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课程实施对策分析

第一篇：我国课程实施对策分析

我国课程实施对策分析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问题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课程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许多教育革新的失败，主要的原因不在于革新计划的科学与否，而在于实施，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使课程实施达到预期效果，笔者认为可以来取以下对策。

（一）加强课程实施政策的指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课程转型时期，在课程管理体制上，从中央一统型向三级分权型转化。在课程结构上，从一统的课程结构向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课程结构转化。在整个课程研制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对文件课程研究、实施中的课程的研究，更强调对课程实施政策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和政策指导仍具有重要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课程实施政策会起到指挥棒的作用，适合我国国情的实施政策会推进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进程，它将直接影响到课程实施的效果。

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课程实施政策时，要考虑到如下因素：课程实施除了忠实观以外，容许相互调适观存在，即地方、学校和教师在课程改革大前提下，能自由调整以适应个性化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对学校课程改革的支持，保证对课程实施的经费和人力投入；推行教师聘用制和校长聘用制；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加强对实施过程的指导与反馈等等。

（二）实现“从内容到经验”的转换

如前所述，我国的各科教学，比较注重学生系统知识的掌握，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在课堂上静听，知识成了外在于学生主体的客体，是由教师灌输进去的内容。这样一方面学生不愿学，教师也对学生这种厌学情绪无可奈何。实际上，我国的教学论依然遵循了哲学的认识论，教学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种教学认识论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也有其局限性，其预设的前提是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这是一种现代的知识观，该种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反映，不代表任何个体和集团的利益，是可以为所有人造福的，是人类的公共财富，因此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但后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不是客观的，它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观反映。现代课程观认为，课程是学习者与教学环境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个人经验。课程不是先行于学生，外在于学生的知识体系，而是与学生的学习过程融为一体的，两者合二为一。课程与学习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人、占有者和参与者。只有学生以某种形式与知识发生了相互作用，课程才真正存在，知识成为课程的必要条件是学生参与。这就要求教学必须建构在心理学的基础上。 教育心理学认为，有效的学习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1）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教材和教师提供的有意义的、经过组织的信息；（2）原有的知识技能，贮存于长时记忆的原有知识、技能是新的学习的重要内部条件。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根据统觉论，认为新知识必须融汇于原有的统觉内，才能习得。现代信息加工心理学家都十分强调原有知识在新的学习中的关键作用。（3）学习者的主动加工活动。有了适当的外部条件和原有的知识基础，如果学生不进行主动加工，新的学习仍然不能发生。

在课程实施中必须从过去的以内容传授为主的教学转化为对话式、启发式的教学，教学必须调动学生内在的积极性，教师要将课堂教学经过认真的组织，以适合学生进行信息加工。将外在于学生的知识变成学生的一种个人知识，成为学生的一种个人体验。这是我国课程实施中必须加以明确的问题。

（三）强调课程实施主体的价值

课程实施中，师生双方参与课程的发展是课程实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美国著名课程论专家奥利瓦教授，曾精辟地指出：“正像课程专家先在我们称之为课程——教学连续统一体中的课程领域起作用，继而在教学领域起作用一样，教师先在教学领域起作用，继而在课程领域起作用”。课程研制过程不仅涉及课程的行政工作者、决策者、课程、教材编制者，同时也涉及具体实施该课程计划的教师，在任何一项课程变革计划开始实施之前，教师要接受有关指导、咨询甚至参与课程的开发。如果教师拒绝学习课程方案，课程实施就失去了前提。教师在课程实施和评价阶段，教师是直接参与者。有研究报告指出，教师参与课程发展可使教师更好地实施其参与发展的课程。加强教师的培训，使教师熟悉新教材，理解改革的思路，这也是课程实施得以成功的一个因素。因此，在美国十分重视教师参与开发、设计与实施课程计划，并将教师的培训工作看作是一个重要手段，认为这是一个学校课程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

学生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没有学生的参与，整个课程实施无法如期完成，（四）加强沟通与对话，协调各方面影响

