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农业风险防范与转移问题思考

第一篇：订单农业风险防范与转移问题思考

订单农业是一种以销定产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订单农业”的产生起源于欧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十分成熟的农业产销形式。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订单农业才成为我国农业的主要形式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订单农业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对订单农业的发展障

碍进行剖析，厘清相关交易主体间利益及内在关系，准确制定化解措施，进而有效寻求化解订单农业发展矛盾之路。

一、订单农业风险

订单农业的兴起，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的联结在一起，有利于拓宽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降低了农业风险，促进效益农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在我国订单农业却总是发展不起来，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究其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订单风险所致。

（一）价格风险是订单农业的主要风险。价格是订单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起伏波动是难免的．而价格又直接决定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利益。订单农业的签约双方所依据的只是当时的局部市场状况，加之受自身决策能力的影响，因而订单所确定的价格并不具有代表性，结果便会出现价格过低农户缺乏种植积极性，过高企业经营风险太大，在订单到期日，订单的某一方就有可能因市场条件的变化而遭受损失。同时，企业和农户的价格风险不会因为签订了订单而消失或减弱，它只是在两者之间转移，也就是说，订单农业并没有从根本上回避价格风险。

（二）履约率低制约订单农业的发展。农业订单如不能兑现或履约率过低，不但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农产品卖难的矛盾，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延缓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订单农业涉及面广，连接的农户多，由于我国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意识，市场意识薄弱，短期行为严重，买卖双方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会单方面放弃订单。在推行订单农业过程中，粮食流通企业与签约的农户在生产前按约定价格签订收购合同。农民将其价格风险转移给了粮食流通企业，但作为订单农业的主要组织者的企业仍然承担着巨大的价格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汀单价格是否合理，以及签收后粮价的波动，仅仅依靠单一的现货市场，粮食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承受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极有可能转化为企业的巨额亏损。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订单农业并未让巨大的市场风险消失，而只是风险主体转移，这样就会降低订单农业的履约率。

二、订单农业风险原因分析

（一）订单农业方式本身的不足。农产品的订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货远期合约，相对于现货即期交易来说，它显得更加方便灵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现货交易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使卖方取得相对稳定的销售收入，买方获得相对稳定的货源，保持生产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然而，这种远期交易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合约是签约双方私下协商的产物，本着“契约自由”的原则签订的，所以，即使是同一种商品的现货远期合约，由于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双方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合约中的具体条款及条款的具体内容都不同，因此它的价格决定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而且容易导致经济纠纷，交易成本也相应增大。第二，远期合约的履约仅以签约双方的信誉为担保，现货市场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导致了合约的不稳定性。第三，签约双方在签约时所达成的价格协定不能彻底转移价格风险，只是使价格风险在签约双方之间相互转移，价格风险依然停留在流通领域之中。价格一经确定，就无法再变，使价格失去了本身所应有的随时反映供求状况变动的能力，降低了价格的灵活性。

（二）订单农业标的的特殊性。无论从交易商品还是交易双方来看，订单农业的标的是农产品，它与工业产品不同，有其特殊性。首先，因为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其产品质量又受制于自然因素，而产品品质问题更是订单履行的重要因素。其次，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是分散型的，市场化程度低，农户的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差，信誉水平和质量观念低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短期利益，极易违约。

三、利用期货市场转移订单农业价格风险

我们可以通过多条途径来发展订单农业，保护农民权益，但价格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由于订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回避风险的作用是极有限的，那么，在发展订单农业的过程中，如何规避订单风险呢？期货市场作为一种更高级的市场形式，不仅能够有效回避风险，也可以为订单农业的顺利运行提供载体。因为期货市场本身功能可以为订单回避风险。首先，期货价格的发现功能可为订单农业提供合理化的参考价格。期货市场存在众多交易者，期货价格能够集中反映出较为真实的供求关系及未来变化的趋势。它一

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预期性，另一方面，期货价格对各种价格因素反应极为灵敏。其次，期货市场作为风险转移与风险再分配市场，集中了众多的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巨大的风险可以在大量的市场参与者间进行重新分配。同时，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使参与交易的每一方都要达到一个最低信用水平，这就保证了交易双方都不存在违约风险。可见对于那些对彼此信誉水

平都没有充分信心的远期交易者来说，选择期货交易作为一种避险策略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我们需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提高政府服务职能，改善期货市场内外环境。要使期货市场对订单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一方面需要国家和相关部门重视对期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鼓励相关企业、农民学习利用期货市场。另一方面，政府要改变自己的职能，要为农产品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服务和法律服务，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一方面，美国政府改革农业政策。在1996年前，美国政府对农业实行的也是保护政策，通过对休耕土地给予补贴，对农场主提供贷款，设立农产品保护价格等措施来保证农场主的利益。1996年，美国政府取消长达60多年历史的农产品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让农民自担风险，独立决策，政府通过引导农民参与期货与期权交易，化解和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督促农民根据期货市场的价格信息合理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另一方面，政府为农民支付权利提供低息贷款，结果是农民参加期货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美国政府就这样巧妙地把补贴政策与期货期权交易结合起来，将农业市场巨大的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之中，既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又稳定了农业生产。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经验，完善和利用期货市场，推进订单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益。

