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利润率降至历史冰点 白色家电行业新常态下突围分析

第一篇：冰箱利润率降至历史冰点 白色家电行业新常态下突围分析

冰箱利润率降至历史冰点白色家电行业新常态下突

围分析

近期，随着家电企业财报陆续出炉，冰箱行业净利润率降至历史冰点的残酷事实引起关注。其中美菱电器、海信科龙第三季的财报显示其净利润均同比下滑超过30%。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国内冰箱市场已经第三次出现同比下滑，在2015年时更是掀起一轮惨烈的价格战，进一步挤压销售利润。

冰箱市场利润率降至冰点，造成以后的市场增长受阻，盈利能力更加堪忧，未来行业将陷入残酷的洗牌期，竞争进一步加剧，部分企业或被迫转型甚至破产。市场需求下滑，使得冰箱产业想要发展，不能在只依靠产能和促销，应回归到提升产品价值上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实际上，不止是冰箱业利润下滑，空调业同样陷入渠道去库存周期。整个家电行业自2014年后便步入调整期，据统计，2014年十一期间冰箱零售量同比下降15.0%，零售额同比下降10.3%，洗衣机零售量同比下降15.6%，零售额同比下降11.2%，空调零售量同比下降12.7%，零售额同比下降16.6%。白色家电市场进入成熟期，总体陷入平稳增长阶段，各品类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不再。

行业进入成熟发展期后，销量低增长缓慢将成为常态，表现为家电行业景气指数下降，行业预警指数一直位于偏冷“浅蓝灯区”。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白色家电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2004年家电景气度稳中略降，预警指数降至代表行业运行正常的“绿灯区”与代表运行偏冷的“浅蓝灯区”的临界线，2015年，则继续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2011-2015年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尽管家电市场销量低增长放缓，但家电行业竞争反而变得更为激烈，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加入。“互联网+”颠覆着每个行业，同样影响着家电的发展和变革，智能家居便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行业在不久或将迎来重新洗盘的契机，但也意味着传统家电与互联网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碰撞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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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现状

1、总体现状：

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突出。权威资料显示，今后若干年内，全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大致在2200万—2400万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800万-1000万个，这样，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万-1400万人。

大学生就业竞争激烈。2014年被誉为“史上更难就业季”，全国共有727万应届毕业生、30万海归一起面对就业竞争，加上2013年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大学毕业生签约率较低。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被调查的2014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37%，本科毕业生为38%，硕士毕业生为33%。

2、海门现状：

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看，至少存在三大瓶颈：

一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从回海就业登记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情况来看，专业层次分布不均衡，一类本科生回海不多，多数集中在二、三类本科，计算机、中文、财会等常规专业较多，工科类尤其是我市急需要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医药化工、机电一体化、机电维修等专业毕业生人数较少。

二是企业对毕业生期望值偏高。从今年专场招聘会看，虽然部分企业开始注重人才的储备，有些企业就特地招聘后备干部，这是我市企业用人观念的转变。但是，这类企业偏少，大部分企业仍然舍不得人力资本投入，过分要求毕业生的工作经验，在毕业生的引进、使用、管理等方面缺乏研究，缺少前瞻性，没有从企业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考虑人才的引进和储备，“拿来主义”比较普遍。

三是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观念亟待进一步改变。据调查，虽然大中专毕业生就业观念在变，择业条件在降低，但仍有不少大中专毕业生对自己的就业定位偏高，不愿意到基层农村、到中小企业就业，宁要“体面”的低工资，也不要一线的较高工资。也有的过分追求专业对口，给自己就业设了过高的门槛和过多的限制，往往出现面对几千个就业岗位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二、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领域单一。2014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虽报名门槛抬高、基层艰苦岗位增多，但仍吸引了全国141万名大学生报考，“国考”竞争比达64:1。都知道考“国考”就像买彩票一样,即便那么难,但是每年都有好多大学生挤这条“独木桥”。这反映了当代大学生求稳定的心理，他们往往对工作时间固定、双休日稳定、工作压力较少、工作环境舒适等一些岗位比较“上心”，所以找工作时挑肥拣瘦，更多的愿意去党政机关、大公司、科研单位、大型企业，不愿意去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就业。

