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导决策失误问责的思考

第一篇：对领导决策失误问责的思考

对领导决策失误问责的思考

决策就是作决定。领导决策是指领导者根据信息、环境、条件，对可供选择的、优化的、实现目标的方案所做出的决定。领导决策失误是指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而导致领导者错误决策，从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导致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对领导决策失误的问责成为一件难事。而领导决策失误比贪污受贿更可怕。因此，健全领导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它对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推进科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依法、民主的决策观念逐步被各级决策者所接受，决策的成功率逐步提高，成功范例不少。但决策失误特别是重大决策失误也是常见的事。决策一旦失误，造成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损失和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讲，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决策失误率有30%，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决策失误的案例屡见不鲜，触目惊心：

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元，于1994年开工，1997年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元，清债需4.5亿元。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3000多三峡移民的生计问题。

被珠海市列为一号“政绩工程”、曾经号称“全国最大最先进最新潮”的珠海机场仅基建拖欠就达到17亿元，该机场建成后每月客流量四五万人次，只相当于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量。机场原设计客流量是1年1200万人次，2000年只有57万人次，利用率不过1/24。

2011年6月21日，安徽池州，耗资300多万建设的平天湖玉带桥在即将竣工之际遭拆除。据当地相关部门称，该桥本身因尺度过大，与周边环境不甚协调，破坏了平天湖水面整体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平天湖水循环，故决定拆除该桥梁。此举一时间引发市民热议，不少市民认为拆除实在可惜，浪费了资源。这是一个尴尬的事件，可对公众来说，似乎并不陌生，耗资400亿元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即将开园之际，部分已建成的各式建筑竟遭拆除；河南南阳在建数千万元经适房被拆除让位农运会……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1200亿元。据媒体报道，2004年在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造成损失145亿元。对比之下，决策性失误损失巨大，却由国家来买单，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可见，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浪费、影响等问题，其危害性远大于贪污腐败。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必然会造成社会成本增加，错失许多发展机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政府信任危机，甚至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由此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二、决策失误的原因分析

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客观的、制度层面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1.决策者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者决策水平不高、方法不当；有的碍于人情，照顾关系；有的意气用事，随意拍板；有的私欲作祟，图谋私利；有的随心所欲，滥用权力，等等。最关键的原因是有的领导权力膨胀，在作决策过程中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搞“家长制”、“一言堂”，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所说的这些现象至今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非理性行为，至今还影响着党和政府的领导决策。

2.决策机制不健全。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基本前题，决策科学，不仅在于决策者的理性、智慧和能力，更取决于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实际上是一个班子或一群人的协同决策。在程序的每道关口都有人或从技术上或从经济上或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分析，到最后决策，实际上是几种方案的选优。在这种决策机制下，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决策方法、决策制度，对每一个决策者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现在大多错误决策来看，主要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权责分离、决策程序不规范。我国的领导决策虽然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一些地方缺乏咨询论证程序，公共权力过大而缺乏监督，民主程序形同虚设，基本上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最终形成了一把手独断专行，“拍脑袋”决策的畸形决策机制，忽视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增大了决策失误的概率，使决策失误看起来更像是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决策机制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决策评价监督机制的乏力、决策民意吸取机制的错位、决策公开机制的残缺、决策权责机制的缺失等。

3.问责制度的严重缺位。人们往往认为，领导不是万能的，要决策就会有风险，就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只要不贪不占，出现决策失误不过是交了一次“学费”，买了一次教训，或者冠以“新事物”、“改革”和“下不为例”等，一推了之，无人负责。在现实领导活动中，一个贪污受贿几万元的干部要去坐牢，一个因决策失误造成国家几亿元、几十亿元损失的领导者却可以易地做官。事实上，一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绝非一般贪污腐败行为所能比，按理领导者应对决策失误承担责任。领导者不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决策的随意性和轻率性。在决策工作中存在的这种决策有人做，后果无人负，决策成功人人有功，决策错误人人无责的问题是十分有害的。虽然各地也出台了一些问责制度，但问责从形式到内容各不相同，对责任人的问责不清，监督又不力，从而容易导致决策者职责不清，权责不对等，他们往往只承担由正确决策所带来的收益，而不必承担由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及责任，使得决策者常常无所顾忌。

