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年度涉老民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涉老民事审判庭（以下简称：老年庭）作为专门审理一方当事人为六十周岁以上普通民事案件的专项业务庭，自1994年3月正式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司法护老”理念，在审判实践中努力探索办案新路，积极探究老年当事人的心理、生理特点，积极做好涉老民事案件的审判与调解工作，注重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充分发挥老年庭的社会作用，开创老年审判工作新局面。现对2015年1月至2017年9月静安法院老年庭的民事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涉老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涉老民事案件审理情况
2015年1月1日到2017年9月30日，老年庭受理的涉老民事案件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5年老年庭收案941件，结案746件，同期结案率79.3%；2016年收案1063件，结案988件，同期结案率92.9%。2017年，截至9月30日，老年庭已收案1004件，结案1044件，同期结案率104.0%。从结案方式来看，2015年老年庭判决229件，占30.7%；调解144件，占19.3%；撤诉（含特别程序撤回申请）273件，占36.6%；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19件，占2.5%；其他结案方式81件，占10.9%(其中裁定保全69件，确认人民调解协议11件，终结1件)。涉老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55.9%。
2016年老年庭判决429件，占43.4%；调解168件，占17.0%；撤诉（含特别程序撤回申请）297件，占30.1%；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24件，占2.4%；其他结案方式70件，占7.1%(其中裁定保全49件，终结3件，裁定驳回起诉18件)。涉老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47.1%。
2017年，截至9月30日，老年庭判决410件，占39.3%；调解220件，占21.1%；撤诉（含特别程序撤回申请）370件，占35.4%；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14件，占1.3%；其他结案方式30件，占2.9%(其中裁定驳回起诉22件，罚款决定5件，与本院其他案件并案审理3件)。涉老民事案件调撤率达到56.5%。
（二）老年人涉讼情况
从老年人的诉讼地位来看，在2015年-2017年9月期间所结的2778件案件中，老年人仅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为1092件，占39.3%；老年人仅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为993件，占35.7%；老年人仅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为2件，占0.1%；涉案双方均有老年人的案件为691件，占24.9%。
从当事人年龄层次来看，低龄老人参与诉讼比例较高。2015年-2017年9月期间所结的2778件涉老民事案件中，涉及60-69岁老年人的案件为1863件，占67.0%；涉及70-79岁老年人的案件为618件,占22.2%；涉及80岁以上老年人的案件为297件，占10.7%；其中最高龄当事人为98岁。1 在一案涉多名老年人的情况下，统计的年龄为该案所有老年人的平均年龄。
二、涉老民事审判的特点和难点
（一）四大案件类型呈“三升一降”的分布特点
从案件特点来看，四大类案件呈“三升一降”的分布特点。2016年度老年庭受理涉老案件共计1063件，其中权属、侵权类纠纷399件（2015年同期275件），合同类纠纷420件（2015年同期398件），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207件（2015年同期147件），特别程序37件（2015年同期121件）。其中，权属、侵权类纠纷占据全部案件的37.5%，合同类纠纷占据全部案件的39.5%。与2015年同期相比，权属、侵权类纠纷，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以及合同类纠纷的收案数量均有所上升。
2017年，截至9月30日，老年庭受理的1004件涉老案件中，权属、侵权类纠纷239件，合同类纠纷581件，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174件，特别程序10件。
（二）家庭和邻里矛盾引发纠纷占比大
2015-2017年9月期间，老年庭受理的涉老案件中，除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外，收案数量前五位分别为民间借贷纠纷、继承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离婚纠纷。
其中，分家析产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发生于当事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相邻关系纠纷发生于街坊邻里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也多发于熟人朋友之间，这几类涉及家事和邻里朋友关系的案件合计占全部涉老案件数量的59.3%,家庭和邻里矛盾引发纠纷所占比例较大，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民间借贷纠纷增幅明显。从近几年的涉老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来看，2014年老年庭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为119起，2015为133起，2016年为233起（其中48起属原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截至2017年9月30日，静安法院老年庭本年已受理民间借贷纠纷492起 2015年年底，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区两区“撤二建一”，2016年10月静安法院老年庭开始受理原属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的涉老民事案件。为更好地反映涉老民间借贷案件的增长情况，故将原属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的涉老民间借贷案件予以单列。6（其中331起属原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涉老民间借贷纠纷数量的上升趋势日渐显现。近年来，在银行贷款限制、社会诚信缺失以及老年人不懂法、不知法、盲目追求高额利息的背景下，民间借贷呈现出纠纷数量上升快、借款人送达难、案件事实认定难、案件判决执行难、借贷运作模式多、标的额增大等特点。
二是涉老继承纠纷数量持续居高。2015年老年庭受理涉老继承纠纷117件，2016年受理120件（其中33件原属原闸北区人民法院管辖），案件数量持续居高。涉老继承纠纷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案件标的额较高，被继承人遗产中多涉及房屋，随着房价上涨，案件标的额也逐渐攀升；
2、遗产类型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银行存款、现金以外，股票、基金、股权作为遗产已不鲜见；
3、遗嘱效力频受质疑，实践中有些遗嘱的形式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的要求，存在一定瑕疵，故常涉及到笔迹鉴定、遗嘱作成时间鉴定、声纹鉴定、相关案外人出庭作证等，给事实认定带来困难；
4、继承人之间关系恶化，如当事人各自就操办丧事费用和被继承人生前开销进行举证并要求在遗产中予以扣除的情形，导致案件事实查明困难，调解基础薄弱。
三是相邻关系纠纷屡见不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以及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相邻关系中的矛盾日渐突出。静安区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存在住房密度相对较大、居住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故在同一楼栋内居民因相邻关系发生纠纷和摩擦，在我院所有相邻关系案件的类型中所占比例最大。此类案件虽然诉讼标的 7 额一般较小，但矛盾尖锐，双方当事人往往情绪对立严重，或积怨已深，冲突很难调和；此外，审理过程中涉及到确定损害发生的原因、修复方案和费用等事项，需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高昂的鉴定费常超出当事人诉请的标的额，这些均为相邻矛盾的解决增加难度。
（三）老年当事人举证能力较弱
在涉老民事审判中，部分老年人因法律意识比较薄弱，证据意识、风险意识不强，导致完成证明责任比较困难；或因传统的厌讼、惧讼心理，导致消极应诉，或刻意躲避法院，最终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以静安法院老年庭受理的涉老民间借贷纠纷为例，由于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属于民间自有闲散资金，借贷行为具有随意性，或金额较小，或借贷当事人之间多为亲属或朋友等熟人关系，因此在借贷形式上表现出简单随意性，一旦款项得不到偿还，出借人就面临举证困难的风险，集中表现在：借贷双方不签订借条或书面协议，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在借款的约定上，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或没有约定利息，或没有约定还款期限、还款方式，借款合同或借据不规范；款项交付以现金交付的形式，没有相应银行转账凭证或者取款记录等。从借款人的角度讲，因证据意识薄弱导致借款人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的情况也屡有发生，集中表现在：借款人因用现金还款而无法证明自己已经还清借款；出借人从银行取出现金后当场收回部分作为预先扣除的利息，借款人要求以扣除利息后的金额作为借款本金的，往往很难证明。此外，很多案件中被告消极应诉、拒不参加庭8 审、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导致这类纠纷案件事实认定更为困难。
（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依旧突出
2015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老年庭受理的涉老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共计135件，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纠纷25件，因旅游活动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12件，在敬老院、养老院等医养结合机构遭受人身损害引发的纠纷为5件，在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因突然刹车或起动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纠纷为8件。究其原因：一是老年人的自然衰老，身体灵敏度、应变能力、抵抗力等身体机能下降，较易受到伤害；二是随着社会发展，老年人经济条件逐渐变得宽裕，社交活动更广泛，很多老年人选择跟老龄同伴旅游甚至自行出游，或有部分老人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出行，导致因商场地面湿滑、公交巴士开车不稳等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况较多；三是因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不到位，而老年人受伤后起医疗费用、后续费用往往较高，老年当事人及家属提出高昂赔偿费用，致原被告双方很难调解；四是对养老院等医养结合机构的保障机制不足，老年人在受到人身损害后部分医养结合机构害怕承担责任，致家属情绪激动，扩大矛盾。
（五）老龄监护问题依然严峻
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老年庭受理赡养费纠纷9件，申请变更监护人案件3件，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共60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48件（3起涉养老机构案件）。2017年，截至9月30日，老年庭已受理赡养费纠纷14 9 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件（2起涉养老机构案件）。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监护情况存在指定监护制度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健全等问题。
一是多人监护时监护人之间易产生矛盾。现行规定并未限制指定监护人的人数，实践中监护人之间存在矛盾时易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如2017年1月受理的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告为一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居委会指定其女儿和儿子均为监护人。现其女儿代理原告将其儿子（另一名监护人）诉讼来院，要求被告将原告放置在被告处损失的财物予以赔偿，被告辩称其作为原告的监护人，有权保管原告财物。这种植根于监护人指定之时的矛盾给法院解决纠纷增加了难度。
二是“监护人”概念使用不规范、不统一，当事人易对此产生混淆。现实生活中，很多证件上出现的“监护人”措辞，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这给当事人造成概念混淆，也给法院的释明工作增添难度。如残疾证上往往有“监护人”措辞，但并非法律意义上有权代理被监护人行使民事行为的监护人，当事人对此往往产生混淆。
三是孤老的监护问题。实践中存在部分老人无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者虽然存在相关近亲属但该近亲属本身也无行为能力，这部分老人的监护就成了问题。最近几年“失独老人”的比例有所上升，在“失独老人”逐渐迈入高龄阶段后，其监护问题亟待解决。
四是养老机构尚未健全。如因养老机构的设施管理存在瑕疵，设10 备简陋，容易导致老年人发生摔倒等意外；有些机构因用工制度混乱，聘用临时工、退休人员等担任护工，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护理等级标准提供服务，致看护不周造成老年人人身损害等问题。
三、对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展审判工作
近年来，涉老案件类型更加多样化，老年人维权意识逐渐提高、诉讼意愿更加积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探索和把握老年当事人的心理、生理特点，拓展老年审判工作新思路。在审判方式上，可以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如：在庭审发问时，多注意老人是否听清，是否理解；在开庭过程中，多注重调解，加强疏导，对于确有必要上门了解情况的，可视情况前往居委会、物业公司、纠纷现场等地调查，甚至前往老年当事人家上门谈话，以全面了解案件情况。
