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历史背景

第一篇：反腐历史背景

反腐败的历史抉择

乔新生|文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

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

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

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二篇：共产党宣言历史背景

《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目的：

《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居统治地位。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在进行，在德国也已开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导致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不断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 规模越来越大。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两次起义，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英国工人发起了以实现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 宪章运动，自1836年开始，持续了12年之久，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年发动了大规 模的武装起义，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这些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却显示出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为马克 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从反面提出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迫切要求。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首先要从组织上把各国分散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其次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统一的工人运动提供行动纲领。

1846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一起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他们批判了当时误导工人运动的多种错误思想理论，如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 义、蒲鲁东的改良主义等等，引导工人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847年他们加人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主要是由德国进步青年组 成的半秘密性组织，受魏特林主义的影响，奉行“人人皆兄弟”的口号。1847年6月，恩格斯出席了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将“正义者 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恩格斯还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草案——《共产 主义信条草案》。草案以问答形式写成，这是在当时易被接受的形式。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恩格斯在征求同盟盟员意见的基础上，对信条草案做了修改和补 充，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原理》仍采用问答形式，基本上保持了草案原来的结构，但内容上有很大丰富。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 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德国代表外，还有瑞士、波兰、英国的代表。大会经过深入的讨论，采纳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观点，决定公布一个“宣言”形式的“同盟”纲领，并把起草工作委托给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两稿 的基础上，根据大会通过的纲领原则，认为应当把党的纲领写成一篇充满战斗性的宣言，他们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以“叙述历史”的方式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 言》，1848年2月在伦敦付印，以单行本的形式用六种文字正式发表。《宣言》迄今已用200多种语言出版了1100多个版本，是全球公认的“传播最广的 社会政治文献”，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指南。

《宣言》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以及同资产阶级、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理论运用于工人革命运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的产物。

第三篇：历史背景

背景——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结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被软禁的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

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第四篇：抗日战争历史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背景

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而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战争起因

慈禧太后与洋人之仇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因与保守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义和团起事

义和拳，为山东省学习神功的拳民组织，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教会之用。后由外国所迫，派袁世凯到山东取缔，拳民逃到北京城外涿州各地。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

拳民到处杀害外国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联军进犯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

１９００年４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５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５月２８日，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２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４００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２４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２０００余人。６月６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6月14日至18日，侵略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侵略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不幸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行凶被守军击毙。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天津为联军攻陷。

8月4日，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13日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次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扼杀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侵略。9月，俄军在侵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

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残遭杀戮。

1901年9月7日，弈匡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附：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影响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尤其在历史这方面，有些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直接的影响来看，八国联军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物，逼迫中国要战争赔款，还要中国开通口岸以便他们长时期的在经济上压榨中国……看圆明园和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掠到海外的国宝不知有多少。

但从间接的影响来讲，八国联军的侵占行径也同时惊醒了中国这个东方睡狮。让中国人知道了故步自封的危害，也让那些怀着天朝上国的思想的老顽固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中国必须向世界看齐。八国联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让中国从此开始现代化进程，开始参与全球化。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被侵略，让中国理所当然站在正义的一方，在两次大战中不至于沦为世界所不齿的邪恶轴心国。对战统计 时间 1900年

地点 中国

结果 八国联军胜利，签订辛丑条约

参战方 义和团 对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

指挥官 慈禧太后 对方：爱德华〃西摩尔（英）阿尔佛雷德〃冯〃瓦德西（德）

兵力 义和团1500人 对方：50000人，50艘军舰

死伤 义和团1500人 对方：600人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八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当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正加紧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威胁清政府加紧出兵镇压义和团，一面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对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随后这支兵力达两万人的侵略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逼。在这危急关头，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侵略，反而任命奕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向侵略者乞和。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当晚日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日军进攻朝阳门，俄军进攻东便门，守城清军和义和团顽强抵抗。14日，英军攻破广渠门，俄、日等国的侵略军也相继入城，北京终于失陷，落入八国联军的手中。同日，慈禧太后接连五次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但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她便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一进北京城，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侵略军还到处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就开枪，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继对北京的疯狂洗劫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1月，侵华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抵达北京。此后侵略军增至10多万人，分路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省境内。沙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六路，侵占中国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

