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误导中国发展的五个重大陷阱!

第一篇：警惕,西方误导中国发展的五个重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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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西方误导中国发展的五个重大陷阱！

西方国家长期不遗余力地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三次产业结构、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诱导中国偏重服务业和消费、减少投资，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不能把这些误导性陷阱当作国际准则接受过来。文︱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成长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对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整个西方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国际力量,与中国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归根结底，仍脱不开博弈和较量。

中国的大多举措都被发达国家或是误解或是曲解。尽管中国无意称霸，但国际上有股势力对中国的猜忌和质疑从未停止。个别发达国家不断炒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即诱使中国放弃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破坏中国的发展，以维持自身在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领域的霸权和主导地位。下面略举西方误导我们的几例。1 经济增长、投资消费与产业结构

中国经济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多年来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个别发达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应付的。

他们极力“唱衰”中国，称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加剧了内部不平衡，导致二三产业失调、产能严重过剩、债务和金融风险激增，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更有甚者，背弃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谋求对中国的出口进行歧视性的打压。他们甚至试图改变WTO的规则，用TPP、TIPP等方式改变贸易规则，架空WTO，以便让中国再次屈从他们的苛刻条件。

他们极力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以消费推动增长，而自己却在积极推行“再工业化”。

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产出能力的增加。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包括最有影响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也都表明，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现也必须以相关领域的投资为基础。

没有任何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偏重消费，是由于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大量产业外移，经济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消费需求成为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中国显然不适用。而且长期依靠消费拉动的政策，成为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生产和消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但生产（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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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些的新变化，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明显上升，而第二产业比重相应下降；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2015年的贡献率达到60.9%，比资本形成总额高19.2个百分点。但这种现象需要进一步分析。

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具有相当高的消费率，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但这能否说明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健康？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均消费率达到过70%以上，但与今天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相比，难道当时的物资短缺才更加可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积累、高投资，我国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最近几年我国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动能也随之减弱。尽管经济增速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资的大幅下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而消费和服务业难以对经济产生持久的推动作用。例如，近年旅游业发展比较快，出行人数不断增加，但如果进一步分析，旅游业收入增长仍然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我国仍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考虑到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与欧美国家也相去甚远，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2015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925美元，距离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平均43178美元的水平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左右，根据瑞银的估算，2013年为美国的1/

7、日本的1/13，仍处于需要加强积累和增强生产能力的阶段。日本和韩国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投资率上升是正常现象。1952-1973年是日本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日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即使是工业化完成后，日本投资率的下降也花费了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后的1993年才降至30%以下，那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超过32000美元（当年价格）。

韩国经济的高增长期是1963-1993年。30年间其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投资率的峰值为1991年的38.9%。1993年以后，韩国的投资率也没有快速降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9%左右。

对于我国这个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增长仍是第一位的。特别是中西部及城镇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保持投资较高增长既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也能有效阻挡外部风险的侵蚀。

要正确理解积累、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压制收入和消费来为投资和生产积累资金，也要避免超前消费，像欧美国家那样。因为这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末倒置，如果过度鼓励消费而不注重积累和投资，将会使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动力。以产业空心化为代价压低投资则更不可取。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搞消费拉动增长。既使将来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了，也不能搞过度消费。个别发达国家现在也正在改变消费推动增长的模式，提出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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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现在的年轻人又更加注重消费，等老一代人退出劳动力大军时，我国储蓄率下降的幅度恐怕会更大。到那时支撑投资的基础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因此要提早重视。

当前，第三产业已逐步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并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这是有先决条件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降低建立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基础上，使经济资源得以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比重如此之高，也是建立在对海外市场的占领之上。

如果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经济结构从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必由之路，则是不对的。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提高，全球的制造业和消费者支持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而我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如果我国的制造业下降，服务业将随之会下降，因为我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向本国制造业和消费者，还没有能力为全世界提供服务。所以，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服务业也会垮台，这是给中国经济设置的陷阱。如果服务业可以拉动经济长期更快增长，是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那西方还提再工业化、出口倍增计划及工业4.0干什么？