（二）培育农民合作社，发展壮大中介服务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除大的农场主资金实力雄厚、信息来源充足，可以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外，大多数农民都是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间接参与期货市场，合作社为农民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我国由于人多地少的现状，加之农民在知识、资金等方面的欠缺，直接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存在一定困难，但作为农业生产者，在今后农产品市场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他们对套期保值的需求是真实的，从中国国情看，中国的农民永远不可能象美国农民那样拥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直接进行套期保值。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套保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根据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农业发展的特点，积极培育各种专业合作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由农民自己经营管理，合作社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和建议，指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使农业生产和流通逐渐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当然，通过建立合作社引导农户进入期货市场，对于我国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对于农产品重点产区而言，如果生产相对集中，产量相对稳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三）增加农产品期货品种，以拓宽期货市场为订单农业发展服务的空间。就我国目前期货市场的发展水平看，还不具备有效回避农业经营风险的能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期货市场交易品种有限，也表现在市场的流动性上，因此，我们应扩大期货市场的规模，增加期货市场的品种数目。首先，期货市场的规模是市场功能发挥的基础。如果规模过小，则不易发现真实的价格，也很难使套期保险者顺利实现风险的转移。建议我国适度放开投资者准入限制，培养一定数量的机构投资者，既有利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又有利于期货市场的理性与稳定。其次，扩大期货市场的品种数目。在期货市场上，增加一个交易品种，也就增加了市场功能辐射的领域，也就为更多的企业提供了规避风险的机会。

四、建立保障订单农业健康发展的完备机制

发展符合市场需要的优质农产品是农户获得订单的前提条件，质量是订单农业发展的生命，数量是订单农业的基础。所以发展订单农业始终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数量，要注重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要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来调整耕作制度和优化品种结构，要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品种。在发展订单农业中紧紧依靠科技提高农产品质量，通过加强种子工程建设，加快名特优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运用先进实用技术，从各个环节保证农产品的品质；通过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不断增强农民的质量意识。高的科技含量和一定的规模产量，使农户多赢得订单。

订单能否有效履行，是发展订单农业的关键环节。只有订单签约双方形成了责权利统一的制约机制，订单才能有效履行。在发展订单农业中，一方面把订单农业纳入法制化管理，维护订单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各种互惠互利、相互制约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产品购销关系，为订单的有效履行创造条件。同时还要运用政策法规规范订单农业，搞好引导、协调和监督工作，不断完善订单的签订和管理办法，为当事人提供政策法规咨询、合同纠纷处理等服务，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防止毁约事件的发生。

同时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各种风险基金，如生猪生产调节基金和实行农业保险，确保农业生产稳定，缓解自然与市场两大风险。二是继续加强对农业龙头的支持和培育，尤其要大力发展加工企业和培育购销大户。在资金、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组予支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发展效益农业多做实事。三是组建农业贷款担保公司，由政府财政注入一定的启动资金，有关农业企业认购一定比例的股份，按股份制运作，解决农业龙头企业贷款难问题。四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为订单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如协调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规范双方的经济行为；建立健全信息服务网络，利用农业信息网、招商引资等，积极帮助农户了解市场，开拓市场；与厂商、客户建立广泛的联系，为农户获得订单牵线搭桥等，促进订单农业健康快速发展。

五、结论

农产品的生长周期和生产规律决定了订单农业履行的高风险性，如何有效地规避风险一直是发展订单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利用期货市场、完善保障机制、强化信用观念，提高订单的履约率，推动订单农业的健康发展。这其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也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廉政风险防范思考

关于血站关键岗位风险防范管理的思考

【摘要】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乃是为预防和控制廉政风险转化为违规违纪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通过风险防范管理，实现内部监控与外部监督，廉政工作与业务流程、自律与法律的有效结合，将涉及人、财、物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岗位予以梳理和明确，以达到风险防范的目的。

【关键词】 关键岗位;风险防范;思考

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至今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我国廉政建设工作进入“新常态”。近年来，全国多地血站违规违纪现象易发频发，多次见于网络和报端，为无偿献血工作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探索关键岗位和高危区位廉政风险因素，对于推进血站党风廉政建设，树立血站良好公益形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加强关键岗位风险防范的原因

1.1部分关键岗位人员思想意识薄弱，道德防线不牢。岗位职责观念退化，看中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缺乏长远思想和大局观。在利益的驱动下，置法律法规和纪律于不顾，面对制度的漏洞，思想防线松动，存在侥幸心理，最终得不偿失。

1.2关键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缺乏科学性。关键岗位职责和流程设置不清晰，对关键岗位人员配备考核不严格，很多关键岗位人员长期固定从事此项工作，思想素质、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存在一定弱化，按部就班思想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自身的学习和要求，对“新常态”认识不足，最终导致无视权利制衡、无视责任监督，自我封闭，廉政风险增加。

1.3关键岗位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制定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措施的过程中，一般多从宏观层次着手，从大方针层面予以约束，很少从岗位层面，人员素质层面制定针对性较强的风险防控措施。很多关键岗位缺乏必要的制度执行措施和流程安排以规避廉政风险。措施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性和连贯性。

1.4关键岗位职权监管缺失。我们通常习惯实行从上到下的监管，缺少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造成不少监管环节的空档。纪检监督不可能做到事事监督、时时监督，因此相互监督，自我监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加强重点区位和关键岗位廉政风险防范的思考

2.1清理职责权限，明确岗位流程。负责管理人、财、物等部门属于廉政风险高危区位。根据岗位设置情况，将涉及人、财、物的工作岗位列为重点岗位；将负责管理以上岗位的人员纳入关键岗位人员范围。根据岗位和职责任务不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科学编制岗位职责说明书，绘制廉政风险防范流程图，找出权利运行过程中容易导致违规违纪风险的薄弱环节加以控制，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

2.2加强监督管理，层层传导压力。定期从领导班子到关键岗位人员开展风险排查。重点排查由于工作程序可能造成的权力失控和行为失察的因素。针对排查确定的风险点，根据不同等级程度，从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和后期处置等方面，制定可操作性的防控措施。明确部门、岗位的监督职责和监管权限，建立风险防范连带责任制，形成执行者、管理者、监督者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相互衔接的责任机制，层层签订责任书，传导风险压力，一旦出现问题，逐级追究责任。

2.3规范选人用人，提高干部素质。对关键岗位的干部要实行重点选配和管理，重点关口前移，提高关键岗位干部整体素质。重点岗位干部的选拔要严格遵循组织筛选程序，坚持任人唯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择优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要根据需要实施轮岗制，定期进行岗位述职述廉，定期开展民主评议，加强关键岗位人员廉政意识培训和学习，由此提高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律、自警、自省意识。