此外，由于法院审理案件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因此有时候确有必要适用证据规则，部分老年当事人因举证能力有限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难免会产生消极情绪，因此法院的释明和判后答疑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认真做好判后答疑，为当事人解答对于判决的不服和疑问，通过给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和案情分析，平复当事人情绪，最终达到服判息诉，解决纠纷的目的。
（二）开辟涉老审判绿色通道 在审判工作中，我们应为老年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司法保护措施。对老年人因追索赡养费、抚养费等提出的诉讼，严格遵守审限要求，努力提高审理效率，实行快立、快审、快结；加大对老年人的举证指导，积极提供帮助，提高老年人应诉、参诉能力，对老年人自行取证确有困难的，审判人员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视情况依职权调取相关材料；对当事人行动不便的涉老案件，贯彻方便老年人诉讼的原则，根据案件情况到当事人家中或就近开庭审理；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不大的案件，注重当庭裁判；对标的金额较小的案件，促使当事人当庭履行，即时清结。
同时，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对于通过法律援助途径提起诉讼的，简化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的办理手续；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确有法律援助需求的当事人，及时联系司法行政机关，建议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工作中出现的较为集中的问题，积极与司法局、民政部门等单位开展商讨，由各机构联动促进老年维权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普法教育，提高老年人法律意识
由于老年人风险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举证能力较弱，经济上普遍比较节俭，导致老年人通过法律程序维权仍相对较困难，一旦发生纠纷，自身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对此，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加以保护。
一是加大普法宣传，让老年人知道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新闻媒体可通过主动宣传的方式向老年人宣传常见的法律问题和12 法律风险，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普法教育；社区、街道可会同民政部门邀请法学学者或者法律工作者下地区开展普法讲堂，提高老年人的法律常识。
二是法院可选取部分典型案例，邀请本区内的老年人前来旁听，甚至尝试“下地区开庭”、“上门调解”，促进老年人对司法程序的认识，也有利于增强老年人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静安法院老年庭的做法为例，2017年5月，老年庭邀请静安区曹家渡街道40余位居委干部、调解干部以及老龄群众旁听一起因旅游引起的健康权纠纷。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展开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并就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激烈辩论。庭审结束后，主审人就类似案件以案说法，为老年人维权上了生动的一课。静安法院老年庭还多次组织庭室成员“下地区开庭”、“上门调解”，开展以案论法的宣传教育，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此外，老年庭利用电视媒体等途径，扩大法制宣传，迄今已有多起案件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案件聚焦”栏目播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探索社区居家养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确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然而，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子女往往因工作繁忙，无力照料老人；机构养老模式下，由于我国目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无论是政府开办的公益性养老机构，还是企业、个人经营的营利性养老机构，都不同程度 13 地存在设施不全、服务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数量很少，此外，机构养老还使得老年人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断联系，不可避免存在缺乏家庭温暖的问题。
因此，可探索社区居家养老的模式，即利用社区资源，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困难，包括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心理咨询等等，这既可以减轻机构养老的负担，减少老年人亲情淡薄、环境适应困难的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养老能力的不足。
四、典型案例分析
（一）民间借贷案件 1．案情简介
原告黄某与被告王某经人介绍认识。2012年7月7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被告丈夫陆某作为担保人签名。原告分两次转账4万元、3万元（共7万元）给被告，并提供转账凭证，约定月利息10%，但被告一直未还款。2012年11月2日，陆某报死亡。被告向原告归还12,000元后再无还款。2013年11月3日，被告向原告书写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同意房屋拆迁后还款，后一直未还。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5万元。后原告变更诉请为：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7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7月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月利息10%计算。本院判决被告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某借款人民币7万元，并支付自14 2012年7月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原告黄某已经收取的人民币12,000元，优先抵扣上述利息）。
2.借鉴意义
涉老民间借贷看似案情简单，但很多案件事实认定比较困难，因此，老年当事人应提高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风险意识，增强举证能力，维护合法权益。
从出借人的角度而言，由于民间借贷往往金额较小，借贷当事人之间多为熟人关系，因此借贷行为表现出简单随意性，一旦款项得不到偿还，出借人就面临举证困难的风险。故老年人在民间借贷中应高度重视借条内容的完整性，签订的借条或书面协议应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借款期限、还款方式等内容，出借的资金应有银行流水记录佐证。
从借款人的角度而言，因证据意识薄弱导致借款人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很多案件中被告的消极应诉、拒不参加庭审、放弃举证质证权利，导致案件无法最大程度还原客观事实，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在老年人作为借款人的情形下，首先应克服厌诉、惧诉心理，积极出庭行使答辩权利。其次，积极举证和质证，最大程度还原客观事实：若需证明还款金额和时间，应有相应银行转账记录佐证；若需证明已还清借款，应及时将出借人处的借条作废；若需证明出借人从银行取出现金后当场收回部分作为预先扣除的利息，也应积极留下证据；若需证明借条系胁迫签署，可提供报警记录。此外，15 借款人应注意借条约定的利率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如上述案例中约定月利息10%，系高利贷。老年人应提高证据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继承案件 1．案情简介
王老伯（本案被告）与妻子许某有新闸路（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房屋一套（系夫妻共同财产），两人育有二子一女（即原告王某甲、王某乙与被告王某丙），房产证上登记为王老伯一人。许某于2002年11月19日去世。2010年5月28日，由被告王老伯口述，第三人王某丁（即王某丙之子）代笔制作了一份名称为“遗嘱”的打印材料，内容为：我与老伴的共有财产为新闸路房屋一套，未曾分割、未曾继承。目前我和长子（王某丙）一家生活在一起，生活起居为他们所照料。老伴于2002年去世，她的遗愿是将她的个人财产由长孙王某丁一人继承。在这份遗嘱中，我谨指定长孙王某丁为我个人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在我百年之后由长孙王某丁继承。另我的次子王某甲、女儿王某乙也在此作协议申明，认可上述情况，并确认放弃这套房产的继承权和相关使用权。材料上有被告王老伯的印章、指印，原告王某甲、王某乙签名、捺指印，被告王某丙的妻子顾某、儿子王某丁签名，另有两名见证人签名。同日，被告王某丙与妻子顾某在一份保证书签名，保证对王老伯生病护理全程包办，不许恶言相向，赶王老伯离开住处。2012年1月，王老伯与第三人王某丁以房地16 产买卖合同形式办理了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系争房屋登记到第三人王某丁名下，王某丁未向被告王老伯支付价款，王老伯当庭表示系争房屋过户行为实为对自己产权份额的赠与。后两原告诉讼来院，要求分得新闸路房屋相应份额的折价款。
本院经审理认为，2010年5月28日形成的书面材料，名称虽为“遗嘱”，但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载明被继承人许某生前有将其个人财产给予孙子王某丁的意愿，王老伯同意、两原告也声明同意放弃对系争房产的继承权和相关使用权；另一方面内容为被告王老伯立下遗嘱，其百年后个人财产由孙子王某丁继承。根据该书面材料载明内容，对被继承人许某遗产处理部分在形式及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被告王老伯的遗嘱部分，属于代书遗嘱，由利害关系人王某丁代书，形式要件上不符合继承法规定，但被告王老伯生前又将其所有的系争房屋份额以买卖的形式赠与第三人王某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争房屋已于2012年2月登记到第三人王某丁名下，即被继承人许某在系争房屋中的遗产份额已处理完毕，继承人再对放弃继承翻悔的，法院不予认可。
2.借鉴意义
遗嘱是处理遗产的主要方式，可以有效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处分权，避免产生遗产纠纷。然而，实践中，因部分老年人不懂法、不知法，所作的遗嘱形式并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瑕疵，导致所立的遗嘱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留下后患，甚至影响家庭和睦。因此，17 遗嘱的效力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改变遗嘱观念，树立权利意识。实践中，不少老年人误以为遗嘱就是遗言，有不吉利的意思，其实是一种误解。遗嘱是《继承法》规定的一种法律行为，以处理遗产为主，并非临终遗言。因遗嘱涉及到权利的处分，因此宜在老年人意识清楚、身体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订立，若在身体虚弱、意识模糊时订立遗嘱，会因思维混乱影响了对财产的正常处分，也很有可能违背立遗嘱人的初衷。
其次，重视遗嘱形式。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五种形式。各种方式的生效要件不同。其中公证遗嘱效力最高，最为规范。实践中最常见的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在自书遗嘱的情形下，应注明作出的时间，避免存在多份遗嘱时难以确定哪一份为立遗嘱人的最终真实意思表示；就代书遗嘱而言，应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必须适格，不得为利害关系人，代书遗嘱书写完毕后，立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应当签名，并注明日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全程录音录像。
（三）相邻关系案件 1．案情简介
原告梁某与被告赵某系同一楼层的邻居。2011年被告装修时，在公用通道原告卫生间窗户外安装木板，窗户下方安装木质储物柜一排，并在公用通道上原告卫生间的窗户外侧安装防盗门一扇。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拆除公用走廊部位安装的储物柜和防盗18 门并恢复原状。
本院经审理认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害的，应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被告在公用通道上安装防盗门，将防盗门内的空间占为己用，并安装储物柜，妨碍了原告对公用通道的使用权，防盗门及窗户周围的木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原告户的通风、采光。原告要求被告拆除在公用通道上安装的储物柜和防盗门并恢复原状，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2.借鉴意义
静安区因住房密度相对较大，故在同一楼栋内居民因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较多，集中分为两大类：一是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因装修、安装防盗门、改变管道线路等，导致相邻方房屋结构受损、房屋漏水；二是在公用部分非法搭建、安装空调外机等影响到相邻方通行、采光、生活环境。
此类案件在审理中常会遇到以下问题：一是诉讼标的额小，但矛盾尖锐，双方当事人往往积怨已深，冲突很难调和；二是判决主文常会涉及到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改造、修复、拆除，故判决的执行特别困难；三是需要确定损害发生的原因、因果关系、修复方案和费用等事项，需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也为相邻矛盾的解决增加难度。