第三产业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第三产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个别发达国家经济过度依赖第三产业有着内在联系，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对主要OECD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比重高、且高附加值制造业比重大的国家在危机前后经济增速变化更小，恢复速度更快，说明经济韧性更强。特别是，德国、韩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与这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适度比重是分不开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 注：GDP增速历史波动情况采用相邻两年GDP增速变化绝对值的平均计算得出。三次产业间并不存在所谓“最优比例”或国际标准，各国只能根据自身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来调整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现在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要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第二产业，其根据要么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要么是世界各国第三产业普遍占GDP的2/3左右这一现象。但如果看一看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可知这一“高级”的产业结构没带给他们好处，对克服危机，保持发展无益。因此我们不宜向这种所谓“高级”的产业结构发展。

当然，这不是不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要适合本国的需要。中国的服务业主要面对的是本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中国的服务业扩大，应该以制造业的扩大为基础。由于产能问题和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曾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危险，连纺织业这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发达国家转移，如不采取措施扭转，前景是十分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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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与其他经济体横向比较，中国债务总水平并不及日、美、英等发达国家，不过企业债务负担是最重的（图6）。

数据来源：李扬，张晓晶，常欣等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

中国的企业负债偏高，不仅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也与企业负债构成有关。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150%多，国有企业负债总额7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6%，中国企业总负债中超过70%为国有企业负债。2005-2013年的8年间，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从14万亿扩大到97万亿，而其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仅从1.5万亿上升到3.3万亿。因为直接融资一直不发达，企业要发展只能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特别是银行贷款。因此，从账面上看国有企业债务率很高。但去杠杆也要从给国有企业注资、减税上想办法，而不仅仅是限制发展。

一些西方媒体反复强调中国政府和企业债务问题，就是想让我们不敢投资，束缚手脚。如果真的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经济才会陷入失速和危机。2 收入分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扩大了收入不平衡。他们提出，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劳动工资，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其逻辑是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增加消费。但关键在于，工资、福利和收入的提高需要有一个参照标准，那就是劳动生产率。如果脱离了这个标准，不切实际地提高工资、福利，只会适得其反，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将造成伤害。

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已有所下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低时的2元多上升到2014年的8元多（表4）。这与劳动生产率不高有密切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作者计算 2007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呈上升趋势，2011年增速更达到16.8%。尽管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高，但并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2004～2011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工资年均上涨速度2.7个百分点。近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一些企业反映，个别发达国家的投资成本比中国低三分之一。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Wind 从长期看，劳动者收入提高是使居民更好分享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但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而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了。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竞争力下降意味着削弱经济增长的能力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而这正是国际上敌视中国的势力所希望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时期各种不平等现象，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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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10%-3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提升的必要。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提高一倍、两倍，中国的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有些发达国家一再批评中国产能过剩，要我们去产能。但为何波音、空客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他们面向全世界市场；问题的关键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品的唯一性和产品的技术含量。

中国一些产品产能之所以过剩，第一是我们的产品不具有唯一性。第二是国际贸易的规则被改变，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被颠覆。因此，要战胜贸易保护主义，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唯一的路径。而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加大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投入。3 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能源战略等方面的全球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利益博弈、谈判纷争不断。西方国家突出宣扬全球变暖的人为因素，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

可见，“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已有46亿年的历史，气温一直不停变化。人类对气温的科学观测和研究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测上百万年的气温数据。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失之武断，或缺乏充分依据。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全球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对待。

自国际气候谈判开启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坚持以生产排放为计量标准，对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则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包括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

如果建立起仅针对生产而不涵盖消费的“碳减排”规则，解决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巨大压力就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成冲击。个别发达国家一定要拉中国搞减排，但有些排放大国却始终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上也毫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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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个别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如果它们真的关心“气候”、“减排”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设限，不让它们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洁能源？ 同时，发达国家对于飞机这个高排放产品却不提限制，因为飞机是它们出口的强项。这充分说明它们保护环境是假，保护生产力、竞争力才是真。因此我们对于碳减排也要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在当今国际形势渐趋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调整结构、慢慢发展，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七八年上一个台阶，抢先冲破敌对势力围堵中国的布局企图。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支持创新，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尽管消费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六成，但日本经济仍难见起色。如果我们也放慢投资、放慢增长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的覆辙，在西方大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形势下，这将再次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4 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是靠印美元度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因为美元仍是主要国际货币，让全世界替它分担了风险和损失。美元不是数量违约，而是价值违约，这就是它的经济和货币没有垮台的原因。因此它会不遗余力地捍卫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打压人民币也就成为必然。

