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的比较与启示

第一篇：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的比较与启示

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的比较与启示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和总结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然后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改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 绩效评估 评估体系

财政科技投入是保障科技水平的先决条件,我国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资助或间接引导相关科技项目的开展,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战略不同,表现在投入的领域、方式、方向和结构上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也有自身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以期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

20世纪中期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将绩效评估逐步应用于财政支出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对财政科技投入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

1、美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科技评估工作的国家,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科技评估已是制度性、经常性的工作,并建立了科技评估支持系统。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作为科技评估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完善的评估机制以及严谨的评估形式和内容,影响了众多国家,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国会于1993年1月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该法案是美国财政科技投入及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根据该法案的规定,美国政府于1993年3月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负责法案的监督和实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专门负责推进美国科学和工程事业的一个部门。NSF对其资助项目绩效评估的模式和方法,可以作为美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一个突出典范。20世纪70年代,NSF就开展了基础研究及其影响力的评估方法研究。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NSF重新整合、规范了评估工作,扩大了绩效评估的范围,使评估指标和方法更为灵活多样。

根据《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NSF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绩效报告。绩效报告不是对单个资助项目的结果进行评估,而是对项目中的一类项目乃至对实现本机构某一方面特定任务的诸多项目开展综合评估,以展示其整体绩效水平。

NSF将项目绩效评估指标分为三类:资助结果、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对反映资助结果的绩效目标评估多采用定性指标,而对反映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的绩效目标评估则尽可能采用定量指标。

为了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更好地开展绩效评估,NSF特别重视与绩效目标相关的数据采集、核实和认证工作。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之后,NSF要求结题报告提供详细的内容,并进入由NSF维护的网络系统,便于快捷查询。NSF的评估数据源主要是中心数据库和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中心数据库主要有项目网上申请系统、项目受理数据库、资助数据库、项目发布系统、业务信息系统、评审专家库和绩效报告系统等;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主要有科学出版物、新闻发布会、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独立评价系统、项目学科年度报告、全委员会年度报告及内部数据库等。必要时,NSF还利用其外部建立与维护的合同数据库。这些信息资源,为NSF有效开展制度化的绩效评估活动提供了保障。

为更好地对绩效评估进行监督,NSF加强了外部专家委员会的职能:除了继续监督同行评议过程之外,还把各资助项目评估结论作为工作重点。

2、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澳大利亚是较早实施项目绩效评估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85年开始实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试点工作;1993年开始全面推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1999年开始对公共部门的所有支出预算进行绩效评估。

(1)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步骤。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主要包括三方面

内容:适当性评价、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评价重点根据项目目标和项目生命周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贯穿于立项、实施、结题的全过程。其主要步骤为:进行项目分析,确定评估重点;找出评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确定评估项目和战略;收集、分析评估资料;起草、发布评估报告;回顾绩效评估;充分利用评估结论。

(2)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绩效评估成功的关键在于对评估工作的管理。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主要包括对评估的组织、实施、控制、检查以及对评估结论的应用。从组织结构上看,评估的管理组织包括评估指导委员会、项目评估的管理者(负责评估项目的制定和具体的组织实施)和评估工作小组。

项目绩效评估活动的监督管理体现在项目绩效评估的整个过程中。有些部门建立了监管委员会,在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评估小组按规定程序工作,保证评估的管理者及其小组成员尽职尽责,以达到评估的目的,实现评估的功能。

评估管理的关键是对整个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澳大利亚对项目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是根据评估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定的。如评估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分析评估进展情况,为评估工作建立定期检查机制。为保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质量,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评估的质量标准体系。

3、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欧盟以公共资金支持研发计划的时间较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绩效评估的施行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和北欧等国家。欧盟科技研发计划的绩效评估,基本是伴随着欧盟各期架构的研究计划而演进的。1996年欧盟发布了“Soun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2000”方案,要求开展系统性的绩效评估。其目标是促进各个计划项目的有效完成,并通过评估结果,反馈到欧盟的决策层次,以提升未来计划项目的执行成就并引导未来研究项目的方向。欧盟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评估内容:计划筛选的程序、计划管理、计划的一般特色、计划的产出和成果的扩散利用。其基本特点是立足于从组织内部改进管理,不强调预算的重新分配。日本于1998年3月在经济产业省下成立了政策评估研究会,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项目》等大政方针,规定今后若干年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预算目标额度。在此基础上,各省厅制定了年度《科学技术重点指针》,严格制定年度预算编制。日本政府预算实施过程中有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评估体制和预算监督机制。项目一旦确定,它的每一笔开支必须按预算执行,如需调整,须经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2001年11月,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国家研发评估实施方针》,要求对项目进展情况定期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调整意见,供下年度制定预算时参考。经费由项目执行单位负责管理,执行过程中除有本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管理、评估外,国家还设有专门的国家审计员制度,以监管科技经费。

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评估起步于90年代初。1993年,国家科委开始将科技绩效评估手段引入科技宏观管理环节,作为国家重大科技管理的突破口;1997年,在原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1998年,国家科技部决定对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的立项进行评估试点,并在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七个省进行试点后,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科技评估机构。

2001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科技评估、R&D项目招标投标工作资格认定暂行办法》,2001年6月正式出版了我国科技评估活动的第一个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科技评估规范》,作为国家《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重要配套文件。《规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评估的定义,而且还明确地规定了科技评估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基本职业道德,同时对科技评估的类型、范围、评估程序、评估关键环节、评估方法、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以及所涉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以及各项财政制度改革的推进,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估制度成为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财政资金绩效评估工作已成为规范财政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受到各级财政部门的重视。

2002年,财政部颁发了《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要对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评估,并将项目绩效评估的结果作为以后安排财政预算的依据。

2003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管理试行办法》,并结合教科文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规范》,对如何进行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作出了明确规定。部分省市财政部门也颁发了项目绩效评估的管理办法,并在办法的指导下开展了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的主体包括政府下属预算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和政府部门内部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按科技活动的管理过程,具体的评估一般可分为事先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事先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前对实施该项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进行的评估;事中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对该项活动是否按照预定的目标、计划执行,并对未来的发展态势所进行的评估;事后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完成后对科技活动的目标实现情况以及科技活动的水平、效果和影响所进行的评估。

具体而言,科技评估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有:科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效果;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与运营绩效;财政科技投入的前期立项、中期实施、后期效果;科技机构的综合实力和运营绩效;科技成果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区域或产业科技进步与运营绩效;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科技投资行为及运营绩效;科技人才资源;其他与科技工作有关的活动。

三、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比较

比较分析国外几个发达国家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现状,不难发现,其在评估主体、评估程序方面具有如下的共同点。

1、评估主体

国外发达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全国性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各国广泛采用三层次评估体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共同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并通过立法形式,运用制度予以推行。

2、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发达国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一方面,政府部门下属的评估机构实行独立预算,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另一方面,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独立的评估机构建立。

3、评估程序

国外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一般是评估准备(设立专家委员会)、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与综合、撰写并提交评估报告。其中,专家组进行同行评议是各国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增加了定量评估方法的使用。

相比之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还存在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科技评估的专业队伍;科技评估程序方法还不够规范,评估范围偏小;缺乏科学高效的绩效评估工具;科技评估的结论缺乏权威性,有些评估流于形式等。

四、加强和改进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的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相关法规政策

制度建设是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虽出台了项目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和规范,但对绩效评估过程的监督检查及绩效信息管理等制度和法律仍需进一步加强。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2、进一步完善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的评估机制

第一,除考虑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指标或财务指标外,还必须将生态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加入到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评价的框架中来,切实关注科技创新对生活质量、资源节约、环境优化及社会和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效应。第二,应当动态地看待科技投入的投资回报率。要着眼于长远的效益而不能局限于近期的收益,更不能以当年的产投比来作为衡量科技投资回报率的唯一依据。因为科技投入往往具有投入量大、风险性较高、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较长等特点,而科技产出则大多具有后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等特征。第三,要关注某些评估指标的内部差异性。如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类,其科技含量依次递减,对产出绩效的贡献程度也有所差异,故在定量评估中的权重赋值也应考虑

到其内部差异性。

3、建立相对完备、权威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数据库

要想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的科技绩效评估,必须具有相应完备、详实的权威数据支撑。我国目前没有建立支出效益评价信息采集体系,与各类支出效益相关的数据资料十分匮乏,评价所需的公正合理的标准值很难确定。因此,要借鉴国外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利用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合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所需的信息采集体系。一是选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评价工作初始数据源,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二是制定各类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分类标准,扩大评价数据信息收集范围,推动社会公众信息指标和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三是改进评价数据信息采集方法,重点收集大中型财政支出项目从立项决策、项目实施到生产经营等的各类技术经济指标和数据资料,确保评价数据信息采集的有效运转;四是开发评价数据处理软件,促进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五是运用评价数据信息研究测算综合评价和行业评价标准值。

