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乡村土地管理陷困局

第一篇：湖北乡村土地管理陷困局

湖北乡村土地管理陷困局:农民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2004年06月09日 13:43

郭嘉轩 袁志国

修建不久的蕲(春)宿(松)公路，从湖北蕲春县张榜镇孙冲村穿过。公路上稀少的车辆与公路两旁大兴土木建私房的热闹景象形成巨大反差:从村口望去，在不到200米的距离内，20多处新建私房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一些来不及清理的农作物，在堆砌遍地的砖瓦、水泥、石灰缝隙中艰难地生长，这里原本都是良田。

农村费改税以后，湖北乡村土地管理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局，农民违法乱占耕地、滥建房屋的现象已呈蔓延之势。

“你不抢别人就抢”

孙冲村地处大别山麓湖北、安徽交界处，全村2461人，人均耕地不足3分，2002年人均口粮只有395斤。由于土地粮食产出长期不能自给自足，全村普遍靠打工为生。

但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实施严格土地保护政策的小山村，似乎在一夜之间兴起了乱占耕地建房风。据记者统计，以孙冲村一组为例，全组28户农户，近一年内占用耕地兴建私房的就有15户。

孙冲村一组村民张自专觉得很吃亏：“2002年开始，农民建房管理比以前宽松多了，只要给村里交一笔‘土地补偿费’，就可以随意找地方盖，再也没人来收费了。我的房子盖早

了一年，当时房子建筑费用一共5万元，缴纳‘村级土地补偿费’、‘建房规费’、‘土地调整费’等税费就花了近万元。”

提到耕地保护问题，张自专激动地告诉记者:“哪有农民不心疼耕地的，但现在土地部门管理这么松,你不抢别人就抢，大家只好先占了再说。”

据了解，从2003年初开始，张榜镇的土管、城建、地税等部门再也没有到村里来过。对此，村委会主任胡新华显得很满意。他说:“现在群众要盖房，给村里交钱就可以选地，村里基本不干预。”

因为孙冲村历年债务太大，仅欠村干部工资就有13万多元，村民同意把“土地补偿费”作为村集体收入，“这两年全村占地基费共收了近30万元，全部用于村里开支了，复垦耕地从没搞过。”

张榜镇主管土地的副镇长胡恒生告诉记者，自从湖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农民建房收费标准”的文件后，国土部门审批农民建房只收取5元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书》工本费。这一政策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但由于配套政策没跟上，乡镇国土所因缺乏经费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办理一户农民建房用地登记发证业务，要多次到现场勘测定界，确定土地权属和面积，判断是否符合规划，每户的工作成本一般在200元左右，而实际每个建房户只收5元的工本费，不仅保不了本，还要倒贴。所以，有些乡镇所干脆一分不收，一证不办，无疑助长了农民乱占滥建之风。

张榜镇国土所原有8名职工，从2003年开始由于工资无法发放，大家只好出去自己找饭吃。从2003年开始，土管所没有办理一户农民建房手续。这意味着，张榜镇目前所有的农民建房都是违法的。

湖北全省的状况更让人触目惊心。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不完全统计显示，2002年以来，湖北省农村建房户121096户，占地面积2.15万亩，其中未批先建、批后超占等违法建房和非法转让、出租的户数有39095户，占地面积达到6715亩。农民违法乱占耕地、滥建房屋的现象已呈蔓延之势。

国家审计署武汉办事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2002年以来，湖北十堰市郧县有476户农民建房，有65%的建房户没有到国土部门办理手续；襄樊市襄阳区233户农民非法占用耕地共计150亩建房，其中50%以上是一户多宅，单户占地最多的达1270平方米，远远超过了法定每户200平方米的最高标准。

基层土地管理系统基本垮了

税费改革切断了土地部门伸向农民的收费之手，土地管理部门内部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蕲春县土管局局长陈友明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税改之后，基层土管系统工资无法保证，具体业务没有配套政策支持，组织体系基本瘫痪，管理职能基本空白，耕地保护“占一补一”完全不能保证。“税费改革后我们接连受到的几大冲击，一下子就把土地系统摧毁了，土地职工都下了岗,谁来保护耕地？”