2、就业地区集中。在我国沿海城市及北京、上海等地经济发展迅速，这些城市企业多、机会多、薪酬高，文化氛围浓，成为大学生毕业首选的理想就业地。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选择到上海、北京和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就业者高达65%以上。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中小城市，扎堆“北上广”，加剧了这些发达城市的人才过剩和大学生就业难。

3、就业期望偏高。有的毕业生感到“找不到理想单位”，但同时有许多基层一线的单位急需人才但又招聘不到毕业生，反映出毕业生求高薪、求舒适、求名气的心态仍较普遍。一部分看重稳定职业和理想环境及较高报酬的毕业生，择业期望值过高，选择单位不切实际，放弃多次选择机会，一味等待观望，甚至不惜主动待业，就业愿望过于理想化，不愿去基层单位和第一线，对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苦脏累的工作，更是不屑一顾。

4、就业稳定性差。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人平均5年至少更换一次工作。而在高学历人群，这种现象更为凸显。2014年6月发布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13届大学毕业生34%在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毕业半年内离职率为24%，高职高专毕业半年内离职率为43%。中国大学毕业生三年内跳槽偏高不下，2010届为69%，2009届为71%，2008届为71%。

三、针对当前大学生严峻就业形势的对策建议

（一）高校应积极应对，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1、高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大学生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与其它产品一样，高校培养大学生也存在着“产销”是否对路、供求是否平衡的问题。特别是高校扩招后，高校在设置专业时不能被就业市场牵着鼻子走，要认真研究、善于把握就业市场波动的规律，学会比市场变化快一拍，只有增设一些新兴的、前瞻性的专业。才能充分掌握就业市场的主动权。同时政府也应尽快建立完善预警机制，向高校随时发布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的变化情况。对于可能出现的专业设置供求不平衡给高校以警告。

2、高校应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以提高抗风险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刨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其中，对专业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要。这是大学生的立身之本，所以高校应搞好专业技能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非专业能力的培养。除了具备专业能力之外。非专业能力也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用人单位除了专业能力之外．提出了明确的非专业能力要求．包括大学生的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应变能力等。所以对大学生非专业能力的培养也尤为重要。

（二）政府应加大就业政策扶持力度

１、政府应发挥政策效应，积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今年我市登记在册的大中专毕业生有2000多名，政府可以给予一定政策上、经济上的优惠扶持，积极鼓励这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这样可以积极组织向海门各大园区、乡镇输送一批紧缺的化工、机械、国际贸易、英语、建筑等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把他们充实到海门经济建设一线中。另外，非公经济组织是高校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渠道，人社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疏通渠道，营造氛围，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到基层外企和民营企业就业。

２、政府应大力推进毕业生自主创业。政府应大力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大力实施高校毕业生“创业引领计划”，凡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可享受国家、省人社部门制订的相关政策。市人社局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据有关部门了解，今年我市突出创业带动，实施“就业富民工程”，构筑创业宣传、创业融资、创业孵化、创业项目推荐、创业指导服务等五大平台，不断拓展“创客空间”，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创业就业。预计全年可新增就业1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3000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实现新增创业2000人，带动就业1万人。

（三）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１、认清就业形势，转变就业观念。现在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大多不愿从事艰苦的、基层一线的工作，都想选择舒服安逸、钱多事少的岗位。清华大学生尚能应聘城管工作，那么，更多的大学生也应放下身段，把自己投入到一个普通劳动力的位置上，参与到全社会各岗位的就业竞争中去。况且，现在许多企业包括知名企业招聘的“门槛”普遍降低，只要求职者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都能找到合适工作。因此，大学生在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分的挑剔，更要消除“眼高手低、有业不就”的思想，调整自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从就业地而言，不一定非扎堆城市不可，也可以考虑乡镇甚至边远地区。从薪酬待遇而言，也不一定非要高薪不可，从低薪就业开始，先赚取工作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近年来，我们海门市也引进了海宝工业园的宝钢钢构、宝钢精密钢丝、宝钢磁业和宝钢物流等各大企业，都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仅宝钢钢构就需要员工1000多人。已经开工的中远重工、海新重工等吸纳员工都要在1000人以上，回海就业的大学生可以考虑。

