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危害与治理（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网络谣言的危害与治理

每年的4月1日，西方人会过愚人节。在这个特定的节日，人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或者不好说的话。这一天人们可以骗人，可以造谣，可以开善意的玩笑，可以恶作剧。平时的谣言在多样信息互动中减弱，直至消失。这一天就是把谣言夸大，让谣言铺天盖地，也不会让人丧失尊严，反倒增加生活情趣。谣言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谣言，生活会变得不完整。谣言永远存在，听信谣言，造谣传谣，既是人的理性不及，也是人性的不可或缺。一个人可以在某一件事或某一领域的事上明确地判断出是谣言还是真相，但不可能在所有事所有领域都有这个本事。人性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性是造谣和传谣的根源，所有人都有可能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按人性不完美之逻辑推理，其结论必然是：消灭谣言就是消灭人性，消灭人性就等于消灭了人自身。“文化大革命”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公”字没产生，“私”字却以几何积数增长，人类的野蛮由此加倍放大。治理谣言的原则在于约束人性，降低有害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几率，使谣言处在可控的限度之内，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性，不是改造人性，更不是灭绝人性。

谣言分为有害的谣言和无害的谣言，有害的谣言需要治理，无害的谣言尽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网络谣言可以分为政治谣言和非政治谣言，如果二者有害，需要治理，如果二者无害，则无需治理。网络谣言的治理是有害谣言的治理，其害处具体表现在：伤害了国体和政体，动摇了国体与政体的根基，危害了国家安全；破坏了社会和政治稳定，扰乱了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威胁或伤害到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幸福、自由、公平或公正；如果谣言达到了如此程度，进行谣言的治理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政治谣言，网络谣言的治理也主要是指政治谣言的治理，其基本措施如下：

贯彻落实宪法精神。谣言要依法而治，不能依人而治，不能因权力地位高低而治，依法而治的核心就是落实宪法精神，限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法会使所有人不因谣言产生而恐惧，不因谣言传播而破坏秩序。小道消息、谣言的流传，是对没有民主法治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得到贯彻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地保障，谣言就会有效遏制。放开媒体是宪法逻辑的必然展开，开放报禁，开放网络，实现网络自由，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一个不完整信息经过多人的努力变成完整信息，一个碎片真相经过众多媒体的拼凑逐渐形成完整真相，从而极大地缩小了谣言产生的空间。遵守宪法，贯彻宪法精神才是解决谣言的根本之道。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二者相辅相成。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良好的公民，就在于树立对好的规则、好的制度的信仰。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制度的反面。在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之下，被统治者对政府的态度在两个极点存在，一个极点是极端信任，另一个极点是极端不信任。当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呈现败相的时候，被统治者对权力的绝对信任就会转化成对权力的绝对不信任，谣言四起，且不可控制。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不把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不把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不把无限政党变成有限政党，谣言就成为破坏政治秩序最有效的杀伤武器，其效果真就如《新闻联播》所说：“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现有的政治体制权力者、权力部门垄断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信息来源单一。网民对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知半解，在理解政治事件时容易加上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妄自猜测，形成了网民本人的政治图解，政治图解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被扭曲，最终转化为政治谣言，把鞭炮当枪声就是典型的政治图解变为政治谣言的样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好的制度，实行良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垄断信息，促进信息公开化，使信息来源多元化，使所以的人分享政治信息，堵塞政治谣言传播的渠道。开放与拓展现实政治参与渠道。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渠道通畅，在网络上谈政治的少，谈风花雪月的多，谈生活情趣的多，网络政治谣言没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虽然国家领导人经常说创造条件让人民讲话，由于现实让人民讲话的渠道不多，政治参与的渠道少，参与渠道不畅，这就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人们在网上特别愿意谈论政治，批评权力，甚至对权力具有复仇心理。议论、批评尤其是仇恨往往容易使网民失去理性，失去方向。部分网民把复仇当政治，把报复当正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造谣传谣，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避免造谣传谣扩大化，从根本上说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已经有的人大、多党合作、自治制度等，比如让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让人大代表专业化。开放政治渠道，拓展政治渠道，丰富民主政治形式，让网民参与到现实政治生活，使网民产生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惟其如此，复仇感才会下降，谣言才会降低。