课程实施是一个整体行动，单靠教师执行课程方案是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必须加强教育行政领导与校长、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等的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达成对课程方案的一致理解，形成改革的共识，课程实施才能有效开展。因为任何课程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前的做法的一种扬弃的过程。不改变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观念，课程实施不能落到实处。任何变化，不但要经历发起、动员、采用到实施的阶段，还必须制度化，持续化，整合成为学校的常规。课程实施要制度化，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学校的文化传统，也可能是校外的，也可能是教育行政上、教师或学生方面的，等等。这就要求校长在课程实施中发挥统筹作用，学校校长的办学理念直接影响课程实施，如果校长对课程改革表示支持，并给予关注与鼓励，解决课程实施中的困难，课程改革将能有效地进行。反之，则不利于课程改革。

（五）构建良好的学校文化环境

课程实施靠教师来操作，学校是否具备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直接关系到课程实施的效果，关键是学校有一个共同合作的文化环境。校长、教导主任、学科负责人、任课教师是否达成共识，将影响课程实施的运作和结果。教师文化对课程实施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对教师文化作过深入的分析，认为教师中存在四种不同的文化：（1）个人主义文化。奉行独立成功观和不干涉主义。对于自己，教师通常孤立地从经验中学习，把求助于他人视为无能；（2）派别主义。表现为派别内的紧密联系和派别间的漠不关心，以至竞争对抗，课程分科、年级制度以及校长的专制等都是滋长派别主义的温床；（3）人为合作文化。是一系列正规的、特定的官僚程序的产物，它可以作为自然合作文化的前奏，但是本身具有许多局限性。（4）自然合作文化则是教师自发、自愿的产物。

因此，加强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听课、协同备课，召开教研会，都有利于课程实施的顺利进行。

（六）重视资源建设

受传统的“课程即教学内容”课程观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过于重视教科书，重视课程知识传递，课程发展以“一纲一本”为主，偏重于书本，视课本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课程资源，学习局限于书本。这种观念不利于学生创造性地学习与发展。随着课程教材制度的改革，出现“多纲多本”的教材开发制度，这为课程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课程资源与课程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课程资源是课程实施的最起码条件和支持。课程实施的范围和水平，一方面取决于课程资源的丰富程度，另一方面更取决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水平，也就是课程资源的适切程度。课程资源可以分为校内课程资源与校外课程资源。校内的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该在课程实施中占据主要地位，校外的课程资源更多地处于一种辅助地位，根据美国课程论专家拉尔夫·泰勒的建议，“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资源；要加强校外课程；帮助学生与学校以外的环境打交道”。在课程实施中，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教材不是课程资源的唯一来源，学校的教师、实验室、专用教室、图书馆等都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任何一项课程改革要得以实施，必须有相应的课程资源的保证，否则课程实施将难以达到应有的水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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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9期

第二篇：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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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作者：胡啸威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05期

摘 要: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政府职权划分模糊;政府信息公开有限;问责法制程序不完善,范围和对象不明确;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环节薄弱;公共行政文化缺失,因此要严格划分权责界限;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问责程序,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增强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加快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等,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落实到实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 问责主体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2(b)-0225-02

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的“官员问责年”,尽管问责风暴持续发力,但还是有专家站出来泼了冷水,表示一直以来,我国的问责体系还不完整,这些都有可能削弱问责的力度,甚至带来丢卒保车的问责秀、假问责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它才成为我们研究的课题。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在我国最早立法并实施问责制的地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于2002年7月1日实行“高官问责制”,此后,重庆、天津、南京、湘潭、长沙陆续出台了各自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关于行政问责制的含义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1]行政问责制监督并约束行政行为,并且贯穿于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决策者和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事后结果追究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多重约束机制,督促政府工作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障碍

2.1 政府职权划分模糊

行政问责制的前提是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以及合理的官员进退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权划分模糊,权限不够明确,部门机构臃肿、职能分类制度不完善、官员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现象。在职能设置方面,各部门之间交叉重叠、运转不协调。在官员选拔方面,以任命制为主竞争机制不充分,因人设岗、副职过多的状况普遍存在。同时,静态的职能设定与动态的职能运行都表现出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制度不和谐现状直接导致了责任事故面前部门和官员之间的互相推诿,从而滋生了腐败的温床。