三、决策失误问责机制的构建

如何避免决策失误的频发高发，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效性？唯有建立领导决策失误问责机制，它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加强官员的责任感，遏制决策的随意性，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制度。我们常常发现，一些外国官员因决策失误――甚至在我们看来很小的决策失误经常会导致引咎辞职现象。这与西方严厉的问责制度有关，决策者一旦决策失误，那么他面临的不仅是公众的抨击、议会的质询乃至罢免，甚至还可能遭到司法的审判。也正是基于这种巨大压力，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更注重决策的科学和民主程序，他们常常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决策项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甚至就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可以看到，决策失误问责如此严厉，决策过程如此高度透明，因而决策失误就不容易发生。然而，在我国，很多时候一些造成严重失误的决策者，大多以“交学费”为说辞，希望像处理呆帐坏财一样一笔核销。对这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坚决有效遏制。重大事项的决定，从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论证，方案的筛选，直到方案的选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者，这就要建立相应的论证责任制、评估责任制、领导责任制。明确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从制度上界定清楚决策失误与失误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决策失误能够及时找到责任人。重要干部的选任，从推荐、考察到讨论决定，也要建立相应的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和任用责任制，一旦用人失察，责任一目了然。谁决策，谁负责。当多大官，担多大责。当官失责，必遭问责。在问责问题上，要特别注意掌握关键权力的“一把手”，也要注意只问省长责不问书记责，要终身负责。哪怕是“集体研究”，也要对决策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严格分清责任，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决策失误后，属于工作水平问题，要进行行政处理；属于违法程序的，要依法处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有以权谋私的，要从严处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引咎辞职机制是一种可行的问责机制，要制定一套严格的细则。发生了决策失误，首先是引咎辞职，同时启动其它问责，追究其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等，防止一些官员“拍屁股走人”，什么都不了了之。要推行决策失误终身负责制，只有如此，才能使各项决策真正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良性循环轨道，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2.切实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责任和监督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是监督的前提，责任的实现必须通过监督。追究决策失误责任是很重要的、必须的，但它对保证决策科学化整个层面来说，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往往是在决策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才启动的。相比而言，加强决策前和决策中的监督，建立强有力的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我国的决策失误远远超出西方国家，主要在于公权太过强大，在于权力缺乏制衡，在于监督滞后、监督缺位和监督缺威。政府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权、监督权远大于公民对政府的控制权和监督权，因而对政府手中的权力缺少外在制约，容易形成政府对公权的垄断，导致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失控，如政策多变、信息垄断、决策随意等，而这些表面看是法治理念不强、缺乏道德约束，而实质是监督制度机制的缺陷。一要建设有限权力的政府。属公民的权力、市场的权力和社会自我管理的权力，应分别还权于他们，形成一个多元化权力制衡与协调社会的治理结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免迫于压力而监督不力。人大要真正担负起异体问责主体的角色。要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对人大代表产生方式、人大的问责权限、人大的辩论质询制度、人大对干部的罢免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完善，真正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领导干部责任的追究作用。改革纪律检查和监察部门的领导体制，在目前情况下，由现在同级党委和行政机关领导，改变为双重领导以上级机关领导为主的体制，加强对同级党委和行政的监督。三要强化舆论对决策责任的监督，特别是对由于各种不正当因素的介入造成决策失误或不当的现象。发挥媒体包括互联网等新媒体监督的公开性、及时性、广泛性的优势，扩大其自由报道权限和覆盖面，促进其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对决策失误问责过程、结果公开报道也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四要强化专业监督，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能系统，充实研究咨询机构，为决策及其评估提供公平和公正的服务。总之，加强决策责任监督机制就是要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失误问责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包括对责任的认定、问责的依据、处理结果等。如果没有监督，可能会出现问责机制流于形式。

