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银行业面临最严重“钱荒” 楼市风险提高
中国银行业面临最严重“钱荒” 楼市风险提高
[导读]近几日,中国银行业正经历历史最严重资金短缺,银行间互相借款利率一度直追“高利贷”。分析称这轮危机因央行不再“托市”,危机可能蔓延至股市、楼市。
银行间拆借利率高企 银行“钱荒”到来?
本月以来金融业闹起了“钱荒”,虽然6月份的“钱荒”年年有,但今年尤其严重。本周四,如果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借钱,1天的利率,按年折算最高达30%,相当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倍,这已超过央行规定的正常贷款利率的最高限,越线就是高利贷。多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当前资金紧缺的状况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钱荒”来袭,许多银行全力投入“抢钱大战”,送大米、送油、送手机等手段层出不穷。
受“钱荒”影响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包括基金、券商、信托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均有波及,但对普通人的财产安全影响不大。同时受访的金融专家们普遍相信,此次“钱荒”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最迟不超过7月中旬。
“钱荒”引来中行违约传闻
本周以来同业拆借市场日均成交高达800亿元以上,此次“钱荒”的“震中”也正是来自同业拆借市场。
进入6月份,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迅速攀升,其中隔夜拆借利率涨幅尤为迅猛。从4.5%起步,盘中先后攻破10%、20%、30%大关,不断刷新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历史纪录。在它的带领下,1个月以内的中短期资金价格全线飙升,7天期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周四涨至11.6217%,也创下2007年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的新高。同日,市场上曝出央行向工商银行注资500亿元,及中国银行由于流动性紧张发生资金违约等诸多传闻,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震动整个金融市场。由于本月早些时候曾发生过类似的交易违约和延迟收市,该传闻引发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流动性的广泛关注。
虽然中国银行当晚即发布澄清公告称:“中国银行从未发生资金违约事件,6月20日按时完成全部对外支付,有关市场传闻不属实。”但昨天又有传闻称,中行当天并未违约,但周四银行间市场的确延迟半小时收市,而中行只是在规定的下午4点半收市时间内未按时履约。
昨天,随着中国银行澄清违约传闻,市场恐慌情绪略有缓解,资金利率价格全线回落,其中1天期回购利率骤降380个基点至7.9%,创下2007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
送米送油送手机 银行迎来“抢钱大战”
记者走访发现,临近年中,许多银行都全力投入“抢钱大战”。在光大银行天津围堤道支行,客户经理向记者表示,10万元钱存一年,不仅利率上升到顶,还可以送4袋10斤装的大米;浦发银行天津某支行的客户经理则表示,新客户5万元钱存半年以上,就可以送一个5件套的微波炉瓷碗。
一些银行通过存款返现金的方式吸引客户,每存一万元钱可返还几十元不等的现金。为争取存款,一些客户经理往往会替客户报销转账费用甚至来回打的路费。
除了这些传统手段,“超级网银”这个“高科技武器”也被广泛应用。许多银行的大堂经理都会鼓励客户开通“超级网银”,把其他银行的闲置存款“归集”到本行。为此,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还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每日“被归集”资金的规模。
资金局面“空前惨烈”央行“按兵不动” 尽管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屡屡“爆表”,市场资金面信心受到重挫,市场哀鸣一片;但就目前来看,管理层坚持“不放水”的态度依然坚决。
业内人士普遍解读认为,本周央票的地量发行已足以彰显出央行收紧流动性的态度及决心,短期内降准、降息几无可能。
昨日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经历了历史性的一刻。当天,隔夜SHIBOR飙升了578.40BP,“破表”升至13.4440%的历史新高,盘中更是一度升至30%的惊人位置。
而除了SHIBOR利率外,银行间回购利率表现同样火爆,各期限品种上行幅度均在100个基点以上。其中隔夜、7天回购利率分别大涨377.7BP、321.2BP,跳升至11.650%、11.449%的罕见双位数水平。
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用“空前惨烈”来形容当前的资金局面。
伴随紧张情绪的发酵,昨日有关“中国银行资金违约”“央行向工行放水500亿元”“收盘前30分钟央行投放4000亿货币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
需要指出的是,较之于市场的“风雨飘摇”,央行表现依然十分淡定。在周四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众人期盼的逆回购仍旧没有现身,而20亿元的央票发行却彰显了管理层“铁血纠偏”的坚定态度。
承接昨日大跌之势,A股早盘大幅低开,两市跌幅一度接近2%,但此后以新华保险为代表的金融股拉升护盘,在午后各大股指集体翻红,可惜未能保持红盘到收市。截止收盘,沪指报2073.09点,下跌10.93点,跌幅0.52%;深成指报8136.05点,下跌11.44点,涨幅0.14%。新华
疑问 银行怎么会出现钱荒?大量资金停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今年央行不再托底干预市场波动
银行怎么会缺钱,并且还缺得如此离谱?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上的流动性其实非常充裕,只是大量资金停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而热钱流出和货币政策从紧,尤其是央行对银行间市场的态度与此前明显不同,导致不少金融机构误判,没有及时、足额准备好本月到期资金安排,进而出现了短暂的流动性枯竭甚至出现了违约,加上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终于使得资金市场利率飙升。
从整个银行业来说,特别是每年的6月和12月,银行机构面临着月末和季末的双重考核,存在“借钱”的冲动,是历年来的资金需求高峰。而在往年,央行通常会在资金最紧缺的时刻出手干预市场,注入部分资金,以平抑资金价格。这种行为令不少金融机构对央行有了依赖,认为央行始终会为整个市场托底,央行也在一些交易员中被戏称为“央妈”。然而今年以来,央行对同业市场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不管市场如何波动,就是不出手干预。不仅如此,央行还继续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甚至对部分金融机构高价借钱乐见其成。而不少银行由于误判,在6月份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到期资金安排,导致出现了高价借钱和交易违约的情况。
钱都到哪里去了?去了杠杆业务和影子银行
银行间市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一些金融机构逐渐发现,通过同业拆借往往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如3%)从其他金融机构快速获得大量资金,再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其在其它市场(如影子银行)上获得更高的收益(往往10%以上甚至30%),只要合理安排好到期资金计划,通过循环往复的交易,就可以实现无风险地套取可观的利差。更重要的是,同业业务占用的银行资本金极少,在资本监管越来越严格的银行业,同业业务逐渐从不起眼的边缘业务发展成为诸多大中型银行的重点业务甚至是核心业务。
某股份制银行广州分行投行业务负责人表示,“结构化融资本质上就是影子银行,但它是向监管机构报备过的,正规合法的影子银行业务。”该负责人说。他还透露,实际上此类业务各家股份制银行都有不同程度参与,甚至一些国有大行也参与其中。但是由于资金价格飙升,市场上中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6-7%)已高于中长期产品(5%左右),形成利率倒挂,银行失去了产品的发行空间和利润空间,只能暂停。
你的银行存款安全吗?不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但要慎入股市、楼市
针对此次银行“钱荒”事件的影响,李迅雷表示,“钱荒”虽然是发生在金融同业市场短期现象,但影响已波及包括基金、券商、信托在内的整个金融业,但是这些影响都是局部和短期的,不会影响到银行的传统业务,更不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安全。
昨日接受南都采访的深圳各大银行均称,目前合规操作、资金充裕,未受到同业市场利率飙升的影响。“市民的担心可能是大家对银行管钱的方式有误解,存款目前还是足够安全的。”一家国有大行人士说。
专家认为,此轮资金紧张,只会让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更高。深圳职业投资人黄先生称短期内一定会有个传导过程,大部分企业贷款都会受到影响,资金密集型、高负债率的行业如房地产最为敏感。普通市民需要谨慎的领域是股市、楼市、债市这些风险资产。记者 李鹤鸣 杨涛
第二篇:中国银行业面临严重“钱荒”上演抢钱大战,但不会危机绝大多数人的资金安全
本月以来金融业闹起了“钱荒”,虽然6月份的“钱荒”年年有,但今年尤其严重。本周四,如果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借钱,1天的利率,按年折算最高达30%,相当于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倍,这已超过央行规定的正常贷款利率的最高限,越线就是高利贷。多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当前资金紧缺的状况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钱荒”来袭,许多银行全力投入“抢钱大战”,送大米、送油、送手机等手段层出不穷。
受“钱荒”影响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包括基金、券商、信托在内的整个金融业均有波及,但对普通人的财产安全影响不大。同时受访的金融专家们普遍相信,此次“钱荒”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最迟不超过7月中旬。
“钱荒”引来中行违约传闻
本周以来同业拆借市场日均成交高达800亿元以上,此次“钱荒”的“震中”也正是来自同业拆借市场。
进入6月份,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迅速攀升,其中隔夜拆借利率涨幅尤为迅猛。从4.5%起步,盘中先后攻破10%、20%、30%大关,不断刷新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历史纪录。在它的带领下,1个月以内的中短期资金价格全线飙升,7天期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周四涨至11.6217%,也创下2007年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的新高。
