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民俗文化展厅任务书

第一篇：三晋民俗文化展厅任务书

三晋民俗文化展厅任务书

一．设计任务及背景

平遥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完成后，现有一个展现三晋民俗文化的室内空间进行布局设计。需对其各使用空间进行布置分隔，将其设计成为一个体现三晋民俗文化的展览空间。结合三晋文化遗产保护和民俗文化的工作任务，重点展示一批山西省民间艺术精品，尽显三晋民俗魅力。山西880项民俗、民间工艺项目，组成纸间万象、民俗映像、布艺百态、锦上堆花、传统布衣、面艺精华、刻瓷艺葩、泥塑神采、戏衍春秋、朽木可雕、千锤百炼、放飞梦想12个专题；（专题可缩减）有剪纸、木版年画、根雕、铜器、宝剑铸造、老粗布、黎侯虎、盘扣结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现场突出民间艺术家表演民间艺术绝活的表演展台；以丰富空间多角度展示民间艺术魅力，弘扬三晋人文景观，彰显民族文化内涵特色。

二．设计目的1.明确展区流线的安排

2.运用室内设计中空间划分的多种方法合理划分空间

3.激发创新，提出各种创意空间

三．设计要求及内容

版面分布合理、布局美观，总面积400平方米，层高不限。

1.平面图1:100（展台位置，地面铺装均应表现）

2.顶视图1:100

3.剖面图1:100

4.主要立面图

5.透视效果图

四．图纸要求

1.图纸为二号纸2张

2.表现方法手绘快题

第二篇：三晋思想

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 一 法家与三晋法家

对“法家”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困难的。《孟子·告子下》云：“入则无法家拂 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1](第184页)在这里，“法家”应指守法之世臣，与“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从学术派别的 角度，最早对“法家”一词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注：详见武树 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 流业篇》中的引文转引自该书的第5页。)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第3289页)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2](第3291页)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来看，曹魏的 刘劭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就著书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主张：“著书定律为 法家”。以此为据，李悝实为法家的始祖。在当代法史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将法 家看做一个“学术派别”。[3](第418页)上述见仁见智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对准确 地把握法家的内涵，却大有裨益。我们认为，对“法家”一词的理解应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或学术派别。正如有学者 认为的那样：“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 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实践性极强的学术派别。”(注：详见李光灿，张国华.中国 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法家是“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详见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页)但如将法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术派别，势必将那些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如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有 学者指出：“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4](第80页)基于此，对“法家”还应作广义的理解。广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些 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本文称谓的“法家”即是指广 义上的法家，其中，法家思想是其主体和核心。

法家，若按地域划分，学术界常常将其分为齐法家与晋法家。(注：冯友兰先生在《中 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专列“晋法家思想的发展”一章，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 法家”，并把李悝、申不害、商鞅和赵武灵王等都纳入“晋法家”的范围。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238.武树臣、李力先生也 指出：“以地域来划分，法家有晋法家与齐法家之别。”参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 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4.)其中，“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5](第26页)“晋法家”(注：本文使用“三 晋法家”的名称，而不用“晋法家”的名称，其理由见下文。在这里暂用“晋法家”这 一学界常用的名称。)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 学术界使用的“晋法家”这一名称，似不如使用“三晋法家”更符合史实。因为，在先 秦历史上，“晋”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周分封的 诸侯国。公元前453年，晋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韩、赵、魏三国统称为“三晋”。虽然晋与三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三 晋毕竟不同于晋，两者无论是存在的时间，还是所领地域的范围，甚至在某种性质上都 有所不同。(注：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即上起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时。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 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 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 8.李元庆先生指出：“到春秋末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从此 灭亡，由魏、韩、赵三个独立的异姓诸侯国取而代之。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李 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至于法家，虽然春秋时晋 国的赵鞅、荀寅等都可归入法家，但法家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形成于三晋而不是晋；法家 一些主要人物的法制实践是在三晋而不是在晋。因此，用“三晋法家”这一名称，比用 “晋法家”的名称更准确。三晋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三晋，一些政治家、思想 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 ”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其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 和韩非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三晋法家思想作为讨论的对象