2.2 政府信息公开有限

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基础是公民要对政府的决策、措施、方案等政府信息有知情权,这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入世以后,我国政府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加大了透明政府的建设力度,各地也对政府信息公开作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仍很有限,表现在:行政公开程序缺乏制度保障;行政官员由于拥有自由裁量权,往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领导干部们可以轻易地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愚弄公众或蒙骗上级,这样,行政问责制的实行将大打折扣。另外,缺乏足够的透明的政府信息,我们很难判断政府是否履行了积极意义的责任,也很难判断它们是否应该承担消极意义的责任,从而使行政问责制失去可操作性。

2.3 问责程序不完善、范围和对象不明确

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使行政问责制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保证。从以往的问责案件来看,问责程序并未引起我们的根本重视,我们一味追求的是从快从重处理相关责任人,以显示相关责任机关对相应事件的重视,但完全忽略了具体的操作程序。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还局限于党政机关,甚至发生越俎代庖的现象,很少有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的。在问责对象的汇报上,责任人究竟应该向领导者个人报告还是应面对更多的上级领导班子或是应在更大范围内公开报告还有待于明确。在责任认定上还有待规范,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到何种追究,也没有明确规定。

2.4 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环节薄弱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又一个社会条件,而在我国这方面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公众对政府政务拥有较少的知情权,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有限造成的。公众对信息的缺失,使他们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了解事态的细节,更不能对事态发展作出预期,公众对官员问责的程序和方式也不知情,根本无法获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问责。二是公民问责成本过大。我国现在还没有健全的问责程序和问责制度,公民没有方便的申诉途径,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决策、管理、执行等行政行为参与度不够,认同度不高,这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实行。

2.5 公共行政文化缺失

行政文化包括人们对于行政体系特有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念,以及人们所遵循的习惯、传统和规范等,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作背景下,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所形成的。[2]但是目前公共行政文化的变迁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滞后性。传统的权力本位的意识仍然非常牢固,封建时代的官本位思想、计划经济时代行政权力对社会无限渗透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主导性地位,使得权力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责任本位的思想还没有确立并固化下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路及对策

3.1 严格划分权责界限

建构一种制度化、系统化的责任划分体系,使公众和官员可以对行政行为的性质、依据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目了然,完善政府体制和制度建设,明确政府权力与责任,使权力的行使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具体包括:第一,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和义务,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法制化,对于部门间功能性权力交叉、责权不明而导致的职能重合、交叉及模糊不清之处进行清理;第二,向公众公开政府官员的主要权责,使公众对政府行为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以此为依据对政府行政行为提出问责;第三,对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的确定。一般来说,政府官员对行政机关负责,党员对所在政党负责,代表向选民负责;对于正副职之间,如果集体的决定是错的,主要追究正职的责任,如果是某个官员执行错误则追究单个人的责任,但正职应负管理与领导不力之责。

3.2 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权力外部制约机制的前提,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是现代民主的原则。作为公共资源,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外,政府应及时公布其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及制定的相关政策,使公众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的工作状态。另外,要保障新闻媒体的自由报道权,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就是向大众迅速、充分和客观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提供准确的信息。各级政府不应以各种理由干预或主导新闻报道的方向和内容,向公众隐瞒信息或报道假信息。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教育独立于政府的体制,赋予新闻媒体以独立的人格,保障新闻媒体自由、公正的报道权。

3.3 完善问责程序并明确问责范围和对象

完善问责程序是提升问责效能的关键,其重点是增加问责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知情权,不仅要对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的失职事件进行追究,还要对其他还没产生不良影响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在问责启动上,应当使问责的启动主体多元化,即不仅有上级领导和有权问责的监督机构来问责,而且也要让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甚至公民个人提出。在责任人的履责情况进行核实、评估上,要通过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而不能事事依靠调查来获取信息。在结果处理上,要防止同过不同罚的现象,甚至是用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代替法律责任的现象出现。问责范围方面,不能仅限于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而应当把官员的所有职责都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已经或可能违背公共利益、没有满足公众期望的行为。问责对象方面,从我国国情看,各级党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官员甚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都属于问责对象。

