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读后感.doc

第一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读后感.doc

不得不幻灭的梦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在国际事物中，中国似乎经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误解。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一个华裔美国人研究中国四十余年，为了写自己的著作100多次来华访问，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精神。本文客观公正，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许真的得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国家才够透彻。李侃如是美国对话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这些人的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最深的美国，而每一次的对华政策总是那么的不偏不倚还是有其可靠根据和来源的。

本书第一部分名为“遗产”，追溯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也长期困扰着中国。主要说明了中国儒家文学对中国后世的治理。等级宗族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对于控制人们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顺从。文化对一个名族的影响，清晰而透彻的被说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从中可见中国现行体制的渊源： 1949～1966, 中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地址有关及中国的意识形体必然相联系的，习惯上中国民众需要一个万能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自己。毛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驱使的顺从的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华帝国的历史烙印。帝国传统养 育出这样的观念：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订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官僚机构。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响力应当无处不在。

作者认为，中国政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机构，和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 相对于这么庞大的组织机构而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毛时代中国甚至没有形成任何适宜的法律。而国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农民。

毛时代政体的错误和毛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毛泽东“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 可怕的运动，更适合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习惯官僚程序，更喜欢户外政治。运动手段严重影响了国家政体，集中体现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轻视知识分子（他本身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认定其三大原罪：没有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是一些说“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知识 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其经济损失和人类 悲剧难以估量。

作者生动描述了毛时代领袖和体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毛很擅长划分阶级和派别，是不同派别和阶级相互斗争，而其一身也乐于这种战术的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革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国多年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合 法的政治体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在作者看来，毛到了晚年，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给中国的影响也是悲剧性 的：“1959～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被人缅怀。”

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每10年遭遇后果严重的 政治巨变，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纳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

2、中 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

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民众不曾在稳 定和自强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中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

第三部分：邓的改革时代

在这里必须说明邓的威望来至于何处，1920去法国等留学归来，参加长征，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担任了一个领导团的政委，这个团队囊括了，中国建国初期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仅仅次于第一领导人刘少7，在文革期间夫妻，父子之间都相互揭发、和迫害，而邓没有检举和揭发任何一位战友，这对其以后付出铺平了道路。毛时代留下的满目疮痍正好适于邓的改革，意识形体不能控制民众的时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众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变。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众确实感觉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变，但这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讲解是中国高层领导的任命制度，体制内的事情，决定最总成败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之间的博弈。说多了就是呗和谐的事情了。最过深刻的就是高层想过获得真实信息的可靠途径一直不得畅通的问题，信息时代相信这一问题后世会有所解决。

第四部分：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成长与成就，同时指出了中国现金社会的诸多弊端。

对技术的莫视，只注重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生产率。

盲目的引进投资，及其后期的治理问题。

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浪费，水资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积的流失，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探讨

看当下中国，在体制上虽有一些进步（比如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得越来越活 跃），但上述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预见，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六年过去了，预言应验。如果政体改革 仍然迟缓，这个“不稳定”的预言还将不断应验下去。

第二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之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是美国学者李侃如博士集30年辛勤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遗产；第二部分：19149年以来的政治与政策；第三部分：政治体制；第四部分：挑战在前，总计十一个章节。本书从中国古代，跨越中国近代，一直到中国当代，主要述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以来的中国政治问题。虽然规模宏大，跨时悠长，但通过作者精妙地刷选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倒也不显得累赘冗余，无的放矢。本书整体上观点客观公正，文字简洁明练，虽然为外国人所著，但由于翻译作者胡国成、赵梅等人深厚的翻译功底和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观赏性。本书是“中国不确定论”的代表作，它给中国模式预测了五种可能的未来：成功、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和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