3.努力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决策的主体素质与决断力是决策成败的关键。领导者是组织者，是核心，是灵魂，为决策提供价值标准、目标导向。决策中对信息的掌握，对目标的权衡，对约束的分析，对方案的选择，无不考量着领导者的智慧，无不显示着领导者的素质。从上述仅举的数例错误决策案例看，那些决策者或因水平能力低下难以决断，或因经验不足主次不分，或因民主程序不畅以偏概全，或因盲目追求政绩只看眼前不顾长远，或因思维定势形成错觉和偏见，或因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或因心怀鬼胎以权谋私，这些都与决策者素质密不可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的领导没有责任心，不想不愿也不需承担责任，导致了决策失误的普遍性。正如美国学者罗森布鲁姆斯所说：“当不愿意承担责任成为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时，没有什么决策理论或方法可以让组织免于不良决策甚至更加恶劣的后果。” 当下最紧要的是提高领导的责任意识，同时要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掌控信息的能力、明白约束的能力、选择决断的能力，遵循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总之，对决策失误实施问责其意义不在于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决策失误。问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是督促领导干部牢记宗旨，强化责任，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自觉地创新决策理念，遵循民主决策程序，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为社会发展，为人民谋福祉多作贡献。

责任编辑 徐建秋

第二篇：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探讨[模版]

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探讨

【摘要】：如何能让领导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决策,使每项决策都能做到科学合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主要从探析影响领导正确决策的因素入手,分析领导决策失误的原因和避免决策失误所应采取的措施,对领导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键词】： 领导 决策 失误 原因

一、决策失误的含义及衡量标准

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而造成损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存在的共性问题是：

1、情况不明，主观臆断。一些领导者整天浮在上面，不到基层调查研究，仅凭“拍脑袋”进行决策，其结果难免与客观实际大相径庭。

2、顺风使舵，唯上是从。有些领导者，没有主见，只看上级脸色行事，不善于将上级的普遍要求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表现在决策上，便是“跟风跑”。

3、不讲民主，独断专行。从根本上讲，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制度，任何一项决策都理应遵循这条基本原则。

4、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作为一名领导者，应当干出一番事业，做出一些成绩，但不能只想到干大事业、出大政绩，单纯追求所谓“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

5、盲目自负，马失前蹄。有较强的自信心，是一位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但自信心走向极端，便转化为盲目自负。

6、违背程序，不讲科学。科学决策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如果违背了决策程序，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

7、病态固执，一意孤行。领导者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是常有的事。但有的领导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没有错，抱定“我就是不信这个邪”的固执心态，继续过去的错误决策，以致错上加错，造成更大的损失。

8、学识浅薄，素质低下。有些领导者，思想水平、组织能力、业务知识都难以胜任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但由于种种因素，成了一级组织的领导。

9、行将移位，滥用权力。目前不少干部在行将移位前抓住有限的时间，滥用权力做好人，作出一系列有损国家、集体利益的非常规性决策。

10、营私舞弊，见利忘义。有的决策者或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费”，或是被美色所引诱，明知是错误的东西，也昧着良心，放弃党性原则，将错就错。

二、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的含义

首先，坚持决策制度民主化。任何一个领导集团，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自觉养成民主决策的作风。领导者尤其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要敢于否定自己不正确的意见，乐于采纳正确意见，借助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群体智慧，从万策之中谋求上策。为了保证决策真正达到民主化，各级党、政组织都应建立健全《议事规则》，以防止因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

其次，坚持决策程序规范化。决策程序包括确定目标，收集信息、科学预测，制定方案、从中选优，决策执行、反馈控制，追踪决策等五个方面。坚持决策程序的规范化，也是听取各方意见、选择最佳方案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都应遵循决策程序，不能“打破常规”走捷径。在按照决策程序决策时，尤其要注意坚持科学分析，认清面临的经济形势，吃透国家政策，把握新技术发展动向，运用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尽可能预测比较各种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从中选择最佳方案。再次，坚持决策过程信息化。信息是决策的依据和前提，决策的全过程都离不开信息情报。无信息的决策，或者信息量少、信息不够准确的决策，都难以达到科学化。因此，决策者要建立相应的信息网络，充分占有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从而依据系统的信息资料和可行性论证，对所形成的各种方案进行最优选择。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信息反馈，以便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调整，从而使决策最后达到合理有效的目标。