２、降低就业期望，准确定位自己。大学生在校期间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就业梦”，梦想自己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但一旦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才发现理想与现实是如此遥远。这就要求大学生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理想和价值取向，降低就业期望值，拓宽就业范围，树立大众化就业观。理想就业不是非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进入国企才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是选择适合自己、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的工作岗位。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最终定型，社会阅历不足，每个人的学历、专业、能力水平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点，因此在择业前，应对自己各方面的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自我、认识自我、多务实、少幻想、不可好高骛远、要虚心地看自己。对社会需要什么，自己会干什么做到心中有数。又要仔细权衡，找准自己与社会的最佳结合点，以积极进取的心态迎接社会的选择，这样会更有利于就业。

３、适应当前形势，提升竞争能力。求职的过程是一个全面展示自己的过程，必须努力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根据人力资源市场的调查显示，一般文化程度高的收入远远高于文化程度低的；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收入远远高于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综合素质高的收入高于综合素质低的。因此，一方面，要提升自己职业技能水平。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推动实现更加稳定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工作目标，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使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每个企业职工都能得到技能提升培训，每个创业者都能参加创业培训”，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根据目前的政策，凡是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政府部门都有职业培训费补贴，个人完全不需要自己出钱，就可以学一门技术。另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用人单位都希望录用一些对本单位有用之才，谁的综合能力强，谁能为用人单位带来财富和荣誉，谁就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因此大学生要树立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培养独立获取知识、发展自己的能力。同时，要认清用人单位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适岗准备；要注意培养求职技巧，求职也是一门学问和艺术，涉及到很多细节性问题，如言谈举止、交流沟通等，应在平时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这样在求职时不至于因“小”失“大”，错失就业机会，要知道，机会永远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

４、主动选择机会，三位一体就业。先就业后择业。市场经济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特征是人才流动。因此，大学生不必急于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固定稳定的“铁饭碗”，可以把职业视作基本的谋生手段，可以先找一份工作，多与社会接触，在实践中提高能力，相信“本事学到手，不怕没高薪”。奉献基层就业。虽然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对各类人才需要量还在不断增大，提供了很多适合青年成长锻炼的平台。比如，“一村一社区一名大学生”的村官工程，“企业聚才”工程、“名校揽才”工程等，大学生完全可以到农村社会、重点企业等基层一线岗位上就业，奉献青春和热忱。大胆创业就业。择业是起点，创业是追求。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鼓励创业”纳入就业方针，各级地方政府为激励创业、支持创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政府机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自主创业的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大学生完全可以在创业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第三篇：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审计的经济学分析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审计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审计制度的日渐完善，审计在社会发展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发动的“审计风暴”席卷全国，将审计作为公众监督政府的有力武器，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公众信誉度的一种手段。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发展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日益突出受到了阻碍，使政府审计未能有效地在其中发挥应有的审计监督作用，导致监督难度加大。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阶段，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审计为社会公众服务，如何更好地用审计架构起公众与政府彼此信任的桥梁成为需要紧迫解决的课题。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推动着企业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将是大势所趋。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明晰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做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推近国有企业在新常态下有更佳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国有企业审计的经济学视角，分析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审计面临的挑战，及国有企业审计的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常态 国有企业审计 经济学分析

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有企业迎接新挑战

党中央在新周期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变化的重新战略判断，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新常态”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础。这就要求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治理机制，打造公司治理的“新状态”，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同样处在“新常态”这一环境下的国有企业，必然面临新的挑战和要求。

