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执行力的探究

第一篇：中国法律执行力的探究

四川师范大学法律专业专升本毕业论文

中国司法执行力探究

——司法执行力疲软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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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执行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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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法律执行力差的问题一直以来为人诟病。从董珊珊家暴案，到抢债事件的发生，无不控诉着中国法治的羸弱与病态。这些事件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法律执行力疲软的问题。

让我们将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和法制相对健全的西方国家的事件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作为国人的可怜与可悲。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司法的执行？

从美国的“藐视法庭”制度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律执行力的强硬：对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及第三方可处“民事藐视法庭”（civil contempt），并判决监禁，或附条件的监禁或处以罚金，直至触犯者同意遵守法院的命令，其目的在于强制当事人执行法院判决。

从美国的“财产开示”制度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律执行力的保障：《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胜诉方“可以要求包括债务人在内的任何人开示判决债务人的财产情况”。

在改变我国司法执行力疲软的问题上我们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借鉴别国科学的法制理念和方针呢？这正是本片论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

司法执行力 体制弊端 强制执行

目录

关于中国司法执行力的真实案例分析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说说美国司法执行力

美国法律对家暴的零容忍态度

美国的藐视法庭及财产开示制度

中国法律执行力较差的原因分析

从自身说起

由美国得到的启示

一、关于中国司法执行力的真实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

董珊珊，26岁，北京人，2009年10月19日因家庭暴力死亡。——如此简短的描述，无法概括这个年轻女孩生前曾经历的惨痛和绝望，身后的判决也难令她瞑目。

董珊珊与丈夫王光宇于2008年下半年结婚，2009年3月，她第一次向家人和警察披露婚后经常遭到王的殴打。从这时到她死亡，短短几个月中间，她及家人曾先后八次向警方报告王的暴力行为，曾提起过离婚诉讼，也曾经离开亲人独自在外租房躲藏，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挽救她的生命。王光宇曾这样描述对她的最后一次残酷殴打：“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这次或许致命的殴打发生在2009年8月5日，董珊珊于8月11日逃出，8月14日住院治疗，两个月后去世，尸检认定死亡原因为“被他人打伤后继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董珊珊的朋友及父母也透露，董珊珊不仅长期被殴打，而且还被王光宇逼迫夜晚脱光衣服扒在客厅无窗帘遮挡的落地窗上，用强光照着，长达2个小时，让其倍受侮辱。2010年7月2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王光宇仅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王已放弃上诉，检察院抗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案的刑事判决部分已经基本定谳，一条生命只“值”六年六个月的徒刑，这就是法院为家庭暴力核算的代价。

分析：

家暴在中国的犯罪成本极低，因为司法机关倾向于把家暴杀妻、虐待家庭成员当成内耗的激情犯罪，只要不向外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就都当作家务事处理。司法机关最通常的做法是“出了人命你再来找我，没出人命你们就各让一步回家洗洗睡吧”司法机关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执行力薄弱的突出体现。

（二）案例二

成都市民詹万洪于2014年5月2日早上，在成都市成华区锦绣东方小区乘坐电梯的时候被电梯吊顶掉落砸伤，医院诊断左足第二趾骨中段横行骨折及左足第1趾骨基底部内侧缘撕脱骨折。当时有110出警记录，在120赶到现场时，物业公司（彩生活物业）的相关人员并没有到场，之后治疗费用只有第一次是有物业公司垫付，其余都是由伤者自己垫付。事故发生一周左右，由110协调处理，当时物业公司说是由于业主装修搬运材料造成的，应该由装修公司负责，110协调不了，建议走司法程序。由于当时脚受伤不方便，就找的110推荐的社区街道办律师事务所：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毕英鸷，之后交由成华区法院判决：由物业公司负责赔偿

一周之后去协调处理，就是物业公司和装修的在争论责任问题。

原告与律师签订合同的费用是4000，一次付清，并且合同上注明之后按照实际赔款的5%-10%收取。合同签订之后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说下具体进程，每次都是催一下动一下，关于其他事项也根本没有商量这种说法，完全按照他们那边来，原告这边说什么都有各种理由反驳。签订合同前律师说大概是5W左右的赔偿金，然后去做伤残鉴定，鉴定机构说，如果按照工伤标准应该是9级伤残，但是原告这个不属于工伤，只能按照交通标准是评不上伤残等级的 之后交由陈华法院。法院通知开庭3次，前两次因为物业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取消（物业总公司在深圳），第3次开庭也只有物业公司的律师到场。判决赔偿8934.到目前为止赔偿款也没有收到。

判决之后执行到2017年年初没有任何消息，联系法院执行法官。法官说目前没有查到相关财产，具体执行期限不知道。

分析：

案例中詹先生从受伤到开始打官司再到法院判决执行，中国司法机构执行力差的问题可见一斑。

首先是律师未将原告的案件重视。

作为一个律师替人打官司是本分，更何况是在原告已经缴纳律师费用的前提下。律师在本案例中以一种消极的态度为原告处理官司（从未主动联系过说下具体进程，每次都是催一下动一下，关于其他事项也根本没有商量这种说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原告这边说什么都有各种理由反驳）

这其中究竟是律师本身以消极怠慢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还是由于原告的身份普通而不引起重视亦或是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由得引人“浮想联翩”。然后是法院的执行力的问题。

在法院判决下来直到目前为止持续两年的时间，物业公司居然还未将8934元的赔偿款付清。

而执行法官的说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目前没有查到相关财产。敢问如此硕大的物业公司集团会连区区八千多的资产都没有么？如此庄重的宪法之下执行的法律判决却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荒诞和随意。让人不禁发问：中国司法体系究竟烂成什么样了？法律的执行力还存在吗？

（三）案例三：

5月13日下午1时许，戏剧性的一幕在一家公司内发生。该公司业务员杨某左手拿着一个装有7万元现金的钱袋子正与同事说着话，突然，一伙人从旁边冲了过来，其中一名男子从后面抓住杨的右手，其他人一把将钱袋抓走。其间，杨某想冲上去抓住“抢”钱者，但被其他人张开双臂拦住。

这些人“抢”到钱后准备逃走，但见杨某报警，又停了下来。两名110巡警赶到现场，将当事双方带到了肖家河派出所。在派出所，这些“抢”钱者振振有词地说：这家公司欠他们20万元的债务，他们“抢”的都是自己的钱，还称这些钱“抵债都还不够。

