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

第一篇：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

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是历史上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5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方式。1956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这几个“不动”，与他后来讲的“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把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1979年1月下旬，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又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尊重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1981年9月30日，经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就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统一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这九条方针是“一国两制”构想日趋成型的重要标志。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提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四个月后，他把“一个中国”的提法改为“一个国家”。又过了四个月，邓小平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为“一国两制”。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人士钟士元等，发表关于“一国两制”谈话。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

1、这一科学构想始于解决台湾问题（五六十年代），首先运用于解决港澳问题 2、1979年1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中国政府和平统一方针的确定）3、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勾画出“一国两制”基本内容）

4、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

第二篇：共产党宣言历史背景

《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写作目的：

《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欧洲主要国家已占居统治地位。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在进行，在德国也已开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导致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不断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 规模越来越大。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两次起义，提出了“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英国工人发起了以实现普选权为中心内容的 宪章运动，自1836年开始，持续了12年之久，吸引了成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年发动了大规 模的武装起义，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这些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却显示出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为马克 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从反面提出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迫切要求。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首先要从组织上把各国分散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其次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统一的工人运动提供行动纲领。

1846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一起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他们批判了当时误导工人运动的多种错误思想理论，如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 义、蒲鲁东的改良主义等等，引导工人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847年他们加人正义者同盟并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主要是由德国进步青年组 成的半秘密性组织，受魏特林主义的影响，奉行“人人皆兄弟”的口号。1847年6月，恩格斯出席了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将“正义者 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恩格斯还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草案——《共产 主义信条草案》。草案以问答形式写成，这是在当时易被接受的形式。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恩格斯在征求同盟盟员意见的基础上，对信条草案做了修改和补 充，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原理》仍采用问答形式，基本上保持了草案原来的结构，但内容上有很大丰富。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 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德国代表外，还有瑞士、波兰、英国的代表。大会经过深入的讨论，采纳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观点，决定公布一个“宣言”形式的“同盟”纲领，并把起草工作委托给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两稿 的基础上，根据大会通过的纲领原则，认为应当把党的纲领写成一篇充满战斗性的宣言，他们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以“叙述历史”的方式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 言》，1848年2月在伦敦付印，以单行本的形式用六种文字正式发表。《宣言》迄今已用200多种语言出版了1100多个版本，是全球公认的“传播最广的 社会政治文献”，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指南。

《宣言》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以及同资产阶级、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理论运用于工人革命运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的产物。

第三篇：抗日战争历史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背景

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而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趁火打劫，妄图吞霸中国。战争起因

慈禧太后与洋人之仇

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因与保守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的仇外情绪。义和团起事

义和拳，为山东省学习神功的拳民组织，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教会之用。后由外国所迫，派袁世凯到山东取缔，拳民逃到北京城外涿州各地。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

拳民到处杀害外国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联军进犯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外国列强多次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

１９００年４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５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５月２８日，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２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４００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２４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２０００余人。６月６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6月14日至18日，侵略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侵略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不幸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行凶被守军击毙。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天津为联军攻陷。

8月4日，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13日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次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扼杀了。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派兵四处攻城略地，扩大侵略。9月，俄军在侵占秦皇岛、山海关同时，集中庞大兵力，分五路对东北地区实行军事占领。10月中旬，德军统帅瓦德西率兵3万来华，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

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残遭杀戮。

1901年9月7日，弈匡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附：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影响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尤其在历史这方面，有些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直接的影响来看，八国联军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物，逼迫中国要战争赔款，还要中国开通口岸以便他们长时期的在经济上压榨中国……看圆明园和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掠到海外的国宝不知有多少。

但从间接的影响来讲，八国联军的侵占行径也同时惊醒了中国这个东方睡狮。让中国人知道了故步自封的危害，也让那些怀着天朝上国的思想的老顽固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中国必须向世界看齐。八国联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也让中国从此开始现代化进程，开始参与全球化。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被侵略，让中国理所当然站在正义的一方，在两次大战中不至于沦为世界所不齿的邪恶轴心国。对战统计 时间 1900年

地点 中国

结果 八国联军胜利，签订辛丑条约

参战方 义和团 对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

指挥官 慈禧太后 对方：爱德华〃西摩尔（英）阿尔佛雷德〃冯〃瓦德西（德）

兵力 义和团1500人 对方：50000人，50艘军舰

死伤 义和团1500人 对方：600人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八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当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正加紧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威胁清政府加紧出兵镇压义和团，一面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对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随后这支兵力达两万人的侵略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逼。在这危急关头，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侵略，反而任命奕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向侵略者乞和。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当晚日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日军进攻朝阳门，俄军进攻东便门，守城清军和义和团顽强抵抗。14日，英军攻破广渠门，俄、日等国的侵略军也相继入城，北京终于失陷，落入八国联军的手中。同日，慈禧太后接连五次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但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她便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一进北京城，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侵略军还到处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就开枪，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继对北京的疯狂洗劫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1月，侵华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抵达北京。此后侵略军增至10多万人，分路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省境内。沙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六路，侵占中国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

第四篇：反腐历史背景

反腐败的历史抉择

乔新生|文

当前中国执政党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反腐败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思维定势。这场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公开举报腐败现象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多，举报者不仅有体制外的普通公民，还有体制内的高层新闻记者（甚至出现了少数新闻记者为了邀功请赏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正气，腐败分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大老虎”的包装正在被迅速地剥去，从外围到核心的反腐败行动策略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新闻媒体已经在公开讨论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现在人们普遍关心下一个被连根拔起的腐败家族究竟是谁，“选择性执法”现象很难继续存在下去，公众都在等待下一个被扔下的“鞋子”。即使既得利益集团想要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一个反腐败的“止损点”，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反腐败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短时期内很难停下来。本届执政者“秋风扫落叶”的反腐败“霸气”，扫清了公众长期以来对执政的反腐败决心和信心的疑虑，公众正在积极地投入到反腐败的热潮之中，以自己的冷嘲热讽为反腐败营造火热的舆论环境。

