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1

第一篇：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1

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对策分析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上下接连发生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首先是山西临汾襄汾县发生的重大溃坝事故，不久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导致婴儿结石事件，紧接着是造成43 人死亡的深圳“9·20”特大火灾，以及登封市“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相继发生。由此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高到部级，低到县处级，或被免职或引咎辞职，问责涉及的范围之广、官位之高都前所未有。在这场风暴中，人们看到了党中央将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和严惩失职官员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以此为契机，使问责制度在我国能够实现法制化、透明化和普及化，并贯穿到日常各级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当中去，以进一步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在我国第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当时全国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的官员达上千名，成为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规模、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的一次举措。此后，2003 年下半年，我国长沙、重庆、天津、海南、浙江、深圳、河北、北京、福建、广西和甘肃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行政问责的规章制度。在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加快推行问责的制度化，在2004 年2 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3 月5 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4 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 暂行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都对行政问责制作了相关规定。2005 年4 月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为健全我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责任型政府提供了法制保障。2006 年9 月4 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8 年3 月25 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又指出，今年将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2、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经验的欠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问责制的状况进行一次总结与反思，通过解决问题、弥补不足，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进一步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努力促进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1）行政问责文化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在传统“人治文化”、“集权文化”的深远影响下，官员的官僚作风严重，责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日常 工作中，下级机关往往只重视对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负责和汇报，而忽视了建设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

（２）行政问责方式单

一、效能不高。纵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行政问责事件，多数都是以重大事故发生为起因，在追究责任主体的责任的基础上，以官员的引咎辞职或被去官免职而告终。但免了官员，并不一定就免得了事故。虽然在短期内，这种免职的问责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安抚民心和震慑渎职官员的作用，但是官员被免职后，事故的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并亟需解决，如果接班人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又处理不当，只能大大降低行政问责的效能。问责制度不应该只是对渎职官员的惩罚，而更要求政府对人民有所“交代”；问责制度更不 应该成为渎职官员逃避责任的途径，而应该自始自终就贯彻到各级部门的日常行政管理当中去，以防患于未然。追究责任仅仅是问责的一个方面，官员去职也不是问责的唯一方式，正因为这样，才能把民主法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３）行政问责的法律规定不够统一明确，操作性不强。目前，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随意性大，缺乏可 操作性。特别是各地行政问责所适用的规范繁多，在问责的范围、惩处的依据和尺度等方不统一，导致问责操作上困难重重，增加了问责的随意性。２００６ 年１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和第八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辞退等条款，实际上即导入了官员问责的思想，可看作是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化的一 个标志。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不足，这部法律对我国行政问责的规定仍不够明确。例如，对问责事由的规定不具体。作为引咎辞职的理由，像“严重”、“恶劣”等词应如何界定？再如，对问责程序的规定不够具体。像受理机关受理投诉、检举和控告后，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进行回应并没有具体规定。

（４）行政问责配套制度缺失。目前，虽然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化改革，但信息不对称，政务不公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公众无从得知出了事情由谁负责，无从追究官员失职渎职的责任，更无法进行有效的公众监督。另外，由于各级行政职能部门缺乏明确的责任体系划分和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加大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难度。

二、行政问责制在国外的实践

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传统行政问责模式的改革成为一大趋势。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开始朝着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的方向发展。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逐步实行了官员问责制，旨在加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力度，对官员滥用权力、失职渎职进行预防和惩处。各国问责制的内容模式各不相同，制度机制也仍欠健全，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在实行问责制的过程当中所推行的一些制度和进行的一些实践，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推进问责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以法国为例，法国的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行政组织、治安、公共事业、责任和行政诉讼等都有具体的规范，既规定了行政权力机关的权能、行政活动的方式，也规定了对行政活动的损害后果应该承担的责任。行政法可以对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进行惩处，遇到影响比较大的事故时，有关官员则会被迫或自动下台。又例如，日本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对国家公务员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人事院规则》制定了对国家公务员违反《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处罚标准。韩国对“事务职公务员”、其他各种公务员以及地方政府公务员的问责通过“惩戒”来实施。对公务员实行“惩戒”的法律依据分别是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以及总统颁布的《公务员惩戒令》。