同日,市场上曝出央行向工商银行注资500亿元,及中国银行由于流动性紧张发生资金违约等诸多传闻,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震动整个金融市场。由于本月早些时候曾发生过类似的交易违约和延迟收市,该传闻引发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流动性的广泛关注。
虽然中国银行当晚即发布澄清公告称:“中国银行从未发生资金违约事件,6月20日按时完成全部对外支付,有关市场传闻不属实。”但昨天又有传闻称,中行当天并未违约,但周四银行间市场的确延迟半小时收市,而中行只是在规定的下午4点半收市时间内未按时履约。
昨天,随着中国银行澄清违约传闻,市场恐慌情绪略有缓解,资金利率价格全线回落,其中1天期回购利率骤降380个基点至7.9%,创下2007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
送米送油送手机 银行迎来“抢钱大战”
记者走访发现,临近年中,许多银行都全力投入“抢钱大战”。在光大银行天津围堤道支行,客户经理向记者表示,10万元钱存一年,不仅利率上升到顶,还可以送4袋10斤装的大米;浦发银行天津某支行的客户经理则表示,新客户5万元钱存半年以上,就可以送一个5件套的微波炉瓷碗。
一些银行通过存款返现金的方式吸引客户,每存一万元钱可返还几十元不等的现金。为争取存款,一些客户经理往往会替客户报销转账费用甚至来回打的路费。
除了这些传统手段,“超级网银”这个“高科技武器”也被广泛应用。许多银行的大堂经理都会鼓励客户开通“超级网银”,把其他银行的闲置存款“归集”到本行。为此,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还采取了“反制措施”,限制每日“被归集”资金的规模。
资金局面“空前惨烈”央行“按兵不动”
尽管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屡屡“爆表”,市场资金面信心受到重挫,市场哀鸣一片;但就目前来看,管理层坚持“不放水”的态度依然坚决。
业内人士普遍解读认为,本周央票的地量发行已足以彰显出央行收紧流动性的态度及决心,短期内降准、降息几无可能。
昨日中国银行间货币市场经历了历史性的一刻。当天,隔夜SHIBOR飙升了578.40BP,“破表”升至13.4440%的历史新高,盘中更是一度升至30%的惊人位置。
而除了SHIBOR利率外,银行间回购利率表现同样火爆,各期限品种上行幅度均在100个基点以上。其中隔夜、7天回购利率分别大涨377.7BP、321.2BP,跳升至11.650%、11.449%的罕见双位数水平。
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用“空前惨烈”来形容当前的资金局面。
伴随紧张情绪的发酵,昨日有关“中国银行资金违约”“央行向工行放水500亿元”“收盘前30分钟央行投放4000亿货币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
需要指出的是,较之于市场的“风雨飘摇”,央行表现依然十分淡定。在周四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众人期盼的逆回购仍旧没有现身,而20亿元的央票发行却彰显了管理层“铁血纠偏”的坚定态度。
承接昨日大跌之势,A股早盘大幅低开,两市跌幅一度接近2%,但此后以新华保险为代表的金融股拉升护盘,在午后各大股指集体翻红,可惜未能保持红盘到收市。截止收盘,沪指报2073.09点,下跌10.93点,跌幅0.52%;深成指报8136.05点,下跌11.44点,涨幅0.14%。新华
疑问
银行怎么会出现钱荒?大量资金停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今年央行不再托底干预市场波动
银行怎么会缺钱,并且还缺得如此离谱?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上的流动性其实非常充裕,只是大量资金停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套利;而热钱流出和货币政策从紧,尤其是央行对银行间市场的态度与此前明显不同,导致不少金融机构误判,没有及时、足额准备好本月到期资金安排,进而出现了短暂的流动性枯竭甚至出现了违约,加上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终于使得资金市场利率飙升。从整个银行业来说,特别是每年的6月和12月,银行机构面临着月末和季末的双重考核,存在“借钱”的冲动,是历年来的资金需求高峰。而在往年,央行通常会在资金最紧缺的时刻出手干预市场,注入部分资金,以平抑资金价格。这种行为令不少金融机构对央行有了依赖,认为央行始终会为整个市场托底,央行也在一些交易员中被戏称为“央妈”。然而今年以来,央行对同业市场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不管市场如何波动,就是不出手干预。不仅如此,央行还继续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甚至对部分金融机构高价借钱乐见其成。而不少银行由于误判,在6月份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到期资金安排,导致出现了高价借钱和交易违约的情况。
钱都到哪里去了?去了杠杆业务和影子银行
银行间市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一些金融机构逐渐发现,通过同业拆借往往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如3%)从其他金融机构快速获得大量资金,再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其在其它市场(如影子银行)上获得更高的收益(往往10%以上甚至30%),只要合理安排好到期资金计划,通过循环往复的交易,就可以实现无风险地套取可观的利差。更重要的是,同业业务占用的银行资本金极少,在资本监管越来越严格的银行业,同业业务逐渐从不起眼的边缘业务发展成为诸多大中型银行的重点业务甚至是核心业务。
某股份制银行广州分行投行业务负责人表示,“结构化融资本质上就是影子银行,但它是向监管机构报备过的,正规合法的影子银行业务。”该负责人说。
他还透露,实际上此类业务各家股份制银行都有不同程度参与,甚至一些国有大行也参与其中。但是由于资金价格飙升,市场上中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6-7%)已高于中长期产品(5%左右),形成利率倒挂,银行失去了产品的发行空间和利润空间,只能暂停。
你的银行存款安全吗?不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安全,但要慎入股市、楼市
针对此次银行“钱荒”事件的影响,李迅雷表示,“钱荒”虽然是发生在金融同业市场短期现象,但影响已波及包括基金、券商、信托在内的整个金融业,但是这些影响都是局部和短期的,不会影响到银行的传统业务,更不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安全。
昨日接受南都采访的深圳各大银行均称,目前合规操作、资金充裕,未受到同业市场利率飙升的影响。“市民的担心可能是大家对银行管钱的方式有误解,存款目前还是足够安全的。”一家国有大行人士说。
专家认为,此轮资金紧张,只会让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更高。深圳职业投资人黄先生称短期内一定会有个传导过程,大部分企业贷款都会受到影响,资金密集型、高负债率的行业如房地产最为敏感。普通市民需要谨慎的领域是股市、楼市、债市这些风险资产。
第三篇:中国银行业风险分析
中国银行业风险分析
——“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系列研究报告之七
张承惠
2002-03-14
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中,银行业应该是最受重视的部分,改善和强化银行业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和政策研究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银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影响千百万储户的切身利益;更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为银行业内外部的制度缺陷而产生了独特的风险生成机制、因为银行业将承受金融开放的首要冲击。
一、中国银行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无须讳言,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根据不同的来源,笔者将这些风险分成内源型、外源型和混合型三类。
(一)内源型风险
内源型风险主要由银行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造成。这类风险主要表现在资产负债总量控制失衡、流动性要求难以满足、资产结构中贷款比重过高、贷款合同要素不全、信贷决策失误和贷后管理缺乏、人情贷款和关系贷款、高息揽储恶性竞争、机构重叠分散、银行及分支机构之间缺乏信息沟通造成对恶意贷款人的交叉贷款审查控制不力、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承兑汇票、银行有关人员以权谋私违规操作、搞账外经营和违规自办实业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以后,随着全国上下防范金融风险意识的增强和中央银行监管力度的加大,各商业银行通过深化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审贷分离制度、统一授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信贷风险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内源型风险的控制机制。
(二)外源型风险
外源型风险由银行业外部各类因素造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信用风险。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银行在经营活动中遇到大量因企业不讲信誉而形成的风险,如在申请银行贷款时不披露企业真实经营情况,提供水份大的报表;借款人还款意愿差,有的甚至在借款时就不打算还款,一些银行反映按期履约比例仅为1/3;特别是近年来企业借改制等形式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不完全统计,至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万多家改制企业中,逃废债企业约占50%,逃废银行贷款本息占改制企业全部贷款本息的30%以上。
第二,金融诈骗风险。近年来,金融诈骗的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例如,西安一犯罪团伙在1999年11月~2000年8月期间,多次以伪造或变造存款单位预留印鉴等手段将单位大额存款转移至犯罪团伙开设的帐户,涉案金额达8000万余元,涉及工农中建和城市信用社等诸多金融机构。再如,经查明,在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期间,有三个犯罪团伙伪造假银行承兑汇票102份,票面金额达4.09亿元。这些假汇票在黑龙江、山东、甘肃、福建等地银行贴现57份,金额达2.53亿元,给银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些重大金融诈骗案件地共同特点是:以高息为诱饵;借助高科技仿真度很高难以识别;诈骗金额巨大。在有的地方,不法分子甚至获得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直接利用经营金融机构的便利吸收存款和骗取银行资金。
第三,政府干预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中央政府干预与地方政府干预具有不同的方式。首先,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代表,中央政府给定银行经营者的目标是多维且互相矛盾的:商业银行既要力争盈利和化解不良资产,又要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提供贷款以维持其生存;既要提高经营水平,降低成本,又要雇佣大量职工以维持社会安定;既要服从商业准则,又要给政府扶持的行业优先提供融资,如此等等。这种经营目标多维化的结果,必然使得经营人员无所适从,无法对经营成效担负起责任,进而加大了经营风险。