国企该如何应对这一“新常态”?国务院目前发布的《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审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给予明确要求和清晰表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具体要求。《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审计改革要积极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固有资本配置结构要调整，国有企业审计产权归属要明晰。国有企业委托人及代理人要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基点是要为公众服务。国有企业审计的目的在于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揭露经济风险、促进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国有企业审计不仅要重视单个企业的风险、效益，也需要关注行业整体的风险、效益。

国有企业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就需要进一步开放思想、勇于创新，敢于在制度体制创新上下功夫，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效果。基于改革中的重难点问题，应从实际出发，累积经验，优化政策，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提高企业效率为重点，努力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国担当着重要核心载体的角色，是党执政的强大经济基础，更是我们党实现经济社会管控的重要组织手段。所以，国企主动适应新常态，必须保证国企党的建设同国资国企改革同步推进，更要有新境界、新能力、新作为和新作风。

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审计的经济学分析

（一）国有企业审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1.审计委托代理理论简介

委托代理理论最初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了深入研究和解决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激励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即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来激励代理人。罗斯(Ross．S，1973)提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产生了”，这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最早期委托代理理论的概念。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委托人赋予某一个代理人一定的权利时，委托代理关系就此开始建立。但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目的和追求的利益各不相同，这必会产生两者的利益不协调问题。因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获取的信息是有差异的，因此委托人是不可能完全有效监督代理人的,委托人难以有效判定代理人是否倾尽其最大努力去使企业利益最大化，并且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限制，代理人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性采取机会主义的“ 搭便车”行为, 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下，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之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差异，代理人极可能为追求自己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正是审计活动产生的理论基础。现代契约理论中指出，企业是由一系列的契约组成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正是契约理论的分支。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委托人似乎在委托关系中处于劣势端，不能获得比代理人更多的信息。而代理人很可能凭借着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委托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采取多种措施手段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监督，例如制定出合理的制度来制约代理人的行为或者是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评价、监督，审计就在这种发展趋势中诞生。

经济学同样提供了形成审计理论基础的条件。经济学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发展，并且与许多相关学科融会贯通，使其理论体系愈加完善。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其本质上是基于哲学中关于“人性本恶”的观点提出的。“人性本恶”理论认为由于人的自私自利本性，其自身的内在动力，不足以使其自觉地履行义务、遵守规则。由此产生的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即每个人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分别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各自不同的追求目标导致两者在行为上产生差异，因此委托人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对代理人形成监督和制约，审计无疑就成为了一项有效地手段。

审计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表明了审计始终处于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一方面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委托给管理者即代理人进行管理，同时又授权审计人员对代理人任务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代理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获得尽可能全面而且有效地信息，对财产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收益、风险、损失等情况了如指掌，来评价自己的管理工作履行情况，但委托人由于其处境的特殊性，无法获取与代理人对应的信息，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工作不能恰当的进行评价。这时候审计的作用即是作为公正独立的第三方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对称，保证代理人所提供信息的真是有效性。

2.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

在现代国有企业审计关系中，审计服务的对象“实际委托人”缺位，由此产生道德风险。因为审计的服务对象“实际委托人”实质上是社会公众，并且此时的审计结果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的特点以及实际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较高的交易成本，这直接造成了实际承担并支付审计费用的对象就变成了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为了自身利益，并不大可能选择高质量地完成审计工作，同时有可能通过审计费用或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施加限制，因而审计关系的本质就变成了由被审计单位作为买方在市场中为自己选择会计事务所对自己的财务报表、经营成果等进行评价。这个市场本身就缺乏一定公正性，被审计单位会尽可能选择自己满意或能够做出对自己有利评价的会计事务所，而会计事务所很少有选择委托人的实力，尤其是当前的会计市场竞争激烈、市场规范并不完善。而在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对监督者——会计事务所影响最大的就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它可以有权决定会计事务所的选择。因而会计事务所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可能会更倾向于维护管理当局的利益，违背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会计中介组织就会产生扭曲正常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被审计单位通过“收买会计原则”使得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道德风险进一步加深。被审计单位依法在规定时点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经营成果，这些信息与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密切相关，并且有可能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被审计单位通常会采取“有预定偏向的做账方式”在粉饰财务报表。这时候会计事务所通常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二是被收买。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拒绝审计又会损害会计事务所自身的利益，是不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剩下的只有收买。

