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司法鉴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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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也谈司法鉴定改革

内容提要:司法鉴定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点,改革须实行“大手术”。应将鉴定机构全部成为社会服务性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实行严格的鉴定人资格考试考核制度,明确鉴定是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鉴定人应当保持中立,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应当增强控辩双方参与鉴定的权利,双方均可以聘请“专家顾问”当庭质询鉴定人;法官采信鉴定结论必须充分说明理由等。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

关键词:司法鉴定,鉴定人,中立性,出庭作证

一、基本理论问题

(一)司法鉴定的概念

关于司法鉴定的含义,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鉴定就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注解1]还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注解2]另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的专门性问题,经当事人的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注解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是指诉讼中人民法院依其职权,或应人民检察院或被告人的请求,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委派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的人,对案件涉及的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别、判断的诉讼活动。”这一定义包含下列内容:

1、表明鉴定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法院手里;

2、鉴定人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能够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作出科学、权威的结论或提供分析意见的人。[注解4]

前两种概念连司法鉴定启动的决定权在哪个机关手里都没有指出,过于原则笼统;第三种概念仅仅是说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也没有具体点明;第四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就是明确指出了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只属法院独家所有。

要考察司法鉴定的内涵,不能将其仅作为一种侦查技术手段,而应当从司法理念入手进行探究。司法者,应该是居于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上运用法律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解决诉讼争议的活动。即司法必须具备一种超然性、被动性、中立性,才能保证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那么,司法鉴定也必须体现司法的这一特点,否则,只能称之为“技术鉴定”。

司法鉴定概念的混乱只是表层现象,根源于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缺陷。首先,现阶段在我国关于“司法机关”的内涵和外延就颇有争议,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本身;而广义的司法机关还包括了起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即将刑事诉讼中的控方也列入了司法机关。笔者认为,广义的司法机关显然违背了司法本身的特有属性,起诉机关和侦查机关属于控方,代表国家执行公诉职能,不可能具备超然性、被动性和中立性,所以,这种广义概念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鉴定,乃使有特别知识经验者,就某事项陈述其判断之意见,亦证据方法之一种。任鉴定之职务者,有为自然人,有为机关。其性质基本与证人相似,我刑事诉讼法虽不采取英美法之例,认鉴定人为专家证人,但依第197条之规定,除本节有特别规定外,亦准用前节关于证人之规定。证人与鉴定人均系协助法院认定事实之第三人,从其为人的证据方法,固具有共通性;但其协助法院认定何部分之事实,二者则不相同。唯证人,系报告其自己体验所得,可为推理基础之资料;而鉴定人,则系报告判断过程中应适用之法则或其如何运用。故证人,系提供法院所缺乏之经验,而协助法院获得可为推理要证事实之基础资料;而鉴定人,系依其学识经验,报告特别法则之人,以提供法院所缺乏之法则的知识,协助其为资料价值之判断。”[注解5]

(二)司法鉴定的性质

关于司法鉴定的性质,有学者作出如下归纳:

(1)准司法性。所谓准司法性,是指司法鉴定活动具有下列特点:其

一、现有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是由公、检、法、司、安等政法部门批准设立的,上述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其

二、从司法鉴定的启动上看,现行的司法鉴定主要是由政法部门指定或委派;其

三、从司法鉴定的程序上讲,它不同于市场行为。不能因个人意愿随时启动和实施,而是按照司法机关的规定开展工作,严格遵循合法性的原则。

(2)中立性。主要指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相对的超脱性,不能直接隶属于利害关系部门(如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这也是实现司法公证的基本保证之一。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具有终结性、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消极性、个别性、专属性等特征。

(3)客观性。是要求司法鉴定结论必须客观真实。司法鉴定是科学技术与法律规则的结合,因此具有双重属性,既要遵守法定原则、程序,又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注解6]

也有学者认为,司法鉴定应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鉴定程序必须严格遵照诉讼法的规定,鉴定只能在诉讼过程中提起并由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决定和指聘;(2)鉴定对象(或客体)仅限于案件中经过法律确认的某些专门性问题;(3)鉴定主体必须是具有鉴定人资格的自然人,而不是鉴定组织或业务部门;(4)鉴定活动的性质属于以科技手段核实证据的诉讼活动;(5)鉴定结论为法定证据之一。[注解7]

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司法鉴定的性质。如前所述,司法鉴定不应成为一种控方采用的侦查技术手段,而应将其定位为法院或曰法官[注解8]依法委托的一种取证和验证措施。鉴定结论只是一种有待当庭质证的证据,而非最后的结论或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鉴定结论只是结论的一种,其证明力同样要接受裁判者的判断。原因在于:首先,事实认定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只能由依据宪法享有司法权的主体作出,而鉴定人并非合法的司法权主体;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科技含量较高的鉴定结论也面临挑战,并非无懈可击;再次,鉴定结论往往只涉及案件的一部分内容,而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大量其他形式的证据;最后,鉴定结论是一种意见证据,其中加入了鉴定人的主观判断,很可能由于鉴定结论的主观因素而使鉴定结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注解9]