第一个冲击是队伍濒临解体。蕲春县土地管理职工有200多人，一年的财政拨款只有16万元，与实际需求差距巨大。工资停发后，只剩机关几十号人在上班，下面土管所90%的职工都出去自谋生计。

第二个冲击是土管部门失去了执法手段。客观地说，收费管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种很有成效的管理威慑手段。在税费改革后，关于农民建房的政策比较凌乱。农民认为不论任何情况办理建房盖房只出5元工本费，所以一度出现建房风，乱占耕地、一户多基比较突出，土地部门手中没有了处罚手段，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政策进行管理。而村里为了弥补债务亏空，向村民收取“土地补偿费”，为农民建房大开绿灯。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人事教育处副处长孙光明向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目前全省国土系统就像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腰部以上的肌体健康有力，腰部以下肌体基本不起作用，思路清晰却无法前进半步。

据了解，湖北省1129个乡(镇)国土所，已有60个工作完全停顿，368个只留人值班，剩下701个所勉强维持运转。孙光明坦言，这个数据截止日期为2003年6月。之后的具体数据已无法调查，但情况必然是更加恶化。恍如一夜之间，曾被誉为“第二财政所”的土管所似乎崩溃了。

土地管理失控将祸患无穷

据《瞭望东方周刊》调查，由于历史原因，国土资源部门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编制，各地自行安排事业编制、出台收费政策，形成了“收费养人”的局面，“造就”出一支庞大的队伍。

目前湖北国土资源系统24361人中，核定编制的只有17785人，无编制的有6576人，占27%；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乡镇国土所，纳入财政预算的人员不到8%，其余人员工资、工作经费全靠预算外收费来维持。

税费改革后，土管所原来靠收取征地管理费、土地登记费、个人建房管理费和罚没收入来维持工作运转的行为被禁止，土管所职工的生存一下变得严峻起来，2003年上半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所得各级财政拨款4263.77万元,人均只有1750元。

机构改革政策迟迟未出台，国土系统即将进行垂直管理的说法一度广泛流传。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从土地部门抽取资产，过去被视为“第二财政局”的土地部门，很多已经成为资产空壳。目前湖北省已经正式发文要求各级土管部门冻结人、财、物，但中央配套改革政策迟迟不出台，客观上加大了土地部门的压力。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全国一个普遍性问题。

对湖北土地系统“半身不遂”现象专门进行过调查的孙光明处长告诉记者，基层土管所的建设既关系到农村耕地保护和农民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整个国土资源管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土地主管部门正在努力探索改革办法。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目前已被普遍认可的几项改革举措包括：

一是进一步精简机构，精简队伍。根据国土资源管理的职责和任务，按照区域自然条件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按地区分类合并设置基层国土所，科学合理核定每个所的人员编制。以湖北为例，如果改革到位，基层土管所只需6000人左右，可比现有人员减少近50%。

二是保证乡镇国土所的运转经费。可考虑将乡镇国土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根据各地财力状况加大对县市国土部门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是尽快出台有关国土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有关垂直管理的配套迟迟不出台，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土地部门都持观望态度，这期间形成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时间拖得越久，以后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将越大。

“土地是国之命脉，这个问题早该引起社会关注了！”孙光明焦灼地对记者说，“目前最迫切的是解决乡镇级国土部门分流人员的安置问题，由于这部分人员在机构改革中未列入财政预算，转移支付中也没有专项经费。有的乡镇所因建办公楼、职工宿舍欠下借贷款不能偿还，如果分流，必然要退还职工所交的风险抵押金、补发工资、基本生活保障等，所需大笔资金从目前政策上没有来源。由于这些具体问题无法妥善解决，这些分流人员已经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一旦管理失控，将祸患无穷！”

