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第一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石书伟 刊发时间：2010-10-15 15:00:11 光明日报[字体：大 中 小]

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现代意义的行政问责制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管理，目前理论界对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对于此概念的理解，主要应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过程和问责结果等方面来把握。问责主体，即哪些人或者机构可以充当行政问责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谁来问”。这是确定行政问责有效性的一个必备前提，如果问责主体指向不明，那么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审计、监察机关，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问责客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或者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或者没有恰当地履行义务的种种行为。问责客体中的问责对象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来问谁”，具体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部门或者负有领导职责的公务员。如果被问责的对象指向不明，问责也就失去了进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定要找到被问责的具体政府机构或者个人。

问责范围，是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讯问的内容，也就是“问什么”的问题。不仅要问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原因，而且还要问为什么作出错误决策；不仅要问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还要对故意推诿、决策缓慢、执行不力等作为问责。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务员在政治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其内含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

问责过程，指问责机制启动后所经历的各个环节和步骤。即问责开始后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国，一旦问责机制启动，一般首先会确定责任相关人，然后通过质询和搜集信息，确定主要责任人，最后对主要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

问责结果，主要是指被问责的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所承担的处分和处罚结果。一般来说，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还要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源起和发展

关于我国对官员问责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就对领导干部明确提出要“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而我国最早对失职官员追究责任，或者说最初的问责也正是在1980年，当时“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就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这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处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近年来问责风暴的掀起发轫于2003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由于对SARS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力而被问责。在随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等行业和地区的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自2003年中央率先发起行政问责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对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建设上积极探索，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些探索丰富了我国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成果，使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被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这些都表明我国对责任型政府的理解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尽管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实践上也依据问责体系惩治了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有过错的主要领导人，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产生时间较短，各种配套制度和机

1制尚未健全，因此，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问责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仍主要来自于政府系统内部，尤其是上级政府机关和党委机关，没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社会机构、群众、媒体等参与进来，在此情势下，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普遍性就会大打折扣。二是问责机制没有常态化。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像是一场暴风雨式的运动，问责来时一阵风，一旦过去，那些未受惩戒的官员照样不思改进，因此很难起到警戒和震慑作用，问责效果往往不佳。今后必须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将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体系之下，从而促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务实。

行政问责制度体现了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它体现了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要求，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全体群众的授予，而是把它看做是上级领导的赐予，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只惟上级领导的意见是从，而不愿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诉求。推进行政问责制，会使这些领导干部重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广大群众的授予，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真正做到关心民生疾苦，了解群众冷暖，以真抓实干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任与支持。

第二，有利于形成干部淘汰机制，从整体上提高干部素质。我国较长时期在官场上形成的一种陋习就是能上不能下，领导干部一经录用，就不用再担心有下台的危险。而推进行政问责制，其实就是将一种淘汰机制引入到官场中去，这无疑能打破这种陈规陋习，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地进行工作，从整体上推进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发布时间：2010-10-02来源：人民日报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朱慧卿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这里，记者就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进行了一些探讨，供读者参考。

“问责风暴”刮起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罢官去职。自此，行政问责开始大规模实施，问责走入大众视野中。

2005年底，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2007年江苏省无锡“水危机”引发了一场“环保风暴”，无锡市所辖的宜兴市5位政府官员因在对相关企业违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监管失责”，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撤职等处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这是40多年来尾矿库溃坝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影响恶劣，孟学农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并同意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问责是国家机关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贻误工作，或者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所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告诉记者，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过“问责风暴”，人们意识到，政府如果没有履行好相关职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损失或者引发了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政府有关官员、政府集体或者职能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问责风暴”是依法行政原则中职权法定与权责一致的具体体现，行政问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过程中，内在地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也体现了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的姿态。此外，行政问责制是监督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的有效形式。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申请国家赔偿的监督效果相比，行政问责的监督更为直接，因为“问责”直接涉及领导干部的“乌纱帽”和升降奖罚。“当事故灾难发生、有人被问责之后，所有官员会普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制对公务人员具有很强的警戒作用。”马怀德说。

行政问责艰难前行认识存误区，行动有偏差

近年来，行政问责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因行政失当失职而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对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应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不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

在我国，目前问责路径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上问下”，即上级对下级问责。“问责被看成了上级对下级具体过失的惩罚。”马怀德说，其实，这只是单向对失误官员的惩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问责，这样容易把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问责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一旦发生问题，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会公众都可以启动问责程序，而不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问责下级”。