二、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缺陷

(一)关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

司法鉴定制度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的启动制度、实施制度、采信制度、鉴定程序等。诉讼制度、证据制度、鉴定制度三者紧密相关,构成一种层次性的结构关系。鉴定制度是由证据制度、诉讼制度决定的,是服从和服务于它们,并受其制约的。因此,鉴定制度的改革也必须随着后二者的改革同步进行。

西方学者认为,鉴定的启动程序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在启动程序的最大特点是控辩双方的严重不对等性,控方可以完全操纵鉴定结论,而辩方则没有任何启动鉴定的权利,只有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作为侦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表明侦查机关有权启动司法鉴定;检察机关机关同样具有这种权力,进入审判阶段,法院还有进行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力。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公正、控辩平衡的原则。造成的后果是-其

一、侦控机关的权力过大,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其

二、辩方程序参与权利太小,有损程序公正;其

三、重复鉴定,诉讼效率低下。因此,改革现行鉴定体制,提高辩方的启动能力已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有学者提出了“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以当事人主义为补充”的目标模式。[注解10]

(二)关于司法鉴定的主体

1、鉴定人的选任

鉴定人在诉讼中究竟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将鉴定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但同时又存在很多问题。司法鉴定的主体究竟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呢?目前,我国的鉴定人选任、机制十分混乱,机构庞杂,重复设置。

现阶段鉴定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1)人员数量虽然多,但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完全符合鉴定人条件的比例较小;

(2)多数鉴定人没有鉴定资格证书,没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专业技术职称过低;

(3)对于鉴定人缺乏统一管理和监督机制。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一般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司法职能,鉴定活动也被看作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在德国,鉴定人被称为“事实发现上的当然辅助者”。因此,如同法官必须具备法定条件一样,鉴定人也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考试。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专业分别登记造册,注明各自的教育程度、学术成果、专业履历等内容,以供法官根据需要从中遴选。

2、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

目前,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科学合理。独立鉴定权得不到保障,人身受保护权因不出庭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出庭作证的义务、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等也被忽视。鉴定人几乎都不出庭接受质证,更不公开鉴定过程,只是由法院宣读鉴定结论,极易产生“暗箱操作”。根据世界各国通行的惯例,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接受质证。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源于司法体制的弊端。

鉴定人作为在某一领域内的专家,研究专门问题,并接受司法委托,理应对自己的鉴定结论负责。而且,还应公开鉴定的全部过程和细节,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监督和质证。需要明确的是,鉴定乃个人行为,而非集体行为。即使是法人作为鉴定人,但其内部人员的选任亦须经过法院批准,并由具体鉴定人亲自鉴定后签名并出庭作证。鉴定人产生的混乱性,表明我国现阶段还远未形成鉴定人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三)在鉴定行业管理方面

司法鉴定涉及多个方面,比较复杂,国家应当进行统一管理。我国现阶段是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方式,不利于全面性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司法鉴定制度本身的完善与发展。

国外有些鉴定机构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前世界知名的鉴定机构如下:

1、鉴识科学(forensicsciences),亦称“刑事科学”。美国鉴识科学学会(AmericanAcademyofForansicSciences),是现今最权威的鉴识机构,FBI为联邦调查局,隶属于司法部。首任局长胡佛设立了鉴识实验室。英国鉴识科学学会也是世界公认的权威鉴定机构之一,拥有《司法科学》期刊,内政部设鉴定中心(FSS)。

2、德国的鉴定机关则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套系统。日本在警视厅下设立科学警察研究所,称鉴定学为“裁判科学”或“法科学”。台湾则称为“刑事鉴定”或“刑事鉴识”,其鉴定中心设于内政部警政暑。

3、除英美德日等国外,奥地利、芬兰、法国、荷兰、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也在此方面实力颇强。以色列设“国家警察局鉴识科学部”,澳大利亚设“政府分析实验室”,新西兰设“环境科学研究中心鉴识部”。在维也纳还设有“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计划专属实验室”。[注解11]

(四)在其它方面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规定均比较原则笼统,不够具体详尽,加之,又没有相配套的法规,所以,与现代法治要求极不适应。在鉴定立法、鉴定对象、鉴定标准、鉴定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不少急需改革之处。

三、司法鉴定的改革方向

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错案,并非适用法律不当所致,而是认定事实有误,主要是证据的问题。其根源于计划经济所致,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形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效率低下,甚至于钱、权决定了鉴定的结论。立法之欠缺也是重要原因。

司法改革以公正、效率为核心,司法公开为重点。在研究司法鉴定改革时,必然要面临价值追求的问题,兼顾公正和效率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关系案件的正确认定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也系关法律适用是否及时和社会资源对诉讼的投入问题,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注解12]

我国的司法体制类似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内部关于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和鉴定人选任权又有不同模式。有学者归纳为三种模式,即法德模式、意大利模式和俄罗斯模式。[注解13]