2、设立专门机构监督问责制的施行。在瑞典，主要是由议会来对政府实行监督，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监察范围包括法院及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它接受来自机构和个人的投诉，不管投诉人本身是否是当事人。监察专员根据投诉开展调查，如果发现某个机构或官员违反法律或有失职行为，监察专员将公布“提醒书”；而当某官员确有犯罪行为，监察专员可作为特别检察官对其进行法律起诉。宪法委员会则是专门对内阁成员履行职责及处理政府事务进行审查。宪法委员会有权力检查内阁的所有文件和记录，包括涉及国家机密的特殊文件，并每年向议会提交相应报告。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法国在1993 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 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政府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向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根据《政府道德法案》，美国政府成立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其主要职能是确保这一法案在官员的日常工作中得以执行，减少并设法解决政府官员在工作中出现“利益冲突”。另外，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均设有道德委员会，负责对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3、重视发挥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实行问责制的国家当中，大多重视发挥公众和传媒的监督作用，实行政务公开。瑞典在其２００３ 年官员问责制现状的报告中就曾提出，只有坚持政务公开，公众和传媒才能有效 地进行监督，问责制才能真正地生效。在法国，２００３ 年夏天的“热灾”中，当各地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仍向卫生部谎报局面已经被控制，导致实际情况未能如实准确地上报，并延误了采取有效措施的时间。对此，法国新闻媒体及公众舆论形成强大的攻势，最终迫使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引咎辞职。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议

1、构建行政问责的文化氛围。问责制度不同与我国传统的吏治文化，只要求对上级或领导负责，问责制度更要求政府及公务员对公众负责。因此，问责制的实施需要一种更加务实高效的行政作风。目前为止，我国官员问责后被免职或“引咎辞职”大多都是在上级或社会舆论的强压下进行的，很少有官员主动承担过失而自动“引咎辞职”。因此，还必须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主动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问责文化。只有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官员问责制，才能推动依法问责，实现问责的法制化。

2、将问责贯穿到日常行政管理的各个阶段。行政事件的产生和结束都有着自身的规律，问责应该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行政事件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事后问责，要将事前、事中、事后各个时期的问责结合起来。对于事前无法预知的行政事件，要加强对行政事件可行性的研究，避免因错误实施而产生不良后果。要在行政事件进行过程中，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实行更加全面的政务公开，让公众及时了解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关情况，掌握知情权，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切实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控制和改进。在行政事件发生之后，要以行为人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为前提，确认构成行政违法及行政是否不当的事实，确认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从而确认行政违法的情节与后果并采取惩戒、激励或改正等措施。

3、加强立法，实现“__________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要加快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实现“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当中，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由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要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4、健全行政问责配套制度。要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绩效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 绩效评估的结果是行政问责的可靠依据。要科学确定全国统一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 约束作用。要建立健全政府的责任体系，理顺并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人员的主要职责分工，加强对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体系的研究，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要把行政问责制与政务公开结合起来，政务公开是提高政府效能、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是开展行政问责的重要途径和保证。只有真正做到了政务公开，才能充分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这也是我国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第二篇：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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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作者：胡啸威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05期

摘 要: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政府职权划分模糊;政府信息公开有限;问责法制程序不完善,范围和对象不明确;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环节薄弱;公共行政文化缺失,因此要严格划分权责界限;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问责程序,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增强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加快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等,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实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 问责主体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2(b)-0225-02

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的“官员问责年”,尽管问责风暴持续发力,但还是有专家站出来泼了冷水,表示一直以来,我国的问责体系还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甚至带来丢卒保车的问责秀、假问责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它才成为我们研究的课题。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在我国最早立法并实施问责制的地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高官问责制”,此后,重庆、天津、南京、湘潭、长沙陆续出台了各自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含义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1]行政问责制监督并约束行政行为,并且贯穿于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者和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约束机制,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