第五篇：东海问题历史背景

东海是中国大陆东岸与太平洋之间的一个半封闭海，西接中国、东邻日本的九州和琉球群岛、北濒黄海和韩国的济州岛，南经台湾海峡与南海相通，总面积约为75万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处东海海域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称“尖阁列岛”）周边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太平洋上油气最丰美的“宝地”之一。从此使中日两国间关于东海的海底资源以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端浮出水面。中日两国间在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主要包括东海海底油气资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以及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之争。这些争端之间虽然盘根错节、互相制约，但并非无解决良策。

一、中日东海争端全景

早在1968年，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中日之间的东海是另外一个波斯湾，这个海域拥有着众多被埋藏的宝藏，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中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还很少利用这近在咫尺的财富，两个国家的所需石油大部分都来自波斯湾和东南亚。

东海之所以被称为“第二个中东”，在于它惊人的油气储备。据日本方面的数据称，东海油气储量约达72亿吨，其中石油大约1000亿桶，天然气约2000亿立方米，“够中国未来用80年，日本用100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的东海问题专家哈里森则认为，中国宣称拥有开发权利的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大概在5万亿立方米，至少是沙特阿拉伯发现天然气储量的8倍，是美国天然气储量的1.5倍。而这一大陆架的原油储量则大概为1000亿桶，与之相比，沙特的原油储量大概是2671亿桶，美国的原油储量则只有220亿桶。在这其中，近来成为热点的春晓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就达到了510亿立方米，因此备受关注。据了解，春晓气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19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到2010年，产量则将达到99亿立方米。在它西北部的平湖气田，据信储备量在107亿立方米，目前已经开始通过管道向上海地区供气。

事实上，东海最为富裕的油气产地应该位于冲绳海沟，在中国大陆架延伸的最东端，拥有一个沉积许多个世纪的矿床。另外一个油气聚宝盆则位于一直存在争议的钓鱼岛附近。据哈里森分析，它的南边和西北边的海床里，蕴藏着945亿桶左右的原油。

中国勘测东海石油，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地质学界泰斗李四光生前预言，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在东海。随后，中国在浙江以东海域的东海大陆架盆地中部发现了“西湖凹陷”。自1980年在东海首次钻探成功龙井一号井以来，中国已在西湖凹陷钻井30口，其中20口获高产工业油气流。经过最近20多年的勘探，中国目前已在西湖凹陷，开发出了平湖、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宝云亭、武云亭和孔雀亭等8个油气田。此外，还发现了玉泉、龙井、孤山等若干大型含油气构造。

在中国开发春晓油田前，日本方面并没有过多地干预或者表示不满，有专家分析说，由于日本自身在历史问题上的包袱，所以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这种情况仅仅持续到2004年。这一年，中国的“春晓”气井采掘成功，并宣布将向浙江、江苏一带提供天然气，日本人眼看着着急了起来。虽然春晓气田距离日方划定的“中间线”还有5公里，但是日方仍然抛出了所谓“吸管效应”问题，称中国在这边开采，日本那边的油被吸过去了，并将中方命名的“春晓”油气田更名为“白桦”、“楠”和“桔梗”。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副教授反驳说，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第一，在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时候就是这个理论，我们说已经在国际社会站不住脚了。第二，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不可能倒着流。今年以来，日本更是因中国正在东海勘探的三个天然气田中，有两个位处日本声称拥有的专属经济海域而大动肝火。今年1月，中方派遣解放军导弹驱逐舰现身春晓天然气田附近保护勘探工作，而日本则声言要派军舰去驱逐中国的勘探队伍，指责中国政府准备独占东海资源，对日本造成了“冲击”。日本也批准民间企业，前往东海开采石油。并要求中国停止所有气田开发活动和尽快向日方提供天然气田资料，比如地质构造、开发的情况。当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又要求中国政府给与金钱补赏。近几年，由于媒体大量报道东海问题，东海在日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日本人只要提起日中关系，东海争端必居其中。2005年日本防卫厅抛出一份“防卫警备计划”，甚至将中国列为“可能性较小的入侵国家”，它还设想了中国可能“入侵日本”的几种情况：一是在两国东海争端恶化，二是日本随同美国卷入台海争端。无论是哪种情况，中日冲突的地方是东海。东海争端一时陷于紧张状态。