现实中，当发生了责任事故之后，人们的惯性思维是“谁是负责人，就找谁”。在一些地方的问责规定中，也都把责任指向了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有行政失当行为，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马怀德认为，把数量众多的一般公务人员排除在问责对象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党委常委会研究、书记“拍板”，行政首长在党委中往往都担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问责惯例，一旦出现问题只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党委书记却不用担责。“在一个单位，到底是党委书记负责，还是行政首长负责？目前没有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马怀德说，这需要形成规范统一的制度安排。在以往的一些地方问责中，行政问责名义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领导的责任。行政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副职负责制，这就偏离了行政问责的初衷。

“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还限于对比较显性的执行层面的责任追究，问责尚处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过渡阶段。”马怀德说。

问责需要制度化安排加快立法步伐，严格执法监督

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因此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启动问责，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政府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不够，或者过于原则，无法追究。马怀德认为，目前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如此问责才能摆脱“风暴”，走向“常态”。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关于行政问责的立法尝试在不断进行。2003年7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台了行政问责制度。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将“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广西和甘肃等地都出台了行政问责的相关规定。

中央也在行政问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为问责制度化提供了依据。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针对目前行政问责制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意识，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早日实现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化、制度化。”马怀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和加强监督”，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都说明我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执行和监督问题。即使将来立了法，执行和监督问题仍应该是重中之重。（秦佩华 胡玥）

国外行政问责实践（链接）

美国政府和国会设有监督部门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高级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程序。

瑞典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

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三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又具体分为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纪律责任。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政府还设有与议会监察专员相对应的监察办公室。

法国跨部门预防贪污腐败

在法国，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如果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响，有关人员会被迫或自动下台。

法国在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

第二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摘要：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推行行政问责制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困境；路径优化

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而2008年以来，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因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等严重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一大批官员被追究责任。目前我国社会各界对问责制的认识极其混乱，存在泛化、滥化、简单化的倾向，问责制似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责任体系。本文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内涵及本质特征出发，发掘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探寻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以期对我国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所裨益。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本质特点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行政问责制是把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把原有的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教育约束机制，把惩前和毖后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把社会监督制度化，使监督主体在行使问责制度时，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行政制度上保证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二、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困境分析

1．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及特有的政治生态影响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人治传统浓厚的国家，封建意识在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人们对权力的本原缺乏清晰正确的认识

在此种政治生态环境下，我国的行政问责还无

法进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行政问责确切地说还

停留在权力问责而非制度问责的阶段。

2．权责不清、异体问责不到位问题直接影响问

责效果

科学的问责制度是以清晰的权、责、利为前提的。权责不清晰，行政问责将无从着手。由于历史

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有些职责不清

晰、权限不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以至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责任的情况。特别

是在问责过程中，被问责的官员具体应该承担什么

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

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时常很难下结论。历次行政体制

改革都在解决这一问题，但至今效果不明显，这使

行政问责在一开始就陷入困境。

3．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制约

行政问责的发展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行政问责对象的行为或

方式受到责任追究的范围。我国目前行政问责的范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表现在问责还停

留在事后的处理和惩戒上，发生了事故引起中央高

度关注，问责才能启动。而诸如决策失误、行政不

作为、用人失察等问题还提不上问责日程，这与国

际社会普遍推行的行政问责相比，范围显然过于狭

窄。

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的路径选择

1．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从2003年启动行政问责以来，一系列问责事件始

终停留在：出现问题——领导批示——成立临时调

查机构——严肃处理这一公式内。这

种“权力问责”从表面上看是起到了一定的问责作

用，但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政原则。因此，中国的行政问

责要走向民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实现从“权力

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这首先要求政府官

员树立如下理念：一是政府公共性理念。二是权责一致理念。三是依法问责的理念。

2．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通常是由上级

追究下级的责任、领导追究其下属的责任，这种问

责只能叫同体问责，而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民主问责。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异体

问责”制。从目前我国的现行体制安排来看，启动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是一

条比较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倡问责主体多元化，要 追究行政违宪或违法行为责任时，应适时启动司法

问责；要追究侵害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责任 时，应启动公众问责，同时，应鼓励各民主党派、新 闻媒体在行政问责中发挥作用。要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异体问责”，关键的一条是政务公开，权力透 明，实行阳光行政。

3．由“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转变

“绩效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种新形式，它通

过对政府绩效的考察，对未达到绩效目标的政府组 织及其公务人员追究相应的责任，是行政问责的深 化和发展。“绩效问责”把问责制与政府绩效相结 合，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

