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人员冒用单位名义借款行为如何定性

第一篇：事业单位人员冒用单位名义借款行为如何定性

事业单位人员冒用单位名义借款行为如何定性

罗小斌

一、【简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汤某某于2005年12月6日至2008年4月2日期间任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达县分校校长。2007年2月7日，犯罪嫌疑人汤某某为筹得资金意图上调至某市级部门，以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达县分校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陈某出具落款人为“汤某某、达县电大”的借条，并在借条上加盖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达县分校的公章，在陈某处借款15万元。汤某某没有将该借款入单位收入帐，而是将该15万元给他人帮忙跑关系调动工作，后导致该15万元被骗，到期后汤某某仅还款4万元，剩余11万元未还给陈某。2010年，陈某向达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达县电大还款，达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达县电大应承担还款责任，达县电大不服提起上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检察机关遂以贪污罪对汤某某立案侦查，随后将汤某某抓获归案。

二、【争议焦点】

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汤某某冒用单位名义，私盖公章借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出现较大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汤某某的行为系个人借贷关系，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首先，该15万元的性质系汤某某的个人借款，系个人债务，而非单位公款。汤某某向陈某借款 系个人行为，借款的真实目的系用于个人开支，其借款程序上未通过集体研究决定，资金走向上收款后也未入单位帐，更未用作电大的资金周转，因而该15万元不是单位公款。其次，就算单位被判承担还款责任，汤某某也仅该承担对单位的赔偿责任，系一种民事责任，而非刑事责任。因此，汤某某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汤某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主要理由是: 首先该15万元系公款，而非个人债务。虽然事实上汤某某冒用单位名义，私盖单位公章，借款归个人开支，但由于单位公章的效力以及汤某某作为校长、法人代表的身份，在法律上能够认定该款系单位借款。其次，汤某某收到该15万元后没有入单位帐，而是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占为己有，用于个人开支，其行为完全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汤某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主要理由是：同意该15万元的性质为公款，但认为汤某某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挪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侵犯了单位公款的使用权，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对汤某某的行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罪定罪量刑。

1、本案15万元借款的性质应为单位公款。从单位公章的效力看，单位公章在形式上代表单位的意志和单位的决定权，一旦各种文书加盖单位公章，这就具有单位同意的法律效力，单位承担相应责任。依据中国传统习惯，公章是单位合同、公文、介绍信、证明信等具有法律文书性质的文件生效的凭证，是单位意思表示外化的标识，如同封建社会皇帝玉玺、官印一样，这不同于西方社会更注重个人签字的做法。从这层意思上说，公章代表公司，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的功能是相同的，但公章可以脱离法定代表人而独立存在，独立发生效力。如《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等。从这些规定可知，单位公章具有代表单位的法律效力。

从汤某某身为达县电大校长、单位法人代表身份看，其代表单位的借款行为，应为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单位承担。法人代表是指根据法人的内部规定担任某一职务或由法定代表人指派代表法人对外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人，汤 某某系达县电大校长，系单位的法人代表，其以该单位名义与陈某签订借款合同并出具借条，其行为应系代表公司。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人代表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其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所借款项按合同和借条约定应由该单位承担。

从表见代理制度角度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信赖，那么即使单位不予以追认，合同也在单位和合同相对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因为这种情形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如发生纠纷，由双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汤某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挪用公款罪。

从犯罪主体上看，挪用公款罪是恃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 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本案中，汤某某系达县电大的校长，系事业单位人员，符合职务犯罪主体身份。

从主观上看，挪用并不侵吞公款，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即便挪用后而不能归还，也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占有，而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原因造成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也是区别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关键。本案中，汤某某主观上系为了筹措调动工作的资金，有明显的借用性质。且挪用后，仍还款4万元，后因无力偿还导致剩余11万元至今未还，主观上没有占有故意，而且有自己签名盖公章的借条，该笔款也难以采用秘密手段予以侵占。因此，其主观上系擅自挪用公款的故意，而非占有公款的故意。

从客观要件上看，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本案中，汤某某利用自己担任校长的职务便利，以单位名义借款后，擅自用于个人目的，挪用公款15万元，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虽然在案发前，汤某某已归还陈某4万元，但其挪用公款的犯罪数额仍应认定15万元，而 非11万元，案发前的还款情况应视为量刑时从轻处理的情节。

