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
中国乡村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困局
王英 王霞
【摘要】文 章试图探讨中国乡村转型时期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遭遇下所承受的困境；中国乡村特有的内心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的特有品格，在应对西方理性主 义框架主导下的“法治”中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和困境；法律、伦理和习俗这些复杂因素之间互动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并试图分析其中深刻的文化和价值冲突带来的 危机，以期能正视这一困境，并在理论和现实实践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礼治法治乡土中国转型
二十世纪以来，传统中国社会逐渐卷入世界体系，成为新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在介入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被迫接受他者的一整套行为规则，这些新的行为规 则也将深刻的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未来的走向。伴随着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形态开始取代传统的帝国政治，姑且不论这样的政治转型是否取 得了实质性成功，但的确深刻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中国的传统乡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迫置身于新型的政治和法律的包围之中，西方理性主义话语主导下的 政治法律结构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渗入中国乡村内部机体，并和固有的一系列的结构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样巨大社会变迁中，中国的乡村社会到底发生了什 么？农民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乡村固有秩序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法治秩序相互碰撞，会产生怎样的景象？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无法给出完满的回答，也不是这样 一篇小文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本文希望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文本出发，参照其他的经验和文本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望提示问题，并 引发进一步的深入地思考。
一、礼治、秩序与道义
在讨论转型话题之前，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不可忽略，那就是：传统中国乡村的基本秩序是什么？这种秩序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熟悉了改造、革 命和拯救叙事，其实乡村可能并不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黑暗和压迫的旧世界，而是有自己一套生存逻辑。这套生存逻辑和他们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塑造了乡土社 会自身的品格，也表达着乡土社会自己的公正和道义。我们所要做的，可能首先是抛弃自己头脑中被“革命历史叙事”所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国乡村的落后和黑暗的想 象，努力展现和还原出一个更接近于生活原生状态的民间社会，努力接近乡土中老百姓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真切的乡土中 国的意义图景，才能真切的嵌入到乡土生活内部，感受和探讨起生存的基本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个礼治的社会，一种自动的秩序，是个“无为而治”的社会。①国家权力 所维持的法律规则，在乡土社会并不起主导作用，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 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经过祖祖辈辈传承，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履行相应的职责，如 同斯科特所言，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社会权利和被渲染的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的网络。②乡里读书人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 和朴素乡里道德混合的象征，他们维护者规范的同时，维护者自身的合法性。③乡村社会也有一套维持自身的生存机制，这种机制保护着乡村免受外在力量的侵扰和 损害。④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而言十分封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而言，权力基本上是被关在门外面的，名义上专制独裁的权力，在人们实际生活中，是十分微弱和松 弛的。⑤乡土自身的礼仪和秩序有效地应付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并不诉诸于个人专
断的权力，或者呆板僵化的法规条文，秩序的维护者是漫长的历史传 统，以及在此传统中为人们所认同的风俗、人情、习惯、礼仪等等。
所以，在乡土社会的秩序中生存，要知礼，懂人情，懂规矩，礼治秩序统摄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为者对这些规则从小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 教育把外在的规则转化成了内在的习惯”。⑥内心的自我约束同外界礼仪规范结合起来，构成乡村生存特有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最大特色。这些内在的 “习惯”和外在的“礼仪”构建了乡土社会自身的经纬脉络，也塑造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经纬编织的格局中，中国的乡土社会得以存在、延续和发 展。
也许，讨论中国农村问题，首要一点在于理解乡土社会的品格和特点，努力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诚然，乡土中国的许多特点在现代化过 程中经受了剧烈的冲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改造，理解乡土中国自身的生存逻辑和话语体系，依然是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从礼治到法治：转型中的阵痛