第四，坚持决策责任明晰化。决策失误，给国家、集体和群众造成重大损失却谁也不担风险、谁也不负责任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对那些因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而故意作出错误决策的领导者，应严肃查处。日常决策中，对较大问题的决策都应建立决策责任体系，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谁决策谁负责，群体决策就要大家共同负责。二是有明确的责任目标。制定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是多少，最大误差范围是多少，都要事先就明确下来。三是有明确的督查措施。决策提出的同时，即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检查督促，发现问题随时予以纠正，力求减少损失。四是有明确的奖罚制度。要着力强化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下级接受上级监督、党内接受党外监督、领导接受群众监督以及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相结合的社会监督网络，真正使决策责任明晰化。

第三篇：决策失误案例(DOC)

问责“决策失误”

文/魏道培

2006-12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领导干部因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还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这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当然，这样说，不是说贪污受贿等腐败的危害不严重，而是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确实，如果我们细加剖析，就会发现，一些工程项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它给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确实耐人寻味而又触目惊心！谁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失误”？

群众有一句顺口溜，说决策失误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

新中国成立，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决策的失误，到大炼钢铁、围湖造田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说的。这里，我们主要就经济领域发生的决策失误现象进行观察。

不堪承受的决策失误

政策决策失误

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决策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懂经济，不循规律，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好恶行事，不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结果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严重的重复建设，并由此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的一哄而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现了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不顾规律，从省到市到省到乡甚至村一级，都纷纷建设开发区。粗略估计，这一时期各地上马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多达一万个。结果则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借债建开发区，结果欠下了一亿多元债务，按照该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得要100年。

属于政策性决策失误的，还有由于对产业导向的把握不准，对市场消费能力的估计失当，一度使相当一些产业盲目建设、急速扩张，造成了在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突出。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不少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比如钢铁业，有关人士就忧虑地指出，新的“大炼钢铁”趋势已现，近几年来的增幅之大已破世界历史纪录，全国人均产钢达到14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这一势头有增无减。

过热趋势有增无减的当然不仅仅是钢铁产业，其他如电力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内蒙古就是由于对宏观调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严肃性缺乏认识，片面追求电站建设规模，在电力建设上做出了错误决策。

2006年8月16日，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热电公司违规建设问题和重大施工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责成对项目违规建设负有领导责任的自治区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据调查，新丰电厂建设规模为两台30万千瓦燃煤机组，工程总投资达28.88亿元。而且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还越权审批、违规批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尤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电站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严重的是，内蒙古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严重背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项目决策失误

平心而论，不少领导干部想上项目、上大项目、多上大项目，出发点往往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是现在各地竞争激烈，主要领导大多肩负着“比学赶超”的压力。如果项目成功上马，就可以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轻易决策，不顾实际地拼命“上项目”，结果是盲目的决策导致了国家巨额投资付诸东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机场投资建设中出现的决策失误，非常典型。

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事实上，当时在决策过程中，已经出现许多失误现象。

当初，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珠海机场的规模，是利用旧三灶机场改建为中型国内机场，跑道长2800米，投资额2亿元，而当时的珠海市主要领导却擅自更改这一决定，另行填海兴建跑道长达4000米的大型国际机场，单是机场本身的投资额就达到40多亿元。对此，国 务院曾发文做出严厉批评。除了批评擅自更改中央决定外，还批评未经国家批准就签订了引进国外先进的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的商务合同，支付定金1500万美元。造成既成事实后，要求国家批准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9060万美元，在未经国家批准开工的情况下，主体工程已建设大半。国务院的文件还具有预见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径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有深圳、珠海等四个国际机场，并已开始建设或准备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使珠海机场客流量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直接影响到还款能力”。

当然，在机场建设项目上，亏损的并不仅仅是珠海机场。四川绵阳机场于2001年竣工通航，当年就亏损3800多万元。在竣工后的两年间，还有1亿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据审计部门调查，绵阳机场几年来未发挥或未完全发挥投资效益的资产高达2.2亿多元。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机场热还是一直“高烧不退”。一个最常听到的理由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不少地方政府表示，如果当地有一个机场，哪怕是只有一条跑道的小机场，“只要天上飞的能在我们这儿着陆，我们就可以和外商谈投资的事”。但是，他们往往很少考虑客流吞吐量、地理位置和交通需求如何，以及机场建设的后续问题，即缺少的是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统计表明，支线飞机的上座率达到年流量50万人次，是盈亏平衡点。

