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第一篇：浅析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浅析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现代诉讼中，无论是法官的作用，还是代理律师的作用都是诉讼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确保诉讼公正的实现，缺少或弱化任一方面都会导致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一个国家要想建立现代诉讼制度，就必须充分注重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审利权和当事人的权利的性质不同，审判权恣意行使，侵害当事人权利是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检察监督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诉讼的自我制约和整体利益平衡常常不能实现。其次，由于法律意识水平和对案件评价能力的不同，当事人展示的事实与法院所要认知的事实常常发生错位，对案件的整体认识也总存在严重分歧，审判者不仅无力改善这种局面，而且还面临在法律问题上不可能从当事人那里获得启示的困境。这些严重阻滞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为了使诉讼程序有序运行，诉讼功能的充分发挥，就必须建立在法律专家参与诉讼对当事人进行辅佐的基础上。当然，法官本身就是法律专家，但程序规则决定了法官的中立地位，而不得成为当事人的辅佐人，而律师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培育出来的专门人才，这一空缺只能由律师来填补。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是法律部门日益细密，法律关系日益复杂，从而诉讼法律技术性愈强，当事人需要的帮助也就越多，所以，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帮助当事人已经成为诉讼的基本机制，律师在诉讼中承担的职能总体上应是增强的趋势。

现代律师制度是与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和法治原则相伴相生的，从案件的问题解决机制、诉讼进程和案件的代理过程等三方面可充分体现律师的作用：

第一，民事诉讼直接关系着当事人权益的实现。作为严格要求的民事诉讼程序是当事人很难全面掌握的，因为大对数当事人都缺乏法律专门知识和素养，不能展开有说服力的辩论。这就需要律师提供法律上的专业帮助，一方面，律师是辩论专家，而且是雄辩专家，另一方面，律师熟悉法律实务，特别是诉讼实务，能够帮当事人冷静客观的分析把握情况。同时，公民财富的持续增长使社会冲突更加繁复，形态更加多样，冲突的解决必然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公平的进行，因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内涵就是“秩序”；

第二，律师介入民事诉讼，对司法公平进行直接监督。律师与检察官、法官同为法律职业者，同样掌握运用法律分析案件的技能，对法庭的舞弊行为或裁判不公，能充分用法律程序予以解决，从而促进法律的公正实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一起被称为“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

第三，律师通过民事诉讼促进法律的完善和进步。

律师代理民事诉讼，对于保障公民、法人民事权利的实现和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能够帮助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利。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等，当这些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公民因种种原因，或无诉讼能力，或无诉讼经验，或无诉讼时间，不能实际和有效地参加诉讼活动。律师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人员，接受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委托，参加民事诉讼，帮助当事人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和实现其合法权益。

第二、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能够帮助和促进人民法院搞好民事审判工作。律师代理民事诉讼，进行调查取证，有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行使审判权，因为他们属于同一职业类型，可以更好地使用法言法语进行对话和交流。律师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事实材料和意见，可以使审判人员得到更全面的案件信息，从而为审判人员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提供有力的帮助。律师向委托人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协助人民法院做好调解工作，有利于案件正确、及时、彻底地得到解决。另外，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尊严与统一的维护者，可以及时制止审判中的独断专横，倡导诉讼民主，体现配合和制约的诉讼机制。

第三、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能够起到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作用，并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扶持社会正义，加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律师不仅拥有多种法律的信息，而且养成了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律师能够把眼前的具体案件与实体法程序法规范恰当的联系起来。而现有法律并不是内容毫无歧义，也不是完全静止，有时还不完善不健全，所以律师把具体案件和法律规范联系起来的工作总带有创造性、动态的性

质。正是这种创造性、动态性显示着律师在民事讼诉中的作用，推动着法治的进步，也推动着律师自身的发展。

但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还存在许多职权化的特点，直接导致了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产生如下阻碍律师发挥作用的因素：

（一）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有限，主导诉讼的权利和行为机制欠缺，不具备左右和推动诉讼的能力；

（二）当事人的主张、辩论和举证等诉讼行为对法院不具有严格的约束意义，当事人因其诉讼行为对诉讼结果的决定意义受限而缺乏左右和推动诉讼的积极性；

（三）由于程序在法官的主导下展开，影响判决的要素取决于法官的主动取舍，当事人对法官的依赖增强，常常借助于与法官非正当沟通来弥补，从而抵消了对法律帮助的依赖；

这些因素侵占了律师的诉讼空间，抵消了本应由律师行使的职能，抑制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容易导致司法腐致的产生，阻滞诉讼的整体功能发挥。所以，我国律师参与民事诉讼并发挥作用的机制总体上不健全，还有待加强和完善。