现代化的潮流席卷了整个世界，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也被迫裹挟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传统乡村也因此卷入到现代化中，面临着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潮流，乡土中国也开始了极为艰难的转型。现代国家中的上层政治势力开始直接介入乡村内部事务，乡土社会一向封闭和自我保护的系统，经受了剧烈冲击。国家权力以前 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入到了乡村内部肌理之中，特别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逐渐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农民开始被迫以现代化国家的公民身份，直接面对 政治和政府，这不但深刻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运作模式，也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农民个体的身份类型。国家政权和个体农户进行直接交易，行政的触角伸 到家家户户的门前，国家开始通过榨取农民获得现代化必要的资源。传统道德系统，由于教育和学校制度改革，也处于失范和混乱之中，乡土固有的精英开始分化和 蜕变，礼治社会渐渐失去其内在核心。⑦礼治社会原来所依靠的社会制度和精英结构都开始分崩离析。由于行政力量的扩张传统文化权威的弱化和丧失，乡土中国的 礼治体系也开始渐渐走向瓦解和崩溃。礼治分崩离析，转向新型“法治”秩序，这是乡村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伴随着无法忽略的阵痛。很多的问题都逐渐出现在 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旧式的方法已经无法提供解决的途径，新的规范却也未能给出良好而公正的解决之道。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配合现代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和法律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在农村实施着自己的计划，农民被迫进入了一个新型“政治社会”。⑧这 个政治社会拥有和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规则和运行逻辑，农民直接面对着法律，但法律却并不维护民众的利益，事实上，在司法机关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的“败 类”人物，司法机构实际上成为一种包庇作恶的机构。⑨凭借这有限的法律知识在乡间为非作歹的败类，不但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现代法律秩序的保护，这不能不 算是转型中的一大问题。
杜赞奇指出，二十世纪前半叶，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新型的乡村领袖需要从原有的文化网络之外获取资源，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 暴力机器结成联盟，乡村领袖也从保护型转为盈利型。⑩这个时期，现代化国家的法律制度，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保护农民和乡土社会的作用，更多是和流氓恶棍联合 起来，对普通百姓进行压榨和盘剥，而且损害了人们的道德感和价值系统，构成了一种传统秩序的破坏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持续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对新建 立起来的法律和价值系统也逐渐丧失信心，信心的丧失使得整个乡土社会逐渐陷入一个无规范的无序状态中，这正是乡村从传统秩序向现代法治转型中的最大困难和 隐忧所在。
“法治”作为一个新词语，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跨语际实践的结果。(11)词 语的跨语际内涵，暗示着政治法律制度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的征服品格，暗示着把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的秩序嫁接到本土习俗上来，这种征服从一开始，就带有某 种权力强制性的品格。
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基础上，嫁接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政治法律结构，但乡土社会的蜕变不能一日完成，民间的 诉讼观念，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根深蒂固的保留在思想和行为中，这和西洋引进而来的法律，经常格格不入，使得新型的法律制度根本无法有效的推行。(12)并且，法律制度和传统伦理和文化之间的深层对抗，更加使这种制度的绩效大大的降低，法律不但不能够有效的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反而有可能在某些场合和情况下，蜕变成不公正的庇护，沦为权力和暴力的附庸。而这种深层的冲突，更加深了转型过程中价值失范和道德危机。
转型中的乡土社会，自身的礼治秩序在外在强有力冲击之下，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崩裂。然而，有效维护乡民利益的法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内在信仰、道 德的失范和外在政治强力的压榨相结合，乡土中国可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也承受着旁观者无法完全体会到的阵痛，这也成为所有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
三、一个延伸的讨论：融合还是对抗的两种秩序？
法治思想源于西方，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的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和统治的工具。法律的意义在漫长西方思想传统中，有其深厚的底蕴和积累。法律在西 方获得了一种主体性的独立地位，不仅仅是为行政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代表了对于某种正义秩序的信仰。如同考文教授指出的那样，法律旨在追求正义的秩 序，它不是被制造出来，而是被发现的法，意味着判断和区分善恶的永恒准则，实际法遵循高级法的背景。在法律背后是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法 治思想可谓蔚为大观，不同时代，法治理论得到详尽的阐发和补充，形成了他们所独有的一套对社会秩序的理解方式。
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礼治社会，尊重的是教化的权力，通过教化，获得关于长幼尊卑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理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长老统治”。(13)长老不但是法律的化身，也是礼仪和道德的代言人，身上拥有着普通人所难以企及，但是却十分遵奉的权威。中国传统中，即使有法律，也基本上为儒家的礼教所支配，法律与道德、伦理一起维护着社会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14)这些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依靠和信赖的源泉，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价值拥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品格，传统中国的乡村秩序才能得到维系和延续。
转型中的中国，尤其是乡土社会，实际上面临着两种意义和秩序系统的碰撞，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力量，扩展到了中国乡土，试图建立起一种法治的普遍性。然 而，现实中时时会发生普遍性法律制度和本土人情、伦理、习俗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两种意义系统之间的隔膜，以及这些隔膜所带来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已经 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苏力本人正是试图融合这两者，并弥合这两者之间巨大的裂缝，他强调现代制度不能靠变法和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资 源中演化创造而来。(15)这种嫁接和融合和姿态，也是努力在普遍性法治秩序和地方性的礼治秩序之 间，做一个调解人。然而，吉尔兹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不仅仅指时间和空间，也指一种特色，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必须按照本地区的想象和意识 来理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固有的儒家化的法律秩序和礼治系统，是否不需要被迫屈就于西方的“法治”呢？当法律的建设和精英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法律秩序 成为精英意志的贯彻者，谁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呢？换句话说，这样的较量当中，受到怀疑的是某些个别的法律制度，还是整个司法系统，所有司法问题来源于 判决和执法过程中的疏漏和不公，还是这个秩序本身就是不合理，其合法性就应该重新思考呢？然而，如果缺失和放弃了现代法治秩序的合法性，中国乡村未来的方 向和目标又是什么呢？