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国家实行的“限权的平等模式”,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实行“放权的平等模式”,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是控辩双方不平等的模式。前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均掌握在法官手中,而区别在于:“限权的平等模式”是通过严格限制控辩双方的权利,使双方都没有特殊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基本对等:“放权的平等模式”是通过使双方同样享有相当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基本对等,如控辩双方均有权聘请自己的技术顾问参与鉴定工作等。而俄罗斯模式是一种控辩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平等的模式,即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不但掌握在法院手中,而且也掌握在控方手中,而且,侦查和起诉机关在诉讼程序上还先于法院,导致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严重失衡。我国现行的鉴定模式即属于这一种。

有鉴于此,我国的司法鉴定模式的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宜采取“限权式改革”,即严格限制控方-侦查、起诉机关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辩方的权利,使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相对平衡。即将鉴定的启动权和鉴定人的选任权统归于法院,控辩双方只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申请、建议的权利。同时,还应转变一种观念,即鉴定并非一种侦查手段,而是一种取证、验证手段,否则,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是难以通行的。

有学者具体提出了司法鉴定改革的“四步曲”:

1、应是与改造中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相适应,将司法鉴定事项的决定权一律赋予法院形式,而不再由“公、检、法三机关”各自独立享有;

2、建立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和登记注册制度;

3、全面实施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4、适应对抗式诉讼的基本要求,赋予当事人一定的自行委任鉴定人的权利。[注解14]

笔者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必须“动大手术”,进行全面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其一、将“公、检、法”机关与其内部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全部脱钩,使鉴定机构完全成为社会服务性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宏观业务管理。

其二、将司法鉴定的启动权统一归于法院,由法院决定是否委托、聘请鉴定人。在诉讼中可采取“一事二躬”,即聘请两个以上的鉴定人分别进行鉴定;法官对鉴定结论必须充分说明理由,而不是简单采信。

其三、实行“资格型”鉴定人制度,实行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对有鉴定资格的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实行统一管理。

其四、强化控辩双方对鉴定活动的参与权。控辩双方拥有请求鉴定权,并可以聘请自己的专家顾问当庭质询鉴定人。还有对鉴定程序表示置疑的权利,参与鉴定过程的权利,及时获知鉴定结论的权利等。

其五、实行鉴定人个人负责制,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及获得报酬权等。同样,鉴定人应承担拒绝鉴定的责任、超期鉴定的责任、错误鉴定的责任、拒绝出庭作证的责任等。

其六、应当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和规则。如:明确鉴定期限,完善鉴定人回避制度,确立非法鉴定无效规则等。

注解:

1、巫宇生编:《证据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2、金光正主编:《司法鉴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3、邹明理主编:《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参见张玉镶:《对司法鉴定学几个概念的再思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3期。

5、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05页。

6、霍宪丹:《关于司法鉴定工作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1年4月版。

7、参见邹明理:《司法鉴定》(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8、从我国现行的法官制度考察,法官与法院的关系也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法院不能独立,法官更不可能独立,法官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一种行政隶属关系,法官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法官要服从法律,更要服从法院,当法院的长官意志与法律精神相矛盾时,大多数法官为了保全自身的前途命运只得舍弃法律而屈从法院(长官意志)。

9、汪建成、孙远:《刑事鉴定结论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10、樊崇义、陈永生:《论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司法鉴定研究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以下。

11、参见骆宜安主编:《警察百科全书—刑事鉴识》,(台)中央警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参见刘之雄、唐金波:《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之构想》,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3、汪建成、孙远:《刑事鉴定结论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14、陈瑞华:《司法鉴定改革的主要课题》,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五卷),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

第二篇:大学生思想汇报:也谈个人所得税改革

敬爱的党组织: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后的个税起征点可望从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且现行的九级税率也可能作出相应调整,减少税率档次扩大级差,从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个税改革可以使中低收入群体将受益,进一步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众所周知,“十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现象日趋严重,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多年来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长,也高于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当前,对个人收入起调节作用的个税改革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将被纳入免税范围,有利于为中低收入者降低税负。***总理日前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这条措施出来以后,会使整个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受益,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我以为是最直接也是最简便的方法。这是政府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当前大幅度地提高个税免征额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尽管目前工薪族所纳个税占个税总收入的比例较大,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个税免征额,有可能会使工薪族因少纳税而致财政减收,但也应该看到,工薪阶层的税负减轻了,消费能力就会随之增强,工业品、农产品市场需求就会相对旺盛,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工农业生产,一些生产和销售企业就会因此而创造更多的税收,最终将会弥补、甚至超过因个税免征额上调而带来的减收。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着手开始找工作的事宜,届时我们也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因此,个税改革与我们之间也是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的整体实力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此次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表明了政府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的决心。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民生问题”是代表委员们谈论最多的主题,***主席也一直强调,“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代表委员谈物价,话民生,聊幸福,无不希望政府能够给老百姓以实惠。而要想老百姓幸福,首先就得让利于民,真金白银,不打折扣。虽然发展过程中,我们正在或者即将面临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始终把人民冷暖幸福装在心间的政府,我们相信,一切困难都是纸老虎。