二、中日东海争端的由来

中日东海争端的核心是划界争端，划界争端的关键在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这些都与战后国际海洋法制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

1958年4月，第一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并通过了《大陆架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等四个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确立了有关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包含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标准，且对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原则也不具可操作性，从而引起各沿海国家的不满和批评。1960年3月，联合国又召开了第二届海洋法会议，由于各国在海洋权利方面的主张分歧太大，会议无果而终。1973年12月，联合国召开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经过长达9年、11期共15次会议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12月10日由119个国家和组织签字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17部分320条和9个附件构成，内容涉及海洋法的各个主要方面，包括领海和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岛屿制度、争端的解决等各项法律制度。其中，第1条规定，“各沿海国可享有12海里的领海和24海里的毗连区”；第57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第76条规定了大陆架定义，“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算起超过200海里的情形下，则大陆架外部边缘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超过连接2500米等深线各点连线以外100海里《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的界限，但是，具体到中日间的东海海域，其大陆架最大宽度为325海里，最小宽度167海里，一般宽度为216海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再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海洋划界原则过于笼统，且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中日两国分别提出了有利于己方的划界原则和主张。

1、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之日起,中国即一直坚持“公平原则”和第76条“自然延伸原则”并按此原则对东海宣示主权。1998年中国依据《公约》正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以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缘的距离不足二百海里，则扩展至二百海里。”

2、日本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日本一直主张和坚持海域划界。日本认为,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以一条其每一点均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界线为基准而划定；“等距离╱中间线”是1958年《大陆公约》所确认的划界的“一般原则”,是最“公平、合理”的客观标准；“大陆架划界应适用中间线方法,中日在东海的大陆架是中日共大陆架”,应该使用中间线划界。日本于1996年制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区域。如果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或日本与其它国家议定的其他线)将代替那一部分线。

中日双方的认知与利益诉求如下图表所示：

中国

中日在东海的利益诉求

双方利益诉求 日本应得 中国应得 中方观点 ———— A+ B+ C 日方观点 B+ C A

面对争议,中日双方从1973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始就进行划洋谈判,至今已进行到第六轮,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在划界原则上存在上述分歧。并且,随着中方对春晓油气田的开发及日本对其民间企业在东海中日争议区域试采权的执意授予,双方在东海的争端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三、东海争端的实质

1、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与200海里距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第一款设定的两项大陆架权利的标准，即自然延伸和200海里距离有两层意义：一是对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体来说，自然延伸和距离标准是彼此独立的。也即，国家可以采取任何一个标准来主张其大陆架权力范围；二是在两者的关系上，自然延伸居于首要地位，距离标准则处于从属地位。

根据《大陆架公约》的有关规定，划界应首先考虑有关国家间的协议，其次是特殊情况，最后才是等距离中间线。这项规定并非单纯地强调中间线，而是要求把三者即协议、等距离和特殊情况结合起来，以便达到公平的划界结果。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专属经济区必须经沿海国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即程序加以宣告才能确立；而大陆架则基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的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无须沿海国通过国内法律程序或履行特定的法律行为加以宣告。

2、中日“共架”说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依海岸基准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域为该国的经济专属区。而东海最宽处仅360海里，自然产生了至少40海里的大片争议海域。

日本方面一直以来认为，东海划界应该采取中间线原则，一国一半的解决办法，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交错的国家应该经过协商解决划界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依照中间线原则。