4、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信息反馈机制和绩效报告公开制度

具有影响力的绩效评估结果对项目承担单位和管理部门具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和监督作用。我国应建立绩效报告公开制度,通过将评估结果与被评估对象的信息进行反馈,发现项目实施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高承担单位的项目实施能力和管理水平。

因此,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最终形成的结论,如不涉及保密内容,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公开,并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及时地告知公众,加强公众对科技管理工作的了解和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作用。

5、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成立综合绩效评估部门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工作所需要的数据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开展此项工作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应加强政府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的协调,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等各个部门间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商与沟通各个部门科技投入的主要领域、支持重点、重大成果以及各个部门科技计划的衔接问题。应对某些分散在各部门内部的统计数据进行整合,设立新的统计指标,为科学评价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提供必要的支持。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涉及大量数据和专业知识,必须在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评价制度的前提下,配备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给予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这种专门的评估组织应由高素质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专业的评估人员共同负责。政府工作人员对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财政资金的划拨和使用情况较为了解,能够为专业评估人员提供公开资料和书面材料难以反映出来的意会知识;而专业评估人员则能利用其所掌握的各种专业知识,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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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比较与启示

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比较与启示

提升中间业务水平，对降低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意义重大。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外银行在中间业务统计、核算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不同统计、核算口径下，发展水平表现不同。产生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监管政策和业务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国外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些促进国内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启示。

不同的统计、核算口径下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表现不同

（一）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统计、核算口径有所不同

1、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主要是指非利息收入业务，其损益核算口径大于中资银行。国外银行所言中间业务是指非利息收入业务，其既包括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等较少消耗资本业务，也包括衍生交易以及价差收入等表内外消耗资本业务，具有降低资本约束和应对利率市场化双重作用。其业务种类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内容，包含了价差收入和资本利得，其损益核算口径是：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净利息收入（含债券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汇兑损益+投资收益（剔除债券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国内银行中间业务主要是指收费业务，其收入主要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损益核算口径小于非利息收入。根据人民银行规定，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统计分为结算性中间业务、担保性中间业务、管理性中间业务等七类。从分类情况看，国内中间业务的实质是低资本消耗的收费性业务（除担保性中间业务面临信用风险属于资本消耗业务），其统计、核算并不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资本消耗业务内容，对应的损益核算口径是：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租赁收入）。

（二）不同口径比较下，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差距有所不同

1、按国外银行以非利息收入定义中间业务收入进行比较，中外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具有较大差距。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2000年至2010年平均基本保持在40%左右，而国内银行业在20%上下。

2、按国内中间业务口径比较，中外商业银行差距缩小。按国内中间业务收入核算口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主要项目，对比此项目中外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国外在20%左右，国内银行在15%上下。

不同的监管政策和业务模式选择是产生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中外金融监管政策不同是中外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比较中不难看出，部分中资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与国外银行的差距已显著缩小，非利息收入占比存在的差距主要是投资收益、汇兑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其他非利息收入方面，其对应的业务主要是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面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的资本消耗业务。目前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存款账户服务占16%、信托业务占11%、资产证券化占10%、交易业务占11%、投行占6%，资产管理业务、交易业务、投行业务合计占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近40%左右，国内平均不超过3%。西方银行交易业务方面除了利率、汇率产品外，在金融自由化、混业监管大背景下，交易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股票、大宗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我国分业监管使国内商业银行无法参与股票和商品交易，衍生品市场规模受限；资产管理方面，受分业监管限制，国内银行主要提供基于信贷和债券为基础资产的理财产品，难以提供跨市场套利的高收益产品；投行业务方面，受分业监管政策限制，国内银行主要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并受券商机构的竞争，同时不能从事股票承销和分销，而国外银行投行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股票承销和分销以及结构性产品融资服务。

同时，在分业监管的总体框架下，国内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处于试点阶段，国内股份制银行难以有效形成银行控股集团进行多元化综合经营或开展全能银行业务服务。国内只有中国银行凭国际化优势和特殊政策，建立银行控股集团开展综合经营，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29.93%，已接近国外银行水平。中国银行主要是利用其国际化优势，依托海外市场设立多元化综合经营平台，在香港和海外注册多家全资子公司，开展了投行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资产管理、租赁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子公司产生的非利息收入占并表后中国银行集团公司非利息收入的22%以上。

国外历史经验和数据也表明，监管政策是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于1933年制定了银行分业经营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美国银行业在1934~1948年间非利息收入始终在20%以下；只是上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决策中渐处主流地位，推行汇率浮动制、利率市场化，在利差收窄压力和监管环境放宽作用下，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才得以逐步提高到20%以上；特别是1999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签署《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全面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解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商业银行分业经营限制，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突飞猛进，在21世纪前十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并在2003年达到43.8%的最高水平。

（二）零售型银行业务模式是提高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

从国外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来源看，主要来自传统零售银行业务，基本收入结构是：存款账户服务费（主要是个人和对公结算、清算等账户服务费以及银行卡服务费，不消耗资本）一般占到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30~50%，而消耗资本的担保类及信用承诺类手续费收入仅占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3-6%。

国内银行也遵循这个规律，储蓄存款和小企业存款占比超过30%的银行可视为零售型银行，目前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均达到零售型银行标准，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15-20%之间，已接近国外20%的水平；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的手续费及净佣金收入结构与国外银行趋于接近，差距缩小。其收入结构特征是：存款账户服务费（不消耗资本）占比高，担保类收入（由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传统表外业务产生，面临信用风险消耗资本）占比低。结算类及银行卡收入平均占37.81%，而担保及承诺类资本消耗收入平均仅占8.78%。

反之，国内以公司业务为主的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普遍低于15%，其收入结构特征是：存款账户服务费占比低，担保类收入占比高（由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传统表外业务产生，面临信用风险）。此外，国内以公司业务为主的银行普遍采取息转费方式提高手续费收入，即将部分贷款利息收入转入咨询顾问费。因此，国内公司业务型银行中间业务直接和间接资本消耗并不低。其结算类及银行卡收入平均占比仅为16.64%；而担保及承诺类和财务顾问费等面临信用风险直接或间接资本消耗性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占48.37%，其对降低银行资本约束的作用有限。（平均数不含中信银行数据，因其手续费及佣金占比虽然低于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但其打造零售银行方向坚定，发展迅速，收入结构已略优于其他上市银行）。

国外银行开展中间业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未来交易类业务面临严厉监管约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监管新规要求更多衍生品在交易所交易，这将限制银行对“定制”衍生品收取溢价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一些业务出现萎缩，比如利润丰厚的“定制”衍生品业务；另一些业务则将彻底消失，比如银行在自有账户上进行的“自营交易”。与此同时英国提出银行业改革方案，计划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进行隔离，只有零售银行机构才可以吸纳个人及中小企业存款、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这些机构不得经营自营业务，不得进行衍生品交易(对冲零售风险的业务除外)，不得向欧盟以外的客户提供服务，也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支付服务除外)。此外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提出金融交易税建议，未来可能将进一步压制获取资本利得的金融投机交易。因此，目前高盛集团、美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瑞士银行等金融产品交易巨头已开始裁员和实施成本削减计划。

（二）危机下公司金融业务中间业务受挫严重，但传统收费业务表现出较强抗风险性

例如，著名的国际银行花旗银行，2008年投行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56.3%，投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08年，花旗银行为高杠杆金融承诺冲销49亿美元坏账损失，导致当年公司业务条线亏损48.76亿美元；2008年，花旗银行贷款服务损失严重，损失17.31亿美元，主因是集团对抵押服务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调整。与此同时，花旗银行传统账户支票服务业务，丝毫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从2005年的9.9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1.34亿美元。

国外经验对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启示

（一）可视环境、政策变化分阶段开展综合经营，逐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根据国外历史经验，随着我国汇率弹性增强、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直接融资渠道增多，将导致利差收窄，为开展银行综合服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创造了条件。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界开始反思监管模式，对衍生交易、跨境资本投机套利监管收紧，但西方银行总体混业监管综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彻底改变，能否回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分业监管模式，有待观察。同时在我国总体分业监管的框架下，银行可以通过申请和监管部门审批，收购或出资设立基金、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服务公司，以银行控股集团形式试点开展综合经营，目前这一趋势没有改变。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可视政策变化，分阶段布局，开展综合经营，应对我国逐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二）现阶段国内银行可努力提高低资本消耗中间业务，应对资本约束