因此，法院处理相邻关系纠纷时，应加大调解力度，争取当事人 19 互谅互让，通过法律途径妥善解决相邻纠纷，避免矛盾冲突升级。因许多相邻矛盾的产生别有他因，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注重探究纠纷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此外，邻里之间有相互容忍的义务，相邻关系纠纷当事人应本着以和为贵的理念，重视睦邻友好关系的维系，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互帮互助，减少纠纷产生，切实改善邻里关系。
二〇一七年十月
第二篇：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2010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
人民法院的金融商事审判工作不仅要通过审理金融纠纷案件，维护金融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而且还应立足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高度，密切关注各类金融案件的动态变化和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在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建言的方式，推动金融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综合反映2010年金融商事审判工作情况，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审理金融商事案件的透明度，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良性互动、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现将我院2010金融商事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一、金融商事案件[1]审判基本情况
2010年，我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77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25亿元[2]。受理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12件，收案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65亿元[3]。审结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59件、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302件（含涉外金融商事案件）。在受理的389件一、二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中，主要案件类型包括保险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证券交易代理合同纠纷、票据纠纷、信用证纠纷、信用卡纠纷、典当纠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期货合同纠纷、信托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等20余种纠纷类型。其中保险合同纠纷居首，占收案总数的28.3%；信用卡纠纷次之，占22.9％；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居第三位，占收案总数的17.7%（具体详见下图[4]）。
2010我院受理的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收案结构呈现“两升一降”现象
与2009年相比，2010年我院金融商事一、二审案件具体收案类型呈现结构性变化：
1、保险类纠纷大幅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自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以来，社会公众保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纠纷诉诸法院增多；机动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车辆事故频发导致车险纠纷增多；有关新保险品种的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向造成事故的第三人进行追偿的意识有所增强，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增多；保险公司在营销、理赔等环节仍存在管理和服务缺陷等。
2、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纠纷案件所占比例上升。当前，在市场投资、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典当、信托、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规模均处在较快发展期，这一过程中的违规或不规范做法所留下的纠纷隐患开始显现，相应的纠纷数量有所上升。
3、证券类纠纷案件继续呈下降趋势。随着证券公司综合整治活动的开展，证券经营机构的规范程度提升，进入诉讼程序的大多系前些年证券公司经营违规期间遗留的纠纷，但案情复杂，关联诉讼与纠纷多。
（二）涉外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呈现“三多现象” 2010年，涉外、涉港、涉台金融纠纷上升幅度大，并呈现如下“三多现象”：其一，涉及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明显增多。2003－2008年我院受理申请中止支付信用证（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6件，年均不到1件。而2010年我院连续受理了两批共6件申请中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的案件，原因主要是：全球金融危机虽有所缓解，但局部危机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2009年底的迪拜债务危机，给国内企业带来较大损失。金融危机导致境外大量在建项目“烂尾”、部分海外企业取消订单、违约拒付款甚至恶意欺诈的情况屡有发生，中方企业为保护自身权益不得不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裁定中止我国银行向海外企业、海外银行支付保函或信用证项下款项。其二，涉及境外人员消费贷款的案件大幅增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境外人员由于海外资金链断裂，无力继续偿还在我国境内因购房、购车等所发生的消费类贷款，遂被银行起诉追索。2010年来，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9件，而2009年为6件，同比上升50%。其三，涉案标的金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涉外金融案件急剧增多。2010年我院共受理相关案件12件，而2009年同期仅7件，增长了近一倍。
（三）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各种新类型金融案件不断涌现，涉及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银证转账、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等。其中，不少新类型案件还涉及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异地、迂回操作等新型犯罪手法，导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金融机构侵权责任中的过错及责任划分比例等司法认定上存在诸多困难。例如，我院受理了首例因持卡人信用卡被盗刷银行诉特约商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首例因“银证通”出现清算失败引发的新类型证券纠纷案等。
二、金融商事案件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一）保险纠纷案件矛盾易激化，案件上诉率高 保险合同一旦发生理赔争议，被保险人往往情绪激动，容易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缠讼现象较多。据我院统计，保险纠纷案件仅占辖区基层法院金融案件的10%左右，但却占金融上诉案件的30%。原因在于：
1、当前，各类保险产品已为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购买，分担风险的功能日益突出，与医疗、教育、事故责任等社会民生息息相关。
2、涉及新旧保险法适用衔接问题的案件较多。如车辆过户但保险公司未及时批注新车主是否能得到理赔等问题，根据新旧保险法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相关案件占据了一定比例。
3、新案、难案不断涌现。随着保险市场及其产品不断开发和社会公众保险意识的提高，包括银保联合涉农贷款、投连险在内的各类保险新产品引发的新类型保险纠纷逐渐增多。
（二）证券纠纷案件“调撤率”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证券监管部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力度的加强、证券市场机制的完善，证券公司经营行为逐步规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能力普遍增强，证券经营纠纷呈低发趋势，同时，纠纷调撤率逐年下降。2010年，涉证券公司纠纷案件调撤率为18%，而2007年为38%、2008年为29%、2009年为27%。原因在于：（1）证券公司内部管理及问责严格，调解意愿不高、程序繁琐、让步艰难；（2）证券公司不规范经营历史遗留老案逐步减少，新类型案件所涉操作较为规范或约定较为明确，可协调的余地减少；（3）在一些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出于尽责方面的考虑，较少选择调解方式，造成因证券公司破产而衍生的债权债务案件调撤率普遍较低。
（三）金融消费者维权案件明显增多
当前，针对金融机构服务过程中的瑕疵提起的诉讼明显增加，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某些保险公司在服务过程中，未提供保险条款、免责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理赔过程中的定损程序不规范、保险合同格式设计上存在瑕疵与误导；一些银行在办理信用卡过程中，未认真核对当事人身份、对短信诈骗等新类型诈骗方式未以张贴告示、警方提示等方式提醒存款人谨防受骗上当等；部分证券公司在推出网上交易的同时，未充分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未预备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的规范流程，对系统故障导致的服务缺陷未能及时弥补等。此类案件增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暂时还跟不上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服务需求增长的步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如我院受理了投资性保险产品的购买者以保险公司股东变更将影响公司投资能力为由起诉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的新类型案件。
三、金融商事案件中需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有待进一步规范
1、部分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尤其是限责条款负有说明义务，但在办理团体保险业务时，保险代理人统一收取保险费、签发保单，极易忽视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另在汽车销售公司代理销售机动车保险中也存在同样问题。由此带来的弊端体现在：其一，一些保险合同条款本身比较专业、术语多、内容冗长，缺少保险公司对格式条款及限责条款的说明，容易在出险后对免责或限责条款发生争议。例如，由于不少保险公司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保限责条款未作明显提示，也未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在出险后依据保险单的格式条款拒绝赔付被保险人支付的超出国家基本医保标准部分的医疗费用，易引发争议。其
二、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或者虽已经履行但缺乏规范的程序，导致审判实践中保险公司往往因无法举证证明尽到说明义务而致败诉。
2、保险公司未交付保险条款情况较易引发讼争。不少保险公司将原先印制在保险单背面的保险条款分离出来，另设书面条款，这就容易出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约而未交付保险条款的情况，由此引发的诉讼较多。该类纠纷集中于财产保险合同，且多涉及机动车辆。例如，汽车销售公司等部分保险代理机构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出于疏忽，未交付保险条款或无任何交付手续。又如，不少企业特别是货运企业因与保险公司存在多年业务往来，双方在续签保险合同时简化投保手续，一方交钱，一方仅交付保险单。
3、信用卡申领的审核流程缺乏规范制约，审核的标准不够严格，特别是在核实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环节易出现风险。如陈某诉某银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犯罪嫌疑人用伪造的银行卡、身份证到银行挂失更换新卡后将卡内钱款取走而致讼，陈某认为银行在犯罪嫌疑人办理换卡业务中未仔细审核银行卡及身份证，存在过错，因此要求银行赔偿其损失。
（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1、保险公司在总、分、支公司公章的使用、涉货运行业投保、定损的手续等内部管理方面有待完善。具体体现在：其一，部分保险公司总、分、支公司公章混用，易引发主体争议。如在一起保险案件中，合同主体为某保险公司，却由该公司上海分公司应诉，而该公司上海分公司亦未提交保险合同转让或上级公司授权委托的相关材料。其二，保险公司在办理涉货运行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投保手续不规范等疏漏。如投保主体虚拟，部分个体运输户为了节约保费，通过虚设公司投保团体车险。又如投保险种不当，运输公司为其承运的货物投保，应投保责任险，但有的运输公司为节约保费，投保了货损险，保险公司也未及时提醒甚至发现有保险公司代理人误导的情况。其三，涉机动车保险纠纷案件中，定损主体约定不明、定损不及时、保险人不认可被保险人单方聘请的第三方对机动车损失评估并修理的费用等情况较为常见，其中保险公司也存在相应责任。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冯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冯某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于第一时间向保险人报案，但保险人却未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查勘和定损，后冯某持某物损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意见书及事故车辆勘估表要求理赔时，保险公司却提出对冯某单方委托及修车费用勘估表中的材料进销差价不予认可，遂引发诉讼。