4．由“风暴问责”向“常规问责”转变

我国的行政问责目前还停留在“风暴问责”阶

段。也就是说，出了问题才启动问责机制，而平时 偃旗息鼓。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应该有一整 套的常规问责机制，这套机制时刻处在运行当中。由此，我国的“风暴问

责”必须向“常规问责”转变。建立起一

套具有法律效力的问责程序，用以规范问责的顺

序、方式、手段和步骤。任何问责从启动到听证、裁 决及救济都在严格的程序下进行，从而避免问责成 为临时性决策甚至一时一地的个别人活动，使国家 的公共权力不再是游离于责任与法律之外的强权，而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种力量。

第三篇：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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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

作者：王龙建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年第02期

［摘要］文章在详细分析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村民自治；现状分析；路径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课题《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村民自治现状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GXZSKY0702

［作者简介］王龙建，安徽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管理学，安徽蚌埠，233030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8）02-0060-0004村民自治作为一项规范农村发展方向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又一伟大创造，在我国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推动了农村的民主化进程，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村民自治也像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发展中难免会出现和积淀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和阻碍了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为此，必须积极探索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村民自治现状分析

（一）我国村民自治取得的成就

1.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数千年来农村地区的政治权力结构，权力运作的方向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自下而上”。村干部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对下向村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向乡镇负责。这就是说，村一级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威不再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命令，而是依靠政治生活最基层的村民的认可和同意。这在我国的基层社区制度中是一个亘古未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2.村民自治实践不仅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和参政能力，使他们学习并掌握了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进了农村基层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村民自治不仅要求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管理社区的事务和公益事业，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制度和程序；不仅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的受动者的角色推向了政治的主动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农民从传统的政治生活的非制度化的参与者逐步改变为制度化的参与者。但这个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

3.村民自治有助于广大农民对农村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村民自治不仅把农民从政治受动者的角色推到了主动的政治参与者的地位，而且还把对农村干部的普遍的监督权赋予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分布地域极广，如果依靠政府对他们实施监督，不仅成本过高，而且收效甚微。村民自治把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者，这不仅节省了政府的监督成本，而且还大大提高了监督的成效。

4.广大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民主的新形式。这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而且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如吉林省梨树县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时采取的“海选”法，被国外学者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种新的选举方式；山西省河曲县的“两票制”引起了国内政治学界的极大关注等。

（二）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1.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过去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流入了城市，这使农村本来就紧缺的资金更加缺乏，无法形成发展自身经济所需的必要积累。当前，由于大多数村庄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方式主要是小农经济，或者村庄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等原因，使得村庄的产业结构单一且效益低，村干部要带领村民致富十分困难，致使村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造成的贫困现状，对村民自治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资金的缺乏使村委会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只能主要依靠本村村民自己出钱出力，村委会难以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缺乏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村民要把大部分的时间和收入都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活动的；同时，村干部的工资收入偏低，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其职位对村民也没有很强的吸引力。

2.村民民主意识淡薄。如果认为只要确立了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幻想。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不但需要民主价值的确立，而且需要农民掌握实现这种价值的操作技术。村民民主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1）农民参政意识不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狭小的、封闭的、隔绝的，由此而产生的小农思想很难意识到别人行为对他的重要性。因此大多村民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所以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漠不关心。在进行村委选举时，有的候选人每人发一根高级香烟也能买到很多选票。在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上行使权利时随随便便。这样，选出来的村委很难说是公正的、优秀的，而村民大会与代表会议的决策与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2）村民缺乏村民自治的经验，使村民自治回归到少数人说了算的境地。作为直接民主的村民自治，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是一种两权或三权分离的模式。但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等民主治理机制，过去的乡绅自治也只是长老式、家长式的统治。再加上建国近60年来的乡村一直处于基层党政的牢牢控制之中。可以说，村民自治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村民的技术素养有待改进和提高。

3.村民法制观念不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教育水平的影响及经济发展状况制约，村民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总体相对较弱。许多村民对村级政务、村务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认为那是村干部的事情。主体意识、法制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一些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不够、认识能力欠缺、工作方法陈旧；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不学法、不懂法，践踏村民权利，侵犯群众利益；有的村干部不了解国家方针、路线、政策、法律法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有的村民缺乏知识文化，对村委会法定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参加村委会议，不是为了村庄发展出谋献策而是“搅局”，严重影响了议事决策能力；有的村民，在村级事务处理过程中不配合村干部的工作，不履行应尽义务；有的村民眼界不够开阔，着眼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缺少大局意识和整体意识；有的村民只讲民主，不讲法制，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为一己私利置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于不顾，公然抵制国家法律。