3.4 增强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会使政府及其官员负起责任,不敢消极懈怠;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可以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透明度、回应性、有效性。要把公民的问责权利落到实处。第一,政府需要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利用法律武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第二,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行政问责的参与意识。第三,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扩大民间组织,提高其行动的有效性。第四,要拓宽参与的渠道,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通过行政程序使公众参与行政权力的运作,以社会监督国家的形式保证监督的有效性。

3.5 加强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设

行政问责制应该建构在义务本位、责任本位、服务本位和规则本位的行政文化土壤上,要构建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首先,应该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加强对官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只有行政人员强化公共利益至上的责任意识,形成良好的行政品德,使负责任成为一种道德习惯,他们才会自觉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其次,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树立典范。作为个人或群体,政府领导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道德典范来促进行政文化的变迁,通过自身的榜样消除公众对行政问责制的怀疑和不信任。再次,要加强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其依法行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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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怡,张本玉.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和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9(7)．

第三篇：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及对策分析

09学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论文

我国

贫

富

差

距

现

状

及

对

策

分

析

信息技术系 05级4班 沈珊珊（2047）

[论文关键词]贫富差距 现象 影响 原因 对策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

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

1．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克服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弊端，能够从物质利益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配置有限的资源，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而其中资本这项要素总是得大头。这样，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主要因资本要素占有者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

2．垄断致富。垄断行业中的企业凭借对关键资源的独自拥有或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地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在产品市场或者要素市场上具有独自决定价格的能力，它们可以不用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转化成为该行业在岗职工工资，从而导致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行业。

3．非法暴富。我国已有富豪阶层出现，他们的人数不多，集中的财富占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些富人中相当部分是靠勤劳致富的，然而不少人主要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他们走私贩私、制假贩假、集资诈骗、偷税漏税，更有甚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权谋私、做权钱交易，搞“腐败经济”，看看当前的腐败问题，很多都与经济金钱有关。而这些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必然加剧贫富差距。

4．税收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还不够完善，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征管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另外，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范围比较窄、保障程度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化隔离的基础之上，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这种缺乏覆盖城乡全体人民的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四、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

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五、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

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铲除腐败,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6.创造平等的教育和竞争机会。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同时，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给予他们平等待遇，让其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7.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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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 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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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中华，透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3): 25-27

[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7]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党政干部文摘,2007(6)

[8]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17)

[9]于猛:缩小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07(11)

第四篇：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及对策

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及对策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已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加强世界各国间的合作与交流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今世界，某些冲突还在继续。因此，在世界处于和平发展的时期，我们仍应不能忘记这些威胁的存在。

我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这一直是我国领土问题中的头等大事。除此之外还有着很多更为复杂的领土和领海纠纷，包括钓鱼岛，东海问题，南沙群岛，中印边界等，甚至“藏独”分子也在也在叫嚣着。由此看出形势依然很严峻。

1、主要丢失的领土与海洋范围，以及外国军事势力对我国的包围。

现阶段，我国主要的丢失领土有被韩国侵占的黄海和日向礁、苏岩礁等岛礁，被日本侵占的东海和琉球群岛，台海与台湾岛，南海以及南海诸岛，藏南以及中巴阿边境的武装骚乱份子对我国边境安全的威胁。我们周边政策的有得有失：在黄海，韩国侵占日向岛、苏岩礁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东海，海军突破了日本的封锁，舰艇突入太平洋，基本压制了日本对我国的叫嚣，但是没有实现钓鱼岛等岛屿的收复；在台海，通过一系列和平谈判与努力，压制了台独势力，但是国民党、马英九领导下的台海政治局势走势仍未明朗；在南海，实行了渔政正常巡查，但是军侦测船频频骚扰，并有向越南派驻空军的迹象，我们的行动力度与等级急需加大；在藏南，印度态度相当强硬，没有丝毫谈判余地，武力收复藏南几乎成为唯一途径；在中阿、中巴、巴阿边境，被美军与北约部队鼓捣的塔利班突入巴基斯坦，危及我国向西发展的通道安全。在保证领土安全与完整方面，和平统一与军事武力统一是我国收复领土与失地的两种政策，也是我国一贯秉持地原则。在能够和平统一的情况 下，慎用武力，能谈则谈，能和则和；谈不了，谈不拢，就只有采取军事行动。