及时而有效地公布真相。充分重视网络传播的规律，掌握规律和运用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是正确运用规律的体现。利用谎言，把谎言当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时过境迁，不良社会后果已经造成，再公布信息就是违背传播规律。微博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开微博，它就会成为谣言最有力、最有效的粉碎机，就会成为真相的挖掘机。微博公布信息及时、有效、成本低、见效快。加强微博管制，只会弄巧成拙，甚至南辕北辙。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不常有，谣言则常在。解决谣言的方式不能停留在寄托智者身上，不能盲目地等待戈多。谣言生于微博，也止于微博。谣言止于信息公开，止于真相，止于信息及时有效地公布。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一些网民为了片面追求粉丝、听众，把本来朴实无华的语言变成了具有暴力性、血腥性、煽动性、极端性的语言，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以此来争取听众。一些人热衷于与他人分享所谓“小道消息”、“政治段子”，参与起哄等都是网络道德缺失的表现，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显得尤其重要。不完善的制度，不能成为公民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是提高社会公德心、提高网络道德的机会。网络应该成为网民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互相谩骂、互相攻击的战场，更不应该成为造谣传谣的主渠道。网络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自省、慎独，让其在道德层面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要扩展网民理性交流的空间，增加网络交往的形式，让谣言在理性的交流中自生自灭。

谣言的治理措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良性循环系统。遵守宪法，放开媒体，实现网络自由是治理谣言的大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治理谣言的根本途径，开放政治参与渠道是治理谣言的基本措施，及时有效公布真相是治理谣言的有效措施，尊重传播规律和特点，提升社会公德心是治理谣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治理措施的重要性和排序经常取决于谣言造成的事件性质，只要系统通畅，及时、有效地公布信息、真相就成为治理谣言的首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暴力而言，谣言的破坏程度较轻。暴力能推翻政权，改朝换代，暴力有流血，有冲突，有牺牲。谣言改变不了一个国家，动摇不了一个国家，也破坏不了稳定。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也包括传谣造谣天塌不下来。只有在国家极端脆弱的时候，谣言才可能使国家坍塌。通过恐惧的方式治理不了谣言，反而造成社会不可治理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与否，一个社会秩序紊乱与否，取决于经济是否繁荣，生产力水平是否发达，政治上是否民主。一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谣言甚至成为治理国家之病的一种苦药、良药，国家有美国可证，地区有台湾香港可证。这是谣言的辩证法。

第二篇：网络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生活融入到网络中，我们在网上购物、获取信息、咨询、娱乐等。网络同时也成为影响巨大的新媒体平台，网络迅捷、及时、简易等方面的特点快速促进社会信息的流通；但同时也导致网络成为滋生各种谣言的放大镜，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引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与危害。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现如今，网络谣言一词已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也基本都知道网络谣言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社会危害，但是如何去辨别网络文章的真实性与否依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去避免网络谣言的出现，减小网络谣言带来的危害。

网络谣言的出现将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危害：

1、网络谣言将会使和谐社会变得不和谐。当下，国家大力提倡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潮，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却会将这一切打破，人们在谣言的影响下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负面情绪，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设变得艰难重重，和谐社会也将变得不和谐。

2、将会扭曲网络的真正用途。网络在现代可以说是舆论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应该是和谐健康言论出现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谣言的出现，使网络变成了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这就从本质上扭曲了网络平台的真实用途。

3、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一些比较偏激的网络言论将会使人们得到一些错误的信号，产生一些反国家反民族的激进思想。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网络言论将会造成社会环境的不稳定，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甚者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既然网络谣言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将这些谣言扼杀在摇篮之中，将谣言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

1、在全社会范围为开展打击“网络谣言”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宣传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了解网络谣言的危害以及如何辨别网络谣言和事实真相。

2、政府在各大主要的媒体及时的将社会上一些主要事件的真相进行公布。人们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主要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如果政府能够及时的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必将使网络谣言没有立足之地。