国内外经验表明，基于客户账户服务管理的零售银行业务（包括个人业务和小企业业务）是提升商业银行手续费及净佣金占比水平，提高低资本消耗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途径。从国内外经验比较看，加强支付结算和融资、服务网络、风险转移等能力建设是开展零售银行业务，提高手续费收入的核心要素。

一是加强基于账户服务的支付结算业务。强化结算账户系统服务。锁定核心上下游客户进行结算服务营销，将单个孤立的账户管理变为网络群的账户管理，凭借快捷系统的时时到账结算服务，减少客户资金系统外循环，以此为基础提供上下游客户支付结算、企业资信调查、资金监管、融资等系统性服务，带动中间业务收入；创新传统结算业务模式，建立国内结算代理行制。与国际结算服务对接组合运用，实现内贸、外贸两个客户市场同本外币结算以及贸易融资服务有机结合一体化发展，以求丰富结算服务内容，扩大结算服务规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开展资本市场支付结算服务，形成稳定的一般性存款与同业存款互换的双向回流机制，以有效对冲资本市场波动对银行流动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打通传统业务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能够带动银行资本市场代理业务，提高理财产品设计和销售能力，推动银行托管业务，进一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二是加强资本运营提高网络覆盖和细分市场，提升零售银行业务基础。提高机构网络覆盖可有一定资本实力支撑。为此，可在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债券市场补充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同时，建立并购基金，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等小型银行同业机构的股权投资，可考虑以吸收合并股权交换等方式实现同业并购，利用资本营运低成本扩张优势，快速实现银行机构网络的区域覆盖。

同时，银行可考虑引入具有广泛分销网络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利用其分销网络销售银行产品。对此可借鉴国外银行案例，例如西班牙国际银行通过公私链式联动模式，以开发11万户经销商（汽车经销商及其销售点）为基础，延伸开发和扩大零售银行业务客户，搭配销售信用卡、消费贷款等产品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此为鉴国内商业银行可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或开展战略合作，借助于公私链式联动模式，延伸零售网络对个人和小企业的服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可细分市场，通过贸易融资类产品、网点就地服务等适合中小企业客户的服务方式，采取价格风险筛选甄别逆向选择利率、缩小经营活动半径、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风险防控措施，适度提高小客户业务量比重，提升零售银行业务整体规模。为提升中间业务打下基础。

三是积极探索尝试资产证券化业务，转移零售银行业务风险，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渠道。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收入的银行信贷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获取融资的过程。其具有分散风险功能，占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10%左右。截至2010年末，美国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银行，证券化资产占比为18%。在国内，资产证券化收入是银行中间业务的一项空白。作为一项试点业务，截至到2008年，我国共发行了19单累计668亿元资产支持证券，此类产品均未出现违约情况。但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停止。近期，我国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国务院已经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扩大试点。人民银行把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作为推进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重点工作。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方案。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其模式是由发起人将其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打包后，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支付给发起人，并以标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步骤是有信贷需求的中小企业向银行提出申请，银行进行资质评审之后确认允许获得贷款的企业名单和额度。之后，银行方面会对贷款总额进行资产证券化，把支持证券推向投资市场。银行通过证券化能将贷款换成流动资金，解决资本充足率以及转移分散风险，同时还可以管理费方式收取手续费，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以此多渠道推进国内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来源： 金融时报）

第三篇：**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启示

**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启示

（2017年9月26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我国改革创新的前沿城市，一直是我委持续跟踪关注的标杆城市。最近两个月，围绕张书记“对标找差”的工作部署，我委在组织调研组赴**考察学习的基础上，对**2006年以来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南京的相关工作建议。现简要汇报如下。

一、**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

创新不仅需要市场“无形之手”的牵引，也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导。目前，**高科技企业超过3万家，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的创新力量可以概括为“4个90%”，即90%的研发人员、90%的研发机构、90%的科研投入和90%的专利产出均来自企业。在发挥市场驱动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围绕“需求链”积极构建“创新链”，积极构建体系完备的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以政府主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通过前瞻谋划、规划引领、政策激励、环境打造、人才构建，使创新活动更有效率，创新成果更有质量，创新驱动更可持续。

从2006年初发布《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到2008年获批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再到2014年成为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始终坚持将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加快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率先提出并积极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形成了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一）第一阶段：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契机，自主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此次大会掀起了各省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序幕。**从破解自身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的实际出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认准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是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并于2006年初发布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和四个配套政策文件（简称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1+4”政策体系），将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战略，塑造自主创新的城市之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由此启动了从“速度**”向“效益**”“质量**”的升级转型。

作为经济国际化程度高、外贸依存度高的沿海开放城市，**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比其他地区和城市更大，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科技发展曾处在“拿来主义”阶段，模仿式创新虽让**少走了一些弯路，却也存在诸多弊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实质性地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成为衡量**发展的新坐标。

2008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将**列为全国第一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当年9月，**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之后，开始实施《**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这个规划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力图通过本规划的实施，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自2008年下半年起，**将贯彻落实《**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作为建设国家创新型型城市的总体规划与行动纲领，聚焦推动创新城市建设中发展方式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科技发展创新、产业发展创新，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文件，形成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政策优势，开启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在发展方式创新方面，**在2010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和《**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条例》，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开辟生态循环新路径，拓展多维发展新空间，突破资源制约瓶颈，实现发展方式的真转真变。

在人才培养创新方面，为优化**的人才环境，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努力打造人才宜居宜业城市，**针对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两类不同人才，分别出台了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1+6”政策体系和“孔雀计划”“1+5”政策体系。

在科技发展创新方面，自2008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该条例是全国第一部科技创新地方性法规，从政策和规划层面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于2008年9月出台了《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自主创新“33条”）。该文件从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加大吸引人才力度，凝聚创新第一资源；继续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保障土地资源供给，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优化创新环境，加速知识与技术成果产业化；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环境等六个方面明确了33条政策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个阶段的科技创新都是与产业融合发展密切相关。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统领，积极谋划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率先编制出台生物、互联网和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2011年以后又陆续出台了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等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规划。至2014年5月，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全部制定出台，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

（二）第二阶段：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率先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自2006年起，经过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资介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2011年，**GDP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1506亿元，成为全国第四个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这标志着**发展进入城市转型升级的又一个关键节点。

2012年，**在创新型城市建设总体上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创新研发的资金投入占比来看，**明显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从创新资源来看，**研发人员占比明显超过了香港、新加坡与美国。与此同时，**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仍不完善，还未形成一个稳定、平衡、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具体地说，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滞后，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薄弱，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供给不足，科技人力资源短缺等，这都成为制约创新的关键因素。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单元，是国家、地方和高新区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探索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先行区。2009

年下半年起，**多次向国家表达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强烈意愿，经过四年的申建努力，2014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明确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定位是“五区”，即：努力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和创新创业生态区。其核心是构建起完善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将**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创新中心。

**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面积为397平方公里，相当于34.5个**高新区。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这三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相比，**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了由点到面、由园区到城市、由局部到整体的突破和发展，有利于各种创新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集聚交融，有利于把创新渗透融合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还包括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力求形成综合创新的叠加效应。

为全面贯彻落实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2012年11月，**召开科技创新大会。会上，**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等“1+10”政策文件（简称创新驱动发展“1+10”政策体系）。创新驱动发展“1+10”政策体系强化政策联动，打破部门壁垒，运用“组合拳”，推动科技政策与产业、土地、金融、人才等政策有机衔接，形成指向清晰的政策导向和更大的政策效应，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政策体系是**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举措；也显示了**在创新驱动发展中进行科技、金融、产业、管理等方面的整合，更加注重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

在创新驱动发展“1+10”政策体系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继续在早已确立的自主创新主导战略框架下，与时俱进地出台一系列产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规定，加强宏观部署和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具体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省市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大量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以及政策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人才队伍、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等一系列配套体系。

在激励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方面，发挥政府杠杆引导作用，引导全社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政策法规的形式规定，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渐形成了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2016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4.1%，接近世界第二韩国水平。通过不断加大对关键技术研发和重大领域产业化的投入，**逐步实现从应用技术创新向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创新转变，从跟随模仿式创新向源头创新、引领式创新跃升。