其次,地方政府干预的目的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尽可能地从银行获取资金来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银行业的风险最终是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来承担。在改革初期,地方政府领导通常用直接干预的方式获取银行贷款(例如广东恩平市自1993年起,在市政府的干预下,当地金融机构大量办理高息存款,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将大量高成本筹集的资金投向非生产领域和账外经营,为偿还到期债务又不得不继续吸收新的高息存款,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形成70~80亿元的资金缺口,引发两次地方性金融危机,导致建行恩平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被关闭。而在广东原省委书记的保护下,始作俑者却由建行恩平支行行长提拔为恩平市副市长、市金融领导小组组长,并在此后的查处中一再受到保护。)。98年以后,随着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商业银行风险约束的增强,直接干预的方式不太有效了,地方政府便转而采用间接方式,如支持地方企业利用转制逃废银行债务、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金融违规活动等等。
第四,其他行业传递风险。近年来,在多方力量的作用下,分业经营的隔火墙开始出现突破口。一是1999年起,中央银行开始允许符合标准的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允许银行向个人和注册资本超过3亿元的证券公司提供股票质押贷款。这一政策适应了证券公司和个人扩展融资渠道的需求,为商业银行的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新的经营风险:一旦股票市场突发性暴跌,质押股票市值下降,银行将可能无法收回贷款而蒙受损失。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行业内竞争因素和体制缺陷,银行的经营者很容易产生过大的风险偏好。当股市一路上行时,银行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资金注入股市,从而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不久前,人民银行查处了沈阳四家银行分支机构自2000年4月至2001年1月,曾违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23亿多元,其中有5.1亿元流入了股市。)。有人估计,目前各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拆借、质押贷的款额已达到5000~7000亿元之多(曾康霖、潘青木,“对我国股市近期暴跌的思考”《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0月12日第一版。),近期中国股票市场出现的暴跌很可能使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再度上升。二是去年起中央银行部分放开了大额存款管制,允许银行办理3000万元以上、5年期的保险存款,利率由双方协议决定。由于贷款利率没有放开,缺少与这类负债对应的资产,如果银行过度吸收保险存款,将有可能出现较大风险。三是出于竞争的需要,目前各银行都开办了一些有关证券交易的新业务,如“银券通”、“银证二卡合一”、“卡折炒股”等,使得储蓄帐户与个人股票帐户联通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模式。由于新股申购资金波动量很大,这些新业务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例如中国银行原来每日头寸保持在20~30亿元左右即可,后来上升至100余亿元。在申购期间,工商银行日头寸需求高达800多亿元。
(三)混合型风险
在很多情况下,外源型风险是通过银行内部管理漏洞发生的,这就是混合型风险。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被收买的银行职工作内线,内外勾结实施诈骗;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源型风险(例如据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统计,从1998年至2000年10月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银行承兑汇票诈骗案中,仅以河源各银行名义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就达288份,涉及金额12亿元。但实际情况是,从1998年开始,河源各商业银行均未办理过一宗汇票承兑业务。毫无疑问,这些汇票诈骗案都是假冒河源银行名义开展的。但是从侦破情况看,犯罪嫌疑人大多学历不高,最多也就是高中毕业,那么这些不法分子为什么能够熟悉银行内部业务流程并屡屡诈骗成功呢?原因就是不法分子收买了河源银行的工作人员,当贴现行派人来河源查问时,犯罪分子得以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柜台或办公室直接接受查询。他们还勾结邮局工作人员截收贴现银行的查询传真、电报等,然后盗用银行名义回电予以确认。假银行承兑汇票大行其道也暴露出银行内部管理上的漏洞。目前银行间的承兑汇票业务实行全国联行制,有资格办理此种业务的银行才能进入《全国银行行名行号本》,并由各银行的总行定期发布。河源有关银行从1998年起已不再具备汇票承兑资格,实际上贴现银行无须去河源银行查询即可确认以河源银行名义发出的承兑汇票是非法假票。)。
作为上述风险的集中反映,就是银行体系中(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银行近1.4万亿不良资产之后,2001年一季度末银行体系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仍保持在25%以上。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8.5%,政策性银行21.4%,其他商业银行16%,城市信用社38.5%,农村信用社47.1%(刘仁慧2001)。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不良资产的上升势头很难说已经被彻底抑制。尽管在中央银行的严令之下,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自2000年以来开始持续下降,2001年上半年净下降了2.1个百分点,但由于以下因素,第三季度末比年初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不良资产统计的真实性受到影响:
第一,在不良资产的帐务处理上存在人为调整因素。由于不良资产认定制度、认定程序和监管技术的缺陷,对不良资产仍然沿用了人工认定的方式,人为调整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统计的真实性。例如为了应对考核指标的压力,基层行完全可以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和贷款违规展期来掩盖不良资产。
第二,会计标准落后。目前多数商业银行处于“一逾两呆”与“五级分类”两种不良资产分类方法的衔接时期,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尚未普遍推行,造成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混乱。银行会计科目仍按传统的“一逾两呆”标准设置,考核指标也以此制定。而出于“一逾两呆”固有的不合理性,该标准是无法反映不良资产真实状况的。
第三,风险加权体系与巴塞尔标准存在差异(参见《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尼古拉斯.R.拉迪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出版。)。目前中国银行普遍缺少一套完整的资产管理体系,大多仅依靠帐面数据来评估风险,在风险认定标准、对某些特殊风险(如贷款对象过于集中)的评定等方面掌握偏松。同时风险评价的有关信息极不透明,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据此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曾指出,中国银行公布的资产充足率是“没有意义的”(同①。)。换言之,中国的银行还普遍缺乏识别风险的能力。
二、加入WTO将使银行业的风险进一步暴露
(一)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中国银行业将可能进一步丧失竞争力
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相比,银行业是入世承诺中开放度最大的部门。加入WTO之后,外资银行将成为国内银行的重要竞争对手。这一新格局的要害并不在于竞争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在于竞争性质的改变:银行同业之间将由过去资金实力和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如果说在旧格局下银行依靠大力吸收存款和扩大市场份额还得以生存的话,在新格局中这一生存方式将被淘汰,大而虚弱的银行很快会面临生存危机。
根据国外经验,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后,将以其在管理经验、服务水平、经营方式、产品结构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与本地银行争夺优质客户和表外业务,从而得以在占有较少市场份额、消耗较少资源、承担较小风险的情况下取得较高收入。这种竞争方式给中资银行带来的压力将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由于失去优质客户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盈利能力本已十分低下的银行将更加难以获取经营利润,不良资产的比重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状况可能恶化,清偿能力会逐步丧失。
第二,由于外资银行在开展零售业务方面十分谨慎,中国银行业现有庞大的国内网络优势并不足以构成抵御外资银行竞争的壁垒。相反,数量众多的分支机构却很可能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包袱,一者银行为维持这些分支机构运行所耗费的资源过多,而其中很多机构并不产生效益;二者过多的分支机构会增加决策层次和信息传递成本,降低经营管理效率,加大风险控制难度。
第三,在对私业务领域,外资银行通常会从高收入人士入手,以其擅长的个人理财、电话银行、网络银行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逐步扩展业务(实际上,许多外国银行已经通过发展在线服务将业务扩展到国外,从而避免了建设零售网络的昂贵费用)。鉴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人数较少的富余阶层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高收入客户群的流失很可能会影响中资银行的储蓄存款增长,从而直接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因为中国主要银行的流动性一直是依靠高储蓄增长率来维持的(据测算,外资银行只要吸收国内银行6%的存款,就会使内资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