4.民主选举操作困难。实现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到正式颁布实行，虽然已经20多年了，但对大多数农村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村委会直选仅仅刚刚起步，选举前、选举中、选举后遇到和出现的问题很多。当前村委会选举中反映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选举不按程序操作、乡镇政府违规控制选举、宗族（宗派）势力干扰选举的正常进行、选举中作弊或公开贿选等四个方面。

5.民主管理很难实现。虽然大部分村庄都制定了村规民约，少数村还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但内容大多千篇一律，针对性不强。村民反映，这些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基本上是上面拟定的，村里只是照抄，也没有经过全体村民讨论。有些地方以村民会议难以召开为由长期不召开村民会议，须经村民会议决定的事项，未经授权就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有的村民代表会前未与村民沟通，会上仅发表个人看法。还有些村委会决策重大村务，既不召开村民大会，也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只是由几个村干部说了算。村务公开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内容不明确，有的内容不真实，搞半公开或假公开。有的村财务管理混乱，长期不向村民公开，群众对村委会成员失去信任。

6.乡村矛盾时有发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它们构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总格局。应当说，乡镇的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在最终归属和运作目的上是一致的，法律的规定也是清楚、明确的。村民委员会离不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村民自治也有利于乡镇的行政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从目前的情况看，“过度自治化”的倾向在全国尚不普遍，但已出现了一些苗头和若干典型事例；“附属行政化”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7.两委关系纠缠不清。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规范，直接关系着村民自治能否正常有效地运作。从制度上看，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关系是明确和协调的。但在实践中，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很难理清，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基本工作职责，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方式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总起来说，两委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有的村级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主要表现在：操纵甚至非法干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过度干预村委会工作，使村民自治组织依法拥有的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力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具体落实。（2）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把自治理解成绝对自由，不接受村级党组织的正常领导，甚至挑战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3）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限范围缺乏具体界定，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

二、我国村民自治路径选择

（一）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努力为村民自治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注重增加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式，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农民在栽种好庄稼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合法途径来致富，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来调动其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国家也要继续切实加大对村民自治工作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建立村民自治经费保障和监督机制，使开展村民自治所需经费的开支去向透明化。总之，经济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只有农村自身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村民自治的开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培育村民民主意识，积极调动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自觉性

农民群众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他们能否参与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中能否正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对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关系重大。要让群众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提高。通过民主选举，把选举村干部的自主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决策，把村务大事的决策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管理，把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交给村民；通过民主监督，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重要村务的知情权交给村民。在实践中使农民群众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养成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并逐步创造出完善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的范例，从根本上推动村民自治日趋完善，进而加快整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三）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努力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农村基层民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平稳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除了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外，还要做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和指导。在推进省、市、县有步骤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应有推进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对农村法制建设分阶段目标，制定明确的规划和计划，并稳步实施。对农村法制建设状况应有明确的评价指标，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督促。二是切实提高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对农村干部，包括吃“皇粮”或受聘的乡镇干部等负有管理职能的人来说，由于手上已经有了一定权力，主要还是要树立依法办事、恪守职责、接受监督的观念。要突出“义务本位，责任至上”，使他们认识到干部的行政权力和企业老板的管理权力是有限的，必须依法行使，并要接受人民监督。而对广大农民群众来说，包括农村的中小企业，固然要了解若干基本法律知识作为生活准则，但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权利本位观念，充分了解作为公民享有的法定的权利，要敢于和善于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既要克服由于不知法而不会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又要防止一旦走投无路，就气急败坏地使用违法手段抗争的粗暴行为。

（四）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充分调动村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扩大基层民主，做好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是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尽快成立中央政府层面的选举领导机构以协调和规范全国的民主选举，尤其要指导各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依法成立专门的村民选举委员会。第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尽快制订或修订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精神的具体选举办法。第三，为保证村民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规范化，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宣传，尤其要做好选举动员，使村民充分认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直接民主选举的作用和意义，熟悉民主选举的规则和程序。第四，逐步规范选举程序和标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村委会民主选举的标准应是：民主、平等、公开、竞争、合法。总之，规范化的民主选举不仅可以使村干部产生荣誉感、责任感和危机感，也能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和自豪感。

