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历史现状与改革”听课心得（最终5篇）

第一篇：“新常态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历史现状与改革”听课心得

“新常态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历史现状与改革”听课心得

2016年7月20日上午，*老师请来了***先生，给我们**班同学举办了“新常态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历史现状与改革”的专题讲座。

由于大都对这一专题了解不多，我们很期待老师讲课。课前气氛相当活跃，大家都在谈论与该课题相关的内容。

**讲的主要内容有四大方面：一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历史；二是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矛盾；三是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四是解决的路径与方法。张董授课的全部内容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下面就一些令我影响深刻的部分谈谈我的感受与收获。

一、授课内容拓展分析及相关感受

首先**在讲到中国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时，有两点让我感触很深。第一点是，在传统社会，由于缺乏现代的医疗技术和卫生条件，现代常见的感冒、发烧、咳嗽、闹肚子等症状常常是致命的。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可见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所以，建立一个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对降低人口死亡率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二点，需要强调的是，历任卫生部（署）次长、部长、署长的人物——刘瑞恒，作为华人第一人，他年仅23岁即获得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但后来放弃了在美国得到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到中国，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回国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和中华医学会长，是中国外科的奠基者。

然后，**分析了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以及问题的成因。对此，我是深有体会。

（一）问题之一是药品流通市场秩序混乱。

表现就是药品价格虚高和廉价药品依然短缺。讲到药价虚高，真的是令人发指。由于药品流通市场运营效率低，药品流通体制存在缺陷，有些药品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而另一方面，由于廉价药品缺乏经济效益，企业大多不愿生产此类药品，导致市场上供需矛盾突出，以医生的劳动来实现药品的高附加值，以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也加剧了这一状况。

（二）问题之二是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矛盾突出。

无外乎三大表现：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公立医院存在公益性弱化、严重趋利的价值导向和医患之间紧张关系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说法令我眼前一亮。他提到，中国与西方有些国家相比，根本不算“看病难”的国家。只是因为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有人还要跑到大医院去看，本来地方性医院就可以解决的。“看病难”实际上指的是大医院的问题，像省立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一些病人及其家属觉得省立医院看病质量高，虽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情并且它们医术水平确实高，但大型医院应该主要接诊疑难杂症，对医生水平和医疗设备要求比较高或者难以治疗的疾病。如果大家不管大病小病，都一窝蜂地跑去省立医院看病，看病想不难都难。再者，值得一提的就是近年来一直都是热点话题的医患的紧张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近几年来我国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日益增加，一方面经常有病人投诉、殴打甚至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也多有抱怨。为处理病人投诉和医疗纠纷，卫生行政部门、医院主管部门和相关医务人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形象。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维护医患利益，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一项严峻的课题。而公立医院公益性弱化的成因在于政府治理责任的缺失、政府治理制度的低效率和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协同性差。现状确实如此，想要改变，还需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问题之三是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大医院。

政府财政投入导向缺乏均衡性导致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投资导向固化。从区域布局层面未形成大中小医疗组织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导致了城市公立医院卫生资源过于集中和城乡卫生资源的流动性和共享性较差。目前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不合理现状,包括卫生总体投入不足,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三大差距(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差距),卫生体系结构中的不合理现象,等等。城乡人口对医疗卫生资源享用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人员的数量上，而且反映在城乡之间医疗设施的质量和医疗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方面。城市的各类综合性医院和专业性医院集中了各类高、精、尖的医疗仪器设备，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房屋破旧，常规医疗设备短缺，看病主要靠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老三件。而且农村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偏低。

（四）问题之四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均等。

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与分配层面责任缺失、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完善引发政府基于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较大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网络覆盖面较窄，技术设备落后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具有完善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单位、个人三方出资，共同分担所发生的医疗卫生负担，而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程度低，除了个别地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外，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我保障。当不存在医疗社会保障时，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距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医疗服务支付能力。在农村居民广泛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由于缺乏支付能力，或者减少对基本医疗服务的利用，或者举债治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后来，就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的四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解决的路径与方法：一是创新药品价格监管机制，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二是通过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保障公益性产出；三是政策治理与资源联动助推均衡配置；四是创新政府与社会的治理体制，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各方面的具体执行措施此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有两点。一个是第二大措施下的一个小的方面，即健全信息沟通机制和信用评价机制化解医患矛盾。医患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重建和谐医患关系，缓解医患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医疗制度改革、法制建设、管理改革及全社会的参与。只要我们正视医患矛盾，注重从源头上化解医患矛盾，那么大量的医患矛盾就会得以避免，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会得以建立。二是第四大措施下的一个具体措施，即政府实施精准滴灌策略，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锁定帮扶人群医疗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相关部门可以按照“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的原则，摸索出一套“精准滴灌”型的科学补助机制，把纳税人的钱反哺于民，并且用得更加科学有效率。创新机制精准投入。还要引导医疗资源下沉百姓享实惠，根据不同群体就业特点和缴费能力，逐步建立起基本医疗保险加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多层次、全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

