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第一篇：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中国的垄断现状

人们对垄断的认识由来已久,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较早对垄断作出定义的有欧文费雪,他把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商品和要素的价格都具有一个自然的平均水平,而垄断者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由此可见,垄断是一种与自由竞争相对的概念,形容企业对市场的独占状态,从而可以对市场进行排他性的控制以及凭借其资源,技术或政策优势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垄断市场供给与市场价格,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状态和行为”现代经济学家根据垄断形成原因的不同,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三种类型“。

经济垄断是指企业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形成几家企业共同控制市场的一种状态。以中国的饮料行业为例，在目前的碳酸饮料市场，基本上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二者竞争的格局，而在茶饮料市场上，“康师傅”一家的份额就已接近50%，再加上“统一”，两者的份额在一、二线城市基本上占据了 80%，其他品牌则市场份额很小。

自然垄断是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原因而形成。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电信、电力、航空、石油、邮政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自然垄断市场开放并不充分。而且，中国目前虽然对一些垄断行业进行了拆分重组，并且引入了一些民营资本，但在这些市场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最为明显的要数我国的石油行业。

行政垄断大体上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态，即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导致了垄断的行为;地方政府分割地域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的垄断市场结构的行为;以及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在内的特定行业的主管部门及其经营者滥用其法定的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渗透在许多行业。中国行政垄断表现最充分的行业是烟草行业及食盐行业，这两个行业均是国家专营，按计划统购统销，行政因素最强。银行业也是行政垄断因素比较明显的行业，而在石油行业，行政垄断也十分显著。行政垄断是我国经济转型不完善的产物，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更应成为中国反垄断的主要任务。

二．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形成

1.传统体制惯势导致行政垄断高收入

我国的垄断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具体体现为中央集权的传统以及经济体系中的政企不分”由于行政垄断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或为了取得更多的收益,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对市场进行影响“第一是在垄断行业中阻碍其他经济成份进入,限制市场竞争”如民航石油和石化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被视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因而长期以来都由独家垄断经营,这些行业凭借政府所属部门的垄断权力,阻碍其他企业的进入,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以获得该行业全部的利润“二是通过制定高价以获得高额利润”由于我国的垄断多为行政性垄断,行政垄断的特点之一便是政企不分,垄断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国有成份,当垄断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时,政府也同样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当垄断企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制定高价时,政府为维护政府利益也会对这种行为进行默许，任由垄断企业将过高的成本转稼到消费者身上“同时,垄断企业还存在着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享使这种不合理收费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使得垄断企业一直维持着高额利润”。三是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垄断企业收入的增长“由于我国行政垄断行业通常是关系着国计民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或起着重要作用的行业,因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重视这些行业的发展,并在各个时期给这些行业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帮助这些行业更好的发展,因而使得这些垄断企业通常具有其他企业没有的特权”同时,垄断企业的国有成份使得政府也分享到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从而政府拥有了更积极地制定倾斜政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在资源，市场和政策等多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优势,使得其他企业更加难以进入该行业,进而形成更高的行业壁垒,垄断企业得以长期维持垄断地位,利用优惠政策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按一定比例以工资，福利等形式发放给职工，便形成了垄断职工的高收入。2.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模式导致高收入

垄断企业职工高于非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首先,垄断企业将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在向国家缴纳税费后,会按照一定比例在职工福利基金!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等方面进行分配”这样,在分配比例稳定的情况下,职工收入的多少便取决于企业税后利润的多少“垄断企业由于在资源，市场和政策等方面拥有很多的优势,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因而在分配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垄断企业职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次,垄断企业给职工的收入分配比例通常较高“在垄断行业中,仅存在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企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垄断行业中的垄断企业通常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国家是企业的所有人,而企业的管理人则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他们同样属于企业的职工”垄断企业取得收益后交由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控制!分配“在不存在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考虑到自身利益,管理层会倾向于将利润更多地分配给职工”。而竞争性行业并没有这样的优势“尽管竞争性行业的管理层也倾向于多分配利润给职工,但由于竞争性行业没有超额利润,同时还要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压力,不得不尽量降低劳务成本(即工资)以求使企业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因而提高职工收入分配比例的愿望难以实现“。再次,垄断企业的非工资收入较高”非工资收入是指职工在工资总额以外从本企业内及企业外得到的各种现金和实物“垄断企业在工资之外,还经常利用垄断优势为职工提供垄断福利”如现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会让普通职工每年享受两张甚至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即使垄断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其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替代品,因而可通过提高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垄断福利并未减少”垄断行业的这种非工资福利使得垄断企业职工在正常工资外的收入仍远远大于非垄断企业职工。