（五）理顺三重关系，努力为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一要深入进行政府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压力型体制，逐渐减少对乡镇政府经济发展指标的压力；二要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精简乡镇行政人员，减轻财政压力和农民负担；三要制定地方性法规，明确乡镇政府的国家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边界；四要加强对乡镇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改进乡镇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

2.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一要正确认识两委的职责、功能，划清两者的权力界限；二要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党组织必须退出对村具体事务的直接干预，尊重和支持村民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三要注意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特别是对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培训和教育。

3.理顺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理顺这个关系，必须加强对村民个人权利本位思想的宣传教育，以促使广大村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的提升，促使村干部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完善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制度，使之真正成为村庄的权力机构。

总之，村民自治是一项意义深远、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只要我们正确面对我国推行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就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论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EB/OL］.http://mywm.scxx.ha.cn,2006.［2］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EB/OL］.http://fw.056700.com,2006.［3］何皆新.完善村民自治促进新农村建设——一种社会互动的视角［J］.现代农业,2007,（5）.［4］黄东华,任中平.发展村民自治建设新农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第四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随着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我国行政责任中的引咎辞职制度逐渐呈现出制度化趋势。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控制措施。在我国特殊的政治行政体制和文化传统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完善这一制度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着力推行行政问责，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国行政问责的现状，借鉴他国或地区的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完善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is an ordinary phenomenon，and also the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reflect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occurrence of serial accidents，Taking blame and resigning system in China is becoming systematized.Using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power is the basic power control measure.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how to actively perfect th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blem focused b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r.At present，carrying out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full sail has made progress in China，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China，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can be perfected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 for reference.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Perfect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而后有网友爆出，就是这样一位被记大过行政处分的官员鲍俊凯“已异地高升”，现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

鲍俊凯是于2008年12月就任局长一职的。在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上有一条消息，“2008年12月25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皖考察指导工作期间，出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就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安徽检验检疫局鲍俊凯局长、方元炜副局长以及安徽省质监局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

而该网站还显示，当月上旬，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程杰还在出席工作活动。这也意味着，鲍俊凯在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处分前，在“三鹿事件”依然备受关注时就已任新职，并且受到处分之事并未影响这一任命。

网友爆出鲍俊凯“异地高升”引发热议，很多称已见怪不怪。

事实上，“带病复出”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6·28事件”中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史

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曾带病复出被媒体“拦阻”。

问责官员违规复出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首先，问责主体的权威遭遇挑战。由于行政问责制度遭到人为破坏，使得政府的执行力严重受损，国家对官员的约束教育机制陷于成为摆设的境地 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之初，就是为保障和强化政府的执行力并约束官员 不难想象，允许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没有让违规犯错者到应有惩罚和教育，更不能对在位者产生警示，长此以往，行政官员的乱作为 不作为现象得不到改变，而且政府的执行能力会一直处于低水平甚至会倒退。其次，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对外而言，由于违规行政官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舆论监督没有起到作用，更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内部官官相护 轻民重官的怀疑和忧虑 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再不跟进，处罚力度再不加大，实实在在地落实有错必罚，罚必严厉的政策，我们将失去人民群众对问责制度，用人制度，组织部门甚至政府的信任。最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虚弱无力问责官员的频频复出，深深地刺痛了人民群众的心，让行政问责制度流于形式，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来是惩罚违规官员的利剑，对在位官员的警世钟，现在却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以及舆论指责的挡箭牌。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官员复出现象仅仅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问题，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其他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一)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建设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省市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2000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2003年11月四川省正式出台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 》，开创了在省级行政区划内，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先河。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及法规的出台，标志着官员问责制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此后，纷纷出台问责办法，高举问责剑。由此可见，以上问责条例的出台，显示了党和政府依法施政、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的信心和决心。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行政负责制毕竟在我国推行的时间不长，在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法制不够健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为依据，缺乏全国性的、普遍适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并且我国的行 [1]

政问责制还处在权力问责的阶段，没有上升到以法律问责权力的高度。同时从形式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制多为中央政策。如温家宝总理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是政策不是法律，并且内容是概括性的。这样无法充分发挥效力，并且不能具体落实到工作中。2006年l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把引咎辞职制度引人其中。该法第十三章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公务员法将引咎辞职这个道德责任方式纳入法律，推动了我国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但是这样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带来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定，在制定地方行政问责制规范性文件时造成政出多门、适从的局面。