总的来看，像**说的，中国当代的医疗卫生事业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如今，中国正在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只要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不断完善各项保障制度，中国一定能建立起公平与效率兼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现行医疗卫生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创新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和实践举措。《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指明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我们要在在深刻总结以往卫生改革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研究解决好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就是要明确目标，创新制度，解决深层次的、制约医药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完成“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病有所医”的重大历史任务。

二、延伸学习与思考

**给我们精彩讲解之后，赢来了一片掌声。听完讲座，我们都受益匪浅。课后，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医改下一步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摆脱医疗卫生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简单附属物的现状，这既要考虑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经济环境，同时也要考虑医疗卫生与其他服务和产品的不同特点，建立相对独立于经济 体制之外的医疗卫生体制。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一种原则，即将医疗卫生体制的两个基本方面区别对待——在筹资结构上突出公平和政府的作用，而在医疗卫生机构的组织结构上强调竞争和市场的作用。公共性及社会性的筹资有助于实现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而竞争和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服务 效率。将这一原则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出适合我国的医疗卫生新体制，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前诸多障碍，如何进行破冰，确实需要进一步探索，在制度上做到有针对性的完善和补强。实践证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难，不改革更难，惟有改革，方能冲破难关。面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状，我们就应该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多几分理性、长远的思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却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认清自身形势和现状，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不断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行多久方为执着，思多久方为远见”。面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应该摒弃畏难情绪，克服焦躁与不满，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意志不断涉入医改深水区。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毅力不断推动改革，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难题，让人民群众更好的享受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红利。

第二篇：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听课报告

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听课报告

——外蒙古独立事件分析

上完这个课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下来也就这个问题翻看了一点书籍，查看了一点论文。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同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20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外蒙古，首府为库伦（现名乌兰巴托）辖区约今日的蒙古国全境，还包括今俄罗斯联邦所属图瓦共和国大部分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和被俄罗斯强占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科布多地区，面积共2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现蒙古国全境人口约241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其人口90%为蒙古族信奉喇嘛教，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北部有广阔的草原,畜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蒙古曾经是我们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唐朝以来就属燕然督护府管辖。清朝初年,即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界约》，肯定了外蒙古属于中国。康熙时期外蒙古地区被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外蒙古只是到了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塔密约”）。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因此外蒙古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中国独立出去了。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0世纪,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三次“独立”。前两次分别开始于1911年和1921年。关于这两次“独立”,在相关的史料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俄关系史料》等。

今天我要分析的主要是第三次独立，也就是外蒙古最终独立出去的一次。外蒙古独立事件并不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我们在分析它独立的原因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整个时代中去看，我们不能片面的去分析。

沙俄的阴谋：

沙俄长期对我国外蒙古和东北存有侵略野心，以满足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自身难保的清政府无力顾及外蒙古事态的发展，沙俄认为时机已到，便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实现“外蒙古独立”。1912年12月，沙俄政府擅自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条》，规定沙俄扶植外蒙古“自治”，并且享有种种特权。这样，外古实际上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后来，由于中国长期内战，再加上八年抗日战争，外蒙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英美两国的背后操纵：

英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让德国投降，为了敦促苏联尽早对日作战。利用《雅尔塔合约》 牺牲中国的利益。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正式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个月或3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但提出了许多针中国的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意思就是要美英两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

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密约。

当时中国正处在内战时候，国民政府既要依赖美国，又想在战后得到苏联的支持，以便消灭中共势力，因此见了《雅尔塔协定》文本之后，只是乞求美国政府出面交涉，要求苏联修改《协定》的某些条款。所以便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件。在附件中就有《关于外蒙古换文》。《换文》称：“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在日本投降后，在外蒙古人投票中，没有一个投反对票，因此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就这样，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此在中国版图上消失了。

清末“新政”与三多外蒙“新政”的影响：

为了挽救清政府，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于是在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1910年3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推行“新政”。增设机构（兵备处、巡防营业、卫生总局、宪政筹备处、垦务局等20多个）兴办学校、招民垦荒、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洽（恰克图）铁路。

这些急进措施意味着蒙古人负担的增加和蒙古上层特权的削弱。蒙古人必须输纳捐税、服兵役，并且还需供应政府官员的供养。急进政策 的结果惹起蒙古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认为新政破坏了1691年的“多伦会盟”协定。1911年7月，外蒙古上层王公和喇嘛举行会议，商讨“独立”，随即派遣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圣彼得堡。这样他们便开始酝酿独立。

外蒙独立的原因很复杂，即有俄国的鼓动和帮助，也有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国防涣散的原因，当时风行世界的民族自决学说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不仅有一定的外因，更多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内因，让本来有心回归的蒙古国从此独立。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和决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应制定一个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内中有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有对应的部门，有监督者，越细致越好，从这点来说，两会前出台的公安改革100条和司法改革65条，值得赞赏，因为它把要改革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都一项项列出来，并承诺完成时间，建立问责机制，这样才能倒逼政府主动作为，不得偷懒。

第四篇：“新常态”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推荐）

“新常态”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

经过60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经营管理机制和体制上有了大跨步的进步，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已经甩掉了多年亏损的巨大包袱，正在轻装前行。但是，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国内金融经济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受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互联网金融等因素影响，农村金融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特别是在“新常态”经济形式的影响下，必须遵循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趋势，把握好农村金融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在广阔的农村金融发展的空间，创造出更新的辉煌。