三．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垄断使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的垄断形式大多是行政权力介入的行政垄断,因而我国的垄断行业也多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垄断企业,它们或者可以垄断某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者可以垄断经营范围,或者可以垄断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各种形式的垄断企业都可以获得的垄断利润”同时,由于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与政府结合的紧密程度,使得这些垄断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受到国家或政策的保护“同竞争性行业相比,它们可以承担较少的风险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使得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有了更高的增长幅度。如金融保险业，烟草业，邮电通信业等”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及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收入的差异,实际收入的差异还将相差更多“在形成现有差距的情况下,即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以相同比例的增长速度增长,由于收入的基础不同,绝对收入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46,这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0.45的红色警界线,收入差距过大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差距进一步扩大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2.垄断加剧社会不公平

垄断企业通常能够享受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其职工的收入也远高于竞争性待业开的职工收入”垄断行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优先服务于自己,给予职工丰厚的垄断福利,使社会公平难以实现“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与他所处的行业有很大关系”如果两个学历，能力,工作经验等各方面条件都相近的人,分别处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收入可能相差很大“这种收入不平衡的情况如果过多,将引起低收入者心理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不安定。3.垄断形成寻租与腐败

我国的垄断多是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行政垄断,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分享企业的利润”政府拥有的权力使得垄断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采取贿赂等形式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对某一领域或行业的垄断,即采取所谓的寻租活动。与寻租同时产生的就是腐败“垄断企业进行寻租,使政府及政府官员可以得到经济上或其他各方面好处,从而利用其拥有的权力与垄断企业进行/权钱交易,进而形成腐败”。寻租与腐败的不断蔓延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得垄断行业得以维持其垄断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四．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建议

1.反对行政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 2008 年实行的《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行为进行了禁止，表明了反行政垄断的决心，但是关于行政垄断的处置问题，反垄断法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处置方式。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个规定与 1993 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一样的，这种规定同样也像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一样缺乏约束。因为上下级之间往往是利益的共同体，不能进行有效监管。要想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应该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机构。2.将竞争引入自然垄断性行业

对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应当科学地划分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针对竞争性业务，应当引入竞争，放松进入规制，打破行政垄断;针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则视情况或者允许一家企业独家经营，但要对其进行价格等的管制，或者可能的话，引入几个竞争者，构造一个寡头的市场结构，以使其相互竞争。另外，应当使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业务和非垄断业务由不同的市场竞争主体来经营，这样才能真正保持市场的竞争性。3.继续完善《反垄断法》

中国的《反垄断法》总的来说仍是一部比较粗线条的法律，缺少细化实施细则;并且目前我国反垄断的执法是由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工商局三部门来负责，而依照反垄断法建立的反垄断委员会没有执法权。没有统一的执法机构，容易造成执法范围的重叠与盲角以及责任划分不清。要推进我国的反垄断实践，就要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及相关制度，要建立独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部门，保证执法;也要建立反垄断案件的公示制度，使反垄断信息透明化，避免政府的 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

第二篇：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摘要]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行政垄断、所有者缺位、政府监管不力是导致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因而，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也应从这三方面入手。但在较长时期内，想通过破除行政垄断、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这两个途径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改革政府监管才是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现实选择。

（中经评论·北京）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因此，研究如何规制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政府监管的可行性问题

（一）有效破除行政垄断短期内不可行

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制垄断相联系，消除行政垄断意味着国有资本要放弃对相关领域的控制，而交通、通信、金融、石油、石化等行业均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我国不能因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放弃对这些领域的控制。2006年底，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控制的主要领域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而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的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意见》中明确认定的国有资本要重点控制的行业。因此，较长时期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问题是不现实的，要想通过消除行政垄断来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内很难有效解决

“所有者缺位”是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多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改革探索有许多，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所有者缺位”问题在短时期内也无法有效解决。

行政垄断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无法解决，那么，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只能从监管方面人手。通过政府监管改革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应是：放松管制与强化管制相结合，同时还要加强立法配合。

二、放松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某些业务领域的管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放松管制和激励性规制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在实践中，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开始对电信、运输、金融、能源等产业实行放松规制的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管制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当前不可能完全将这些垄断行业由限制进入改为自由进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价格规制，但可以适度引入竞争，适度放松价格管制。具体来讲，对垄断行业实际放松管制，可根据垄断行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科学界定自然垄断的边界，放开非自然垄断业务

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是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有自然垄断性质。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总是既有自然垄断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业务。对垄断性业务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管制；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则应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以取得竞争活力，政府应放松管制。在我国当前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体制中，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仍被捆绑在一起，由国有垄断企业垄断经营，长期的行政垄断局面导致缺乏竞争，结果这类企业普遍存在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另外，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这些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可获得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而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是这些行业工资水平、福利水平长期处于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行业的企业在内部分配过程中，也不讲求分配效率。因此，要想改变这类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可适度引入竞争。通过分离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自然垄断性业务仍实行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强化管制，而非垄断性业务则实行竞争性经营，放松乃至完全解除管制，引入竞争。一旦引入竞争，从事这些业务的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自然会自发强化成本约束，自发提高企业内部的分配效率，这些领域的高收入、高福利、内部分配无效率等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实施产权变革