通过学习此次两会,我看到了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的决心和能力,更坚定了我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的决心。身为一名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学好本专业,还应该花更多的精力了解国家大事,更要始终坚定不移的学习党的规章政策,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请组织继续考验我。

汇报人:好范文

第三篇:司法鉴定改革之我见

摘 要:“司法鉴定”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司法鉴定应当在审判活动中由法庭启动;侦查机关的刑事技术鉴定属于侦查措施——只能从广义上理解成司法鉴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建议通过立法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并建立“三级鉴定” 制和“存疑举证”制。

关键词:司法,鉴定,改革

2000年司法部颁布《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机构一律要到各地司法行政机构审查、登记,“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各地在理解执行中,产生一些分歧,有的地方还行文把公安、检察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统一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引起了一些误解和**。由此引起社会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更深入思考,使关于司法鉴定改革的讨论更趋热烈,这场讨论延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根据自己多年工作和学习体会,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我国司法鉴定存在问题之归纳

关于我国现阶段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综合各地讨论所列举,大致归纳有如下几点:

1、司法鉴定机构多元化,没有形成具有相对公信力的体系,既导致管理不统一,也造成案件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诉讼成本。

目前我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普遍认为有四类:一是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三是卫生部门设立的卫生、医疗鉴定机构;四是面向社会市场的其他鉴定机构,比如会计事务所等。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鉴定机构重复、繁多,权威性下降;一个案件可能要经过几家鉴定,结论不尽相同,既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导致相互扯皮,影响诉讼效率。

2、我国司法鉴定基本上实行鉴定权主义,即将鉴定权授予特定的机构,司法机关一般只承认有权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对于该机构中鉴定人的资格不予过问。从而形成鉴定人资格、水平的参差不齐和鉴定人资格的混乱。常常是鉴定机构之外的专家没有资格鉴定,而鉴定机构内无论谁做鉴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许多错误的鉴定结论就是因鉴定人欠缺必要的专业知识造成的。鉴定人资格的混乱直接影响鉴定的科学性。

3、司法鉴定体制不顺,有权机关各自为政,司法鉴定运行混乱无序。

司法部2000年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并于200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方可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任何单位不得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履行对司法鉴定机构实施检验、行政处罚等职责。”[!--empirenews.page--]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16日发布并实行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立分支机构。”而且明确:“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 继而法院进一步推行 “鉴定人名册制”,要求社会鉴定机构到各地中级以上法院登记,经法院审查合格方可列入名册。凡未被列入名册的,法院不承认其鉴定资格。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司法部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

4、认为公、检、法部门内设鉴定机构与侦查、审判工作 “一锅煮”,使得鉴定与侦查、审判职能难以区分,无法保证客观公正。特别提到公安机关“侦鉴一体”,尤其是基层侦破任务重,办案人员少,办案人员往往集犯罪侦查与鉴定于一身,鉴定难免受侦查的干扰,带有主观色彩,导致鉴定结论偏颇。检察院系统从1991年开始筹划省、地、县三级技术点;法院系统近几年也开始设立技术鉴定机构,都一味追求设置完整的四级技术鉴定体制,“良莠不分、参差不齐”,而且同样属于司法机关与鉴定机关合一,容易干预鉴定。

5、现行鉴定立法滞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虽在三大诉讼法中均有涉及(总共七条),但过于原则,操作性差,不能适应法治需要。后来各部门有一些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定出台,但权威性不高、适用范围受局限,甚至各行其是、互相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讲,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是司法鉴定现存诸多问题的根源。

纵观以上所列,我发现,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争论的最主要焦点是体制问题: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司法鉴定管理同律师管理并列,从资格审查、机构的建立与撤销、制度建设、年审乃至于培训都统统管起来。法院系统则有人主张由人民法院“主导司法鉴定”,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一个从事司法鉴定资格的登记手续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法院 “最有资格对他们进行审查”,不仅主张“人民法院应该有鉴定权”,而且“司法鉴定的改革,应该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进行”,这是法院大一统思想。(见“中国司法鉴定网”2003/11/1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经伟:《走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鉴定道路》)公安机关也强烈抵制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的司法鉴定体制,认为:“刑事技术是公安工作的重要侦查破案手段,也是支持刑事诉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那种要把刑事技术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组建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主张,既不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又脱离客观实际情况,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悖论。”(引自“第三届全国刑事科学技术学术研讨会”通讯2004/06/20)检察院系统正在加紧组建自己独立的司法鉴定四级体系,并积极扩大宣传舆论,分享一席之地;各个研究院所、高校学者主张司法鉴定脱离司法系统,独立存在于社会,体现公正。应当如何办,各说其道,莫衷一是。

二、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鉴定的内涵[!--empirenews.page--] 我认为,当前对司法鉴定的解释有广义、狭义两种。在一般的教科书中所定义的司法鉴定,通常指广义的概念。如《法学词典》的定义:“根据侦查、审判的需要,运用刑事科学技术或其他专门知识对案件的有关事实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2002年12月征求意见稿)中也是从广义上界定司法鉴定:“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结论的活动。”