2.1 政府职权划分模糊

行政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权划分模糊,权限不够明确,部门机构臃肿、职能分类制度不完善、官员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在职能设置方面,各部门之间交叉重叠、运转不协调。在官员选拔方面,以任命制为主竞争机制不充分,因人设岗、副职过多的状况普遍存在。同时,静态的职能设定与动态的职能运行都表现出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制度不和谐现状直接导致了责任事故面前部门和官员之间的互相推诿,从而滋生了腐败的温床。

2.2 政府信息公开有限

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基础是公民要对政府的决策、措施、方案等政府信息有知情权,这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入世以后,我国政府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加大了透明政府的建设力度,各地也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仍很有限,表现在: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行政官员由于拥有自由裁量权,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们可以轻易地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愚弄公众或蒙骗上级,这样,行政问责制的实行将大打折扣。另外,缺乏足够的透明的政府信息,我们很难判断政府是否履行了积极意义的责任,也很难判断它们是否应该承担消极意义的责任,从而使行政问责制失去可操作性。

2.3 问责程序不完善、范围和对象不明确

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使行政问责制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保证。从以往的问责案件来看,问责程序并未引起我们的根本重视,我们一味追求的是从快从重处理相关责任人,以显示相关责任机关对相应事件的重视,但完全忽略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还局限于党政机关,甚至发生越俎代庖的现象,很少有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的。在问责对象的汇报上,责任人究竟应该向领导者个人报告还是应面对更多的上级领导班子或是应在更大范围内公开报告还有待于明确。在责任认定上还有待规范,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到何种追究,也没有明确规定。

2.4 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环节薄弱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又一个社会条件,而在我国这方面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众对政府政务拥有较少的知情权,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有限造成的。公众对信息的缺失,使他们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了解事态的细节,更不能对事态发展作出预期,公众对官员问责的程序和方式也不知情,根本无法获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问责。二是公民问责成本过大。我国现在还没有健全的问责程序和问责制度,公民没有方便的申诉途径,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决策、管理、执行等行政行为参与度不够,认同度不高,这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实行。

2.5 公共行政文化缺失

行政文化包括人们对于行政体系特有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及人们所遵循的习惯、传统和规范等,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作背景下,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所形成的。[2]但是目前公共行政文化的变迁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性。传统的权力本位的意识仍然非常牢固,封建时代的官本位思想、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对社会无限渗透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主导性地位,使得权力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责任本位的思想还没有确立并固化下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路及对策

3.1 严格划分权责界限

建构一种制度化、系统化的责任划分体系,使公众和官员可以对行政行为的性质、依据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目了然,完善政府体制和制度建设,明确政府权力与责任,使权力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具体包括:第一,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和义务,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法制化,对于部门间功能性权力交叉、责权不明而导致的职能重合、交叉及模糊不清之处进行清理;第二,向公众公开政府官员的主要权责,使公众对政府行为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以此为依据对政府行政行为提出问责;第三,对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的确定。一般来说,政府官员对行政机关负责,党员对所在政党负责,代表向选民负责;对于正副职之间,如果集体的决定是错的,主要追究正职的责任,如果是某个官员执行错误则追究单个人的责任,但正职应负管理与领导不力之责。

3.2 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权力外部制约机制的前提,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是现代民主的原则。作为公共资源,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外,政府应及时公布其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及制定的相关政策,使公众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的工作状态。另外,要保障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权,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就是向大众迅速、充分和客观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提供准确的信息。各级政府不应以各种理由干预或主导新闻报道的方向和内容,向公众隐瞒信息或报道假信息。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教育独立于政府的体制,赋予新闻媒体以独立的人格,保障新闻媒体自由、公正的报道权。

3.3 完善问责程序并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其重点是增加问责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不仅要对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失职事件进行追究,还要对其他还没产生不良影响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在问责启动上,应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即不仅有上级领导和有权问责的监督机构来问责,而且也要让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甚至公民个人提出。在责任人的履责情况进行核实、评估上,要通过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而不能事事依靠调查来获取信息。在结果处理上,要防止同过不同罚的现象,甚至是用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代替法律责任的现象出现。问责范围方面,不能仅限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而应当把官员的所有职责都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已经或可能违背公共利益、没有满足公众期望的行为。问责对象方面,从我国国情看,各级党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官员甚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都属于问责对象。