在全力打造创新载体方面，一是加快建设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国际基因库等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推进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院校建设。二是加快创新载体建设，截至2016年底，拥有国家、省市级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493家，覆盖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三是引进和培育华大基因研究院、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研究院、光启研究院等一批企业化运作的发展速度快、创新成果多、产业化能力强的新型研究机构，助推**技术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四是推进创新联盟建设，创新产业发展组织形态。在基因、云计算、移动互联网、超材料和新材料、智能电网、智能机器人、低碳生物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智能交通等领域组建一批高水平省部产学研创新联盟和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在构筑创新人才高地方面，编制出台《**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建设“人才特区”战略、人才国际化战略、人才市场化战略、人才区域合作战略、人才载体支撑战略等五大战略。

在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深港创新圈”纳入国家战略，联手打造世界级的创新中心。二是鼓励龙头企业在产品、资本“走出去”的基础上，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攻克核心技术的实效和水平。三是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深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四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稳步扩大国际科技合作范围，积极参与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项目、欧盟地平线2020研发计划、国际基因组计划、国际植物组学研究等国际大科技计划。

在推动科技金融有效结合方面，**于2013年出台了《**市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方式改革方案》“一揽子”计划，在银政企合作、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和股权有偿资助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探索，极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有效融合，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

在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制定了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标准化战略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标准创新奖励办法，大力实施“全社会、全过程、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战略，建立以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体系。

在优化创新发展环境方面，2013年6月1日起，施行《**经济特区技术转移促进条例》。**又一次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提出了财政性资金形成的技术成果转移新机制，进一步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建设最具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2016年10月，《**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在构建全链条、全覆盖的“双创”政策体系，激发草根创新创业活力方面，2015年6月起，陆续出台了《**市关于促进创客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市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市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三年行动计（2015-2017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设立3亿元创客基金，每年投入5亿元创客专项基金。

在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2016年3月起，连续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揽子”精准化组合型政策，共235条措施，营造更加优良的创新环境。其中，《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对“孔雀计划”进行拓展和深化，提出**市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在原来5亿元专项资金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用于培育和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

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自2013年起，**在前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步入正轨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加快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海洋等未来产业发展，并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推出了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1+3”文件。之后，又细化落实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规划和政策。至2016年底，**未来产业总规模已突破5000亿元，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万亿元。目前，**已形成由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组成的产业梯队，成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城市。

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一方面，更加突出市场化导向，不断对科研管理体制、科技研发资金投入等进行改革探索，在科技计划组织实施各环节引入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注重发挥政府作用，在新一轮大部门制改革中整合科技管理部门职能，成立**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建立起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创新资源和产业的统筹规划和布局，避免多头管理、分散投入，促进创新资源优化整合。

总体来看，**着力构建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不仅重视技术创新，也注重金融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形成了完善的创新环境。**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推动了政、产、学、研、资、用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促进技术、资金、人才、产业、市场等各类创新要素联动，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发展配套环境。这种全方位创新的高度，有效地提升了**创新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高度。

（三）第三阶段：全力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加快向引领式创新和全面创新迈进

2016年，**GDP达到19492亿元，接近2万亿元，率先进入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稳定增长阶段。与此同时，**城市发展面临着“三个不足”突出问题，即，创新引领推动力相对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不足，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新一波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2015年1月，***对**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四个全面”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国家对**新时期赋予的重大使命，也是国家探索创新发展新路径的战略选择。

顺应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新概念，强调未来要突出开放创新、全面创新和原始创新，强化创新、创业、创投、创客“四创联动”，促进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四众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之城。

2017年1月，《**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为配合“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一战略任务，**启动新一轮创新战略布局，自2017年起开始实施“十大行动计划”，实现科技与产业创新能力的再突破，以进一步强化**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

“十大行动计划”涵盖创新硬件、基础设施、人才引进、空间载体、产业布局等各方面，从创新源头到产业链上下游及配套服务系统布局，将**的创新生态链打造的更加完整，并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切实落地，全面提升创新的软硬环境，打造全球创新生态圈。

为加快**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聚焦国家战略，瞄准更高目标，2017年5月，**印发了《加快**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和《十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启动新一轮创新发展战略布局。

为贯彻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2017年7月，**公布《**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征求意见稿）》和《**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2017-2020年）（征求意见稿）》。这是**站在新的起点上探索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最新举措。

二、**完善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牢固树立创新驱动、质量引领的发展新理念，全力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着力突出科技创新的全面引领支撑作用，大力推进产业科技创新质量整体提升，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过不懈努力，**率先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的效应不断显现，城市创新能级迅速攀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科技创新质量明显提高，战略高技术水平持续提升，新兴产业发展迅猛，科技创新正从“跟跑”向“领跑”转变，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

深入分析，**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机遇，但政策机遇并不常有，**的科技创新，源自在城市发展战略中自觉的创新意识和执著的创新追求，这保证了**总能在经济发展和历史机遇中踏准节点，实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实现结构性改革的超前引领。总体上看，**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最鲜明特点是，清晰战略取向，坚持前瞻布局，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的战略部署，大胆先行先试，注重战略规划引领和创新体系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地坚持创新驱动，在不断改革探索中形成了极具价值的科技创新城市样本。

一是突出政策创新，着力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在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在政策层面打好“组合拳”，在操作层面组织实施一揽子科技计划。着力构建政策链，打造创新政策体系；着力优化服务链，搭建创新支撑平台；着力完善资金链，解决创新瓶颈制约；着力拓展生态链，培育创新生态体系。

二是突出能力创新，着力夯实创新基础。围绕国家和全省战略需求，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规模布局创新载体；围绕产学研一体化，大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围绕前沿技术、新兴产业和交叉领域，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三是突出产业创新，着力打造创新型经济体。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型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科技含量。

四是突出开放创新，着力建设国际创新中心。面向全球集聚创新人才，加快高等教育开放发展，广泛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积极推进区域创新协作。

五是突出全面创新，着力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推动产学研资用紧密结合，推动大众创新蓬勃发展。

六是突出机制创新，着力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主攻方向，推动“小科技”向“大创新”转变、推动科研设施从“小孤岛”成为“大资源”，以财政“小资金”撬动社会“大资本”。

**的经验启示我们：创新不是少数地方的专利，只有坚定不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之以恒推动创新发展，“科学荒漠”也能变成“创新绿洲”；创新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只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草根创新也能实现逆袭。

三、相关工作建议

学习**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与时俱进完善产业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做法和经验，对于南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两强两高”具有重要意义。现建议如下：

一要更加注重产业创新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大创新制度供给，提高创新效率，积极构建创新生态体系，营造孕育和激发创新的软硬环境。结合落实十九大精神，在我市“对标找差”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抓紧制订《南京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总体规划（2018-2025年）》，该规划立足5年，展望10年；着眼近期，制订《南京产业科技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二要更加注重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深入推进“双创”，充分激活城市优质科教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竞争优势”。积极推进在宁高校“两落地、一融合”，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加大南京科研院所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力度。努力营造优质宽松的创业创新环境，大力吸引优秀年轻人才特别是南京高校毕业生留宁就业创业。

三要更加注重实现攀高突破。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中，依托江北新区、麒麟科学城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争取更多像未来网络这样的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南京，打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全力打造国家级江北新区创新高地，形成若干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和示范基地，加快形成地方、军队、企业、社会协同创新的发展格局。

四要更加注重引领性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发展。围绕科技发展趋势和重大战略需求，注重发挥南京科教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集中支持事关全市产业发展的前瞻性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重点打造未来网络、智能制造、3D打印、集成电路、北斗卫星应用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推动重点领域突破一批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快形成创新制高点。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尽快突破2万亿元。积极培育包括人工智能、未来网络、3D打印、细胞治疗、前沿新材料等一批未来产业。

五要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吸引。坚持培育本地人才和吸纳国际人才有机结合，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强人才载体建设，为建设创新型城市集聚人才资源，形成依靠人才驱动转型发展的源动力。加强与国际对接，重点培养引进一大批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高科技领军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六要更加注重整合创新发展要素。从整合政策、整合资源、整合资金、整合平台入手，促进创新要素乘法联动，实现“倍增效应”。在整合政策上，系统梳理已发布的有关支持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抓紧推进“立、改、废”工作。在整合资源上，推进各区间创新资源协调联动，提升城市整体创新效能。全面开展紫金创业特别社区、创客空间、科创基地等资源整合。在整合资金上，聚焦市场化方式，面向全球，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争取在三年内，将我市现有的“双创”资金由现有的近百亿元的规模扩充到1000亿元的规模。在整合平台上，依托中国留学人员南京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会、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等重大国际性科技人才交流活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思想交流互动平台和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交易平台。