而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把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是典型的狭义司法鉴定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规定》的人解释,认定司法鉴定有三个要件:1.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2.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3.鉴定对象须是诉讼中涉及到的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全国法院司法鉴定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司法鉴定是应案件审理需要而启动,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不是司法机关因核实、审理案件需要而作出的任何鉴定,都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人特指受法院委托或指派对案件中专门性问[1][2][3]下一页 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些人在没有接受法院委托或指派、从事各行业的工作时则不能以司法鉴定人称谓。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突出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指派或委托),即司法鉴定由启动人民法院决定,显然这里指狭义的司法鉴定,通常发生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因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当然也包括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提取、鉴别、检验等,是公安机关的职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监狱管辖),不须经法院启动或批准;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鉴定 ——形事技术鉴定,是在侦查阶段而不是在案件审理阶段发生,不须人民法院指派或委托鉴定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解释,不属司法鉴定之列。但是,在公诉刑事案件中,法庭根据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复核鉴定当属司法鉴定之列。

司法鉴定(Judicial expertise)一词中的“Judicial”,英文解释为“法庭的、法院的、评判的”。通常人们对“司法”一词的狭义理解,也专指法院的审判活动。例如“司法警察”特指“法警”:“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认知”(见《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我认为,当前正在讨论的“司法鉴定”,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中界定的概念,专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决定“指派或委托”专家进行的鉴定活动。凡是根据审理案件需要,向法庭提出申请、并由法庭决定启动的鉴定(涉及专业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聘请或指派专家利用专门知识与手段,进行检验、鉴别、评定的活动),包括对各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人体损伤与机能、工程质量、会计资料等等的鉴定应属司法鉴定。[!--empirenews.page--] 而刑事侦查机关在办案中所进行的刑事技术鉴定,是为了发现和固定证据资料而进行的鉴别活动,从狭义上讲同司法鉴定不同。在有的国家——如日本——把刑事技术鉴定称为“鉴别”或“鉴识”。“所谓鉴别,是指侦查机关进行的识别鉴定而言,与法院下命令的正式鉴定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鉴别是一种侦查手段,它的主要目的是应用自然科学法则来发现和保全关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包括犯罪结果)的证据资料。”“鉴定制度是以法院为主体,犯罪鉴别是以侦查机关为主体”。[注:引自《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日本上野正吉等编著,徐益初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侦查机关内设的技术鉴定部门所做各类技术鉴定,在提交法庭成为诉讼证据前,是依据诉讼制度规定的举证责任,为提起诉讼收集、鉴别、认定证据的活动,确切地说这是侦查机关的侦查措施之一;只有在将这些鉴定提交法庭,并经法官确认后,从广义的解释上等同司法鉴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把公安机关的鉴定明确地列入侦查措施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篇第二章“侦查”总共10节,包括:“一般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很明确,侦查措施中包括鉴定。

所以,我认为司法鉴定改革,应当是指狭义的司法鉴定,即在案件审理中,由法院根据当事人请求或查明案件的需要而决定启动的鉴定活动。

三、我对司法鉴定规范管理的意见

世界各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并不一样。现在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三类:①当事人主义,也称鉴定人主义,司法机关认可某些鉴定人,列入“鉴定专家名册”,根据法院的指定或当事人双方认可委托进行鉴定活动;(如英法等国)②职权主义,也称鉴定权主义,授权于专门的鉴定机关,其他机构和个人无权鉴定,除非由司法机关委托或指定;(如俄罗斯)③结合主义,鉴定人主义与鉴定权主义兼而用之。我认为,我国不可机械套用,应当结合我国历史、现状和诉讼制度,实行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

确定我国司法鉴定改革方向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考虑当前的诉讼制度和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做到公正、高效、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

我认为:

1、法院大一统的想法首先应当淘汰。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客观公正地审核控辩双方提交的各种证据、决定是否采信,是法院的职权。如果法院自己做起了鉴定,作为证据的鉴定结论由己所出,显失公正,与国家诉讼制度相悖;倘若一切鉴定都由法院指定机构和人员去做鉴定,也易产生作弊之嫌,使法院卷入诉讼纷争,失去权威性。不到万不得已,法院不可介入鉴定具体事务,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决定是否进行鉴定;至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选择,首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可由法院建议或当事人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北京市各级法院推行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实行审鉴分立,并建立司法鉴定委托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本院对外委托和组织鉴定、评估、审计、拍卖等工作,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同法院的公正地位相称的。至于有人提出,法院内设司法鉴定机构同审判机构分离,实行两条线管理,不会发生“审鉴一体”的问题;然而,法院本身就是国家审判机关,同审判分离、不相干的业务和机构又为什麽非要设在法院内部不可呢?[!--empirenews.page--]