在这伙人中，其中两人名叫杨喜和张虹，原来，这二人与这家公司的王海都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去年初，王海收到最后一笔约20万元的业务款，这本是他们一起做生意的业务款，可王海收到钱后突然消失了。此后，杨、张二人一直在找王海要钱，但王海总是避而不见。后来，他们打听到王海要将钱挪作他用，于是情急之下，就带着人来到王海经营的公司讨债。了解到这起行为涉及债务关系，警方于是让杨、张二人将钱带走。为讨回这笔钱，今年7月17日，王海将杨、张二人诉至武侯区法院。在10月9日武侯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中，杨、张两被告称：“我们与原告公司合伙做生意，共同承办了成都市老年服务中心的离退休人员赴粤、桂、港、澳等地游玩的业务，可原告不讲诚信，将收到的费用据为己有，还将这些款挪作他用。这些钱理应用于游玩支出，不该退还给原告。”

二人还辩解称：在肖家河派出所，民警对此进行处理时，多次打电话要求原告前去接受处理，可原告自知理亏，不敢前往，于是，民警根据双方的合伙协议及实际情况，认定这7万元应该用于老年服务中心的正常开支，允许二被告带走7万元。二人还拿出欠条，称原告曾经欠下他们76745元的债务，“即使这些钱属原告所有，但欠债还钱，拿回这7万元，原告还欠6745元，这钱根本就不该归还。

10月9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因是成都首例强“抢”债务案，不仅媒体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庭审。

原告：“欠你的钱你可以打官司要回来，但喊人来抢就是违法的。”

庭审一开始，王海就对被告的抢债行为提出质疑。他认为，根据《民法通则》，公民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

即使原告真的欠债，但其合法财产还是应受国家保护。因而，他认为抢 债就是违法行为，被告不仅应该返还被抢走的7万元现金，还应当承担利息损失。

王海说：“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以经济纠纷为借口而采取非法手段抢人财物，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岂不乱套？”

被告：“欠债就该还钱，我们抢的都是本属于我们的钱，抢自己的东西，并不违法。”二被告当庭否认抢债行为违法，并称：算下来，王海总共欠他们20万元，抢走的7万元全都是欠款，这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在法律上叫私力救济，是法律允许的。所以，这抢来的7万元不该还。” 在昨日庭审宣判前，二被告对自己能够赢得官司充满信心。

老赖那么多抢债可以理解：

一些关注此案的市民对二人持同情态度，认为他们的抢债行为可以理解。一位市民说，在这个案子中，二人“抢”到钱后没有逃走，而是

呆在现场等民警赶到现场处理，他们的行为属于一种正当的保全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合法强夺”。“老赖那么多，债权人处于弱势地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向债权人倾斜，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打击那些老赖的赖账行为。” 但武侯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很快让二被告及其同情者回到法律框架的现实中来。“欠债就该还钱，的确如此，可是，超出了自力救助的范畴，法律就不会支持。”主审法官当庭宣判：“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扣押这一合法财产。”“债权人不依靠公力救助，采取私自非法扣押他人财产的手段实现债权„„实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王海有权要求杨喜、张虹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故本院对王海要求杨、张退还7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此案宣判，暂时给这起抢债案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可由此产生的震荡则触及到了债务纠纷的方方面面。一时间，不少人都在问：到底应该怎样讨债？

——摘自《北京杨文战律师法律文集案例分析篇》

分析：

本人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分析了这个案例。从两人抢钱后并未逃跑的举动上来看，被告两人应该是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采用抢钱的方式嘞？

案例中提到被告是在打听到负债人打算将钱挪用的情况下才决定去负债人的公司讨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法院追讨老赖的情况。老赖通过转移资产躲避法院强制其还债的行为不胜枚举，然而反观司法机构的举措不由得让人心寒。司法机构不从资产转移的源头入手而是一味的对老赖实行生活限制（限制消费，将老赖个人信息曝光等），企图以此胁迫老赖们自己还债。殊不知人家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亦或是一拖再拖最后才自己还钱（利息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这就是很多人对我国法律的执行力丧失信心的一大原因。

上面的判决或许从法律上说是合理的，但无疑是让老百姓们感到寒心的。

二、说说美国司法执行力

（一）美国法律对家暴的零容忍态度

在美国，司法处理家庭暴力向来以零容忍著称（处罚程度比偷窃罪还要严重）。如果夫妻间吵架被外人听到并报警，或是夫妻间一方因对方家暴报警，警察就会赶来将施暴的一方带走并拘留。随之而来的是对受虐方的全面检查，若发现伤痕，施暴方就会被提起诉讼（注意是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而不是受虐方）。

当施暴方被逮捕并提起诉讼后，面临他（她）的将是几天的拘留，上万美金的保释金以及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隔离（不能与配偶见面或是联系）。如果他（她）的配偶没有收入来源，那么他（她）还需要为对方提供抚养费用。

当然也有比较轻的处罚，双方允许见面。但是一旦受虐方再度报警那么面临施暴方的将会是法律更加严厉的惩罚。

——以上信息来源于本人在美国的朋友的叙述

（二）美国的藐视法庭及财产开示制度

1.在美国民事执行体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执行救济的司法权威。对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当事人及第三方可处“民事藐视法庭”（civil contempt），并判决监禁，或附条件的监禁或处以罚金，直至触犯者同意遵守法院的命令，其目的在于强制当事人执行法院判决。当然，藐视法庭的制裁不及于无力偿债的当事人。它针对的是蓄意违反法院执行命令的人员。

比如第三方（如银行）拒不配合或者债务人妨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法院可以针对债务人直接发布禁止令；若第三方或债务人拒不履行禁止令，则可以处“民事藐视”。

为了避免“误伤”与司法专断，一般而言，民事藐视法庭制裁前会有申明理由的听证。

也就是说，在美国，不要说公然对执行人员实施暴力阻碍，哪怕是更加轻微的不配合行为都可以被处于监禁、罚款与社区劳动。毋庸置疑，民事藐视法庭的制度设计确保了司法权威。它成为高悬在败诉方与第三方头顶上“达摩克里斯之剑”。司法权威是美国具体民事执行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障。

2.财产开示制度

财产开示（property discovery）制度是美国民事执行制度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就规定胜诉方“可以要求包括债务人在内的任何人开示判决债务人的财产情况”。

也许会有疑问说，败诉方不配合、隐匿财产怎么办？大家不要忘了前面提到的“民事藐视法庭”的兜底保护。也就是说，如果败诉方不按照法庭命令报告自己的财产情况，将面临法院严惩。