第二篇：最新时政热点：美丽乡村规划陷多龙治水困局

最新时政热点：美丽乡村规划陷“多龙治水”困局

清远中公教育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规划是否合理关涉区域内城乡统筹发展、村庄聚落形态重构和优化以及村庄内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事项，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了解到，尽管规划为先的理念被地方官员和农民广泛接受，但无规划、伪规划、乱规划的问题仍然存在，陷入“多龙治水”困局。主体不清、责任不明，资金不足、技术不全，统筹不力、刚性不强，规划中暴露的种种弊病已经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首先要啃的“硬骨头”。

“多龙治水”致规划“打架”

除乡村建设规划上下层级之间“断档”外，各个部门间的规划和方案“云集”村庄，甚至“打架”的问题也比较普遍。

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以规划为先导”的理念就已经成为乡村建设中的各方共识，到了建设美丽乡村的阶段，规划先行更是基本原则。但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有上级原则规划，无基层具体规划，多部门项目规划，少地区全域规划。上下“断档”，左右“分割”，各地在“谁来规划”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由此产生的规划“缺位”和“错位”问题非常严重。

记者首先对政府各层级间的乡村规划进行梳理，发现省市级一般都有乡村建设的原则性规划，但到村镇一级乃至县一级大部分地方却没有合理科学的具体规划，呈现“省市有规划，县乡有做法，村里没办法”的状态。

以河北为例。省一级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乡村建设规划的法律法规，包括《河北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编制导则》等，对建设规划的重要性和编制规则进行了说明。

在市一级，相关的建设规划也比较健全，比如邯郸市2001年出台了《邯郸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并在2005年修订，对“改善村镇的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文明生态村镇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但到了市级以下，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普及率便大大降低。邯郸市下辖的15个县市中，尽管都在进行乡村建设，但并不是所有的县都有完整的建设规划。

除乡村建设规划上下层级之间“断档”之外，各个部门间的规划和方案“云集”村庄，甚至“打架”的问题也比较普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彭真怀认为，乡村建设规划统筹的问题非常突出。

在甘肃陇南市的一些村庄，临近年底，村干部最忙的就是不断应对上级各个部门的检查。康县的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有时候好几个上级部门同时来村里检查规划的落实情况。在贵州兴义市，一个村庄有各类规划十余个，但这些都是各个部门针对自身项目制订的规划，没有村庄整体规划的统筹，一些部门规划难以实施。

彭真怀表示，一村多规划缘于“多龙治水”。财政部门管一事一议，环保部门管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农业部门也有相关责任，各个部门都有支农资金、项目建设规划或方案，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落实到具体村庄时，自然出现规划“打架”现象。

“被规划”问题突出

一些村庄的规划并未清晰，另一些村庄则由于做规划时脱离村庄实际，片面模仿城市而把规划变成“胡规乱划”，建设规划和基层实际“两张皮”现象严重。

江苏省住建厅村庄整治工作技术顾问唐和才曾经担任江苏省姜堰市住建局的副局长。他告诉记者，从专业上说，目前村镇规划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校没有相关专业，设计部门也没有相关人才。由于工作量大、利润有限，很多专业设计院也不愿意搞农村规划，实际上也不会搞农村规划。

脱离乡村实际做规划，基层干部称之为“被规划”。唐和才给记者讲了一则“50万公厕规划”的故事。当初他邀请专家给溱潼镇湖南村做规划设计，结果对方设计了一个50万元的公共厕所，比5A级风景区的厕所都高级。

“给我们做规划的是一个建筑学院的院长，他在中国规划建设界很有名望。”唐和才说。“但没有我们这些土专家了解农村。50万元的厕所，农村没有那么多的钱，建成也就是个花瓶。”

规划编制缺乏科学性，与编制规划资金拮据密切相关。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地方干部编制规划时都遇到这样的难题：钱从哪里来?“编制一个村庄规划至少要20万元。”近两年一直负责村庄规划编制和审查工作的浙江临海市农办主任王志坚说。“即便是西部贫困地区，一个村庄的规划费用至少也要10万元。”

规划“变脸”造成资源浪费

乡村规划本来应该成为建设过程中的“指南针”，但在一些地方由于存在诸多弊端，成了浪费公共资源，增加农民负担的“绊脚石”。

“谁来规划”尚未理清，“怎么规划”缺乏科学性，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这些规划问题，束缚了基层干部群众建设的脚步。乡村规划本来应该成为建设过程中的“指南针”，却成了浪费公共资源，增加农民负担的“绊脚石”。

