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
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
演讲人：郭齐勇 演讲地点：中国科技大学 演讲时间：
2016年4月
郭齐勇：儒学专家，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珞珈杰出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
王阳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4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这里用老子“不争”的思想，调节心灵。足见惩治腐败，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内一外相互作用。
阳明是书生，但不是无用的书生，他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他叱咤三军，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作“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传习录》其书
阳明一生著述丰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传习录》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中。
作为阳明心学的最主要文献，《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多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这绝不是过誉之辞！
当然，阳明著作不止《传习录》一本，他的著作被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有三十八卷，《传习录》只占其中的三卷；现今吴光、董平等学者们编了《王阳明全集》，卷数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阳明著作最重要的还是《传习录》。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这七本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以下第三部分专讲《传习录》的思想内容。
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作“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来看时，此花才与你的心发生关联，心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知行合一” 我们要联系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来分析和讨论他的“知行合一”说。
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做“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良知良能。二者相较，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够引发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当然，王学在历史上也因此由极盛而衰落。由于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王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使然。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张祥浩先生认为，身处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因而屡屡强调良知即天理，即准则。这适应了特殊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机，即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忽视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与圣人言教的权威性。良知说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温凊定省诸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言行不检点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口实。
另一方面，阳明学对后世影响之深，再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比肩。明亡以后，清代阳明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进入近现代，阳明学作为一种平民哲学，被当作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焕发出光彩。譬如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喜欢阳明学，到台湾后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儒学的现当代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先生及其开创的新儒家学派就是例证。近年我们受郭沫若纪念馆委托，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围绕阳明展开了讨论。郭沫若继承了阳明学的实行观点，主张“事上磨练”；熊十力则说“事上磨练”固然不错，但必须加上“保任良知”四个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方能无弊。今天看来，熊先生得到了阳明学的真髓。他自己也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他的学生、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阳明学不只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学。大盐平八郎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学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影响了明治维新。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学说，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学说。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朝鲜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阳明学之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阳明学在东亚传播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阳明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恰恰相反，它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王阳明对自然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阳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导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第二篇：借鉴王阳明智慧提高PMC管理水平
借鉴王阳明智慧提高PMC管理水平
最近迷上了王阳明，越读兴趣越浓，受益匪浅，尤其是他在社会管理中的一些经验，感触很深。愚以为王阳明的管理理念既便用在当今社会管理或职场管理仍不过时，很值得职场管理人士借鉴。
《孙子·谋攻》说：“上下同欲者胜。”然而千百年来，多数官员只把注意力放在哄上级开心上，却无视同百姓的关系，执政全靠官府强压硬推，效果当然就差强人意。这与现代社会、职场管理人士与老百姓、员工的关系何等的相似。然而历史上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做官时却恰恰相反，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同百姓的关系时，着力唤醒百姓的向善之心，教化百姓自治能力，短期内将一个诉讼大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创造了无经验的书生治理好基层的奇迹。