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在一个空间中碰撞，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和解还是对抗，融合还是分歧，相互配合还是彼此疏离，中国固有的伦理秩序和人情法则，是否会在西方新型法制秩序之下，无声无息的默默消失，而建立起真正对于法律的信仰，又有多远的距离？
或许，没有人能够在纷乱复杂的场景中，给出一个最为完美的方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从礼治性法治转型中的困境，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解决，中国是否能够走向 和西方一样的法治道路，还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然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必然真理，不顾现实情景，一味把法律和法庭推到乡土的做法，的确值得大大反思 了。那些掌握着话语和知识的霸权，完全不考虑普通百姓生存和感受的种种制度设计，也需要反思了。在摸索着向前的同时，我们或许永远免除不了痛苦的自我拷 问，这才是我们生存的本真状态吧。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②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7页。
③张鸣：《一份“村图”的故事》，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④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4页。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⑦张鸣：《新政阴影下的村政》，参见张著：《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页。
⑧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76页。
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⑩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26页。
(1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8页。
(14)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3-354页。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0页。
第二篇：法学界人士看法治中国：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
法学界人士看法治中国：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
时间:2013-11-18 14:12来源:法制网 责任编辑:admin
法治，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追求。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吹响了法治建设的新号角。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连续纠正冤假错案„„党的十八大一年来，一系列举措让人耳目一新，法治中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2012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举行，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习近平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刘志军等高官被提起公诉和审判，正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落实，再次说明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说。
法治需要公开、公正，但基础是良法之治、科学立法。一年来，最高立法机关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为法治中国建设打下了坚实根基。
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假一赔
三、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要担责„„这些条文，都是今年10月底刚刚修改完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增加的内容。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履新后，把提高立法质量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律草案二次上网征求意见，出台前还要举行评估会„„一道道新程序使立法更加细化、更有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认为，“法治中国”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新提升。“这次全会不仅将‘法治中国’正式写入党中央文件，而且还将它单设一个部分，这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让执法更高效更权威
今年7月22日，夏日的晨曦中，国家海洋局机关大楼挂上了崭新的“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海警局”两块牌子。
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原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队伍都整合进了新组建的国家海洋局，海上多头执法转变为统一执法，执法效能大大提高。
不只是海上执法，今年以来，食品药品领域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大幕。工商部门、质监部门原有的食品药品执法队伍整合进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多头执法、“钓鱼”执法、运动式执法、选择性执法乃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等乱象，一直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人民群众迫切希望通过改革破解乱象，让行政执法权归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目前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农业管理等领域已经推行了相对集中执法。在此基础上，改革就是要再扩大相对集中执法的范围，重点解决城乡规划、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领域执法机构分散、力量不足等问题，让执法权统一行使，提高执法效率。”
“我们的法律法规80%以上由国家行政机关来执行，我们的公职人员当中，80%以上是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80%’都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法治中国建设80%以上的内容就能落实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所长李林强调。
推进司法改革：冤假错案要追责
