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农税司法问题

第一篇：也谈农税司法问题

也谈农税司法问题

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农税行政诉讼案件时有发生，而尚不完善的农税执法体系，让征管部门不知所措。此外，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偷、漏、拖、欠农业四税现象普遍，个别地方多年上清下不清，征管严重受阻，乡村两级无能为力，征管部门十分压共。笔者认为，提请人民法院，采取行政执法的手段，寻求法律的保护与支持迫在眉睫。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农业四税偷漏严重，拖欠数额大、时间长，纳税人集体闹事、围攻、殴打税收征管人员现象时有发生，闻名全国的我县奎溪镇财政所副所长唐建军同志就因征收木材特产税与犯罪分子搏斗而壮烈牺牲。严酷的事实证明：复杂的农业四税征收环境，在我们边远山区，确有诉不尽的苦衷。

1、农民群众纳税意识逐渐淡化。一是埋怨抵触情绪大。农村实行田土承包责任制，其调整分配有一定期限，有的农户因新增人员几年得不到责任田土，便埋怨政府工作不负责；有的农户因与他人发生治安、经济等纠纷未达到目的，埋怨政府处理不公平；有的农户因乡村组织请求经济或其他照顾，未满足要求，也埋怨政府分配不合理。二是拖欠攀比意识浓。由于个别村、个别户的因故拖你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以致产生村村之间、组组之间、户户之间互相攀经，原积极交纳的农户受到影响，拖欠得越多、越久反而成了“英雄”，乡村干部十分为难。三是税费混淆牢骚多。农业税在农民心中原本是严肃的，但随着其代金及乡村统筹的征收，农民将之统称“三收”，一些不合法的乱收费掩盖了税收的合法性，造成乡村各项工作难以正常运作。

2、、县、乡、村三级组织机构的治税力度逐步弱化。一是投入跟不上。向农民征税，首先要扶持其生产，搞好服务，解决农民一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一点，贫困山区的乡镇想得到，做不到，投入少，有傀于农民。二是财政困难。政府自身经济问题都难以解决，大多数乡镇占用“两会”资金无力清偿，导致每年“三收。时农民用条据作抵，乡·财政又无钱上解国库的被动局面。一部分乡镇因无钱配套，致使有关支农项目工程难似正常实现。有的乡财政借债运行，赤字累增，干部因自身工资不能及时到位，工作起来心灰意冷。三是因征管阻力大而使征收成本增高。一些农户。一年的农业税十来元钱，乡镇干部与财政千部上门七、八次才完成，一个六、七人的征收组一天只收到几百元税款，有时更少，比征收人员一天的开 支多不了多少，很不合算。有的为征收几元钱的税款追逃上十里，苦口婆心做半天思想工作才到手。无故拖欠，故意刁难，千方百计偷逃农税的现象亦经常发生。因此，农税要创造好的环境，除了政府本身各项工作服务到位以外，还必须采取强硬措施，迫切需要法律的保护与政法部门的支持。

然而，从以往的多起农税行政诉讼案不难看出，目前农税司法存在很多问题，法院办案人员总的感觉是，农税不如国税与地税，具体反映在如下方面：

1、涉足农税的相关人员，整体法制意识不强。目前，参与农税征管工作的上至局长、乡镇长，下至村组代征人员，更多的鼻各级农税干部，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是思想意识跟不上新形势，总认为农税征收很正常，收税不会出现打“官司”现象，税难收也不需法院立案执行。二是人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经常出现因征收人员本身违规而导致行政诉讼，更多的是征税受阻也不知道借助法院行政执法的法律武器来保护。因此，提高农税相关人员的法制意识，应作为各级农税征收机关的一件大事来抓。

2、农税执法程序违规问题十分突出，需引起各级征收机关高度重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农税文书不规范，有关手续不完备，个别的还出现征收凭证（税票）使用不规范等。按正规的要求，征收机关从征收税款，到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直至提请人民法院执行全过程，必须首先发出税款核定书即通知书，再发送催缴通知书与限期入库通知书，强制执行要发出暂停存款支付通知书或扣押、查封、拍卖物资通知书等，W且所有文书必须有送达凭证。从以往多起农税诉讼案例中，经常发现少了一些必备的文书资料，往往出现不打“官司”的资料到处可见，打“官司”的资料却无处可查的状况。由此可见，农税文书的留底归档是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二是征收执行方法、程序不当。农税执法主体是县以上各级财政农税机关，最基层执法主体的法人代表无疑是县财政局长或农税局长，而不是乡镇长或财政所长，农税重要文书或重大执收行动，都必须经局长签字或授权。但当前的常见问题是乡镇长与财政所长占了主要位置，主体资格不符。另外·征收税收与上门执行兑现，要给纳税人留有上诉行政复议的时间，不能一家说了算。各个环节的步骤不能省，各种文书手续不能省，不论征税对象是谁，不论税款多少，都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时刻都要有应诉的思想准备和充分的前期工作准备。