3、各网站要建立严格的审核程序。网络谣言的出现也是由于各网站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正因为审核程序的缺失，那些反动、消极的言论才能够出现在网络上。相信只要各大网站建立严格的网络审核机制，谣言必将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4、国家要完善网络立法机制。现如今，法律就是一切行动的准绳，网络在现代是飞速的发展，但是网络立法却几乎没有，国家要尽快完善立法机制，约束网络上的一些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网络谣言的出现变成不可能。

网络谣言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危害，相信只要大家能够立足于事件的真相，谣言必将不攻自破

要有效地遏制网络谣言的编造、接受和传播，首先要求网民要有自觉抵制的决心，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清网络谣言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自己要自觉做到既不造谣、又不信谣、更不传谣。要把抵制编造和传播网络谣言提高到政治觉悟的高度上去认识，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素质。其次，要在立法上完善网络行为的法律制度。法律是避免人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是遏制网络谣言编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已有网络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立法往往落后于实践和其他种种原因的存在，网络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还远远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所有，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三是政府要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准则，及时对错误的网络言行进辟谣。要针对虚假的突发事件言论、焦点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和发布更正信息，用正确的信息抵制谣言，让广大群众即刻明确事件真相。四是加大网络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秩序，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督和管理，严惩网络管理者玩忽职守行为。同时，加强网站自我教育、自觉管理、阳光服务的能力，提高网站识别、管理、惩戒网络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将网络谣言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应加强互联网技术应用管理的创新。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虚拟性，这就增加了网络谣言防控的难度，所以，建立网络筛选确认制度、评估制度、和信息处理后反馈等制度，对及时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处置网络谣言作用非同小可。一 加大舆情监督引导力度，快速反应，避免不良谣言传播。

对于网络中的热点问题，可利用网站的论坛、新闻、评论等及时披露信息，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正面引导网民的讨论，及时批驳带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污蔑，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导向作用，有效地管制网络公共空间。

政府、专家、媒体等公信力群体对谣言的快速反应和舆论引导对消除谣言解决问题显得至关重要，必须及时辟谣，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科学的、权威的声音，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谣言消弭。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公信力群体的信任程度成正比。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得逞，或者在极短时间里演化成现实灾难，一定程度上与平素发布的信息信任度不足不无关系。假如这些媒体平素的做法常失信于民，在遇上重大危机或灾难时，社会人心必然轻易浮动。

二 健全网络法制规范，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

制定必要的网络法制规范，将有关违背道德底线、侵犯基本人权、恶意扰乱社会的非法行为，纳入法律追究范围，明确法律责任和追究程序，让现实社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在虚拟的网络中得以延伸和遵守。现代法治社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负责任的公民都应有科学精神和法制意识，因为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责任却如影随形，是实实在在的。

第三篇：专家学者谈网络谣言的危害及其治理

专家学者谈网络谣言的危害及其治理

网络谣言是为害甚广的社会“毒瘤”

“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贵州瓮安事件中，有网络谣言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浙江“钱云会”案件中，有网络谣言说“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几乎每一次社会不安现象的出现，都有谣言的鼓动和伴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柏峰表示，网络谣言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同时，网络谣言还会损害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日，甘肃兰州出现食盐“涨价停产”等谣言，引发了新一轮抢盐**。部分市民轻信谣言，开始大量购买食盐，很多商场、商铺的食盐被抢购一空。抢购到盐的人短期吃不完造成浪费，而真正需要盐的，尤其是一些餐饮机构，又因抢购买不到盐。陈柏峰说，“与事实偏差较大或完全相左的谣言谎话，借助网络和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网民，损害许多公众的利益。”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很大程度上是谣言的制造者利用了一些人的心理弱点。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潘允康表示，有些人喜欢求新、求奇，常常抱着“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的心态，以寻求刺激；有些人则是从众心理，“别人知道的，我也应该知道”；当然还有一些人的素质不高，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即使有些谣言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也信以为真。