“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伤害。”今年7月4日，履职100多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严肃指出，要坚持依法纠正错案，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使纠正错案成为推进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正能量。
今年3月以来，各地法院连续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引发广泛关注。3月底，坐了将近10年牢的张氏叔侄被浙江高院宣告无罪；4月，被羁押近12年的河南农民李怀亮重获自由；5月，福建福清爆炸案5名涉案人员无罪释放；7月，浙江高院认定1995年萧山一起杀人案原判错误，当年蒙冤入狱的5人获得平反。
对错案的反思推动了制度的完善。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明确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全会还提出，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可以预见，今后司法与社会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将继续创新，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治实践已迈入新征程，法治中国作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中国政治文明迎来了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契机。(本报记者 王逸吟 殷 泓)
第三篇：从法治谈中国梦
从法治谈中国梦仙游金石中学 高一(8)班林勇涛 导入：（问问题）幸福和梦想的实现要通过务实的工作去逐步实现。可幸福的基础是什么？实现梦想靠什么去护航？（念材料）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听完这则材料，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没错，答案就是法治，今天我就从法治方面来谈谈咱们的中国梦。
正文：大家都听说过一句俗语：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法治，其制度核心就是限制公权力，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的权利，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形成一个保障公民利益的法治体系。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每位公民的自我实现之梦，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这些都离不开法治中国梦的建设，需要法治的关切和保障。法治中国”既是中国梦的具体宏伟目标，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障和动力，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内在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不仅表现在物质利益的愈加丰富上，更多的可能是体现在自由、正义、平等、权益保障等法治文明的层面。良好的法治环境，正是以符合社会和人的科学发展规律与正当诉求的规则体系来保障人的权利，促成发展过程中各类主体的协调与和谐，把自由、正义、平等、权益保障等美好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即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状态。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做后盾，做保障，我们的利益就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幸福就会打折扣，那你们说，国家和社会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无法建成法治政府，如果无法建成法治政府，就不能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无法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会遥遥无期。
因此，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自觉守法，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就会形成巨大的法治力量，实现全体国人的梦想就不再遥远
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再嘱咐大家一句，以后走上社会，千万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要知道法网无情，虽然说人间有爱，可是哪些与法律背道而驰的人，有哪些是有好结果的。
第四篇：《地狱门前》读后感－从“法制”到“法治”
文章标题：《地狱门前》读后感－从“法制”到“法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也逐步确立和完备。随着法律制度的确立，依法治理就成为了各级执法机关和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从“法制”到“法治”。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整顿党风党纪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严肃党纪
党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项党内监督、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等规章制度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党在党的建设方面走上了“法制”轨道。[本文来源于好范文-www.xiexiebang.com,找范文请到xiexiebang.com]
乔云山在《地狱门前》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大意是，过去在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和规定条例，只一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管住了全党、全军的作风和纪律。如今，虽然有了那么多的制度和规定，各类违规、违纪者却前赴后继以身试纪或以身试法，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情况，诸如信仰缺失啦、监督缺位啦、体制不健全啦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制度和规定的执行中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只有了这么多好的制度的规定还远远不够，要严格按照制度和规定去做才是更加重要的。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制度的重要性时曾经说过，制度不好能够使好人无法做好事，使好人就成坏人；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得逞，使好人理直气壮（大意如此）。但是，有了好的制度而不执行，使制度行同虚设，这与没有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经常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为走“捷径”，放着人行横道线和人行天桥不走，翻越交通隔离栏，横穿马路；更有许多驾驶员以规避交通法规为炫耀资本，并以此为“经验”传授给他人；许多政府机关推进依法行政，实行政务公开，把办事程序公布于众，以接受群众的监督，可是仍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找关系，走后门，搞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已经成为国人通病。