读罢此书，虽然我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政治耳濡目染，对中国历史耳熟能详，但仍然感觉颇有收获。本书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倍使我感慨：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水平，竟然达到如此高的地步，实在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汗颜。当我们由于饱受闭门造车而导致的生活穷困，迫不及待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看到的首先是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完善的民主政治，发达的经济，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于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学习外国，如何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却忽略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有益的，更关注其中的糟粕，发现并改善它，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成长腾飞的动力。试想，当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深刻的时候，又怎么能更好的学习外国了。国家就如一个自然人，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发展自己。本书内容庞大，我主要择取几个片段以表我的想法。

本书令我最为感慨的部分之一就是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尽管毛泽东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却非常轻视甚至于厌恶这样一个身份。在笔者眼中，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至少有三大原罪：他们没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是一些说“不”的人，对于自己认为只要适当发动群众就能成功的行动，他们不断地指出技术上的限制；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而，知识分子在很早就成了批斗大会的主要对象。在群众运动期间，他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种种其他的羞辱。他们的思想时常被嗤之以鼻。而“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羞辱与迫害推向了顶点。许多知识分子的子女眼见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胁，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还有殴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也被迫加入到这大规模的羞辱浪潮之中。而这让知识分子更加痛苦，一位知识分子在1980年对本书作者说：“我可以原谅共产党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绝不原谅他们让我的孩子们鄙视知识分子。”很难知道，这种经历给数百万生活受其触痛的的人在心智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给政治权威、对国家的义务、社会目标以及个人生活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剧痛。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做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错误的，而且错的极其离谱。但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如此盛行，以致于酿成众多惨剧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全党全社会对毛泽东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我党由于处于建国初期仍显幼稚，缺乏治国经验以及社会法治观念淡薄，民众普遍愚昧。过去，我们歧视并打压知识分子，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正在抓紧进行变革，狠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搞内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时代，除了精神富有，其他几乎都无的尴尬境地；如今，我们把知识分子从阶级斗争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整个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当21世纪的号角终于吹响，新中国的脚步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向前时，我们国家站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舞台，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真是国人的骄傲。

另外，本书在述及毛泽东思想的特性时，认为毛泽东的“斗争”观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中写到，毛泽东鄙视儒家思想中以和谐作为绝对社会价值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其与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的话，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而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向那些向后看的精英们支配的局面，他们的错误统治使中国无法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坚信，对于一个在性格和文化上过于消极与逆来顺受的民族，斗争能够赋予它勇气与品格。于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们参与个人斗争、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的形势。针对作者的这些分析，我都非常赞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国度，“和为贵”思想不仅是统治者的真实想法，也是普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国古近代史，除了元朝是少数几个有过主动对外进攻、侵略扩张的朝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强调守内安外，也就是对内要实现和平统治，严防叛乱，对外要消极防御，严禁来犯，却不主动进攻。普通大众也是在自己该有的社会圈层中安分守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导致中国整体社会缺乏一种与外竞争、同世界共同进步的氛围，于是，当明朝两代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义无反顾时，我们就不觉奇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羊的惰性”，这种惰性就是只要有草，我就不需要为此付出竞争和努力。当“狼来了”的时候，羊也就只能沉默不已，任其宰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毛泽东深谙它的可怕，于是他希望通过采取斗争手段在赋予人民一种掌权感的同时，使人民动员起来打破社会禁锢，削弱旧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社会认同，以此推动革命变革和经济发展。但是他做的太过了，完全忽视了人民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忘了正常的伦理道德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顾社会秩序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急切地希望通过一种“斗而破”运动，起到一种“破而立”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斗争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可怕的，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再者，看罢此书，我再次确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主力军一直是中国农民，尽管不容否定其他阶级阶层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主力军是中国农民，战争主战场是农村地区，战争主要供给来自于中国农业，于是当战争打起的时候，受损害的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一呼，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当全国为重工业的发展而集中力量时，有谁还记得农民为此付出的努力。城市的单位制把大批农民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不顾客观规律的鼓吹不仅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竞相夺去，也造就了1959-1962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首先在农村大地试验起来，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看到新的希望时，城市的改革也已经紧锣密鼓的进行起来，城市产品高昂的价格很快就把农民的剩余榨得所剩无几，也使农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潜移默化地束缚着农民。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本不应该承受的负担中，依然负担着。