第二篇：民事诉讼中律师的职责

民事诉讼中律师的职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民事诉讼直接关系着当事人权益的实现；作为体系庞杂的民事诉讼实体法及程序法是当事人很难全面掌握的，律师在专业上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帮助；同时，作为法律专家，律师同样掌握运用法律分析案件的技能，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为了让人们更好的了解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现将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工作内容提炼总结如下：

提起诉讼时主要有：

1、撰写与审查诉状；

2、制作证据清单及说明；

3、审查诉讼时效；

4、申请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

5、申请法院立案。

应诉答辩时主要有：

1、撰写和审查答辩状；

2、提出管辖异议；

3、进行证据交换；

4、确定第三人及其是否参加诉讼。

证据的收集与审查主要有：

1、当事人陈述的取得及其审查；

2、调取证人证言；

3、书证的收集与审查；

4、物证的收集与审查；

5、视听资料的收集与审查；

6、勘验证据的收集与审查；

7、申请鉴定并对其进行审查；

8、申请法院调取证据；

9、证据保全。

一审、二审代理中的主要有：

1、诉讼思路的确定；

2、申请法官回避；

3、庭审调查；

4、法庭辩论；

5、阐述庭审的最后意见；

6、参与调解；

7、给当事人分析判决书并询问是否上诉；

8、撰写上诉状并提起上诉；

9、搜集并审查新证据；

10、参与二审审理。

终审判决后主要有：

1、分析终审判决书；

2、代理执行；

3、申请再审或者申诉。

第三篇：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通过本学期对民事纠纷处理这门课的学习，我对民事诉讼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并了解了一些有助于纠纷争议顺畅解决的途径。当遇到一些民事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决、和解、调解、民事诉讼等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虽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民事诉讼的强制力和严格的规范性使它能帮助当事人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它成为了平等主体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民事案件中，所谓有理而说不清的案件是数不胜数的。有理就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有理，也就是所谓客观上有这回事;但说不清，就是指无证据加以支持。无证据加以支持的所谓“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理”，也就是仅仅是法外之“理”。比如说，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一般不打借据，等到发生纠纷，诉讼到法院，权利人往往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实，这样法院就不能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就要判决原告人败诉。原告人之所以败诉，其原因无它，就在于他缺乏证据。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以事实为根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要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查明事实真相。民事纠纷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不可能预先知道或者了解案件事实的全部。因此，在受理案件以后，审判人员必然要从证据入手，依靠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可见，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自认为有权利但缺乏证据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诉讼了。因为诉讼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证据对于民事诉讼的顺畅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民事诉讼证据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独特功能。一方面，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武器。对诉讼当事人来说，证据至关重要，是否掌握充分证据，常常直接决定诉讼的胜负。因为民事证据本身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虚构的、捏造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过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当事人要想使自己的权利主张得到法院支持，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权利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未掌握充分证据，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是真实的，法院也无法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会因此而得不到维护。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认为是一种错误，它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法律上认可的事实，并非必定是客观事实;它承认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这也是民事诉讼的一个弊端—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由此来看，证据在诉讼中实际上是一个焦点与核心;证据直接决定案件事实的面貌，而有什么样的案件事实，便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结果。在司法的逻辑中，证据是一个起点。而起点便是基础，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学者边沁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证据乃司法之基础，也是正义之基础。

另一方面，证据是法官查明案件真相的手段。法官裁判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其实就是以证据为依据。因为案件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法官事先并不了解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也不会重现于法庭。而证据的内容与案件的事实存在着无可替代、无可脱离的直接或间接的特殊联系。因此当事人在举证时集中提供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既有助于将纠纷争议过程再现出来，又有助于法院排除无关联的证据，限定和缩小核实证据范围。因此法官必须凭借证据才能最终达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并顺畅的解决民事纠纷。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所有的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但证据不同，其证明作用力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即证据证明力的强弱有所不同。例如，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比，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就往往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传来证据的证明力就弱于原始证

据的证明力。证明力的强弱或大小常常是通过对立或矛盾证据之间的比较显现出来的。因此，当事人在收集证据过程中，更应注重证据的证明效力。通常来讲，证据的证明效力越大，越能反映出案件的真象，就越能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可见，证据的证明力对认定案件的事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质证是人民法院事实认定的前提，也是审查和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基础。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收集和提交的证据材料真伪并存，人民法院只有在证据材料查证属实时，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为了使证据材料转化为证据，只有充分发挥庭审质证的作用，排除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虚假的和非法收集的证据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分析和判定，才能帮助法庭查明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裁判。

由此可见，合法并有证明力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充分利用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只有如此，我们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四篇：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