所谓的“新常态”，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是指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结构上，是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经济发展动力上，是指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对于金融业而言，则是指“新监管、新市场、新增长”。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新监管就是适应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监管;新市场就是打破固有的存、贷市场，拓展更新的与农村金融经济相适应的新市场;新增长就是要突破原来的增长极限，通过不断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实现崭新的增长极。然而，这些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不仅需要农信人要在新监管下“看清形势，抓住机遇，打破常规，突破自己，开拓创新”，更需要不断研究农村金融的发展趋势，拿出干事业干工作的魄力，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开创农信事业的新天地。

二、大力创新农村信贷产品，做好农村金融主力军

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拥有着巨大的农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农村金融远不止存款、取款那么简单，在中间业务领域、信贷业务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可以说，目前对于农村的信贷支持还很单一，广大的农民中还有很多的金融需求不能满足，也正是由于信贷支持的不到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家大力支持自主创业的今天，合理的资金支持则是自主创业的有力推手。然而，农村抵押品的不足、抗风险能力差等制约了农信社对农村市场的信贷投放，而过去形成于农村的众多不良贷款也成为农村信用社限制涉农贷款投放的重要因素。鉴于此，面对农村信贷市场，农村信用社不得不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的信用意识也在逐步提高，新一代的农民已经不满足于上辈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信息时代的农民懂电脑、有眼光、有胆识，但现实条件的制约就使他们只能靠种地、打工或者从事低成本、小规模的工商业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那些“奢望”，他们只能依靠慢慢的资金积累来实现他们那很难实现的梦想。为此，农村信用社必须着力巨大的农村市场，绝不能“趋本逐末”的去一味的追求大客户。

就农村市场来说，抵押不足的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拓展一些不需抵押的信贷产品，或者一些辅助抵押的东西，比如探索开展林权、仓储、农户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土地、养殖户水域滩涂、存栏畜禽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方法，还可适时开办留守妇女、农民工、农村青年、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创业贷款和受到各级表彰的劳模、先进人物、信用示范户等信誉担保贷款直通车，推出联合贷款、联保贷款、龙头企业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家庭农场贷款、专业大户贷款等系列特色支农产品。同时，拓展代理保险、代收代付、理财咨询等中间业务，帮助农民改进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还有就是对于农村来说几万元的小额信贷产品还亟待开发，对于农村一般正常的家庭来说，几万元的贷款很容易在一两年或者两三年还清，如果做好农户联保、循环贷等业务，农户贷款形成不良的几率会很低。如果一个中等规模的村子能够实现五百万元的信贷资金支持，那么这个村子的经济发展肯定比没有信贷资金支持的村子发展快很多。创新农村信贷产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好第一手的资料，这应该是实现普惠金融和自身发展双赢的必由之路。

三、在学习、借鉴中推陈出新，提高银行业竞争力

近几年，随着各地方商业银行的增多，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在不断加大，存款市场、信贷市场、中间业务市场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可以说，农村信用社在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中，承担着主力军的作用，但是从信贷品牌、揽储引存、理财产品等业务品种方面，农村信用社却处于劣势地位。就固安县来说，目前就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河北银行、中国银行、廊坊银行、沧州银行、张家口银行、农村信用社等11家银行，还不包括小额信贷公司等机构，有限的县域市场，就有如此多的银行，可想而知其竞争会多么激烈。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有力的品牌，就会被其他的银行挤垮。当然，农村信用社占有网点多、员工多、土生土长的优势，但在其他银行业务品种多的情况下，难免丧失不少存款与信贷阵地，势必影响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快速发展。因此，农村信用社不仅要多向其他银行学习借鉴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业务品牌，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加强电子虚拟网点建设，加强与第三方支付和特约商户的合作，积极打造立体化的城乡服务渠道，延伸服务的空间和时间，满足部分客户线上线下不间断服务的新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户。同时利用网点多的优势，大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确保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农村信用社突破城市银行业竞争重围的必由之路。

四、建立人才的选用机制，提高企业生存发展能力

金融市场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有了优秀的人才，企业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人才又包括管理型人才、社交型人才和业务型人才。管理型人才善于组织和管理一个团队、一个集体，每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人文素质，业务素质)的高低则是关键所在。这就像一架飞机，如果其发动机的动力不足，那么飞机是如何也飞不起来的，更别说飞得高了。所以，一个金融企业必须配备一个完整高效的管理层，他们精诚团结，人气旺盛，领导能力较高，业务素质精湛，头脑敏捷，善于创新和敢于创新。这样的管理者定会带领一个企业闯出一片新天地，也会带领这个企业跨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社交型人才是指那些善于社交，有较广的人脉关系和有效的人力资源，能够处理和解决较为棘手问题的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能够游刃于政府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并能够及时了解其他各金融单位的经营动态，为农村信用社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同时可以为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开展赢得更多的客户资源。而业务型人才是指那些具有很强的业务素质，同时具有较强事业心的员工，他们精于业务，却不墨守成规，他们遵章守纪却不失灵活变通，他们能够高效率的办理各项业务。