1、固有的安全隐性发展。

我国固有的周边安全问题一直是“多项并举”。一是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美台军事关系的跃升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增加了祖国统一的变数。二是南沙及其海洋国土被蚕食。美国军政官员有关南沙群岛的表态、与有关国家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直接威胁着我对南沙的主权诉求。三是“藏独”、“东突独”隐性发展，战略对手肢解中国的意图阴魂不散。针对这些情况，武力解决是唯一手段。

2、朝核问题对我国军事武力统一行动的影响。

在提到收复领土问题的时候，不得不提到朝核问题：朝核问题，会不会引起东北亚军事冲突？这个冲突会不会影响我们在其他地区的领土收复行动？朝核问题经过国际社会的紧张磋商，以及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中国在制裁协议中提出了制裁措施的限度，也是在朝核问题上为朝鲜提供了最大可能的保护。

3、四面出击，还是轻重缓急、先后有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着手西部地区，考虑通过军事行动收复南海和南海诸岛、收复藏南地区、保证中巴安全与稳定，保持中巴通道的畅通。在东部关系朝鲜、黄海、东海和台海地区，高度关注朝核事态发展，关注美日韩的军事动态，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南海，加大战机、军舰和潜艇部队的行动力度：对于强行驻扎在我岛屿上的国家进行警告，从越南侵占的岛屿入手，对岛上人员限期撤离。从期限截止日开始，如果仍未撤离，则进行海、空、两栖联合攻击，逐一收复领土，加强被收复领土的驻防。同时加强中越边境的军事部署。中巴通道上，加强中巴军事互动，在中巴、中阿边境坚决消灭入侵的武装骚乱分子！

4、我国和美国的关系变化。

美国与我国有着根本的利益矛盾，存在着重大战略利益冲突，这是不可调和的。美国对我国的遏制表现在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四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外政策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共存于同一政府的。美国历来认为社会主义是一股红色的浊流，共产主义是一股邪恶的势力。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发达，自认为社会结构文化科技的文明都是世界第一，极其自满，认为其它国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其实不然，比如现在的俄罗斯，美国当年给叶利钦很多许诺，而如今引用美国一个国会议员的原话“美国已经把俄罗斯遏止成了一个三流国家”。另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促使中国“变”——由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减小对它的威胁。另一个是遏制中国“强”——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只要我们想抓住什么发展的机会，他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且美国在对华贸易和技术交流时有一条规定：只要牵扯到先进科技的外出口，就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和日本与台湾的对华政策一模一样。台湾曾经有一个芯片生产厂家想迁移到大陆来，结果被陈水扁否决了。因为他们不希望大陆有芯片技术。当然了，我们现在也可以生产出来。美国的行政官员罗伯特.曼宁等属于不会随着总统更换却又掌握着国家立法大权的群体，他的基本观点是希望中国衰弱分裂，这也是他在议会上公布的对华政策。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我们的威胁是相当大的。在中美关系上我们对美的方针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而不破”。在反恐问题上，我们还是应与美国合作，但这是有条件的。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也暗藏着种种危机，因此当代大学生了解国防形势、增强安全意识，时刻做好迎接各种挑战的准备。同时我国要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只有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五篇：我国人才流失现状及对策分析

我国人才流失现状及对策分析(2006-12-14 21:27:22)

经过充分准备，我组就“我国人才流失现状及对策分析”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具体分析了中国人才流失的现象、原因、影响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首先，在流失人才的界定方面，经过讨论，我们将其定为科学人才、非科学领域的各行业中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拥有高学历的人才。而人才流失通常有两种途径：留学国外、移民。因此，我们重点讨论了留学生人才的流失现象，也提到了科学人才、高技术人才的流失等。下面我将从现状、影响、原因以及建议这四个方面阐述我组成员的观点。