(二)市场规则的调整将使中资银行失去政策庇护屏障
市场开放并不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部,规则开放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加入WTO之后,中国必须通过规则开放来引进和吸收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调整与之不相适应的制度架构。长期以来,政府在要求国有银行承担政策性职能的同时,也为之提供了保护和超国民待遇,例如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予以剥离并实施“债转股”、允许其在一定限度内核销呆帐贷款、在开办新业务、开发新商品方面予以照顾、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网络扩展以减少竞争等等。对于其他商业银行,政府也提供了诸如严格限制新竞争者进入的保护。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尽管政府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保护措施,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并保证充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过去所采用的有针对性的行政性保护措施将真正成为“最后的晚餐”。毫无疑问,习惯于庇护的银行将进一步暴露于风险之中。
(三)来自非银行机构的竞争将进一步分解中国银行的业务基础
在国外金融混业经营的浪潮中,非银行机构正在向传统银行业渗透。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甚至一些非金融企业如电讯公司、软件公司、大型零售公司都开始提供与银行类似的服务。入世之后,这类非银行机构将随着自身业务的开展进入中国,并加入与银行竞争的行列。由于这类机构已经具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中国银行将很难与之竞争,银行的业务基础将被削弱。
三、形成银行风险的制度基础
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监管内容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风险的上升势头,稳定了金融秩序。但是由于缺乏监管基础,中央银行的监管越来越力不从心,发生风险的源头并未得到根治。
(一)产权制度缺陷决定了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
1.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缺陷
产权制度缺陷首先突出反映在国有商业银行身上。国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唯一所有者,银行产权名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却因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主体、没有明确的所有权要求而虚置。由此造成以下后果:
第一,由于缺乏所有者的监督、激励和约束,银行必然存在巨大的代理风险和普遍的“内部人控制”。这就天生地决定了许多银行经营人员的行为取向是个人或小团体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担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其建立风险约束的自律机制是不可能的。
第二,由于国家的目标是多元化的,追求利润和最大资本收益率不能成为各级银行内在的动力,商业准则也不能成为银行行为的最高准则。在目标不明、责任不清的情况下,经营者即便有着良好的愿望和素质也很难有大作为。
第三,因为所有者是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的事实上已经转变为国家信用,无论是民众还是客户,都认为国家银行绝对不会倒闭,对银行的风险熟视无睹,银行因此而缺少来自外部、社会的有效监督。
第四,国有银行对一母同胞的国有企业的赖帐、逃债行为难以给予惩治。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信用制度便由于违约成本过低而一再受到侵犯,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日趋脆弱。
2.其他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缺陷
与四大国有银行相比,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化程度较高、机制较为灵活的特点,服务效率因而也相对较高。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的不足亦不可忽视。目前在股份制银行中,普遍存在着产权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由于股份制银行背后的“老板”基本上仍是国有企业,国企自身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便依样复制到股份制银行中,使得这些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带有行政色彩并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被关闭的海南发展银行曾制定了70多项管理制度,希望籍此建立有效的内控体系,结果事与愿违,最终仍没有逃脱被经营风险吞噬的结局。一些已经上市的银行如深发展、民生银行等,或者同其他上市公司一样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普通股东无法对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监督;或者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到政府的控制,在重大事项上(如行长任免)股东很少有发言权,充其量只能算是半官半民的银行。此外,光大、华夏银行尚未完全采用股份制企业制度形式,中信实业银行至今仍全资直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类银行尽管因属于“孙子辈”而较少受到行政干预,商业动机也相对强烈,但仍受到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强烈制约。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明显减慢,利润增长趋缓,不良资产呈直线上升趋势,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耗尽了设立初期的制度优势,内部机制等方面的欠缺开始威胁其生存发展。
在城市信用社,产权制度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从城市信用社的历史沿革来看,信用社基本上均与政府部门和一些特殊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也只有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才有能力争夺金融业务的许可证)。例如某中心城市48家城市信用社中,属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部门组建的有9家,属于政府部门所办公司组建的4家,属于市、区政府部门办的12家,属于金融机构所办的13家,属于学校、科研机构所办的2家,属于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组建的2家。从信用社的经营情况来看,多数组建单位都将之看成是自己的下属机构,并利用信用社直接向股东关联企业发放贷款,出资组建各种产权关系不清的公司,为组建单位提供福利和安排家属就业等等。由于组建部门并非真正的出资人,经营风险对之不构成任何约束,加之又可以从信用社获取利益,组建部门根本没有监督、约束信用社经营人员行为的动力。经营人员则往往自恃权势背景而恣意妄为,部分股东急功近利的短视为更加助长了信用社的违规经营。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城市信用社的必然归宿。对此,监管部门曾试图通过增资扩股、改变股东结构来改善信用社的经营活动。遗憾的是,由于未触及问题实质,这一努力并未能解决城市信用社的产权约束问题,反而使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得以借机攫取信用社的经营权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2001年9月7日报道,1993年,湖北“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林明学获取了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设的恒昌信用社经营权,开始高息揽储并通过信用社攫取资金1亿多元据为己有。1995年,林明学从武汉长江信用社贷款600万元,从工商银行桂林分行贷款600万元,多方筹措资金2200万元,同时虚拟注册了7家企业入股买下了桂林临桂县城市信用社。林担任监事会主席,由下属职工分别担任理事长和信用社主任。控制临桂信用社后,林明学开始将之作为“林家铺子”,任支任取。为满足其需要,信用社高息揽储获得6亿元存款,其中大部分被林以贷款名义非法占有。林还多次利用信用社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1亿多元。)。
上述产权问题同样广泛存在于改制以后的城市商业银行。改制以后,大股东一般由各类政府机构改为财政部门。相对于改制前信用社挂靠五花八门的政府机构的情况而言,此举尽管有助于规范其经营行为,但所有者的约束、监督机制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产权制度的缺陷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由于所有者放弃或无法行使权利,银行为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和其他相关者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利益制衡和互动机制,结果必然会招致巨大的风险。
(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缺陷是国有银行风险生成的重要原因
1.政资不分,缺少专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承担责任的职能机构
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中,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承担了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具体到各个政府部门,职责又十分不清楚。看起来目前是由财政部具体负责国有资产的运作和保值增值,可是由于资产管理者和国家财政事务管理者两种身份的性质和目标都不尽相同,财政部门往往很难将两种职能协调于一身。同时作为政府部门,财政也不宜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否则便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此外,国家并没有真正赋予财政部以资产管理人的身份,例如财政无权任命或撤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无权决定企业的兼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发行股票或债券。这些权力或者被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内部继续进行分权),或者被集中到更高层次,而这些部门及有关责任人并不对国有资产的运作效果承担任何责任,形成严重的责权失衡。由于缺少专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利,对国有资产全面负责的职能机构,本应由所有者承担的监督职责不得不转移到其他部门(例如由人民银行来检查银行报表的真实性、查处不良贷款责任人、规定不良资产控制比例,由金融党工委来挑选银行经理人等等)。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商业银行的总行,结果是既加大了监督成本,又影响了监管效率。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银行的经理人并不清楚自己应对哪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因为这些部门似乎都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也无须对经营活动的失误负责,因为很难分清这些失误是经理人员的责任还是多头目标相互冲突的结果,精明的经理人甚至可以利用这种目标的矛盾性来开脱自己的失误和违规行为。