四、判决结果

第二篇：以现货投资名义非法代理境外黄金合约买卖的行为如何定性

被告人刘溪，女，1983年6月30日出生，原上海同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外投资部执行董事。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8年5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聂明湛，女，1982年12月20日出生，原上海同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外投资部执行董事。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8年5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原维达，男，1984年2月6日出生，原上海同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外投资部交易总监。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8年4月20日、2010年3月17日被取保候审。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溪、聂明湛、原维达犯非法经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刘溪、聂明湛、原维达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刘溪、聂明湛的辩护人提出刘溪、聂明湛居间介绍的不是期货业务，认定非法经营罪的法律依据不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被告人刘溪、聂明湛租借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31层26座为经营场所，以上海同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荣公司）海外投资部的名义从事黄金投资业务，并雇用被告人原维达为海外投资部交易总监，负责为客户观察市场行情、提供投资建议等。刘溪等人先后招揽杨建芹等八名客户并与其签订客户协议，为其提供ASA交易平台进行一种境外黄金合约买卖，约定客户可以在交易平台上买涨、买跌，客户存人保证金兑换成美元可以放大100倍进行交易，刘溪等人从中收取高额佣金。其中，客户夏秀权、王红玉、彭支久的账户由刘溪等人代为操作。期间，杨建芹等人存入指定账户内保证金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05万余元用于黄金合约买卖，但大都损失严重，部分客户资金甚至损失殆尽。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溪、聂明湛、原维达未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在未取得中间介绍业务资格的情况下提供中间介绍黄金买卖业务，且交易的方式符合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变相期货交易的构成特征，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情节特别严重。刘溪、聂明湛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原维达系从犯，故对原维达依法减轻处罚。三名被告人均能自愿认罪，均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五十万元；被告人聂明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四十五万元：被告人原维达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罚金五万元；违法所得九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四元五角予以追缴。

一审宣判后，刘溪、聂明湛不服：（1）其从事的是黄金现货买卖中介业务，不是变相期货交易；（2）没有权威部门对涉案行为是否系变相期货交易进行界定，认定变相期货交易的证据不足。基于上述理由，刘溪、聂明湛提出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溪、聂明湛、原维达的行为符合《条例》中变相期货交易要求的行为特征，而不是现货交易。且就现货交易而言，交易的对象主要是实物商品，采用到期一次性结清的结算方式，或采用货到付款、分期付款等方式。而本案刘溪等人不是以黄金为交易对象，而是从期货价格的交易波动中通过买空、卖空来赚取差价获得风险利润，这更符合变相期货交易的特征，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刘溪、聂明湛、原维达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变相期货交易活动，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原判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空白罪状的规定？ 2．以介绍现货黄金投资为名义，未经批准招揽国内客户参与境外市场的黄金合约买卖，是否属于组织变相期货交易活动？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3．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定性、鉴定意见是否为案件定性的必要证据？

三、裁判理由

（一）非法经营罪采用了空白罪状，在适用时应当以相关补充规范为依据

刑法对非法经营罪规定了空白罪状。关于空白罪状，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比较一致的理解，是指刑法仅仅大致规定犯罪行为的范围，而构成要件上的具体内容则由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规等（补充规范）规定的一种罪刑规范。空白罪状较为常见于行政犯罪和经济犯罪。空白罪状的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罪状的设定具有开放性。在空白罪状的规定方式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的判断需要参照补充规范中的规定，空白罪状本身不具有独立界定犯罪的功能。第二，罪状基本内容的变化不完全依赖于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补充规范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规章制度等多种形式，有不同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一些非规范性文件，上述规定的修改、变化都可能会影响空白罪状的内涵与外延。第三，法定刑的配置专属于刑法。补充规范虽然可以填充空白的构成要件，但不能设定法定刑，这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明确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

在解释空白罪状时，要充分重视刑法规定与补充规范之间的关系。补充规范是刑法启动的前置性判断依据，只有补充规范规定的违法行为，原则上才会被评价为犯罪行为；空白罪状的填充，或者罪状中的要素不明确、有争议时，应当严格遵循补充规范中的明文规定。就本案而言，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这里的“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在与期货有关的文件中，只有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条例》属于国家规定，是本案空白罪状需要援引的补充规范。梳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可以将本案非法经营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填充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是指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亦即中国证监会的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是指在期货交易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从事变相期货交易，或者期货公司从事、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等违反《条例》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值得强调的是，上述非法经营行为类型中的变相期货交易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条例》第八十九条对其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因此，该条也是本案非法经营罪的补充规范。

（二）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本质是为了获取期货风险利润，符合变相期货交易的特征 1．变相期货交易的特征