公元1510年，王阳明被朝庭派往贵州，出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历来吉安庐陵文化发达，曾出过欧阳修、文天祥，杨士奇等文化名人。但是民风彪悍、多讼，不仅抗税不交，还天天上演山寨版的《一号法庭》。官府每天要接八九百诉讼，越级到省里的诉讼每年也在三四千，每篇诉状都洋洋洒洒上百数千言。历任地方官都深感头疼，王阳明的前任更是不堪其苦，干脆辞官不干了。面对这样一个令官员头疼无措的诉讼大县，没有一点儿基层工作经验的王阳明是如何开展工作呢？他做了以下几个动作：
第一，王阳明不仅仅只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广泛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庐陵县第一手情况资料。
凭自己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自古百姓都是弱势群体，“民不与官斗”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智慧。现在庐陵百姓上访诉讼成风，必是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王阳明到各乡村调查后发现，这里赋税一直很重，而且近年来百姓收入没有增长，赋税却年年增加，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的税收就比过去增长了三倍。他还发现庐陵县的赋税中有一项明显不合理的摊派——葛布捐。庐陵本地并不生产葛布，上级却向百姓征收葛布捐，是明摆着的乱摊派。再加上当时的旱灾、瘟疫又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整个县所辖区到处都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没有宁日。地方官又不开展救灾安民，还强行征税，这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如果还不宽免庐陵赋税，加强社会整治，逼跑地方官事小，激起民变就事大了。面对如此恶劣的现实，王阳明没有落荒而逃，而是勇敢的留了下来。
第二，王明阳敢做敢为，为民做主，为民请命解除不合理摊派。王阳明冒着丢官受处分的危险，向上级江西布政司提交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摆事实，讲道理，终于成功为庐陵百姓减免了“葛布捐”这项多余的摊派，庐陵百姓弹冠相庆。这样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让庐陵百姓对王阳明这个新任的父母官刮目相看。有为才有威，王阳明的威信瞬间被立。
第三，王阳明大力宣传，通过和老百姓讲道理、唤良知，组织百姓自救。针对当时旱灾肆虐、瘟疫横行的现实，王阳明写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说：“虽然是天灾，不可避免，也不能违抗，所以我们要适应它，并且在适应它时感悟人生道理。你们怕传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亲人抛弃，表面上看，他们是因瘟疫而死，实际上是死于你们的抛弃。瘟疫并不可怕，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们的心被恐惧侵袭，就会让你们做出没有天理的事来，这是逆天啊！我现在为你们指明一条消灭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们的心。你们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们不必去外面寻求任何东西，只要让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将心比心，与百姓正面沟通，唤起百姓的良知，让他们在天灾面前，不要只等官府救济，而要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
第四、定制度、立规矩，规范诉讼程序。
王阳明发告示立下明确规矩，规定百姓只有重大事情才能打官司，而且要一诉一事，状纸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一律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更要处罚。告示发出后，老百姓一片哗然，但王阳明坚持不受理那些不符合规定的官司，将官员从讼案缠身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恢复庐陵的经济文化生产秩序。
五、加强“公民”道德文化建设。
王阳明深知，道德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来时间的俗气所污染，已不能自动自发地流露，所以必须要树立道德楷模，让道德楷模唤醒他们内心正要睡死过去的善良。他恢复了设立于朱元璋时代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旌善亭是光荣榜，申明亭是黑榜，表彰贤良，警戒丑恶，用道德建设去唤醒百姓心中的向善之心，使他们逐渐由他律走向自律。通过这几个措施，王阳明在七个月内一举扭转了当地一直未能解决的政事积弊，把庐陵县治理得井然有序。
王阳明的故事启示我们，手执权力“公器”的领导者，只有用一颗公正、爱民的真心，体现在公正合理的行政管理行为中，建立起百姓(员工)对官员及政府(老板及管理人员)的信任，唤醒百姓(员工)对世上“大道良知”的信心，他的行政管理行为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职场中领导人执行力的本质体现就是用自己的“爱民心”和“利民行”唤醒、激发员工的“同理心”和“向善心”，引导员工专注于各人的本职，走向人生的正途，达到上下齐心，其利断金的理想效果。
第三篇：点评：思想与智慧
点评：毛泽东思想与智慧
2014-7-171、结晶说是扯淡说，是集体智慧说的放大版。结晶说不能突出毛泽东思想想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观点方法和学说的体系。
2、宗教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现象，不能说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没有智慧，宗教思想也是人类的一种智慧，人类先进智慧一结晶就把宗教智慧排挤没有了，这样理解也不正确。然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包含任何宗教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对国内各种宗教工作的政策和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坚持无神论的，但是允许有神论的存在，允许各种宗教信仰的自由，使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讲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首先就包括破除对于各种唯心主义的迷信，也包括破除各种宗教思想的迷信，但是希望人民自己觉悟起来解放思想，而不是强迫人们放弃各种宗教信仰。信教自由，信科学也自由，教育人民学会辩证法，成为一个辩证法的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塞满着各种宗教的国家。
3、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革命的实践性。毛泽东思想离不开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还有阶级性，创造性。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所没有的。例如人民军队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军事方针等就是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没有的东西。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组织原则和方法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群众监督等都是伟大创举。
4、毛主席说：“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做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区别。”——《整顿党的作风》。这里面马克思是智慧的代表。而没有说马克思主义是智慧的结晶。强调地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不是来源于书本。有书本知识的人很多，但是并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同样地，有些清末翰林还有同时代的党内外的大知识分子们读的书也不必毛主席的少，像李达，马叙伦，朱学范，陈叔通，张澜，郭沫若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系统的革命理论学说来。
4、“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整顿党的作风》