除了机场这样的巨大投资项目外，因决策失误所导致的项目失败，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

总投资高达80亿元的广州乙烯工程项目，也是决策失误的典型。当初的决策者一味乐观于“石化企业效益一片大好”，而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巨大投资工程项目的远景，更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能源供应的掣肘，特别是国家投资体制发生的变化。以往，国家重点项目都由国家拨款，等广州争取到乙烯项目后，国家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改为地方筹款为主，原定由广州市和中石化各出资一半的合资比例变为9∶1.然而，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情况下，项目决策者仍然“成竹在胸”。结果，工程从1988年国家批准立项，几经周折到1997年8月建成试产，即由于自身资金严重不足，试产不到3个月便宣告停产。试产3个月实现的销售收入只有1亿多元，而在建设投资中已有7亿多元的资金缺口，建设期投资的债务利息每年最少要5亿至8亿元。所以说，这样的结局，是在上马时就已经决定了。

规划决策失误

一项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不仅会影响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改变周边的环境状况。所以一旦规划设计失误，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财政投资，还会出现许多连带灾害。

安徽省合肥市投资亿元上马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最后成了“垃圾工程”，就是一个实例。那么，当初是如何规划决策的呢？

当时，合肥正在热火朝天地创建国家卫生和环保城市，所以考虑在垃圾处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识，并决定哪怕财力有限，也要兴建一个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大型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这个总投资达1.06亿元的项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点工程，所以很快通过了全部审批程序。审批得以通过，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专家经过多轮论证后，一致选择了堆肥工艺。然而现在却又一致认为，垃圾处理厂之所以没有发挥效益，就是因为堆肥工艺选错了，它太超前，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明明脱离了实际，可当时专家又怎么众口一词认为规划设计应该超前呢？原来这里有一个“奥妙”，就是在专家论证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经有了明确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已明确提出这个项目应采用堆肥工艺。既然市里已经定了调子，专家们也就一致建议“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要建一座与现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现代化大型垃圾处理厂”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刚一试运行，就发现“事与愿违”，存在严重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停用。作为补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亿多元，兴建了一个生活垃圾厂。但几年下来还是不堪重负，终于造成严重污染。

近年来，城市建设（包括搬迁、扩建）越来越追求“时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贪大求洋，互相攀比，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有的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出“高价政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玉门市是甘肃省酒泉市所属的县级市，人口只有18.9万，2004年全市财政收入仅为1.4亿元。然而，这个小县城竟敢花7亿元进行“豪华搬迁”。特别是由于规划设计得不科学，或拆掉重建，或停止营业，遭到了当地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尖锐批评。

该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万平方米、总投资690万元的世纪广场，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设，新建总投资达1500万元。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砖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们行走；其次是因为盐碱侵蚀得太厉害，许多地面已被严重破坏。另外，投资2800万元、按三星级标准建造的集住宿、餐饮、商务、办公于一体的现代化涉外玉门宾馆，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营业。

“豪华搬迁”让当地财政“透不过气来”。截至去年底，仅建设局的负债就超过一亿元。长期负债建设，造成欠款不断增加，农民工工资拖欠严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办通报。

个人决策失误

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大慷国家之慨，在投资、担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脑袋一拍，大笔一挥”，便擅自盲目决策，致使国家的巨额财产付之东流。还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领导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因而不顾当地实际、群众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独断专行，这就出现了许多“三拍现象”，即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屡屡因决策失误而劳民伤财，贻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过于国家电力公司原任个别官员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巨额损失。2003年，国家审计署抽调大约1300余人对国电公司进行审计，发现国电公司在投资、借款、担保、大额采购等方面的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额高达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就达32.8亿元，占42%.一位参与了此次审计的官员说：“毫不夸张地说，前任某些官员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个例子是，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在1994至1996年间，擅自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担保，本息合计11.2亿元。由于威克瑞公司濒临破产，经法院判决，北京供电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造成损失4.57亿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那些“志得意满”的“战略”决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怀忠干什么都是“大”字当头，什么“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一时间走进阜阳，让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跃进”时代。结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给阜阳留下了20亿元的“政绩包袱”，相当于阜阳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来10年的财力。