3.委托代理关系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

阿克劳夫（1970）提出的旧车市场模型为逆向选择理论产生奠定了的理论上的基石。他指出：“在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买方和卖方对于有关车辆质量信息了解的不对称性”。卖方了解车的真实的质量情况，而买方不知道，他只知道这类车的平均质量水平，因此他只愿意支付一个平均质量的价格。这样就会导致高于平均质量水平的车因为价格太高卖不出去退出市场，而质量较低的车就会充斥了汽车市场。这样会导致汽车市场上的质量会不断下降，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着下降，最后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留下的却是价格低廉并且质量低下的车。

由此可知，在审计市场中被审计单位将审计业务委托给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后就失去了对审计过程的实际控制权，会计事务所按照合同的约定执行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并且收取相应的审计费用，这时被审计单位可能就会用审计费用对会计事务所形成制约。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第一层次需求是生理需求，即要吃饭、穿衣等，只有在第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果注册会计师追求高水平的审计质量，不仅会增加审计成本降低会计事务所的收益，还会在会计市场上因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而失去市场份额。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会计事务所必然会放弃追求高水平质量审计，选择通过简化审计程序获得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审计市场就出现了和旧车市场一样的“逆向选择”问题。

4.委托代理中的监管弱化问题 当前中国审计大环境下约束机制不完善、监督环节力度不够、惩罚机制不落实等问题，导致注册会计师及会计事务所的违规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很能行使实质意义上的处罚，因此不能对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事务所形成有效地监督和制约。

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很难突破，前期在会计师事务所改制过程时加入资合的成分，这使得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然而与会计师事务所两权合一的形式大相径庭的公司制主要采取的是两权分立的形式，由此造成组织形式和运作过程中的冲突。在这种制度下，会计师事务所的所有者只以出资额为审计赔偿承担有限责任。当违规所得大于违规成本时，此时注册会计师违规可能性更大，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并且如果注册资本越低，注册会计师出现审计赔偿时限额也就越低，就越有可能发生违反道德风险的情形。

（二）国有企业审计特定的委托代理产权关系

国有企业审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审计则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物，并且受托公共经济责任的存在则是国有企业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当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财政收入也会相应的成倍增长，国家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权力制衡和防止管理人员腐败，客观上要求强化财政监督。不但要监督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要求监督财政收支的有效性，以便节约财政资金、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公众对于受托经济责任了解的逐渐深化，对所有者的角度来说，过去那种单纯只需要受托者对其管理的财务资源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负责是远远不够的，所有者还要求其对支出的效益性负责。否则，受托经济责任就是不完整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比较严重的现状是产权归属不清晰，利益分配界定难。经济新常态下，出资人及投资份额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而不断的变化，产权界定已成为收益分配的核心问题。从审计情况看，对企业不同来源资产所有权的界定、企业专项基金形成资产产权归属的界定及投资方式形成的资产产权界定等，审计并无相关政策依据做出衡量，造成利益分配界定难。

在国有企业审计中，国有企业审计存在着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首先，国家代表公众委托政府管理企业，然后政府委托经营者经营企业，或是说政府受托代管企业，最后经营者受托代理经营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双方是各级政府或人大与管理使用资金的部门、单位和项目执行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明显存在两个层次：一是政府与资金分配管理部门。政府作为委托人，部门作为代理人。二是分配管理资金的政府组成部门与具体项目负责人或项目单位。部门作为委托人，组成具体项目单位或负责人作为代理人。但由于我国存在特殊的审计体制，国有企业审计则表现特定委托代理关系，为审计机关受政府委托对政府自身行为(包含对政府组成部门、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监督，对社会民众负责。近年来，也出现部门单位委托审计机关对其管辖的资金进行审计的情况。