“我干了20多年村干部，村庄建设就没有规划。”西部某省一位村支书说，上面政策时有变化，各个领导想法不一样。有的说要搞沿河风光带，有的说要搞民族房屋，好几次是刚搞好没多久就要重新搞，有村民的房屋短短几年里搞了好几次，重复建设多，浪费多。

“从长远来看，未来10%的村庄会进入城市，60%的村庄会空心化，30%的村庄会成为中心村中心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程同顺说，“中心村中心镇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规划上也应该进行重点把握。相反，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建设规划，在那些空心化的村庄建设上过多投入资金，无疑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攻克乡村规划难题须闯“三关”

编制一份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是一个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指引，是整合涉农资金高效利用的关键，也是完善村庄空间布局的抓手。在无规划、乱规划、伪规划三大问题的困扰下，基层官员及村民建言，解决好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问题，要政府组织、群众参与，过好“规划主体关”;要全域统筹、生态为先，过好“科学合理关”;要强化效力、整合投资、适当灵活，过好“贯彻落实关”。

规划主体宜为县级政府

乡村建设规划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规划谁来主导编制，村民如何参与。基层建言，考虑到乡村建设涉及的部门多、资金散、项目杂、协调难，要在一定政府层级内理顺部门间关系，明晰规划责任，确定规划牵头部门。

甘肃省副省长冉万祥认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制定，应该由县级政府制订规划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做规划。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李兵弟也认为，要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建设规划编制中的责任和作用。

李兵弟表示，市级政府直接做乡村规划有其优势，可以组织专家，从城乡统筹的范围科学规划，但毕竟面对的村庄太多，对实际情况难以详尽了解，而乡级政府尽管了解基层，但资源不足，权力有限，也难以做到城乡统筹。因此“建议把区域乡村建设的规划放在县级政府，进行县域范围内的统筹安排。”

甘肃省住建厅副厅长刘永堂表示，规划编制、修编、审批权必须集中在县或县级以上政府，至于规划的实施管理职能及处罚权各地要积极、尽量地下放乡镇。要在体制机制上尽快理顺，以适应当前村镇建设发展形势的需要。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能够让村民广泛参与。“让农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诉求，进而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才能保证规划结果的客观公正和可实施性。”天津市静海县县委书记冀国强说。

应遵循生态为先原则

在确定规划主体后，如何编制出符合基层发展实际的乡村建设规划成为下一个问题。基层民众建议，要按照“全域统筹，发挥体系规划的指导作用”、“生态优先，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的原则，进行乡村建设规划编制。

村庄建设规划编制过程中首先要注重规划的系统性，进行全域规划。冀国强表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不是单纯讲怎么盖房子，而是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为指导，以生活宜居、环境优美和设施配套为重点，制定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

在西部地区，全域规划也逐渐深入人心。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的美丽乡村规划不是孤立地做村庄规划，而是以市、区编制的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为指导，以生活宜居、环境优美和设施配套为重点，制定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整体规划。

甘肃省白银区委农工办主任张兰浩表示，当地在有了整体规划后，再细化区域内生产、生活、服务各区块的生态功能定位，明确民居、道路、垃圾污水等项目建设的时序与要求。各区块功能定位明确后，各乡镇、村再按照建设规划、整治规划和近期集中建设区修建性详细规划三个梯次来编制村庄规划。

其次，规划编制还要把生态保护的理念贯穿其中。天津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陈冠益表示，村庄建设规划要确定生态优先的原则，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

“规划要考虑农村接近自然的特点，体现生态思想，合理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资源，积极推广新能源利用措施和建筑节能措施。”陈冠益说，“通过各项能源生态转换技术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农作物秸秆、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等转变为清洁、高效和无公害的燃料、肥料和饲料加以利用，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的居住环境，创造出美好、自然的农村生态环境。”