2.4加强廉政教育，统一思想意识。要多形式、不定期的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利用民主生活会、主题讲座、参观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谈话、述职述廉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廉政风险意识，构建有效预防腐败的“防火墙”。深入学习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引导党员干部把党章和《廉政准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基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抓警示教育筑防线，抓主题宣讲强认识，抓法制宣传明纪律，抓制度建设促规范，抓行风建设树正气，营造风清气正的优良工作氛围，杜绝违规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2016.1.1 〔2〕《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016.7.8

第三篇：集中度风险管理问题与防范

集中度风险管理问题与防范

所谓集中度风险就是指银行对源于同一及相关风险敞口过大，如同一业务领域（市场环境、行业、区域、国家等）、同一客户（借款人、存款人、交易对手、担保人、债券等融资产品发行体等）、同一产品（融资来源、币种、期限、避险或缓险工具等）的风险敞口过大，可能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甚至直接威胁到银行的信誉、银行持续经营的能力，乃至银行的生存。集中度风险从总体上讲，与银行的风险偏好密切相关，属于战略层面的风险。它既是一个潜在的、一旦爆发损失巨大的风险；又是一种派生性风险，通常依附于其他风险之中。

一、银行集中度风险主要表现

资产的集中度风险。如对单个客户、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过大形成的集中度风险；对同一行业具有较高风险敞口的风险，包括对同一行业贷款数额占全部贷款数额的比重等；对同一地区交易对手或借款人具有较高的风险敞口而产生的风险；由于采用单一的风险缓释工具、避险工具，如抵质押品或由单个担保人提供担保而产生的风险；高比例持有某特定资产的风险，如债券、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等；对外担保、承诺所形成的风险敞口过于集中等。

与流动性风险密切相关的集中度风险。包括贷款期限的集中度风险，如贷款的平均期限，余期10年期以上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主要存款大户的存款余额的占比；主要同业机构存放或拆借余额的占比等。

收益的集中度风险。如信贷业务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某高风险产品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等，以及其他可能带来损失的单个风险敞口或风险敞口组合等等。

由于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通常情况下，信贷集中度风险是其面临的最大风险集中，它既与单笔大额信贷风险敞口有关，又与银行其他业务密切相关，并对银行的整个经营风险以及资本占用产生重要的影响。

信贷集中度风险不仅表现为直接的集中度风险，即单一信贷产品、单个信贷客户或集团客户的信贷风险敞口问题，其风险特征是信贷数额多、所占份额大，比较直观、易识别，对这类集中度风险的管理，通常采用信贷产品限额、客户最高综合授信等措施来控制；信贷集中度风险还表现为间接的集中度风险，它比较难识别，也比较难把控。如银行给几个表面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相互独立的公司贷款，而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持续发展有赖于某一个上游供应商，从而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单个客户的信贷风险敞口；或在某个行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银行在这个地区的经营活动，就容易在不经意间给同一行业的不同客户融资，从而导致信贷风险在这个行业的集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运行中的泡沫通常与银行信贷的集中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只要出现有若干银行信贷过度集中的行业，无论是单个的还是组合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就会有泡沫产生的可能，有泡沫就有潜在危机。问题在于当泡沫刚出现时，人们并不马上就会意识到风险在集中，甚至只会看到盈利机会的增大。

集中度风险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风险逐步集聚的过程中，它不会像别的风险那样，边集聚、边暴露，边有损失。集中度风险在集聚过程中，不仅不会出现损失，而且还会带来收益，往往是集中度风险越高收益也会越高。所以当集中度风险集聚时，银行的收益是在逐渐增加的，而收益的增加通常会模糊人们的视线，会使人们感觉不到风险的增大、风险暴露可能带来的损失。由于集中度风险的这个特性，会直接影响到对集中度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人们往往会为了短期收益而存有侥幸心理。即使在风险监测中发现了也不会引起重视，因为它不像贷款出现逾期欠息等违约风险马上就会反映为不良贷款，甚至出现损失，也不像市场风险即刻就表现为当期收益的减少。集中度风险在爆发导致银行巨额损失之前，除了收益较高外，并没有其他不良的表现，很容易被决策者所容忍，这是集中度风险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特性。

集中度风险暴露通常是受某一或某些因素的影响，使风险敞口突然增大到超过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资本覆盖能力。此外，集中度风险暴露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资产损失，而且还表现为资产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如发放过多的固定利率贷款，就会使银行的利率风险敞口显著增大，虽然不会出现信用违约风险，但会出现利率风险。当利率处于上升预期时，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利率风险，使银行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下降。

在很多情况下，集中度风险暴露带来的损失，银行是很难把握和控制的，只能做好事先的防范。集中度风险的事先防范措施主要就是分散风险，而要做到分散风险不仅会加大经营成本，还要放弃一部分眼前利益。所以在银行经营中保持业务一定的集中度是必要的，既可降低经营成本又可增加收益，但不能过度，超过一定的度就会形成集中度风险，对此我们不能存有一丝的侥幸心理，要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二、当前国内银行业集中度风险分析

银行经营的是风险，分散风险是经营和管理风险最基本的原则和措施。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一些业务的集中可带来诱人的短期效益而使人容易忽略这种集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当前不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老银行还是新银行，经营战略、信贷重点投放的行业或领域、信贷产品、表外业务等同质化问题十分突出，风险集中度也很相同，一旦集中度风险暴露，那么整个银行业就会遭受较大的损失，甚至引发金融**。当前国内银行业的集中度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