2.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回顾近两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等责任中择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3.权责不清，问责不明。明晰权、责、利是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关键。明晰行政人员的权、责、利就是要对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对行政人员的权、责、利进行合理的配置。应该用规章制度加以明确，这样才能把行政问责落到实处，才能在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问题时，明确由谁来承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党政关系没有理顺，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国家行政事务，行政首长没有绝对决策权，造成了权责分离的情况；二是我国行政机构设置还不够合理。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省、市、县(市)、乡(镇)五个层次，职能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这样多的层次及职能的交叉，如果出现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很难确定；三是决策与执行不分，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3] [2]因为，引咎辞职不等同于全部的问责制度。此外，在实践中，有些省市忽视了上位法的规

4.责任意识淡薄，问责理念不强。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由此造成行政环境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核心就是“官本位”。在一些领导干部心里，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进则荣、官退则耻等各种传统糟粕思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这种思想容易使领导干部以个人利益为重，疏忽人民利益。

5.异体问责信息缺失，导致对责任主体的监督很薄弱。从理论上说，对政府的监督

制约机制比较完善，包括政府内的和政府外的监督、部门内的和部门外的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从部门划分来讲，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社会监督。但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各监督主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挥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监督不力。主要包括行政信息非对称性障碍和行政信息公开非完整性障碍。行政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信息公开度不高，并且公开的多是对府有利的信息。这样导致行政问责难以顺利进行。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以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社会各界对此特别关注，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进行必要的总结与反思，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并健全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各地区应当根据目前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实施情况，积累经验并完善相关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形成一部试行法规。在此基础上有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各地情况，再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立法机关要不断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并重点加强行政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的的行为范围，明确他们的责任。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明确问责客体及其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和情形，构建完整的问责事由程序，并强化问责的救济力度，规范问责本身的监督问题。此外，还必须不断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如完善人大制度及法制，增强人大的监督作用，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媒体的公开问责权顺畅实施，健全公民参与制度等措施。通过各层次的配套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较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推动行政问责依法有序地进行。

(二)严格职责划，明确问责的主体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就必须明确问责的主体，并严格职责划分。不同部门和不同行政人员之间严格的职责划分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前提。同时，也应当用宪法和法律来明确什么级别的官员负什么样的责任以及谁问责、问责的严格程序，严格行政问责体系。目前，我国的问责，属于典型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权力问责，而一个法治政府、责任型政府的问责主体不应该只是个别领导。我们应当确立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的问责主体地位。

(三)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识，并加大宣传，营造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行政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进行，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基础。针对目前社会上依然存在的领导干部“官本位”，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形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要使领导干部有风险意识，让其从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对老百姓负责的官 [5][4]

员，不能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承担责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形成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罚的意识。并对公众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从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行政问责，为推行这一制度创造良好的氛围。这样也有助于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发挥内心自我控制，积极面对社会诉求和快速回应公民的需要，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并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建设。

(四)公开行政问责信息，加强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有赖于政务信息公开，如果没有真实透明的行政信息公开，人民就不会知道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人民负责也就无从实现。行政信息公开有对政府权力制约的作用，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政府部门有没有对公众负责，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监督。因此，完善问责制就必须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此外，政治问责有两种，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从发展的角度看，行政问责制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建立和完善异体问责制。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所以，各级人大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办法。此外也要把媒体作为最有效的问责异体纳人外部监督体制，同时应当把公民列入异体问责主体，因为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

(五)尽快健全行政问资救济机制

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无效的。因此对被问责的官员，我们要更多的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赋予其充分、平等的陈述申辩机会，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权利救济途径。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强调对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源于两种思考：一是当前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机制，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二是官员问责的对象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存在着较大错位，在对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护上还不充分。

(六)营造和谐的“问责文化”环境

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灵魂。行政问责制作为旨在加强公务员问责性、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一项制度，其核心在于“问责”。“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在政府公务员乃至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这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建立行政问责制，推动责任政府的构建，顺应了构建可问责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国际趋势。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完善需要相关配套措施，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完善。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创新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理性地分析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完善行政问责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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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路径探讨

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路径探讨

【摘 要】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其重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制在逐步的规范化，制度化，但是要想使行政问责在提高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塑造政府形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文章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构建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的路径提出一些构想：问责主体的多元化；问责事由的具体化；问责程序的规范化；问责文化的传统化。不断增加人大，信访,以及传统监察等符合国情的中国问责元素，使行政问责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关键词】 中国特色；行政问责制；民意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行使权力和承担相应责任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权力的行使者违反法律法规、违背民意，就必然要追究责任。总体上，我国行政问责在逐渐制度化、规范化，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具体办法和规定，无论是问责理论、制度、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都只是简单的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行政问责经验。要想使行政问责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通过对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问责文化的优化健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制。