“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整顿党的作风》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整顿定的作风》
5、毛泽东读过很多书，是一般读书人或学者所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而是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没有革命实践运动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九三零年就写过《反对本本主义》，一九三六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经过了十五年的革命战争就应该提出自己的军事路线。“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也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并没有的。同样地毛泽东思想也是在斗争和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6、【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并且得到中国革命实践的反复证明的是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是智慧结晶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秋收起义以后主张，上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
7、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在于革命性和创造性。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商业金融业国防科技等都是伟大创举，而不是什么思想结晶，结晶是描述物理变化的名词，是一种结构性变化，没有质变，就像升华一样，只是分子结构间的距离发生了变化，因此用结晶和升华来说明毛
泽东思想是不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独立的创新的思想体系。毛主席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是那里没有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主席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但是，那里没有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二为”和“双百”方针。
9、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国际问题上坚持反帝反霸反殖民统治反修正主义，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孤立打击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11、毛泽东思想具有批判性和斗争性，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外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后来批判的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等等，没有批判和积极地思想斗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11、毛主席的诗词是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艺术升华。不是简单的实践记录和描述，是革命经验的艺术概括，毛主席诗词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思想，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的艺术升华。
13、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国际问题上坚持反帝反霸反殖民统治反修正主义，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孤立打击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15、毛泽东思想不包括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毛泽东批判了修正主义。
17、毛主席读过《资本论》那里没有“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没有“农业八字宪法”，“没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主席读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那里没有《沁园春雪》没有《七律长征》
毛主席读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里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党支部建在生产队上，没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
毛主席读过《孙子兵法》和《战争论》那里没有《论持久战》，没有人民战争的思想。没有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也没有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主席读过《史记》那里没有“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里没有“走资派还在走”。那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读过论语那里没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那里也没有“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毛泽东思想不是智慧的仓库，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全面创新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建设工农业等方面都有创新。资本论中没有提出过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财税的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全面创新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并举的方针，确定了农轻重的关系。
17马克思主义就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思想智慧的结晶？可以这样认为吗？不能！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先进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放大版。
把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和阶级性整哪里去了？毛泽东还读过《金刚经》能说毛泽东思想也包含佛教智慧吗？胡说八道！毛泽东思想不是智慧的仓库，毛泽东思想具有革命的创造性。
第四篇：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思想
中国传统士人之三不朽者 —— 立德、立功、立言。据说，历史上能做到这“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曾国藩只做到了半个“三不朽”。
王阳明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被誉为“真三不朽者”。他非但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说，而且上马能战，下马能文，曾官至明代南京政府的兵部尚书，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全能大儒。他创立了著名的心学，提升了人的主体意识，强调主观(感受个体)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决定作用，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了深刻的哲学反思。
“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换成现代语言表述：世上的事物固然客观存在，但就主观个体而言，客观事物是须经过主观的接触感受才能产生认识价值的——这是王阳明对“心学”大旨之形容。