2、银行在信贷业务审核中仅作书面审核留有隐患。体现在：其一，信贷人员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和还款能力不作实际调查，疏漏了对贷款不能按期归还这一重大隐患的排查和预防。其二，银行在与房地产交易的中介公司联合发展贷款业务对象时，对中介公司代借款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采取轻信态度而不作真实性审查，忽视中介公司为追求自身利益可能帮助“制作”不合实情的贷款、抵押手续材料所带来的信用风险。
（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1、金融机构在进行业务创新的同时，服务方式和水平尚未能同步跟上。当前，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已逐渐成为金融交易的重要方式，但是，相应的服务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尚未跟进，易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例如，网上银行签约账户中储户的资金突发短少；银行卡未丢失，但银行卡账户上资金被“克隆卡”异地消费或取现；证券公司银证转账系统、报盘机等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客户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发生损失。上述案件中，金融机构在操作程序、及时提示风险、纠纷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机制等方面均存有明显疏漏。
2、典当公司综合费过高问题。我院在审理多起典当纠纷案件中发现，典当行收取的综合费费率存在异化为变相高利率的趋势，极易引发当事人争议，值得重视。如在一起典当纠纷案中，借款人以动产质押，借款本金仅2000万元，而三年间的综合费用加上利息竟高达4000余万元。
（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保险代理人不规范操作而引发诉讼的情况较多，表现为：虚构团体险、代客户签字、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擅自向投保人承诺缩短理赔等待期、在具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推介时夸大投资收益率、怂恿投保人隐瞒病史等。个别案件中，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如在一起案件中，保险公司业务员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持投保人身份证，以投保人名义办理了保单挂失、补发和保险合同解除手续，将退保后的保险费打入该业务员的个人账户。又如，保险公司业务员故意修改了保险合同上填写的投保人身份证号码后四位数字，导致投保人即使如期交付保险费，到期也无法获取保险金。
（五）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拓展，金融交易的复杂化、流程的电子化及风险程度提高，出现了不少由于社会公众自身金融知识匮乏和风险防范意识缺乏导致受骗遭受损失的案例。我院受理的多起银行卡纠纷中，客户自身存在疏忽大意、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交易中被犯罪分子利用漏洞实施诈骗，损失惨重。如周某诉某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实为犯罪分子利用虚假商业信息引诱周某实施转款而引发的金融纠纷。又如，我院受理的三起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例中，束某等人轻信上海某投资公司的宣传，交纳巨额交易保证金通过国外某公司网站平台进行黄金现货延迟交割交易，导致血本无归。
四、防范金融风险、妥善化解金融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一）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流程
1、保险公司应规范条款说明、保单交付的服务流程。（1）进一步规范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方式。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可以继续采取传统的口头方式；对于口头说明不足以引起当事人理解的，可以针对不同的险种制定规范的书面说明内容作为合同的附件进行说明；对合同条款重要内容的说明和解释，还可以采取“说明笔录”的方式，把说明情况记录在卷由当事人签字；对重要客户的说明义务可以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用音像制品方式固定下来，从而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争议较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对赔偿责任、范围、金额有重大影响但尚不构成免责的条款，可参照目前单列“责任免除”条款的体例，单独设臵“责任限制”条款。（2）保险公司须重视保险条款的交付，即使是对长期投保客户，也要做到每次投保，每次都交付相应的保险条款（保险条款每年都可能会发生部分条款的变更），不能随意简化；完善交接手续，通过让投保人签收交付回执等形式保留证据；加强对代理机构和保险代理人的培训，提高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建议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之际将投保单与条款粘贴在一起，并加盖骑缝章。
2、银行应严格信用卡申领、挂失的审核流程，防止他人冒名申领信用卡透支消费、或用伪卡挂失。在对信用卡申领的审核中，应强化规范经营和谨慎经营意识，严格把握审核的标准，特别对申请人身份真实性的核实，严格要求申请人本人亲自办理信用卡申领、挂失手续，从源头上加强防范冒名申领或挂失信用卡情况的发生。
（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
1、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管理。（1）保险公司应将货运行业列为重点行业加以关注，对相关保险合同加强管理，对于签约、核保、理赔等相关程序严格把关。保险公司在运输公司代货主投保货损险的同时，明确说明货损险的受益对象、与责任险的区别或积极提示运输公司投保货运责任险。（2）保险公司应进一步简化理赔手续、缩短理赔期限；第一时间介入事故的伤残鉴定或物损评估，加强与被保险人、相关中介机构的沟通和交流，对异议内容及时做好记录；积极到庭应诉，特别是提高一审案件的出庭率，如实向法院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依法提出合理的申请。（3）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公章保管及使用、诉讼事务处理等相关制度和操作规程。（4）加强对保险代理人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提高保险代理人的报考任职条件，从源头提高保险代理人队伍的素质水平；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和回访制度，针对出险个案的投保、核保、理赔过程开展调查，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代理人予以严肃处理，对严重违反行业规范的代理人实行“禁入制度”；定期开展全面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素养、保险实务营销培训、保险、法律、医学等各个方面。
2、完善银行内部管理。加强对信用卡、贷款发放过程中申请人证件的审查；对信用卡多次欠费逾期不还等存在恶意透支或欺诈情况，银行应设立及时识别和预警机制；对信用卡欠费案件采取措施，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有效沟通，了解情况，排查隐患，而非以简单的短信提示和寄送逾期催款单的方式联系。
3、证券公司应制定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保障交易秩序稳定和交易安全。（1）加强情况研判，应对可能出现的交易量大幅上升情况，及时提升交易系统承受能力；（2）制定应急预案，对不同突发情况，确定应对原则、处理程序等，并落实责任人和责任追究制度；（3）落实上报制度，发生突发情况后，应落实专人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监管部门和交易所；（4）加强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熟悉预案内容，适时操作演练。
4、规范伤残鉴定和物损评估等中介机构。相关部门既应着手打击、严厉惩处部分鉴定单位或个人的不法行为，同时要建立中介机构的信誉评级体系，包括将中介机构纳入相应的综合管理系统，制订事前准入制（资格审查）、电脑选取制（事故发生后由电脑自动抽取或依次轮流）、末位淘汰制（每年评定一次，可由相关行政部门或行业协会打分、向社会公示）等制度规范，以进一步提高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水平。
（三）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1、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考虑采用“替代式”理赔。可参照属于医保范围内的同类“可替代”的药物或器械的费用予以赔偿，如被保险人使用了进口钢钉，保险人可以按照国产钢钉价格进行理赔等。改变目前“一刀切”的核定模式，在细化核查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医治病人所急需的、必要的医疗费赔偿额。今后可通过提高保费等方式，逐步扩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医疗费的赔偿范围。
2、证券公司在进行网上交易系统升级、交易方式转换的同时，也应注意服务模式的变化和后续服务。对于因自身系统故障导致客户损失发生的，应采取合法手段解决问题，不得强行将客户股票抛售。对客户因不理解证券公司内部操作规程而发生的争议，应当耐心劝导，鼓励证券公司与客户通过和解方式解决争端。
3、调整典当行业综合费用的收取标准和方法。建议主管部门对《典当管理办法》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一是典当行收取综合费用不宜提前从发放的款项中预扣；二是宜将综合费率按月计算，改为按笔计算，续当不宜再另收综合费；三是宜将综合费率与银行贷款利率挂钩，由固定改为浮动；四是对综合费率设定合理的范围。
(四)宣传普及公众金融基础知识，提升风险意识 金融机构、媒体及职能部门应通力协作，大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不断增强普通公众的风险意识，引导金融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实际承受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服务，选择服务好、有信誉的金融机构。例如，加大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醒投保人正确认识保险的功能与价值，在投保前应仔细研读保险条款，尤其应关注保险事故、责任免除、被保险人义务等重要保险条款的内容；充分揭露保险纠纷中个别职业代理人的不法行为。
（五）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建议在法院与保险同业公会联合化解保险纠纷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加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与法院联合化解金融纠纷的工作。（1）建立专家库，聘请行业专家、资深从业人员等当调解员，形成稳定的队伍。（2）规范诉调对接流程。首先，进一步严格厘定诉调对接案件的范围。应限于可能对金融行业或实务操作存在重大影响，需要监管机关和同业公会配合的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等。其次，必须规范委托和承接手续。在将案件委托同业公会调解时，必须以书面形式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向同业公会出具书面公函，同业公会接受的，应出具承接回执。法官可将起诉状副本、材料复印件、双方的争议焦点以及继续调解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等，与公函一并转交同业公会，为其继续调解提供参考。三是法院必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如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案外人利益；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3）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扶持和配套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发挥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金融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拓展金融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妥善化解金融纠纷。
第三篇：(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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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8—2018）
前 言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禁毒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禁毒工作汇报、研究禁毒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禁毒工作作出整体部署。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新形势下做好禁毒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重要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审判职责，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大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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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禁毒司法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当前毒品犯罪的主要特点