对此，中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在中日的问题上并不需要依照这个原则，因为中国的大陆架一直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中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大陆架的边缘是2500米的等深线，而东海大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缓的大陆架，向东伸延到冲绳海槽，即在水深2940米的断层戛然而止，所以所谓的共享大陆架根本就不存在。

紧接着，日本又提出了新的理由，认为其东面的海槽马里亚纳海沟10000多米深，所以它的外边才是真正的西北太平洋。因此，冲绳海槽其实是大陆架上的一个凹陷，并不是陆架的终点，马里亚纳海沟才是终点。这样一来，日本和中国就是共大陆架的国家，延伸原则不适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切断大陆架的标准深度为2500米，而冲绳海槽深达2940米。从地质学角度看，冲绳海槽东西两侧的地质构造截然不同——其西面是稳定的大陆地壳，东面则是琉球岛弧，地壳运动十分活跃，地震频发。并且，海槽东西两侧的沉积物分别属于琉球岛架和东海大陆架两个物源区。东海大陆架边缘或海槽西坡的沉积物性质与长江的物质类同,而海槽东坡沉积物性质则与琉球群岛相类似。至于海槽本身,则属于陆壳向海洋的过渡带,既不同于堆积沉积型的平坦陆架,也不同于洋壳型的洋脊海盆,而是一个独特的地貌单元。这样一来,冲绳海槽便成为当然的中国大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架之间的分界线。这一点,就连日本学者也不抱异议, 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冲绳海槽是大陆架的边缘，海槽的西边是大陆架”。由此可见,中日之间不存在共有大陆架问题。东海大陆架止于冲绳海槽西坡坡角,琉球群岛岛架止于冲绳海槽东坡坡角。根据自然延伸原则,我国对直至冲绳海槽的东海大陆架享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

3、国际法法理与实践对于东海争端的启示

国际法专家指出，解决东海大陆架问题应当重视六点原则：（1）公平原则是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任何其他划界原则和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适用。（2）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础，对东海划界将起着主导作用，为东海大陆架扩展到冲绳海槽提供法律依据。（3）等距离中间线不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规则。等距离方法不适用东海大陆架划界。（4）成比例原则是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应当拥有同自己的海岸线成适当比例的大陆架区域。（5）冲绳海槽是中国大陆架与日本岛架的天然分界线。（6）男女列岛和鸟岛不应被用来作为测算东海大陆架疆界线的基点。

从国际判例来看，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将自然延伸作为大陆架权利的唯一基础；在1982年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再次提到“自然延伸是所有权唯一基础的原则”，并明确指出“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是主要标准，200海里“在一定条件下”是沿海国的权力基础。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的仲裁裁决认定，距离标准并没有背离自然延伸标准，而只是缩小了它的范围。英国、挪威北海大陆架之争和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划界之争，都是按「自然延伸」原则，以海沟作为划界标准，而完全没有考虑所谓「中间线」。日本之所以只字不提大陆架，而一味强调「中间线」原则，正是因为日本知道自己的要求按国际法中的大陆架划分原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日东海之争表面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两条规定在东海的实施之争，背后则是日本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能源、资源的觊觎。日本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列岛国家，南北长、东西窄、资源有限的特征一方面造成其陆地战略纵深很短,内陆防御的回旋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使日本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海洋交通对其举足轻重。为弥补陆地空间的不足，日本把海洋作为其战略纵深带，把拥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视为其中的一个关键，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命脉。这直接促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即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

由于岛屿在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上的巨大作用，日本认为应把大陆架、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与日本周边有争议的岛屿作为整体加以考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海洋战略及其新走向——日本开始由强调以海上军力及海上安全为主的传统海权观，向海上军力、海上安全与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并重的新的综合海权观转变。