对集中度风险的定义过于狭窄，管理分散。通常只是把集中度风险定义在贷款及其相关的借款人上，未能涵盖所有业务及其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对跨部门的集中度风险，在识别、计量、监测、报告、控制等管理上还不太统一，没有实行集中管理，管理权大都分散在相关的业务部门，从而使集中度风险的问题通常被分散化了。如有些银行对房地产相关的信贷业务如房地产中的住宅房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商用房的开发贷款、商用房的按揭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房地产企业的债券投资等等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管理通常是由几个部门分别管理的，很难说清楚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会给本行带来多大的影响以及本行的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风险情况。

大额贷款户迅速增加，户均贷款大幅上升。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想把贷款贷给那些优良的大客户，目前中国内地一些银行10%甚至不到10％的客户集中了其80%或更多的贷款，亿元以上的大额贷款客户快速增加。每年新增的贷款，大都又发放给了既有的贷款客户，使得贷款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大型客户的行业垄断性特征以及国有化背景使得银行忽略了对这些客户贷款集中度风险的考虑，大量的贷款被不断垒加到少数“优质”客户身上。大额贷款客户多，户均贷款额大，会使银行面临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客户出现风险，就会形成巨额不良贷款损失；另一方面，客户没有出现违约，银行也没有不良贷款损失，但如果这些大额贷款客户改变商业模式或改变融资方式，将间接融资改为直接融资，通过发债或其他直接融资方式来偿还银行贷款，就会使银行在短期内贷款总量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当期的经营收益。

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在快速提升。近年来，银行贷款的投向主要集中在城建、交通运输、电力、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业的风险不大，但由于这些行业比较容易受宏观政策影响，政策变化会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行业信贷的集中度风险比单一客户的集中度风险对银行的威胁更大，如目前国内银行业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比重在20%左右，少数股份制银行已突破30%；要是加上以房地产为抵押的其他贷款，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就差不多要占银行贷款总量的一半；如再加上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的中期票据大部分由银行持有，该比例还会更高。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下行，那么银行就会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房地产贷款占比高的银行。

行业信贷的集中度风险还会延伸到区域信贷集中度风险，如有些区域集中了纺织、有色、钢铁、水泥等某一行业及其相关的配套行业，银行贷款的客户主要集中在这些相关的行业。大量的银行贷款生成了数额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如中国的钢铁产能已达7亿吨，有2亿多吨过剩；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印度全年消费量的总和。这些行业的市场变化、结构调整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很大。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原材料供应价格出现波动，或销售市场发生变化，或存在其他某种影响因素，立刻会引发区域信贷风险，使区域内几家银行的不良贷款都出现大幅增加。对这种行业、区域的集中度风险是难以简单地通过银团贷款加以解决的。银团贷款可以缓解单一客户的集中度风险，但不能完全解决行业、区域贷款的集中度风险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行业、区域的贷款集中度风险，在风险暴露前又往往不被重视，一些银行关注的重点还是单一客户的信贷风险。

贷款期限进一步失衡，中长期贷款占比不断攀高。由于贷款行业的集中度，带来了贷款期限的长期化，无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的贷款期限都越来越长，有的甚至超过30年；长期贷款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余期10年以上贷款超过本行贷款总额10％已经很普遍了，超过15%也不是个别情况。在贷款转让出售市场很不活跃的情况下，通常这种长期贷款都是持有到期的。10年期以上的贷款利息收益并没有因风险增大而相应增加，对客户来说，也愿意申请期限长的贷款，因为对其贷款成本没有影响，却获得了稳定的贷款。这种贷款的长期化趋势与存款等资金来源的短期化趋势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使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日益突出。在适度的范围内，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可以给银行带来好的收益，如果错配的量过大，又没有相应的对冲办法和应急措施，就容易引发致命的流动性风险，尤其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更大。

交易对手和交易产品的风险集中也日益普遍。除了信贷外，在市场交易业务中也存在集中度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活跃，国内银行的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业务越来越多，交易量也越来越大，市场交易业务对银行经营收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市场交易业务与信贷业务一样，收益高的产品，风险相应也大。由于市场交易业务本身的特点，监管部门对交易对手的集中度风险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一个量的限制。从实际情况来看，银行市场交易业务的集中度风险也在不断集聚，如与某个交易对手的交易占比过高、持有过多的某类交易产品、单笔衍生品交易数额过大等。

交易对手的集中度风险，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交易业务集中在少数几个交易对手，一旦交易对手出现问题，就会立即在交易量上反映出来，使交易量迅速下降，收益也会出现大幅下降。市场交易对手的风险相对比较可控，一旦交易完成了，交易对手的风险也就释放了。但对交易产品发行体的集中度风险、对金融衍生类交易产品的集中度风险、对单笔衍生品交易数额集中度风险以及对交易账户中的产品持有时间等则缺乏制度性的集中度风险防控规定，有的甚至连内部的风险限额也没有。再加上这种集中度风险真正威胁到银行生存的事件实际又很少发生以及受到业绩考核的激励，银行对高收益的产品就会尽可能多购买、多持有，使得市场交易业务的集中度风险日益凸显。

表外业务、负债业务的风险也在集中。银行是信用的中介，资产业务的集中会引发风险，表外业务、负债业务的集中也同样会导致风险。现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发展很快，使得大量的风险从表内转移到了表外，包括各种资产支持的融资、信托计划、理财等，从表面看法律关系清楚，银行承担的风险可控，而实际的风险敞口并没有真正得到控制，尤其是在道义上、声誉上的风险。如把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结合起来分析，风险的集中度问题就会显现了。

负债业务方面，银行的负债如果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存款大户或几家同业机构，也会引发负债业务的集中度风险。如存款大户提前支取或到期取出大额存款转作他用，或当流动性趋紧在同业市场上拆借不到价格合适的资金，而发放出去的贷款没有到期无法收回时，银行就将面临由负债集中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从实际来看，国内一些中小银行的负债业务集中度很高。随着这些银行贷款集中度的提高，贷款期限的延长，负债的集中度风险也在不断加剧，流动性风险的敞口不断扩大。由于受到经营成本的约束和低成本负债模式的惯性，使得负债集中度风险要比资产集中度风险对银行流动性的威胁更大。