《地狱门前》中的主人公——李真，一个领导的秘书，尽管这位领导曾经有过多大的权力，但按照职责和制度，秘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神通。李真也曾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在工作中应该也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不应该是一个入“地狱”之人。是谁把他送入“地狱”，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此，我们假设：假如李真没有当上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假如李真当上领导秘书后能够对自己严格自律；假如李真在拥有极大能量的同时不那么张扬和张狂；假如李真能够尽早收手不要走得太远；假如李真供职的机关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对其行为实施有效的约束的限制；假如李真为其当秘书的领导同志能够按照党纪中规定的管好身边的人，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假如，李真只要做到其中几个假如，他怎么也不应该年纪轻轻就入“地狱”了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真也是身不由己地被自己膨涨的欲望和顺利实现欲望的优裕的客观条件送入了“地狱”的。
撇开李真的主观因素不说，按照党章、党纪，一个秘书决不至于也没有权力能够犯下能下“地狱”的“大罪”的。李真现象的产生是我们党的制度不够健全？还是规定不够具体？我看，主要是有了制度和规定不执行，不按制度和规定办事所致。战争年代，一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条文不多，但革命者都是严格按照执行的，在纪律执行中也是动真的，所以才有革命的胜利，才有共产党从农村进城执掌政权。现如今，党已经执政多年了，不少执掌权力的官员把制度视为约束自己的枷锁，认为按制度办事效率不高、麻烦。还有些人，更是不愿意或有意不按制度办事，为自己做一些不可见人的事情提供不为人知的“方便”。长此以往，类似李真者恐怕还会后继有人，党风廉政建设还是任重道远。
制度的执行要有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了监督，制度才能有效在被执行；要实施有效监督，就必须公开，不公开，监督就没有对象，监督者也就无从监督。
监督也是制度，如果有了监督制度而不执行，那也与没有监督是一样的。因此，仅有法律制度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依法治理才是更重要的。尽快地从“法制”进入到“法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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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劳动关系转型与劳动法治重点
中国劳动关系转型与劳动法治重点
内容摘要《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劳动法治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这一法律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并为今后劳动法律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但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仍然没有摆脱gdp至上的执政理念，中国劳资力量的对比仍不平衡，缺乏一套法律和社会制约机制，《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并不理想。劳务派遣的泛滥是劳动法治最为突出的漏洞，这种情况加剧了劳资冲突。不过，《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2010年爆发的罢工潮，标志着中国的劳动关系开始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趋势，政府、企业和工会都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加快以劳工三权为基本内容的集体劳动关系的立法和实施，是中国劳动法治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罢工潮劳工三权集体劳动关系
作者1常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6）2邱婕，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92）
自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至今已3年有余，在这短短的3年中，《劳动合同法》经历了各种情况，劳动争议的井喷、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罢工潮的出现。这些情况的发生，既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也有与《劳动合同法》本身相关的内在因素，这3年中经历的各种情况使我们对《劳动合同法》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和清晰的认识，当然也带给我们诸多思考。我们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中国的劳动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并已经对我国的劳动关系发展趋势以及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劳动关系转型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劳动关系发展史和法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树立了劳动法治史上的里程碑，而是在劳动法制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部法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又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并为劳动关系的集体调整提供了法律基础。《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对劳动关系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关系的转型。
1．《劳动合同法》实施促进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
《劳动合同法》开宗明义就是为了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过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以达到矫正劳资关系失衡之目的。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看，这一目标初步达成。首先，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上升。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估计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7%，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也达到65%。［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北京、上海、深圳、泉州、宁波、绍兴、河南等7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发现，劳动合同签订率总体较好，大约为72％。同时，劳动合同续签率也有所提高，据北京市的统计，《劳动合同法》实施11个月后，劳动合同续订率即达９３．９％。［2 ］至2009年，北京市城镇职工续订率为95.28%，同比增加2.1个百分点。［3 ］其次，劳动合同短期化的情况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国总工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年后所作的调查显示，广东省新签劳动合同期限3年左右的占60%以上；江苏省1～3年期限劳动合同增加12.89%，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左右的已占60%以上［4 ］。人社部的调查也显示，新法实施后劳动合同的签订期限主要为3年。此外，《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必须明确有关劳动者权利的条款，明确约定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社保缴费、休息休假、职业安全等相关内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特别是社保费缴纳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缴纳比例稳步提高，农民工的社保缴费率提高较快。