总的来说，本书名为《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试图主要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追溯和社会分析，来给未来的中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却终究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虽然有某些缺陷，比如在历史事实的描述上有些内容尚觉得商榷，对民国部分的描述也显得力度不足，但相比它的研究贡献，那些小瑕疵都显得不足挂齿。

历史是一部书，要想把它写好，实在不易。作为一个外国人，作者能够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在值得我们反思，这里我再提一次也不觉没必要。当时光慢慢消逝，也许作者和他所处的时代都已物是人非，但留下来的，也终究是应当留下来的。

第三篇：读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有感

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

这是我读完的第二本外国汉学家写中国问题的专著，第一本是傅高义的 《邓小平时代》，记忆犹新。对于历史，想先谈关于历史教育的两个小想法。第一，我中学年代历史学科分数很高，但是究竟学了多少，学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我比较疑惑。第二，如果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呢？除非能够读到英文原著，否则如果只读中文版的书很容易就看不全面，至少得懂繁体字，因为就《邓小平时代》而言，相对于港版繁体和大陆版简体而言，就一些敏感事件的删减多达8000多字，删减之后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了。我觉得读书不求猎奇，但求客观全面，就像老师所说，中国的学生就应该了解中国的问题。本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前面三个部分中国现今问题的历史追溯，后三个部分叙述中国问题目前的治理方式。

一、历史的产物：儒家、革命实践与党的组成

(1)儒家是贯穿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给我留下了三个重要的印象：对“礼”的强调；2.对秩序的强调；3.对社会责任的缺失。

对于“礼”的强调，儒家一直都非常注重“循规蹈矩”，相比于法家的严刑酷律，当这种柔性的统治手法被统治者和学者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国家形态的高度，人人以“克己复礼”为荣，并且历朝历代加以强调、引导和延续，这种统治术成了人们自觉的用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一直有少许留存到今天，例如对于读书做官的崇拜，对于长辈的至高无上的听从，村落族长式的治理等等，它是一种比法家的严刑酷律更加高明的统治术，是一种思想上的把持。同时，对“礼”的过分强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形式主义的来源之一，办公室文化中对上司的过分遵从以及升迁的“送礼”现象，行政长官视察时的礼仪队伍的规模足以彰显官威和地方对长官的欢迎，写文章中的空话和吹捧等等，闻一多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做了不说，做了再说”，而当社会充斥着还没做就开始宣扬的时候，社会的浮躁气息就会非常严重。同时，对于“礼”的强调，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当年轻人为了做到“合乎礼”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步入老年期了，带上老年人才会有的拘谨和深谋远虑，而不太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它确实会让人觉得这年轻人很有礼貌，而且也不会犯错误，甚至都没有去犯错误的勇气，只要不去尝试，当然永远不会犯错误，因为“做多错多，不做不错”。于是，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实在堪忧。

对于秩序的强调，对“长幼有序”经典的案例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是从道德上规范了君臣、夫妻、父子、师生等的关系。这种秩序只能是在宏观上相对稳定，而在具体微观层面则是不稳定而且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小孩年幼的时候，那么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排在秩序的末端，服从父亲服从老师，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又可能变成父亲和别人的老师，是一种在秩序上的跨越，因此在年龄（时间上）存在着道德的投资，例如：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学好，长大了地位高了的时候就存在为恶的风险，如果父母小时候没教好小孩，小孩长大后也可能对父母不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传身教”的重要含义。虽说是在道德上，但是在封建朝代，道德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法律，执行法律的功能，例如放逐、拘禁和处死，在族长的同意下，在村落里德高望重的人（县令）的号召下，就可以强制他们眼里“不道德”的人。这种秩序，或者说是地位，赋予人的是权力（皇帝就在秩序的顶端，也是权力的顶峰），享有的是名望和尊重。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在古代印度也有类似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对人更为严苛的分类，称为种姓制度，将人天生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只能从事自己天生允许的职业，与同种姓的人通婚，社会阶级极其森严，而且种姓制度是一辈子的，甚至世代相传，他比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要严格得多，它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会激烈得多，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缓和社会矛盾，出身低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表明自己的基本学习能力和对这一套秩序的无比服从来获得“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跻身上层阶级，它打开了一扇让人能够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出身不公平的窗户。关于种姓制度，还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出身“达利特人”，属于低等阶级，在印度独立之后起草宪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具体实施却异常困难，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在1956年，这位先驱带领50万达利特人全部该信佛教，不信印度教，才去除了种姓制度的压迫。