集中度风险的监管还不够充分。目前具有法律约束性的监管规定，只有单一客户贷款不能超过资本金的10％、单一集团客户授信不能超过资本金的15％。对金融机构快速集聚的集中度风险缺乏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指标，对某些业务集中度风险较高的银行也很少进行有效的风险提示或窗口指导。同时一些化解银行集中度风险的渠道、路径、工具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

三、防范集中度风险的几点思考

要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银行集中度风险，政府有关部门、监管部门、银行、企业等都要从国家的金融安全、长远的发展战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进一步开放和活跃金融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银行的经营行为；并使银行能有更多更好的渠道、路径、工具来防范和控制集中度风险。

要加快金融创新，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积极地总结和汲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积极鼓励金融创新，也不因曾遭受过损失而把金融市场交易产品妖魔化。根据目前的实际，加大市场开放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一级市场，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范围和数量，使有能力在市场上直接融资的企业和重点项目，尽可能从市场直接融资。凡需超过100亿元贷款的项目，原则上要通过发债来筹措，如可以发行定向的重点项目建设债券、地方公共建设债券、企业经营债券等。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一些建设期、还款期较长的大型项目主要应通过发债来解决资金问题，少用或不用银行贷款，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使银行贷款主要投向那些难以直接在市场进行融资的中小企业，这既可缓解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可化解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在此基础上要开放和发展二级市场，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数量，使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买卖金融产品，既有负债类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各类债券包括各种短期的、长期的、专项的债券等，也有各种资产类产品，如资产的转让、贷款的买卖等。银行发放贷款后可随时在二级市场上转让出售，通过市场机制使风险得以充分暴露，如不能按正常价格卖出去的贷款就是有风险的贷款。加强集中度风险监管，严格监管执法。银行的集中度风险是最重要的监管内容之一，监管部门要投入相应的监管资源，严格监管。要制订一整套包括银行所有集中度风险的监管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集中度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如对单一客户贷款、单一集团客户融资、10个集团客户授信额在监管上除了法律规定外，还应有监管的风险警戒线。法律规定是最后控制线，风险并不是到了突破法规控制线后才暴露的，而是在远未到法规控制线就暴露了，所以在法规控制线之内还应有一个监管的风险警戒线。对银行单笔超过100亿元的贷款或超过净资本1％的贷款、户均贷款、10年期以上贷款占比、单笔市场风险敞口超过一定比例的交易、单一行业贷款超过本行贷款总额25%、超过10%资金来源的单一存款人或拆借人等设立监管控制指标。对表外业务的集中度风险也要与表内业务一样进行监管，要有量化的监管指标，按制度、按指标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发出监管风险提示，并要求银行进行整改。还要将银行自身的集中度风险管控措施作为重要的监管内容，要严格评价这些措施是否可行有效、能否防范集中度风险，并进行必要的压力测试。对集中度风险较大的银行机构，监管部门不仅要提示风险，还要提出整改意见和责任追究建议；对集中度超过监管指标的机构及其负责人要有一定的处罚，要有监管的严肃性，并一视同仁。对超过一定集中度限额指标的机构，要根据超限额的程度相应增提风险拨备，把因集中度提高而增加的收益全部提作风险拨备。

银行要根据自身特点，确定经营战略。董事会要在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和风险偏好，确定银行经营的战略目标和市场定位，明确经营战略的布局，包括资产布局、负债布局、各种结构布局。不仅要有业务发展的总量目标，还要有业务发展的结构目标，总量目标的实现不一定等于结构目标的完成，有时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还会有冲突，不完全一致。对各种结构不仅要设定限额，还要对限额有严格的控制措施，以确保结构目标的完成，更不能以高风险的结构为代价来实现总量目标。董事会要定期听取管理层有关集中度风险的情况分析和压力测试报告，要求管理层更谨慎的经营，关注和把控集中度风险，不断优化经营布局。

银行管理层要根据董事会确定的经营战略，制订出一套管理集中度风险的措施，建立统一的集中度风险管理制度，明确归口牵头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包括业务领域集中度、产品集中度、交易对手集中度、资产分布集中度、负债结构集中度等。加强和健全集中度风险的识别、度量、监测、报告制度，完善集中度风险压力测试制度。所有的集中度风险都要有相应的压力测试，模拟各种极端情况下的情景，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设定风险警戒线，对集中度风险进行提示、预警，要形成一套集中度风险防控的机制。对每类业务的集中度还要细化管理，如大中小各类信贷客户结构；行业、区域的信贷分布结构；各类信贷产品的结构布局；各类贷款的期限结构等。如对负债业务的集中度风险要把握来自主要客户的余额占比，包括主要存款大户的存款余额占比；主要同业机构同业存放余额占比；总负债中主要的产品占比、币种占比、期限占比等等。不仅对表内业务要分散经营，对表外业务也要充分考虑分散布局，要把表内表外的集中度风险一并管理。要加强对其分支机构集中度风险的监测，虽然分支机构的集中度不能代表整个法人机构的集中度风险，有时某个或某一部分分支机构的集中度可能会很高，但这并不影响银行整体的集中度，可是如果就此而放松对分支机构集中度的监测管理，则会加剧集中度风险。要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实际的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的限额占用和业务分布，使经营布局更加合理有效。

扩大客户的数量，控制大额贷款客户。信贷集中度风险是银行最主要的集中度风险，增加贷款客户数量，降低单个客户贷款总量和户均贷款额是解决信贷集中度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银行既要控制单一客户的信贷集中度，又要控制大额贷款户数。户均贷款额和大额贷款客户数量的变化对银行贷款集中度的影响很大，只考虑户均贷款不考虑大额贷款户，或只考虑了大额贷款户而不关注户均贷款都失之偏颇，必须要全面把控贷款集中度风险状况和态势。