我国人才流失的现状介绍：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百分之四十被吸引到了美国，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工作的人员中有百分之七十二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仅在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超过了十万人。我国人才流失最主要的渠道是以学生和科研人员为主的出国留学、进修。2004年2月16日教育部公布的2003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结果指出：从1978——2003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7.28万人。以留学生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生人员有52.74万人。回国人员只占24.7%，超过75%的留学生尚未回国。教学科研领域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2000——2002年，人才外流率为18.6%，回国率为14.4%，人才净流失率为4.5%。1993——2001年间，我国软件人才流失率为10%左右。研究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回国率保持在2：3是比较合理和有利的。若以此为标准，中国仍处于严重的“智力流失”状态。

鉴于中国严重的人才流失现状，我们讨论了其影响。部分同学认为人才流失并非坏事，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流失的人才可以在国外优越的环境下更好的发展自己，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次，流失的人才在国外得到发展后有更多的资金来投资国内，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并且，科技人员留在国外，他们同样可以同回国人员一样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信息时代，科技人员并非一定要本人回国才能为国效力。他们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条件，在信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回国后所起不到的作用。然而我们也考虑到了其坏的影响。

首先，从国家的角度讲，人才流失的后果十分严重，国家前期人才培养投入将得不到回报。从企业的角度讲，人才流失后的置换成本相当高。据美国一项研究，一个人的离职可能会使公司损失5万到10万美元。人才流失成本包括：（1）人才交替成本由重新招聘、考察和培训周期内的生产力下降导致的损失。（2）“专用资产”的流失：员工在某个企业通过学习获得的技术和人文知识，客户关系信息、配合默契构成的生产力，就是蓄积在员工身上的该企业的专用资产；（3）人才风险成本的增加：企业在培训、使用不熟悉的职工过程中要冒一定的风险；（4）企业为自身信誉降低所支付的成本。被解雇的员工常常会散布不利于企业的言论，解雇的员工多所付出的代价越大。（5）文化蜕变成本。人才流失常常发生在具有创新意识，与传统文化不太相容的人才群体，结果是导致企业文化朝表面去同方向蜕变，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

其次，人才流失将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在科技知识创新及转化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的差距。入世后人才的流失将比市场份额的丢失更为危险。中国企业能否成功地实施包括人才吸引、培养、使用和激励在内的人才战略，对人才回流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此前一篇报道称，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不包括公私出国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其中公派留学生为6万多人，目前共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正在海外就读。那么，就这个数字来说，我国留学人员流失比例达到了近50%。“这几年留学人数激增，今年有可能突破30万人。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居世界之最。目前，我估计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150万人。”王辉耀不无担心，“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中直接传达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王辉耀说，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

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高科技人才供应国。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

“吸引中国留学生，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广州留学服务中心出国部项目主管张国华[0.06 1.67%]感慨地说。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一份报告显示，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的效益是2.44万英镑。

“一旦留学生不回国，此前在学生身上的教育投入就无法收回，以每人为外国每年贡献2万美金计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为国外贡献100亿美金外汇。”王辉耀不无担心。

然而，各国还在争抢，并且手段变幻多样。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曾总结了人才大战的10种武器，比如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合作办学设奖等隐形手段。据了解，2003年左右，清华大学近百种奖学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学总额400多万奖学金中，外企占了300万。而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统计表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将超过800个，而6年前这些研究中心仅为100个。本报此前报道的不断涌入国内的“洋高考”也恰恰是很好的注脚。

“国外一方面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中国人才的吸引力度，在移民政策方面制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国外在„拉‟(Pull)，而国内教育、用人、移民制度改革缓慢，等于是在„推‟(Push)，在„推拉因素‟双重作用下，留学人数这几年激增。”

不缺硬件缺软件

尽管连日来都在接待源源不断的学生家长，并且赞同学生出国开阔眼界、学有所成，张国华仍难掩心中焦虑：“我们到了真正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想出去、为什么留不住青年一代精英的时候了，到了全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了。”

王通讯感慨：“21世JI是人才战争的较量，而人才战争的成败，将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要强调人才回归、从海外取出人才储蓄的阶段，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有些地方招聘了大量人才，甚至给他们不菲的待遇，但是这些人才除了当“花瓶”外，平时根本没有多少事情做，更谈不上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