要提高农税征管法治质量，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税司法常识的普及教育。目前很多财税干部包括乡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的纳税人，对农业税法及实施过程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更多的是漠不关心，乃至触犯了政纪国法也不清楚。因此加强农税法纪教育十分必要，较好的办法，是各级征收机关应加强组织征管人员的培训，请司法部门的同志讲课传授，同时还可组织涉税案件的现场旁听，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教育效果。二是由县以上农税征收机关统一印制配套的农税司法文书，包括从纳税申报登记到提请人民法院执行的一系列资料，例如：“农业税收税务登记表”、“农税文书送达回证”、“农税催缴通知书”、“农税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书”、“扣押、查封、拍卖物资通知书”及各种减免、退库等申报审批文书等等，同时必须制订一套农税文书的印制、领发、使用与保管归档的严格制度。三是下大力气充实农税征收机关执法力量。目前农税执法质量远不如国税、地税，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市、县一级农业税征收机关管理人员力量不足。就税收总额而言，农税与地税相差不远，县地税局一般配备20至30多名工作人员，内设专门的政策法规科室；而农税部门只在县财政局内设一股，配员仅5至6人，剔除分管乡财支出与财务管理的2人，实际从事农税征管的只有3至4名人员，只及地税的10%，加之财政农税人员经常换岗，因此县一级农税征收管理机构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要解决农税法治质量问题，要先从充实县市农税征管力量特别是政策法律专业人员力量着手，成立专门机构来抓。

目前，全国农村拟将实施“费改税”，预示着农税任务更艰巨，没有一个宽松的农税征收环境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学会利用法治手段，通过全体农税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促使复杂的农税执法问题尽快得到整改，促使一个全民依法治税的良好局面在农税战线早日出现。

陶高飞

第二篇：也谈农民问题

也谈农民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农民问题就成了帝王头痛的事情。请问，哪一个朝代，没关注过农民？哪一个朝代，最后不都是激起农民造反的吗？好多能人，将帝王比作“船”，把农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汉代以来，朝廷就开始重视农业了，解决了农民问题，那个朝代就能长期久安。朝之所以能鼎盛，根本原因就是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重视农村，即现在政府所说的“三农问题”。一个朝廷，如果忽略了农民，这个朝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朝代就要灭亡了。好些朝代，都是农民领袖造反，最后推翻它的政权的。试问，唐朝、宋朝、元朝，哪一朝不都是由农民兴风作浪而垮台的？看来关注农民问题，就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

今天，党和政府一再关注农民，把“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获得最大的好处，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最近几年，又在农村全额减免农业税，农民自己种粮自己吃。接着，又对种粮的农民实行政策性贴补，按田亩进行补助。这是开天辟地的一项优农政策。政府只想让农民安心在家种田，可农民的心眼很高，他们看到城市发展了，就往城里挤，好多农民现在撂荒出外打工，与城里人争饭吃，与自己读大学的儿女争饭吃，致使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农民问题：农民工进城。国家对这些农民工依然重视，他们做工工钱捞不到的时候，政府出面为农民工讨钱。这些在媒体上不是披露出来了吗？

农民进城打工，无可置否，他们认为在城里找钱比农村种田来得容易，一个外出打工者，能养活四五口人，而在家里种田，一个最多只能养活三口人。对农民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压制。但过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了，家里种田的人就相对地减少了。试想，再过十几年，还有多少人在家种地呢？ 看来，农民问题，永远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篇：论农税负担过重问题

论农税负担过重问题

论农税负担过重问题2007-02-02 21:53:0

4内容 提要：当前，我们 农村 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 分析 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 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 农业和农村 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 现代 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

“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

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 发展 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

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 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 教育 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

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

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 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 教育 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 发展 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

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 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 问题 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 时代 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

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 经济 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 金融 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 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第四篇：也谈社会保险的时效问题（推荐）