2、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允许存在。因为司法鉴定的对象纷繁复杂,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各种学科,不可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全部承担起来。把社会各个行业的知名专家和各个系统的先进设备利用起来,由他们的权威性、客观性逐渐树立公正形象,有利于我国的司法公正。但是,总得要有一个公正、权威的国家管理部门,对社会各种类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的资格、必需条件、鉴定人资格、遵纪守法情况等进行审查、考核、检查以及必要的培训,这些工作从实质上说,属于司法行政工作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这个管理权限应当包括:审查机构的资质、条件、鉴定人的资格,建立相应的批准制度,还应当负责年审,根据鉴定人、鉴定条件变化和是否有徇私舞弊、差错率等进行调整。

最高法院关于司法鉴定的两个《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司法鉴定人名册制度”,这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的一大创新与进步。但是,这个制度无法替代对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行政考核。法院应当回避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审批、领导或变相的领导权,也是为了避免司法鉴定机构对法院的依赖,确保法院的中立、公正形象。根据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解释,现在的《司法鉴定人名册》要求申请入册的社会鉴定、检测、评估机构和个人,在当地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登记,并向法院提交资质证明、主要业绩等一些文件、资料,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审核批准。这在某些方面同司法部的规定冲突,这个问题应当由国家立法机关调查、协调,最后通过国家立法予以理顺。

3、公安系统的刑事技术机构应当保留。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着最大量的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责。刑事案件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犯罪证据、拘捕犯罪人归案。刑事技术机构为刑事侦查承担发现、提取、保全各种犯罪痕迹物证的职能。鉴定是鉴别证据、认定证据、揭示证据意义的手段。所以,刑事技术鉴定是公安机关的重要侦查措施之一,刑事技术机构是侦查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了必要的侦查手段※,侦查机关就根本无法履行职能。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案件实行公诉制,举证的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公诉机关的证据来源于侦查机关;鉴定结论作为重要的诉讼证据,必须由侦查机关首先提供。而侦查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由发现线索到认定证据,要进行大量的甄别检验,这些工作有时间的紧迫性和内容的保密性——这是打击刑事犯罪、维护上一页[1][2][3]& nbsp;下一页 社会法律秩序的国家利益要求。所以,无论从诉讼法的要求,还是从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要求,公安刑事侦查机关都必须有自己的刑事技术检验、鉴定力量。有些学者说“鉴定是一种取证手段而非侦查手段。刑事诉讼法典将鉴定放在侦查程序里规定是不合适的”(见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座谈会纪要》 2000/08/12)——这句“专家语言”把“取证”同“侦查”割裂就是错的,侦查的职能或曰任务就是发现证据,获取证据,取证是侦查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取证”同“侦查”是不能割裂的。如果不去取证,侦查何以破案?鉴定作为重要的侦查措施列在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一节内,无可非议。(注:“侦查”一节列举的是法定侦查措施,而非侦查程序。)[!--empirenews.page--] 至于“侦技不分”、“侦鉴不分”的问题,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完全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工解决。此外,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是为了打击刑事犯罪设立的,他的职责是为侦查服务,它是刑侦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原本不应当参与民事、行政等案件事务;但是,从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上说,他又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利用这些资源为司法工作服务,当然对社会是有利的。倘若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愿意利用自己雄厚的技术力量为社会服务,那末应当到司法行政部门或法院登记备案,承担有偿司法鉴定工作,这部分业务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或法院相关部门的管理与年审。

4、至于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也都承担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也要涉及到一些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的检验、鉴定问题,由于案件数量相对较少,可以不必逐级设置庞大的技术鉴定机构,投入庞大的经费开支。我以为中央和省级检察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设置必须、常用的鉴定人员和机构,省以下机关可以委托同级公安机关代为检验鉴定或送上级机关鉴定。

(※: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除了刑事物证发现、提取、检验技术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的、秘密的手段,必备的、完整配套的侦查手段侦查措施,在严格的行政法规、命令的制约下实施。这是对付隐蔽、狡猾的犯罪不可缺少的,也是世界各国家都必须具有的手段。这些不能用学究式的诉讼理论解释与评价,它应用维护国家、人民安全需要的高效理论解释。当然,这些手段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不得用于非法活动。有些学者,律师借口侦查阶段介入和监督,向公开或取消这些侦查手段,或使之同侦查工作割裂,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秘密侦查手段属于国家机密(甚至绝密),受国家保密法规的保护。)

5、关于立法问题:

⑴有人提案建议制定《司法鉴定法》,我以为其实不必要;倒是应当尽快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内设“司法鉴定”章节;然后由相关部门依法制定“司法鉴定条例”。

⑵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如资格审查制度、登记制度、考核与处罚制度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理顺,可以根据我国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结合我国现状,并参考国际一些做法。

⑶鉴定的启动与“鉴级”问题:

我认为司法鉴定的启动要根据案情需要,由法院决定。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⑴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启动鉴定;至于由谁鉴定,当事人双方一致的尊重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双方不一致的,由法院指派。⑵刑事公诉案件,在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鉴定结论的,经法庭审核符合证据要素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方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否定或疑问的根据,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决定鉴定人出庭或启动复核鉴定程序;被告人只是提出异议,而不能提供理由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至于“鉴级”问题,应当在法律上明确,防止当事人一方无理纠缠,无限期拖延审理或盲目重复鉴定。我以为实行“三级鉴定”制和“存疑举证”制比较恰当:初级鉴定后,当事人双方没有异议的,签字生效,终结鉴定;如果当事人对初级鉴定怀疑和提出异议,应当说明怀疑的理由,法院认为怀疑有据应当复核的,启动复核鉴定程序;复核鉴定后仍存在争议的,同样当由法院审查争议的合理性,由法院邀请专家“会鉴”,专家会鉴结论应当作为终极鉴定意见。

第四篇:也谈雷锋精神

也谈雷锋精神

在谈雷锋精神之前,先来一首刚刚杜撰的打油诗:

雷锋精神是人性,人类楷模不是神。人生失落需自强,春风得意乐助人。

自从我国开始宣传雷锋的那天起,雷锋、雷锋事迹、雷锋故事和雷锋精神就在人们的不断质疑当中宣传,并在人们学雷锋的行动中被不断质疑。其实,如今的雷锋或雷锋精神,只是个“做好事”的代名词,因此,当无人宣传学雷锋的时候,人们却时常会想起、提起雷锋;而当有人宣传学雷锋时,人们却怀疑学雷锋是否还合时宜。这种奇怪的反映,说明人们需要雷锋,社会需要雷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雷锋,同时人们又怀疑雷锋精神是否真的存在,怀疑别人和自己是否能学做雷锋,并且能学做多久。

曾有资料介绍说,第一个宣传雷锋事迹的作者把雷锋写得非常人性化,可是审稿的人觉得文章的阶级立场不够鲜明,于是就硬杜撰进了雷锋小时候砍地主家山上的柴,手背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故事,以增加文章中雷锋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仇恨。而据曾跟雷锋一起忆苦思甜的战友说,雷锋手指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是小时候偷吃地主家的猪食时,被地主婆砍的。还有人说,雷锋手上的疤痕是小时候顽皮不小心摔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刀疤是小时候在地主家的厨房里,看厨娘在切熟肉,忍不住伸手从砧板上撮肉吃,被厨娘手上的菜刀不小心割了一刀留下的,而不是被地主婆砍的。但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作者就把这疤痕的来历按在了地主婆头上。雷锋死后,在编撰雷锋日记时,专挑他日记当中那些符合当时政治宣传需要的内容,而把那些儿女情长的内容都没选进去。甚至在展示雷锋的遗物时,也特意把雷锋拥有的奢侈品都藏起来,而尽量展示他俭朴的一面。甚至还有人怀疑雷锋当时的收入和支出是不平衡的,收入少,而消费和捐献得多,说明宣传有假。其实,现在去考究这些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我们需不需要雷锋精神?

雷锋小时候的确很苦,七岁就成了孤儿,解放那年他十岁,才开始上小学;16岁时,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并当了公务员。县合作社里买拖拉机时,号召大家捐款,雷锋捐了二十元,成了全县捐款最多的人。后来又学会了开拖拉机、摩托车,自己又买了自行车。他工作四年后,1960年去参军,并开上了汽车。在当时,雷锋的收入,特别是在鞍钢工作时的收入,是很高的。他一个人的收入,在当时,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可是雷锋直到22岁去世时,还是孤身一人,毫无牵挂。他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因此,当时的雷锋是很爽的,像当时的奢侈品,如自行车、手表、皮箱、皮鞋和时髦服装,他都有。还不到22岁,这些东西都有了,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他当时的生活水平,足足超前我们温州普通百姓二十多年。雷锋还很喜欢拍照片,这在当时人们一辈子也没拍几张照片的时代来说,也是很时尚的。因此,当时的雷锋是个生活富裕、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比如今的富二代、官二代还牛。可是,追求时尚的雷锋平时生活也是很俭朴的,他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帮助集体和别人,体现了“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当时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硬把这跟共产主义精神扯在一起,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共产主义也是讲人性的。而当时硬把阶级斗争也扯在里面,就有点滑稽了。因为,雷锋做好事时,从来都不问那些受他帮助的人到底是什么阶级成分。如果受他帮助的那个老大娘是个地主婆呢?如果他帮助提行李的那个抱小孩的大嫂是个国民党残匪的官太太呢?他这不是在为阶级敌人做事吗?可是,雷锋只知道她们是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雷锋精神所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雷锋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乐观、大方,热爱学习和自我修养;他在春风得意时,不像现在的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欺人、压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助人为乐,勤做好事。根据雷锋所生活的时代、年龄和学历,雷锋不可能在日记里写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和超脱当时形势氛围的独到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雷锋在日记里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雷锋是朴素的,纯洁的,善良的,并且具有初步的人生理念。我们今天学习他,就是要学习他怎样做一个有人性的人,因此,雷锋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楷模。其实,像雷锋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如有些基督徒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往往会说“让我们都感谢上帝吧!”,这就把做好事跟宗教搅在了一起。而把雷锋精神硬跟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搅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从而也扭曲了真正的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颗灿烂明星,它早已摆脱了时代、国界和阶级的束缚。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雷锋精神必将大放异彩。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里,也经常能感受到类似雷锋精神的存在,而在雷锋的诞生地中国,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和宣传。