一是要加强限额管理，不仅考虑表内的风险集中度，还要考虑表外业务的风险集中度；不仅要考虑客户本身的信贷风险集中度，还应把与其关联密切的上下游客户的风险包括进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最高综合授信限额。同时要严格按限额执行，银行所有并表的附属机构都要按设定的限额执行，再好的客户没有限额也不能增加贷款，这里特别要强调，附属机构也不能排除在外，也必须严格按既定的、统一的限额执行。

二是要在新增贷款总量的同时不断增加新的贷款客户，尤其是要大力增加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提高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占比，防控贷款客户的过度集中。银行不仅要关注贷款总量的增加，也要关注客户数量的增加，把当年户均贷款额的增加还是降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增幅，作为评价集中度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以避免过度垒大户。

三是大力倡导和强制实施银团贷款，对大额贷款要倡导实施银团贷款，对超过一定额度的贷款要强制组银团。再好的客户也要分散风险，仅靠协会的自律来要求是很难落实的。如果是小客户则另当别论，因为小客户融资总量小，即使出现风险银行也可控、可承受，只有全额承贷，才能全面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及各种相关信息，才能有效控制风险。否则就会提高成本，降低效率，还会因信息不完整，而使得风险不可控。

严格规范交易业务，强化集中度风险控制。对交易或持有某一类、某一只金融衍生类产品，尤其是结构复杂的衍生品要有量化的单笔、单个产品、单类业务控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过，对交易账户不仅要有明确的各类产品限额，而且还应对持有的期限要有严格的要求，逾期要强制出售。对高风险的结构性衍生产品，关键是要把握两条原则：一是要搞清楚交易的产品，不论多么复杂，只要搞清楚风险了，就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二是要有限额控制，不论这个衍生产品的风险是大是小，都要有限额控制，包括单笔交易额的限额控制、单只产品的交易总量限额控制、单类产品的交易总量限额控制。盈利再高的产品也不能做得太多，要适度，要有控制，杜绝赌徒心态，谨慎经营。三是对交易的每个产品都要事先有压力测试、情景分析，要考虑极端情况下的最大风险暴露和风险损失及其承受能力，严格把控一个产品、一笔交易最大的风险敞口可能给银行带来的损失。

第四篇：订单农业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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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农业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迅速发展，订单农业也随之应运而生。但农民害怕市场行情的变化，企业不按保护价或压级收购，而企业又担心市场价格高于订单价格时农民违约的担忧依然普遍存在，甚至在市场动荡时候“保护价”成了只保护自己，却伤害对方的灾星，使得履约率低成为订单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是不少地方的订单农业都面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以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化、资金不足为由拒绝收购或收购时给农户打白条。如前几年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莲花办事处一经营户与农民签订种植收购中药材合同，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导致经营方悔约，不但收购时低于订单价格，而且还打白条，几年未兑现，给农户造成损失。

一些龙头企业为保证企业的良好效益，在收购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等级方面提出不和理的要求，压级压价收购，有意损害农民利益。

政府干预农产品的发展，层层下达种植指标，然后分解到户，而农产品收购期间对企业和农户均缺乏约束力，不但合同难以履行，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企业与农户双方法制观念淡薄，彼此不守信用，产生信用危机，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订单价格时，农民违约，产品不卖给与之签订合同的龙头企业，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订单价格时，农户又希望企业按保护价收购。

订单农业没有统一的合同文本，造成订单内容不规范，合同的执行得不到保障，致使企业与农户两方面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笔者认为，订单农业的合同双方既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是矛盾的两方面。从收购方说，只有向农民下了订单，才能确保销售期手中有货。但是农产品市场变化莫测，当供求和价格发生波动时，双方往往产生矛盾造成彼此违约。因此，发展订单农业就要强化合同意识、诚信意识，双方真正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首先要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制监督体系，赋予农业订单法律效力，只要有了法律的约束，履约率才会大大提高。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订单农业的监督管理，印制规范统一的订单文本，在合同中明确各自的责任义务，使订单更加“保险”。

第五篇：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调查。

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其依据主要是农村现有生产资源难以承受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之重,因而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必须脱离土地。而农业劳动力剩余有绝对剩余和相对剩余之分,不同的剩余劳动力应该采取不同的转移方式。

所谓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剩余,是指在确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下,与有限的农村生产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水资源、林木资源等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相匹配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已经处于饱和状态,超过合理劳动力需求规模①即导致劳动力绝对剩余。从总量上看,我国客观上存在着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剩余,大量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劳动力闲置的现象。绝对剩余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剩余劳动力继续参与农业生产,降低了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贡献率,导致农业生产的非效率性。而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中,市场竞争和劳动力淘汰机制被亲缘关系所替代,因而这种农业生产的非效率性通常被“合理地”掩盖,不仅客观上制约了劳动力价值的完全实现和转化,更是滞缓甚至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维持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性,但由于失业劳动力缺乏贡献,结果也只是更多的成员分享等同的劳动成果,整体农村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因此降低。这两种情况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合理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最终不利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化解。因而,将这部分绝对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在非农工业、商业等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的领域重新择业,不仅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规律,而且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是由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自身缺陷使其对劳动力的吸纳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决定了农业生产资源与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数量配置关系。换而言之,在农业生产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能够调节农业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对适度农业劳动力规模的调节机理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实现:一是通过农业产业链的伸缩来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调节。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数量;二是农业产业内部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或对劳动力要素需求的密集程度有所差异,通过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可以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改变。增强农业产业内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比重无疑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也能缓解农业劳动力相对剩余的压力;三是农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或资本有机构成实现对农业劳动力需求总量的调节。这一点与前两者的调节方向恰恰相反。某一特定农业生产环节技术进步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将导致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进而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绝对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机理不同,因而针对两者的解决思路和战略选择也应有所差异。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是来自于农业产业内部生产经营方式的缺陷,由此导致的剩余劳动力应该通过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内部消化。而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则是在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将其劳动力吸纳能力发挥到最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存量仍然超过了需求总量,由此导致的这部分劳动力剩余只能选择向非农产业转移。理论上,两种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存在一定先后次序的,即农业相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先于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者说,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农业产业内部消化,再是农业产业外部转移。但从当前实践来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换进程的缓慢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的庞大,这两种转移渠道基本是在同时进行。