一、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问责主体”是指“由谁来问责”。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大多比较完善，不同国家问责形式也是多样化，总体上来说西方国家的问责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政党问责，另一个是大众传媒的监督。由于西方国家采取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政党为了维护各自利益不择手段寻找对手的负面言行，甚至不惜攻击对手，无形中政党问责成为很有力的武器，促进了政府的廉洁高效；同时西方发达的新闻媒体系统，在行政问责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问责上,其他问责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当前,我国应建立以民意和舆论监督为基础,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导,民主党派、社团组织、公共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异体问责体系。

首先，强化人大问责的主导作用。在我国，政府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对人大负责，这就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组成人员积极履行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行政问责必须以人大为主导，我们应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比如特定的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通过人大的主导作用，使问责工作全面铺开。其次，坚持党在问责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共产党必须是问责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执政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如果存在滥用权力或因权力运行不当造成了公共利益或民众利益的受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政府管理中、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不断发挥共产党的问责作用，特别是政府外党的系统对政府内党员的问责，不仅会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更会起到领导示范作用，保证多元问责制的健康发展。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共产党为多元主体行政问责的领导核心。

再次，提高专家问责的指导作用。专家评价法是出现较早且应用较广的一种评价方法。它是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打分等方式做出定量评价，其结果具有数理统计特性，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定量估计。在行政问责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引入专家评审机制。专家评审团可以对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作出的政策项目进行评审，如果行政主体执意执行专家认为错误的政策项目，专家可以提出问责，以防止重大决策失误；专家可以对政策、项目的实行情况进行评审，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质询；专家可以对问责结果提供参考意见等等。

最后，扩大民意问责的导向作用。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他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在当代民意监督,要大力发展政府电子政务，实现政府工作的阳光服务，建设透明政府；强化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完善其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协商民主的功能；要加强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要提高互联网问责水平，建立一套完善的网民问责程序，推进网络实名制建设，规范公众的问责诉求；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鼓励民众举报干部问题，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问责的积极性，同时还要保护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只有公民的参与才可以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有效性，才能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良性发展。

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对行政主体进行立体的监督，为最终提高行政效率、塑造政府形象提供有效保障。对于那些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问题行政人员必须追究其道德责任，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有启动司法问责，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二、问责事由的具体化

“问责的事由”是指“为何问责”。在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缺乏科学分类制度，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职责没有明确划分。在建立中国特色问责制的过程中，应通过法律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和权限范围；应明确部门职责和权限以及政府自身的机构设置；建立完备的公务员职能分类体系，明确个人责任、集体责任、领导责任、直接责任等等。

（一）行业规范问责。各个行业和部门应该根据自己本行业的特色，制定出

相关的问责机制，例如《双牌县商务局行政问责暂行规定》，以及《黄山市城市规划局行政问责暂行规定》等,都对本行业部门的问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只有这样各个行业才能有效的自律，自觉遵纪守法、提高效能，促进本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绩效评估问责。建立行政问责制、开展绩效评估，这是政府自身加强建设和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两者必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政府绩效评估是运用科学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对政府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是一种对政府官员政绩优劣和高低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依托政府绩效评估实施行政问责，通过问责督促并提升政府绩效，可以实现行政问责机制的健全和功能的延伸。

（三）财产申报问责。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只有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就各种规定来看，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对于防范腐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务人员一年一度的财产申报制度使得任何借助权力而获得的不当收益，在审查中因与正常收益相去甚远而暴露无遗。我国可以先要求新晋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其余人员实行自愿申报，对不申报的行政人员加大监察力度。官员应申报本人的财产，配偶的财产和从业情况，以及他们子女所受的教育和就业的情况，还要向社会公示；官员还要申报公开自己亲属的财产。通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逐步实现全部公务员财产的透明。

（四）群众信访问责。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完善信访制度,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这是党中央首次把“ 完善信访制度”写人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并且定位在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 表明党中央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 对畅通信访渠道保障民生问题非常关注。国家信访局局长曾经说过，上访群体，80%都是农民；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由此可见信访工作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好工具。我国信访工作的目标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就地解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原则，基层是民情、民意的“窗口”，群众有什么困难，对什么事不满意，都会在基层最先反映出来。在绩效评估时，综合考核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全部信访工作情况,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升迁变动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只有明确的事由才能让行政人员，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我们还要对安全事故、官员的言行作风、重大决策失误、选人用人失误等加大问责处理的力度。