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

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

（1）私法行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一样，本质上都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是一种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诉讼中和解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除此以外本质并无不同。美国、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多持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还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都视为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新契约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契约，如果一方违反合同，对方只能根据新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多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后，想要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就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

（2）诉讼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和解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诉讼行为，尽管具有私法上和解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私法和解不能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诉讼和解则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诉讼法上的效力。

该学说进一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是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因此该派的观点又称为“合意说”；另一派则认为，诉讼中的和解，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将他们就诉讼目的相互让步的结果，一致向法院陈述的一种合同意义上的诉讼行为，故此派观点被称为“合同讼诉行为说”。在兼子

一、竹下守人著，白绿铱译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事诉讼法认为诉讼和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终止诉讼程序，亦阻却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和解笔录记载有当事人具体的给付义务的，还产生与给付判决一样的执行力。

（3）两行为并存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尽管诉讼和解在现象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两行为是并存的。此说的理论根据是，在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分离的法律制度下，以实体法为根据的私法行为不会发生诉讼上的效果，而以诉讼法为根据的诉讼行为也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基于各自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法律体系看待诉讼上的和解。既然诉讼上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产生并存的两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

（4）两行为竞合说。

持该观点行为的学者认为，不应将诉讼上和解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而是把它看做同时具有私法上与诉讼上双重属性的一个行为。一方面，当事人在法官面前依法律规定的诉讼行为的形式进行诉讼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而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诉讼和解亦直接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所以也具有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

德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学说。德国诉讼上的和解的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期十九条，该条规定，“地方法院和州法院应在程序进行中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为此目的，得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托他们教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进行和解”。

这些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相互对抗和斗争，经年不息，使诉讼法理论界圣殿里烽烟弥漫，学术高潮也不断涌现。的确，诉讼和解的性质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诉讼和解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1、英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据早年的统计，英国法院的和解率非常高，约有80%至90%的民事案件在法院是以和解结案的，其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基于风险和成本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同时，法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态度积极也是原因之一。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法则》以立法的形式多方面便利促进当事人和解，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将制定大量的《诉前议定书》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强制当事人进行诉前文书交换和协商等，使他们能较为合理地预见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为最终达成和解，加快纠纷解决进程而奠定基础。

2、美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美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司法消极原理，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适合于法律以外的地方。一旦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就应当用正式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恢复法律秩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事案件大幅上升，而通过判决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既慢又昂贵，美国法院开始试行和解制度，因此诉讼和解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80年到1993年间，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1999年，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仅有2.3%的案件进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美国因和解而终结的诉讼数量之多并非始于近年，但和解不是诉讼程序的副产品，它变成了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称得上最近的特征。

3、德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德国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和解解决纠纷的作用，从立法上将其规定为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不问诉讼到何种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的解决。法院为试行和解，可以把当事人移交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被允许达成和解，而且法官亦常常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虽然根据立法规定，诉讼上的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任何程序，但实务中有法官劝试和解通常选择以下三个时期：首先是准备性口头辩论期日。在此阶段，法院将尽力在当事人之间试劝和解，而且法院还会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出附有简短理由的书面建议，使双方当事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再次是证据调查终了后。证据调查结束后法院与双方代理人之间就证据方案，听取当事人对和解方案的意见。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记入法庭记录，该记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这表明诉讼和解协议具有终局判决的效力，能够终结本案讼诉。

4、日本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诉讼上的和解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被视为一项基本和重要的诉讼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就规定“法官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尝试和解”。有关诉讼上的和解的程序应当在该诉讼的期日中进行。当然这种诉讼期日不仅仅限于口头辩论期日，还包括该口头辩论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还应包括口头辩论的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中也可以进行和解程序。另外，在日本的简易法院程序中，还一种起诉前的和解。

5、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受受德国和日本法的影响较深，关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规本质上大体相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提起的时间，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诉讼程序到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适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法官开庭审理前和证据调查中，也可以视情况主动提起和解程序。台湾地区在传承德、日法律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自古以来和为贵的观点，台湾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也持积极态度，在诉讼中，法官尽可能的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并非法官强制达成，要依据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等来进行。中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诉讼行为与法律行为并存说”，当该和解得到当事人的双方认可，且在当事人同时到场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即可将该和解协议计入笔录，并同时具有了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将笔录送达双方当事人后，该协议即具有了终局诉讼的效力，和解成立后，就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