2002年之后，人民币汇率不断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由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多边化，成为转移个别发达国家国内压力的出口，但更多的是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明显的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时，国际上从未有过意见；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时，一定会有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西方部分学者不断指责人民币低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们却故意回避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全部大幅贬值，发达国家一再要求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顶住巨大的贬值压力，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这难道不是在要求中国人为“操纵”人民币的汇率吗？当有需要时，就把保持汇率稳定视为应该的；而不需要时，就把稳定汇率视为“操纵”，这是典型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逐渐清晰，但受到的围堵也是明显的。

人民币虽然被纳入SDR篮子，但也丧失了一定灵活性。今后人民币汇率如有大幅波动，就会受到IMF的制约，甚至制裁。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背后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是第一位的。当前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而货币和汇率应保持灵活性。5 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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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的说法中一个重要论点就是：中国已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增速和投资要降下来，这是自然的。西方计算工业化的主要指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均GDP，产业结构的比例，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全面。中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的工业产品，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从纺织到核工业，高端的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一旦外国封锁这些设备的出口，我们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不少产品上我们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是初步工业化，还是受制于人的工业化，离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自称进入“后工业化”是肤浅的自赏。中国必须加大对这些高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只有中国自己能全部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6 如何应对误导的策略

目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上处于二战以后最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会多次出现。为了抓住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几年我们的GDP增长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效率在下降。如果不能培养出新的、先进的产能，经济就有长期陷入低迷的危险。而投资是创造先进产能的重要条件，现在投资在下降，说明培养新的、先进的产能的力度有限。

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务》杂志2016年7、8月号发表题为《民主在变弱》一文，文中说：“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证明一个国家无需自由化也可以实现繁荣”。

作者对“民主”失去影响力很担忧，但他也认为民主在一些国家的影响力还是上升的，如尼日利亚、突尼斯及缅甸的例子；同时又认为“威权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失去了一些光泽，因为中国的增长已显著下降，而油价的下跌已削弱了俄国和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力量”。

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经济增长的快慢已被西方部分学者看作是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准之一；第二，西方的部分学者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以证明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失败的。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的事务指手画脚，有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要阻止、延缓中国的发展。只有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逻辑。

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发展的权利和发展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工作仍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应该放手去做，而不是被外界舆论或“质疑”所干扰。

（一）投资力度必须加大，商业性投资的决策要交给市场和企业，让企业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由于我国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无论是铁路、城市管网还是公路及清洁能源都有大量投资空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既可防止经济下滑又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有些项目建成以后可以分情况出售给市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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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按商业原则运行。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利用私人资本做公共事业的说法，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注意研究。

（二）去杠杆要给企业注资。资金的来源可以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发债，所得资金给国有企业注资。适当增加政府的负债，减少国企的负债。发债可由央行购买。美欧日的央行都在做这类事情，不会引起通胀，因为企业会把部分借款还给银行，资金从另个渠道又回笼了。同时也要考虑阶段性地为企业减税费，增加其资本金。

（三）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试点把大型银行的二级分支机构有步骤地法人化，但不允许他们跨区经营，使之变成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主力，也可以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试点。实行中要按有关法规办，有必要也可由全国人大通过临时性法规。

（四）要发展和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投入，要有特殊的人员、财务、投资相应政策，以便产生实际效果。

（五）去产能应有配套政策，有些产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可以大量转移出去，包括一部分钢铁产能也可以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急需这些产能。但要有政策支持，例如低成本的资金、税收优惠、国外风险的覆盖等。还要大力支持产业的集中，这其中也要认真研究一些产业的民营化问题。例如应研究钢铁、有色等行业是否应鼓励民营化。

在发展中切记被误导，要坚持自身的判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跳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设陷阱，那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发展停滞的状况，长期不能自拔。当我们的绝对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时，要保持应有的灵活性，牢牢地抓紧经济发展这个原则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增强经济实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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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赵加积：中国工业化发展路径需警惕日本式失落

作为忠实读者，我也对这一问题提几点看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家电、汽车、照相机、造船等制造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日本有人扬言要同美国换一下“世界第一”的宝座。面对日本的挑战，当时里根政府适时采取了依靠高校与企业相结合的战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拒绝利用利润、关税等加强竞争的短期行为。上世纪80年代