二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的原因分析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 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 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 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 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 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2](第1635页“索引”)又“戎狄之 与邻”[6](第1371页)，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 以戎索”[6](第1539页)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 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 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 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3](第427页)“导致了晋国历史上 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7](第172页)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注：参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4.李元庆先生认为“唐叔之所受法 度”“就是叔虞封唐时的《唐诰》”。详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1997.191.)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 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士制定“士之法”。[6](第909页)晋文 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 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注：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7.有关郭偃之法的记载见于《商君书·更法》、《 战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和《韩非子·南面》等。)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 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6](第1504)《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 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 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 乱制也。”[6](第1504页)《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 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 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6](第909页)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士匄、范匄)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 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6](第1504 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 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 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 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 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 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第 3297页)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 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 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 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 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 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 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 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 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 各三十万。[8](第199页)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 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 ](第102页)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 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 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 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9](第21页)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 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10](第57页)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 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 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 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 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 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 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11](第658页)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 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7](第284页)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彼固亡国之形也”。[11](第74页)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12]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 “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 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 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 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 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 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 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第2230页)即凡努力从事农 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2](第919页)但需要明确的 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 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 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 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 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 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 “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 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 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13](第610页)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 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 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 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

三 三晋法家思想果结秦国的原因分析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

晋秦国土相连，又与戎狄为邻，宗法礼治思想相对淡薄。尤其秦国，更是“慢于礼义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而“秦君大多数以非嫡长而继王位，嫡长子继 位只是例外。”直到战国，“国君继承仍无定制，庄襄王(始皇父)即以庶子而继王位者。”[3](第433页)相近的文化传统，为晋秦间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秦“妻子圉以宗 女”怀嬴(辰嬴)。(注：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再参杨伯峻.春秋 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410.)晋文公以秦穆公之女文嬴为妻。[6](第415页)因此，世人有“秦晋之好”之称。战国时，秦庄襄王后、嬴政母为“赵豪家女也”。[2 ](第2509页)由于秦与晋、三晋的关系密切，国与国之间常相互以人为质。有学者统计，春秋战国时，人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晋与三晋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 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14](935～940页)这种长期的交往又使得两国文化有 较多的相近之处。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为三晋法家思想在秦国较为顺利 地实施创设了条件。2.贤能的统治君主与重才的用人政策

历史在不断地前进，这是必然的规律。而在这必然中，偶然的因素有时起着不可小视 的作用。尤其在大变革的时代、在战争的年代、在人治的社会里，君主的贤能与否在国 家事务中不可轻视。贤能的君主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把准时代的脉搏、选贤任能，推动 社会进步。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 ](第194页)穆公去世后，秦国势衰败，“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 多了。”[15](第129页)至孝公，秦国仍属弱国，在诸侯中没有地位。《史记·秦本纪 》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但雄心勃勃 的秦孝公，在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 官，与之分土。”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变法改革就要开始了，而这场变法改革的制度 设计者和具体实践者，却是由魏入秦的商鞅。商鞅本卫人，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深受 前期法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郭沫若认为“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因其贤能，公叔痤曾 举荐商鞅为魏相。然而，魏惠王不但不采纳，反而嘲笑公叔痤，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2](第2227页)与魏惠王相反，秦孝公认为只 有法家的“强国之术”能改变秦国。于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 庶长，开始第一次变法。(注：有关商鞅变法年代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85.)经过两次，历时18年的变法，秦“主以尊安，国以 富强”[12](第187页)，而且，如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 开帝业”。当“秦人富强”之时，魏却“国内空，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 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第 2233页)秦国由“诸侯卑秦”到“诸侯毕贺”[2](第2232页)，商鞅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考察商鞅变法以及秦国由弱变强时，由于过多地关注商鞅而常常忽略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人物——秦孝公。实际上，正是秦孝公认准了三晋法家思想，确立了重用贤 能的用人政策，才有商鞅变法的可能；正是靠秦孝公有力的支持，才有商鞅变法的顺利 进行；正是由于秦孝公长期掌握国家的权力，才使变法能够彻底实行。郭沫若在比较商 鞅与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商鞅“确实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 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16](第330页)即商鞅变法的 成功，有赖于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就没有商鞅变法。秦孝公卒，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虽然商鞅死于非命，但“秦法未败也”。[12](第914页)孝公之后，秦王大多为贤能之君，仍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为目标，尚法制、任贤能。范雎，魏国法家人物。曾受辱于魏，而秦昭王(一作昭襄王)以为相。范雎提出 “远交近攻”的策略，又用反间计使赵国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名将廉颇，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韩公子韩非，在韩不被重用，而秦王政，则爱其才，慕其说。韩非的思想 为秦国的统一和秦朝的统治起过重要的作用。