然而，要想达到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目的，农村信用社还需要在企业内部创造合理的选人、用人、提拔人的机制和体制，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岗位上脱颖而出，要把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与组织任命相结合，建立起能上能下、动态管理的长效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开辟“绿色通道”。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人数不少，但真正用起人来又觉得人才匮乏，因此，农村信用社必须研究创新激励机制，让员工学有目标、竞争上岗、岗变资变、动态管理。通过送外培训和锻炼，造就一批人才;通过内部培训和实践，培养一批人才;通过典型示范和引导，吸引一些人才。只有这样，未来的农村信用社才不会落伍，不会被淘汰，也才会有更强的生存发展能力。

五、有效防控各类风险,打造和谐金融环境

员工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劳动的人们，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以其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来维系的，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心理意识、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人们在从事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机制。作为农信社员工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简要说那就是“遵章守纪、爱岗敬业、优质服务”。这十二个字虽不多，却包含很多的内容，首先要守法、守规、守纪，不可有丝毫贪心，要谨于言行;次之是爱岗，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爱就能认真的去做，也才会有敬业，才会有优质服务，这是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不可缺少，否则就会“掉链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职业道德建设，就是要防控发生于我们自身的风险，比如在发放贷款方面的关系贷、人情贷，还有就是由于我们工作人员的不自律而出现的“吃、拿、卡、要”等不良现象，只要有这些现象存在，我们的信贷资产就会有风险。因此，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必须大力提高，我们农村信用社也必须切实加强员工职业道德建设，严控此类风险的发生。

还有就是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是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应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金融立法，尽快出台保护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农村金融机构执法力度。对涉农企业和农民进行“金融扫盲”，以法律之手制裁“不良信用户”，切实维护金融债权，为金融服务“三农”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进一步开展农村企业和农户的信用评级活动。广泛开展创建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村和信用农户活动，让“诚信是金、诚信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人们内心深处种植诚信的花朵，并让诚信企业，诚信农民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获得创业发展更多的金融服务，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同时，将失信者列入“不讲信用”的黑名单，对“老赖”实行联合信用惩戒，进行媒体曝光，让“老赖”寸步难行，插翅难逃，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围。

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拓宽互联网金融服务领域

当今，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摆在金融业领域的一个新课题，而且各大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在不断开发该领域内的新的业务品种，而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银行，为此，努力加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农村信用社必须面对的很艰巨的问题。就现在农村信用社的电子银行业务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虽然有了比如POS机以及离行式柜员机，但其功能却远不如其他行的全面，而且像网银系统、手机银行等业务的使用效率也很低，这必然会影响到客户源和业务量，进而影响到经营和发展。所以，大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科技水平，强化IT技术的支撑作用，建立内外部信息集成共享平台，将信息化应用由业务领域向管理领域纵深推进，提升核心业务系统运营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是农村信用社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农村信用社必须大力提高科技网络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起强有力的创新激励机制，致力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发创新，让科技真正成为促进农村信用社快速改革发展的催化剂。

“新常态”不仅是新时期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能不能更好的适应新常态，能不能使得新常态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走向成熟，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关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事。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逐步展开的当口，在中国的金融经济快速走向世界的时刻，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应该更好的承担起中国农村金融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第五篇：浅谈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现状与改革方向

浅谈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现状与改革方向 作者：风动天下

2007-04-24 19:00: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论文 中国 行政区划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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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现状与改革方向作者：风动天下 来源：本站原创[内容摘要]

传说黄帝时已有州制，从秦朝起，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制度的优点和特色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问题和不足之处主要有历史遗留问题等四大方面，我们正是要针对以上的问题和不足来加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关 键 词] 行政区划

副省级

派出机关

开发区

行政区划就是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具体地讲，就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经济联系、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区差异、人口密度等客观因素，将全国的地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设置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1]

一、中国行政区划简史

（一）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

传说黄帝时已有州制，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禹治水后改为九州。[2] 夏朝时，国家是诸侯与方国的一种国家联盟。商朝时，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称内服，诸侯统治区域叫外服，势力强大的外服诸侯称方伯。西周实行分封制，各政区之间缺乏明确的分界线，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的初创时期。

从秦朝起，中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前221年-583年）

秦朝行政区划为郡、县两级，前221年分全国为36郡，到秦末增加到40多个郡，县共有1000多个。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武帝时规定一国只能管一郡，王国官吏由朝廷直接任命，郡和国已没有了区别。汉武帝又把全国分为13个州，州只是一种监察区域。

黄巾起义后，州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这种格局到三国时固定下来，维持了大约400年的时间。后来州的辖区逐步缩小，南北朝末期州增加到300多个，郡增加到600多个，平均一个州只管2个郡，每个郡只管2、3个县，州郡县三级制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了，隋文帝在583年撤销了郡，只剩下州和县。