潘允康进一步表示，有些网络谣言可称得上是“妖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如同引诱人们吸食毒品一样，慢慢地让人“上瘾”，麻醉人的神经，扰乱人的生理功能，让人的心理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不健康，进而破坏家庭、诱发犯罪，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正常秩序。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上官酒瑞认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比如“谣盐”**、“军车进京”等谣言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网络谣言的产生，可能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上官酒瑞表示，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铲除网络谣言需要全民行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造谣传谣不是言论自由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政府应该以宽容、包容、虚心的态度，畅通社会公众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是，社会公众在享受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舆论环境，根除网络谣言存在的土壤。

夏学銮表示，网络虽然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工具，但网络聊天还是要从人们的嘴里说出去，网页留言也要靠人们在键盘上敲打进去，一言一语都是人们思想的反映。虚拟社会依托现实社会而存在，虚拟社会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并不会因为自己存在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或消失。

针对“网络谣言也是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潘允康表示，首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应该是符合国情、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如果有言论、谣言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会受到制裁。因此，网络谣言并不属于自由的范围。其次，自由应该是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享受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权利。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社会化以及取得公民资格的最起码条件，就是要遵守法律规范，正确处理社会关系，遵守道德底线、法治底线和事实底线。谣言往往都是有所指向的，无论是针对人还是事件的谣言，都难免会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因此，这不仅仅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也是违反法律的，不仅应该坚决抵制，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制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他举例说，韩国数名艺人不堪网络谣言的压力而轻生；大地震后的日本，谣言90%来自网络。支振锋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网络谣言得以豁免的保护伞。从国际上来看，韩国和日本纷纷表示要出台相关法律来治理网络谣言，英国也试图以隐私等相关法律来揭开匿名这一“互联网斗篷”，美国则宣布“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是一个常识。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网络不再是虚拟空间，而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在互联网中活动的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恶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冲击真实可感，一点也不虚拟。

为此，吴忠民指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徒法无以自行。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更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尤其是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除了法制建设外，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必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专家们认为，网络世界是一种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理应是一种公共行动，彻底净化网络空间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许多专家表示，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而且在谣言出现的情况下，必须积极发布辟谣消息，遏制谣言的放大和传播。”

第四篇：网络谣言治理调查报告

网络谣言治理调查报告

8月20日，公安部启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谣言的专项行动。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5个城市进行了关于此次整治网络谣言舆情的专项调查，并发布《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主要数据

1.多数受访者认为网络谣言已成公害。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71.4%）表示自己接触过网络谣言；超过八成受访者（80.4%）认为目前我国网络谣言传播情况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在关于谣言危害性的认识上，80.4%的受访者表示网络谣言具有危害性。多数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类谣言”和“灾难类谣言”的危害性最大。其次是食品类、民生类和金融财经类的谣言。其他列举的谣言类别，如“娱乐类谣言”“历史文化类谣言”等，被认为危害性较小。从年龄段来看，接触网络谣言比例最高的是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为80.3%。从接触渠道来看，通过微博、社交网站、微信等社交媒体接触网络谣言的比例，18—29岁年龄段的群体在各年龄段中都是最高的。

2.九成以上受访者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受访者（93.6%）认为有必要整治网络谣言。认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4.4%。而认为“没必要”和“完全没必要”的比例仅为4.6%。调查显示，76.0%的受访者认为此次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比较及时。有24.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不够及时或严重滞后。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此次网络谣言专项治理行动会取得较好效果。六成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调查显示，48.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民意表达”，是各选项中比例最高的；另有13.0%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能“促进民意表达”；两项相加，即累计61.8%的受访者认为整治网络谣言对民意表达有益无害。

3.多数受访者认可“两高司法解释”。

八成受访者认为该解释对于网络谣言治理比较重要，且各年龄段对解释的知晓度都超过70%。近八成受访者对“两高”出台司法解释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该解释对于整治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两高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可以视为诽谤罪。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受访者（72.2%）认为该量刑标准比较合适。

问题分析

1.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极其多样，论坛和微博是主渠道，微信正在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