附件：**重点产业创新政策简介

附件

**重点产业创新政策简介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1+4”政策体系

2006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于2006年初发布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发[2006]1号），将自主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战略，塑造自主创新的城市之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贯彻落实《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特别是为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护企业科技创新活动，2006年4月，**出台了四个配套政策文件：《**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积极推进我市自主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市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实施意见》《**海关关于支持**市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配套措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支持**市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意见》。上述文件被称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1+4”政策体系。

创新驱动发展“1+10”政策体系

为全面贯彻落实2012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2012年11月5日，**召开科技创新大会。会上，**市委市政府适时把握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体制机制灵活等优势，出台了《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深发[2012]14号）等“1+10”政策文件。具体包括：《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快发展民生科技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科技型企业孵化载体发展的若干措施》、《**市促进科研机构发展行动计划》、《**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其中，《关于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是纲领性文件，以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形式，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城市的主导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1+10”政策体系是**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举措；也显示了**在创新驱动发展中进行科技、金融、产业、管理等方面的整合，更加注重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十大行动计划”

2017年1月13日，**市第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战略任务。同时，为配合这一任务提出自2017年起开始实施“十大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强化**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

一、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立足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力争在信息科学与安全、生命科学与健康等领域建设国家实验室，加快推进未来网络实验设施建设和**超算中心扩容，规划建设国家基因库二期、生物医学大数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二、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重点在数学、医学、脑科学、新材料、数字生命、数字货币、量子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谋划建设10个基础研究机构，开展前沿科学探索、关键技术研发、高端人才培养等，强化创新的基础支撑。2017年启动4个研究机构建设。

三、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发挥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引领带动作用，在化学、医学、光电等领域，规划建设10个由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的实验室，力争2017年新建2个以上。新增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00家以上。

四、实施十大重大科技产业专项。集中资源加大研发、产业化、应用等全链条支持力度，加快在石墨烯、微纳米、机器人、5G移动通信、金融科技、VR/AR等10个领域出台专项支持计划，抢占前沿技术产业化先机，增强创新型经济发展后劲。

五、是打造十大海外创新中心。着眼全球加大开放创新布局力度，出台专项计划，支持企业和机构在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创新资源高度密集地区，规划建设10个海外创新中心，构建国际协同创新平台，集聚全球创新能量。2017年启动4个海外创新中心建设。

六、建设十大制造业创新中心。落实“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在机器人、3D打印、新型显示、精准医疗、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规划建设10个创新中心，提升高端制造、精密制造、智能制造能力水平。2017年启动3个创新中心建设。

七、规划建设十大未来产业集聚区。坚持科学规划、前瞻布局、联动发展，在生命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领域，加快建设10个集聚区，培育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

八、搭建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在创新设计、品牌培育、知识产权运营、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打造10个重大平台，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九、打造十大“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国际创客中心建设，高水平建设**湾创业广场等十大“双创”示范基地，强化创新、创业、创投、创客“四创联动”，当好“双创领跑者”。新增众创空间40家以上、创客服务平台10家以上。

十、推进十大人才工程。实施“院士引进工程”、“创新领军人才集聚工程”、“优秀大学毕业生引进计划”等，加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孔雀计划”、“双百苗圃计划”、“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全年引进院士10名左右，孔雀团队3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400名以上。

第四篇：中外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比较与启示1

中外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摘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使农村普及义务教育成为可能。我们应借鉴国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成功经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保证经费的使用安全。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以这次改革为契机，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比较；启示 义务教育是一种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基础。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的观点，“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我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于你的福利，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众所周知，义务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的特点和利益原则，义务教育的投资应主要由政府来负担。

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模式。虽经几次变革，甚至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已规定普及义务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受财力、物力和制度的限制，这样的目标在20年以后，才得以实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2005年12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免学杂费和提高公用经费水平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校舍维修改造资金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中西部地区为5:5,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承担，中央给予适当奖励性支持。对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资金上，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而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费补助由地方承担。

据测算，2010年当年各级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将比2005年增加约644亿元；2006年至2010年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其中牛央新增1254亿元。

这项改革在五年内将涉及上千亿的资金，是前所未有的巨额投入。这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分析

（一）经费来源和比例

从国际经验看，对农村义务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大致为20％-80％;在新西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韩国等国，基础教育投入中超过80％的资金依赖中央政府；即使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等国，中央投入基础教育资金也占有一定比重，大约是3％-10％。因此可以说，中央政府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主渠道，这是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

（二）经费的使用途径

英国政府规定教育经费的预算和结算要公平、公开、透明，划拨经费的公式要尽可能简单易懂，并以立法形式保证经费的划拨和合理使用。英国的义务教育除了承诺教育经费涨幅5％以外，还对基础教育中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资金的大力支持。为了提高小学阶段的个性化教育，2006-2008共拨款2.3亿英镑，这些资金的50％用于帮助学习吃力的小学生在阅读、写作以及数学上达到国家规定的2级标准，35％用于帮助贫困学生。针对初中阶段的个性化教育，英国2006-2008共拨款3.35亿英镑，这部分拨款的50％用于帮助那些英文和数学学习吃力的初中生达到国家规定的4级标准，35％用以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参加课外及其他活动。此外，还有一些经费用于为高才能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日本，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法律已逐步形成了体系。根据这个法律体系，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中占有很大比例。比如，中央负担国立学校所需全部经费和全部教科书经费，负担地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经费的1／3,受灾校舍建设费的2／3,偏僻地区公立学校公用经费的一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都道府县负担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市町村负担公立学校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及学校的公用经费。

可以看出，虽然英国和日本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的经费及使用制度清晰明了，在确保基础教育经费的同时还尽量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和补助。特别是英国，不但在贫困学生生活方面进行大力的资助，而且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智力差异方面进行资金的支持，这应该是未来基础教育经费使用方面的一个趋势和发展方向。

（三）经费的运作方式

英国政府从2006-2007开始，国家向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办法再度改革，划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以专用资金的形式由英国教育和技能部直接发放到地方，不再通过地方财政管理系统，且必须全部用于学校预算支出。巴西政府专门成立基础教育维持与发展及教学促进基金会（以下简称“教育基金会”），以推动教育合作者共同参与，并解决教育财政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被自动存入巴西银行的专门账号，巴西银行参照教育文化部提供的分配率，分别在各州范围内按比例分配资金。英国和巴西在教育经费运作的制度方面减少了资金的流转环节，缩短了资金的流通时间，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的挪用和流失。

（四）经费的筹资渠道

韩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非政府渠道，比如，1998年韩国非政府投入占初等和中等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为20.7％，同时由于采取了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从岛屿、偏僻地区向大、中、小城市推进的策略，不但保证了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也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二战后，美国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其教育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除政府拨款和学费外，社会捐赠、学校服务社会的收入也占有很大比例。而日本、英国、印度是从政府普通财政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普遍做法。

三、国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因此，应该认真研究国外义务教育在经费筹集、划拨、支付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独特的投资保障之路。

（一）拓宽筹资渠道

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教育经费一直是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虽然我国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能够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完全靠国家长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长久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水平。特别是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经费不仅要顾及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要涉及孩子的智力开发以及对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投资。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一年来的情况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部分省份反映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2)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3)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4)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但由于一些县级财力紧张等原因，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5)政策产生了巨大效应，大量农村孩子回流到学校，一时间给公办学校带来压力。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除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以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以尽可能地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筹资渠道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建立“义务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偿捐赠，通过基金会结合政府的有关政策对资金进行统一调配和使用；借鉴发行体育和福利彩票的经验，发行义务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支持义务教育，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解决农村学习困难学生、城市贫困学生以及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专用经费等；借鉴国外征收教育税的做法，可以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一定比例的教育税，这样不但能调节收入差距还能筹集一定的资金。当然，所有这些资金的筹措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并进行相应的立法，保证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安全，以让这些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

（二）建立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制度

我国此次的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经费划拨，需要学校进行财务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而财务的审批在县级管理部门。保证国家大量资金的使用安全和有效应成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经费的滥用、挪用和借用，保障经费的使用效率。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就是要在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预算和决算以及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各个环节实行信息公开，让上级领导部门明确资金的使用途径、趋向以及使用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让同级别的学校领导部门清楚彼此之间的经费使用方式，让学校的老师共同参与学校经费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让老师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有清晰的了解。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建立我国独特的义务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是要保障资金顺利到达学校，而且要监督和衡量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总之，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管好和用好孩子们的“上学钱”。

（三）探索有效的农村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有一个跨越式发展和深刻的变革，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统筹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和快速发展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也是伴随着农村教育得到深入开展的。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区域开发，韩国文教部（现教育部）制订了“新村教育”的基本方针与措施。韩国政府在实施“新村教育”的过程中，农村各级学校发挥了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职能、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保健中心的职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所得的事业中心的职能。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应以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契机，摸索和建立中国“新农村教育”体制。改变目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愿望、脱离农业发展的现状，改变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既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为农村进一步发展作贡献的局面。

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与其说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倒不如说是加快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对这次经费改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经费的多少和简单的使用上，那么此次经费的投入就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农村教育的发展也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进程将大大受阻。“今天的教育，明天的经济”也就无法顺利实现。

总之，综观各国的义务教育投资可以看出，没有一定量的经费作保障，义务教育很难实施。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大量的经费作保障，也不能保证教育一定快速发展，还需要教育内部体制的跟进、完善，以便让有限的教育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率。因为教育经费只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12-213.[2]米尔顿·费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3—84.[3]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N].人民时报，2005—12—27(2).[4]陈至立。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EB／OL].http://／politics/2006-04／28/content_4484745.htm,2006—04—28／2006—06—15.[11]孙启林。韩国的农村教育[J].中华民族教育，2004,(4)： 43-44.

