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第一篇：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多平反

人民网 2014-02-25 08:07 跟贴 1298条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作者现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党史党建学科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1]、“社会民主党”[2]、“改组派”、“第三党”[3]、“托派”[4]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5]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6]，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7]。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8]。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9]。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10]

（三）1957－1958：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 “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1]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12]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 [13]。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 [14]。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15]，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16]。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17]，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18]，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19]。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20]。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21]。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22]。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23]。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24]；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25]；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26]。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27]；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28]；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 “‘春雷’反党集团”[29]；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30]。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31]。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32]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33]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34]，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35]。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 “右派反党集团”[36]；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37]、“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38] ；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39]，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40]；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41]；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42]；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3]；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4]，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45]。

（四）1959－1965：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46]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7]；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48]；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9]。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 “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50]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5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52]；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53]。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就被打成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4]。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5]。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56]。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57]和“江青反党集团”[58]。

二、“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听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59]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60]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61]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62]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 “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63]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64]。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65]，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66]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67]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郭德宏：评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2)

潘方、宗铮、阵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J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68]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69]，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70]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一九三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71]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

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三、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于部和知识分子。[72]到l 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2／3(83人)被捕和处决，l 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73]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

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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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立后仅三个月就宣告解体。后来，中央苏区领导人怀疑敌人的一些破坏活动是“AB团”所为，从1930年夏天开始在在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广泛开展肃清“AB团”的运动，据有的材料说，当时被错杀的有７万人。

[2]反所谓“社会民主党”坏死在闽西苏区进行的。因为红十二军在开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时有人喊错了口号，部分领导人便认为闽西存在“社会民主党”，于是开始大规模的肃反。结果，被错杀６２００人，连闽西苏维埃政府中近半数的执行委员，也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掉了。

[3] “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在国民党内组织的反蒋派别，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第三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在第一次大规模失败后组织的，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的国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也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因而被称为“第三党”。从１９３１年开始，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怀疑“改组派”、“第三党”混入了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改组派”、“第三党”的运动，２万多人被错杀。

[4] “托派”是“托洛斯基派”的简称，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怀疑“托派分子”渗入了解放区，于是开展了“肃托”运动，使很多人被错杀。其中最典型的是山东“湖西事件”和“泰山事件”，分别有３００多人和２４０人被错杀。

[5]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226页。

[6] 《烧毁高岗反党集团的招魂幡——评反动影片<红河激浪>》，《人民日报》1968年4月14日。

[7]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普照祖国西南边疆 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人民日报》 1968年9月7日。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9] 《人民日报》刊登的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已称为“胡风反党集团”，见《人民日报》 1955年5月13日。

[10]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 1949-1998.》，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1999年印，第221-222页。

[11]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12] 李向东、王增如 《文人之痛：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9月8日。

[14]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5]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 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人民日报》 1957年9月3日。

[16] 《钟惦棐在党内里应外合放起右派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17]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 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7月26日。

[18]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 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5日。

[19] 《近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 群众觉悟不断提高 安徽省级机关展开大论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3日。

[20]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

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 1957年12月27日。

[21]林里《“音乐城”的魔影》，《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4日。

[22]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人民日报》 1957年8月8日。

[23]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后》，《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6日。

[24] 《铁道部反右派向纵深发展 原来隐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断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9月5日。

[25]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 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4日。

[26] 《批判右倾思想克服温情主义 鞍山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基层》，《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6日。

[27]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28]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 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29]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 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3日。

[30] 《“特殊盟员”》，《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0日。

[31] 《在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陈仰之陆侃如等受到尖锐驳斥》，《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10日。

[32]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1日。

[33]黄向青《云应霖的丑恶活动是掩饰不住的》，《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5日。

[34]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人民日报》 1957年9月20日。

[35] 《人民日报》 1957 年12月5日。

[36] 《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人民日报》 1958年3月10日。

[37]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人民日报》 1957年8月2日。

[38]区梦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胜利》，《人民日报》 1958年6月6日。

[39] 《制定行动纲领阴谋篡夺领导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人民日报》 1957年8月4日。

[40] 《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7月15日。

[41]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人民日报》 1957年8月15日。

[42]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 1958年5月26日。

[43]赵广玉《放得透 鸣得深辩得清 改得狠》，《人民日报》 1958年6月17日。

[44]张仲良《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人民日报》 1958年5月17日。

[45] 《反右派斗争形成一条广阔的战线 甘肃千余右派分子陷入群众重围》，《人民日报》 1957年8月5日。

[46]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1967年8月16日。

[47]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48]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428页。

[49] 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正定县历史大事记 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50] 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51]张宏儒《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52] 《刘国光文集》第１０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6页。

[53]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向继东编选《2007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42页。

[54]张宏儒、长弓、筱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 1949－1988》，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55]鲁天明《“三家村”反动面目的大暴露》，《人民日报》 1966年5月22日。

[56]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人民日报》 1968年7月10日。

[57] 思化、军红《林彪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革命大批判文章选辑《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页。

[58]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1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60]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

[61] 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62] 宋晓梦著《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6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64]《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65]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66]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

[67]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

[68]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69] 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

[7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0页。

[71]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72] 赵德水主编《社会主义知识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

[73] 季鑫泉编著《世界与中国150年》，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第二篇：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总结

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总结

中共一大（1921）：

宣告中共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共二大（1922）：

民主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反军阀 中共三大（1923）：

提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八七会议（1927）：

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目标：夺取城市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古田会议（1929）：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由陈毅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遵义会议（1935）：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瓦窑堡会议（1935.12）：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洛川会议（1937）：

1937年8月22—25日，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中共七大（1945）：

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民主和平联合政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