根据《条例》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变相期货交易的特征可以归纳如下：（1）交易集中进行，而非个别、分散协商：实践中有的意见认为，集中交易是指集中竞价交易。该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1999年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曾规定，期货交易实行集中竞价，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撮合成交原则进行。而新的《条例》则将交易方式修改为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从《条例》对交易方式的修改可知，集中竞价不再是交易方式的要件。因此，按照新规定，涉案交易即便采用报价等非竞价方式，也不影响变相期货交易的认定。（2）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即合约由交易一方为了通常和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协商。（3）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交易者应当按照规定标准交纳资金，用于结算和保证履约。（4）交易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或称“逐日盯市”。有关机构或者市场在每日交易结束后，根据当日结算价计算客户当日的持仓盈亏。如有持仓亏损必须于下一交易日前补足，否则客户在手合约会被强制平仓。（5）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的20%。总之，从本质层面解析，变相期货交易与现货买卖的本质区别在于，变相期货交易中参与者的主要目的不是转移商品所有权，而是套期保值或者从期货价格变动中获取投机利益。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刘溪等人的交易方式符合变相期货交易的上述特征，具体理由如下：（1）刘溪等人或是掌控客户账户并在同荣公司代为交易，或是将用户名和密码提供给客户，由客户在ASA交易平台上自行选择场所上网交易。从表面上看，本案的交易地点较为分散。但这里的集中交易可以理解为交易平台等的集中，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场所的集中。本案的黄金合约均在ASA平台上集中交易，符合集中交易的特征。（2）刘溪等人买卖的黄金合约（而非黄金实物）由境外黄金市场预先拟定并提供给交易者，由交易者反复买卖。这些合约中的黄金品质、合约总值及基本保证金等要素确定，刘溪等人只能选择相应的合约类型进行交易，并不参与合约条款的协商与拟定，亦不能对合约内容作出修改。因此，本案中的黄金合约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3）刘溪等人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保证金制度，要求客户须在交纳保证金后才能开展交易，保证金用于保证客户的履约能力并结算盈亏。（4）根据本案协议书中的约定，客户在仓的黄金合约以当日市场收盘价位结算后，实际保证金不足的，客户必须于次交易日15：30以前注资补足，否则客户的合约会被全部或部分平仓。这表明交易采用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5）根据本案黄金在境外市场上的交易规则，客户可以将其交纳的保证金放大100倍用于黄金合约买卖，故本案中保证金的收取比例仅为合约标的额的1%，远低于《条例》所规定的20％。此外，刘溪等人所从事的黄金买卖还采用了做多、做空的交易方法及对冲机制等其他期货交易机制，即客户既可以先买入黄金合约后沽出，也可以先沽出后再买人，用两份数量相同但买卖方向相反的合约对冲平仓。

从交易目的来判断，刘溪等人主要通过买空、卖空、对冲黄金合约等手段从境外市场的价格波动中获得风险利润，而非为了获得黄金实物的所有权，这符合变相期货交易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国的黄金管理及进出口政策，刘溪等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无法将境外黄金交割入境，本案中的客户实际上也未取得黄金实物，均通过对冲平仓或者强制平仓的方式终止了交易。综上所述，刘溪等人的行为符合变相期货交易特征。同时，刘溪等人未经同荣公司负责人同意，擅自设立“海外交易部”，且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系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经营数额达400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定性意见仅是一种办案参考，不能作为案件定性的当然证据

本案行为性质的认定过程较为复杂，在审理过程中，关于是否需要行政主管部门就案件行为性质出具定性意见，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条例》第五条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根据《条例》第八十九条，变相期货交易认定的有权机关是中国证监会，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均无权认定。第二种意见认为，《条例》中的变相期货交易需要很强的金融专业知识和能力才能作出科学的鉴定，法官不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如果囿于金融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对某一个金融行为的性质理解稍有偏差，就会导致罪与非罪的巨大差别，故而应该由专业部门作权威鉴定。第三种意见认为，作为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在进行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有权直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案件行为的性质，行政主管部门的鉴定意见可供参考，但并非必要证据。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1）从上海的司法实践来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曾就实践中期货案件法律适用难度较大的问题进行多次研讨，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强调，行政主管部门对刑事个案中非法证券、期货的性质认定不是必经程序，其认定意见也不是刑事诉讼的必要证据。如果非法证券、期货类型新颖，公安、司法机关难以认定的，可以商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作为办案参考。行政主管部门具备相应的专业水平与监管经验，参考其意见既有利于准确裁判，又不违背法律规定与一般法理，是正确的。（2）在具体案件中，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义务，也不会对所有涉案的期货经营行为出具书面的定性意见。如果认为行政机关的意见是必要证据，那么不利于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规定：“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判。”此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涉及行政认定的案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总之，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在办理变相期货交易案件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审慎认定交易手法是否符合《条例》中变相期货交易的行为特征。（2）综合全案证据及事实，判断交易目的是否是对冲合约获取风险利润。（3）如果所交易的合约到期应当被依法、全面、适当履行，当事人既不能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也不能通过对冲替代履行，并且交易不具备变相期货交易的特征或者特征不明显的，则是现货交易。（4）在必要时征询、参考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5）留意我国特定时期的黄金市场监管政策。总之，应当综合平衡司法介入经济活动与打击经济犯罪之间的关系，既要保护灵活、新型、合法的投资手段，又要维护正常的黄金、期货市场秩序，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陈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陈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某系实际出资人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陈某用本人2007 年已经出卖的房子和四十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 通过中间人,与被害人牟某某签订借款协议,骗取牟某某人民币三十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 年3 月30 日.陈某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将三十万元于当天汇入陈某公司的账户,陈某当天就通过网银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万元用于个人支出,其他去向无法查明.后陈某不予还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间人发现后扭送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陈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理由是：被告人陈某在诈骗牟某某钱财过程中,虽然与牟某某签订了借款合同,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市场交易行为,亦非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第四篇：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续聘工勤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单位续聘工勤人员