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毒品问题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期和毒品治理攻坚期，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2012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共计541342件，审结共计534884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共计54335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19065人。人民法院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运用刑罚惩治毒品犯罪，为遏制毒品犯罪快速蔓延、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审判工作情况看，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2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犯罪分子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案件数从2012年的76280件增至2016年的117561件，增幅为54.12%；犯罪分子人数从2012年的81030人增至2016年的115949人，增幅为43.09%。其中，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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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毒品犯罪案件结案数和生效判决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分别为139024件和137198人，2016年小幅回落。同时，毒品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7.73%增至2016年的10.54%。毒品犯罪成为增长最快的案件类型之一，其增长幅度是全部刑事案件总体增幅的4.12倍。
（二）毒品犯罪高发省份相对集中
从地域分布看，我国毒品犯罪已突破以往主要分布于边境、沿海地区的地域性特征，遍及全国所有省份，但案件高发地主要集中在华南、西南、华东和华中地区。2012年至2016年，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94853件、湖南33068件、浙江31240件、四川29747件、贵州29570件、云南29307件、广西28349件、重庆27725件、江苏26054件、湖北20955件。广东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近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五年来的结案量占全国总量的17.73%，为排名第二的湖南的2.87倍。云南是缅北毒品向我国渗透的主要通道，近年来案件数量增速减缓，但大宗毒品犯罪案件多发，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片剂的缴获量居全国首位。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已成为“金三角”毒品走私入境的第二大通道。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受其他省份毒品渗透影响和本地毒品消费刺激，毒品犯罪数量居高不下。此外，辽宁、山东、海南、甘肃等省的毒品犯罪也呈多发态势，犯罪形势较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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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呈加剧之势
近年来，我国面临境外毒品渗透和国内制毒犯罪蔓延的双重压力，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均呈加剧之势。“金三角”“金新月”及南美等境外毒源地对我国的渗透加剧，云南、广东等边境、沿海地区的毒品走私入境犯罪仍保持高位。同时，国内制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犯罪较为突出，由以往高发于广东、四川等省份开始向其他省份蔓延，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份发现制毒活动。受制造毒品犯罪增长影响，麻黄碱、羟亚胺、邻氯苯基环戊酮等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的形势严峻，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制毒物品犯罪案件数从2012年的145件增至2015年的288件，增长近1倍，2016年案件量虽有所回落，但制毒物品缴获量大幅增长，且新的制毒原料、制毒方法不断出现。
（四）零包贩卖毒品等末端毒品犯罪增长迅速
受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膨胀影响，零包贩卖毒品（一般指涉案毒品10克以下的贩毒案件）、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增长迅速。零包贩毒是毒品犯罪的末端环节，此类案件通常占贩卖毒品案件的一半以上，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也占有较高比例，社会危害不容忽视。相当数量的零包贩毒人员本身吸食毒品，系为获得吸毒所需资金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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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毒品犯罪，由此形成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同时，近年来容留他人吸毒案件增长显著，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此类案件数从2012年的7761件增至2016年的30819件，五年间增长2.97倍，此类案件在全部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10.17%增至2016年的26.22%。在犯罪方式上，利用互联网、物流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的案件增多。
（五）涉案毒品种类呈现多样化
在涉案毒品种类方面，甲基苯丙胺（包括冰毒和片剂）、海洛因仍居于主导地位，其中传统毒品海洛因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合成毒品甲基苯丙胺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在大部分地区已超过海洛因成为最主要的涉案毒品。同时，新类型毒品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涉氯胺酮犯罪所占比例最大，涉甲卡西酮、曲马多、芬太尼、恰特草等新类型毒品犯罪时有发生。此外，涉案毒品种类呈复杂化，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案件增多，涉及“神仙水”等成分复杂的混合型毒品的案件亦呈上升趋势。
二、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针对我国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和上述特点，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2012年至2016年，毒品犯罪案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刑率总体为21.91%，各的重刑率均高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十几个百分点。在严重毒品犯罪高发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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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重刑率一直保持高位，2012年至2016年的总体重刑率为71.08%，高出同期全国总体重刑率49.17个百分点。近年来，人民法院先后审理了一批社会影响广泛的重大毒品犯罪案件，如长期在湄公河流域武装贩毒并杀害13名中国船员的毒枭糯康及其集团骨干成员犯罪案、广东“博社村”系列制贩毒品案等，并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发挥了刑罚惩罚、遏制毒品犯罪的作用。
（一）加大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
在犯罪类型上，人民法院坚持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和走私、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广东法院审理的洪海沿制造毒品一案，洪海沿制造甲基苯丙胺8 000余克，数量巨大，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云南法院审理的唐小平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一案，唐小平两次将共计200余千克甲基苯丙胺片剂走私入境，纠集他人运输并意图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15年和2016年依法对以上二被告人核准死刑。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遏制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4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对制毒物品犯罪的修订情况，整体下调了全部33种列管制毒物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并按照“数量+其他情节”的原则，对该罪各量刑档次的适用标准作出新规定，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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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加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惩治力度。同时，人民法院也注重严惩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末端犯罪。福建法院2015年审理的林坤武贩卖毒品一案，林坤武贩卖海洛因共计1.4克，但其先后7次向多名吸毒人员贩卖，且系累犯和毒品再犯，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和主观恶性等，对其依法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较好地贯彻了严惩零包贩卖毒品等末端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二）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分子
在严惩对象上，人民法院对具有武装掩护毒品犯罪、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罪行严重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最高人民法院对报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凡符合判处死刑条件的，坚决依法核准。2015年5月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累犯、毒品再犯，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对于曾因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应当严格体现从重处罚。同时，人民法院对于具有多次、向多人实施毒品犯罪、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病残人员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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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依法严惩。例如，对于向多人贩卖毒品或者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利用、教唆未成年人非法持有毒品或者向在校学生贩卖毒品的，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认定为相关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升格适用法定刑。
（三）切实保障刑罚执行效果
毒品犯罪案件中，累犯、毒品再犯的比例较高，部分再犯系在缓刑、假释考验期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再次实施毒品犯罪。为确保刑罚的执行效果，人民法院严格规范和限制对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适用缓刑，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以及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或者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亦严格限制缓刑适用。
同时，人民法院坚持从严把握毒品罪犯的减刑条件，并对严重毒品罪犯的假释作出严格限制，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一律从严掌握减刑条件，适当延长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严格控制减刑幅度，延长其实际执行刑期；对于刑法未禁止假释的前述毒品罪犯，严格掌握假释条件。毒品犯罪属于典型的贪利型犯罪，为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的经济能力，人民法院除依法适用主刑外，亦注重加大对毒品犯罪的经济制裁力度，依法追缴毒品犯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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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违法所得，充分适用罚金、没收财产刑并加大执行力度，同时注重依法惩处涉毒洗钱和窝藏毒赃等下游犯罪。以上举措，进一步规范了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和执行，保障了刑罚作用的有效发挥。
（四）严厉惩处涉毒次生犯罪
近年来，随着我国吸毒人数的增长，为获得购毒资金而实施的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型犯罪，以及因吸毒后行为失控而诱发的杀人、伤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等次生犯罪频发，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针对这一现状，人民法院注重依法严惩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对于其中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大、后果和罪行严重的被告人，依法适用重刑直至死刑。广西法院审理的宁钢抢劫一案，宁钢因毒瘾发作无钱购毒，伙同他人闯入商铺抢劫，并致1人死亡，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湖南法院审理的龚兴富故意杀人一案，龚兴富吸食毒品后杀死同居女友和年仅4个月的幼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12年和2013年依法对以上二被告人核准死刑。