规划落地须有效力

科学合理的乡村建设规划确定之后，要能够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贯彻实施，规划的生命在于落实。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让纸面上的规划落到地上，要加强建设规划的效力和约束力，实现对村庄建设的有效控制，对违反规划的做法加以禁止。同时，考虑到农村的实际，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规划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首先，乡村建设规划确定后，要出台相应的实施控制措施和行政执法保障，使规划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甘肃省环保厅农村处处长张文荣认为，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完成后要进行科学性评审，之后提交给县级人大常委会通过，这样规划就能固定下来，不会因为领导更换而改变，保证规划的效力和延续性。

邯郸市农工委副调研员闫明海建议，每个乡镇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成立一个专门监督的机构，对政府部门和村民规划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保证规划能够落实。

其次，要用规划引领涉农资金集中整合使用，发挥规划的导向作用。“项目和资金只能通过规划去整合，这是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中的重要内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委书记李兰宏表示。“以这些规划来统筹整合现有的各类资源，如财政奖补、土地整理、环境连片治理、危房改造等多个部门的支农项目资金，集中用于美丽乡村建设，使规划早日落实。”

另外，还要保持规划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程同顺说，村庄规模很小，社会结构简单，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过于具体的蓝图和目标无法保证实现，反而降低了规划的严肃性。因此，在保持规划原则和大方向稳定的前提下，及时根据村民要求进行调整。

第三篇：海利尔环保问题未解 又陷财务困局

海利尔环保问题未解

又陷财务困局

■本刊记者 王宗耀

经历了两次中止IPO审查的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尔”）于2015年11月27日再度公布招股说明书，并正式进入证监会预先披露更新企业名单。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3000万股，募集资金约6.72亿元。

然而，海利尔长期以来一直因“假农药”、“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被媒体广为关注，虽然本次再度重启IPO进程，但《红周刊》记者在学习其招股说明书时却发现，该公司不仅未从诸多历史问题的“围城”中走出，且还陷入到财务数据困局之中。采购数据混乱

海利尔主要从事农药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其主要产品分为制剂产品类和原药及中间体类。制剂产品生产所用的原药种类虽然众多，但每类原材料耗用占比较小，其中原材料吡虫啉、啶虫脒、百草枯、嘧菌酯、丙溴磷等，吡虫啉、啶虫脒等为其自产自用原药，而其他的原料药则需要采购；原药及中间体的原材料主要有咪唑烷、丙烯醛、丙烯腈、氰基乙酯、双环戊二烯。在招股书中，海利尔详细介绍了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数量、采购金额以及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对此，《红周刊》记者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该公司所提供的采购数据存在疑点，招股书采购数据与现金流量表中所反映的采购现金流出情况并不匹配。

据招股书介绍，2013年海利尔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金额共计16464.04万元（该采购数据包含增值税），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为22.25%。由此可以推算出，该公司2013年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采购总额约为7.40亿元。然而从其现金流量表来看，反映其采购现金支出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却仅为4.04亿元，而这其中还包括3364.74万元的当年新增预付账款（新增预付账款金额为期末金额减去期初金额），那么差额部分的数亿元采购是用什么方式支付的呢？

海利尔在招股书中表示，相对于现金结算，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对公司而言可以起到一定的融资效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银行承兑汇票的安全性好，供应商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因此，公司结合自身资金收付和需求情况，在支付采购货款时，较多地采用了商业汇票的方式。报告期内，公司使用的商业汇票均为银行承兑汇票。由此说明来看，上述差额部分应该是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所造成的，此解释似乎很有道理，然而记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却远非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海利尔在招股书中提供了报告期内，其向下游客户收取的应收票据金额和向上游供应商支付的应收票据金额，其中2013年以上两项金额分别为1.99亿元和1.72亿元。也就是说，在这一年中该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方式支付的采购款不应该超过1.72亿元。另外，从其现金流量表来看，扣除新增的预付账款部分，该公司为采购所支出的现金约为3.70亿元，相比其7.40亿元的总采购额，2013年海利尔应该形成约1.98亿元的采购负债才对，然而该海利尔实际新增的应付票据为3618.63万元，新增的应付账款为4828.64万元，两项负债合计仅为8447.27万元，与1.98亿元的采购负债相比仍约有1.14亿元的采购负债差额，对此，海利尔又是用什么来支付的呢？