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责任的缺失，体现在那时候社会责任从不延伸到陌生人，而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关系网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今年政府大力提倡“感恩”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以及提倡社会帮扶、赈灾捐款等来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在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中，是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加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观，因为不熟悉所以不知会不会帮了你将来会不会害我，以及去帮助亲戚朋友可能更加有利。据现代博弈论观点阐释动物间利他主义的动力在于存在某些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事物，包括他人的帮助，他人的间接互惠以及良好的声誉。当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

（2）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自己的概括，也分成：1.听党的军队；2.长征与延安经验；3.人民战争。这三个方面的经验，极大影响到中国后来的组织和治理模式，这是来自革命的产物，也是列宁氏政党的产物。

首先，拥有一支听党指挥的军队是非常强有力的，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是恐惧。我能马上联想到的是纳粹党在二战期间利用自身控制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代替正式国防军，对国内进行大清洗，一支效忠于党的军队对于巩固党的地位以及保证党对全国的控制是很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军队成了执行党的决策的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扩大党的政策的执行度，即使有时候政策存在偏差，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制约。

其次，长征和延安的经验尤其影响到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治国方略，毛泽东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对待战争与和平、国家与和平有着不同于和平年代出生的人的感悟，因此对于后来未经历过长征的人的观点和人，毛泽东有着天然的排斥，因为大部分打下江山的老领导中间凝结着的革命友谊是年轻人不能体会的。同时，长征对于毛泽东在塑造军队和党中塑造起个人的形象、展示其军事才能有重要作用，而延安经验则让毛泽东从心里相信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能让南泥湾从一片荒野变成塞上江南，政治运动能促进人民的精神力量去激发劳动的效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苏联撤走援助之后回到艰苦奋斗时期，而这对于我们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统一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经验也是促成毛泽东日后面对国内经济情况，将原因归结为阶级和矛盾，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推动的原因，而我们知道，革命的经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套用。

对于人民战争的理念，也是列宁式政党的产物，在中国垄断式革命史观中，这也被成为集中全国力量动员的优点。纵观全世界，能够全民皆兵发动人民战争还有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这也是毛泽东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之后，将各位老帅和大将分配到全国各地准备组织发动人民力量对抗强大的苏军，展开新一轮的游击战的原因。根据从革命中获得的经验，毛泽东一直将这种经验延续到军队治理中，而革命性也是解放军的重要属性，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如此。人的力量一直被毛泽东认为是决定性的力量，武器是重要因素，而决定性因素是人，对待外国的核武器，毛泽东也是如此认为，而当建国后利用苏联导弹击落美国的U2侦查飞机时，毛泽东也是对外界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3）党的组成

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共产党在精英比例上远远逊色于国民党，国民党政府部门中大多数是英美名校毕业，军队首领多为黄埔军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的专门军事人才，而共产党人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学历最高，而军队首领绝大多数出身农民。从整个党的组成来看，没有文化的农民占了大多数，其次，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对民主党派的不信任，建国若干年后，政府部门基本由共产党人任职，而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加入民主党派。

二、毛体系的动荡：非科学、颠覆伦理和个人崇拜

我在看这一部分以及《邓小平时代》同一部分的时候，其实非常纠结，因为那描述的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治理模式，而很多时候就体现在人的判断上，是一种人治的模式，也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治理模式。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领袖，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和平年代的建设，体制的完善和思想精神领域的引导却走偏了方向。毛泽东出身农民阶级，并未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饱受战火的洗礼，对国家的治理方面缺乏经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建构的体系下不能控制新事物。