后，美国企业每年对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高达1000多亿美元以上。上世纪90年代后投入更高，1996年对计算机及通迅软件设备的投资高达2000多亿美元。克林顿政府对高科技产业亦大力支持。高技术产业给美国经济插上了翅膀。当时的日本却没有敏锐地发现信息产业的巨大潜力和带动作用，对提升核心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是热衷于房地产业，同时，大量并购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和电影制片厂等企业；一些有钱的企业，还大肆购买世界名画等，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裂。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GDP同美国的差别已经很小了，但到2004年，美国的GDP为116675亿美元，而日本仅为46234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仅为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同时，产品出口大多靠贴牌生产销售。我国现在生产的服装每件约可挣到加工费10多美元，但销售商及品牌拥有者可卖到100美元以上。中国制造业出口卖低价劳动力、卖资源，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卖标准、卖专利、卖品牌。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科协2005年乌鲁木齐会议上，许多专家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至多算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一鸣指出：“国际化大生产是一条‘微笑性的曲线’，处于的两个高端的是品牌和技术，处于低端的是加工组装，由于决定品牌价值的往往是技术含量，所以没有核心技术，就意味着只能停留在国际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倪光南院士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缺乏核心技术，难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中国应该谨记日本曾经“失落”的教训，超越日本甚至美国。

读者赵加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山西品牌协会专家团成员)

第三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经验正确选择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自古有之，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产

物是伴随着!“世纪中叶爆发的产业革命应运而生的，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驱动了城市 化的滚滚车轮，使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而不断向前迈进。从!”“#年全世界只有$%的城市人口比重到&###年全世界已有’#%以上的人们居住在城市中的大跨越，城市化的浪潮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景观，深刻

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

革中，正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经

验，对于合理选择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具有

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目前状况

（一）城市化水平偏低《中国统计年鉴》（&###年卷）的资料显

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也就是说

在!##个中国人中只有$#()个中国人居住

在城市中，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仅相当于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年的水平，相差!##年以上。

（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已

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且还将

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

展。目前中国有!(’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徘徊，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

总量大约有&亿人左右，这&亿人无法实现

由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这种现状已

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障碍瘤，它既影响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着

中国的城市经济发展，急待解决。

二、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原因分析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受到

两个因素的制约：工业化和经济体制。工业

化对于城市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扩张力；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经验

正确选择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张代谦［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代谦，男（!-’&—），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摘要世界城市化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如何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本文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经验的基础上，深刻

剖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正确选择中国城市化发展

道路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中小城市第三产业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四川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总第$#期01234561.789:25491;;<396569166<=<&##&年!&月

?*?济体制对于城市化的影响则具有钢性。

（一）中国工业化发展秩序混乱，致

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作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逐渐增大的过程，一

个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英国、美国和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

业化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以上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共同秩序为：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深加

工工业。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样的工业化发展

秩序的引导下，实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

步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受原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影响，从“#世纪$#年代初期中国实行工业化以来，就踏上了一 条混乱的工业化道路：%&$’年重工业超过轻

纺工业，%&(#年重工业产值比轻纺工业产值高出一倍，然后在%&($)%&(&年期间，轻纺工业又超过了重工业，在%&*#)%&*’年间重

工业再次超过轻纺工业，自%&*’年以后呈

现出胶着状态。很明显，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是沿着一条重工业——

—轻纺工业———重工

业的混乱发展秩序行进的。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中国特殊的工业化

道路必然引发出一条特殊的城市化道路，因

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大城

市为之服务，中国的城市化一开始便步入了

盲目发展大城市的歧途。

由于中国工业化发展秩序的混乱，造成了大量的潜在失业和大批劳动力滞留于农

业领域的现象。因为优先发展起来的重工业

占用了国家的大量资金，而发展重工业的资

金和发展轻纺工业的资金相比较，重工业资

金所能吸收的劳动力仅为轻纺工业资金所

能吸收劳动力的一半。尽管中国在%&$#+%&*’年的”’年间，工业产值获得了较

快的增长，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然而

中国仍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致使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二）计划经济体制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模式，西方发