第五篇：中美资信评估发展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中美资信评估发展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一、资信评估业发展状况的比较

（一）中美资信评估发展模式不同

美国资信评估业的发展属于典型的市场驱动型模式，即：市场对资信评估的强烈需求促生了资信评估行业。建立独立的纳税评估机构，明确纳税评估的职责，配备高素质的评估队伍，完善对评估人员的激励机制，是推动我国纳税评估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美国的资信评估最初是从企业债券评级开始的。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由次级抵押贷款转化为次级债券的信用评级为最高级“AAA”级，正是由这三大评级机构评出的。1900年，美国的约翰·穆迪（John·Moody）创立了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次级抵押贷款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创新产品，本身就蕴藏着潜在的风险，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以及信用评级体系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市场发生风暴的重要因素之一。1909年，约翰·穆迪在一本名为《铁路投资的分析》（Analysis of Railroad Investment）的书中，首次对美国各家铁路公司及其发行的债券的质量（风险）情况进行分析，并用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予以表达，标志着美国证券评级事业的诞生。企业债券对投资者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提供众多信用不同、收益不同的投资工具，实现风险细分。

美国资信评估业的诞生有着特定的经济背景。评级机构在债券评级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评级机构的性质对评级结果有重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交通的需求，兴修铁路成为当时资本投资的一个热点领域。因此，我们的媒介产业完全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形式涉足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来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为了筹集巨额的铁路投资资金，各个铁路公司纷纷发行铁路债券。首先，对航运企业来说，良好的客户资信档案和授信制度，是航运企业证明客户资信状况、确立信用标准、规避潜在财务风险、提高企业交易安全性的保证。但是由于信用状况存在差异，一些铁路公司不能按期向投资者兑付铁路债券的本息，甚至有的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打着兴修铁路的名义来进行欺骗。因此，企业债券溢（折）价摊销要对纳税人每年的应纳所得税额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在其他工业领域同样存在。信用评级机构在本次次贷危机中的不良表现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广大的投资者迫切需要事先了解欲投资债券的信用状况，以规避违约风险。如，仅在2007年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调低了超过400种此类证券的评级，标准普尔也在同一天将612类证券列为观望，并在随后两天内调低了大部分证券的评级。因此，约翰·穆迪凭借对市场需求的深入研究而成立了一家资信评估公司，并于1909年首次对铁路债券进行资信评级。此外，由于证券化产品过于复杂，很多机构投资者对证品的定价缺乏深入了解，完全依赖产品的信用评级进行投资决策。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危机在严重破坏经济的同时，却为美国资信评估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2.1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是指将债券的溢价按债券年限平均分摊到各年冲减利息费用的方法。由于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发债企业倒闭使得企业债券成为“废纸”，广大投资者切身感受到企业债券信用级别的重要性。(四)行政干预过多 一是行政干预评估结果：资产评估机构属于中介机构，其评估程序和方法坚持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其施行细则执行，不应受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的干扰。而且，美国政府基于降低金融风险和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实行金融业的分业经营，限制投资银行从事证券评价业务，而鼓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债券进行信用评价。关键词：会计政策 纳税筹划 1 长期债券投资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券。同时，美国的政府部门开始将资信评级结果引入金融业的监管工作中。发行企业债券有很多好处，如：对融资者来说发行债权比发行股票的综合成本更低, 同时债券融资公司原有的管理结构(公司原有的性质)基本不受影响。这样，美国的资信评估业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奠定了今天世界领先的基础。【关键词】企业债券。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资信评估业发展属于政府引导型模式，即：政府在资信评估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纳税评估期限较短，因此，即使允许实地调查，在短期内也难以发现问题，而在匆 信用评级 忙之中作出调查结论，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我国的资信评估最初是为企业发行债券和银行发放贷款服务的。(2)法律约束、监管机制、信用评级体系等制度的缺陷对危机的产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7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各地地方企业发行债券下达了发行额度；从评估折扣率回归结果看： 解释变量中只有X5和X6显著：当资产的处置方式为拍卖时(X5)，评估的折扣率大，这似乎与常理相悖，可能反映了在评估机构眼中，与折扣变现等方式相比，拍卖并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其市场价值。198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信用评级问题研讨会，与会人员就信用评级理论、制度、政策、机构、程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为资信评估机构的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正是评级机构利益所致，才在债券评级中出现了这种现象。之后，中国工商银行调查信息部和中国农业银行信息部等单位还制定了《企业信用评估试行办法》、《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试行办法》等文件，并下发各省试行。有些外贸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对外商既不做资信调查，又轻率采用对出口方具有极大风险的付款方式（Ｄ／Ａ、Ｄ／Ｐ），给国外一些不法商人欺诈行骗造成可乘之机。中国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制定信用评级办法主要是为了贯彻“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信贷原则，对企业办理贷款按信用等级掌握，但是不对外公布。全球投资者出于对这三大评级机构在次级债券上的高质量信用评估结果的信赖，大规模购买此类债券，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一期间，人民银行系统（各分行）内部组建了20多家资信评估机构（信誉评级委员会、资信评估事务所等），并初步制订了各种资信评级办法，对资信评级有关实务问题进行了探讨；[2]但现实情况表明，有的评估机构缺乏独立性，特别是行业性事务所在进行评估时，行政干预行为时有发生，使评估人员难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操作，迫使评估机构粗放评估，违背了评估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同时，各地专业银行（即现在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咨询公司、调查统计部等机构也开展了企业资信评级工作。如果采用直线摊销法，前几年的溢价摊销额都为1606元，而实际利率法的摊销额为1357.债券评级 6元、1466.2元、1583.5元、1710.2元、1912.5元，前少后多。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我国第一家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正式成立，它是一家专业、独立的资信评估公司。相关信用评级业法律制度有1933年的《证券法》，1935年的《银行法》、《联邦储备法》，1940年的《投资顾问法》，2006年9月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宪法第一修正案》等等。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从一开始就独立于银行体系之外，因此在当时是惟一一家非政府参与性质的独立的资信评估机构。这三大评级机构由于美国政府的倚重获得了监管特许经营权，在美国国内具有极高的信誉，垄断了国际债券评级市场。可见，我国资信评估的发展初期，政府部门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纳税评估的配套改革 确立纳税评估在税收征管中的核心地位，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其中，纳税评估机构的设置和完善纳税评估的法制建设，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纳税评估向纵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政府部门在资信评估发展方面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1 尽快成立独立的纳税评估机构 评估结论。

（二）中美资信评估机构的比较

美国目前的资信评估机构主要有四家，分别是：

1．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评级行业的评级结果纳入联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同时认定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就是当时最大的三家公司。该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由普尔（Henry Varnum Poor）先生创立的普尔出版公司（1922年开始一般企业债券评级业务）。如某外贸公司与一外国公司签定出口黑白电视机合同，作为第一笔贸易，该公司仅凭买方自己提供的资信报告，不经查实就采用承兑交单方式成交（Ｄ／Ａ６０），交货后外方拒付货款。1941年，普尔出版公司与标准统计公司(Standard Statistis Corporation，1924年开始企业债券评级业务)合并成为标准·普尔公司是当今世界三大著名的国际性资信评级公司之一。台账是对 债券评级 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并反映收款情况的业务统计表。

2．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目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企业债券中，信用评级大都为AAA，从某一角度反映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单一化。约翰·穆迪于1900年创立该公司，穆迪是当今世界著名的三大国际性资信评级公司之一，也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一个。同时，评级机构在为企业发行债券评级时，会建议其接受本机构的咨询服务。