纽约州就明确规定：胜诉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传票的方式要求败诉债务人提供有关财产的相关信息，且若收到传票的人员虚假陈述或是拒绝回应都可能因为藐视法庭罪而受到处罚，甚至的监禁。财产开示传票的时间为7天。在新泽西州，债务人回复财产开示传票的时间为14天。如果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填写财产信息，会被视为藐视法庭而受到相应处罚。

如果遇到极端的败诉方，宁愿坐牢也不愿意配合开示财产怎么办？

没关系，财产开示还可以及于败诉方之外的任何人，如债务人的雇主或者银行等。

同样以新泽西州为例，如果债务人不配合开示自己的财产。债权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对第三方，如银行发送信息传票，由银行向债权人提供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详细信息。第三方如果拒不执行法院命令，也将面临藐视法庭的处罚。

——以上信息来源于网络，作者为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三、中国法律执行力较差的原因分析

（一）从自身说起：

1.中国法律制定的不合理性：中国的法律目前还在完善当中，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内容上轻视执行，在责任的划定上也笼统而模糊。

解决方法：希望国家加快法律的完善，其重点应该在责任划定和执行规定上做文章。

2.体制弊端：相比于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中国的司法体制实权薄弱。法律的威严受到各方面势力的压迫。首先是法律的公正性由于权力的牵扯受到广大群众的质疑；再者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权力的各方阻挠。

解决方法：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渐进。在逐渐增大司法机构权力的同时还需做好监督工作，防止部分官员滥用（司法）权力的情况发生。

3.国民素质需要提升：在我们抱怨司法体系弊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司法执行力低下与国民素质的高地也是挂钩的。在我们不断要求司法体系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做到国民素质教育的广泛普及。

解决方法：希望国家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的普及工作。同时，作为公民，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二）由美国得到的启示

1.关于法院法律文书的既判力 如前所述，美国法律十分尊重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也就是说，一旦法院作出判决，就会产生严肃的法律后果。在我国，仅仅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宣布被告无罪时才产生类似的法律后果，即尽管一审判决非终审判决，但对被告必须立即释放。即使如此，与辛普森案表现出的美国的陪审团作出的无罪裁决还有不同，辛普森宣布无罪是终局的，不能再审的和无可挽回的，我们的程序法还允许抗诉和申请再审。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实行两审终审。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这与美国是一致的），在我国，一旦当事人上诉，原审判决对当事人无任何拘束力，一审胜诉方不能申请执行（这是与美国第一个不同）。一审案件上诉后，二审法院既要法律审，又要事实审（这是与美国的第二个不同），等到终审裁判，不是立即对当事人发生拘束力，而必须送达当事人双方，最后一方送达之日作为生效日期（这是与美国的第三个不同，在美国是书记员登记判决时生效，不是送达时生效）。只有接到终审判决后才能申请执行，但必须交纳申请执行费（这是与美国的第四个不同，在美国诉讼只象征性地交纳100至200美金，执行不收取任何费用）。由于审理和执行中繁多的程序和环节，当事人的财产极易转移或流失，到真正执行时极为困难。美国法律承认一审判决的既判力（非终局的但仍为有效，除非上诉审改判），对案件执行确实方便了许多，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改革中可以思考和借鉴的一个问题。在国家法律修改之前，可以尝试在立案阶段通过采取诉前保全、起诉时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有效地在第一时间控制被告的财产，为日后的判决打下物质基础。由立案庭接受当事人在起诉时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审查申请和担保内容，及时作出保全裁定，并立即执行裁定，使得当事人来不及转移财产和证据，就为诉讼赢得了主动。深圳市南山法院已试行这一机制，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值得推广。这一做法并没有违反法律和程序，只是在法院内部运行机制上所作的调整，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精神。

关于既判力问题，还要提到我国法院的调解书的效力。我国法律规定，调解书和判决书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但是，法律同时规定，调解书只有送达后才发生法律效力，送达时当事人一方翻悔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审判实践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要求法院制作调解书，法官制作调解书，以法院的名义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经法官签字、法院盖章后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一方却视调解书为儿戏，到时拒不签收，以致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成为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这样的事例严重影响法官和法院尊严和权威，法官和法院却无可奈何，当事人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相反却争取了拖延诉讼的时间。在美国诉讼和解是常见的现象，却不失严肃。根据美国联邦民诉规则，被告在法院开庭审理10日之前的任何时候均可以提出该案的判决方案。如果原告拒绝被告提出的判决方案，经过开庭审理所得到的判决金额与被告所提出的方案等额或不足其数额时，就由原告负担被告提出该提案后的一切费用，包括对方的律师费用。这一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借被告提出的和解方案，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成功和解。由此可见，美国的和解是一道严肃的法律程序，当事人既有选择的权利，也承担不选择的法律后果，包括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在内。如此，权利和义务紧密结合，程序和实体浑然为一，使得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能够和解，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调解，曾经被誉为东方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如今却大为褪色，各地法院经济纠纷调解中心纷纷撤并，和解、调解在结案方式中的比例每况愈下。事实说明，一种文化如果不发展，不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之处，终将缺乏生命力。

2.关于藐视法庭罪

如前所述，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如果申请执行人找不到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申请人如能提出相当证据证明被申请执行人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则法院将采用强制执行的补充程序，命令被申请执行人出庭，当场由申请人对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行反询问。经过这一程序证明被申请执行人具有偿还能力，法官可命令被申请执行人分批偿还。被申请执行人仍不按规定执行，法官可宣布被申请执行人藐视法庭罪，被申请执行人将可能被送进监狱。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完全无财产执行的案件也有，但更多的是被申请执行人以各种借口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然而，在众多的拒不执行案件中，被申请执行人真正受到刑事处罚的事例却少之又少

——参考《美国法院的判决执行制度及其启示》作者：肖宏开

参考文献

《北京杨文战律师法律文集案例分析篇》 《美国法院的判决执行制度及其启示》

第二篇：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探究

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探究

摘要：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农村发展的主心骨和“发动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新形势下，大力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农村 基层干部 执行力 现状 提高 对策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先锋模范、战斗堡垒作用，当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核心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关键在农村干部执行力，农村干部执行力如何，直接关系着党对农村各项政策的落实，关系着农民群众的福祉，关系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因此，研究农村干部执行力提升的问题非常必要，执行力的提升也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当前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的现状

日前，农村干部在带领农民发展生产、扩大农村经济、保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一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创第一争优秀等活动的开办，农村干部的执行力有很大的提高。但在专题调查和研究中，发现农村干部队伍的建设仍有着执行不力，办事效率不高，没有作为、慢作为、胡乱作为等严重问题。