三、新常态下深化国有企业审计的建议

（一）完善激励制度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一般情况下，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国有企业审计对于制止和防范财务信息失真、国有财产流失具有重要作用。虽让它也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但它对于缓解和调节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新常态下，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通过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引导代理人去追求委托人的目标，使其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从而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兼容。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就是改变传统政府行政制度下责任划定模糊不清的状态，由过去的制度约束向明确的绩效指标考核转变，改变以往试图仅仅通过规章制度、规则等方式来约束、控制违规行为的发生，进而采用一系列的绩效考核指标来评价国有企业的绩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极大地激励政府组织内部的创新意识、效率意识和成本意识。政府部门为改进自己的绩效、赢得公众的信任，开始重视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着手制定绩效指标，发展和使用绩效评估技术。

（二）建立国有企业外部监督机制

新常态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过去那种查处违纪违规为主的国有企业审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所以应对国有企业审计的思路进行调整，要将国有企业审计的工作重心由合法合理性转移到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上来。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委托人通过加强监督，获取代理人所掌握的内部信息，降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进一步加强社会审计在经济责任审计等专项审计中的作用,应该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间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从而能更加有效的监督国有企业。社会审计应该加强对国有企业经济决策合法性与效益进行评价,从而改善国有资源管理并保值增值。通过大量实践发现，要求社会审计部门完善制度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国家审计局之间可以相互共享,这一决策不仅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审计资源也适当避免国有企业的重复审计监督现象。

国有企业外部监督机制指国家审计机关通过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很显然审计机关在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非完整的市场行为，不仅模糊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界限，而且引发了许多现实问题及理论争议和实践分歧，并影响着市场经济国家对国有企业外部监督结构的选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外部监督机制有助于：第一，解决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存在着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国家代表公众委托政府管理企业，政府委托经营者经营企业，或是说政府受托代管企业，经营者受托代理经营企业。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上和目标上的不一致产生了两对矛盾：政府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与国有企业经济目标的矛盾；政府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与政府官员个人利益目标的矛盾。第二，解决委托者和代理者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相比在掌握企业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由此经营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代理问题应运而生：审计机关监督国有企业财务信息，既可以直接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能据以奖惩国有资产经营者，减少国有企业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常态下对于完善国有企业审计的外部监督机制，可以采取一下手段：第一，完善法律，加强政府审计对国有参股企业进行审计监管的法律保障。目前，法律没有对政府审计如何对国有参股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不利于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督。充分发挥审计的三项“功能”，进一步深化审计工作，审计机关要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按照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要求，高度关注中央和地方有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深入分析内部管理、相关政策、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有关政策措施、有效抵御金融危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 “预警 ”功能，揭示企业经营风险，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国家审计要发挥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预警”功能，有责任更早地感知风险，更准确地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抵御风险的建议，从事后补救逐步向事前防控风险的审计理念转变。充分发挥“揭示”功能，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审计的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以查错纠弊为出发点。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下的国有企业审计的目标思路应及时调整，即促进党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防范”功能，促进企业规范运行，保证经济平稳发展。国有企业审计要逐步改变局限于对国有企业实施检查的观念，切实加强服务意识，注重发挥“防范”功能。第二，健全政府审计，发挥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审计监督作用，是政府审计机关全面履行其法律职责的重要途径。明确职能，重点发挥政府审计对其他监督部门的再监督。政府审计可以采取以下途径实现监督：首先，明确政府审计的使命是保证整个企业的安全和效率，以使所有股东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进行改制国有企业的效益审计；其次，改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树立“政府服务人民”的新理念，尊重非国有股股东权益。加强审计创新，研究针对国有控股企业审计的新途径、新方法，找到政府审计和非国有股股东的利益共同点，从而使政府审计在保障国有产权利益的同时，也能对非国有股股东权益产生积极的保障作用。

（三）适应新常态、积极创新求发展

作为国家经济中不可或缺力量的国有企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愿景的引领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下，为进一步激发市场蕴藏活力，再次掀起国企再改革的高潮。如何做好在新常态下的国有企业审计工作，是现阶段政府审计的重头戏。