3．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Fitch IBCA）。一是除个别地方外，基本都没有设置独立的纳税评估机构。该公司是由美国菲奇投资者服务公司与英国IBCA公司（国际银行信贷分析公司）于1997年底合并组建而成，并于2000年收购了美国的达夫·菲尔帕斯资信评级公司。本文论述长期投资会计 指标体系 政策的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响，主要从企业内部着手，从会计处理的角度出发，对企业所得税筹划进行案例分析，使研究内容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惠誉国际目前虽然是法国投资者控股，但是参与其合并的评估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而且目前其管理总部和主要业务中心在美国，因此将其视为美国的资信评估机构也未尝不可。过去评级机构部不向发行人收取费用，而如今这些评级机构一直从发行人那里收取信用评级费，然后再告诉投资者它们给发行人发行的债券何种等级，有价证券的发行增加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收入。惠誉国际是当今世界著名的三大国际性资信评估公司之一。定 普尔 位。

4．麦卡锡公司（MCM）。即根据各欠款单位的应收账款拖欠期限的长短和金额划分若干区段，编制“应收账款账龄分析 债券评级 表”，并实施严密的监督，随时掌握收款情况，确保应收账款发生的期限。该公司属于美国新生的资信评估机构，1975年成立于纽约，历史较短，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主要着眼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尚未顾及的领域，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要服务顾客，对债券进行慎重的信用分析并做出迅捷的等级判断。证券化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

相对美国而言，我国的资信评估业从诞生开始，就在机构数量上不断膨胀，虽然经过几次整顿和整合，但是目前的资信评估机构数量仍然多达50家左右，这一数量规模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总和。2.2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实际利率法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实际利率法是以应付债券的现值乘以实际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与名义利息比较，将其差额作为溢价摊销额[15]。然而，绝大多数评估机构都属于小型机构，规模较大的只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少数几家，但是由于这几家资信评估机构诞生的时间还很短，评估结论的权威性还不强，影响力比较有限且主要限于国内。(3)实施案头评估，对案头评估中出现的疑点，约谈纳税人，对评估结论作出相应处理，并制作纳税评估报告。因此，我国目前特别缺乏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资信评估机构。设置的纳税评估机构属于税务机关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包括：(1)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测算、确定相关指标的峰值和预警值。众多的小型资信评估机构容易形成恶性竞争，使得整个资信评估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并不明显。如果纳税评估也允许介入实地调查，就行使了纳税检查的 企业债券 职权，使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在某些职权上存在混淆。

（三）中美资信评估主要业务形式的比较

美国主要的资信评估机构如标准普尔、穆迪公司等，从诞生之初涉足资信评级业务开始，就一直将债券评估作为其主要业务品种，对于一般工商企业本身的资信评估工作则开展得较少。由于这种法律上的独立性，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因经济衰退引发了债务危机，使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了信用评级的作用，通过信用评级的指标可以对金融业的投资风险进行监控。也就是说，美国资信评估机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证券市场中的投资品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债券的投资风险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在实际投资中，应综合考虑这些风险因素。而对于债券发行企业本身的整体信用状况一般不单独公开揭示，除非有客户需要。也就是说，在可获得资料的前提下，对实际折扣率的高低没有较强说服力的变量.进一步或许可以说，在我们假定市场有效的前提下，或者是评估机构对资产的市场价值的评估不准确，或者是不同资产项目的非市场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没有统一规律可寻。更多的情形则在评估实践中将企业本身的资信评估融入到对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中去，即：将企业整体的资信评估作为债券评级工作的一个步骤或考虑因素。在租船合同中，应将租船的责任终止及货物留置条款明确地并入提单中，在债务人不支付运费时，对资信状况不良的客户可通过留置货物，保证收取运费的权利。因此美国资信评估机构的主营业务中，独立的企业资信评估形式比较鲜见，人们要了解某个企业的资信状况也只能通过对企业债券的信用级别来间接判断。资信调查是我国外贸公司对外成交不应缺少的一个环节，外商资信状况直接关系到外贸公司能否严格履行合同，安全收汇、收货。

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有较大不同，资信评估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准备向银行借款、或者发行债券以及进行其他信用交易的企业。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初露端倪，并且仅对信用评级机构改革不能解决所有的金融风险。与此相应，我国对企业自身的整体信用评估与企业债券评级是作为相对独立的两项业务来开展（当然，债券评级也主要依赖于对企业自身的整体信用评估）。投资者正是由于信赖这些机构对抵押债券的高质量信用评级，才放心大规模购买此类证券。由于企业债券市场很不发达，债券评级的需求还十分有限，相应地，资信评估机构开展的债券评级业务也十分有限。媒介产业发行企业债券可以筹集到产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巨额资金，且不会使媒介的国有性质发生改变，因而政策性风险非常小。“据调查，现在国内的资信评估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寻求银行贷款的企业的信用评级，这一收入通常占到了评估机构总收入的80%左右。关键词： 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市场，信用违约率，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缺失，结构金融 2007年全球最受关注的事件莫过于美国的次级抵押债务危机，这场原本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按揭市场一个初始规模相当小的信用违约率上升的事件，在不经意之间就已扩散到全球，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恐慌。”可见，在我国现阶段，对企业自身的整体信用评估是我国资信评估行业的主要业务形式。(三)信用评级过程透明度低 由于在评级过程涉及到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的保密问题，评级机构不会公布评级的数据来源，同时，评级机构也不会公开核心的评级方法。

（四）中美资信评估基本方法的比较

美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在诞生初期，其评估方法主要采用定量方法，通过对企业、公司、金融机构等评估对象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负债情况及市场前景的综合定量分析，得出该评估对象的按期履约能力，即信用能力。台账是对企业发生的各项业务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并反映收款情况的业务统计 信用评级表。在评估具体债券品种时，一般在综合评估发行企业本身的信用能力同时，还要考察该债券的契约条件、担保情况等因素，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取得，最终得出企业债券的信用等级。如，标准普尔在关于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机构资产减值“已近尾声”的研究报告发布后仅一天(2008年3月14日)，美联储和摩根大通银行宣布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定性分析开始得到资信评估机构的重视，并将其引入评估的具体方法之中。对于资信状况不良的客户，运费支付时间尽量约定在预付运费提单签发之时或之前。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资信状况，不仅仅取决于与现金流直接相关的因素，而且还与领导者素质、企业治理结构、文化理念等息息相关。(一)纳税评估的机构设置 纳税评估的专业 恶性竞争 性与基础性特点，决定了纳税评估工作必须在相对独立和稳定的环境下开展。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资信评估的范畴，显然难以得出客观的评估结论。另外，客户资信管理和授信管理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航运企业应及时对客户资信状况和授信制度进行动态维护。因此美国的评估机构开始重视将定性的方法引入评估工作中，以弥补单纯定量方法的缺憾。但是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风险暴露时，则迅速调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信用评级，使得投资者争相抛售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进一步加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由于定性分析的内容较难量化，这就需要评估师依据自己的丰富经验进行主观评价、打分。有关部门应该合理引导企业债券逐步走向市场化，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在此基础上，通过参照定性和定量的指标体系，最终得出评估结论。信用评级机构在本次危机中的主要表现为：(一)次级抵押债券评价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 评级机构最初把次级抵押债券认定为与美国国债同为AAA级的最高级别债券，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加之较高的收益率，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纷纷为其买单。资信评估被誉为“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指的就是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相互结合，二者缺一不可。2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 信用评估 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2.1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是指将债券的溢价按债券年限平均分摊到各年冲减利息费用的方法。

虽然定性分析不像定量分析那样准确，但是由于评估师的丰富经验和审慎判断，在进行定性分析时还是可以做到客观和真实。其它的法律如1933年的《证券法》，1935年的《银行法》、《联邦储备法》都是用以促进信用评级业发展的，甚至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将信用评级行业认定为媒体，信用评估结果作为言论、新闻自由凌驾于金融监管之上。再加上美国几大资信评估机构都建立有比较科学的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这就有效地保证了资信评估实践中，几大评估机构对于同一个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近乎相同，这显然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必然结果。2.2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实际利率法 企业债券溢价发行 信用评级 的实际利率法是以应付债券的现值乘以实际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与名义利息比较，将其差额作为溢价摊销额[15]。

中国的资信评估发展历史还很短，因此评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进口”，由于“消化不良”，大多数评估机构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能力，而一味照搬国外的评估方法，这显然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信用风险的计量与评估，人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债券评级的方法，国内也发表了相关文章，如翁悦、杨洁茹分析了国家风险对银行债券信用评级的确定所产生的影响。