3.4 增强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会使政府及其官员负起责任,不敢消极懈怠;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可以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有效性。要把公民的问责权利落到实处。第一,政府需要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利用法律武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第二,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行政问责的参与意识。第三,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扩大民间组织,提高其行动的有效性。第四,要拓宽参与的渠道,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通过行政程序使公众参与行政权力的运作,以社会监督国家的形式保证监督的有效性。

3.5 加强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

行政问责制应该建构在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上,要构建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首先,应该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加强对官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只有行政人员强化公共利益至上的责任意识,形成良好的行政品德,使负责任成为一种道德习惯,他们才会自觉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其次,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树立典范。作为个人或群体,政府领导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来促进行政文化的变迁,通过自身的榜样消除公众对行政问责制的怀疑和不信任。再次,要加强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其依法行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 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4(4)．

[2] 王学军.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J],2005(1)．

[3] 曾雪璐.我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学术交流,2007．

[4] 王祥,郑易平.论责任政府场域中行政问责制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9(2)．

[5] 吴怡,张本玉.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9(7)．

第三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体现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随着一系列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我国行政责任中的引咎辞职制度逐渐呈现出制度化趋势。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本的权力控制措施。在我国特殊的政治行政体制和文化传统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完善这一制度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着力推行行政问责，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根据我国行政问责的现状，借鉴他国或地区的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完善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is an ordinary phenomenon，and also the important system arrangement reflect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With the occurrence of serial accidents，Taking blame and resigning system in China is becoming systematized.Using responsibility to control power is the basic power control measure.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cultural tradition，how to actively perfect the system has become the problem focused b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er.At present，carrying out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full sail has made progress in China，but there still are some problems.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practices in China，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can be perfected by using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 for reference.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Current Situation;Perfect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中纪委监察部公布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8位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而后有网友爆出，就是这样一位被记大过行政处分的官员鲍俊凯“已异地高升”，现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

鲍俊凯是于2008年12月就任局长一职的。在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上有一条消息，“2008年12月25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蒲长城副局长在皖考察指导工作期间，出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就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安徽检验检疫局鲍俊凯局长、方元炜副局长以及安徽省质监局有关同志参加了座谈。”

而该网站还显示，当月上旬，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程杰还在出席工作活动。这也意味着，鲍俊凯在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处分前，在“三鹿事件”依然备受关注时就已任新职，并且受到处分之事并未影响这一任命。

网友爆出鲍俊凯“异地高升”引发热议，很多称已见怪不怪。

事实上，“带病复出”并不少见。据媒体报道，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6·28事件”中被撤销瓮安县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史

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曾带病复出被媒体“拦阻”。

问责官员违规复出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首先，问责主体的权威遭遇挑战。由于行政问责制度遭到人为破坏，使得政府的执行力严重受损，国家对官员的约束教育机制陷于成为摆设的境地 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之初，就是为保障和强化政府的执行力并约束官员 不难想象，允许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没有让违规犯错者到应有惩罚和教育，更不能对在位者产生警示，长此以往，行政官员的乱作为 不作为现象得不到改变，而且政府的执行能力会一直处于低水平甚至会倒退。其次，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对外而言，由于违规行政官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舆论监督没有起到作用，更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内部官官相护 轻民重官的怀疑和忧虑 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再不跟进，处罚力度再不加大，实实在在地落实有错必罚，罚必严厉的政策，我们将失去人民群众对问责制度，用人制度，组织部门甚至政府的信任。最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虚弱无力问责官员的频频复出，深深地刺痛了人民群众的心，让行政问责制度流于形式，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来是惩罚违规官员的利剑，对在位官员的警世钟，现在却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以及舆论指责的挡箭牌。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官员复出现象仅仅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问题，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其他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一)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建设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态度是坚决的，并且对有问题的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省市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2000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为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2003年11月四川省正式出台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 》，开创了在省级行政区划内，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先河。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政策及法规的出台，标志着官员问责制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此后，纷纷出台问责办法，高举问责剑。由此可见，以上问责条例的出台，显示了党和政府依法施政、反腐倡廉、执政为民的信心和决心。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