达国家的工业化率每增加%,，城市化率则增加%-’’,。新中国成立$”年来，工业化率每增加%,，城市化率只增加了%-#*$,，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这个计算模式，中国%&’’年的工业化率为“"-(,，城市化率应为.”-$,，而实际上中国

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滞后于西方发

达国家十几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人为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是阻碍中

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计划经济体

制是通过中央计划来配置人、财、物力资源的经济体制，缺乏市场调节机制，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劳动者就业和人口的迁移受到了

极大的限制。从客观上讲，计划体制下的户

口限制、住房限制、就业限制和商品粮限制，四位一体的城乡壁垒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

市流动；自从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虽然城市户口的商品粮供应已经取消，然而

城市户口在购买住房、购买私车，特别是在子女上学和就业方面仍然具有农村户口所

没有的附加值，目前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为农

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制造了障碍；从主观上

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遏制城市发展的战略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对于中国的城市

化进程形成了强大的束缚力量，两个令人不

能忘怀的例证是，(#年代初期“###多万城

市职工被遣住农村，(#年代末至*#年代中

期，又有”###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本来就滞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更滞后。

三、正确选择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正走向成熟时期，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这?*?正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大好时期，如何加速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与

工业化相适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经验表明，城市

化与工业化既不能超前又不宜滞后。如果城

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必然造成城

市人口的过渡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

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使日益庞大的城市不

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其结果是造成城市用地紧张、工业污染、交

通严重拥挤和犯罪率增高等严重的“城市

病”，这类“城市病”严重困扰着我国的北京、上海和成都等特大城市经济的正常发展。这

是一种不利于社会经济和城市健康发展的畸形城市化。如果城市化速度远远低于工业

化速度，又必然使城市本身的集聚效益和规

模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使社会经济染

上城市人口过慢增长的“农村病”，这类“农

村病”严重制约着我国西部经济的持续增

长，滞后的城市化又反过来阻碍工业化的进

程和城市文明的普及，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

和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

模式。

（二）走大量发展中小城市的道路，从“量”上提高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走，一直存在着

不同的选择与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应

该走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道路，这种观

点认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大、基础

设施好，经济效益高，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中许多部门都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应该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得靠乡镇企业自身吸收，并且小

城镇的发展能够缓和大城市的人口膨胀压

力，能在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不

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城市过大和过于

集中容易产生“城市病”，城市过小和过于分

散又必将影响到城市本身的集聚效益和规

模效益，发展小城镇要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

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何况中国目前的小城镇对农民并不具有吸纳能力，在全国颇

具影响的江苏省的!“#个小城镇建设的调

查资料表明，虽然在$#年代中期江苏省就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但是到了”#年代中期实际进镇居住的农民仅占当地从农业 上已转移劳动力的#%$&’，由此可见，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是微不足道的。

笔者认为，中国应当走大量发展中小城

市的道路，因为中小城市既能避免“城市病”的产生又能克服小城镇无集聚效益的弊端，中小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最

强。广东省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广东省

是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省，也是中国目前

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年广东省的城镇

人口为()$万，!”“$年广东省的城镇就业人

口为&($)%&万，二十年间城镇人口净增&#&*万人，在新增人口中作为省会城市的广

州市仅吸收!#)万人，占总数的&%)’，其余”*%*’的新增人口全部由广东省的中小城市吸收。作为中国经济区的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崛起，在城市规模的选择上始终控制在中等

城市的发展水平上，两市的经济发展吸收了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广东省的中小城市

发展，为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广东省的经验表明，中国城市化水

平在“量”上的提高离不开中小城市的大力

发展。

（三）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城市

化在“质”上的进步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

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

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

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城市化的变动上，城市化?$?（上接第!页）

境。再次，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应坚持先“种、养、护”，后“开采及加工”。种、养、护包括退

耕还林还草等工作，当前就要进行，尤其对

大量珍稀濒危动植物要尽快采取保护措施。

最后，是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因为它最容易

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以在治污技术

没有提高、生态建设和环保措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不宜对矿产资源实施大规模开发。

参考文献“#$李延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人类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理论月刊，’((#（））“’$刘卫星%西部大开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扬秋宝%西部大开发：区域定位、环境把握与思