此外，海利尔2014年的数据也存在类似问题。该，海利尔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为17452.42万元，占采购总额的23.14%，由此可知其采购总额约为7.54亿元。而这一年其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却仅为3.92亿元，其中预付账款并未增加，相较上减少了385.73万元，由此可得出采购实际支出的现金约为3.96亿元。另外，该公司向上游供应商支付的应收票据金额为2.11亿元，这意味着其现金流量表未能体现的采购支出金额不会超过2.11亿元，而照此推算，2014年该公司应该形成1.47亿元的采购负债才对，可实际上这一年中其应付票据新增金额为7249.91万元，而应付账款新增金额仅为2393.67万元，两项负债合计为9643.58万元，两者之间同样也出现0.51亿元的采购差额。

几年中，该公司总是出现大量采购没有相应的支出对应，更没有形成负债，对招股书中如此混乱的采购数据，其可信度又有几分呢？我们知道企业的产量、毛利率等诸多数据均与采购数据有关，在采购数据可信度不足的情况下，其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可信之处？ 固定资产数据存疑

此外，《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海利尔固定资产相关数据与其现金支出情况也不匹配，其中同样存在疑点。

财务报表显示，海利尔2014年固定资产新增金额为822.85万元，无形资产新增金额为797.41万元，而依据招股说明书的介绍，该固定资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在建工程的转固，因此在建工程与工程物资均出现减少。综合看来，这一年其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和无形资产的增加金额共计1304.07万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反映该项资金流入情况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却高达4330.64万元，远远超过其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项目的增加金额。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相比2014年，该公司2015年6的数据就更显得可疑。2015年6月，海利尔固定资产金额和在建工程金额相比2014年均出现减少，虽然其中有在建工程转固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影响，但变化最大的无形资产只仅仅增加了1346.68万元，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半年中海利尔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却高达7037.29万元，如此巨额的现金投入到底流向了哪里？

如果说，这其中涉及到固定资产折旧，那我们将2014年和2015年6月数据综合起来或许就更能说明问题之所在了。从2014年到2015年6月，海利尔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高达1.14亿元，而其固定资产原值从2.61亿元增加到了2.93亿元，仅增加了3200多万元，无形资产账面原值则从5181.93万元增加到了7514.03万元，也仅增加了2300多万元。一年半时间投入了1.14亿元，而其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值却仅增加了5500多万元，两者之间相差数千万元，这不很奇怪吗？ 环境污染问题屡罚屡现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环保问题一直困扰着海利尔，虽然屡次被罚，但历经数载，环保问题依旧是悬在海利尔头顶的一把剑。据招股书披露，仅在报告期内，该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山东海利尔就曾因环保问题被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停产整治3次。

第一次整改始于2013年11月14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依法责令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停产治理的决定》，认定山东海利尔厂界存在异味污染，决定“责令公司立即停产，提出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经区环保分局、临港工业园管理办公室联合验收同意后方可投入生产”。其后海利尔经过整改开车调试，然而，其整改显然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并不用心，其后的2014年1月3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出具《关于依法责令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继续停产治理的决定》，认定山东海利尔在生产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散发异味，造成空气污染，责令其继续停产整改。直到2014年2月8日才恢复生产。

然而，海利尔的这次整改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因为在距第一次整改完毕还不到两个月，该公司就又收到了新的停产整改通知。2014年3月22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出具《关于依法责令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吡虫啉烘干车间停产治理的决定》，认定山东海利尔厂界存在异味污染，责令吡虫啉烘干车间立即停产整改。此为海利尔披露的第二次整改，此次停产整改持续了一个多月，直至2014年5月12日才整改完毕恢复生产。