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行政负责制毕竟在我国推行的时间不长，在实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法制不够健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为依据，缺乏全国性的、普遍适用的行政问责制方面的法律，并且我国的行 [1]

政问责制还处在权力问责的阶段，没有上升到以法律问责权力的高度。同时从形式上看，已有的行政问责制多为中央政策。如温家宝总理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是政策不是法律，并且内容是概括性的。这样无法充分发挥效力，并且不能具体落实到工作中。2006年l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把引咎辞职制度引人其中。该法第十三章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公务员法将引咎辞职这个道德责任方式纳入法律，推动了我国行政道德的法制化。但是这样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带来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定，在制定地方行政问责制规范性文件时造成政出多门、适从的局面。

2.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回顾近两年备受关注的问责事件，不难发现其问责的内容和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问责事件似乎仅限于那些引起中央高层重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安全事故上，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领导过失等领域，显然是内容较少、范围偏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缺乏一套普遍、公开、细致的问责事由标准，同时问责种类没有法规的明确划定。在责任人应承担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等责任中择其有利者取之，避重就轻，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此外，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可操作性的界定准则，责任划分上的弹性空间过大，导致问责缺乏刚性、失之公正。

3.权责不清，问责不明。明晰权、责、利是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关键。明晰行政人员的权、责、利就是要对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对行政人员的权、责、利进行合理的配置。应该用规章制度加以明确，这样才能把行政问责落到实处，才能在发生重大事故、决策失误、工作执行不力等问题时，明确由谁来承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由于长期以来，党政关系没有理顺，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国家行政事务，行政首长没有绝对决策权，造成了权责分离的情况；二是我国行政机构设置还不够合理。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省、市、县(市)、乡(镇)五个层次，职能部门分工过细、职责交叉，这样多的层次及职能的交叉，如果出现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很难确定；三是决策与执行不分，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3] [2]因为，引咎辞职不等同于全部的问责制度。此外，在实践中，有些省市忽视了上位法的规

4.责任意识淡薄，问责理念不强。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传统的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由此造成行政环境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核心就是“官本位”。在一些领导干部心里，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进则荣、官退则耻等各种传统糟粕思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实施。这种思想容易使领导干部以个人利益为重，疏忽人民利益。

5.异体问责信息缺失，导致对责任主体的监督很薄弱。从理论上说，对政府的监督

制约机制比较完善，包括政府内的和政府外的监督、部门内的和部门外的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从部门划分来讲，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社会监督。但在行政问责的实践中，各监督主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挥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监督不力。主要包括行政信息非对称性障碍和行政信息公开非完整性障碍。行政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信息公开度不高，并且公开的多是对府有利的信息。这样导致行政问责难以顺利进行。

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对策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以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社会各界对此特别关注，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进行必要的总结与反思，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并健全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 各地区应当根据目前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实施情况，积累经验并完善相关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形成一部试行法规。在此基础上有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各地情况，再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统一适用的《行政问责法》。立法机关要不断完善和细化法律、法规，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并重点加强行政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的的行为范围，明确他们的责任。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明确问责客体及其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和情形，构建完整的问责事由程序，并强化问责的救济力度，规范问责本身的监督问题。此外，还必须不断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如完善人大制度及法制，增强人大的监督作用，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媒体的公开问责权顺畅实施，健全公民参与制度等措施。通过各层次的配套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较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推动行政问责依法有序地进行。

(二)严格职责划，明确问责的主体

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行政问责，就必须明确问责的主体，并严格职责划分。不同部门和不同行政人员之间严格的职责划分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前提。同时，也应当用宪法和法律来明确什么级别的官员负什么样的责任以及谁问责、问责的严格程序，严格行政问责体系。目前，我国的问责，属于典型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权力问责，而一个法治政府、责任型政府的问责主体不应该只是个别领导。我们应当确立人大及人大代表、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的问责主体地位。

(三)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识，并加大宣传，营造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行政环境

行政问责制的顺利进行，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基础。针对目前社会上依然存在的领导干部“官本位”，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形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良好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要使领导干部有风险意识，让其从父母官转变为人民的公仆、对老百姓负责的官 [5][4]