（一）执行状态不够认真：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执政建设主要是高层领导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因而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不够重视，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一些工作开展不到位或是拖延时间；甚至有的农村干部认为自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一届任期三年，位置不会动，工作干好干坏也没事，所以他们做事不积极，甚至很消极。

（二）执行力很慢：有些农村干部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方法，科学判断形势、进行正确决策的能力比较弱，从而导致决策和执行不力甚至失误，是政策领悟力不行；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仍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工作处于被动状态；有些农村基层干部仍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缺乏开拓创新的执行勇气，过程控制力不行，不能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本村的发展思路十分不清晰，年初没有工作计划，年底没有工作总结，办法少，困难多。

（三）执行作风不够实：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团队建设力、协调沟通力差一些，民主意识差，搞一言堂，家长制，缺少正常的民主气氛；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不顾长远，只求眼前利益，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应付上级，弄虚作假；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耍威风，搞特权，贪集体财产；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人为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致使干群关系紧张，使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二、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能力素质不佳：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执行力不高问题，一是业务素质问题。习惯于上级布置跟着布置，上级开会跟着开会，生搬硬套；凡事按惯例执行，以老一套行事，用老办法工作，习惯念老经、走老路、说老话，工作思路不宽、办法不多，创新意识不强，这叫“知识、本领”恐慌。二是政治素质问题。政治素质不高必然导致业务能力的低下，直至执行力水平的降低，必然表现出“应付执行”、“低效执行”，更可怕的是“趋利执行”！

（二）体制机制不优：在基层工作体制上，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导致存在不重视、不关心基层的现象，责、权、利统一不到位。从社会环境上分析，社会风气不良是我们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不高的潜在原因。进行公共行政活动时，以本村、本组小团体利益为落脚点，有利的抢着干，没利的不推则躲，无视整体的发展大局。甚至有的以个人利益为取舍，用心营私，于己有益，用足用活，于己?o益，束之高阁；有的则唯上级利益，不讲群众观念，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唯上欺下，不顾群众的切身权益。

三、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的应对策略

（一）正确决策：发挥农村基层干部执行力，最根本的是围绕农村基层干部意识这一核心问题，形式多样地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路线、基本经验的学习，使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熟知党的历史、掌握党的理论、牢记党的奋斗目标，从情感上培养起对党高度的认同感。结合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生产活动的实际，积极开展“率先小康驻村”、“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党员创业带富工程”等活动，为农村基层干部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建功立业的舞台，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思路决定决策，决策决定出路”。农村基层干部，一是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兼顾好国家、集体、群众的利益，把握政策，明晰思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牢固树立领导班子带头执行正确决策的理念。二是要带头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多提出一些正确科学的战略和思路，不断强化执行意识、落实作风，使执行贯彻理念不断得到提高升华。三是要抓大事、谋大局，不断提高驾驭科学合理的战略决策。

（二）优化作风：当前，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尊重农村基层干部地位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在实践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形成保障农村基层干部地位、发挥农村基层干部作用的工作机制，保障农村基层干部的知情权和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监督权。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扎实搞好“三重一大”的公开工作，从而使农村基层干部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参与监督。农村基层干部提高执行力，一是要正确理解，吃透精神。落实执行必须正确理解上级决策，准确领会领导意图。二是坚决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党作为党的一分子，服从组织、服从制度，党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三是要有绝对负责的态度，要做到层层把关，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自己手中，对上级负责，对群众负责。四是要坚持廉洁自律。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五是要锤炼诚信品质。其基本含义是指诚实无欺，讲求信用，诚信是完人的核心价值，承诺思想行动一致，客观证明有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如果我们的干部对群众许下诺言，就须认真对待，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切勿掉以轻心，失信于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六是要雷厉风行，坚决迅速。雷厉风行，是一种精神状态。雷厉风行的对立面就是疲疲沓沓、拖拖拉拉，因此，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振奋精神、转变作风，执行能力强，对于已经确定的方针、既定目标、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必须是坚决迅速，不折不扣，有声有色，确有成效。七是要一丝不苟，关注细节。细节是一种精神，态度决定一切。

（三）增强人格：农村基层干部的创造力来自于党内民主的发展，要改变过去强调履行义务多、落实民主权利少的状况，不断增强对党组织的归属感，在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聪明才智和先锋模范作用。一要健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注意把好征求意见关，确保民主生活会的针对性、实效性。二要建立党内评议制度，重点由农村基层干部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评议，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公布评议结果。三要拓宽农村基层干部检举、揭发、申诉、控告等渠道，建立必要的人身保障措施，使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有效行使监督权。农村基层干部在影响力中包含着一种非权力影响力，即人格魅力。其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致力于同上级、同事、下属，甚至服务对象建立信赖关系，给社会和群众留下可亲可敬、诚实守信的印象；二是致力于维护大局，锁定目标，表里如一，说做一致，靠前指挥，身体力行，给群众留下率先垂范、执行楷模的印象；三是致力于品行端正，具有亲情感、人情味，尊重人、体贴人、关心人、理解人，处事开明，平等待人，给群众留下忠诚厚道、公道正派的印象。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人格修养，塑造高尚人格魅力；必须心系群众，自觉汲取人生营养；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尽快提高自身素质。

（四）加强培养：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是决定其执行力高低的前提。因此，要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执行力就要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一是要搞好常规培训I。依托各级党校、新农村建设大学和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等平台，在农闲时节，分期分批举办内容以《党章》、《村级组织工作规范》、《信访条例》、《土地承包法》和“三农”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干部培训班。同时，要抓好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执行力就是生产力的观念。二是要推行“菜单式”培训。按照“干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教什么”和“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村干部开设不同层次的培训内容，实现按需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学历教育。把未达到高中学历的村干部和45岁以下的党员全部纳入党校教育培训的范畴，让他们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理论、法规和专业实用技术。大力开展“村官大学生’培养工程，支持、鼓励村干部参加自学考试、电大以及农函大等学历教育。因此，要有效发挥自身执行力，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团队执行力的建设，充分激发团队工作热情，使每一名成员都成为执行力的表率。

（五）拓宽视野：从管理组织层面，当务之急应重点从选好用准干部、健全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执行力。选什么样的人进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就有什么样的执行力，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用人。在干部的德才素质中，德是统帅，是灵魂，它决定着才实施的力度与用力方向。村“两委”选举时，要让品德好、素质能力较为全面的人当选村干部。要拓宽选人范围，强化人才资源共享，可以采取机关下派、村际交流、对外招聘等多种形式，注重从回乡优秀青年、退伍?人、大中专毕业生中选人，把乡村企业经营管理骨干、外出返乡农民工以及经商能手延揽到村级班子中任职。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大学生村官政策）到农村基层工作，改善基层人才结构性短缺。要完善后备干部培养载体，建立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每年对入库管理对象进行一次考核，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实行动态管理。