第三次整改发生在2015年4月30日，潍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出具《关于依法责令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2-氯-5-氯甲基吡啶项目停产治理的决定》，认定山东海利尔厂界露天堆放2-氯-5-氯甲基吡啶废料，未按危险废物暂存规定采取防雨措施，现场堆放不规范，责令“2-氯-5-氯甲基吡啶项目立即停产，露天堆放的废料转移至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治理完毕经园区、环保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复产”。2015年6月13日此次停产整改完毕，山东海利尔2-氯-5-氯甲基吡啶项目恢复生产。

事实上，有关海利尔的环保问题并非只有招股书中披露的这三次，《红周刊》记者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网站发现，2015年9月23日，山东海利尔化工有限公司因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未按规范化要求采取相应防渗措施。被环保部门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限期改正并罚款7万元。对于此次处罚，海利尔并未在招股说明书中予以披露。同样，在2015年1月8日新华网刊登的《青岛40家企业查出1189项问题拒不整改者依法关闭》新闻中，海利尔药业名列第八。对此，海利尔药业也同样未对外做任何披露。

另有资料显示，2013年6月青岛市城阳环保局对火电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核查中，曾对16家不合格企业进行了责令限期整改，其中，海利尔在内的5家企业制定了治理或搬迁计划。另外，青岛网络广播电视台2014年8月8日也曾发布消息指出，青岛市阳城区政府副区长李杰做客《行风在线》时就因为海利尔环境污染问题曾表示，海利尔药业已在西城工业园区征地准备搬迁，只是现在搬迁时间还不能确定。然而在海利尔招股说明书中，却并未就因污染可能搬迁的问题进行披露。

由此看来，海利尔的环保问题可谓是一直存在且屡教不改。然而，时至今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大气十条”、“水十条”已经推出，“土十条”的推出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企业如果还意识不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那么环保问题对海利尔来说将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旦成功上市，随时都有可能因环保问题被停产或受重罚，从而将给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证券市场红周刊 2016年3月8日

第四篇：缺少先进成熟的核心技术 煤制气行业陷困局.概要

缺少先进成熟的核心技术 煤制气行业陷困局 2017.7 理论上讲,在现代煤化工的五大产品之中煤制气的前景最为光明。

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对能源尤其清洁的天然气资源需求大。另一方面, 新疆、内蒙古煤炭资源量之和占到全国煤炭资源总量的 62.3%,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 两地丰富的煤炭资源最好的利用方案就是煤制气, 通过管道输入内地。在已经建成、核准或给予“路条”的合计 17个煤制气项目中,有 14个项目集中 于上述区域。

按理,这个既有巨大市场需求,又有重要战略影响且备受各方关注的项目, 应该发展得顺风顺水、红红火火才对。但事实正好相反。

在已经商业化的四大现代煤化工技术路径中,煤制气的表现最差。

除去刚刚投产的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亿立方米/年煤制气项目外, 2016年以前投产并运营 2年以上的大唐克旗煤制天然气公司、内蒙古汇能煤化 工有限公司、中国庆华能源集团 3个煤制气项目, 投产以来给予投资人的回报均 为负值。

虽然不少业内人士将煤制气当前困境归咎于国内油气巨头对天然气管网的 垄断经营、刻意压低煤制气进入管道的价格, 以及国际油气价格下跌和国内煤炭 价格的坚挺, 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煤制气困局的真正原因, 还是没有掌握先进 成熟的核心技术,是行业自身本领不够过硬。

纵观已经建成的 4个煤制气项目,均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为了从粗煤气中最大限度地获得甲烷气, 气化装置均采用了碎煤加压气 化技术。与先进的粉煤气化或水煤浆气化技术相比, 碎煤加压气化存在煤种适用 范围小、单台气化炉规模小、污水产生量大且成分复杂难以处理、工艺流程长、环保设施投入与运行费用高、环境风险大等弊端。在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的情况下, 这种技术将会持续增加整个装置的运营成本,削弱煤制气装置盈利能力和竞争 力。

二是包括甲烷化反应器、甲烷化催化剂, 以及循环气压缩机等关键设备和助 剂, 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 增加了项目投资成本和后期运行与检维修费用, 降低 装置盈利能力。