本文作者：高文书 好范文原创投稿

今天拜读了巴东县劳动保障信息网中《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讨欠缴的养老保险费》一文，该文章最后的结论为追索养老保险费等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没有仲裁诉讼时效的限制。

拜读该文后，本人感触颇深，我参与了该文章所列举案例的办案过程。对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有仲裁

时效期限的限制，我认为值得商榷：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受仲裁时效期限的。

养老保险费属于国家要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五大社会保险之一。具有强制性、保障性和福利性。所谓强制性就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受保人必须参加，参保人必须接受，双方都不能自愿。缴费的个人和单位双方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费率缴费，不能自愿；所谓保障性，就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以从根本上安定社会秩序；所谓福利性，就是养老保险不能赚钱盈利，必须以最少的花费，解决最大的社会保障问题。

那么，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有仲裁时效期限的限制呢？在这里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争议 ；另一种情况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争议 ；对于后者我国《劳动法》对劳动仲裁时效期限规定如下：“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对于因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劳动争议的争议发生之日如何界定呢？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的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法条中的“等”字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结合该法条的整体内容理解，我认为除了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争议之外，其它在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所产生的争议均可以涵盖。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向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也在该法条的涵盖范围内。因此我认为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既然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就应该适用《劳动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仲裁时效期限的规定。既应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否则，丧失请求劳动保障部门保护其追索欠缴养老保险费的胜诉权。

再者，根据养老保险费具有福利的性质来看，养老保险费属于劳动者福利待遇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项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福利待遇而产生争议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出了规定。既然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出了规定，那就应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六十日起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否则就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保护其追索养老保险费的胜诉权。

缴纳养老保险费具有强制性，属于国家通过立法来进行强制性规范。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均不能自愿选择。若单位拒绝缴纳，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对单位进行处罚，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２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因此，用人单位不缴纳养老保险，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超过2年，若有持续情形的，自侵权行为终止之日起超过2年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尽管养老保险费进入国家统筹基金，间接涉及到公共利益。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劳动保障权利的劳动监察部门对超过2年的也不予查处。简言之，国家追究用人单位欠缴养老保险费的时效期限自行为发生或终止（持续型）起2年。并不是国家永久可以追究用人单位的补缴责任。

参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研讨会纪要第四大点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若干问题的第（三）项“劳动者请求用工单位补缴社会保障费的，应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主张，因逾期主张而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裁决不予受理后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虽然确定的是在两年内主张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的权利，与《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有所不同。应理解为依照《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如果双方没有发生争议，就不存在六十日的时效期限，但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必须主张权利。否则，其追索社会保险费的权利不被保护。因此，也是有时效期限限制的。

权利与

义务是相互依存的，不可能只有义务的承载主体，而没有权利的接受主体。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应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追索用人单位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对劳动者而言，属于自己的民事权利。劳动者在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可以行使追索的权利，也可以放弃追索权利。从我国民事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看，请求保护民事权利都有时效期限的限制，不是只要享有权利就永

不过期。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的合同无效，我国虽对无效合同没有规定时效期限。但在实践中，只是确认合同效力不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对于主张返还原物、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民事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该法条是典型的针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而主张民事权利的应当适用时效期限的规定。因此，从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看，劳动者主张追索养老保险金的民事权利应当受时效期限的约束。

若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或不在法定期限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劳动者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不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呢？本人认为也受时效期限的限制。在这里只要划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界线，就不难理解。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原劳动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延续性，既双方的后合同义务。如用人单位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义务，劳动者的保密义务。向用人单位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属于合同中义务。既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不属于后合同义务。至于用人单位不履行后合同义务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有规定。但并不意味用人单位不履行后合同义务就没有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标志应当是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且自离开之次日开始不在用人单位工作就应视为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或终止。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事实上离开用人单位）后所产生的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的争议，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二）》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受到时效期限的限制。

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追索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是否应当适用仲裁时效期限。本人认为；若发生争议的，应当适用《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若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限内对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没有发生争议，也应从劳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工单位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障费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