路创新”&$+学术论坛，’(((（!）“,$严金明%美国西部开发与土地利用保护的教训暨启示”&$+北京大学学报，’((#（’）“!$庞跃辉%从系统论把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态势”&$，社会科学研究，’(((（’）“-$李树贵%西部大开发的时代特征”&$，社会科学研究，’(((年（*）“)$张雄%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第二和第三产业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二者成同方向变

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第二

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每上升#/，城市化

水平也同步提高#/。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

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城市化的“接力棒”

便由此转移到第三产业的身上，并由第三产

业来继续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在商品经济高

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要求城市为其企业的经

营活动和人们的消费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性服务设施，例如企业的经营活动要求

有金融、保险、科技和通讯业的服务；商品流

通要求有仓储、运输、批发和零售企业的服

务；市场营销要求有广告、咨询、新闻和出版

业的服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人们带

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和休闲时间，人们开始

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要求

有相应的住房、购物、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医疗保健、旅游渡假和法律诉讼的服务。

由于企业经营活动和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并由此带

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美国在#0)(年的城

市化水平为)1%-/，其三种产业的就业比重

分别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对于城市化的贡献比之工业化对于城市化的贡献毫

不逊色。如果说工业化所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膨胀和城市数目的增加，在“量”上使城市

化扩张；那么第三产业促进的则是城市硬、软件设施的完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质”上促进了城市化的进步。鉴于此，中国

通过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化的质

量势再必行，这也是实现党在十五大上所提

出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迎接党的十六大

胜利召开所实施的战略措施。

参考文献“#$江小娟%工业经济学”.$，第’,*页，第#’-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001年版“’$谢文惠、邓卫%城市经济学”.$，第#,0页，第,’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000年版“*$张泽荣%张泽荣文集”.$，第--#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出版！！！！！！！！！！！！！！！！！！！!?0?

第四篇：2018“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发布,对产业发展有重大价值

2018“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发布,对产业发展有重大价

值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是总书记近日在院士大会上对科技工作者的告诫。他同时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织业是重要民生产业，纺织科技的每一项创新都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并持续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凸显出科技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6月14日，2018中国纺织科技成果对接峰会暨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发布会在福建泉州隆重举行。30项最具价值的行业重要科技成果――“废旧纺织品化学法高质化循环再利用”、“活性染料无盐染色关键技术”、“星载天线金属网制备关键技术”、“超仿棉聚酯纤维及其纺织品产业化技术开发”等一一发布，并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以及对接活动。

“循环利用、无盐染色、星载天线、超仿棉、复合材料、高效加工、数字化、云定制、原液着色、石墨烯、人类工效……”，活动现场，人们听到的都是这样高大上的词语，从这些科技含量十足的热词中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场关于纺织高科技的盛宴，同时也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对接。在中国纺织业向科技强国冲刺的关键时刻，该活动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本次活动由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泉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纺织科学研究》杂志社、中纺院海西分院承办，晋江市发改局经信局、晋江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办，得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支持，并与深圳市御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

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吕刚、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小雄、泉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高云程、绍兴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沈赤、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文?摇⒔?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自力、首都科技服务业协会理事长潘卫翔、化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程学忠、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招平、泉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吴金埔，来自泉州和晋江的发改、经信、科技、教育等部门的领导，以及200余家知名纺织鞋服企业、投资机构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十大纺织科技”正式揭晓

自1月17日启动以来，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评选活动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相关企业踊跃参与。两个多月的时间，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纺织服装企业的几十项科技创新成果，涵盖了纤维、印染、产业用、服装、家纺、装备、检验检测等纺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呈现出创新涌动的中国纺织产业氛围。经专家评审及网络投票，最终评选产生了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奖、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新锐科技奖、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应用示范奖、第五届中国十大纺织科技?产业推动奖。

荣获新锐科技奖的项目包括“数控多色经纬电脑提花织带机”、“可实现在线染色的新型液态纺丝色母”、“汽车全景天窗遮阳帘智能化成套装备”、“功能家纺产品突破健康睡眠微环境关键技术”等，体现了前沿技术对于推动产业升级所提供的源动力与锐支持；荣获应用示范奖的项目包括“石墨烯在功能纤维中的产业化应用”、“建筑加固用碳纤维布”、“单向导湿快干图文针织面料研发”、“IR 微元素抗菌新材料”、“丝绸数码印花工程改造”等，通过连续的技术攻关，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对于行业起到了良好的应用示范；荣获产业推动奖的项目包括“纺织产品试验检测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酷特智能C2M 模式”、“新型高效针织横机电脑控制系统提高装备智能化水平”等，以创新的制造模式、平台建设为推动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现场签约让科技成果落地