一是正确认识新常态，为审计监督全覆盖打好基础。经济发展新常态，可能会长期存在。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部门在制订审计规划和计划时，根据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把常规审计与主题审计相结合，项目计划与中长期计划相结合，实现项目策划全覆盖。利用目前已搭建起审计对象数据库，建立起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轮审办法，使经济责任审计由离任审计向任中审计转变。

二是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发挥审计作用，搞好审计项目统筹规划。强化各类专项资金审计，确保各项资金拨付到位、合理使用。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最大限度地防范财政投入风险。

三是积极创新审计方式方法。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广泛的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审计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为主要特征的风险导向审计成为现代审计的主要方法。加强审计系统的硬、软件建设,促使审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与企业会计管理现代化水平同步发展。当前审计部门应积极配备必要的电脑设施,并组织加快审计软件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同时应加快将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引人企业审计,努力实现审计手段的现代化和办公条件自动化。同时，坚持实行“面上收缩,点上深人,以点带面”的企业审计工作方法。坚持把企业财务审计、其他项目审计与专项审计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运用企业内部控制评审与审计抽样技术的现代审计方法。

四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效益审计，一方面可以维护国家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落实新形势下“为企业服务”的审计思路，切实做到审计与被审计目标一致，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对国有企业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找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其有效做法之一是在同行业选择条件大体相同,而绩效不同的企业进行效益对比审计。通过对企业深人进行审查、取证和评价,总结效益好的企业在改制改组和资产重组、调整产品结构、坚持技术开发和进步、提高产品质、开拓市场、加强企业管理、盘活资金等方面的成功经脸;找出亏困企业在经营管理各方面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进措施与建议。同时应由点及面,为面上的国有企业调整结构,改进管理,增强市场竞争力及提高资产营运效益等,提供有益借鉴和经验。

第四篇：“互联网+”新常态下的税收征管新形势分析

“互联网+”新常态下税收征管新形势分析

随着互联网建设的不断推进，税收征管中互联网元素的应用不断增多。本文拟从“互联网+”给税收征管带来新形势入手，分析 “互联网+税收征管” 未来趋势，以实现税收征管质效的不断提升。

一、互联网+税收征管的PEST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政治环境（Political Factors）：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并于2015年7月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提出要逐步建立“六大体系”，到2020年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稳固强大的信息体系是其中之一。2015年6月，王军局长在在全国征管科技和信息化建设会议上又指出“税收工作不拥抱互联网就没有未来”。

经济环境（Economic Factors）：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13亿。网络经济的盛行，给传统税收征管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环境（Sociocultural Factors）：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架构，而在这种形势下，纳税人对时间成本与用户体验要求越来越高，迫切

需要办税事项快捷、高效。

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Factors）：2009年起，大数据产业逐步受到关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日渐成熟，为推进“互联网+税收征管”提供了技术可行性。

税收征管中“互联网+”应用，并最终实现“互联网+”,已然成为税收工作新常态。

二、现行税收征管中与互联网的结合应用

近年来，三明地税系统积极顺应形势，推进互联网元素在税收中的应用。主要有：

（一）推进网上办税。积极应用“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网上办税系统”（实现税费申报缴纳）、易税门户（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平台（自然人申报），目前全市网上申报 户。推行“五电”系统（电子影像资料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电子印章系统、电子证照系统、电子送达系统），打造无纸化电子税务局；推行自助办税终端，全市配臵22台终端机。

（二）依托手机媒体推进纳税服务。1.微信公众平台。2014年3月份正式开通“三明地税12366”微信公众平台，拥有税收资讯、纳税服务、办税助手模块，能实现资讯快递、申报缴纳、纳税咨询、纳税服务投诉等。2.3A移动税务平台。2015年7月1日起推行3A移动税务平台，能实现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发票情况查询、社保缴纳、涉税进度查询、税务咨询等8项移动办税、11项公共服务功能，现有用户1500余户。3.微博、QQ群。全市共有税务部门官方微博5个，QQ服务群9个，主要实现税收政策及12366咨询热点发布。