聘用合同书

（后附首次聘用《招聘工勤人员审批表》复印件）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聘用人员姓名）

甲方（用人单位）乙方（聘用人员）

名称：姓名：

法定代表人或性别：

委托代理人：文化程度：

居民身份证号码：

地址：家庭住址：

根据珲人字[2007]9号文件规定，市直机关工勤岗位在编制限额内新增人员一律采用聘用的形式，经甲乙双方平等

自愿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所列条款。

第一条 聘用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年，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二条试用期限

从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三条聘用岗位

根据工作需要，甲方安排乙方做岗位工作。

第四条工资报酬

年薪人民币（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合同

期内保持不变，由市财政按月拨付。

第五条 福利待遇

甲方为乙方提供以下福利待遇。

第六条 解除劳动合同条件

（一）工勤人员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招用人员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1、在试用期内的；

2、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的；

3、依法服兵役的；

4、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兑现工资待遇、提供工作条件的。

（二）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条件。

被招用工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1、连续矿工超过7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矿工超过15个工作日的；

2、违反工作纪律，发生责任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3、严重扰乱工作秩序，致使用人单位，其他单位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

4、在试用期内证明不符合聘用岗位要求，且不同意用人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的；

（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条件。

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和被招用的工勤人员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四）甲乙双方解除聘用合同。任何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均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第七条聘用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即告终止：

（一）聘用合同期满。

（二）甲乙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

1、2、第八条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甲方应及时办理有关手续，为乙方出具“解除、终止聘用合同证明书”，移交档案等。

第九条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可另附页）

第十条其他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人才中心留存一份，送财政局一份。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及本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单位的规章制度执行。签订本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修改废止的、按新的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盖章）

鉴证机关（盖章）

签订日期

年月日鉴证人（签章）年月日：

第五篇：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人员转正申请

转正申请书

尊敬的局领导：

自从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公开招考进入单位工作以来，在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各位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以积极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务实进取的工作作风，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见习期满之际，我郑重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为便于组织对我的考察，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予以汇报：

一、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思想水平

在工作、学习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一个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的集体，在这样的氛围中，只有在思想上与集体保持高度一致、严于律己、积极上进，才能融入到这个集体之中。

首先，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我系统地重温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这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七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信念。虽然现在不是党员，但我严格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学习，2012年6月积极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争取早日向党组织靠拢。

其次，认真学习单位的规章制度，仔细与自己平时行为进行对照，改正不良习惯。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对于单位组织的活动，能够积极参加与配合，关心集体荣誉。通过努力，使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全面提升自己的职业操守和综合素质。

二、加强知识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机关工作人员，首要条件就是成为业务上的骨干。在见习的一年里，我注重联系工作实际，加强知识积累、消化和吸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学习、熟练掌握技术业务知识，始终以积极的工作态度、高度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除此，认真学习各种公文知识、信息收集、材料整理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发扬勤能补拙，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尽快地了解了工作内容，适应了工作节奏，转变了工作方式，保质保量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其次是学习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重点学习单位各项规章制度和定岗定责的有关规定，做到依法依规办事、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秉公办事、按程序操作，确保工作优质高效。

三、努力改正工作中不足的地方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通过自身的努力，虽然在思想和工作上都有了新的进步，但仍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理论修养不够深刻、扎实；对系统政策的学习和钻研不够，业务技

术水平与当前建筑行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对监管人才的能力要求有一定差距；考虑具体问题不够全面、细致、周到。

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一是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建筑行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努力加强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为推进全县建设、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二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不但要发扬自己的优点，还要客观地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逐渐改掉粗心、急躁、考虑事情不周全的缺点，注重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不断在工作中学习、进取、完善自己。提高工作主动性，不怕多做事，做小事，在点滴实践中完善提高自己，希望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进行监督指导。

以上是自己见习一年来的工作小结，不妥之处，恳请组织批评指正，请组织考虑我的申请，我将虚心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和考验！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x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