员，不能做有悖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承担责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形成有咎必辞、有责必究、有过必罚的意识。并对公众加强这方面的教育，从而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行政问责，为推行这一制度创造良好的氛围。这样也有助于领导干部及其他行政人员发挥内心自我控制，积极面对社会诉求和快速回应公民的需要，进而推动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并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建设。

(四)公开行政问责信息，加强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有赖于政务信息公开，如果没有真实透明的行政信息公开，人民就不会知道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人民负责也就无从实现。行政信息公开有对政府权力制约的作用，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政府部门有没有对公众负责，也就没有办法进行监督。因此，完善问责制就必须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此外，政治问责有两种，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从发展的角度看，行政问责制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建立和完善异体问责制。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所以，各级人大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办法。此外也要把媒体作为最有效的问责异体纳人外部监督体制，同时应当把公民列入异体问责主体，因为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

(五)尽快健全行政问资救济机制

如果法律或制度赋予了个人一项权利，但是当这种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没有任何行政和司法保障，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无效的。因此对被问责的官员，我们要更多的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赋予其充分、平等的陈述申辩机会，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权利救济途径。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强调对行政责任的救济主要源于两种思考：一是当前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制度或机制，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二是官员问责的对象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存在着较大错位，在对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护上还不充分。

(六)营造和谐的“问责文化”环境

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灵魂。行政问责制作为旨在加强公务员问责性、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一项制度，其核心在于“问责”。“问责”的落实则有赖于在政府公务员乃至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这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建立行政问责制，推动责任政府的构建，顺应了构建可问责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国际趋势。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完善需要相关配套措施，需要一个过程逐步完善。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创新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理性地分析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完善行政问责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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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红宇.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公安法治研究，2010(4)

[3]王凯伟，李锦.行政问责制: 价值、问题及对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

[4] 高秦伟.论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J].行政论坛，2001(7)

[5]臧丽红.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分析[J].辽宁法治研究，2009

[6][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43

第四篇：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行政问责制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 行政 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包括其未履行应有职责的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在我国管理实践中,要发展出一套严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还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使行政问责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行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中,由于表述的泛化,带来操作上的模糊与难以界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什么事该问责。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高层公务员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或失误时,才会被免职或引咎辞职,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不作为或者在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却很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公务员个人的主观动机,而不论其工作成效,缺乏一种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和意识,具体表现为:

1.行政问责通常只关注那些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对于一些影响力、大众关注度相对较小的事却不问责。出现了只要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的重大事件,相应上级部门就会督办解决,而其他一些“小事”则因为

关注度低则被忽视掉。

2.行政问责关注的更多是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中担负领导责任的过失现实中关注的相对还比较少,行政问责制应深入到政府所管理的各个领域。

3.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对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关注不足。由于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根深蒂固,这就造就了大量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不作为行为。行政问责制不光要问责出现失误的行政行为,也一定要问责行政不作为行为。

4.对道德责任的问责远远不够,对领导干部道德责任的问责是意义深远的,他们直接代表政府的形象,正义、诚信、健康的公务员队伍的形象事关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得到我们高度的重视。

其次,问什么人的责。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实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乃至各部、委、厅、局均由相应的行政正职即“一把手”负责,行政问责所指向的对象自然是行政正职即“一把手”;但同时,党章中明文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委员会委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在行政活动当中,一般行政正职负全面责任,应对组织的行为全面负责,可是,在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当中,往往是由副职在事发后承担领导责任,正职却没有承担起于其权力对等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只处理有问题的直接当事人,而对其负有相应过失责任的上级领导却不问责。当直接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管辖的事务负主要责任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应对该部门负责的上级部门所应承的的领导责

任。

再次,由谁来问责。重大问题出现时,往往是由政府责令相关当事人辞职,我们却忽略了官员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应由人大任免的,这样一来颠倒了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需要我们强调的是相应的问责权限应由相应主体实施,权力问责应向制度问责转变。

最后,怎么样问责,即按什么程序问责。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说来,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行政问责制要走向公开、公正、公平,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必需的。