一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打破以往重义务轻权利等传统习惯的束缚，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参与党的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严把“入口”畅通“出口”，通过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来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尊重农村基层干部地位离不开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在发展农村基层干部环节要注意防止和克服用“能人”、“好人”标准替代农村基层干部标准的问题，切实保证新农村基层干部发展质量。在农村基层干部管理问题上，要畅通“出口”，对那些意识淡薄、不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违规违纪的农村基层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多次教育无效的要进行严肃处理。

二要创新农村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方式，以提高教育管理效果推动农村基层干部主体作用发挥。在进一步完善“三会一课”等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符合有利于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意识、发挥作用的新的教育管理方式。各级党组织要注意适当多采取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乐于接受、易于接受的方式，将常规教育管理与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增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

三要努力创新活动载体，从提供有效途径上来推动农村基层干部作用发挥。围绕夯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要求，以“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大力宣传率先小康驻村工作对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到基层的意义重大，在推进扶贫开发、促进和谐稳定、密切血肉联系、培养锻炼干部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凝聚党群干群合力，反映驻村工作实绩，掀起率先小康驻村工作的热潮，在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上彰显农村基层干部干劲活力。

第三篇：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法律探究

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法律探究

摘要：近年来，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及其他消费品领域频繁发生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起了相关各方的广泛关注。然而，众所周知，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它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国家形象。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产品质量问题，介绍了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最后提出了为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立法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关键字：消费品领域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产品质量问题 立法经验

一、产品质量问题在中国

沸沸扬扬的三鹿毒奶粉案早已落下帷幕，它不但给患儿家庭造成的极大的伤，同时也督促社会关注我国产品质量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案发后很久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一家法院受理患儿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案，经过有责任感的法律人士的共同努力，首例患儿诉三鹿民事赔偿案件于11月27号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

1、要求三鹿集团赔偿医疗费210元，营养费和伙食补助费275元（难以区分开来），交通费304元，护理费745元，以上合并1534元。

2、奶粉消费赔偿金43650元。

3、赔偿原告精神损害1万元。

4、隆化购物中心承担连带责任。

5、确认原告后续治疗费用由三鹿集团参与筹集建立的赔偿基金负担。

6、诉讼费用二被告负担。

第一项赔偿很容易理解，不再赘述。

第二项奶粉消费赔偿金43650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第三项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

第四项之所以要求顺义隆华购物中心和三鹿集团承担连带责任，首先这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故作为食品销售商和生产商的二被告应对受害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从三鹿奶粉事件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第一、产品质量案件立案困难。因产品质量引起的诉讼在实际操作中，受害者考虑到维权成本的因素往往选择了沉默，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而之前律师们提起的六次共同诉讼没有进展。①

第二、受害者追偿难。对于这种大型食品事故，国家出于稳定社会，安抚群众的目的往往会启动国家赔偿机制，但一旦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就终结了司法程序。以致法律最终形同虚设。并且已有的赔偿对于受害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三鹿集团宣布破产后，赔偿能力为零，除了刑事责任外，三鹿就以破产终结了其民事责任吗？

第三、生产者和政府有关部门互相推脱责任，消费者的权益最后落空。三鹿集团在8月1号知道产品含三聚氰胺后就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而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认为，三鹿集团在知道其产品问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隐瞒不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表示，该局在9月9日才得到信息。双方各执一词，究竟是政府失职还是生产者道德缺失?

第四、我们没有对于精神损失的赔偿规定。长远看，直接后果是实实在在影响了孩子发育，三聚氰胺毒害的儿童普遍存在身材瘦小、发育迟缓等问题。仅仅是医疗赔偿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产品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第五、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被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第四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对明知有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三鹿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于诸如质检机关的负责人的追究。”国家免检产品“出现重大问题，责任究竟在质监部门还是生产者？我们的免检制度是应该取消还是保留？

至此，我们也在寻找一种更好的产品责任制度，司法救济以真正实现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希望从国外的一些制度中得到启示。

二、发达国家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发达国家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先进的产品责任的规定，其中有一部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下面将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损害赔偿、赔偿限制三方面介绍欧美产品责任的相关问题。

一、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准则，是要求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根据、标准和理由。“下面是欧美现行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一）欧洲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8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完整的国际产品责任立法，欧洲各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并不一致。法国法院将关于物的监护人责任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包括产品制造人的责任，从而使生产者承担严格责任。在德国，依民法典有关规定，产品致损原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后改为举证责任倒置，实行过错推定。而在英国，1987年以前一直坚持过失侵权责任，制造商仅因其违反注意义务才承担产品责任。欧洲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多元化状态持续到80年代中期。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的缺陷造成的损害负责。“该指令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宗旨出发，明确规定生产者应对产品缺陷致损承担严格责任，不仅免除了受害者证明加害人过失的举证义务，而且不允许加害人以自己已尽注意义务进行抗辩。指令公布后，不仅欧共体各成员国，而且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如挪威、奥地利等，都纷纷确立了本国的严格产品责任。

（二）美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美国产品归责原则已基本形成严格责任为主，过失责任、担保责任和市场份额责任并存的格局。60年代以来，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对生产者越来越多地适用严格责任。这一责任最初是由特雷诺法官在1944年的艾思克拉诉富莱斯诺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案中加以表述的，但此案并未依严格责任进行判决。一般认为1963年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器公司案是第一例严格产品责任案件。在该案中，特雷诺法官指出：”当一个制造商将一件产品投放市场时，明知它将不经过检验是否存在缺陷而使用，只需证明该产品存在缺陷并对人造成伤害，则制造者对损害负有侵权方面的严格责任。“当然，严格责任的出现并未排除过失责任、担保责任的适用，而是由原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而提起诉讼。此外，8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还提出一种所谓市场份额责任，即由若干制造商按其市场份额共同向受害者承担产品责任。它见之于1982年的辛德尔诉阿尔伯特药厂案。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严格责任的因果关系或然化。

二、损害赔偿范围

（一）欧洲产品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

根据《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此外，欧共体还允许各成员国在国内法上规定非物质损害的赔偿问题。