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大多数评估机构都建立有自己的一套指标体系，相互之间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时无法做到与实际情况的完全吻合。公司前期缴 债券评级 纳税收较多。而且众多评估机构由于存在恶性竞争，不惜在定性分析时降低评估标准，使得不同评估机构对于同一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因此，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大多数企业 企业债券 愿意采用实际利率法，对债券的溢价进行摊销。久而久之，定性分析方法就逐渐演变成“吸引”客户的“法宝”，这必然严重地损害资信评估“独立、客观、公正”的主旨，最终将危及行业自身的持续发展。（２）客户信用评估法。所以，在中国目前的资信评估方法中，由于指标体系的不完善、评估师执业水平的限制，以及行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等因素，使得定性分析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主观随意性较大，水平较低；原因

一、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 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引起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最直接的被批评对象。而定量分析方法也由于定量指标体系不完善而缺乏解释力。债券的等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债券评级越高，融资成本就越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不能正常运用并做到密切配合，必然导致评估结论与实际情况的脱离，使得资信评估结论的准确性程度不高，最终将严重阻碍资信评估行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１．不重视对外商资信调查。

二、中美资信评估发展比较的几点启示

1．资信评估发展模式应立足国情。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进行了反思。市场驱动型和政府引导型是资信评估发展的两种主要模式，一国采用何种模式完全取决于国情需要。而在2006年9月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提出了增强信用评级业的透明度和市场竞争来提高评级质量，以保护投资者及公共利益。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相对美国要晚得多，因此采用政府引导的方式可以加速资信评估发展的进程，从这一点来说，我国采用政府引导型模式来发展资信评估业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获取客户，这意味着信用评级机构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但问题是，资信评估毕竟是独立的中介行业，“独立、客观、公正”是其行业灵魂，政府引导型的发展模式如果运用不当，比如政府部门介入太深、太广，就会使得资信评估机构失去了本来的独立面目，容易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工具。在对外贸易中，即使多年合作的老客户资信情况和经营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这个问题在我国资信评估业的发展过程中显然是存在的，并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客观存在。而澳大利亚的纳税评估机构和稽查机构是分设的。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政府部门必须完全割断与资信评估机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联系，使其成为完全独立、依照市场规律运行的中介机构。1 尽快成立独立的纳税评估机构。这是我国资信评估行业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基本前提。（１）账龄分 债券评级 析法。

2．资信评估机构应少而精。信用评级 ２、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航运企业应当建立与其经营相适应的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制度和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制度。较低的市场需求和过多的评估机构是一对无法协调的矛盾，超过市场需求而设立太多评估机构的结果只能是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对中介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是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对于以信用评价为主要业务的资信评估机构更是不可想象。本文主要利用转换后的下偏矩计量方法，研究投资者对我国企业债券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及其管理经验，最终促成了资信评估机构在数量上的少而精的格局。3.2

信用评级机构在整个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中，可以说是起到了放大和传递风险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发达国家资信评估机构数量少并不等于只保留一家。在资信评级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客户授信制度和合同审批制度，对不同客户适用不同的信用标准，对不同信用标准的合同适用相应的授权审批制度。资信评估机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服务，一家评估机构的评级结果使投资者缺少了比较与选择的余地。分析工具一般采用“人机”结合，评估主要是根据事先掌握的信息，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和人工逻辑分析进行，税务约谈主要是引证或搞清评估 信用评估 中发现的疑点。资信评估不仅仅是定量分析，也有大量的定性分析，因此人的主观因素总是包含在评级结果之中，需要投资者进一步选择判断。以企业债券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主要承担基准利率以上的风险，就我国企业债券而言，这些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投资者通常认为：二家以上的资信评估机构对同一企业的信用评级结果将会更可靠；因此，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 企业债券，大多数企业愿意采用实际利率法，对债券的溢价进行摊销。并且二家以上的资信评估机构由于存在着公平竞争，因此它们必然会对各自的评估技术精益求精，从而有助于提高资信评估报告的质量。可 恶性竞争 见，纳税评估是一种介乎于税务管理、税款征收与税务稽查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管理活动，它与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一起，共同构成税收征管体系，并在税收征管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资信评估机构在数量上一般也不是单一的，保持三、四家的规模倒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房地产经济繁荣时期，评级机构给予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较高的信用评级，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可以顺利发行。很显然，这是市场经济和资信评估内在规律共同

3.2

企业债券又叫公司债券，是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长期债务性证券。

3．资信评估主要业务形式应由市场需求决定。对新客户的开发，应通过多种渠道（如职业信用评级师、金融机构、分析客户财务报表等）完整和准确地了解客户信息，并以此对客户进行资信评级。中美资信评估主要业务形式存在差异，实际上是由于两国资信评估需求市场存在差异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两国资信评估机构诞生的历史背景。信用评级机构属于按公司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是非政府中介机构，遵循中立的原则，不受任何行政部门的制约和干扰，独立工作。

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证券市场非常发达，通过债券方式融资是美国企业的主要融资选择之一。本文对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讨，并对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由于资信评估的目的是为广大证券投资者服务，因此美国的资信评估机构从诞生到发展都与企业债券评级息息相关，而对于工商企业自身的整体信用评估则较少开展。在这些法律当中涉及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只有1940年的《投资顾问法》，它规定了评级机构保持独立性，禁止评级机构签订与客户分享投资利润所得的合同，评级机构利用其发布评级信息中的任何手段欺骗其顾客或潜在的顾客的行为均属非法。

应该看到，美国以债券评级来间接反映企业整体信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债券信用虽然需要考虑企业信用状况，但是它毕竟只是企业的一个方面，用债券评级来反映企业整体信用肯定不能保证结论的准确性。在发达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尽管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了解胜过于其他任何资本市场，然而债务市场的规模还是大大超过股权市场。特别是很多国家（如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很不发达，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发行债券，这就更不可能采用债券评级来简单代替企业资信评估的做法了。２、应收 信用评估 账款的日常管理 航运企业应当建立与其经营相适应的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制度和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制度。因此这种以债券评级来涵盖企业自身整体的资信评估的做法只能适用于像美国这样债券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到了其他国家就不一定适用了。而其他因素并没有引起评估机构的足够关注。

我国目前以对企业自身的整体信用评估作为资信评估机构的主要业务形式，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在开展资信评估业务活动时，应该适时扩大对企业债券本身的资信评估业务。【摘 要】针对企业债券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通过下偏矩风险计量方法。也就是说对于发行债券的企业，既要做好企业本身的资信评估，又要开展企业债券的资信评估，这样就为有关方面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进而对于提高资信评估结论的准确性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案头审计主要是根据评估部门预先设计的评估指标和预警值等，运用计算机对纳税申报涉及的各项相关资料进行 评估机构 比对分析，对存在的疑点通过人工分析和约谈纳税人等方式予以解释。这应该是今后我国资信评估行业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2006年9月29日布什签署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3(以下简称法案)。

4．资信评估基本方法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科学结合。各行业评估机构(有的并没有评估资格)把企业整体资产肢解开来评估，既不能保证整体资产结果的科学准确，也会影响整体评估水平的提高。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资信评估的主要方法，二者缺一不可。

二、债券评级制度 债券评级制度在美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形成了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国际著名的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定性分析由于存在着主观因素，因此就更需要评估师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更高的执业水平，同时也必须建立科学的定性指标体系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以尽可能地减少主观因素的不利影响。第三，航运企业要与很多外国公司进行交易，由于地域、信息传递等因素使得大多数航运公司不能对国外公司的资信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这也是造成信用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另外，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得准确与否，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完善的定量指标体系。债券可以等价发行，也可以溢价发行或 指标体系 折价发行。就我国目前的资信评估方法而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定性分析方法存在着较多问题。对我国目前流通的企业债券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企业债券有着自身的特点，即风险一收益的不对称性。因此必须通过改革来不断完善。作为国际债券评级市场的三大巨头，其垄断了国际评级行业。其基本思路是：一是要通过兼并重组减少评估机构数量，以此来解决行业间的恶性竞争问题，消除定性分析方法主观随意性较大的利益动因；要推进我国纳税评估向纵深发展，必须加快纳税评估机构设置和完善纳税评估法制建设的配套改革。二是要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实际、相对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有所参照、有所规范；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信用记录比较差，信用评分较低 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如FICO）将个人评级分为五等：优（750 850分）、良（660 749分）、一般（620 659分）、差（350 619分），不确定（350分以下）。三是逐步建立“可上可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不断提高评估师队伍的执业水平，增强评估师对定量分析特别是定性分析方法的把握和运用能力。当老客户付款出现异常时，如果缺乏警觉，不及时进行资信调查，了解其目前营运状况，便会丧失避免风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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