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提出在卢氏这座北方小山城创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争创全国一流”的城市化建设的决策，也荒唐透顶。为了“形象”，他竟然别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棕榈树一条街、云杉一条街、四季桂一条街、竹子一条街、柳树一条街、黄杨树一条街、泡桐一条街。那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自然成活率极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还有所谓的“红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顶。他规定，全县无论城乡，沿公路的人家必须刷上铁锈红。因此，该县沿线公路两侧目力所及的砖房、土房，以及厕所、猪圈，一片红色，就连偏远的山区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必须重新粉刷一遍。

决策失误无异于化神奇为腐朽

近代以来，中国是对公权力决策失误最感切肤之痛的国家之一。政治方面，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灾难。“大跃进”、“文革”让中国在世界丢尽颜面，经济损失更让人提起来就伤心。这个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但有一个结论能说清楚，即公权力决策失误的贻害最大，而以私权利为基础的决策最正当。

人类无法保证决策没有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已显出与越南战争失败很相似的特征。现代文明要求，公民对所有涉及纳税人血汗钱的公共决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时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内的决策权利——“好心好意”为别人“当家作主”的逻辑已经相当过时了，况且失败的合法决策多少都有些“前车之鉴”和“成功之母”的意义。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他证明了决策方案不可能达到最优，人们只能在“满意”和“许可”之间取舍。他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备，会导致决策方案不完备和方案实施过程不清晰，进而使决策后果不可比。可见任何决策都有些“赌”的成分。西蒙从未提及舞弄权力所造成的“拍脑袋”、“出政绩”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算怎么回事。

对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之间关联的拿捏，能准确检测一个公民名副其实的程度。简单如，一个家长偏爱哪一个孩子或某种教育方式，你管得着吗？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别人的权利；如果一个家长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难道不愿意公开表达一点抗议吗？这样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对“涉公”事务的积极实践。

接下来我们评析若干决策案例。

——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同时面临电子产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日本认为，虽然当时的晶体管技术还不稳定，但小型化可能是应用电子技术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体管技术作为产业方向。前苏联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管生产技术。他们认为，延长电子管使用寿命并使之小型化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再理会晶体管技术。20年之后，日本的电子技术总体领先前苏联近20年，后者只能在军事领域进行有限的赶超。

——中国开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电器财团分别来中国考察电视机市场后获悉：中国人穷，住房紧张，南方潮湿，电压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决定撤退。而日本人却认为，中国人虽然穷，各家还是有些储蓄的，住房虽然紧张，但电视机却有点炫耀性消费效用。至于潮湿和电压问题，技术上都不难解决。结果，日本通过向中国大量出口黑白电视机，延缓了其生产线被拆除的命运。

到上世纪末，日本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豪感，在美国新经济的惊人崛起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为什么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没有在日本出现？后来他们发现，在每一个成功的美国IT企业行进的道路上，大约躺着两千家破产企业的“尸体”。这种代价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

——在决策失误的表演场上，美国人不是从不登台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就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投入“攻克癌症计划”，失败了。之前，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还试图研制汽车的陶瓷发动机，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过公道地说，美国既有的制度安排确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程序至上”原则，能在相当程度上标识出“误区”和“陷阱”，使后来者悬崖勒马。

素以严谨著称的欧洲人也不是没有“花钱买教训”的经历。他们为研制超音速民航飞机，即协和式飞机，投入数百亿美元，最终生产出15架便封存了生产线，赔得一塌糊涂。因为，民航客机需达到400架以上的生产规模才有经济效益。

——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决策失误是不对的。人类不能自断创新之路。所有决策失误都有“试错”的意义。然而，对于那些无视科学规律，一错再错，拿公共资金支撑“政绩工程”的决策失误，恨不起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讲良心的。如果决策权力与责任脱节，那么，决策对上对下都不能负责。