同时，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亦适用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人民法院在坚持整体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突出打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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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同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做到以严为主、以宽济严、罚当其罪。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三、大力加强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
2012年至2017年，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门会议、制定规范性文件、开展专项指导、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有效加强了毒品犯罪的审判规范化建设。
（一）组织召开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并印发会议纪要
2014年12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推动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明确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审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2015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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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印发了本次会议的纪要，即《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同时，对毒品犯罪审判中的罪名认定、共同犯罪认定、毒品数量认定、刑罚适用等七个方面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规范。该文件是继2008年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毒品犯罪审判指导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指导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
（二）制定毒品犯罪司法解释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及其分工方案明确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定毒品犯罪方面的司法解释，统一和规范法律适用。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经广泛调研、深入论证，充分听取立法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制定了《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于2016年4月公布施行。《解释》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在于：第一，系统规定了28种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其中新增了甲卡西酮、曲马多、芬太尼等12种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并下调了在我国危害较为严重的毒品氯胺酮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有利于依法从严惩处新类型毒品犯罪。第二，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的修订情况，对制毒物品犯罪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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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量刑标准作出新规定，体现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强化了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惩治。第三，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面规定了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和刑罚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此外，《解释》还对审判实践中比较突出的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查缉情节严重的认定及网络涉毒犯罪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出规定。《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在禁毒法制建设领域的重要成果，有效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确保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三）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
除制定上述两部重要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外，2012年至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还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职能部门制定了惩治制毒物品犯罪、互联网涉毒犯罪以及规范毒品名称表述和毒品犯罪案件取证工作等方面的多部规范性文件（详见表三），有力促进了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2015年以来，为有效规范和指引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并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启动了毒品犯罪案件证据问题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目前该文件已趋于成熟，有望尽快出台，以进一步提升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质量，确保更加有力地惩罚毒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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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扎实开展毒品犯罪专项指导
在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一般性指导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多次针对毒品犯罪审判实践中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开展专项指导。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与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成联合工作组，就涉甲卡西酮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开展调研，明确了甲卡西酮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和此类案件的裁判原则。2015年11月，针对个别地区办理涉麻黄碱类制毒物品犯罪案件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向有关高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制毒物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要求准确认定犯罪性质，依法适用刑罚，确保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做到标准统一、量刑平衡。2017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又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涉氯代麻黄碱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开展调研，下一步将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专项指导，以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相关问题的处理思路和原则，确保适用法律准确，审判效果良好。
同时，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审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不断提高辖区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例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定期召开全省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会议，加强审判指导；针对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及时通过片区交流、业务培训、汇编案例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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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裁判尺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疑难问题的调查研究，所撰写的专题调研报告被评为2014最高人民法院优秀司法调研成果。辽宁、江苏、浙江、安徽、云南、四川等省的高级人民法院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制定了有关毒品犯罪案件证据问题的指引性文件，较好地规范了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和审查认定工作，提高了案件的办理质量。
三、完善禁毒司法工作机制
2012年至2017年，人民法院切实履行禁毒工作职责，注重加强与禁毒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的协调配合，大力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积极推进禁毒司法基础理论研究，禁毒司法工作机制不断得到完善。
（一）切实履行禁毒委成员单位职责
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也需要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通力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成员单位，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部署，并参与了缉毒侦查情报、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和涉毒反洗钱等小组的专项工作。2014年国家禁毒委员会部署开展禁毒工作督导检查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配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取得了工作实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等禁毒职能部门注重加强沟通协作，在禁毒法制建设、信息互通、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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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交流等方面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按照同级禁毒委员会的 部署，将禁毒工作列入本单位整体工作规划，制定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并不断加强与同级其他禁毒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及有关职能部门部署开展“百城禁毒会战”、打击制毒犯罪、堵源截流、网络扫毒等专项行动期间，各地法院积极配合，集中力量对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及时审判，该判处重刑的依法判处，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在被国家禁毒委员会重点整治的毒品问题严重地区，当地法院通过加强审判、开展法制教育、参与帮扶指导等方式，积极配合整治，促进毒情好转。
（二）着力提升毒品犯罪审判专业化水平