针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一,转变传统行政理念。明确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动因以及政府追求的主导价值理念。这样才能从更高层次上确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继而促成建立责任政府,实现对社会良好的治理。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社会公众都要转变理念,建立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监督意识,形成问责和被问责的习惯。

第二,健全我国现有人事制度。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要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要进一步改革政府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晋升机制,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官员淘汰机制,使不负责任的官员被淘汰,保证问责制度的真正实施。

第三,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包括:1.基于权属关系的内部问责,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机关对责任人的追究制度;2.行政体

系内的专门机构的问责,如监察、审计机关对责任者的追究;3.行政体系外部的问责,如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4.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大的监督。通过行政问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使问责制不但产生真正的约束力还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四,强化优化问责制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尤其是立法部门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例如在所有的问责案例中,由人大机构或人大代表主动提出对官员问责的质询案数量极少。推进政府问责制,其核心运行渠道是由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实施的问责。

第五,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赋予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透明行政、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应通过立法,对哪些信息必须公开、通过何种渠道公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政府为公众提供信息查询的义务及不履行相应义务的后果等做出系统完整准确的具可行性的规定,从而从法律的高度来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决定着一个政府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是否负责任也成为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从根本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它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的合法的。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

制,构建一个可问责的政府,不仅是行政改革目标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石书伟 刊发时间：2010-10-15 15:00:11 光明日报[字体：大 中 小]

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现代意义的行政问责制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管理，目前理论界对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对于此概念的理解，主要应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过程和问责结果等方面来把握。问责主体，即哪些人或者机构可以充当行政问责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谁来问”。这是确定行政问责有效性的一个必备前提，如果问责主体指向不明，那么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来自行政系统内部，即上级行政机关，以及审计、监察机关，而且还应包括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以及社会机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只有问责主体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多样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客观性、公正性。

问责客体，主要是政府部门或者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或者没有恰当地履行义务的种种行为。问责客体中的问责对象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来问谁”，具体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部门或者负有领导职责的公务员。如果被问责的对象指向不明，问责也就失去了进行下去的必要。所以，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定要找到被问责的具体政府机构或者个人。

问责范围，是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讯问的内容，也就是“问什么”的问题。不仅要问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原因，而且还要问为什么作出错误决策；不仅要问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行为，还要对故意推诿、决策缓慢、执行不力等作为问责。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和公务员在政治行政体系中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其内含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等。

问责过程，指问责机制启动后所经历的各个环节和步骤。即问责开始后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国，一旦问责机制启动，一般首先会确定责任相关人，然后通过质询和搜集信息，确定主要责任人，最后对主要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

问责结果，主要是指被问责的政府机关和公务员所承担的处分和处罚结果。一般来说，这种结果可以分为政治、道德、行政和法律责任四种，具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留党察看、引咎辞职、撤职等；触犯刑法的，还要启动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源起和发展

关于我国对官员问责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就对领导干部明确提出要“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而我国最早对失职官员追究责任，或者说最初的问责也正是在1980年，当时“渤海二号”发生沉船事故，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就受到了记大过的处分，这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处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近年来问责风暴的掀起发轫于2003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由于对SARS疫情隐瞒不报和抗击不力而被问责。在随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等行业和地区的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自2003年中央率先发起行政问责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也都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对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实践和制度建设上积极探索，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这些探索丰富了我国行政问责研究的理论成果，使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被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这些都表明我国对责任型政府的理解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尽管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实践上也依据问责体系惩治了一些在重大事故中有过错的主要领导人，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产生时间较短，各种配套制度和机

1制尚未健全，因此，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问责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仍主要来自于政府系统内部，尤其是上级政府机关和党委机关，没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社会机构、群众、媒体等参与进来，在此情势下，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客观性、普遍性就会大打折扣。二是问责机制没有常态化。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更像是一场暴风雨式的运动，问责来时一阵风，一旦过去，那些未受惩戒的官员照样不思改进，因此很难起到警戒和震慑作用，问责效果往往不佳。今后必须要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将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体系之下，从而促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务实。