第三，普通公民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胆量参与这场执政者发起的反腐倡廉运动。全国各地电视台举办的“电视问政”都有非常高的收视率，这说明公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仍然是执政者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它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王道”，展示了执政者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来势凶猛，暴露出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首先，反腐败的新气象不能掩盖中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缺陷。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起刑点”，只有贪污腐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被定罪量刑，这是中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最大制度缺陷。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化整为零”的腐败现象，就是因为中国《刑法》是一个纵容腐败的法律制度，而不是一个根治腐败的法律制度。当初设计《刑法》条款的时候，立法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日常的人情往来并没有加以禁止。但是，正是这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迁就和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程度的估计不足，使得《刑法》在反腐败问题上挂一漏万。或许是为了弥补《刑法》规定的不足，执政党颁布了一系列纪律处分规定，试图以党内的纪律性规范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现象。不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还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刑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错已经铸成。由于执政团队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普遍的请客送礼之风，因此，这些规定极大地挫伤了多数公务员的积极性。少数学者大胆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公务员辞职的风潮。现在一些新闻媒体已经公开讨论中央规定对于公务员士气的负面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言之凿凿，如果执政党继续强化党内纪律，禁止请客送礼，将会导致政府采购和集团消费迅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公务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明显。当整个执政团队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最高决策层一定会改弦更张，通过选择性执法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很可能会因为触及执政者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让人担忧的是，反腐败已经触及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问题。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些以低价购买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一些记者公开举报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如果这样的案件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生活中不断滋生的腐败案件，同时还要分出精力清理中国改革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石油、中国电力、中国金融、中国煤炭乃至中国其他许多领域的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领域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催生了庞大的腐败家族。

随着一个又一个贪官被送上法庭，人们担心的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管当今中国执政者如何向公众表达反腐败的决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大背景下，人们担心随时都会出现反腐败“急刹车”的现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常态。当“打老虎”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时候，轰轰烈烈反腐败的运动肯定会虎头蛇尾。

可以肯定的是，当今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执政者掀起的反腐败浪潮之中。这场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吐故纳新的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公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分水岭。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呼唤“青天大老爷”，传统的忠君思想正在让位于主权在民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沧海桑田的思想巨变。它不是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思想的延续，而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共鸣，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伦理变革的标志性事件。换句话说，今后执政者休想把自己打扮成万能的上帝，高高在上主宰人民。普通中国公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他们顶礼膜拜的“清官”被撕下画皮之后，居然如此不堪入目，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正在中国深入人心。

事实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反腐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成为执政者高举的政治道德旗帜，成为一个又一个刑事司法案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地“踩刹车”。其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如果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放水”，或者掩盖真相，那么，公民除了对执政者反腐败行动彻底失望之外，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联合抵制。

中国当前反腐败的“司机”已经不是少数执政者，而是不断觉醒的普通公民。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之中，他们不仅睁大眼睛考察执政者反腐败的策略和勇气，同时也在不断测试执政者反腐败的政治力量。假如执政者首鼠两端，患得患失，那么，这场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描述的“托克维尔式的悲剧”。反过来，如果执政者顺时而动，顺应时代的潮流，借助于反腐败所激发的强大社会热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选举民主过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中国的政治清明指日可待。

执政者应当意识到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应当充分做好准备，警惕腐败集团铤而走险。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普通公民的聪明才智，以制度上的反腐败逐渐地取代政策上和运动性的反腐败，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让公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让执政者坐享反腐败所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执政者加快民主发展的步伐，大胆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贪官污吏将会没有藏身之地，那些作奸犯科的腐败分子要想继续掌握权力，就必须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五篇：一国两制读后感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读后感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谈话。今日再次读起这篇谈话，依然感慨万千，不禁赞叹当时伟人们的思想与远见。再看看今天这一国两制的成果，倍感中国领导人的睿智。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一国”是“两制”前提。认同“一国两制”首先必须认同“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国家的主体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的开篇，邓小平同志一连讲了好几个“不变”，充分的来论证了“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这样说到：“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并且他还说过“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特别是这后一句话的意思，身为后辈的我们现在看来，这正是智者的眼光。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又提到了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出路，既不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也不是“‘三民主义’吞掉大陆”，邓小平同志给出的答案是：“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改变了形象。而香港过去的繁荣，也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做出来的。因此采取“港人治港”，就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所谓的爱国者，就是能够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是爱国者，我们深信他们能够维持乃至超越香港如今的繁荣。

现在香港、澳门早已解决。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并没有如回归前外国人说的那样：香港的经济会垮掉。恰恰相反，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在回归后更加繁荣发展，香港成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中心，甚至覆盖整个西南地区，引领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些事实充分的证明了，“一国两制”是正确的并成功地解决了港澳问题。这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也是我们参考的凭依。我想台湾同胞们看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实践，应该对他们产生了更积极的影响，越来越

多的人认可了“一国两制”这一决策。

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的国情，大胆的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的解决了我国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争议问题提供重要借鉴。“一国两制”给中华民族和平做出伟大贡献，实现我们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我们在感慨伟人们的思想的同时，自己也应该勤于思考。中国的未来将会属于我们，因此我们要更努力的丰富自己，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