调查发现，公众接触网络谣言的最主要渠道是网络论坛（70.2%）和微博（63%），其次是QQ聊天（45.2%）、微信（35.8%）、人人网等社交网络（33.8%）、手机短信（33.8%）、海外网络（13%）。这说明，网络谣言传播渠道极为多样，论坛和微博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渠道。不可忽视的是，微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谣言传播渠道，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13%的受访者接触到的是海外网站的谣言。

2.对于什么是“网络谣言”多数人并不清楚。

调查发现，自认为对网络谣言清楚的受访者仅占14.6%，“比较清楚”的占48.2%，而

“不太清楚”的则占37.2%（“不太清楚”29.2%，“不清楚”2.6%，“不好说”5.4%）。由此可见，尽管公众对网络谣言深恶痛绝，但由于关于网络谣言一直缺乏科学清晰的界定，造成公众对于网络谣言的认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无疑会给治理网络谣言带来一定的难度。

3． 网络谣言是一个难以杜绝的长期性复杂问题。

调查中，认为网络谣言“有可能被杜绝”的受访者仅占一成（10.4%），认为“也许有可能”的占三成（33.2%），而认为“不太可能的”占四成（40%），认为“不可能”的占一成多（14.6%）。这表明，多数人认为，网络谣言不可能被杜绝，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应对的复杂工作。

4.一部分人对集中整治网络谣言是否会影响民意表达心存担忧。

对于此次集中整治网络谣言行动，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整治网络谣言不影响而且会促进民意表达。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了担忧，担心整治网络谣言会在执行中存在扩大化，尤其是可能会影响民意表达。因此应当及时解疑释惑，消除群众疑虑，回应部分网民的关切，让他们意识到网络谣言和自由表达观点的区别，让网络谣言整治的效果落到实处。意见建议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网络谣言治理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政府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广大网民互动，合力构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网络舆论空间。

1.进一步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健全常规化的管理机制。

整治网络谣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即以法制和常规管理为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这样的网络谣言治理成本低，也可以减少舆论阻力，有利于网络善治的可持续性。此次“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我国在网络法规建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符合依法治网的原则性要求。

2.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挤压谣言滋生的空间。

在诸多重大时政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相关信息的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充分，不仅是谣言产生并泛滥的主要原因，也容易导致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给谣言传播提供土壤和时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要尽快出台贯彻这一意见的执行细则，对各级政府机构落实该意见提出刚性要求。尽快做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这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关键。

3.针对不同类型谣言，应采取不同措施消除其危害。

网络谣言多种多样，谣言治理应该分级、分层、分类。一般而言，运用科学知识能够澄清的谣言，是最易净化的谣言；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健康及环境污染等与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谣言,虽流传快、传播广，但辟谣信息也传播快，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属“可控型谣言”；与政府部门、权力机构、一些利益阶层相关的谣言，属于“顽固型谣言”，比较难以净化，需要尽可能透明、公开地处置，并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教育问题、违反常伦、民族宗教冲突的谣言,很容易被某些人与政府失误、官员腐败等联系起来，对于此类“潜伏式谣言”，更应侧重即时追踪判别，防患于未然。

4.加快行业规范化进程，鼓励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

社会化媒体营销是新媒体时代市场竞争的新形式，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由于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各方面的规范和管理还很不到位，通过社会化媒体营销手段传播谣言和诽谤信息的行为确实时有发生，也给一些企业带来不良后果。在整治网络谣言中，应避免把网络谣言传播与社会化媒体营销混为一谈。建议由相关机构或媒体牵头，主要互联网企业、社会化媒体营销企业通过共同签署“社会化媒体阳光营销共识”等方式，对现阶段的社会化媒体营销进行自律。从长远来看，社会化媒体营销还应有相应的法规出台来规范。

5.转变观念，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

一是转变认为能用“堵”和“删”的办法控制网络谣言的观念；二是转变网络谣言只是网络管理的问题的观念。我国的网络谣言泛滥现象发生在社会转型关键期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期，有着特殊的社会土壤和传媒发展背景。因此治理网络谣言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的网络治理只能治标于一时，难以达到治本于长远。因此，既要对网络谣言进行整治，也要关注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消解谣言滋生的土壤。