四、解决争端、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在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处理中日双边关系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如何灵活贯彻“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成为现实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有争议的区域，撇开主权谈合作都是不现实的——国家间合作的目标在于谋求国家利益，而主权直接关系到利益的分配。同时也应该看到，主权理论在发展，主权的内容在变化。同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和日本，应当在国家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自己的的贡献。对中日两个大国来说，任何单赢的方案都是另一方不能接受的；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东海问题更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共同开发是世界上海域较大的国家认可和采用的一种功能性合作制度。一般来讲，争端海域的共同开发是划界之前的一种过渡安排，它不妨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和最后界限的划定，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放弃其权利或权利主张，也不意味着承认对方的权利主张。在过渡期内，共同开发活动不构成支持或否定任何一方对有关区域及其石油资源的权利或权利主张的基础，也不创设任何新的权利或扩大现有的权利。共同开发在有关国家优先利用争议区域资源的实用考虑与维持各自权利主张或立场之间建立了适当的平衡。从国际判例看，北海大陆架案判决指出，在重叠海域，可“通过共同开发的协议来解决”。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同样肯定了共同开发的方法。

共同开发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现实可行的争端解决方案。日本在东海有与韩国共同开发的实践与经验，中日也曾就东海共同开发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政治上，共同开发有助于维护东海地区的稳定，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只要日本不预设前提，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将共同开发作为一个议题，通过对话协商，双方完全可以把已有的陆地合作项目逐步拓展、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由易到难、分层次的展开。

从制度保障来看，中国政府早在1982年就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并于2001年1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该条例规定：“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企业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采活动。”“外国合作者可以将其应得的石油和购买的石油运往国外，也可以依法将其回收的投资、利润和其他收益汇往国外。”中外企业“都应当依法纳税”，“为执行石油合同所进口的设备和材料，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减税、免税，或者给予税收方面的其他优惠”。毋庸置疑，有此条例保证，只要中日经济界真诚合作，东海大陆架的开发就会取得双赢的结果。

五、中日东海合作的路径建构

中日两国都应当明确，双方要想摆脱对方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不现实的。只有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务实精神，加强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当前两国“政冷经凉”的现状才有望改善。

1、中日双边层面的能源合作

在能源合作问题上，中日两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互补，共同发展。当前，双方可以以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技术、石油运输线和石油战略储备、核电站建设等重大项目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先易后难,先主后次,分层次地拓展合作领域。

对于东海争议区域的能源合作与开发,中日两国政府的争议如图所示：

目前中日两国在共同开发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共同开发的范围和对象方面。日本方面强调要将“中间线”两侧，包括中国已经建成即将投产的春晓、天外天、断桥等四个油气田也拿出来进行共同开发。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东海划界应当遵循大陆架原则，中日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应该在冲绳海沟。所谓的“日中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中国并没有承认。但是为了避免争端，中国所建的油气田均在“中间线”西侧，这部分地区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因此，共同开发区域不包括中国正在开采的几个油气田。中国方面只同意对那些具有争议的、“中间线”东侧海域的油气资源进行共同开发。

目前,中国政府同日本的谈判就是坚持的这一方案。

2、中日多边层面的合作：构建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中日两国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推动亚洲的繁荣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地理上看，东北亚的中、日、韩、朝、蒙、俄6国是近邻，其中中、朝、俄、韩、日五国水路相通，中国成为联系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的纽带。这些特殊的地理因素无疑为建立以中、日、俄为核心并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一直都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总面积为472．2万平方公里的四大海区中，属于中国海区的面积有3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约有120万平方公里与8个邻国存在着争议。和平发展理论为中国实现积极推进与邻国的海上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和合作平台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只要双方、多方共同努力，公平合理地协商划定海洋管辖权界限，就一定能在合作中实现经济共赢，建立政治互信，提高合作层次。循序渐进地解决海洋争端。

令人可喜的是，围绕着东海油气田问题，中日双方于2004年10月、2005年5月、200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2006年3月、2006年5月和2006年7月举行了六轮东海问题磋商。双方确认了维护东海局势稳定的重要性，就各自共同开发方案坦诚交换了意见，认为尽管双方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六轮磋商是有益和务实的，今后将继续保持磋商进程。双方还就建立旨在应对东海不测事态的海上热线联络机制达成原则共识。双方代表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中日双方的真诚合作，能让东海变成“合作之海、友好之海”。相信经过双方艰难的谈判，两国之间定会达成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