河南省某明星村党委书记一意孤行，“力排众议”搞什么“永动机”，突显了其物理知识不及高中水平。该项目浪费四千万，他竟然毫发无损，重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戏。那些投入“永动机”研制活动的专家们，究竟是揣着怎样阴暗的心理投入“研发”的？同样是四千万，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缩景观“三峡集锦”景区，经过四年“门前冷落游客稀”的尴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钱；拆，仍用公家的钱，相关责任人居然没有损失一针一线。

——市场经济以竞争为特征，盲目竞争是市场的衍生品。中国初搞市场经济时，各地盲目开工的项目不少，对缓解短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当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技艺生疏，被浪费掉的资金也很惊人。

“八五”期间，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两千万台，市场容量仅一千万台。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也都来个一哄而上，随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被蒸发掉了。目前，中国汽车生产线的开工率约70%，各地仍有许多新项目在涌跃上马。中国棉纺生产线闲置1/3，铝材生产厂家的设备利用率仅20%.中国市场上需要的50亿只易拉 6 罐，对应着100亿只的生产能力。这种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还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愤怒的盲目决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药厂建设项目惨败至今，不知责任人是否安然无恙？该项目是医药行业“七五”、“八五”期间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贷款，总投资18亿，占地1300亩，没投产就破产了。一个项目就让每个中国人损失了约1.5元钱。该项目失败的表面原因是，没心没肺、无法无天的中方决策者出国考察数番，引进的技术居然来自根本没有专利技术、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鸡公司”。

我国凡属涉及大项目的投资决策，公权力总脱不了干系。如今，中国人已能以较高的文明水准，平静地看待民营企业投资决策之成败，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员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爷决策之威风。

企业的重大决策受到地方官员意志的影响，是一种很坏的“败家子”式官商关系。1992年史玉柱盖巨人大厦时，出台的方案是18层。一个领导提议盖高一点，于是设计到54层再到64层。1994年又来了一位领导之后，图纸上的大厦变成了70层。不久，巨人大厦轰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产还真冤枉，因为领导既不负有限责任，更不负无限责任。

——原北京市长彭真最后拍板长安街的建设规模的时候，有不少人以为贪大求洋。现在重提这个案例，已被视为决策具有高瞻远瞩水平的典范。问题是，有些地方领导全无高瞻远瞩的本事，却有决定项目及建设规模的强势权力，导致失误连连。

——综合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对象和违规金额，人们不难发现，“涉公”、“涉权”是共同的因素。一个贪官贪污几百万元被判刑，人们已从拍手称快变为麻木不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笔一挥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数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公共资金损失。多数情况下，决策失误都比贪污腐败更有效率地打击了老百姓的钱包。

去年仅对10家央企原任领导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就发现，经济犯罪额约16亿，但因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高达145亿。用这笔钱、以市场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能新增多少就业岗位？令人失望的国有企业在2002年1～11月间，仅仅由于错误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就损失72亿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损失了5.5元。这些本应能创造财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岗职工生活的宝贵资金，经过垃圾化的决策，真正实现了“化神奇为腐朽、化腐朽为粪土”的过程。

现代文明最基本的决策原则是，找不到责任人和负责方式，就取消决策。

问责赔偿彰显责任理念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对此，应该说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因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一般却很少有人关注，也懒得算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还对决策失误不以为意，常常以”权当交了一笔学费“而轻轻放过，很少去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更不要说提议赔偿了。

面对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我们不应该“心平如水”，对各种各样的决策失误，更不能一直“束手无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这种现象的信号已经发出，并且日渐见强。2001年，深圳市出台了有关意见，指出：“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两年后，他们又开始实行“绩效审计”，从而引入了决策问责。其他如海南、重庆、上海、黑龙江等省市，都针对决策失误出台了相应的问责法规。国家审计署近年来也反复强调，今后将不断加强“绩效审计”，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也是更加着眼于检查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以及其中的违法违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也让人备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长在该省的一次省委全会上明确表示，从现在开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给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将由当地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由于政府决策失误，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者给投资者造成财产损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对有关领导批评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检查”。现在，随着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再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了。