（1）非科学性指在一方面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却没有用真正科学主义来构建理论，而是将之理解为有选择的经验主义，并且要求全体统治者贯彻。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革命年代积累的本质上是运动的经验和和平年代的需要稳定的持续的建设其实是不兼容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在大跃进上毛泽东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盲目扩大生产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作法：1.首先国内建设的需求没法消化如此多的钢铁，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出口；2.这种快速发展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是不过关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3.这种毫无秩序毫无计划也毫无市场引导的资源利用行为是极其浪费的；4.这种迅速动员全民生产的行为也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而不是持续的生产力；5.它反映了一种盲目的赌气式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

在文化大革命上，毛泽东是认为觉察到党内逐渐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是对党内政策的危害和阻挡，也可能是将来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随后在逐渐扩大到完全失去理性无法控制的程度的时候，毛泽东依旧几度容忍且不干预。动荡不安的环境和和平建设的需要相悖，甚至都与毛在之前确定的政策相悖，只是毛在现在已经将“右倾”列为最主要的问题。它同样具有非科学性的两个特点：1.来自革命年代的经验，整风与肃清来自经验主义。2.大规模社会动荡不利于和平年代的建设。

（2）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伦理的颠覆，来源于毛泽东对于封建伦理制度、阶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深恶痛绝，发动文革意在彻底摧毁旧的伦理道德，让所有的人都极具革命性，发展出人与人相互密切监督，来维持国家稳定，这是非常极端的。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剩下革命战友的关系，没有亲人的亲情，没有夫妻的爱情，也没有朋友间的友情，整个文革后期大量的冤假错案，亲人在红卫兵煽动下指责自己的亲人，如老舍自沉太平湖，妻子在压迫下抛弃自己的家庭，还有大量的同事讲出一些捏造的小事来制造借口背叛同事，学生批斗老师，包括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遭到无理谩骂，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攻读物理学时被批斗致残，手段残暴，种种行径都表明，这是文革中最为恶劣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是一种疾风骤雨般毁灭人性的灾难，它将社会引向机械的、斗争的、践踏法理的倒退。

（3）个人崇拜归结为两个原因：1.是毛泽东早年在表现出的才能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绝对解释权，成为精神领袖；2.毛泽东晚年对于权力的迷恋和对于他所解释不了的现象的无奈。对于个人的崇拜在历史上也有出现，例如苏联时期对于列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目前朝鲜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这都是这些领袖们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同时利用自身影响力保持党和政府稳定的手段。但是，个人崇拜最大的危害在于其对于国家政策常年的过度干预，以及容易发展成独裁现象，独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刚刚独立的民族解放国家中极其常见，多为军政府独裁。个人崇拜的例子，如晚年毛泽东规定一切以中央委员会下发的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否则视为无效文件，借此在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仍然对国家政策进行干预，对于70年代邓小平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予以坚决的阻止；其次，个人崇拜的第二个危害在于对继任者的指定任命，这个现象在中国目前的领导人选举中仍然存在，党的权力极大，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批准的功能，毛泽东晚年在指定接班人的过程中就出现过一片混乱的权力斗争和相互碾压，这也体现出个人崇拜的问题。从刘少奇到邓小平的批斗，表现出毛泽东对治国能手失去信任；从林彪的叛逃体现了毛泽东选择依靠军队的失败；最后只能选择才能平庸，从毛泽东故乡湘潭一路被栽培的华国锋能够忠心地坚持他的政策，但是最后华国锋仍然得靠边站。这种悲剧的领导人继任问题在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的交接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一直到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才算是比较和平的过渡。

第四篇：从“统治”到“治理”（范文）

从“统治”到“治理” 陶涛

一、“统治”与“治理”的异同

冷战后联合国有关机构文件中频频使用“治理”一词。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形势时，就有了“治理危机”的提法，1992年世行年报告则以“治理与发展”为题。1996年联合国开发署发表了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的报告，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曾风行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也极为推崇“治理”一词。1999年11月美欧中左政党领导人佛罗伦萨峰会的议题就是“第三条道路：21世纪的进步治理”，今年6月中左政府首脑柏林峰会议题是“21世纪现代国家治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主张是实现政府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政治中心，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实行“全球治理”。