2、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583年-1276年）

隋文帝废郡后，由于中央直接管辖近200个州非常困难。到了隋炀帝时又将州改称郡，模仿汉武帝时的制度，设置了若干监察吏治的官员。

唐初又将郡改为州，共有300多个州，627年又将全国分为十个道，也是监察性的，开元年间改为15道。玄宗以后还将一些地位特殊的州改称为府，至唐末共有十几个府。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以节度使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一个节度使管几个州，其辖区也叫道。

北宋取消了节度使的实权，州直属中央。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路。宋朝时的路不归一个机构管辖，而是分属好几个机构。宋朝时一些重要的州也升为了府，北宋末年已有三十几个府。到了南宋时，加上金朝的府共有50多个，是当时州的总数的1/7强。此外，还有军、监两种地位低于州的州级行政区划。

辽朝分为5道，州一级的有府、州、军、城四种。金朝分为20多路，州一级的初期有府、州、军三种，后来把军都升为了州，只剩下府和州。

3、元明清和中华民国时期（1276年-1949年）

元朝开始实行行省制。行中书省开始只是中央的临时派出机构，长年战争使得行省干预地方政务，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全国共有1个中书省直辖区和10个行中书省。

明朝将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又将中书省直辖的地区改称为直隶。明成祖以后，北京周围的直辖区称为北直隶，南京周围的直辖区称为南直隶。宣德以后，全国分为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但是民间一般还是将直隶或布政使司称为省。

清初只有15个省，到康熙六年，设为18个省，即所谓的“内地十八省”。在东北、新疆和外蒙古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内蒙古采用盟、旗制度，西藏、青海设置办事大臣。1884年新疆建省，1885年台湾建省，1907年又把东北三将军的辖区改为省，清末共有22个省。

元朝时省下有路、府、州、。明朝省下设府、州、县。清朝省下设府、厅、州、县，宣统末年则开始废府。元明清也有道，但是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区域。[3] 北洋政府时增设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4个特别区域。国民政府又将它们和宁夏、青海建为6个省，总计28个省，另外加上西藏、外蒙古。民国初年废掉了全部的府，所有不管县的州、厅全改为县。1928年国民政府将道改称专区行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共有35省、1地方、1特别行政区、12直辖市。[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沿革

1、省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1947年在中国*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建国初期全国分为5大行政区和一个中央直属行政单位，下辖30省、1自治区、12直辖市、5行署区、1地方、1地区。1954年撤销6大行政委员会，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变为省。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7年设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设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67年天津市重新升为直辖市。1988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管辖原四川省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2、地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专区行署，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1950年建立第一个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54年将沈阳等11个直辖市改为省辖市。1970年专区全部改称为地区，1975年宪法规定地区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建制，1978年宪法又恢复地区行署作为省、自治区政府派出机构的法律地位。1983年推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以前，除了自治州和省辖市以外，地区、盟等主要“地级行政区”属于虚级。1983年地级行政区划改革，大规模推行地市合并和市领导县体制，省辖市也全部改称地级市，地级行政区由虚转实。1982—1983年地区从170个下降到了138个，地级市（省辖市）则从109个增加到了145个。到1986年，地级市达到166个，占324个地级行政区的51.2％，成为地级行政区的主体。[4]

3、县级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县级行政区划基本上沿用了民国时期的的地名和区域划分，不同的是增加了自治县和自治。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县改为市或区，还有就是近年来兴起了一股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更名热，如云南省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陕西省吴旗县更名为吴起县。

4、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1951-1952年主要是将大乡划小，乡总数由1951年的218,006个增加到1952年的27,5200个，共增加了6万多个乡建制。乡划小以后，平均一个县辖百余乡，县的管理任务加重，又在县和乡之间设立区公所，到1953年共设18,900多个区公所。1958年全面撤销了乡体制，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维持到1982年。1961年全国建制镇有4429个，1978年建制镇2173个。1983年开始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体制，到1985年全部结束。在撤社建乡过程中，经济条件好，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则撤社建镇。1983年乡85200多个，区公所8100多个。大多数乡规模偏小，于是从1985年很多地区开始“撤区并乡”，到1986年底乡总数85200多个减少到58400余个，撤并了32000多个。[4]

（三）2006-2007年的重大行政区划变更

1、地级行政区划变更。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市翠云区更名为普洱市思茅区。

2、县级行政区划变更。2006年2月8日甘肃省安西县更名为瓜州县，辽宁省北宁市更名为北镇市。2006年6月5日撤销吉林省江源县，设立白山市江源区。2006年8月15日撤销撤销黑龙江省阿城市，设立哈尔滨市阿城区。2006年10月10日民政部同意沈阳市新城子区更名为沈北新区，沈北新区成为继上海市浦东新区、天津市滨海新区、郑州市郑东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四个新区。2006年10月22日国务院同意重庆市撤销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和南川市，分别设立重庆市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和南川区。2007年3月13日，四川省广元市市中区更名为利州区。[4]