2.政企尚未分清,延续了原有管理方式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本是隶属于政府的专业银行,有着自己的行政级别并按照政府行政系列层层设置机构,银行管理人员被视同干部,享受同级行政官员的待遇,可以由政府部门派遣和调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的行政色彩正在逐渐淡化,但是政府干预银行经营活动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国有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政府的政策工具。特别在高级银行职员的管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管理方式,行长、总行部门经理和分行行长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分别享受副部级待遇和局级待遇,追求行政级别提升仍是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激励因素。由于国有银行的政治地位与人民银行几乎平等,后者是很难对之实施严格监管和追究经营者责任的。
其它类型商业银行的情况大同小异,银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多仍由政府选择,董事会的作用十分有限。总的来看,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以资产收益率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体制尚未建立,因此银行也无法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准则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
(三)地方政府这一特殊利益群体争夺金融资源的制度因素
在分析中国银行监管问题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屡屡扮演了一个与中央政府相对立的角色。例如,地方政府经常以办公会的形式压银行贷款,或者以职务提升、解决银行关系人员家属子女就业提升等为诱饵或交换条件,诱使其违规发放贷款。在企业利用改制改组逃废银行债务和各类金融诈骗案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保护的影子(参见第5页注①。)。从现象看,地方政府过于重视地方利益而缺少全局观念、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欠缺和分支机构人员素质不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表象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呢?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在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主要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与实际需求是否相符;二是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时,其获取的利益与承担的风险是否对等。笔者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发展地方经济和保障就业的资金需求很难满足(个别特殊地区除外),同时在制度上,又不存在对地方政府的风险约束,因此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的行为存在着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不对有关制度进行调整,地方政府的行为乖戾就会永无止境。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缺陷而非监管不力造成的,现行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已经构成银行内部风险生成的制度基础,如果不对这一基础加以改造而只是一味要求加强监管,则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银行风险,还会压制银行业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因为监管部门既然不能通过所有者对投资盈亏和企业价值的高度关心来促使其约束经营者行为,不能通过市场来激发银行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的内在动力,不能在合理的利益和责任关系下,引导地方与中央在银行监管问题上保持一致,那么为了降低风险,就只能用行政管制的手段限制银行经营范围和权限。显然,这种管制必然会影响到银行竞争能力的提高。
第四篇: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和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挑战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和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挑战
摘要: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进程,探讨了我国在1998年之后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以及在国内外经济处于周期性下行时,国内地产泡沫破灭的根源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基于当前形势,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政策,目的是稳定宏观经济、保障就业,却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信贷风险。政府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应当保护银行独立的市场地位,由银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自主安排信贷,控制风险,为市场经济服务。
关键词: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泡沫信贷风险
一、房地产价格的十年跃进
1、住房制度改革三十年简要回顾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一向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国策。建国后三十年,我国在城市构建了以企事业单位为核心、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的福利分房体制。该体制下,房屋的产权为国家所有或企业所有,城市职工承租房屋,按照房屋面积逐月交纳定额租金。但是三十年的制度实践显示,这种和劳动关系紧密联系的分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在该制度下,分房办法是同一企业把职工按照工龄、职称等指标综合排名,依照先后顺序分配房屋。有些效益好的企业,青年职工可以很快就分到住房;而在困难企业中,有些职工甚至等到退休也不能分到房子。这在社会上造成了贫富不均,而这种不公平是由体制造成的,与个人劳动努力程度无关。另外,住房的租金很低,公产房承租人上缴的租金不足以支付地方房管局支出的房屋修缮费用,企业产权的房屋干脆就没有房租,修缮费用全由企业承担,这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二次负担。
福利分房政策实行了三十年,不但弊端颇多,总体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解放初期,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变成了3.6平方米,反而下降了0.9平方米。城市住房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显然落后于时代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为了改变当时城市住房建设的滞后局面,邓小平在1980年4月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住房制度,拉开了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在此后十余年,住房改革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租代售等改革阶段,直到1994年正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可见,住房改革主要围绕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方面是以价格(租金)改革为重点,另一方面是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但是改革进展缓慢,福利分房体制仍然大行其道,各地出台的公房出售机制难以获得市场认可。
中央终于决定从1998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商品化,促进了我国房地产业大发展。这一政策从长期看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从短期看,当时中国为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住房消费就自然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利器。这也是我国首次把房地产行业和宏观经济联系起来。此后十年,房地产业成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开始了靠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费支持财政的发展模式,并靠房地产投资和消费拉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各地快速发展,也导致了各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不断攀升。
2、城市房价长期居高不下的表现和原因
