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环保档（五篇模版）

第一篇：城镇化环保档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正在高速推进。2007—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由5.94亿增加到6.91亿，城镇化率由44.94%上升到51.27%。颍泉区的城镇人口由22万增加到31万（数据来源污染源普查和环统）。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城镇化日益成为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高速城镇化也带来了大量环境污染，由于小城镇建设起点低，经济发展粗放型增长模式，建设过程缺乏有效合理环境管理，导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高速推进的城镇化：深刻改变环境

（一）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聚集加重城镇环境污染

当人口高速向城镇大规模聚集时，会增加“三废”排放，降低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增加城镇的环境压力。主要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普遍处在问题。1高速城镇化加剧了水污染。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涉及行业广数量多技术水平低管理差小企业大量涌现，使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剧增。而城镇没有完整的排水管网，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存在明显缺陷，清污合流，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环境污染。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相关系数高达0.98。2001—2010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平均值仅42.2%，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排放严重污染了城市的水环境。据环保部相关数据，此期间全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579次，超过所有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年平均量（1107次）的一半。全国90%城市的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2010年,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对全国182个城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结果显示在4110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57.2%。中国城镇正面临相当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危机。2高速城镇化加重了大气污染。随着城镇人口迅速膨胀，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城镇中工业与生活废气（包括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排放量明显增加，导致大气污染加重。其中，工业废气的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占废气排放总量的85%以上，而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产业集中与快速增长又是工业废气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1990—2009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城镇化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最大，即城镇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工业废气排放增加超过一个百分点。3高速城镇化增加了固体废弃物（固废）污染。高速城镇化会使工业与生活固废产生量剧增。大部分城镇垃圾收集、运营系统跟不上城镇发展，只是简单堆集，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2000—2010年我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年均增长11.54%，而且近几年呈加速增长趋势，2010年工业固废产生量为24.1亿吨，是2000年的近3倍。同时，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2001-2011年城市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10%。城镇垃圾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2010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累计埋存量已超过70亿吨），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2008年全国城镇无害化处理率约为54%，其中城市为66%，县城及建制镇为16%）。中国60%以上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县城垃圾的处理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城镇污染向农村转移与扩散增加了农村环境污染 1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日益稀缺，价格迅速上升，“生态门槛”也不断提高，大量污染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向郊区与农村迁移。因为排污收费与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迁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施投资，加之农村面源污染，化肥、农药过量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不合理发展，导致排放的“三废”更胜以前，大大增加了农村水、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导致很多受污染地区农村居民饮的水、吃的食物、呼吸的空气致癌物质不断增多，癌症病发率增加，“癌症村”越来越多。1997—2005年，我国因环境问题上访者每年增加30%，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农村。

2污染物向农村转移与扩散加剧，严重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很多城镇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为缓解自身生态压力，把污染物直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一是大量未经处理或虽经处理但不达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排入江河，引起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居民饮用水恶化；二是90%以上的城市垃圾在郊外或农村堆放或填埋，截至2011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过60亿吨，逐渐污染周围农村的水、土壤与大气环境。

（三）城镇化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生态环境

高速城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交通、供排水、供热、供气、防洪、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对生态环境既有不利影响，也有有利影响，其中不利影响尤其应引起重视。

1对水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增加污水排放量。除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外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成后会导致城市硬化地面增加，减少暴露土壤量，使得雨水向地下渗透大为减少，从而导致三个较严重后果：一是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量会增大，并且容易被硬化地面上的垃圾等污染，形成很大的污水排放增量，严重影响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二是容易引起城镇内涝。2011年夏季，长沙、南昌、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在强降雨中出现严重内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硬化。三是容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出现地面下沉，这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市过度硬化、无法留住天降雨水有很大关系。

2对植被形成了不良影响。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之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会破坏原有植被，减少植被覆盖率。且基础设施建成后造成大面积硬化，减少雨水渗透，使植被的生长环境恶化。

3对大气产生了不良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气体，增加大气污染或者温室效应。建成之后有的建筑物会源源不断地释放有害气体，继续增加大气污染。城镇化导致人口增加，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加大大气污染。2013年春季华北、华东等大片区域雾霾，与近年城镇化快速发展有直接关联。