四、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

（1）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差，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关于诉讼和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条的内容中。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51条对诉讼和解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992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更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条规定明确了二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处理方式。2004年9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通过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当事人都可采用调解方式终结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2012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调解制度有了一些修改和完善，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仍然未做任何细化与完善。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诉讼和解，但过于粗略，对和解的程序、和解的效力及和解协议瑕疵的救济等重要问题一概没有提及，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2）诉讼和解不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诉讼和解制度本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而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不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或者选择撤诉或者向法院申请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得到当事人的直接遵守。因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选择撤诉从而终结诉讼，那么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重新确立了彼此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份和解协议是否能得到遵守，则完全有赖于义务人的诚实信用。原告若不想遵守协议，他可以再次起诉；同样，若被告作为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告也只得重新起诉。而事实上，被告为拖延诉讼恶意与原告和解，事后不履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社会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而且当事人重复起诉，造成法院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有违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3）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过国外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作为民事诉讼进程的主持者在民事诉讼和解的启动和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只有当事人主张才能启动民事诉讼和解程序，从而忽视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法官在诉讼中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地了解案情，更能明确的判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提升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从制度本身来讲，诉讼和解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就像靳建丽在她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比较研究》中说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就诉讼和解而言，由于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予规定，直接影响此制度存在的价值。根据前文分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告撤诉，双方都承担了潜在的风险，即对方有可能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不必承担责任，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重新起诉。因为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即无实体上的拘束力又无诉讼上的执行力，所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际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到法院，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解决纷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只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自然会大受打击，也难怪人们对诉讼和解不感兴趣了。

（3）从外部原因分析，法院调解制度挤压了诉讼和解的生存空间。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己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无讼”思想，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经久不衰。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应当时特殊社会形势需要，在处理纠纷时，“应照顾抗日各阶层人民利益为基础，对于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法院调解对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法院调解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至“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不断修正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立法背景，从而引导我国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以其独有的魅力被赞誉为“东方经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法背景、法治理念的转变，立法者不断加强对调解的立法，《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调解原则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民诉法的重要制度的地位岿然不动，而诉讼和解却一直未受立法者重视。虽然诉讼和解被作为一项制度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但缺乏相应的程序配套，所以才会出现诉讼和解被法院调解取代的局面。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1、调整民事诉讼和解的适用时期。

当事人应该被赋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起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许多国家都有相同的规定。当然，这里的“任何阶段”仅指案件审理到判决之前的阶段，其他阶段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2、突出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治进程推进稍显缓慢，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为不足。因此，要重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官作用：一是，诉讼和解的启动时间进行有效劝解。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和解，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软弱，不敢进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会给他人一个自己缺乏证据支持而迫不得已选择和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以第三人的身份，说明其中的利弊，提出和解的建议，这样容易令当事人接受。同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和判决结果的预期有一个判断，他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在诉讼过程中凸显法官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僵持不下，通常情绪会表现为愤怒与激动，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其中进行调解，很可能会降低和解的效果。当法官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进行调解，说清利害关系，会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成功度，促成双方和解的达成。三是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因此，法官要对双方的和解环节进行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

3、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通过对各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和解制度具有降低诉讼费用与减轻法官负担的优势，并在各国进行了广泛应用。而我国并没有对诉讼和解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程序的不信任，降低和解的可能性，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对进入和解不同的阶段收取不同的费用，这样既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又会缓解法官的审判压力。

4、应当对和解书的制作予以规定。

只有当事人就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向法院作出一致的陈述，才是诉讼上的和解，其以双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请法院审查为标志。当事人虽然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提请法院审查，则不是诉讼上的和解，应视为诉讼外的和解。经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对和解协议审查后认为成立的，应当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包括：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之间争执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解书最后须由当事人签名，再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近年来，对着民事诉讼数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解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也非陌生。而其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对其解释的含糊其辞，对法律意志的发挥更是起到的压制作用。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进行细化成为了一项必然之举。该制度的深入应用，既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轻法官负担。

参考文献：

1、（日）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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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武生.《民事司法现代化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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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晋红、易萍.《论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法律科学1999年。

第五篇：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民诉中参与人是一大块内容，也是诉讼行为的基础，但规定只有寥寥数条，现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就一些具体的情况做个梳理总结，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1、法人的正职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的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以其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2、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本条规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参加的诉讼。

3、民诉第49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4、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5、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6、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7、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8、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

9、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10、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11、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仲裁机构仲裁或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不服仲裁或调解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12、法人或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

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负责人为当事人。

13、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14、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14、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15、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16、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

17、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

18、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

19、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诉第119条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20、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21、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22、依照民诉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确定的，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由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23、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不确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24、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5、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公告期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少不得少于三十日。

26、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应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

27、依照民诉第56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由人民法

院通知参加诉讼。

28、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29、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二款或者第17条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该法第16条第四款或者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期间的法定代理人。

30、除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之外，当事人还可以委托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

31、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