行政问责制度体现了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它体现了共产党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要求，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来自全体群众的授予，而是把它看做是上级领导的赐予，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只惟上级领导的意见是从，而不愿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诉求。推进行政问责制，会使这些领导干部重新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广大群众的授予，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多地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真正做到关心民生疾苦，了解群众冷暖，以真抓实干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任与支持。

第二，有利于形成干部淘汰机制，从整体上提高干部素质。我国较长时期在官场上形成的一种陋习就是能上不能下，领导干部一经录用，就不用再担心有下台的危险。而推进行政问责制，其实就是将一种淘汰机制引入到官场中去，这无疑能打破这种陈规陋习，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地进行工作，从整体上推进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发布时间：2010-10-02来源：人民日报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朱慧卿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这里，记者就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进行了一些探讨，供读者参考。

“问责风暴”刮起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罢官去职。自此，行政问责开始大规模实施，问责走入大众视野中。

2005年底，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2007年江苏省无锡“水危机”引发了一场“环保风暴”，无锡市所辖的宜兴市5位政府官员因在对相关企业违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监管失责”，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撤职等处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这是40多年来尾矿库溃坝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影响恶劣，孟学农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并同意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问责是国家机关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贻误工作，或者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所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告诉记者，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过“问责风暴”，人们意识到，政府如果没有履行好相关职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损失或者引发了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政府有关官员、政府集体或者职能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问责风暴”是依法行政原则中职权法定与权责一致的具体体现，行政问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过程中，内在地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也体现了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的姿态。此外，行政问责制是监督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的有效形式。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申请国家赔偿的监督效果相比，行政问责的监督更为直接，因为“问责”直接涉及领导干部的“乌纱帽”和升降奖罚。“当事故灾难发生、有人被问责之后，所有官员会普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制对公务人员具有很强的警戒作用。”马怀德说。

行政问责艰难前行认识存误区，行动有偏差

近年来，行政问责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因行政失当失职而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对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应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不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

在我国，目前问责路径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上问下”，即上级对下级问责。“问责被看成了上级对下级具体过失的惩罚。”马怀德说，其实，这只是单向对失误官员的惩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问责，这样容易把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问责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一旦发生问题，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会公众都可以启动问责程序，而不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问责下级”。

现实中，当发生了责任事故之后，人们的惯性思维是“谁是负责人，就找谁”。在一些地方的问责规定中，也都把责任指向了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有行政失当行为，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马怀德认为，把数量众多的一般公务人员排除在问责对象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党委常委会研究、书记“拍板”，行政首长在党委中往往都担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问责惯例，一旦出现问题只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党委书记却不用担责。“在一个单位，到底是党委书记负责，还是行政首长负责？目前没有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马怀德说，这需要形成规范统一的制度安排。在以往的一些地方问责中，行政问责名义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领导的责任。行政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副职负责制，这就偏离了行政问责的初衷。

“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还限于对比较显性的执行层面的责任追究，问责尚处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过渡阶段。”马怀德说。

问责需要制度化安排加快立法步伐，严格执法监督

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因此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启动问责，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政府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不够，或者过于原则，无法追究。马怀德认为，目前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如此问责才能摆脱“风暴”，走向“常态”。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关于行政问责的立法尝试在不断进行。2003年7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台了行政问责制度。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将“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广西和甘肃等地都出台了行政问责的相关规定。

中央也在行政问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为问责制度化提供了依据。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针对目前行政问责制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意识，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早日实现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化、制度化。”马怀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和加强监督”，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都说明我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执行和监督问题。即使将来立了法，执行和监督问题仍应该是重中之重。（秦佩华 胡玥）

国外行政问责实践（链接）

美国政府和国会设有监督部门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该机构还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道德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高级政府官员所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程序。

瑞典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

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三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又具体分为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纪律责任。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除议会外，瑞典政府也有自己的监察机构，如国家审计署审查国家机构、国有企业及国家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政府还设有与议会监察专员相对应的监察办公室。

法国跨部门预防贪污腐败

在法国，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如果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响，有关人员会被迫或自动下台。

法国在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定期组织对国家机关、公私企业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此外，在法国还有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审计法院、中央廉政署等民间或官方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