（四）小城镇领导环保意识淡薄，重经济，轻环保。近年来，在小城镇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问题重视不够，尤其乡镇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够，只强调“项目立镇、工业强镇、商业活镇”，对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环境兴镇”缺乏认识，盲目引进污染严重项目，不考虑当地环境状况和人民群众环境利益，只追求政绩工程，轻视环境保护基础建设。

（五）环境规划滞后城镇发展，环保投入不足。在城镇化进程在中，大部分小城镇规划没有将环保列入其中，有的即使列入其内容简单不具备可操作性和长远性，不能有机与城镇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环保投入与发展不相应，建设项目环保治理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城镇环境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少，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场建设步履维艰。

二、城镇化带来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

（一）在城镇化加速阶段环境保护压力很大，而目前我们正处在该阶段，城镇化加速阶段往往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保护的压力与日俱增。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市场调节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环保产品失去作用，所以英、美、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城镇化达到加速阶段时都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情况。1960—1970年日本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2.5%，此期间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大气与水质污染严重。为此日本经过持续的艰苦努力，到上世纪80年代才基本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如为了整治滋贺县的琵琶湖，日本就耗费了25年、185亿美元。1955—1980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水平从40%上升到60%，只用了25年时间，而欧洲用了50年时间。过快的城镇化导致拉美城镇环保压力不断加大。1980年巴西城市有50%的住房没有下水道设施，2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管道，到1991圣保罗市还有5%的居民严重缺水。由于清洁自来水供应不足，1991年1月起拉美爆发了大规模霍乱，共有130万人生病，12万人死亡。2004年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指出，拉美只有约40%的污水进行过极低水平的处理，其他污水则直接流入江河、湖泊和大海，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

（二）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将带来新的环境压力 由于中国城镇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污水、固废排放等都将带来新的巨大环境压力。按照201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活污水排放将新增37980万吨（按城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57.06吨/人估算）；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新增293万吨（按人均年产生量440公斤估算）；城镇工业固废产生量将新增2.41亿吨（按人均年产生量3.62吨估算）。并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

三、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欧、美、日，尤其是拉丁美洲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我国的前车之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有在进入加速城镇化阶段之时就充分吸取国外教训，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今后十多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对此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一）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建设要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 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旧城区改造相比，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在环保工作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要实现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建设必须做好科学合理规划，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走“绿色城镇化”道路：在城镇总体布局上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适当控制单位土地上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重点发展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给企业设置较高的环保门槛；在城镇建筑上强制使用环保材料，并注重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建设。

（二）遏制城镇污染向农村转移、扩散

一是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二是加强农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包括：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对可以通过整改实现减排降污的企业强化督办，落实治污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农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法律、政策或治污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加强对落户农村的新建项目管理，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成本。三是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在农村大量兴建固废与污水无害处理设施。四是创建企业清洁生产激励机制，对清洁生产企业给予税收、信贷优惠、政府采购等支持。五是发挥农村居民在环保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农村居民的环保诉求，增加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决策参与权，充分发挥农民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作用，支持农村污染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足够的赔偿和补偿。

（三）努力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是科学规划，尽量不破坏或少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之后要在合适的地点修复植被，确保不降低生态环境的净化能力。二是注重地面设计，减少地面硬化，比如铺设透水地面，在道路与绿地间设置足够的水通道，修建植草排涝边沟，在基础设施附近建设低于路面的下凹式绿地等。三是制定和实施环保施工标准，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嗓音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废污染等。

（四）科学规划，优化城镇布局减少环境污染 一是优化城镇区划布局。可按照工业区、住宅区和商业区等不同功能区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区划布局,制定相应环境质量标准。新建的工业企业要集中于工业园区,对其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已建于市区的工业企业,则要搬迁至工业园,远离商业区和居民区。同时,在城市上风向、水源地、旅游风景区和环境脆弱地带等地严禁兴建工业项目。二是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要求,优化产业结构与工业企业布局。在市区谨慎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发展无污染的第三产业，鼓励与支持发展污染少或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确保城市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五）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

2001年以来我国的治污总投资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额增长速度很快中国2010年治污总投资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分别为6654.2亿元与4224.2亿元，是2001年的6倍和7倍左右。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增幅很小（治污总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35%左右），这说明我国治污投资增速较慢日本1975年治污总投资占GDP的2%，而1970年治污总投资还只占GDP的1%。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治污投资增长迅猛。颍泉区目前还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更不用讲各个镇、办事处，因此，必须加大城镇化过程中的治污总投资，尤其是加大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大力实施节能减排，以确保污水、废气与固废的无害处理率能在短期内有较快的提高。