6． 研究构建网络谣言治理与防范的社会化管理体系，把政府管理网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手”。

互联网管理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让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协同作战，巩固网络辟谣的阵地。同时，培养和鼓励一批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到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来，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及时发现和揭露虚假不实信息，帮助网民正确辨识谣言，增强网络的自净化功能。2012年4月，在北京网媒协会“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诚信”的呼吁下，新浪、搜狐、网易等7家开设微博客的网站，组织自律专员参与举报网络谣言，一些政府网站和法人微博也积极建立辟谣平台，一些网民也自觉成立了辟谣网站和辟谣小组，这些都是社会协同抗击网络谣言的积极尝试。

第五篇：网络谣言

三人成虎，指鹿为马；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而今，随着现代网络传媒业的迅速发展，给谣言的制造与传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因为，“在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只狗。”所以一些人可以不负责任、无所顾忌地造谣传摇，而网络本身的通讯“及时性”，又使它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范围更广、连锁效应更强，有时几成铺天盖地之势。

网络谣言是“社会毒品”，是为了吸引一些网民眼球造出来的“阴暗新闻”。而这些“阴暗新闻”又毒化一批网民，使他们更想看“阴暗新闻”。这种“网上心理毒品”容易使人“上瘾”，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沉迷，深陷其中，欲罢不能，其社会危害不亚于“网上黄赌毒”。

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和传播，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尤其是一些涉及官员的谣言，之所以甚嚣尘上、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并非偶然，概由多种因素使然。

其一，人民群众的“信任缺失”。不可否认，由于一些政府工作的不到位，由于一些官员的漂浮作风、嚣张之言、腐败之行，造成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干群关系成了蛙水关系，甚至是水火关系，互相对立，互相仇视。碗里的沙子多了，米就少了；人看到的阴霾多了，阳光就少了。在官员负面形象、官民关系负面报道屡见报端的背景下，只要出现关于官员的负面传言，老百姓倒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对政府、对官员队伍的“信任缺失”，是导致涉官谣言加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心理诱因。当然，这决不是容忍、纵容造谣传谣的理由。

其二，挟私报复的“卑劣手段”。客观地讲，网络是现代社会民主监督的一种“有力武器”。但是网络的发展，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一种算计、攻击别人的“便捷工具”，于是以小夸大，无中生有，使人真假莫辨。而第一时间发出的讯息往往又容易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第一印象”，往往使对方陷于被动的地位，如若缄口不言，等于默认；如若出面澄清，有时又会“越描越黑”，结果是又口难辩，跳下黄河也洗不清。

其三，无聊随便的“恶搞心态”。一些人无意识地传播或膨化这种谣言，而他们本身，只是报着一种“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般的恶搞心态，像在街上看别人打架一般地凑热闹、瞎起哄，无意识拖动鼠标、复制谣言，助长其加速传播与发酵。

其四，政治攻击的“新式武器”。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人民有选择自己社会模式、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由。而某些国外势力，总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总想解救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藉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歪曲说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多么的缺少合法性和稳固性，中国的执政阶层是多么的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而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连其本土的有识之士，也会对其做法不耻甚至拍案而起、大胆反驳。明智的国人，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思一思、想一想、量一量，还是能一目了然、洞察其狼子野心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网络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不去主动参加传播，需要一种素养；要保持一种“任它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的冷静，不为所动，需要一定勇气；而能以敏锐的头脑抽茧剥丝、看出端倪、明了真相，则需要一些智慧。

而要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官员形象的“美誉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还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横生事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从而不断强化网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从自身做起，弘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不断净化纯化网络生态环境，充分利用网络这种现代传媒，不断开拓网络时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网络不应是谣言疯长的“伊甸园”近期，一些谣言借助网络流传，有关部门依法处置了谣言制造者，引发网上网下反思。作为现代科技对人类的伟大馈赠，网络的神奇魔力迅速改变着世界。人们享受网络的诸种便利同时，也不时遭遇网络衍生物———网络谣言的侵扰甚至伤害。从“抢盐**”，到“地震谣言”，再到“艾滋病人滴血食物传播病毒”，等等，屡屡“发作”的网络谣言，不仅构成舆论的纷扰，也加重着社会转型期公众的焦虑与不安。