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问题。

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9，北平）

内容：①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

内容：①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②选举国家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

中共八大（1956）：

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二大（1982）：

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共十三大（1987）：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四大（199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五大（1997）：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中共十六大（2002）：

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②大会总结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③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中共十七大（2007）：

（1）对改革开放历程和经验的总结：①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概括。（3）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要求。

第三篇：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总结

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会议总结

中共一大（1921）：

宣告中共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共二大（1922）：

民主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反军阀

中共三大（1923）：

提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实现

八七会议（1927）：

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目标：夺取城市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会由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遵义会议（1935）：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瓦窑堡会议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中共七大（1945）：

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民主和平联合政府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

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

中共八大（1956）：

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七千人大会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

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二大（1982）：

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三大（1987）：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四大（199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五大（1997）：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中共十七大

时间：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

人物：党的十七大应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共2270人。

意义：总书记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总书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巩固练习：

1.中共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了，“新”的主要表现在()1.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2.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法

3.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纲领 4.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

A.123 B.234 C.134 D.124

2.1922年中共“二大”确定的中心任务是()

A.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B.明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C.确定中国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 D.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

3.1923年，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问题决定()A.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B.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C.帮助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D.必须坚持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4.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来看，八七会议()A.没彻底清除陈独秀的错误 B.没确立正确的革命方针

C.没探索出正确的革命道路D.反“右”的同时没注意反“左”

5.标志着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事件是()

A.中共而大民主革命纲领得知定 B.遵义会议的召开

C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D.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6.中共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会议是()A.瓦窑堡会议 B.遵义会议 C.洛川会议 D.庐山会议

7.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中心任务是()A.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B.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

C.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D.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8.中共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因为()

A.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B.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C.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D.规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9.七届二中全会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理论问题中最重要的是

A.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B.促进全国革命胜利的方针()C.革命胜利后党的总任务 D.党的工作作风

10.中共八大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A.快速发展国民经济 B.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C.更快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D.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

11.下列事件违背了八大精神的是()

1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2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3.1959年庐山会议4.八届十一中全会

A.1234 B.124 C.123 D.134

12.1962年党中央七千人大会主要体现了()

A.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 B.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C.中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D.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3.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A.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B.实事求是

C.改革开放 D.民主集中制

14.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本质是()A.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B.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C.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D.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15.中共八大和十三大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最重要的相似之处（）

A.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

B.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

C.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开始处于突出地位

D.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6.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三次巨变。这三次巨变是（）

1.辛亥革命 2.五四运动 3.抗战胜利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5.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A.135 B.145 C.124 D.1234

参考答案：CABDB ADCAB ABBCA B

第四篇：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会议古田会议

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会议--古田会议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９２８年４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５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１１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１９２９年１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１９２９年８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２９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

三、陈毅３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１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３万余字的８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１１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

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篇：中共历史上的三次伟大飞跃 文档

中共历史上的三次伟大飞跃

摘要: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角度来看,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发生在1921年至1949年,马列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发生在1949年至1956年底,马列主义与中国建国初期的实际相结合,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发生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马列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伟大飞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1921年7月,中国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党成立后，开始了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三资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一、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马列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新中国

1、历史提出的新课题——如何对待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司令部，有了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从而确立了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

故乡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故乡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俄国。要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是不行的，但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也是不行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个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你们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①因此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的新课题。

在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中国革命要不要马列主义指导；其二是如何用马列主义来指导，即是照搬马列主义条文还是学习其精神实质并结合中国实际。在第一个问题上，党成立之时起就已经解决，但在第二个问题上党内的分歧很大。王明等人主张照抄照搬马列条文，毛泽东等则主张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

2、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为毛泽东等人正确对待马列主义，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提供了组织保证。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最主要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它解决了我们党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如何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条文，还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献，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开展了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怎样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大讨论。这是一场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变成全党的共识。

3、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新中国的建立

如前所述，早在延安整风和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等就认识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这个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来由于王明教条主义者的干扰，党的实践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上述原则在全党得到确认，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中国革命就必然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马列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必然结果。

二、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马列主义与我国建国初期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1、建国初期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主要表现在：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完成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稳定的社会环境；抗美援朝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我们巩固了新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2、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的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合作经济的过程，是把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的过程。

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分散的个体经济。这种经济极其脆弱,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既不能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新技术,同时为了避免农民两极分化，有必要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分析了土改后农民中存在的发展个体经济和

实行互助的两种积极性，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和由低级到高级的组织形式,把农业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

3、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经济上是具有两面性的，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建国初，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它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破坏统一的国民经济和有计划建设的消极方面。这使得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与职工及全国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放生产力，给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有制的根本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和平赎买” 的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

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建国之初的头七年，党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建国之初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此以后，我们国家在理论上是马列主义指导，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经济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的必然结果。

三、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马列主义与我国当代实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十年探索和其后的十二年曲折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这种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但也出现了大跃进、公社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最终没有找到正确的建设道路。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党继续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出现的曲折，当然是坏事，但是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与科学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关系极大。

2、改革开放起始阶段二十年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此后，邓小平带领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二十年间，形成了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

这二十年的实践，以及十五大以后直到今天的党的实践，仍然贯串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面对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中央的工作报告和党章，写在了党的旗帜上。

4、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现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

发展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和内在逻辑的经典概括，也是我们学习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指导方针。当前，我国人民正在胜利推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

5、第三次飞跃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后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2年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指导思想，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第三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必然结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共有三次伟大的历史飞跃：第一次飞跃，马列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新中国；第

二次飞跃，马列主义与建国初期的实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飞跃，马列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4，105.②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