（六）严格环境监管，从源头把关。在城镇化建设中，应依法严格环境管理，特别是建设项目准入要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严格执法，从源头上杜绝污染严重项目落户上马，务必使环保工作落到实处。

（七）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抓好领导和人民群众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把党和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规宣传到人民心中，强化环保国策和生态文明意识，建设好美丽中国。

第二篇：环保责任制度档

环保责任制度

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是保护和改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维护周边群众利益，提高公司、项目部经济效益，增强公司在社会的影响力的重要内容。本制度适用于项目部在生产过程中废水、粉尘、废渣的排放管理和化学危险品的贮存、运输、使用的管理。

一、项目经经理职责 1，负责项目部环保管理制度的批准;2，负责建立环保管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明确其职责;3，提供充分的资源，包括人力、资金配备;4，负责向公司汇报重大环保事故并协助公司进行处理。

二、项目部环保主管职责 1，对为保证环保工程的工艺手段和技术资料的质量负责;2，及时总结项目部环保工作，并按照要求向公司汇报有关环保工作;3，编制环保制度和环保措施计划，并安排实施;4，协助项目部重大环保事故的调查、分析、报告和处理;5，定期组织环保及安全文明大检查工作。6，组织对员工的环保知识及操作技能教育，三、项目副经理（安全总监）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有关环保的法规、法令、指示和决定，负责实施公司、项目部的环保规章制度，保证实现“三废”达标排放;2，督促项目部进行环保知识及操作技能教育，对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直接负领导责任;3，参加项目部各类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工作;4，加强环保组织领导，支持环保管理员工作。

四、项目总工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有关环保的法规、法令、指示和决定，负责实施公司、项目部的环保规章制度，保证实现“三废”达标排放;2，指导项目部相关人员做好相关环境保护技术方案，对相关人员进行环保交底;3，参加项目部各类事故的调查、分析和处理工作;4，参加新建、扩建及大修工程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有关环保设计工作）。

五、班组长环保职责 1，搞好本岗位设备检查和维护工作，使其保持完好和正常运行，对本班组因操作失误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泄露及污染事故负直接责任;2，督促员工合理使用劳保用品，正确使用各种防护用具;

3，负责贯彻、落实项目部环保管理制度和决定。

二、“三废”处理措施 1，废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烟尘、粉尘等，采用先进的工艺手 段进行收集处理，同时在车间设监测点进行定时监测，控制排放指标。2，废水：氟化厂生产、检修所排放的废水统一收集至废水集中池，经 石灰水中和、CaCl2反应后，排到沉淀池沉淀，通过取样化验合格后再排放。3，粉尘：锅炉、烘干、转炉进料所产生的粉尘，通过工艺设施进行回 收。4，废渣：主要有石膏渣、煤渣;石膏渣、煤渣可作其它工业原料，公 司将及时销售给需要的厂商。

三、取样方法、时间 1，废气：每天中午、晚上各取样一次，平均计算。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另行取样。2，废水：在污水处理排放口末端，每天取样1次。3，废渣：在废渣堆放处每个工作日取样1次，每日送综合样检测。

四、检测 1，取样点及取样时间必须保持合理性、准确性、代表性。2，化验室严格按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和使用规定的仪器设备，对“三 废”样品进行检验。3，检测人员应受过专业技术培训。4，品管中心负责“三废”样品的检测，对所送样品的准确性负 责。第五章 环保事故的管理

一、事故调查与报告 1，因有毒有害物质泄露造成环境污染，最先发现的人应及时报告本部 门领导，部门领导及时告知公司环保主管，公司环保主管及时报告公司领导。如 属重大污染事故，公司应在第一时间迅速报告上级政府部门。2，污染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及时填写事故报告单报制造部，制 造部协同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进行调查，事故报告单和事故调查结果由制造部存 档。重大污染事故由公司组织事故调查小组进行事故调查、分析，并在10天内将 调查结果报告上级机关。3，因事故发生人员伤亡的，由制造部编制《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上 报上级有关部门。4，制造部对污染程度、范围进行统计并作评估，对人员伤害轻重进行 分析、统计，汇总存档。