“知行合一”，系王阳明学说的核心思想，影响深远，波及日本。知与行的关系，诠释颇多，过去多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行的关系。站在当下，一般而言，也可理解为认识和实行的关系。
“知行合一”就是将知与行合到一处，有良知之驱使的行为才是良行，能践行的认知才算是真知。这里的知，就是指知善知恶的良知。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可以意识到并判断自己的行为，能够辨别善恶，并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单纯为自己的本能和物欲所驱使。
“知行合一”至少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要以所“行”体现所“知”。古人说，该为不为谓之陋，不该为而为谓之恶。一个人的“知”是正抑或谬，是丰抑或寡，“知”与“行”有否相悖，都要一一通过具行来验证，站在客观上说，就叫观其行而非光听其言。其二，“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知”与“行”两者要同步，就是强调“心里明白”与“见诸行动”，之间“不容毛发”。心念一动，立见行动，没有丝毫时间差。而不是一些人理解的“一念之起，行即相随”，更不是另些人理解的慢慢弄懂道理再从容去付诸实践。别小看这一念和一行的时间差，这“差”往往令功败于垂成甚至丢了卿卿性命。
王阳明有句名言：“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所谓“一”，不是指心、性、命三者是并列关系，而是强调三者要一致。它们的关系是递进的：心调养了性(能力)，心性融通后产生闪电般的“一念”信息，直接决定了性命。或者说，命的安危(包括生命质量和价值的体现)就系在了心性的明白融通上。
说到底，“知行合一”就是强调心与身的一体化，就是剔除狂妄、自大、幻想、侥幸、迟疑诸般妄念后的良知本能还原，就是禅宗提倡的“平常心是道”。其最高境界就是良知良行合一的“人”——“三不朽”者。
第五篇：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经法10121140 郑海艳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在书院讲学时，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关系在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都备受争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
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王室、贵族和宦官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地侵占土地，大地主进行大范围的兼并土地，据《明史》记载：“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益加重。也就标志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凸现。进而伴随着农民、矿工的接连起义明朝中叶的社会危机不仅来自外部起义军的冲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倾轧同样威胁其政权稳固。据史料记载，地方藩王相继叛乱，如燕王朱棣、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以各种理由先后向中央权发难，这些彼此倾轧的统治阶层，大多数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或者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可见，满口仁义礼的臣子，也做了不仁不义的叛逆之事，冲破了程朱理学的天理约束和禁锢。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涵义
1·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认为，知并不是“可以说”是行，行也不是“可以说”是知，知与行就其本来真正的意义就是互相包含的。无论就范畴还是范畴指称的对象说，知中就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所以知行是合一的，这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但是，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呢？至少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命题来说，知与行不能是完全同一的。如果知行范畴是完全同一的，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可以是不必要的，也就无所谓知是行之“ 始”，或行是知之“ 成”，“ 始”和“ 成”正是表示这两个范畴和它们所对应的对象并不是完全同一的。“ 知”、“ 行”始终结合在一起，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包含。行是以知为开始的，知在行中完成的，这一过程，始伴随到终整个过程。知行永不脱离，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知行一体，知而必行。
知行本体，即是良知本体，也即是心体。知行本体的自性，原本是合一的，它之所以不合一，是因为被私欲私意隔断，所以必须有“致”的工夫以复其合一之体。有些人虽知父母当孝而却不能孝。他之所以知归知，行归行，并不是知行真的为二而不合一，而是由于这个人的知行之体（本心）被私意隔断了。有私意阻隔，他那孝亲的良知便不能“致”（不能扩充出来），不能致便是不能行。既不能行孝，便不算真知孝。反之，如果没有私意隔断，则他那孝亲的良知自自然然能“致”于父母身上而表现为孝行。如此，便是“知行合一”，便是复得那知行本体了。
2·要做到知行一贯
知和行是同时并起的，是“即知即行”、“知行一贯”的。识得此意，自能随时随事“去人欲，存天理”。意念一有萌发，便立即彻根彻底将它克倒，不使任何不善之念潜伏在心，这就是阳明倡说“知行合一”之教的宗旨所在。
知行一贯的关键，只在“良知”是否能“致”。良知天理能够致于事事物物（即，能够贯注扩充到一切大小行事之中），则知行自然一贯而合一。反之，如果良知天理不能致于事事物物，不能通贯到生活行为，便表示良知天理被私意私欲隔断了。如此，知与行便贯通不起来，当然知行不合一。也以此故，阳明确立“致良知”为口诀（讲学宗旨）以后，便不再提“知行合一”。因为良知是知，致良知便是行。在“致良知”这一口诀之中，知与行都含在其中，这时候，“知行合一”已属当然之事，所以无庸赘言了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借鉴“知行合一”思想，有利于改善政治生态，提升国家政治民主。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恢复社会道德秩序我们当前缺少的不是个性解放，而是个性太过了，犹如脱了缰的野马，私欲极度膨胀。那么，我们要扭转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局面，必须回归到崇尚道德、良知至上的轨道上来。道德至上是孔孟圣学的终极目标，只有人们有了“良知”，亦便是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进而心无杂念，廓然大公，人人成了“圣人”，社会也隨之变得和谐了。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大同小康理想世界。
最后，借鉴“知行合一”思想，有利于促进学术独立，改变教育方式，展现思想竞放。我们当前容易出现盲目崇拜，如追星族，不管是非善恶，便盲目效仿。还有一种盲目崇拜权势，甚至畏惧政治权势，而王阳明正是在政治迫害下，历经九死一生，不惧权势，终生践行“知行合一”思想，不迷信任何学术，只有亲身践行进行验证，连孔子、朱子这样的圣人或官方哲学概莫例外，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所谓的“学者”也唯利是图，弄虚作假。长此以往，国家的希望何在？学术的独立性体现于：一是不迷信任何学术权威，须亲历实践方可验之；二是不畏惧和依附任何政治权势，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的独立性。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还蕴含着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教育理念。不同的年龄段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方式施教。他反对死记硬背，注重道德品行教育，我们当前恰恰注重知识，忽视品行教育。所以，我们要研究并运用知行合一思想，关注品性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应用于教育实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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