三、农业产业链延伸:相对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

我国大部分农村目前依然维持着传统的“独立投资(家庭投入物资和人力)→独立生产(家庭耕种)→独立经营(初级农产品直接销售)”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尽管灵活,但其缺陷在于缺乏经济规模,成本效益低,风险抵抗力弱,缺乏产品加工组织能力,许多农民只是依靠销售价值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获取微薄收益,在农产品的分散销售中还时常因相互竞价而亏损,这也是我国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这种初级的生产经营方式产业链条较短,尤其是缺乏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和经销环节。或者说,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经营环节让渡于社会其他部门,直接导致了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剩。

针对上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对劳动力需求的调节机制,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战略转变的主体思路应为:延伸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由横向的、独立式、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向纵向的、组织式、集约型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即按照现代农业大生产的要求,对当地农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和经营,形成“联合投资(合作制企业)→专业化生产(规模耕种)→产品加工(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销售(劳动力密集型)→配套服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为主,“市场调查→资源和产品开发→项目投资→市场推广”、“农科技术研究→农业人员教育培训→劳动力资源组织与管理”等产业链为辅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产业链组合。这种以专业分工为基础,将农业劳动力资源重新进行规模化组合的方法,可以多环节、多层次地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或经营领域纳入其中,把剩余劳动力大量消化在农业产业内部。更为可取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进行的这正是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除了产业链条的延伸,农业产业内部的生产结构调整也是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的重要举措。生产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为前提的。例如,依据市场需求,加大对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生产和企业化经营,这只有在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利进行。

当前我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开始形成,但有待加强。在保持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体制改革,尤其是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系,为农业产业内部的劳动力分工和规模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和体制保障。当前现代农科技术和农业机械在一些农村的适用性还不够,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延伸和调整的进程。目前已经涌现出不少联结市场与农户之间的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在产品加工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但在市场运作意识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待提高,以将其逐步纳入农业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的主渠道。

四、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重点

托达罗(M.P.Todalo)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提出了他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特别强调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失业问题的重要性,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而,我国过去的实践表明,通过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农村就业压力也没有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获得缓解。原因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存在着大量超出农村经济承载力的绝对剩余劳动力,这部分绝对剩余劳动力无法仅仅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完全进行内部消化,而在当时的管制壁垒下又不能实现向农业外部的转移释放,导致了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过度积压。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外部即非农产业转移已不可避免。

基于以上原因,有些研究者就提出应该把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重点。其实,这一思想早在“托达罗模型”之前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1954)就已提出。③然而,“刘易斯模型”建立在诸如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前城市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农村零值边际生产力的剩余劳动以及城市工业的就业创造率与其资本积累率成正比等种种严格的假定之上,这显然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符。最为明显的是,目前城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当前城市经济体系所能创造的有限就业需求空间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规模之间所形成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缓解。另外,大部分能够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领域也仍然集中在建筑施工、手工装配、餐饮服务等行业。这部分群体具有职业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居所不固定、缺乏历史工作记录等特性,在现阶段要大批量地赋予他们城市居民身份和待遇(城市医疗、社保、教育等),操作难度显然相当之大。

现阶段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处于尴尬境地,其直接原因便是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形成具有强大劳动力吸纳能力的过渡带。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多且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国家,城乡过渡体系的欠发达使得城乡一体化的内部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城乡过渡体系的就业机会创造功能薄弱,农业劳动力又不可能大规模地跨越“过渡带”迁往城市,必然导致绝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瓶颈。因而,在农业劳动力绝对过剩和城市就业空间又极其有限的双重压力下,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并壮大城乡过渡体系,在承接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增强城乡过渡体系的就业创造和劳动力吸纳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提及的“城乡过渡体系”不仅是地理意义上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区域,它是一项通过衔接城乡断层,缩小城乡之间在生产力、经济形态、要素配置、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差距,从而创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和条件的系统工程。其重点应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劳动力转移目标区域方面,允许部分农业人口向大中城市适度分流的同时,让乡镇、中心镇、县城以及部分小城市等中型行政区域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阵地。较之大中城市,这些区域对于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具有收入落差小、生活成本低、生活适应性强以及城区扩容空间大的优势。同时,由于迁入这些区域的农业劳动力一般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在此基础上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并将这部分群体真正纳入城镇居民管理体系,给予平等的城镇市民待遇,这显然比在大中城市解决同样的问题更具操作性。

第二,在主体经济形态方面,利用自然农业和城市大工业之间在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促进农村和城市在生产资源和产品之间的互动,因地制宜地发展城镇经济和县域经济,培育符合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使之成为衔接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中间平台。其中城镇加工业和城镇商业将成为“过渡带”经济形态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农村生产加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相当部分农产品加工及其它自然资源或能源型工业需要在城镇区域完成。随着我国农村消费市场重要性的日益强化,更多的城市工业制造品将以城镇为商贸中心向农村市场疏散。这些城镇经济实体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释放出巨大的就业空间,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载体。

第三,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我国一些大中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已相当充裕甚至出现资源闲置的现象,相反,大多农村地区由于高端要素自我供给能力较弱而又缺乏流通渠道,致使生产要素投入相当匮乏,城镇区域应该发挥城乡要素流动的中间桥梁作用,成为激活城乡要素链条的核心环节。我国农村地区存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生态资源,由于缺