二、事故原因分析与处理 1，有毒有害物质泄露造成污染事故，各职

能部门无条件服从公司统一 指挥，对现场实行戒严管制。如酸类、油类直接污染水体、土壤，由制造部及时 取样送品管中心检测，若本公司不能检测，保存样品送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检测，以确定污染程度，为事故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2，各职能部门、单位对事故的原因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调查和 分析，找出原因，明确责任，确定整改措施。由制造部下发整改通知单，指定专 人负责整改，验收合格后，填写整改措施报告，交制造部存档。3，事故调查中的所有资料，包括现场记录、照片、技术鉴定、化验报 告、会议记录等由制造部存档，一年后交公司档案室存档。

4，事故发生后，部门或单位应组织本部门员工对事故的发生原因进行 剖析，吸取教训，提出防范措施。5，对事故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酌情处分，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第六章 处罚措施

一、违规操作造成厂区及周边环境污染，每次罚款20元，当月（含30 天）出现两次违规操作的，除按规定处罚外，下岗学习，合格后再上岗。

二、油类、酸类（含酸液体）泄露或倾倒，外流水沟、过道、场地未及 时处理造成污染，每次扣罚50元以上。

三、因管理不严造成硫酸、氢氟酸等危险品被盗偷出厂外，造成第三者 伤害或环境污染，首先追究门卫责任，视情节轻重处于30元以上的处罚，并酌情 予以赔付伤者医疗费或其它经济损失补偿费。

四、重大污染事故的处理分为以下几点： 1，因设备事故造成泄露，经检查操作人员设备管理情况、设备巡查、检修记录后，分清责任酌情处理;2，指挥失误造成污染事故，追究指挥人员的责任，处100元以上罚款或 调离岗位;3，不服从指挥、违章作业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视情节轻重，扣除当 月工资并作辞退处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七章 附 则

一、各职能部门及生产单位可根据本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制订适合本部 门单位的管理细则或补充规定。

二、本制度自公司批准发放之日起开始实施。

第三篇：7月安全环保工作计划档

7月安全环保工作计划

1.按安全标准化要求，对安全管理基础资料进行清理完善，并做好归档。

2.按照《云浮广业硫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的安排，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班组开展按岗位进行岗位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生产部门根据班组辨识结果组织开展大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

3.做好防汛和防暑降温工作，特别做好大修后厂区水沟恢复及时清理。

4.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的知识培训。

5.完善厂区清污分流，做好接受污水处理站准备工作。

生产部2013.7.1

第四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

第五篇：城镇化

中国建国以来，政府就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大跃进，而且乐此不疲。这也许是国人传统的，好大喜功，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远的来说，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近的有各式产业化，城镇化。这些大跃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急功近利。大跃进的伤害有目共睹，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负责人会承认自己在搞大跃进，这也反应了国人的一大恶习：虚伪。

政府有了意志，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政府就变得令人恐惧。十年前，政府的黑手伸向房地产，不知多少家庭沦为房奴，几代人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如今，政府再次掀起城镇化大跃进，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广袤的农村，也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政府这些年的行为，已经让人失去了痛骂的力气，只剩下浓浓的悲哀。哀叹世道艰辛；哀叹人心不古；哀叹伦常败坏。不管是哪次的大跃进，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美好的初衷。这次的城镇化也不例外。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却干着卖土地的勾当。当政府像个企业想要获取最大利润的时候，它许下的承诺还剩下多少可信度。

建国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获得赞誉的简直屈指可数，而备受诟病的政策，却是多如牛毛。这实在很令人困惑，难道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下降到弱智的程度。政府的动机本就不纯，又缺乏监管，可以想象真到了政策实施的时候，政府会是怎样的丑态百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都能看出城镇化本质就是新一轮的大跃进，而且是注定失败的结局。没有理由，在官场成精的内行人会不懂这些。也许只能用欲壑难填来形容胃口被养刁的政府。

有时候，也觉得很是迷茫，像城镇化这么肤浅的大跃进，网上的学者却还在争论不休。是我们的学者都是一群小白，还是大家都在装聋作哑？但是不管是哪个，都会令人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没有客观的分析，没有深入人心的剖析，没有尖锐地批评，整个社会就像是被阉割过似的，到处充满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和小丑式的恶心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