二、中国行政区划的现状、优点与不足

（一）中国行政区划现状

截止2007年3月底，中国共有省级行政单位34个：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地级行政单位333个：283个地级市，17个 地区，3个盟，30个自治州；县级行政单位2869个：369个县级市，1463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856个市辖区，4个地区辖区，两个特区，1个特别区，1个林区，3个行委；乡级行政单位41388个：10个区公所，19349个镇（含民族镇），15328个乡（含民族乡），166个苏木，1个民族苏木，6163个街道办。[4]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非政权性的地区组织18个区：中西区、东区、九龙城区、观塘区、南区、深水埗区、黄大仙区、湾仔区、油尖旺区、离岛区、葵青区、北区、西贡区、沙田区、屯门区、大埔区、荃湾区、元朗区。[4] 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澳门半岛与凼仔、路环两个离岛，澳门半岛又分为5个区，各区以区内主要教堂命名：花地玛堂区、圣安多尼堂区（花王堂区）、望德堂区、大堂区、风顺堂区（圣老楞佐堂区）。[5]

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分“省”（“院辖市”）—县（省辖市）—县辖市（市辖区、镇、乡）三级。共辖台北、高雄两个“院辖市”，“台湾省”、“福建省”两个省。台北市下辖12个区，高雄市下辖11个区。“福建省”辖连江（马祖）、金门两县；两县共辖4镇6乡。“台湾省”辖5个省辖市和16个县；5个省辖市共有26个市辖区，16个县共有33个县辖市，58个镇，219个乡。[4]

（二）中国行政区划的优点与特色

1、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加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促进少数民族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6] 早在1947年，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就宣告成立，到2003年北川羌族自治县成立，中国共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和3个自治旗；此外，在少数民族聚居人口和面积较小的地方建立了1094个民族乡、1个民族苏木、35个民族镇，民族乡镇和民族苏木可以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但不能构成一级民族自治地方；除了民族乡镇以外，中国还有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这样的市辖民族区以及35个民族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宪政框架内, 有效地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问题，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加速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5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采用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6]

2、特别行政区

特别行政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是我国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而设立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

特别行政区相对于我国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自治区)来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即在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主体部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建立特别行政区，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第二，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通用自己的货币，财政独立、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第三，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7]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8] 的第十二条均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实践证明，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我们相信，有了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特别行政区制度必将更加成熟和完善，香港、澳门的成功经验也必将促进台湾问题的有效解决。

（三）中国行政区划的问题与不足

1、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兵团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一个担负屯垦戍边使命，兼具党、政、军、企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半军事化经济组织，行政级别是副省级。兵团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兵团和地方的矛盾如何解决。师市合一只是权宜之计还是将来的改革方向？新疆地方能不能插手兵团管理的县市？二是兵团百姓和地方百姓的待遇差别如何取消？如农三师的图木舒克市集体所有制的少数民族和全民所有制的兵团汉族兵团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种植业），但兵团人有工资，少数民族农民靠微薄的种地收入。同样是农民不同的待遇容易引起不和谐，对图木舒克市稳定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第二，特殊行政区问题。说它们特殊是因为它们不属于正式的行政区，但在法规文件中经常出现，在统计资料单列，事实上真的存在。主要类型有三种：一是开发区。开发区不是正式行政区，但有自己的区划范围，与其它正式行政区没有区别，或者行政级别高于正式行政区，比如天津市滨海新区还管理汉沽区和塘沽区两个市辖区。二是西藏那曲地区的双湖特别区。双湖特别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那曲地区西北部，其前身是双湖办事处，它是为开发藏北“无人区”于1976年新建的行政区域，是一个地域辽阔，居住极度分散的县级特别区。三是贵州的六枝特区和万山特区。这两个特区原来都是矿区，后来慢慢的都和县一样了。

第三，大兴安岭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政企合一、地区辖区和飞地。一是政企合一问题。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和国有企业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很容易导致垄断和腐败。二是地区辖区问题。大兴安岭地区辖有4个区：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它们既不属于市辖区也不属于县辖区，法律上根本没有出现地区辖区这个名称，但是在民政部的行政区划代码里面却有它们的代码（但写明了不属于正式行政区划）。三是飞地问题。大兴安岭地区面积8.46万平方公里，其中位于黑龙江省内6.66万平方公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内1.8万平方公里，加格达奇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它确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署所在地，一个位于内蒙古地区却要管理黑龙江省的县，制定的政策难免会脱离当地实际，也不容易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

2、行政管理体制的不足

第一，行政管理层次较多。据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初步统计，地方行政区划层次以二、三级居多，最多不超过三级。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国行政区划分为：省、县、乡3级。但事实上，中国的行政区划是省、地、县、乡、村5级。此外，还有副省级行政单位16个（伊犁州和青岛等15个副省级城市），副地级行政单位3个（青海的3个行委），副县级行政单位11个（11个县辖区），此外还有满洲里等准地级市（满洲里下辖5个县级区）。光是市就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准地级市、县级市、乡级市（台湾）6个级别。另外还有管理区等非正式行政区划，如广州市南沙区下面还设有珠江管理区，常熟市虞山镇下面还有方塔管理区等，此外，派出所等派出机关下面还有片区等派出机关。