产权变革实际上是放松管制、提高垄断行业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产权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将非国有产权

主动引入国有企业，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对垄断性国有企业而言，增强非国有产权在国有垄断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相关企业过去国有产权一股独大时的高工资与高福利问题。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产权变革可以采取以下多种方式：一是允许非公有资本平等地进入竞争性业务，或不受限制地参与垄断性业务的经营权竞争，使参与这些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在产权性质上实现多样化；二是出售国有资产，对现有的国有垄断企业进行存量部分的股份化改造，使其成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采用这类产权变革方式后，必然会增加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而竞争一旦形成，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

三、强化管制

放松管制途径只适用于少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垄断行业与它们的某些业务领域，而要想在行政垄断一时无法破除、“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时期内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较有效地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还需要依靠强化政府管制途径。强化政府管制可从价格、工资、成本等多方面来实现。

（一）加强对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管制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能将高工资、高福利所产生的成本通过高定价途径转嫁给消费者。这一结果与我国政府实施价格规制时所采用的价格规制模型不当有关。价格规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投资回报率管制。这一模式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价格使被管制企业只能得到公平的投资回报率。二是价格上限管制模式。这一模型一方面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不断增加，消费者从中受益，对信息收集的要求相对较低，监测成本也较低；另一方面也使价格水平规制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如果一个价格控制期太短，被管制企业可能致力于寻租活动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现行的垄断行业价格规制实践中，政府基本上采用的就是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式。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往往只能默认企业的实际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的制定以企业个别成本为基础，有明显的成本加成性质。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但缺乏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也为企业提高员工收入转嫁成本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应尽快用价格上限规制等高强度激励规制模式代替日前普遍使用的投资回报率模式。这

既有利于解决目前规制机构面临的价格规制失效问题，也有利于规范垄断行业收入。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审计监督

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垄断企业将国有利润转移为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垄断行业经营的资产多属国有资产，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垄断行业将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成本转移给政府或社会，政府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审计监督。在具体实施审计监督时，不仅要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还要对垄断行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进行重点审计，对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应提高垄断行业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力度，使垄断行业利润、亏损和员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三）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直接管制

一是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该制度能有效指导和规范垄断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严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除发布传统的地区性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外，更重要的是发布行业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严控其工资快速增长。二是要建立工资双重控制制度。该制度就是改变过去单纯控制工资总额为既控制工资水平也控制工资总额的制度，也就是根据垄断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套算其工资总额，并对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进行控制。三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的监控。垄断行业高管高薪酬也是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垄断国企高管的高年薪已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的监控。在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时，要注意不能比照国外相关企业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的国情，我们不能过分追求高薪酬的激励效应，而忽视了其带给社会的严重的负效应。

四、加强立法

政府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力度还必须尽快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强调依法监管。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政府在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过程中，再也不能走过去过分强调人治的老路，而应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走法治之路。当前，我国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许多问题。为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在立法方面应做以下工作：

（一）完善《反垄断法》

从长远角度出发，我国要修改《反垄断法》，去除对垄断行业进行保护的条款，解除行政垄断壁垒，为这些行业的自由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当然，由于政府产业战略的需要，短期内这可能很难做到；从短期看，在不违背政府产业战略实施的情况下，可通过修改《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来规范垄断行业的行为。如，明晰对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独立机构；明晰垄断行业范围；界定垄断业务与非垄断业务。

（二）完善垄断行业部门立法

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自然垄断的改革，首先就是立法，先立规矩再操作，这些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英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相继制定了《电信法》、《电力法》和《自来水法》等。这些部门立法不但确立了自然垄断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而且还明确了政府规制机构的权限和规制程序等，使政府规制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我国在实施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注重事前进行部门立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垄断行业的改革沿着市场机制的轨道向前发展，避免走上人治的老路。

（经济纵横，华中师范大学，潘胜文）

第三篇：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关键词】 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

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笔者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参考文献】

[1] 贾康：论居民收入分配中政府维护公正、兼顾均平的分类调节[J].地方财政研究，2007.[2] 周彩亚：影响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因素分析与税收政策选择[J].新西部，2007

（11）.[3] 马佳、赵桂芝：提高税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调控效应的对策[J].辽宁经济统计，2008

（3）.[4] 罗贤栋：我国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J].财会研究，2008（3）.[5] 巫颐凯、靖平、龚长林：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完善与税收政策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8（4）.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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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五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