三是无论工艺设计、装置布局、装置规模、技术路径,均套用或基本套用了 美国大平原公司煤制气模式。因美国大平原公司是全球首个煤制气项目, 当时并 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致使其从项目前期准备、施工建设,到后来的生产运营, 均走了不少弯路, 甚至一度出现了巨额亏损。国内众多煤制气项目不加甄别(也 无更多案例可选 地照搬大平原模式, 等于跟随了一位不良老师, 又怎么会有好 的结果呢? 因此, 必须尽快开发适宜的大型、特大型煤气化炉和先进可靠的甲烷化技术 工艺并实现技术装备国产化。

令人欣慰的是, 国内一些企业自主开发的技术, 已经能够担纲降低煤制气项 目投资和能耗、提升项目盈利能力的重任。比如,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开发的 CCSI 技术(煤热解气化一体化 和大型输运床连续气化技术, 由于回收利用了煤焦油、实现了热焦粉的直接气化,加之单台气化炉日处理煤量可达 5000吨,且无难以 处理的废水产生, 其节能减排效果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经测算:以该技术为龙 头建设煤制气项目, 每立方米天然气成本可控制在 1.1元以内。又比如, 北京新 奥集团开发的煤催化气化、煤加氢气化技术, 不仅煤的适应范围广、粗合成气中 的甲烷气含量超过 20%(最高可达 50% , 而且不会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气化污水。采用这种技术建设的煤制气装置,成本可控制在 1元/立方米以下。

业内专家指出,如果采用上述国产化技术、设备,并精心设计,一个 40亿立方 米/年煤制气项目的投资可控制在 200亿元以内,将比目前建成和在建的项目节 约资金约 100亿元。按目前的煤炭价格计算,煤制气的综合成本可控制在 1.3元/立方米以内, 远低于目前已经建成投产的几个煤制气项目 1.6元~1.9元/立 方米的综合成本,具备市场竞争实力。

(来源:中国化工报 作者:陈光达、陈继军

第五篇：“营改增”致金融租赁陷税务困局 银监会调研解决办法

“营改增”致金融租赁陷税务困局 银监会调研解决办法

摘自：金融市场新华网2013-09-10 07:50 针对“营改增”对金融租赁带来的税务问题，人民网财经获悉，银监会近日牵头和各大租赁公司召开了内部研讨会，商量解决办法。

参与研讨会的包括多名金融租赁的公司高管，他们表示此次研讨会对于金融租赁行业意义重大。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了今年8月1日“营改增”试点在全国展开的相关税收政策。这意味着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就是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

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周柏青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全面铺开，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要求“不管新老合同，售后回租业务的本金和租息均须全额征收增值税”。一位租赁从业者称，“全额征收”意味着，“出租人”青睐的回租业务每做一单就会出现一单亏损，“新老合同”意味着要追缴之前由于本金没有开票而未缴纳的税款，此前售后回租业绩吞入的利润还要吐出来。

周柏青表示，当前售后回租占据金融租赁公司、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三类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的70%，如售后回租业务无法顺利开展，这将使租赁融资公司陷入困境。

售后回租是与直接租赁相对应的，以租赁设备选择流程方向的不同加以区分。当承租人缺乏生产设备，出租人(即融资租赁公司)从厂商购买来设备后再租给了承租人，这是直租；而当承租人有了设备但缺乏流动资金，把设备卖给了出租人，反过来出租人又租给了承租人，即承租人和供应商为同一家企业，这就是回租。租赁业内人士钱亚军表示，直租程序繁琐复杂，出租人和承租人都更愿意选择回租。另外，直租模式要求增值税票设备供应商开给租赁公司，但租赁公司不能一次性把本金全额给承租人开票，对于承租人来说当期能够抵扣的进项税少了，承租人当然不乐意接受。反观出租人一方，如为满足承租人一次把本金增值税票开出，一旦承租人已全额得到增值税发票后，却没有支付完租赁价款，将对出租人风险管理带来很大影响。

据了解，自从2012年1月1日“营改增”试点在上海展开，随后扩展到全国多个省市，一年多的“营改增”试点中，融资租赁被定义为有形动产服务，税率为17%，由此导致融资租赁行业税负整体增加，客观上没有起到促进行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