（二）美国产品责任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

在美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

1.物质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财产上的不利益，但”不包括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2.精神损害赔偿属于非金钱性损害赔偿，包括“由人身肉体伤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以及“由于索赔人被置于直接人身危险的境地而引起的并表现为实际存在的他觉症状的精神痛苦或情感伤害”，其“金额不得超过2500美元，或不得超过金钱性损害赔偿金额的两倍，以两者中的少者为准。但是原告通过优势证据证明：产品使原告遭受严重的和永久的或长期的(1)毁容；(2)身体机能的损坏；(3)痛苦和不适；(4)精神疾病，则不在此限。”

3.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由加害人给予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金额。“原告通过明显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由于产品销售者对产品使用者、消费者或可能受到产品损害的其他人员的安全采取轻率漠视态度，致使原告遭受损害的，原告可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可见，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对制造商、销售商漠视他人安全的一种惩罚措施。

三、关于赔偿限制问题

赔偿额的限制分为最高额的限制和最低额的限制，两者具有不同的制度价值。美国由于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赔偿额不加限制，所以巨额赔偿案件多有出现。而欧洲产品责任法对最高责任限额和最低赔偿额都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使赔偿数额更趋合理。其中，对同类产品的同一缺陷造成的死亡或人身伤害，欧共体允许各成员国规定不少于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生产者最高责任限额；而财产损害的价值则不应低于500欧洲货币单位。可以看出，对赔偿额做出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的双重限制是当今发展趋势。

三、关于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度之建议

那么，面对现阶段我国消费品领域如此频繁的安全事故，我国该从哪些方面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基于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产品责任认定的相关规定，结合国外优良经验，笔者先从如下方面提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路。

1.将产品质量监管法从现有的《产品质量法》中分立出来

产品质量监管法调整的是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与生产者、销售者及其他主题作为被管理者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是公法，产品责任法是调整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因缺陷产品造成的损害和赔偿关系的规范，属于侵权责任法范畴。两者性质迥异，放在一部法律中难免引发混淆和误解，影响产品质量监管法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使得产品责任法立法漏洞很多。

2.协调产品质量监管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已经制约了监管工作的开展，很多惨剧的发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要改变现状，立法者应该从全局出发，结合实际，修订先关法规，增强可操作性。

3.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合理的法律责任制度。

首先，必须提高被监管者的违法成本，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不但要提高惩罚数额，还要将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加强对行政执法者的监督，明确其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考核执法质量。

4.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立法

就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该制度被证明是一项尤其是对缺陷产品进行管理的有效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是相当必要的，一方面，这将促使企业提高其产品制造工艺，从而提高产品档次，另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很多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案件中，仅依靠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根本不足以起到对制造商的威慑作用，而且维权渠道不畅，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所付出的各项成本事实上已经超出其能获得的赔偿，故而许多消费者在被侵犯了合法权益之后往往会忍气吞声，从而更加助长了制造商等主体铤而走险的胆量。从立法层面上确立和完善该项制度，就能及时、有效地消除各种产品的安全隐患，落实制造商等主体的质量责任，全面救济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故而，我国有必要提升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层级，确立具体的召回的前提条件和范围；明确召回的方式和程序。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产品质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高低的综合反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立法上，要不断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上，要落实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职责；监管上，要求各个监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指标进行质量把关。同时也要鼓励群众进行社会监督。

注释：

①从去年12月8日开始，我们一共提起了6次共同诉讼。12月8日我们代表63名受害者提起了针对三鹿集团的诉讼；12月26日再次向石家庄中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2月26日李静林律师代表28名圣元受害者向圣元集团发出了律师函，提出了赔偿要求；2009年1月16日，志愿律师代表213名奶粉受害者针对22家生产过有毒奶制品的企业向最高法院提起了共同诉讼；2009年2月4日我们再次向最高法院寄送了诉讼资料；2009年2月13日，鉴于三鹿集团破产进入程序担心受害者失去获得赔偿的机会，志愿律师代表117名三鹿受害者再次向石家庄市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2009年3月1日，李静林律师代表54名圣元奶粉受害者向青岛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摘自许志永博客

参考文献：

[1]贺建：《论我国产品质量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第29至31页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26-629。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9]24号）

第四篇：中国公益广告发展探究

中国公益广告发展探究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部分，公益广告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民众文化道德水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从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现状入手，概括总结了我国主流媒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中国公益广告事业做出的贡献，提出公益广告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及解决途径，以期使中国公益广告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字 公益广告 发展 媒体 作用

公益广告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美国，亦称公共服务广告、公德广告，是为公众服务的非盈利性广告。中国通过电视媒体播出公益广告，最早出现的是1986年贵阳电视台摄制的《节约用水》。随后，1987年10月26日，中央电视台首次在黄金时间开播《广而告之》栏目播放公益广告，这种被称为“公益广告”的广告新类型开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公益广告虽然不像商业广告那样一字千金，却以极强的亲和力在传播着社会文明，倡导着健康的社会风尚。

一、中国公益广告发展现状

（一）中国公益广告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广告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公众开始客观地审视广告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要求广告承担起社会公益责任，于是展现广告积极作用的公益广告应运而生。而“改革开放起步七年后，公益广告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机遇”[1]。

1986年，贵州持续干旱造成严重缺水，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节水意识，贵州市节水办公室与贵阳电视台合作，采用电视艺术的表现手法制作了“请君注意节约用水”的广告，这就是我国出现的第一条电视公益广告——《节约用水》。不同于以往党政机关宣传作品采用的平面和广播媒体，侧重说教，表现简单直白，《节约用水》运用解说说明水的重要性，运用电视画面表现水资源匮乏的重要性，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该公益广告播出后，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响，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据统计“在当年第四季度，贵阳市自来水消耗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7万吨” [2]，自觉节水的意识走入千家万户，公益广告首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这则电视公益广告在我国的公益广告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发展的序幕。

1986年，在中广协电视委员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电视广告评选”活动中，对贵州电视台创作的《节约用水》，评委们一致给予好评，并授予一等奖。唐忠朴作为专家评委对获奖广告进行讲评时，提出了“公益广告”的概念，指出“它不同于商品广告、企业广告和服务广告，是电视广告中的新类型，它的出现代表着我国电视广告的新发展，应该引起重视” [3]。

公益广告由此成为了宣传优良道德风尚、倡导精神文明的有效方式，它契合全社会对于道德素养日渐地下、信仰危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表达了社会大众的舆论评判，弘扬了高尚的社会行为。此后，我国公益广告开始由点向面地发展起来。