1998年新一轮房改启动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了跳跃式发展。1996年和1997年全国住宅开工面积只有1亿平方米,而到了1998年,开工面积跃升到1.6亿平方米,超过了此前的峰值 1.3亿平方米。随后,开工面积不断上升,1999年达到1.8亿平方米,2000年达到2.3亿。行业不断提高房屋供给量,满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另外,住房建设市场化和房屋需求货币化,推动着房价不断攀升。2002年至2008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从2250元上升到4013元,上涨了78.4%(见图1)。而且,这一数据的统计口径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二手房交易价格,因此数值远低于全国商品房新房实际售价。图1 :2002年至2008年,全国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7月。
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借由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春风,确实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房价的飞速增长不利用市场的平稳发展。我们更应着重分析房价暴涨的原因,为调整行业发展模式提供依据。
一是我国在1998年开启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序幕,在2000年彻底废除福利分房制度,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市场需求基础。随之而来席卷全国的各个城镇的危旧房屋动迁和老城区改造,以及地方政府采取的货币分房模式,使居民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购房大军,进一步扩大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需求。
二是国家出台金融政策和相关制度鼓励居民进行商品房消费——国务院设立公积金制度,商业银行也推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按揭)业务。1999年2月,央行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鼓励商业银行为个人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同时,央行把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20年延长到30年。这些金融服务的涌现和完善,刺激了房地产需求的全面爆发。
三是经济适用房建设缺位,地方政府没有建立起与住房商品化相配套的、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也要全部由市场解决,本来层次分明的社会需求结构被打破,巨大的需求全部涌入市场,造成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扬。
四是地方政府财政结构畸形,过度依赖土地税收。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有动力大力开辟税源发展地方经济,土地转让收入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2006年我国房地产税收在地方税收的比重约为20%至25%,如果加上土地出让收益,将达到地方财政的50%,是名符其实的卖地财政。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控制房地产价格。
二、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
1、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导火线
房地产业在2005年经历了较为严重的低谷后,在2007年中期,繁荣程度达到了顶峰。当时国内消费市场通货膨胀严重,CPI和PPI先后超过3%的国际警戒线(图2),除了食品涨价,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为通货膨胀“贡献”良多。政府为了控制物价,连带挤出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央行和银监会在2007年9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对商业型房地产信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规定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政府从调控货币政策层面减少对房地产消费者的资金供应量,抑制投资型购房冲动,防止房地产行业泡沫的过度膨胀。
图2:2006年末至2009年初CPI和PPI的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从商品房生产者方面,政府也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规定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约定,付清全部出让金后,才能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同月,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年修订)》,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行为全部列入“限制”行列。这两项政策实际上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门槛,把一大批资金实力薄弱的小型房企摒弃在外。这些地方性中小企业,自有资金量小,主要依靠小部分保证金,从政府手中拍到土地后,依靠土地批文申请到银行贷款,再拿贷款偿付土地出让金,然后通过出售期房回笼货款,支持后续开发。这些房企都是通过高超的资本运作,利用较少的自有资金维持运营,最终获得高额的房屋开发利润。商业银行受宏观调控政策指引,预期到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型行为会减少,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增幅将受到负面影响,因而在2007年10月之后严控房地产市场的新增贷款。在当年年末,房地产商面临资金结算和还贷压力,只能降价售房期望快速回款,获得现金流。房地产市场开始陷入低谷。
2、房地产行业疲软的深层原因
房地产行业历经十年的飞速发展,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房地产业的投资从3600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年递增21.5%。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确定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此后,各大城市房价飞升,虽然政府曾经出台了一些遏制房价短期快速上涨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成效不大,涨价的趋势一直未变。但是,潜藏的危机并不会因为表面的繁荣而销于无形,房地产行业的非理性繁荣在国内外经济危机的夹击下终于在泡沫中湮灭。泡沫破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房价收入比长期背离正常水平,以及金融危机下,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和预期收入下降,推迟房屋消费支出。
支撑中国房价的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房价收入比,一是未来收入预期。从这十年的情况看,房价收入比过高,居民收入提高的部分被过高的房价吞噬了。当房价收入比超过临界点时,市场就难以继续支撑下去了,再加上全球经济下滑,收入预期下降,支撑房价的两个支柱全都失去了作用。
199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发展高潮中,在200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房价几乎呈单边上扬的走势,巨大的市场需求成为推动房价不断上升的根本动力。这十年中,城镇居民增加的收入中相当一部分均被房价增速吞噬。在2003年,房价增速甚至达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8倍。200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那么三口之家每年总收入为27571.6元,他们若在2008年6月以4013元/平方米的均价购买100平方米住房(实际居住面积只有80平方米左右),房价收入比就达到了14.6。但是,上述结论中的房屋价格是全国平均水平,无法反映中心城市房价成倍上涨的情况以及给公众带来的经济负担。上海在1998年房屋均价为3026元,2008年7月的成交均价为13200元,上涨了4.3倍。而在2007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3632元,按照上述方法计算,2008年7月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7.9。
这样的高价格既超过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更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利。低收入阶层因为经济适用房短缺而无力购买商品房,中产阶级购房后负担了庞大的债务,导致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不足,高收入阶层虽然有能力消费商品房,但其投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整个社会消费潜力被高价房地产压制,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显而易见,超过大多数居民支付能力的高价位是不可能支撑该产业长久稳定发展的。没有足够高的收入上涨支撑的物价上涨最终都是昙花一现,也会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威胁。房地产价格泡沫在2007年达到顶点,终于在2008年破灭。现在的价格下跌是市场正常的自我修复行为,甚至还没有回归到理性价位。
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暴涨是房地产陷入低谷的内因,而美国由房地产行业崩溃而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通过国际贸易领域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打击了民众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降低了收入增加的预期,这是国内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外因。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致使国内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
3、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2007年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初露端倪,但是没有引起各国的重视。到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金融衍生品CDS巨额亏空,陷入破产危机,只得被摩根大通集团收购;9月份,雷曼兄弟倒闭,危机全面爆发,影响波及世界各个经济大国。中国在2007年下半年,为挤压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没想到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又打击了国人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信心,使房地产行业的处境雪上加霜。