第二，各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比较多。建国初期的政务院曾经有过派出机构：六大行政区的行政委员会，1954年就全部撤消了。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地区（盟）行署，现在共有17个地区和3个盟，全部分布在西部地区。地级派出机构是行委，目前只有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3个行委：冷湖行委、大柴旦行委和茫崖行委。县的派出机构主要是区公所，目前共有10个，县级市、市辖区和一部分县的派出机构是街道办事处，目前一共有6163个，随着许多县城所在镇改设街道，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中。

3、区划地名存在的问题

第一，区域划分不太合理。主要表现有。一是有县无城。据民政部统计，中国现有河北省沧县（县政府在沧州市新华区）等11个县有县无城。二是市区同城。例如山西省运城市现在只有盐湖区1个市辖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只有兴宾区1个市辖区，像这样只有1个市辖区的地级市共有94个。三是飞地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北省廊坊市在北京市和天津市中间还辖有3个县市的飞地。

第二，行政区域名称较乱。主要表现有：一是县市同名。据民政部统计，中国现在共有（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等42对同名县市（大陆36对，台湾6对）。二是异字同音或近音，如河北阜平县与陕西富平县。三是用字生僻、难认、难写。如河北蠡县、山西隰县。四是行政单位名和地方专用名重叠。如河南省辉县市。五是行政区域名称和驻地名称不符：如安徽黄山市不驻黄山区而驻屯溪区。六是行政单位名称跨越两个以上层次，例如吉林省和吉林市、河南省和青海省河南县。地名的混乱给经济发展、行政管理和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第三，管理幅度大小比较悬殊。从上级行政区管辖的下级行政区数量来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个地级市管辖4.2个县市区，河北省平均一个市管辖15.6个县市区，后者是前者的近三倍。从单个行政区的管辖面积和人口来看，中国省级行政区面积平均309，677平方公里，人口为3，700万人。平均面积、人口分别相当于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规模的0.48倍和2.13倍，每个省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9]

4、民族区域自治的不足

第一，民族乡和民族区的法律地位。根据宪法第30条规定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同时，宪法第30条还规定：“县、自治县可分为乡、民族乡、镇。”因此，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而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域。但是民族乡又不同于一般的乡，宪法第九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因此，民族乡不是一级民族自治地方，但却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一种重要补充。[10]除此之外，中国现在共有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开封市顺河回族区、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5个市辖民族区，它们的地位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第二，民族市镇该不该设立？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止审批民族镇的通知》，认为设置民族镇违反了宪法而停止了对民族镇的审批，那么，现存的民族镇又何去何从呢？[11] 此外，现在中国还没有设立民族市，自治县达到了设市标准的全部都改为普通的县级市或者直接升格为地级市，当然原来的民族自治方面的特殊政策也得取消，这样势必导致许多达到设市标准的自治县抵制设市，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已经设市的地方由于取消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也可能引发局部的民族问题。

第三，民族地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新疆的“乌昌一体化”为例。在成立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前，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原是一体。昌吉市距乌鲁木齐市中心仅32公里，米泉市和乌鲁木齐的东山区仅隔216国道，城区完全连成一片。尽管两地地域相连、人文相通、优势互补，但是却不能越过行政区划这个障碍。自治州是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的一个行政级别，乌昌合并首先要遭遇这个法律天花板。2004年12月，在不涉及乌鲁木齐、昌吉州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提下成立了乌昌党委。2005年4月米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宣布成立，管辖原昌吉州米泉市和乌鲁木齐市东山区的行政区域。[12] 2005年8月8昌河新区成立，管辖原昌吉市和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的行政区域。[13] 但是这样做也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主要涉及两大方面：一是乌昌党委的问题。乌昌党委是不是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的最高决策机构？党委能不能直接干涉地方行政？二是两个新区的问题。米泉市、昌吉市都是县级市，自主权相当大，东山区和头屯河区都是市辖区，自主权相当有限，它们之间如何协调？昌吉市和米泉市的建制是不是要撤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的改革方向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兵团问题的解决。一种是兵团逐步脱离地方行政，兵团管理的县市逐步移交给地方，兵团逐渐向专门的企业转变，如农二师管理的库尔勒市后来移交给了巴州地方。另一种是兵团和地方合二为一，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农八师和石河子市。第二，特殊行政区问题的解决。一是开发区列入正式行政区划，比较成功的例子如2005年4月，在广州开发区基础上，整合周边农村地区，设立广州市萝岗区。二是双湖特别区和六枝特区、万山特区全部改为县。

第三，大兴安岭问题的解决。撤消大兴安岭地区，设立大兴安岭市，原来的四个地区辖区直接成为市辖区；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兴安岭林区划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市，解决困扰多年的飞地问题；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脱离地方行政，成为单纯的国有企业，重新成立地方政府接管地方行政。

2、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第一，派出机构由虚变实。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盟和地区行署改为地区政府，行委改为县市或者市辖区。

第二，减少行政管理层次。一是要完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将基层自治落到实处。二是要撤消只有一个市辖区的地级市的市辖区，由地级市直接管辖乡镇，中国现在仅有4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海南省三亚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广东省中山市和东莞市，浙江省湖州市以前也没有后来又设立了一个吴兴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行政区划改革的一次倒退。三是地区、自治州管理县市，地级市不管辖县市，只设市辖区，因为市辖区只是市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的行政单位，所以市辖区行政级别全部是副县级。四是要逐步撤消区公所、管理区等县和乡中间的行政区，副省级城市、准地级市全部改为地级市。