三、问责程序的规范化

如何问责？如何确保行政问责能够合理有效的进行？这既需各方面法律支撑，更需要规范的问责程序。在法国，行政问责的具体程序包括：调查，咨询纪律委员会的意见，做出处分的决定，对纪律处分的申诉。这套简单而完备的问责程序使得法国政府相当廉洁和高效。我国目前的问责，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很多问题都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情况下，经过领导批示后才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问责由此常常被称作“风暴”,定然意在其严厉、果敢、迅猛,同时也反映了行政问责在程序设计上尚需完善。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整套统一实施、规范明确、便于操作的问责程序,进一步规范问责主体的启动步骤和问责客体的抗辩申诉规则,逐步建立以引咎辞职为核心的官员自责体系，实现问责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尤其是在人大启动问责质询，惩戒机制和复出机制上做足工作，保证行政问责的效率。

（一）人大启动

在我国，政府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对人大负责。权力机关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的多种途径来行使问责主体的权利，比如进行特定问题的调查、举行听证会等。但是，就目前的我国的现状来看，权力机关的问责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使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组成人员积极履行义务，出现问题必须承担责任。人大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建设，无论是对人大代表，还是对行政人员，无论是特殊问题还是一般性问题，各级人大及其常委都应主动提出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

（二）惩戒机制

公务员惩戒制度就是对于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给予行政上的惩罚以示警戒的制度。其本质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制裁，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惩戒的条件、惩戒的形式、惩戒机关、惩戒程序和不服惩戒的救济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比较一致的特点有：惩戒条件的概括性、惩戒形式的多样性、惩戒机构的双轨制和惩戒程序的严格性。对我国而言，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值得借鉴的经验有：公务员惩戒制度应高度规范化；权、责、罚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是合法惩戒的根本；宽严适中、层次分明的惩戒条件和形式是合理惩戒的重要条件；完备严格的程序是惩戒发生预期作用的保障。

（三）复出机制

官员被问责后何处去，是近年来困扰我们的一个敏感问题，“问责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其到底受到怎样的法律追究？其复出的理由是什么？成为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这就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官员问责的复出机制。建立问责官员的跟踪、考核、评选机制，明确问责官员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有资格重新起用、以及必须符合怎样的程序才能最终被重新起用。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被免职官员的跟踪考核，对其辞职后的工作保持关注，确实优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标准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程序，由组织部门再重新起用，并向社会公示，再恢复其公职或就任其他领导职务，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此外，充分吸纳群众的意见，通过开通热线或者是网络平台，方便快捷的和老百姓保持联系；在制度的实施上，应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公开官员复出任职的事由、依据、程序，对官员复出的决定由群众行使一部分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官员复出制度的实施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并及时公开解答群众的质询，充分重视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权利。

四、问责文化的传统化

行政问责文化，它是一种积淀在公务员心理结构中的行为趋向、思维模式

和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它对行政管理活动存在重要影响，由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消极因素，行政问责制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为了避免行政问责文化滞后给行政问责制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建构合理的有效的行政问责文化。我们传统的以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人生观为主要教育内容, 以“为人民服务”为要求的行政人员职业规范要求, 也可视为是职业问责在我国的一种变化形式。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除了借鉴西方国家的各方面的现代化经验外，更应该探究、发掘在我国特定历史舞台上发展而来的渊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问责文化，包括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廉政制度等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的行政人员强化责任意识、强化道德自律、追求民主法制。

中国封建制社会的政治制度，不仅在东方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发展得最为完备和最为典型的，特别是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其完备和严密程度，更是世界其他封建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制度完备，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特有的国情，并积累了监察澄清吏治、巩固封建统治的丰富经验。譬如，建立垂直独立的监察组织体制；监察主体具有明确的权威性，以及广泛的监察权及其保障措施；特定的监察官选拔标准和方式；采取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监察方式；采用明察和暗察相结合的巡察和巡按制度；严密而具体的监察法纪，防止察监失滥的监察责任考核制度等等，都是值得我国行政问责制健全过程中进行借鉴的。

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在过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经使从政官员中的一部分人，不仅从行为上接受了廉政制度的客观束缚，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道德上对廉洁从政的主观追求。在行政问责制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除了在外部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约束，更应该不断提高他们的个人道德修养，由内而外自发的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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