反观三晋，许多君主缺乏对现实的真切把握，未能从根本上体认到三晋法家思想的实 际价值；没有将变法进行到底；没有很好广招贤能。在魏国，魏惠王不用商鞅。至魏昭 王(前270年)时，范雎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从须贾使齐。齐王闻其贤，私赐雎金及牛 酒。须贾疑其“持魏国阴事告齐”，归国后告魏相魏齐。魏齐怒，使人笞击雎，折胁落 齿，卷以箦，置厕中，使客醉者溺之。[2](第2401页)后得脱，任秦相。在赵国，宗室 贵族势力强大，任人唯亲者多。而异姓贤臣常被猜忌甚至杀戮。廉颇见疑而为赵括所代，才有长平的累累白骨；公元前229年，秦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赵将李牧、司马尚 欲反。李牧乃赵之名将，长期镇守赵之北疆，在长平之战后，曾两次大破秦军。秦又攻 井陉、邯郸，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军畏惧，遂用反间计，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第二年，邯郸破，赵王迁被俘。在韩国，韩非认为，韩国之所以削弱，是因为“治国 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 实之上。”而且，“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2](第2147页)与此相反，秦王嬴 政见韩非《孤愤》、《五蠹》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 ](第2155页)于是，秦不惜调动军队，急攻韩，迫使韩非使秦。秦虽害死韩非，但却采 用其思想。由上可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在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三晋那些昏庸 的君主，不识时世，不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反而暴戾瓷睢，刚愎自用，以一己之好恶，为一人之私利，专权跋扈，任用亲信，其后果只能是“晋材秦用”，最终必然是国家的 灭亡。韩非分析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 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人道也。”[12](第252页)宋人洪迈总结说：“七国互争 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图 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按：魏冉 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 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第413页)灭三晋者，三晋也，非秦也。

三晋法家人物，在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现实，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实践。而三晋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已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展开，汇入 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滚滚长河中。但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的历史现象，到 今天仍然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考察历史本身，更在于发 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在继往 开来的今天，在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三晋大地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中，我们需要真 切思考和务必实现的，不是“晋材秦用”，而是“秦材晋用”；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4]俞荣根.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11]王锡荣等.战国策译注·魏一[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12]张觉.韩非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4.7.[13]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马非百.秦史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413.

第三篇：“三晋之春”学习心得

“三晋之春”学习心得

2012年4月17日，我参加了在太原幼师举行的“三晋之春”的 教学交流会的学习。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于洪礼老师的那课《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心得：

一、重点抓读。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仅要有“读中学，学中读”的教学理念，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这种理念贯穿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中。很早以前就知道，语文得读，而且我也确确实实的读了。但是，听了于洪礼老师的读后我才算真真正正的明白了读书的真正含义：感情是读出来的，不同的含义也都是从读中体会到的，学生的语文素养是通过读培养起来的。。。。听着余老师深情并茂的读书声，学生们和每一位现场的老师都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

二、走入文本。教师要引导学生读好就要自己能起一定的是示范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走入文本，与作者产生共鸣。所谓“言教胜于言传”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学生在教师的熏陶与感染下也会走入文本，这就达到了深层理解文本的意义。就像是余老师在引导学生读出洪水的气势的时候，自己先置身文本中，紧张的、急促的读了一遍，问学生“你能读出来吗？”

三、感情要渲染到位。语文教师对文本情境的渲染是相当重要的。学生的生活环境与文本的情境有一定的距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学生怎么能准确的体会主人翁的思想与情感呢？这时候教师就要渲染，情感的渲染、环境的渲染言语等各个方面的渲染。让学生也能走入作者，体会作者的喜怒哀乐。例如：《桥》中，余老师让学生体会老太太的情感时是这样渲染的：“一山一水皆有情，一草一木皆悲歌。老汉走了，儿子走了，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此时此刻你就是这位悲伤的老太太，你想些什么呢？”这样的的渲染，再配上乐，学生想不理解都难。

四、写作方法的指导与训练贯穿其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小学六年教给学生好的、终生受益的写作方法是尤其重要的。我们教课文不光是为了教课文，而是积累词汇，进而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所以，教师要将写作方法的指导与训练贯穿到语文教学当中。

五、评价得当。质性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激励学生。这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自信心的树立尤为重要的一点。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相信余老师对我职业生涯的影响会是一生的。

第四篇：三晋先锋实施方案

原平市妇幼保健站开展

“三晋先锋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各科室：

在我国建党90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形成党内先行带动全站职工共同创先争优的实际行动，结合“三好一满意”和“三比一树”活动，深入推进窗口科室和示范岗位的服务理念，优化就诊环境，彰显创先争优成果，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百姓放心医院。根据原平市委《关于在全市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共产党员中开展“三晋先锋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结合我站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紧紧围绕我市“万众一心、扎实苦干，扭住跨越发展，挺进全国百强”的工作总要求，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提高诊疗技术水平，优化就医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尤其是窗口服务单位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员先行，带动全站职工共同进步。同时结合各科实际，对患者反映的突出问题和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作风建设。