随着《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劳动者、雇主和工会等各方主体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劳动者得到了更多保障，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有所提高，同时雇主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而工会为职工维权的职责则更加明确。《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劳动关系的相对平衡，特别是劳动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为集体谈判奠定了基础。因为劳动法律对于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必须以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只有确认了个别劳动关系的存在，并确认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个别权利或称个别劳权，方可提起劳动者的集体权利或称集体劳权。其突出表现为，《劳动合同法》推动了劳动关系的长期化，从而保障了劳动者的个别劳权得以实现；因为在劳动关系短期化的情况下，劳动者与雇主的劳动关系无法持续，劳动者始终处于劳动关系不久到期后可能被无条件终止的境地，而一旦劳动关系被消灭，集体劳权根本无从实现。此外，个别劳权的保障也使劳动者越来越意识到集体谈判的重要性。如南海本田事件中，劳动者发现企业上一年的利润有大幅度增加，而自己的工资还是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数额，他们感觉到不公平。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条款的变更需要合同双方的协商一致，如果劳动者个别向企业反映要求加工资，则无疑不仅不能成功，还有可能失业。于是，劳动者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识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与企业进行工资谈判。
2．《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劳动者意识转变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关系从个别向集体转型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劳动意识的提升。新法的出台是对全社会的一次劳动法普法宣传和教育，劳动法治意识空前高涨，特别是劳工意识显著提高。2007年为配合《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劳动保障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的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各级政府资源，普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知识。工会系统也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学界和媒体关于《劳动合同法》的激烈争论，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于这部法律的关注，并提升了《劳动合同法》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上海市总工会《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5~8月对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的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82.71％的职工知道《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87.30％的职工知道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需要与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74.06％的职工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全面实施有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如果发生劳动争议，94.29％的职工会选择通过正常途径维权。［5 ］从另一个侧面看，2008年后劳动争议的井喷式增长也说明了劳动者法制意识的普遍增强。
劳动关系的构成和调整由个别向集体的转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促成劳动关系由个别向集体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集体意识的发轫和觉醒。只要劳动者还能够接受或忍受现有的劳动关系状态，劳动关系就只能维持着一种个别的状态，因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需要劳动者的付出成本，只有劳动者意识到为改变现状必须团结和集体行动的时候，方能促成集体劳动者团结的形成。可以说，工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是集体劳动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
2009年8月发生的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以及 2010年夏季发生的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代表的罢工潮等集体行动事件，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工人劳工意识的提升，其具体表现即劳动者通过自发的团结和自发的集体行动来提出自己的诉求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诉求。在一般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人的这种经济诉求通常是由工会组织来代表提出并加以解决的。然而，在中国现有工会与工人之间既联系又隔离的微妙状态下，使得工会与工人的距离与矛盾，也在劳资矛盾激化的时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如果说通钢事件、林钢事件还只反映了传统产业工人的意识和诉求，那么南海本田事件具有典型的意义，更多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识和诉求。在南海本田集体停工事件中，罢工工人表现出了有序、自律和自我保护的鲜明特征。他们严格地将行动限制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他们穿着统一的工服并统一佩戴口罩，在厂区范围内平静地停止工作并护卫着机器设备和厂区的安全与秩序。参与罢工的工人基本为80后和90后的20多岁年轻人，但他们在罢工中表现出的团结意识和集体意识，集中体现了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特点。南海本田的罢工最终以法制的手段，通过集体谈判顺利地解决。全国各地出现的罢工事件，基本都是以这种模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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