谣言并非始自网络，作为畸变形态的“信息”，谣言自古即有。汉时孔融做诗谓“谗邪害公正”，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也慨叹“忧谗畏讥，满目萧然”，其中“谗”即谣言。鲁迅一生备受“流言”陷害，更痛陈其“杀人不见血”。或可说，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病，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但网络谣言，因借助了现代媒介的传播因子，其危害性与杀伤力甚于以往任何时候。

网络是奇妙的世界：鼠标一点，环球风云尽收眼底；拇指一摁，指点江山，议论时局。一个论坛就是份报纸，一个微博就是家电视台。网络改变着舆论生态，“言论自由”获得了空前的沃土。人们身着马甲在隐形世界“潜水”“拍砖”，欣悦于这个公共平台的自由、开放和平等，却不知自身已成为媒体传播的一环、一分子。

由是而论，网络并非普通的公共信息交流平台，更兼具媒体的某些强大功能。而这一点，恰恰被许多人忽略。从善意角度讲，不少人将网络视作意见表达的场所，直抒胸臆，甚至发发牢骚也无妨，但一切应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公共场合发言“呛声”的底线。与此同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确有好事者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恶意编造谎言谣言以惑众。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现实的不确定性及预见的模糊性，谣言作为社会意识和情绪的“浮标”，极易在网络上病毒般快速蔓延，加剧社会的不安和恐慌。对此，公众已有太多的教训。近年网络暴力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谣言始作俑者瞅准公众情绪的软肋，将谣言贴上各种“标签”，轻者对某个人造成人身伤害，重者误导舆论，造成社会割裂阶层对立，危及社会安全。谣言与真相有时就是一纸之隔。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但网络传播瞬间暴发的“病毒”特征，已然打破这一定规，世间固有智者，但等到谣言被证伪时，病毒已伤及无辜。若放任谣言无所顾忌地漫游于网络，现实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正因为此，依法加强网络管理，惩治网络谣言，这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通例。连最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最近也有报告称，“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网络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人人都可当记者，做“意见领袖”。在这个百花园里，谣言不能像野草般疯长，理性的社会也不能被谣言牵着鼻子走。作为网民，当你到网络上发声，事实上已扮演起“记者”角色，那就请说真话，至少不传播谎言谣言。作为网络经营者，更应承担起媒体的社会担当和职责，“秒杀”谎言，做谣言“粉碎机”，这应是网络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公俗良序。

对策：首先，网站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清楚自身的定位与义务。互联网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充斥其中的各类网站却是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就应该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这其中不仅包括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还包括“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也就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网络谣言与社会道德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作为企业的网站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网站要有法律意识，对网络谣言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网络谣言产生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工具，论坛、博客、微博等都有可能被造谣者所利用，网站也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造谣者的“ 帮凶”，对此网站应时刻警醒。《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明确的管理处罚规定，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除知法守法外，更应敬法畏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谨慎对待处理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

最后，网站要提高技术应用管理水平，筑造防范网络谣言的第一道“防火墙”。要想铲除网络谣言，对其加强监测、识别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只有将网络谣言封堵在产生之初，才能避免其酝酿扩散。网站在为公众提供信息的同时，更需保证这些信息的无害性、合法性，因此，提高网站技术水平、加强对网站内容的监测，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扩大网站的社会影响力。

精彩开头：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和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网络谣言也呈激增之势。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仅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措施：建立全面防堵网络谣言的机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网络谣言会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存在，要完全杜绝网络谣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网络谣言又是可以防堵的，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防堵网络谣言的机制，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便会被大大压缩，其危害会降至最低。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惩处网络谣言传播者特别是造谣者的机制。

第二，建立高效的信息求证、查实和反馈机制。

第三，建立全网络系统的协调机制。

第四，建立防堵网络谣言的工作机制。

第五，实施基于网络技术特性的防堵措施。

第六，夯实防堵网络谣言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