乏要素投入,许多具有良好前景的开发项目无法实现。加之我国农村资源分散、规模不均的特性,发达城市的优势要素很难直接进入农村地区。而以中心城镇作为这些要素流转和投资中心,一方面解决了这一现实矛盾,另一方面也发挥了“过渡带”衔接城乡的先天优势,例如城镇对农村资源储存及其开发条件更为了解,中心城镇管辖若干行政村的组织体系使得“要素分散(各发达城市)——要素集中(中心城镇)——要素分散(各村)”的要素流动链条更具可操作性。

第四,在社会发展方面,我国城市与农村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具体方面存在巨大落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向“过渡带”转移是提升我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限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发展事业的滞后,大部分农民未能享受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成果,大批涌入有限的发达城市社会也不现实。而以城镇等为主体的城乡过渡带在社会发展事业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仅能够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更切实际的社会服务条件,而且在供给规模上具有较大的承载力和发展空间,在逐步填平城乡社会发展沟壑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

五、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的结合从上述分析可知,相对剩余劳动力必须依靠农业产业链的延伸进行内部消化,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外部转移的战略重点在于构建发达的城乡过渡体系。然而,这两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严格区分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构成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完整战略体系。

农业产业链延伸在地理空间上应向城乡过渡带渗透,或者说,城乡过渡带应是承接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战略要地。提出延伸农业产业链,并不是机械地要求把所有的农业产业链条都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是应配合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向城乡过渡带转移,可以将某些更适宜在城乡过渡带(主要是中小城镇)发展的农业产业环节向城乡过渡带转移。一般而言,农村具有水土资源丰富且成本便宜的比较优势,适合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的种植生产,而中小城镇则具有市场信息较为发达、商品交易环境较为理想的比较优势,适合进行规模化的产品加工和销售。因而,把农业产业链的下游环节向城乡过渡带转移,并使这部分产业环节所创造的就业供给与移居中小城镇的劳动力相结合,不但可以分别利用农村和城乡过渡带的优势资源,以提高农业产业链整体营运效益,而且通过产业链向中小城镇的渗透,减少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乡过渡带转移时给城镇带来的人口就业压力,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劳动力移居城镇后难以获得合适工作岗位的难题。由此,可以发现,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民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更多的让度于社会其他群体。而在经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链向城乡过渡带延伸两个调整过程后,从农村移居到城镇的劳动力则可以在粮食加工和产品销售环节重新获得更多的机会。农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与农村人口结构的调整在互动中促进。

城乡过渡体系的构建需要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为依托,两者的结合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构建发达的城乡过渡体系,增强城乡过渡带的就业创造功能,最后都需要以一定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实体为支撑。农业产业链向中小城镇的延伸是以成立各种农产品加工厂、销售公司、进出口公司以及为此提供各种经济和社会服务配套的机构为基础的,这些都将构成城乡过渡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城乡差距还在扩大的情形下,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城乡过渡体系的发展在减少城乡落差、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实体在这些中小城镇内不断规模化和专业化,加速了城乡过渡体系的成熟。另外,城乡过渡体系的构建也是以人口的集中为条件的,在城市——中小城镇——农村这三级人口分布链中,中小城镇的人口扩容潜力最大,我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向中小城镇回流,因而,农业产业链向城镇的延伸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小城镇的转移成为中小城镇人口聚集的必然之路,这也是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方向。

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

1.1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一阶段是1949-1957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自发进行的,没有受到政府经济力量的控制,在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享有较充分的自由迁居城市的权利,农村居民子农村内部也有充分选择就业的权利。

第二阶段是1958-1963年,政府开始干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巨大的波动。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经济建设规模虚假的急剧膨胀,从而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然而经过1961年开始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大批劳动力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到1963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升到82.5%。

第三阶段是1963-1978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本上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制度,把农村劳动力固定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就业基本上就剩下从事这一条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萎缩状态。

1.2改革后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在改革以后开始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得以在农业外谋求就业。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

1978年之后,农村的率先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从而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78-1999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1.18亿迅速升至3.51亿,21年中增加了

2.32亿,是改革开放前26年增加总数的2.7倍,年均增长率为5.3%。1999年,中国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0.3%和49.7%。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2.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增速快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地需求,劳动力明显过剩。

2.2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低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一下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23.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62.9%,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是10.2%,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也只占12.7%。这样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低级的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劳动力将逐步被淘汰。

2.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波动性较大

从1979年起,我国劳动力转移开始打破长期停滞的局面,1983年以后,国家取消了限制农民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的一些制度障碍,制定了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快速转移的阶段。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

4.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资源配置制度。比如,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不同的社会身份不仅使农民无法在社会福利和生活上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而且使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就业。

(2)土地流转制度的制约。现阶段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法规规定了土地经营承包30年不变。我国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和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建设用地供应缺口巨大,加之缺乏对转让或放弃土地承包使用权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的规定,致使离开土地的剩余劳动力选择“兼营”的经营方式。影响失地农民的生存和身份的转换,必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3)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缺乏技能。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4)社会服务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孺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目前宁夏各级政府的这种职能机制尚未健全和完普,此项工作在许多方面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由于缺少政府的信息服务和支持,农民对转移就业的形势、成本、收益、风险很难作出正确判断,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5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改革教育制度。改变我国长期以来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现状,调整农村教育目标,实现农村教育目标的多元化,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储备人力资源。

(2)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人口流动决定户口迁移,而不是户口迁移决穴人口流动,要逐步实行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监人口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

(3)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根据文中数据显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大多是30岁左右,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就忽视了小孩的教育问题,导致农村小孩过早错学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抓好农村的教育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将农民纳人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建立进城农民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城就业困难的农民工的扶助制度,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优。

(5)职业培训。大多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在城市很难生存,我们必须建立一些专门培训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构,让农民们能都有一技之长,能在城市有一席之地。

6结

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全国总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农村人口比重高、增长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在不断产生,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因此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推动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在于尽快创造转移的就业条件和制度条件。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也是增加农村收入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