（二）媒体及企业对公益广告发展的推动

在我国公益广告的起步阶段，媒体成为推动公益广告发展的主要力量。1987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开办的第一个公益广告栏目《广而告之》，定期播出公益广告，揭开了我国公益广告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广而告之》创作播出了一批主题鲜明、生动活泼的公益广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真对不起》、《别挤了》、《救救孩子》等，通过反映热点问题吸引人们广泛关注，从而发挥其作用，促进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国家级媒体开办公益广告栏目，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各地电视台也纷纷播出公益广告片，开办公益广告节目，激发了全国电视媒体参与公益广告的积极性。

随着广告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不少企业认识到公益广告是提升自身社会形象的有效方式，开始逐步参与到公益广告运行当中。自1993年，孔府家酒厂、海尔集团、联想集团等企业开始以承担广告制作费用的方式加盟《广而告之》，缓解了央视广告部制作经费的压力，同时也借国家级的媒体平台宣传了自己。企业参与为公益广告注入了活力，也为公益广告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支撑。

从1989年开始，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国广告协会电视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电视广告‘印象奖’（所谓“印象奖”是指广告作品小而短，一眼看上去就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好作品）”，首次设立了公共广告类奖项，公益广告首次从商业广告评选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奖项系列。评选奖项的单独设置，激发了公益广告的创作热情，有利于提高公益广告的质量，改善媒体播放的公益广告作品单一重复的状况。在1990年4月第四届电视广告“印象奖”评选中，福建电视台《电子游戏》、中央电视台《安全交通系列节目》、《养成好习惯》、《广而告之》、重庆电视台《保护线路》等公益广告作品获奖，由此揭开了公益广告评奖的序幕。

从1996年到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都组织开展不同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199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广告创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每年举行的全国性公益广告评选活动改为每两年一次，各地方就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按或每两年安排本地区的公益广告评选活动，对公益广告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政策性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公益广告走向成熟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公益广告事业继续得到发展，政府更是出台了多个文件，进一步完善公益广告的管理。2001年被称为公益广告年，从年初开始，由中央电视台、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多主题、规模空前的公益广告活动，政府部门的组织力度也相应加大。2002年，中央文明办、国家工商局、共青团中央、中央电视台还共同主办了我国首届电视公益广告大赛，风格各异的广告作品让人耳目一新。2006年，由国家工商局、贵州省工商局主办的“国酒茅台杯”中国好风尚电视公益广告大赛举行，全国各省市有将近30家媒体踊跃参加；至2008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国酒茅台杯”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也吸引了全国媒体、广告公司的广泛参与，影响巨大。200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长达2分钟的公益广告《相信篇》，首次尝试公益广告与电视新闻报道组合，以著名演员濮存昕真挚感人的话语，消除人们对于公益广告事业的不信任，唤起人们内心的公德意识和行动信心，阐释了“公益广告也是一盏灯”的中心思想。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力宣传，我国公益广告也开始呈现出自觉性发展的趋势。在2008年奥运会、2008年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等社会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公益广告所宣扬的凝聚力带来的巨大影响。由原来的配角成为今天不可或缺的主角，公益广告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平易近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公益广告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公益广告作品数量和质量明显上涨；社会各界支持、参与公益广告创作的热情明显升温，北京东方捷先广告公司、北京电通广告公司等多次参与思想道德公益广告征集比赛，成为公益广告制作的知名品牌；丁俊杰、濮存昕等一批广告专家和影视专家，也为提高我国思想道德公益广告制作水平贡献了聪明才智。

二、我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公益广告事业的推动

公益广告从开始到发展成熟的几十年时间里，政府、媒体、企业等对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承载公益广告的重要平台，媒体对公益广告的发展尤其功不可没。

（一）电视媒体——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

中央电视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引领着电视媒体的发展方向。1978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公益广告类的节目，此后持续在公益广告的创新、制作和播出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先后制作播出了“倡文明之风”、“下岗职工再就业”、“知识改变命运”、“希望工程助学行动”、“公民思想道德”、“抗击非典”、“节约创造价值”、“红盾护农”、“新农村”、“抗震救灾”、“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益广告活动。“近几年，央视16个开播频道每年播出的公益广告对应的时段价值高达10亿元” [4]。

1998年，围绕着90年代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央视以“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作品，包括《从头再来》、《脚步》、《支持就是力量》等，这些作品演绎真人真事，借助胶片拍摄，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在《从头再来》中，刘欢深情演唱的“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激励了一代人走向追梦的道路，还有那英的演唱，都鼓舞了下岗职工在内的广大人民走出低谷，重拾梦想，再创辉煌事业。片子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当时人们的话题之一，至今许多人仍记忆犹新。

2003年“非典”爆发，为增强广大人民抗击非典必胜的信心，唤起民众爱心与行动，给广大人民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了20个“非典”系列公益广告。其中《小女孩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课堂上念思念妈妈的作文，因为她妈妈是坚持在“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她好久没看到妈妈了；《英雄篇》展现了“非典”期间的医护工作者、工人、学生等坚守自己的岗位，用普通的行动谱写英雄的事迹的人们。除此之外，还有《直到永远》、《生命永不言败》、《纸鹤篇》、《疫苗篇》、《群众篇》等多部公益短片。央视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地制作公益广告，史无前例密集的播放频率，在公益广告宣传史上开了先河，自此，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里程。

2004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由青岛模范工人许振超亲自出演的公益广告《劳动创造价值》，时长达1分钟。《新闻联播》在对青岛模范工人许振超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之后，紧接着播放由央视组织制作的公益广告，广告片由许振超亲自出演。配合前面的报道，这一公益广告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以艺术化的手法、平民化的视角拉近了观众与许振超的距离，寓教于文，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感情共鸣，真正收到了“入心、入脑、入耳”的效果。

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央视又集中精力制作播出“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系列公益广告，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营造文明、热情、和谐的社会氛围，拍摄制作了《婴儿篇》、《鼓掌篇》、《相信篇》、《心愿篇》、《曲艺篇》、《福娃篇》、《采访篇》等公益广告。该系列公益短片邀请濮存昕、刘欢、姜昆、于魁智等各界名人参与拍摄，拍摄地点遍布全国各地，参与人员超过2000人，明星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主题影响力。除了在全台14个频道播出自己制作的关于短篇之外，央视还将该系列公益短片免费提供给各地方电视台播出，在平面、网络等多种媒体平台上宣传，并在英国天空电视台等海外电视机构播出，可见影响极大。