毒品犯罪案件具有特殊性，审判工作专业性强。为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确保案件质量，各级人民法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积极引导取证、举证工作围绕审判展开，认真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规范证据审查认定，并充分发挥每一级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坚决打牢一审基础，切实体现二审把关作用。同时，各地法院不断探索建立健全专业审判机构，目前全国大多数高级人民法院都确定了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指导任务的审判庭，部分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高、中级人民法院还根据当地实际，确立了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审判庭或者合议庭。此外，毒品犯罪审判业务学习、培训机制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国家法官学院和各高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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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通过举办毒品犯罪审判实务专项培训、组织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促进了毒品犯罪审判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三）积极推进禁毒司法理论研究
毒品问题成因复杂，探索新形势下禁毒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确立科学的禁毒刑事政策，完善禁毒刑事立法，都需要深入研究毒品问题的成因、预防措施、刑罚效果等基础性问题。2016年以来，为加强对毒品问题治理特别是禁毒刑事司法工作的理论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探索与国内有关高校合作开展禁毒司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模式。近期，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经磋商，决定与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分别开展合作，依托两校各自优势，共建毒品问题治理和毒品犯罪司法研究中心。下一步，研究中心将通过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召开理论研讨会、举办专业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禁毒基础理论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推动禁毒司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
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与毒品犯罪（供应）和吸毒行为（需求）均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吸毒人数庞大，隐性吸毒人员众多，如果不能有效减少吸毒人数进而减少毒品需求，刑罚遏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要将遏制毒品犯罪与治理吸毒问题结合起来，坚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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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减少供应并重，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等多元化手段对毒品问题进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以从源头上、根本上减少毒品犯罪。2012年至2017年，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推动了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一）利用“6.26”国际禁毒日等时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最高人民法院和部分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人民法院已将“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制度化。2012年至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均利用“6.26”国际禁毒日期间或者其他宣传节点，组织召开1-2次新闻发布会或者通气会，向社会公众通报上一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总体情况，介绍新制定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公布典型案例。五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共公布了36个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件涉及走私、制造、大宗贩卖、零包贩卖毒品犯罪和制毒物品犯罪，犯罪分子部分为累犯、毒品再犯，情节上涉及武装掩护毒品犯罪、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病残人员犯罪等，还包括部分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的惩治重点，昭示了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一贯立场。同时，广东、云南、湖南、浙江等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人民法院也在每年“6.26”国际禁毒日期间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当地媒体宣传介绍禁毒工作、直播庭审等方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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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并公布典型案例，形成了全国法院广泛、同步开展禁毒宣传的整体声势。
（二）依托审判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日常禁毒法制宣传
在开展集中宣传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也高度注重日常禁毒法制宣传，紧紧围绕青少年涉毒与合成毒品滥用这两个关键点，积极配合“6.27”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不断加大对合成毒品危害的宣传。人民法院依托审判资源，通过组织旁听庭审、公开宣判、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制作禁毒宣传短片、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禁毒协作机制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毒法制宣传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等涉毒高危群体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例如，云南省各级法院坚持以农村、基层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为重点，以青少年等高危群体为主要对象，以防范新类型合成毒品为主要内容，借助“阳光司法工程”平台，广泛开展深入学校、深入农村、深入社区、深入公共娱乐场所的“四深入”活动，不断扩大禁毒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又如，四川省各级法院通过邀请社区群众、在校学生旁听庭审，对典型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报道、公开宣判，开展巡回审判等活动，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员开展禁毒法制宣传，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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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提出司法建议，促进完善禁毒防控社会体系
提出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促进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各级人民法院针对毒品犯罪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注重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日常管控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广东省有关法院针对毒品犯罪审判中发现的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的问题，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了清查整顿化工门市、加强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市场监管、实行来源倒查责任追究等司法建议。江苏省有关法院针对餐饮、娱乐场所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犯罪多发的情况，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了加强餐饮、娱乐场所日常管控，清理整顿涉毒问题严重场所，对上述场所内发生的毒品犯罪予以重点打击的司法建议。安徽省有关法院针对利用物流寄递渠道贩卖、运输毒品犯罪突出的情况，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了严格落实物流寄递实名制，强化物流寄递行业禁毒管理，加强从业人员禁毒培训的工作建议。人民法院通过上述举措，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促进了禁毒防控社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结束语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加强禁毒工作，治理毒品问题，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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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将继续从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注：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建立健全规范透明的招投标工作体系对策建议 http://s.yingle.com/l/jz/703833.html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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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庭审笔录格式(二审)
xxxx人民法院 庭审笔录
案号： 案由：
时间：2013年月日午时分至 地点：本院第五法庭 合议庭成员：
审判长：
代理审判员：
代理审判员： 书记员：
书记员：下面宣布法庭纪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规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许可。
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法庭纪律。
（1）未经法庭允许，不准录音、录像、摄影，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
（2）不准发言、提问；
（3）不准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审判活动的行为；（4）手机等移动通讯工具请全部关闭。
对于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审判长可以口头警告、训诫，也可以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责令退出法庭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报告审判长，开庭准备工作已就绪，请开庭。
审判长：XXXX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xxx与被上诉人xxx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下面核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身份。
上诉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
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
被上诉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 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
审判长：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出庭人员身份有无异议？ 上诉人：没有异议。
审判长：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出庭人员身份有无异议？ 被上诉人：没有异议。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已将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分别送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上诉人是否在三天前收到？ 上诉人：收到。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在三天前收到？ 被上诉人：收到。
审判长：经核对，本案开庭传票已在开庭三日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由XXXX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X庭审判员XXX、代理审判员XXX、代理审判员XXX组成合议庭，XXX担任审判长。书记员XXX担任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有关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已分别通知各方当事人。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本院已在诉讼须知中告知双方当事人。上诉人对诉讼权利义务是否清楚？ 上诉人：清楚。
审判长：被上诉人对诉讼权利义务是否清楚？ 被上诉人：清楚。
审判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当事人如认为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有权申请回避。