西方国家不仅广泛使用“治理”一词，而且还赋予其不同于“统治”的其他涵义：

（一）“治理”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是指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治理是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

（二）“治理”与“统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治理需要的权威并非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机构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其权力来自政府授权，而治理的机构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三）“治理”与“统治”在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方向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中央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更多的地区性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治理”范围比“统治”更加广泛。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机构的治理。而且国际社会不可能实行某一国家或集团的统治，只能实行全球治理。总之，冷战后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治理”一词，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不仅在英语世界、而且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治理”一词涵盖范围超出传统意义，具有不同于“统治”的新涵义。

二、“治理”理论兴起的几点原因

冷战后国际形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使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进行治道变革，寻求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结果。市场和国家都不足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准确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而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治理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手段之一。

（二）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是“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冷战后民主化潮流发展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日益从国家政府返还给公民社会，后者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和国家职能缩小，需要公民社会通过治理来填补管理空间，国家把原先独自承担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治理理论兴起的现实基础，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得益于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治理”理论勃兴。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结果是超国家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增强，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政府的权力手段削弱和制约，这为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完成，只能通过建立全球治理体制、调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协调不同利益需求、推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四）信息技术革命为更加广泛的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冷战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管理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管理效率，它为公民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国家垄断政治资源和管理信息的局面，它也为协调越来越分化的国内阶层和国际范围不同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管理提供了方便。

三、从“统治”到“治理”说明了什么？

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均在探求新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方式，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也迫使国际社会寻求新的合作途径。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将其权力向国际层面和国家所属地区转移。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性问题，符合民主化的潮流，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他含义。冷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治理，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其国家社会职能的一种策略调整。不好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把治理好坏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标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为了提高援助效益，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必须以治理好坏作为援助标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良好的治理”标准是市场经济体制、自由贸易，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行政效率。这使经济援助带有政治标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同时，治理理论还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理论根据，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制约了民族国家决策的权限，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篇：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从“综合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

——系统学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

作者：张伯里 《光明日报》（2015年02月11日 13版）

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习近平同志长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他在各个工作时期都曾就此发表过大量重要论述。

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

30年前，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曾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各部门之间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他尖锐批评有的同志思想保守、政治迟钝，对改革工作不主动、不敏感，缺乏改革责任感，等、靠思想突出，上级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宁肯不改革也不犯错误”，忽略了“不改革我们才是犯了大错误”。他明确提出，要把对待改革的态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检验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党员干部做清醒的领导者，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要做好改革的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县委、县政 1 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对于不满、抵制甚至反对改革的上访信件一律不要向下转，有关部门要负责处理、答复和解释这一类的匿名信件；对于陷害改革者、破坏改革工作的人和事件，一定要从严查处。

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

在宁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必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只能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态度要坚决，实施要谨慎。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性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他重视解放思想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树立“不耻落后，意气风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指出，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关于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在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他还具体阐述了“双向开 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把改革看作是活力之源。他高度重视抢抓战略机遇期，提出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他大力倡导在各项改革中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超越原有的体制障碍，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他提出，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同时，要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提出要步步为营，年年有成，积小胜为大胜。强调要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的关系；要再接再厉，处理好坚持与深化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强调我们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 3 心求证”。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习近平同志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指出浙江正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他借用“地瓜理论”对此作了生动论述：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非资源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

到中央工作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工程极为宏大，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强调要防止“改革与我无关，开放离我很远”的错误认识，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蹄疾步稳务求实效等。

从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少思想观点都是对他以前相关论述的凝练、发展和升华，是他多年思考和实践的结晶。我们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的思想和论述，深入 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同心同德、凝神聚气，不断把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刊于《学习时报》2015年2月2日，本刊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