（三）运行“金税三期”工程推进大数据管理。于2016年7月正式运行“金税三期”工程。“金税三期”规范了国地税税收业务数据口径，为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共享和利用奠定了基础，第一次在征管系统中建立了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有利于为日后自然人征税奠定基础。

三、当前互联网+在税收征管中应用存在的不足

“互联网+”强调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从当前互联网在税收征管中应用来看，应暂时仍处于“+互联网”状态下。

（一）业务功能与纳税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1.目前虽然推行了网上办税、自助办税，但功能基本集中在税费申报、部分查询功能，暂时还未实现全天候、全覆盖的电子办税服务厅，如登记、审批事项等仍需要现场办理，距离目标的“足不出户”办理税收事项还有较大差距。

2.手机媒体功能则主要集中在税收政策宣传上，由于推送内容缺乏互动性，税收咨询内容缺乏原创性等，手机媒体的效果尚未最大程度上发挥。

（二）大数据采集应用不足，尚未大力发挥其在税收征管中作用 1.数据采集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存在问题。目前，“金税三期”处于运行初期，虽设计初衷良好，但面临税务部门众多表报，特别是地税部门税费种繁多，纳税人一时难以适应，对部分表报填报

存在敷衍情况，不利于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准确性。同时，全国性、各部门参与的大数据体系尚未建成，大数据规模未形成。

2.数据应用于税务风险管理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因大数据未完全形成，税务部门数据相对独立，加之系统程序设定，目前税务风险管理集中于设定预警值等，无法实现互联网数据自动合成、分析，距离高水平税务风险管理还有较大差距。

（三）专门的信息技术支持还有待加强，纳税人体验效果不佳 1.部分应用不够稳定。2015年7月起推行的3A移动税务平台，虽初衷设计好，但由于系统不够稳定，特别是在IOS系统中，出现闪退，设臵无法安装，纳税人体验效果不佳，导致推行来，主要安装用户集中在税务端用户，纳税人端用户占比则明显偏低。

2.互联网自身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互联网本身存在一定的安全漏洞，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互联网本身及信息技术，方能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的安全保密，给纳税人更好的体验效果。

四、“互联网+”时代税收征管水平提升途径

（一）打造全流程、全覆盖网上办税系统。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不断拓展网上办税平台建设，发挥电子认证、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作用，拓宽网上办税业务，实现所有涉税事项的网上提交、网上审批、网上备案，网上涉税事项办理进度查询，逐步实现由实体办税转向互联网办税，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税。

（二）加强手机媒体建设。除拓展手机媒体功能应用外，继续发挥好手机媒体的税收宣传功能，通过增加原创性、生动性文稿，增加

与纳税人互动等方式，不断规范微信公众平台、微博、QQ群等应用，更好的发挥手机媒体作用。

（三）强化大数据采集管理。一方面，要加大“金税三期”工程的宣传、辅导，引导纳税人积极参与大数据提供，确保数据准确、完整，为自然人管理搭建平台，不断提升征管质效。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上，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各职能部门相关信息的共享平台，便于税务部门利用第三方信息及时发现征管疑点、难点，同时，实现税务相关数据的共享性，避免多头提供数据。

（四）发挥大数据在税务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发挥物联网、云计算作用，实现对经济形势、税收形势等智能分析；通过分行业分税种分析，为基层一线管理人员的执法管理提供信息支撑，构建税务风险管理新体系。

（五）发挥大数据作用强化用户体验设计。运用大数据系统，分析纳税人需求，更加注重纳税人体验设计，突出界面简洁、操作简单友好、功能符合场景等。

（六）不断加强信息技术支撑。依托提升内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借助社会力量等，更加注重信息技术支撑，确保做好网页、APP等功能、界面设计及后期跟进维护。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确保“互联网+税收征管”数据安全可靠。

第五篇：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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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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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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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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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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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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