第五篇：也谈雷锋精神

也谈雷锋精神

在谈雷锋精神之前，先来一首刚刚杜撰的打油诗：

雷锋精神是人性，人类楷模不是神。人生失落需自强，春风得意乐助人。

自从我国开始宣传雷锋的那天起，雷锋、雷锋事迹、雷锋故事和雷锋精神就在人们的不断质疑当中宣传，并在人们学雷锋的行动中被不断质疑。其实，如今的雷锋或雷锋精神，只是个“做好事”的代名词，因此，当无人宣传学雷锋的时候，人们却时常会想起、提起雷锋；而当有人宣传学雷锋时，人们却怀疑学雷锋是否还合时宜。这种奇怪的反映，说明人们需要雷锋，社会需要雷锋，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雷锋，同时人们又怀疑雷锋精神是否真的存在，怀疑别人和自己是否能学做雷锋，并且能学做多久。

曾有资料介绍说，第一个宣传雷锋事迹的作者把雷锋写得非常人性化，可是审稿的人觉得文章的阶级立场不够鲜明，于是就硬杜撰进了雷锋小时候砍地主家山上的柴，手背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故事,以增加文章中雷锋的阶级立场和阶级仇恨。而据曾跟雷锋一起忆苦思甜的战友说，雷锋手指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是小时候偷吃地主家的猪食时，被地主婆砍的。还有人说，雷锋手上的疤痕是小时候顽皮不小心摔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刀疤是小时候在地主家的厨房里，看厨娘在切熟肉，忍不住伸手从砧板上撮肉吃，被厨娘手上的菜刀不小心割了一刀留下的，而不是被地主婆砍的。但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作者就把这疤痕的来历按在了地主婆头上。雷锋死后，在编撰雷锋日记时，专挑他日记当中那些符合当时政治宣传需要的内容，而把那些儿女情长的内容都没选进去。甚至在展示雷锋的遗物时，也特意把雷锋拥有的奢侈品都藏起来，而尽量展示他俭朴的一面。甚至还有人怀疑雷锋当时的收入和支出是不平衡的，收入少，而消费和捐献得多，说明宣传有假。其实，现在去考究这些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我们需不需要雷锋精神？

雷锋小时候的确很苦，七岁就成了孤儿，解放那年他十岁，才开始上小学；16岁时，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并当了公务员。县合作社里买拖拉机时，号召大家捐款，雷锋捐了二十元，成了全县捐款最多的人。后来又学会了开拖拉机、摩托车，自己又买了自行车。他工作四年后，1960年去参军，并开上了汽车。在当时，雷锋的收入，特别是在鞍钢工作时的收入，是很高的。他一个人的收入，在当时，可以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可是雷锋直到22岁去世时，还是孤身一人，毫无牵挂。他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因此，当时的雷锋是很爽的，像当时的奢侈品，如自行车、手表、皮箱、皮鞋和时髦服装，他都有。还不到22岁，这些东西都有了，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他当时的生活水平，足足超前我们温州普通百姓二十多年。雷锋还很喜欢拍照片，这在当时人们一辈子也没拍几张照片的时代来说，也是很时尚的。因此，当时的雷锋是个生活富裕、追求时尚的小青年，比如今的富二代、官二代还牛。可是，追求时尚的雷锋平时生活也是很俭朴的，他把积攒下来的钱用来帮助集体和别人，体现了“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当时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硬把这跟共产主义精神扯在一起,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共产主义也是讲人性的。而当时硬把阶级斗争也扯在里面，就有点滑稽了。因为，雷锋做好事时，从来都不问那些受他帮助的人到底是什么阶级成分。如果受他帮助的那个老大娘是个地主婆呢？如果他帮助提行李的那个抱小孩的大嫂是个国民党残匪的官太太呢？他这不是在为阶级敌人做事吗？可是，雷锋只知道她们是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求任何回报。这就是雷锋精神所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雷锋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乐观、大方，热爱学习和自我修养；他在春风得意时，不像现在的一些富二代、官二代欺人、压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助人为乐，勤做好事。根据雷锋所生活的时代、年龄和学历，雷锋不可能在日记里写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和超脱当时形势氛围的独到见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雷锋在日记里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主要做了什么。雷锋是朴素的，纯洁的，善良的，并且具有初步的人生理念。我们今天学习他，就是要学习他怎样做一个有人性的人，因此，雷锋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楷模。其实，像雷锋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如有些基督徒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往往会说“让我们都感谢上帝吧！”，这就把做好事跟宗教搅在了一起。而把雷锋精神硬跟共产主义或阶级斗争搅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宗教形式，从而也扭曲了真正的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颗灿烂明星，它早已摆脱了时代、国界和阶级的束缚。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雷锋精神必将大放异彩。实际上我们在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里，也经常能感受到类似雷锋精神的存在，而在雷锋的诞生地中国，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