众所周知，泉州是我国重要的纺织鞋服生产基地。此次峰会作为“第十六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又称“6?18”）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促进纺织行业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泉州纺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活动现场，荣获“中国十大纺织科技奖”的3个项目与泉州当地企业进行了签约，加速推进项目实现产业化。其中，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与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浩沙实业（福建）有限公司就“超仿棉聚酯纤维及其纺织品产业化”、“高品质原液着色纤维开发及应用”两个项目的研究开发签订了合作协议；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匹克集团有限公司就“C2M针织鞋服云定制平台及3D编织鞋面机和制鞋自动化生产线”的研究开发签订了合作协议。

成果推介和展览展示同场互动

本次峰会既注重技术的先进性，也关注泉州产业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峰会现场，6项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的创新科技成果――“废旧纺织品化学法高质化循环再利用”、“活性染料无盐染色关键技术”、“超仿棉聚酯纤维及其纺织品产业化技术开发”、“高品质原液着色纤维开发及应用”、“C2M针织鞋服大规模柔性云定制平台”、“石墨烯在功能纤维中的产业化应用”，其负责人在成果推介环节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取得的成果及产业应用的领域。

路演搭建技术与资本对接平台

今年峰会特别设置了现场路演环节，首次尝试打通“技术+ 资本”的通道，来自投资机构的代表在路演项目中寻找他们眼中具有转化前景的科技成果。

深圳市御通科技有限公司的“IR 微元素抗菌新材料”项目、锡莱亚太拉斯有限公司的“FTT 织物触感测试仪”项目、凯泰特种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功能性纤维系列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商业承兑汇票投融资工作委员会主任刘昂飞为纺织鞋服企业带来了产业链金融解决方案。

此外，跨界主题演讲也是此次活动的一大看点，旨在让跨界的智造方式与创新技术参与进来，为行业带来更多的解决方案。慈星智能制造研究院执行院长朱信忠、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类工效学实验室主任赵朝义分别带来《云制造的产业链应用》和《人类工效学提升鞋服设计水平》的主题演讲。

经过持续五届的科技成果发布与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中国纺织科技成果对接峰会暨“中国十大纺织科技”评选活动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纺织科技成果发布与对接平台。依托该平台还将举办多场对接会，助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第五篇：西方侵略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中国更落后？

西方侵略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导致中国更落后？

西方的侵略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便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了领土、海关、司法等主权，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使中国难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清政府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的工具，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社会矛盾也由原来单一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

这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变，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冲击波。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将眼光投向国外，想用外国学来的东西拯救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见识了别国的坚船利炮，了解了他过先进的科学制度，经济、政治制度。现阶段知识分子逐渐从清政府给他们编织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可是正眼看世界，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种种不足，为国家的出路探索。在西方入侵的不同时期爆发了不同形式的爱国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太国天平运动经历了14年，由于领导者素质不高等原因未能推翻清政府，但已经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使中国富强做出的尝试，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指导及当时特定的环境注定了以失败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短暂的百日维新突破了“中学为体”的局限，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义和团更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使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不得不向“以华治华”转变。

西方侵略的步步紧逼，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度让人民看到了革命的曙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取得了相当意义上的革命的成功，但很快辛亥革命的果实便被袁世凯窃取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未完成。

西方的早期侵略不言而喻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抛开侵略的主观意图，西方的侵略客观上是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支异军，使中国封建性极浓的自给自足式经济走向解体，是短期内不可能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中国催生出了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是中国民众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加快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瓦解和灭亡。

以下是在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政治：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其经济的入侵导致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经济：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促进新经济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既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但同时中国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尽管是初级的，极不平衡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列强入侵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如《马关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失大量的黄金白银，国库空虚，即使工业化进程有所发展，但资金的缺少也束缚了工业化的发展，大机械化生产方式不能实现，在列强的压迫下，诸如安庆内军械所之类的工厂也被列强占为所有。

第一小组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