上诉人是否申请回避？ 上诉人：不申请。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申请回避？ 被上诉人：不申请。
审判长：下面进行法庭调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提出自己主张的，应当提供证据，反驳对方主张的也应提供证据或说明理由。下面由上诉人陈述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
审判长：由被上诉人陈述答辩意见。被上诉人：
审判长：根据上诉人陈述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法庭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上诉人对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或补充？ 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对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有无异议或补充？ 被上诉人：
审判长：下面的法庭调查就围绕以上争议焦点进行。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二审中提交新的证据证据。
上诉人有无二审新证据需要向法庭提交？ 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有二审新证据需要向法庭提交？ 被上诉人：
审判长：根据法律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就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互相发问。上诉人是否需要向被上诉人发问？ 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需要向上诉人发问？ 上诉人：
审判长：下面回答法庭提问。
审判长：法庭调查终结，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上诉人陈述第一轮辩论意见。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陈述第一轮辩论意见。
审判长：上诉人是否还有新的意见需要补充？ 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还有新的意见需要补充？ 被上诉人：
审判长：刚才双方当事人已陈述了详尽的代理意见，合议庭成员也认 真地予以地听取，法庭辩论终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后当事人可以陈述最后意见。
上诉人陈述最后意见。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陈述最后意见。被上诉人：
审判长：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庭辩论结束后，可以进行调解。
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上诉人：
审判长：被上诉人是否同意调解？ 被上诉人：
审判长：法庭将在庭后向双方当事人主持调解。如调解不成，合议庭在对本案评议后择日作出宣判。当事人签阅庭审笔录，如有错漏可申请予以补正。
休庭。
审判长：鉴于×××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庭不再为双方当事人主持调解。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后择日宣判。当事人签阅庭审笔录，如有错漏可申请予以补正。
休庭。
第五篇：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申请再审注意事项
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申请再审注意事项
在过去半年里，本人就四个民事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现就申请再审的注意事项与各位分享一下心得体会，希望对各位日后申请再审的案件有所帮助。
一、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接访室、申诉大厅地址、办公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院各业务庭及其他机构办公室所在地。如涉及群众申诉、申请再审，则需要前往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申诉大厅办理，该接待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接访室、申诉大厅办公时间为周一、周二、周四、周五上午8时至11点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周三全天不对外。
二、办事流程及注意事项
（一）进入申诉大厅后凭生效的一审、二审生效判决到第十一、第十二窗口领取登记表，一个生效判决填写一表。就第一次申请再审案件而言，填写《初次来访人员登记表》，填写内容包括来访人员的身份资料、人数、案件原被告、第三人、案外人信息以及生效判决案号。
（二）填写完毕需要到第一至第十窗口进行案件登记。登记系统有非初次来访人员记录，基于申请再审的同一案件在三个月内不作重复登记，登记人员通常会问来访人员本次登记的案件与之前的是否为同一案件。
案件登记后，登记人员会在《初次来访人员登记表》盖上①、②、③或④的印章，以示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第四候谈区等待法官接谈。四大候谈区分别位于东西两楼的二层、三层，按照不同省份、不同案件类型（如民事和行政、国内和涉外）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件登记的时候，务必要告知登记人员案件是国内案件还是涉外案件（如按照地区分配，广东的国内案件安排在第二候谈区，但涉外案件统一安排在第四候谈区）。
基于成本考虑，我们会集中两个以上再审案件安排人员一次性前往提交再审材料，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案件有国内案件，又有国外案件的，建议就每一个案件分别进行案件登记或者与登记人员沟通，约见一位法官提交材料完毕后，再约见另一位法官提交材料。理由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登记接谈须知》规定：初次来访人员递交登记表后不得随意离开，否则，经三次呼叫无人回应的，视为自动放弃接谈，三个月内不予登记。如果出现一人代理多案的情况，不同类型的案件可能分配到不同的候谈区，例如，广州或上海的国内案件安排在东楼二层的第二候谈区，涉外案件安排在西楼二层的第四候谈区，这样，来访人员分身乏术，还有“三次呼叫无人回应，视为自动放弃接洽”的风险。
（三）进行案件登记后即到相应的候谈区等待法官接洽，法官一般会在某一工作时间段出现，曾经有个涉外案件从上午八点半等到下午三点才约见到法官，因此，务必沉住气耐心等待。
（四）见到法官后，法官一般会就准备的材料问来访人员几个关于案件的问题，大概的案情、当事人情况、判决生效时间等。就缺少的材料例，如再审申请书的份数、需要公证的文件、电子光盘等，法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通常是提交材料两日之内，并且在他办公的时间段内）初步补充完毕。如材料准备齐全，法官会要求来访人员填写《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一式两份，一份由当事人留存。
（五）再审材料顺利提交并不代表准予立案，案卷材料会移送至最高院业务庭，由承办法官联系当事人或代理人问案件情况（如是否执行）或告知受理情况，我们也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机010-67550114转拨业务庭，向书记员咨询案件进程。
三、再审材料准备
再审材料按照附件《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须知》准备，并按以下顺序排列：
再审申请书 一审裁判文书 二审裁判文书 再审裁判文书 申请人身份证明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明 律师事务所函
原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 支持申请再审事由的有关证据
提供光盘——注意：包含再审申请书、一审裁判文书、二审裁判文书在内的WORD 文档
针对以上材料，建议不宜装订成册，一来法院要求的排列顺序存在变更的可能性，二来提交材料窗口空间狭小（类似银行窗口交材料处，甚至比银行窗口的空间更小），材料装订成册不便提交。
四、附件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xiexiebang.com/）两个附件，《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登记接谈须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须知》。
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登记接谈须知
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立案大厅是涉诉群众依法反映诉求、主张申诉和申请再审权利、参与诉讼活动的公共场所。为了维护良好的接待秩序，保持整洁卫生的接待环境，保障公共安全，请自觉遵守以下规定：
一、按顺序排队，自觉服从值班法警管理，听从工作人员指导和引导。
二、不得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不得在大厅内吸烟。
三、禁止携带管制性刀具、枪械、易燃、易爆、易腐蚀等危险物品进入大厅；禁止十八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进入大厅。
四、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和安全检查，体温超出正常标准的，应立即到医院诊断治疗；不适合带入接待场所的物品，应自行妥善处理。
五、安检后凭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裁判文书到第十一、十二号窗口领取登记表，一案一表；一人多案的，应主动向登记人员说明；一人代理多案的，应分别出具每一案件的授权委托书。
六、填写登记表应清楚规范，填好后按照案件的不同类型，分别到第一至第十窗口递交登记表。不得有偿代书登记表。登记表三十日内有效，月初月末填写不受限制。
七、递交登记表应逐人进行，等候人员应自觉在黄线外排队。递交登记表后按照登记人员的指示，分别到楼上对应的区域等候接谈。
八、案件经过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并经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的，到第五至第八窗口递交登记表。民商事案件经过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或再审改判，当事人不服申请再审的，到九、十号窗口递交登记表。
九、初次来访人员递交登记表后不得随意离开，否则，经三次呼叫无人回应的，视为自动放弃接谈，三个月内不予登记。
十、对于不服县市区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应当由所在地法院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只作登记，不收材料、不对下交办，请来访人回当地解决问题。
十一、对于经过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驳回的案件，按照《人民 法院立案工作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当事人确有生产生活困难的，应依靠当地党委政府解决。
十二、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不予登记接谈。
十三、对于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裁定驳回或者审查程序终结、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不再登记、不再接谈、不再审查处理。
十四、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程序当中的案件，当事人应向原审法院反映诉求。
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须知
为便利当事人申请再审，提高人民法院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工作效率，现将申请再审的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1、当事人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可以依法向作出该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
2、申请再审的当事人为再审申请人，其对方当事人为再审被申请人。
3、申请再审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
4、申请再审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列举的事由提出。
5、再审申请人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并按照再审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6、再审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1）再审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基本情况。自然人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地及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名称、住所地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
（2）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名称、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名称及案号；（3）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由；有多项事由的，应逐项列明；（4）撤销或者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具体诉讼请求；
（5）申请再审事由以及再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证据；（6）受理再审申请书的法院名称；（7）再审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8）递交再审申请书的日期。
7、除再审申请书外，再审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生效法律文书系二审、再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3）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4）支持申请再审事由和再审诉讼请求的证据材料。
8、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应使用A4型纸，并提交材料清单一式两份，同时可附申请再审材料的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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