第五篇:也谈延安精神

清晨,我们第37、38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部分学员,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两周多后,乘火车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9天的学习和考察之旅。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部分时期,曾是无数爱国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心神向往之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伟大旗帜,在这一旗帜的感

召下,众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远万里,不怕苦和累,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冲破重重难关,纷纷奔向这里,加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洪流之中;它是延安精神孵育、诞生和成熟之地,有了这一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军民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奋勇向前,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祥之地,在此,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思中国革命征程中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运动,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政治方向、奋斗目标和思想路线,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它也是毛泽东思想孕育、成熟、直至成为全国人民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的地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宝库,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抵御外来强敌的精神力量源泉。

在延安学习和考察的9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参加了许多现场教学活动和课堂教学活动。在现场教学活动中,我们先后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鲁迅艺术学院和六届六中全会旧址、洛川会议旧址、四八烈士陵园、宝塔山圣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和旧址、凤凰山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等;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我们参加了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观看《延安时代》音像教学片、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讲座、学唱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历史周期率”、观看文艺演出、学习革命先烈讲座、弘扬抗大精神讲座、白求恩与白求恩精神讲座、毛泽东如何教育子女讲座、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对延安的形象逐步从比较模糊到相对清晰,从片面了解到比较全面了解,对延安精神从生疏好奇到由衷的感佩,特别是对张闻天和林彪的历史贡献与作用有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和改变。我觉得中共党史还有许多空白点很值得挖掘和填充,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应该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这才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崇高品质。另外,我对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也有了些小改变。

不过,作为民主党人士(我是九三学社成员),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而凝练而成的“延安精神”,还是敬佩有加,这里,我只能用“感动”、“感人”和“感慨”六个字来加以表达。

“感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者们都普遍具有博大情怀和朴实刚毅的良好作风,他们大多具有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和勇于改正错误的胆量与智慧,他们也大多具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他们为其他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民众树立起了光辉形象和高大丰碑;“感人”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做出了许许多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迹,特别是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时期,他们都表现出了大公无私和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怀,例如,在生活上,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平等互助、不分贵贱和同甘共苦。这里还涌现出了像张思德和白求恩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型;“感慨”是因为当时还相当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于有了“延安精神”而使自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几年之内就快速打败了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最终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我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丰功伟绩,并不完全是“天意”,而根本原因是“人为”。上梁正,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确是一条千古不谬的真理。

在参加以上活动之余,我时常思考“何为延安精神”这一问题?经过比较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我以为,“延安精神”或许可以用如下四个“之风”来加以说明:

1、实事求是之风。“实事求是”是一个哲学命题,它表明了人们如何对待客观事物、如何研究客观事物以及如何从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研究中得出具有其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事实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事实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事”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做事为人都

要从实际出发或从客观事实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为纠正当时党内的左倾主义错误、端正政治方向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毛泽东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此后毛泽东思想升格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2、清正廉明之风。在延安时期,中共各级干部为什么都能达到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我认为,其原因主要就是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起到了表率和榜样作用。毛泽东在物质生活上从来不提出任何过高要求,他与别人一样,吃同样的极差伙食,穿一样的破烂衣服,养成了朴素廉洁的作风;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劳心劳力和废寝忘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沤心沥血;在待人方面,他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想想现在的一些大官们甚至微不足道的官员及其太太们的飞扬跋扈,就令人心寒!);在处事方面,他又公正廉明、精明强干,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雄才伟略,他所提出的思想和战略战术总是比他人高出百畴,无不令人心服口服。毛泽东这种清正廉明的形象和作风,很自然地就会影响到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而使中共上下也普遍弥漫着这种清正廉明的气息,为中共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良好口碑和光辉形象,赢得了民心,这为此后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3、艰苦奋斗之风。在整个延安时期,物质极端贫乏,生活条件极端困苦,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硬是从这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不但克服了重重困难,还使自己迅速强大起来,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得不让全世界所有人感叹敬佩无比。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风,战胜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种种危难,无往而不克。因此,艰苦奋斗之风也应该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之一。

4、以民为本之风。民本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3年中,以民为本之风盛行。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了“为群众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等思想,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难情况下站稳脚跟、图求发展等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只有“为人民服务”或以民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二者有相当大的区别!),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政权才能真正巩固,而获得人民拥戴与支持,是成大事者的最重要素质。

当然,以上四个“之风”并不能完全概括延安精神的全部内涵,但无疑地,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我想,延安精神可能还有“奋发图强、不畏强敌之风”、“信念坚定、方向明确之风”等,这两个“之风”也非常重要,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延安精神”在目前中国人民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也应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必须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竭力加以弘扬和宣传,并作为他们必备的一种素质加以严厉要求,这对维护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巩固执政基础,具有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但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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