。

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蓝莓的种植特点。中国蓝莓的种植者目前主要包括四类：大型的蓝莓种植企业超过10家，每家种植规模超过5000亩；中型种植企业50-100家，种植规模在500-1000亩；种植大户超过100家，种植面积为50-500亩；蓝莓专业合作社为10个，总体规模在500亩以下。

李教授还特别在讲座中提到了中国蓝莓种植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老化苗、僵化苗、半根苗和断根苗现象；树体老化和黄化问题非常严重；以及品种问题。前两个问题与种植者缺乏知识了解密切相关，而品种问题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李教授提到，新品种和专利品种并不绝对代表是好品种。公爵、蓝丰和雷格西这三个品种现在仍然是北美的主流品种。

就蓝莓的栽培技术，李教授提到了几种技术供同行们借鉴：蛅木嫁接、合理密植、机械化种植以及水肥一体化，这些技术正开始应用于蓝莓种植，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我们蓝莓单产低以及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讲座最后，李教授对中国蓝莓未来生产的趋势做了分析。他认为，其一，中国目前蓝莓品牌众多，正在形成价格大战；其二，全产业链是行业的全产业链，而不是某个企业的全产业链，因此每个企业没有必要去做全产业链，各个企业应该一起整合，共同打造全产业链；其三，李教授推荐100-300亩的种植大户和30-50亩农户的种植形式，这两种种植模式具有最佳的性价比。李教授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看，以中国蓝莓目前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还不能称之一个产业，中国蓝莓的产量要达到100万吨，种植规模需要达到100万-200万亩，才能称之为一个产业。整个产业的产值更是可能达到1000亿左右，他对未来中国蓝莓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