决策问责制的建立、健全，对于防止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对于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南省在决策问责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机制，则比决策问责制更进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后，很少意识到应该给遭受损失者以经济上的赔偿。比如，一些农村基层政府推行所谓“逼民致富”政策，强制农民种这种那，结果由于产品滞销等原因使农民惨遭损失，政府往往仍然是“无事一身轻”，而农民也只能自认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朝令夕改，今天这样规划，明天那样规划，今天建明天拆，也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投资者所能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尽管决策失误的领导干部可能会受到党纪政纪乃至法律惩处，但是这种惩处，对于遭受损失者来说，并不能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至于对决策失误者连责任追究都没有，对遭受损失者来说更是连“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完全由投资者“埋单”，显然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建立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由政府向受损失者进行经济赔偿或补偿，让政府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再进一步说，由政府承担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向受损者进行经济赔偿，其背后所蕴含的执政理念，是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投资者提供科学决策，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决策失误赔偿制，尚属“新生事物”，客观上还有考虑不周全之处。比如，他们仅仅提出对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损失予以赔偿。那么，损害了不属于投资的一般群众的利益，要不要赔偿（补偿）？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要不要追究决策失误者的经济责任？凡此种种，我认为，政策和法规都应该及时“跟进”。因为从本质上说，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与投资者的权益是一样的，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然，在目前，我们还是对海南这一负责任的政策表示欢迎，毕竟它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能够为其他地方所借鉴，成为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基本准则和普遍做法。

摘自《检察风云》2006年第23期（有删节）

第四篇：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大众日报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占比排行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舆论监督。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纪委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为主

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各级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完善纪律检查制度和工作程序,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定位,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效能。严格工作程序,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制定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指导意见,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与时俱进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

败的深层次问题和制约铲除腐败的瓶颈性问题,增强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前瞻性、预防性。要强化制度落实的刚性措施,建立执行制度的责任追究机制。要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切实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

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 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 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法制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加大惩治腐败的工作力度。惩处腐败分子是反腐倡廉的最后一道防线。惩处的意义不仅是对腐败分子本人的惩罚,更重要的也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示。通过对腐败分子严格惩处的高压态势,警戒和遏制腐败的蔓延。

探索实行官邸制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作风建设实现常态化长效化首先必须依靠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

础上,把整治“四风”的要求具体转换为切合实际的具体问题,各级领导班子带头承诺、立说立行、边整边改,边查找问题边解决问题边建章立制,着力建章立制,形成常态效应。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建立健全党内制度规范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健全,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就能有所约束、有所敬畏,实现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就有了基础和保证。应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责任分解、责任报告、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四位一体的思路,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融入党的作风建设各个环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制度、定期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制度、定期通报党内情况制度、群众监督评议党风制度、领导干部年终和任期测评制度等,激发党内外群众参与党风建设的积极性,使群众参与党风建设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实用性。着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程序性、操作性。制度建设不是做文章,不能搞花架子。制度建设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践证明,一项制度要能够长期执行、长期发挥作用,首先制度本身必须是可以遵守、可以操作、可以监督检查的。为此,应强化程序意识,将制度执行程序化、程序操作制度化,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现在有些制度内容空洞、程序模糊、要求笼统、责任不明,结果只能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喊在嘴上,无法落实到实践中。着力提高制度的程序性和操作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怎么办,又要明确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应按照

第五篇：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决策责任的重要制度保障，对决策者能够起到心理警戒和行为校正作用，增强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内在动力，从而有效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的发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之所以存在班子成员都想说了算，而又都不想承担决策的风险和责任，出了问题往往不了了之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缺少对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误必追究”的观念。要完善党委领导班子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重大决策的论证制、票决制，分清决策责任，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本着“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依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完善责任追究程序、健全处罚体系。要强化责任追究主体的作用，通过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等，加强对同级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监督；通过健全和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决策监督；通过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决策监督，从而形成党纪、政纪、法律处罚的不同责任等级，根据决策失误导致损失程度和应负责任大小，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