二．范围对象

这次“三晋先锋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在全站的共产党员中开展，尤其是窗口科室。

三．活动内容

全站共产党员要深化“创先争优我承诺，转型跨越促发展”活动，创新载体，结合实际，通过以“五岗四亮三争”为主要内容的“三晋先锋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提高服务效能，把窗口单位建成创先争优活动的示范点，成为优化发展环境的示范 窗口，服务人民群众的便民窗口。

“五岗”：包括“表率岗”、“先锋岗”、“示范岗”、“责任岗”、“奉献岗”，具体为：

表率岗：努力践行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同志提出的“心清、身正、行廉、任贤、善谋、勤勉、敏事、惩恶、有容、忠诚”二十字要求，做好“五个表率”，以及市委书记薛根生同志提出的“五四三”工作要求，不断提高履职能力，以新的精神风貌努力开创新的工作格局。

先锋岗：按照优秀共产党员“五带头”要求，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一致肯定。

示范岗：结合工作特点和医学规范要求，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效率水平，在同行业同部门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责任岗：对照岗位职责和创先争优公开承诺内容，积极履行职责，兑现承诺，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奉献岗：忠于职守，爱岗敬业，长期坚持在工作一线，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和业绩。

“四亮”：一是主动亮出身份：通过佩戴党徽、工作牌、服务卡、设立党员公示栏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公开身份，强化自我约束，增强荣誉感。二是主动亮出形象：通过设立显示屏、展板、席卡、台签，发放便民手册、卡片等形式，亮出本单位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和行业服务用语。三是主动亮出承诺：要结合实际、对工作职责、履职承诺、工作时限等情况开展公开承诺、亮诺。四是主动亮出成效：对党员的践诺情况，要定期作出评价并进行公示，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三争”：争创岗位行业一流，争当为人民服务先锋，争做转型跨越标兵。

四、方法步骤

“三晋先锋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在全站共产党员中开展，主要方法步骤是：

自觉确定岗位。各科室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自身职位、技能、特长等实际情况，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积极履行职责。要结合本科室实际，重点围绕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方法、提升服务效能作出公开承诺，承诺事项既要体现先进性，又要体现操作性，努力把创先争优的要求转化为改进服务的具体行动。承诺事项要通过多种形式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党员根据所确定的岗位，切实行动起来，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及时兑现对群众作出的承诺。

科学考核评议。要把活动展开情况纳入今年各级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制督查和年终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普遍建立党员履行岗位职责考核登记台账，对照岗位职责和党员所作的承诺，定期进行考核评议，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到年底通过民主评议，对党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考核评议。

严格奖惩促进，切实加强对考核评议结果的运用，积极发掘、培育窗口单位、党员示范岗和优质护理示范岗的先进典型，表现突出的党支部和党员，大力表彰奖励模范履行岗位职责、创造优秀业绩的共产党员，进一步弘扬正气；加强对暂时落后党员的帮助教育，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

五．组织领导

全站各科室要以这一活动为契机，广泛开展活动，落实惠民政策，多办利民实事，解决突出问题，让广大患者切实感受到创先争优活动的新变化，真正把活动打造成群众满意工程。

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站 3 支部具体负责全站活动的组织实施，发动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创先争优。要以患者满意为根本标准，突出解决患者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评议，不断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同时，在每月15日、30日各科室分别上报每半月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效及典型做法、经验。通过现场检查，明查暗访，群众评议等方法，加强对窗口科室和示范岗开展创先争优的督促检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总结活动中的有效做法和先进事迹，及时宣传报道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并利用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生动、深入宣传典型事迹和精神，引导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争做“原平先锋”、“三晋先锋”，努力在全站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推动创先争优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五篇：民俗文化

山西文化与内蒙古文化中不同的展演

十年腾飞看深圳，百年发展看上海，千年古都看西安，五千年文化看山西，民族风情请看内蒙古。

（一）民间文化：

晋商文化。天下最富是山西，当然这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前的天下最富的山西，随着国之殇而落幕。但是晋商文化确成为山西的宝贵财富，也融进了现代山西人的血液里。

再次，为佛文化。

山西是个很讲佛性的省，这跟著名的佛教名山之首，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信仰，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在当今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社会里，心存佛性，也算善莫大焉。

BM201310243866

品中国味道 诉民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