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推荐阅读]

第一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 行政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2008-08-07

（一）职能重心的转变

1956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本应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重政治统治职能，轻社会管理职能；重阶级斗争，轻经济建设，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最后发生了“文革” 的**，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对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的号召。此后，各级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根本转变。

（二）职能方式的转变

1.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并将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结合起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处于行政机关高度控制下，政府对经济领域几乎都运用强制性行政手段进行管理，使企业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工资、利润等经济杠杆，来组织、调节或影响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管理任务。实践证明，运用经济手段，可以增强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促使企业树立竞争意识，发掘潜力，更好地提高技术和改善管理，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手段已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同时，政府也重视法律手段的运用，加强法制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2.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

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唯一方式，审批与管制成为政府管理的基本手段。政府一方面对企业实行统一计划、统收统支，另一方面又要尽其保姆式的服务，对企业实行统负盈亏、统购包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产后效益等都由政府统管，这不仅严重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使政府因为对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企业情况和市场活动难以做出准确了解和迅速反应而导致瞎指挥，妨害了经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通过向企业下放自主权，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改革措施，促进企业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向发展。在弱化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职能的同时，政府强化了宏观管理职能，精简和削弱了专业部门，强化监督和宏观调控部门。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则是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施管理，推动“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新格局的形成，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3.由重计划、排斥市场转向以市场为主，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同时又把计划与市场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正是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支配指导下，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则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使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正常地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社会生产力得不到相应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只搞计划排斥市场的教训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新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加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仍要发挥计划作用，把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职能关系的转变

职能关系问题是指不同的管理职能由谁来行使以及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划分。一个国家的行政职能系统是由若干层级职能系统构成的，各层级行政职能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由于各层级职能是由不同的主体行使的，因此，分清各职能主体的职责权限，理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充分发挥职能系统整体作用的前提。我国过去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等官僚主义现象，都是与政府部门职责不清，职能不顺有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因此，分清职能、理顺关系、明确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职责权限，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在我国，政府的职能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政企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

1.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地方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职能关系一直处在调整和变动之中，二者关系严重失衡。行政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上级，形成头重脚轻的职能构架，难以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我国行政管理中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央与地方职能关系的调整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与微观管理职能交叉混合，没有分清，结果造成“一放便乱，一收便死”的恶性循环，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始终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力下放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突破点和出发点，开始打破传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也造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乏力、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权力配置关系、利益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的基础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承担着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职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同时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地方政府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在地方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地方局部利益的代表，承担着中央宏观政策的执行职能和对本地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提供地区性的公共物品。理顺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能关系，在指导原则上要坚持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过去中央和上级过度集权的问题，实行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适度分权，做到责权利相一致，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协调分工的合作关系；坚持有利于维护国家政令统一，防止地方割据，加强中央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又要有利于增强地方和基层活力，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既要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有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2.理顺政企关系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改变过去与政府的依附关系。理顺政企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政企分开，权力下放。

（1）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开。两权分离主要在于从所有权中严格地区分出经营权，即让国有企业掌握经营权，政府掌握所有权，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以便使企业具有广泛的活动空间，发挥企业的活力，同时也切断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从属关系，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2）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理顺产权关系。要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仅有两权分离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明确产权。明确产权关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明确产权关系主要内容是，明确财产的法定主体，界定产权的客体和内容。企业享有的法人财产权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成为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3）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授权经营的国有资本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督促企业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通过理顺政企关系，最终建立起政府以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规范管理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调控体制。调整理顺后的政企关系是：政府按投入企业的资本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向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监督企业资产营运和盈亏情况，负责企业主要领导于部的考核、任免，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取消政府对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国有资本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不损害所有者的权益。政府对产业经济管理手段是产业政策，同时，也运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

3.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总原则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政府只管市场做不好和做不了的事，把市场对社会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指导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节企业。

一方面，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包括以价格为核心的各种市场信号能够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动；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实际独立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规则；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从而使供求双方的实际竞争地位趋于平等，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等等。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市场机制正常运转所需的基本条件，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形势又不允许我们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去自发形成这些条件。因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指导和调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承认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具有不可缺少的指导作用，并不否定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性质和地位在于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在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和后果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引导，而不是取代或取消市场机制本身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说，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主要用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矫正市场的失灵，而不是超越、取代市场，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由市场调节。政府的主要职能包括：打破地区、部门分割和封锁，建立完善平等竞争、规范健全的全国统一市场；搞好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统筹规划，协调和建立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企业产权转让市场等，促进市场体制的发育和完善；发布市场信息，制止违法经营和不正当竞争，等等。