（二）加强地名管理，合理划分边界

1、加强地名管理。

第一，县市同名、异字同音或近音的必须有一个改名，如原来吉林省有延吉市和延吉县，后来延吉县撤县改设龙井市，辽宁省原来有营口市和营口县，后来营口县也撤县改设大石桥市。但是现在仍然还有42对同名县市，市辖区里叫的城区、郊区、矿区、市中区的也相当的普遍，更名工作还相当艰巨。

第二，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根据当地习惯改名或者更改用字。1956-1964年,全国就有35个县更改了生僻的地名用字，这项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

第三，行政单位名和地方专用名重叠的更改地方专用名。如河南省辉县市可以改为辉州市或辉城市，但是由于辉州市和广东省惠州市异字同音所以只能改为辉城市。

第四，行政区域名称和驻地名称不符的可以迁移驻地，如2003年玉门市政府迁往玉门镇，但是这次搬迁工作不是太彻底，还遗留了一个问题：老城区的称呼，老城区原来叫老君庙镇，现在则分属南坪、北坪、新市区三个街道办事处，在地图上不太容易标注，这个问题值得关注，以后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要做好前期准备和后续配套工作。[14] 第五，行政单位名称跨越两个以上层次，上下两级行政区必须有一个更改地方专用名或者撤消行政建制。如安徽黄山市可以撤消黄山区；吉林省吉林市可以改为永吉市，同时撤消永吉县建制，并入邻近的市辖区。

第六，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将“设区的市”“较大的市”“副省级城市”“准地级市”等不同的称谓全部改称为地级市。

第七，定期进行全国地名普查，不定期进行地名抽查和调查研究。

第八，严格审核地名变更，尽量减少地名更换的次数，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比如像云南省思茅市这样因为有普洱茶就更名为普洱市，并且还将原来的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更名为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思茅市翠云区更名为普洱市思茅区这样一下子涉及超过三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变更的就应该慎之又慎。还有，我不同意某些学者将中国的行政区划名称改为道、路、府、州等古称的做法，这样即不符合群众的习惯也容易出现杭州州这样新的地名混乱的问题，还会无谓地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2、合理划分边界。

第一，合理控制管理幅度。按照人口密度、自然地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将面积较大的行政区划小，将面积较小的行政区合并、撤消或者由上级政府直辖，成功的例子如2004年宁夏撤消陶乐县建制，将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石嘴山市平罗县和银川市兴庆区；面积特别小（如宁夏、海南）或者经济特别发达的省区可以试行省直接管辖县市，目前只有海南的县市全部由省直辖，另外，新疆有4个自治区直辖的县级市、湖北省直辖3个县级市和神农架林区、河南省直辖济源市1个县级市。

第二，取消飞地。将飞地划入周边行政区，例如河北廊坊市在北京市和天津市之间的飞地可以划入北京市和天津市。第三，有县无城的县并入县政府所在的市，条件允许也可以另建县城，成功搬迁新县城的例子如绍兴县政府由绍兴市迁往该县的柯桥镇。第四，组织完成京冀、冀晋、冀豫、蒙陕、苏鲁、浙闽、皖鄂、赣鄂、赣粤、湘粤、川滇、川青、陕甘、甘新等14条、长约12900公里省界联检任务，指导各地完成800多条县级界线联检工作，妥善解决好联检中发现的问题，巩固勘界成果。根据职能分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协调处理行政区域界线实地位置认定不一致引发的纠纷，协助处理界线附近地区的资源纠纷，维护界线附近地区的长期和谐稳定。[15]

（三）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1、确认民族市、区、乡、镇的法律地位。第一，修改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将民族乡、民族镇、和城市所辖的民族区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赋予其相应的自治权，给予不同程度的民族优惠政策。这样，已经存在的民族镇和城市所辖的民族区可以得到法律的承认，新的民族镇和民族区可以继续设立。民族乡也不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可以明确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而。

第二，设立民族市以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以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为例，该县2002就进入中国最发达100县市，是甘肃省唯一一个进入全国百强的县市，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进入百强县市的自治县，其经济实力已经如此发达却还只是个县，因此建议撤消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成立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市。

2、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乌昌一体化为例，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区域经济合作必将进一步密切两地的联系，为两地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变革做好前期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市州合并，成立乌鲁木齐回族自治市，米泉市、昌吉市、五家渠市等邻近乌鲁木齐的县市全部改为乌鲁木齐市所辖的民族区，一些比较偏远的县可以暂时由乌鲁木齐回族自治市代为管辖，逐步改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辖的回族自治县，也可以减少行政管理的层次。

综上所述，中国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传说中的州——诸侯国——州（郡）县——行省制四个时期，新中国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沿用了元朝以来的行省制。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制度的主要特色和优点是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主要缺点和不足有历史遗留问题、行政管理问题、区划地名工作的不足、民族区域自治的不足四大方面。针对问题和不足我们要在坚持行政区划基本制度和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和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