在2007年第三季度,房地产行业的景气指数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2007年第四季度之后,房地产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均陡然下降,显示市场和行业投资人的信心不断下挫(见图3)。
图3:2003年至2008年房地产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在2008年下半年,国务院等机构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植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在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下,几大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量在11月有了小幅反弹,但是基于金融危机下公众对未来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短暂小幅回升没能长久持续,也无力改变2009年房市继续下挫的趋势(见图 3)。从全年房地产行业销售情况看,房屋销售持续低迷,公众持币观望,巨大的潜在房屋需求没有转化为实际购买力。2008年年末,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呈现负增长,房企被迫纷纷调低销售目标,并把新项目开工计划延后,导致企业新房和土地储备存货大增。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应会持续到本年年末。
房地产市场萧条,导致大企业纷纷在2008年下半年调整销售目标,以期符合市场现实,降低投资人对市场的过高期望。以几家大型上市公司为例,保利由2008年初确定的240亿下调到190亿,中海由320亿下调到270亿。截至11月中旬,碧桂园年销售额仅为150亿,不及年初目标350亿的一半。截至2008年年末,仅有四家房企全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分别是万科478.7亿、中海270亿、保利205亿以及未上市的绿地,估计去年销售额约为300亿。大型房企的市场处境尚且如此艰难,更不要说资金链异常紧张的中小型房企了。
房地产行业建设周期较长,当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企业难以快速做出战略调整。在当大量在建工程在2008年完工投入市场时,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大量新房旋即变成积压的存货。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73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今后共有2836亿存货,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完全消化掉。而且,在2007年房地产市场高涨时,大量新项目开工,随着这些工程依次竣工,商品房的空置率会大幅上升;开发商通过政府拍卖囤积的地块,到2008年也成了烫手山芋,有些开发商宁愿承担违约金,也要把土地退还当地政府,还有些只能暂缓开发购入的新地。
2008年年底,房企会就各项支出与供应商进行资金结算,房企的资金压力增大。消费者预期到开发商急于回笼货币,房屋价格会进一步下跌,因而并不急于购房,导致市场在岁末年初销售情况更加黯淡。冬天已经到来,但是春天还很遥远。
三、政府的“救市”措施和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
1、中央政府带头出台多项措施,拉动购房需求
2008年第四季度,各级政府和央行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希望在外贸增速趋缓的情况下,靠刺激房地产需求推动经济稳步增长。10月23日后,政府降低首次购房者的银行信贷利率及首付款、降低购买住房的契税、免征交易印花税等。对于这些房地产优惠政策,政府希望通过对首次购买住房者的税收优惠及信贷优惠来帮助住房困难的居民进入房地产市场,激励自住型房屋消费者进入房地产市场,以便做到既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又达到扩大居民消费、保证经济增长的目的。
政府救市也是无奈之举,并不是最终目的。房地产行业产业链很长,连接上下游近40个产业,也与宏观经济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政府实际上被房地产市场“绑架”,若要维护经济平稳发展,就只能运用合理的宏观调控手段,防止房地产行业崩盘,最终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和就业量平稳增长。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的救市政策内容也表明了,政府的政策思路是很清晰的,政策的直接受益人群不是房地产商,而是消费者。
但是,即使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宏观经济,但是某些刺激经济的短期举措,在政策效果上也造成了顾此失彼,降低首付是把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转嫁给了商业银行。政策实际上降低了银行对贷款人的信用水平要求,这为未来几年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的攀升埋下了隐患。
2、商业银行面临潜在信贷风险
房地产价格在2007年已经脱离了公众的实际购买能力,此前的红火实际上是在资本的追逐和推动下的狂热发展。此前高地价、高房价的房地产产业政策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政府为了扩大内需,启动房地产市场的商业化改革,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又再次祭起了房地产这一法宝,出台政策加强经济保障房的建设并降低房屋交易税费来拉动内需。中国的两次住房改革都是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而没有建立起住房保障的常规政策。缺乏保障性住房常规制度,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结构混乱,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也由市场解决,短期内有利于宏观经济复苏,但在长期会压制消费,催生地产业泡沫,造成银行坏账。当前,不应再走单纯依靠刺激商品房消费来扩大内需的老路,国家应建立起常规化的住房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之外扩大消费品需求,这是中国未来扩大内需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另外,现在的“救市”政策有可能损害中国的银行体系。之前,宏观政策要求银行严控土地购买和开发贷款,并把第二套商品房的首付提高到40%,希望银行回避房地产行业的信贷风险。当前政府为了拯救宏观经济,刺激房地产,允许第一套住房首付降低到20%,等于是把过去遏制全国房地产泡沫的经济政策全都否定了,又把银行重新拉进了高风险行业,把银行和房地产又绑在一起了,而且更紧密地绑在一起了,意味着未来银行将面临巨大的房地产信贷风险。
实际上,只要房价将来下跌20%,就意味着抵押房屋的市场价格小于贷款现值,市场可能大量出现断供,银行会产生大量次级按揭,将给银行带来巨大的信贷风险。也可能出现资金雄厚者在房市低迷时,大量买入房产作为投资,待市场回暖再高价抛出,降低首付政策助长了市场投机,为房地产行业出现新一轮泡沫埋下了隐患。我们不能以未来坏账增多为代价,换取GDP的增长,因为国有控股银行的坏账很可能是由政府买单,所有损失将由全体纳税人负担。
因此,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注意保护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政府应该在自身的职权范围内,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但是要避免把商业银行当成财政的出纳,应该尽可能留给商业银行信贷自主权,使它能按照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制定信贷产品,运用市场规则处理信贷存量调整和增量资金配置,规避风险,获取利润。事实上,银行已经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信贷风险,进行资产保全。在个人购房贷款方面,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率先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七折优惠,降低贷款者负担,鼓励客户按时还款,减少银行发生断供的可能性,降低了未来的坏账率。国有大型银行也在年初实行了七折优惠政策。对于增量房贷,银行已按照央行新实施的利率水平放贷。
在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银行在2007年9月之前,在大型房地产商较为集中的城市,以各种融资设计及优惠利率,竞相吸引优质客户。但是,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国家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了,但是许多银行已经停止向任何具有流动性风险的大型地产商增加贷款。对存量贷款,银行允许开发商对短期贷款进行转贷或展期,但要附加条款,譬如必须对楼盘降价,以期降低信贷风险。
另外,银行为了控制表内业务风险,也在不断进行金融创新,试图将房地产贷款变为表外业务,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银行通过下属投资公司购买上市地产公司股权,以此发行理财产品,以私募形式为房地产企业融资。这样自主创新的市场行为也获得了国家的鼓励。在200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将“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当然,金融创新要汲取次贷危机的教训,要慎重防范这种以转移风险为目的的创新产品的自身风险。
总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也应注意避免过分干预市场,不要造成经济学者所说的那样“政府一出台刺激经济的言论,公众预期未来银行风险增高,股票市场价值降低,市场就开始抛售银行股”。政府应当支持银行应在现有市场经济和制度框架下,自主创新,自控风险,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应当避免银行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品,避免银行成为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后买单人。参考文献: [1]王雯珺、王成豪等,“金融危机下我国房地产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载《科学时报》,2009年1月14日。[2]丛诚,《中国住房和公积金制度发展大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3]崔建华,《房地产经济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贾康、刘军民,《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5]李延喜,《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6]沈悦,《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
第五篇:银行业IT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及规避建议