4.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对口设立了一系列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全面地对社会进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要求，其弊端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致使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越来越重，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恶性膨胀，管理成本高昂，管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集中予上级的管理体制，使社会自治能力、自律水平得不到锻炼与提高，抑制了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最终影响了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管理范围、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切实实现政社分开，把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力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行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 的供给，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改变计划体制下由政府包办一切的状况。为此，政府的社会管理要实现三大转变：即在管理范围上改变原来由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从过去以所有者、计划者的身份去直接管理“私人物品”生产的职能中退出来，加强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管理，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在管理模式上，从 “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把社会事务大部分还给社会，实行政社分开，必须要求政府规模小，人员少，机构精干，只行使有限的权力，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以市场运行的需要为前提，“小政府”只是对过去政府机构超常行为的校正，而不是剥夺政府权力；在管理方法上，从传统的以行政方法为主转变为间接的以法律方法为主，传统社会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社会，导致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管理不规范，市场经济要求维护政府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建立法治政府，即政府行为是受法律约束和限制的，反对专横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措施上，政府要大力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等等。

5.理顺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关系

一是对政府各部门进行职能分解和职能分析，明确分工，划清职责；二是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各部门的地位、作用及与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协调方式，使各部门行为有章可行，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三是完善协调机制，由于现实中各部门管理对象的复杂性，即使最明确合理的职责分工，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职责交叉，为此需建立部门之间工作协调机制，解决矛盾和纠纷。通过多次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初步形成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系。

参考资料：《行政管理学》

第二篇：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1、转变行政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2、转变行政职能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要。

3、转变行政职能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4、转变行政职能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5、行政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动因和基础。

第三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他紧密联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引领党和国家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善于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概括，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若干重大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是非进行了认真清理；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历久弥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这里拉开序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里开始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这里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开始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中国人民从此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二十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巨变。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犹如滚滚春潮，波澜壮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翻两番”的建设目标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二十年中，我们的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吸收外资居世界第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物质文化生活大幅度改善。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深刻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原则，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涵，深刻理解、自觉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和“五个坚持”的原则。尤其要深刻认识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推进体制创新的过程。共青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共青团工作机制。要从推动共青团工作持久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紧迫要求，充分认识加强共青团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认真地、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指导方针。从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够沿着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不适用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从 1979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所有这些在我国的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全会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了如下决策：

一、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必须进行调整

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行妥善解决。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

二、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加以改革。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减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

三、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具体措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 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它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村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并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精心指导下，山西机构编制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步入了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全省机构编制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制度化、法制化进程继续加强，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乡镇机构改革稳步推进，优化组织机构，精简规范人员编制等取得新成效，超编状况初步改善，财政供养人员通人口比例趋向合理，监督检查走在全国前列，整体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机构编制是党的重要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国家政权建设，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新的契机，更加自觉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富有成效地加强和改进机构编制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更加关注直接面对基层和群众的“窗口”机构的改革，更加关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热点问题的解决。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出抓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通过科学配置职能、合理配置机构、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成效、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形成管政策、管标准、管机构的管理体制，提高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水平。要加强机构编制部门自身建设，探索掌握新形势下机构编制工作的内在规律，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发有为的优良传统，促进全省机构编制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新山西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国有企业党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不断创新党建工作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取得辉煌成就：坚持站在服务改革发展的最前沿，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程中充分展示先进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塑造先进企业文化，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企业，积极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队伍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坚持理念创新、方式方法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展现勃勃生机。

３０年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伟大实践，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必须高举旗帜、把握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３０年来，尽管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但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不放松，不断加强与改进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群众，有力地加强了企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使国有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必须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企业领导体制与管理机制，探索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方法、体制与机制，努力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党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方向，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实现并巩固党的政治领导。

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效性。３０年的历史表明，企业党建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才能展现自身价值，体现时代风采。必须树立“党建工作也是生产力”的理念，把企业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把保证和促进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科学管理、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和党组织战斗力的主要标准。围绕中心工作任务的部署与企业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难题，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