银行业IT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及规避建议
一、当前银行业IT部门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一方面使得银行业信息和数据逻辑集中程度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又成为银行业稳健运行的一大安全隐患,其所带来的风险主要也是来自于信息科技的软件、硬件或是人为过失上。1997年7月,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因为日常因特网路由表更新新进程的一个错误,与其它的ISP失去了连接,大约45%的因特网用户受到影响。2003年1月,美国银行13000台ATM机因病毒瞬间宕机,该行客户无法通过ATM完成存取款交易。2006年日本最大的美资银行花旗银行出现交易系统故障,5天内约27.5万笔公用事业缴费遭重复扣划,或交易后未作月结记录。2007年3月19日,中行北京分行系统出现硬件故障,除自动取款机业务未受影响外,其他各项业务被迫中断。我国银联全国跨行交易系统曾经一度瘫痪6个小时,国内大部分商户的POS机无法刷卡,所有银行的终端无法进行跨行操作,期间阻断交易量达246.6万笔,金额1287.7亿元。2007年上半年瑞星公司共截获新病毒133717个,其中木马病毒83119个,后门病毒31204个,两者之和超过11万,而这两类病毒都以侵入用户电脑,窃取个人资料、银行账号等信息为目的,带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特征。
纵观各种案列,我们不难发现IT部门所面临的风险主要集中表现在:
1、法制的不完善
我国制定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银行IT风险的管理问题作了规定,包括信息安全策略、物理安全、加密、防火墙、业务应急和连续性计划、审计、人员培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安全性评估等。而《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引》的颁布,也标志着我国将银行信息系统风险正式纳入风险监管的范畴。但与其他国家发布的法律相比,我国的法律显得较为简略。这一方面使得国内银行IT风险管理缺乏指导另一方面,也使现阶段对网络银行的现场检查难以进行。
2、信息技术的漏洞
各大商业银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开展的各项银行服务拟为客户提供一个随时、随地、随意的服务交易环境,但由于应用程序在研发中考虑不周或是不够严密,导致应用软件在运行中出现财务错乱、数据信息受损等。有的客户在进行网上交易时,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泄露、篡改、伪造致使客户信息被盗取,影响资金安全。更有甚者的假银行网站、克隆网站或网络黑客通过截获客户通讯数据、安装木马程序等方式套取用户密码和交易密码,以转移客户在银行的资金。
3、银行自身数据大集中所引发的风险
信息技术突破了地域限制,银行随着进行了数据大集中,而数据集中后,虽然在管理上便于维护、升级、但系统的架构由此变得更加复杂,牵扯的各方面因素也比原来大大增加,很多问题由于权限问题在分行层面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向总行数据中心反映,削弱了分行的应急抗灾能力和应变管理能力。同时,由于数据的大集中,一旦出现突发事故,将导致全行业务系统的瘫痪与停顿。
4、IT部门定位与管理上的不足
许多银行的IT部门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吸收支持新业务运行所需的新技术、新人员,但如果仅仅是将新的技术、人员组合在一起,就无法保证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服务级别,提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①银行IT管理的有关制度与快速发展的IT部门适应,组织管理割裂,职责不清,IT服务管理缺乏流程保障,维护人员忙于
救火,缺乏主动服务;②IT系统缺乏长期规划,更缺乏复杂系统的运维管理经验,关键人员的工作变动甚至造成技术空白;③IT部门是集运营、管理、监督于一身的技术垄断部门,一方面由于自身的专业性极强,高级管理层和风险控制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监管,另一方面由于IT部门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集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于一身,无法胜任监管职责,而且容易产生责任推诿、自行其事等不良风气与行为;④缺乏既熟悉金融业务又精通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与信息科技快速发展不相适应。
二、规避信息化风险的建议
针对我国目前银行IT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可调整当前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以通过这几点建议来规避银行业的信息化风险。
1、完善IT风险的立法
为防范IT风险,确保银行的正常运作,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IT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可在国家和行业层次如信息产业部颁布的立法的基础上,对已有的如《银行法》、《票据法》等现有法律中涉及IT风险的法律进行修订和补充。同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IT审计标准,如可按照国际通用的信息技术审计标准COBIT,结合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具体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技术标准,以运用IT审计规避商业银行的信息化风险。除此之外,还应制定相应的IT操作指南,正确指导操作人员的工作,确保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2、完善信息科技技术,进一步提高信息科技在银行IT部门的应用
对于IT部门来说,提供的服务一般是无形的,表面上并不直接对组织的经营情况产生影响,无法用实际价值来衡量其贡献度,但完善信息科技技术在银行的运用,将对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前景,IT技术的健全对商业银行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说是目前一个银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可以建立IT系统支持和故障维护知识库,通过对故障解决方法的积累,在全行间实现共享,提高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的效率和能力,其他用户也可以参考实现“自助式”排除常见故障。
其次实时监控全行的IT基础架构,出现异常情况时能够按预先设置的方式及时产生明显的报警信号,自动生成服务请求单,通知相关人员。同时对故障信息进行分类、过滤,准确分析事故原因,降低因人为判断失误造成的风险,提高排除故障的效率和准确度。
最后对银行范围内的网络连接、运行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包括各级分行的路由器、交换机、网络防火墙等设备的安装情况、系统连接情况、设备运行状态、设备参数调整与备份等,特别应关注与第三方等外来连接情况的监测,如发现存在不安全因素应及时报警,并采取应急预案,以确保系统的安全运行。
3、完善IT科技体系,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随着银行机构的各级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对经营管理信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营管理和科学决策对管理信息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完善的信息科技体系不但能够提升银行机构经营管理水平,还能提高其风险控制能力。①强化以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绩效考核和报表体系改革等为核心的重点项目建设,为业务管理提供全面的业务信息,为客户营销提供技术支持,为管理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②建立IT与业务部门的伙伴型关系,把支持业务发展、金融创新作为IT建设及信息科技内部控制的一个目标,摆脱IT部门被动救火队的角色。③通过加强数据标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和用户视图标准等标准的制定,保障各类信息标准的统一,提升科技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效率,提升应用系统质量,确保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4、提高风险意识,加强管理,加大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信息科技部门的全体员工首先要认真学习全面风险管理理论,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意识。风险意识是任何一个风险管理流程的起点。在风险管理中,风险管理不仅是管理层的工作,也是全体员工的责任。①对全体员工都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使其具备必要的技能,来管理自己所负责的风险,在员工加入公司的入门培训中,就应该开始风险管理的教育。另外还可以将薪酬与风险挂钩,将薪酬与奖励同公司与个人的业务和风险管理表现相联系。②挑选部分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对他们进行专业信息安全管理培训,使员工对业务信息系统的了解、计算机专业业务知识和风险管理结合于一体,提高职工个人的抗风险能力。
5、IT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
建立IT风险预警数据库,对银行业IT风险事故进行科学的分类,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银行的IT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建立一个包括安全策略、安全配置管理、事态安全检测、应用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平台、网络通讯和物理设施等要素的一个预警指标体系,采集和统计国内外银行甚至相关行业如商业、财税、会计等安全性风险的数据,科学地建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数据库,确定IT指标的预警门限值,从而建立一套IT预警系统。该系统应该可以通过科学的网络服务审计功能能够检测识别大部分黑客使用的网上入侵手段,记录其入侵的源地址、攻击的类型、攻击的目的、攻击的时间等信息,一旦发现入侵迹象等可能面临威胁,则及时向银行IT管理部门发布银行IT风险预警信息。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电子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数据集中体系的加大,信息技术风险控制已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银行IT部门亦越来越不可或缺,IT部门对银行信息系统科技的风险控制,加强了银行业务运营风险的防范,只有积极去迎接、应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种风险,才能在这个网络经济时代促进银行业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