为了产生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广告，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6月起面向全社会征集公益广告主题、创意和成片，吸引了社会各界的踊跃参与，感动了无数观众的《爱的表达式》，就是在征集到民间作者张德元的创意后，再由专业公司制作而成的。它通过动漫形象表达家庭关系中的责任和爱的温暖，正是这种家庭的温暖，打动了人们的心，激荡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使很多观众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2013年自一月份起，央视就逐渐加大了公益广告的力度，甚至在蛇年春晚上，都出现了不少公益广告，除了一个“回家”系列，一则关于夫妻“沟通”的短片也感动了不少网友。短片描写一对情侣从热恋到夫妻，从以前坐在自己家的路边聊天，到后来每人工作忙碌面对的只是电脑，从有话聊到后来基本没话聊。直到有一天，过年回老家，吃饭间丈夫推说自己出去喝酒，妻子难掩落寞的表情，随后妻子接到丈夫短信，原来是丈夫要带妻子又重新回到热恋时坐的路边小板凳。不少观众表示这个也触动到了自己目前真实的生活状态，看了很自省。

几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在公益广告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已使其成为中国公益广告事业的主力军。中央电视台袁正明副总编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有力量的媒体，一定要具有引领主流价值观的力量。作为国家电视台，我们有责任为13亿中国人打造一片绿色的精神家园，倡导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传播先进文化，用公益广告凝聚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中央电视台数十年的公益广告发展历程证明了，社会责任是公益广告发展的重要动力，公益广告的发展潜力无穷。

（二）纸质媒体——以《人民日报》为代表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委会的机关报，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公益广告事业繁荣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入大量资源，制作刊出了一大批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制作精良的平面公益广告，对弘扬时代主旋律、讲文明、树新风、针砭时弊、战胜自然灾害、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社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治国方略。

1996年9月，中国公益广告史上开始了第一个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大规模以“中华好风尚”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月，围绕这一主题，《人民日报》刊发了《爱我长城，强我中华》、《希望工程：能改变孩子的命运》、等11幅歌颂中华好风尚的好作品，这也是《人民日报》第一次由自己队伍创作并发布的报纸公益广告，标志着《人民日报》公益广告活动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

2008年，《人民日报》参加了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工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开展地“我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主题公益广告活动，刊登了《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钢筋铁骨傲然挺立》等公益广告。7月又参加了“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平面）展示”的主题公益广告设计和刊登。

2010年3月，《人民日报》参加了中央文明办及中国志愿者服务基金会在5月至10月刊登“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主题的公益广告，在这次活动中《人民日报》刊登了《常思反哺之意，常怀感恩之心》等公益广告。

为提升平面媒体及其它公益广告创意策划的吸引力、感染力，推动我国公益广告宣传事业的进步，2013年5月30日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委联合指导下，全国平面媒体公益广告制作中心在人民日报社挂牌成立，同时“讲文明 树新风”首届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正式启动。在为期5个月的作品征集活动中，国内各大广告公司、主流媒体、重点高校以及公益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和独立创作人纷纷投送稿件，掀起了一股公益广告创作与传播的热潮，共收到来信来电各类咨询数千个，征集稿件七千余幅，体现出当前中国人关注公益、热心公益、参与公益的高度热情。

十几年来，《人民日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题材主题公益广告的制作发布。自1996年起，共计刊发30类题材主题的公益广告，共计260余次，2003年在具备出版彩报条件后，又以彩报形式刊发，更是为公益广告增添了艺术性和观赏性。此外，对于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公益广告活动，《人民日报》都当做政治任务完成，并抓准特殊形式主动出击。汶川地震期间，“十指连心”、“大哉诚信”等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主题明确，体现了全国人民的爱心和凝聚力，以“发乎于情，震人心魄”的感染力，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使《人民日报》公益广告的社会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人民日报》的公益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在承担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人民日报》创作的公益广告作品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落实到每次公益广告活动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获得了“中华好风尚”二等奖、“改革开放，走向辉煌”二等奖、“全国优秀公益广告铜奖”等18项荣誉。在未来的公益广告事业中，《人民日报》要更加紧密配合党政工作，落实中央政策，为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继续担当公益广告主力军的角色，与社会各方面了力量写作配合，调动民众参与的热情，把公益广告活动作为一项长期事业，深入开展下去，推动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三）广播媒体——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最早参与公益广告制作宣传的广播媒体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制作播出公益广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92年，为配合“希望工程”的宣传和实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了第一条公益广告“我要上学”，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宣传播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许多听众和单位纷纷索取广告文案和节目录音，这则广告在次年的中国广告节上荣获广播类金奖。随后广告部又制作播出了禁毒系列、推广普通话系列、环境保护系列、社会公德系列等主题较鲜明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公益广告。

2008年对中国媒体来说是强化公益主题的一年，中国媒体整体上表现出极大的社会动员力，作为主要媒体之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不例外，7月28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等7件公益作品在电台各频率循环播出。同年对汶川大地震、冰雪灾害、神舟七号发射等重大事件的公益宣传，一方面加强了电台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相当大的影响力，使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踊跃报名应征，接受祖国挑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优秀青年加入！”伴随着大阅兵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声和现代化战机呼啸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2010年10月首次播出征兵宣传公益广告。此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征兵公益广告，既适应青年人的特点，也发挥了广播特色，是我国征兵工作中的创新之举。

2012年，中央电台高质量地完成“迎十八大、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告制作播出活动，同年，建立公益广告月报制度，制约播出行为，公益广告摆脱了在一些人心中是可做不可做、可播不可播的观念，全台上下都能重视公益广告的创作播出工作，并严格遵守播出时段、播出条次、播出数量等规定，使中央电台的公益广告宣传纳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作为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期坚持致力于公益广告的制作和播出，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实际行动履行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始终坚持落实公益政策，集中力量做好公益宣传工作，不遗余力地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是公益广告事业的中流砥柱。

三、公益广告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及解决途径

公益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形式，在西方国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传达政府意识、疏导社会心理和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的重要力量。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起步晚，进步快，在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社会大环境问题

政府机构对于公益广告缺乏一个社会意识的引导。公民公益意识的缺乏在于相关教育引导的不到位，例如，红绿灯形如虚设，凑足一拨人横穿马路的现象时有发生；开车的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发生冲撞；酒后驾车等。交通法规已经制定，交管线也已经划好，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状况呢，除了意识，这里还应该注意教育、惩罚等具体的执行问题。要知道，公益广告不仅是政府的事，慈善家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真正的公益广告活动，应该是全民公益，全社会应该形成人人参与公益，人人热心公益的氛围，调动全社会的公益广告资源。应该教育每个人都去做，都愿意把精力花费到为公益广告的奉献中。

（二）资金支持问题

这是公益广告发展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公益广告的长远发展，主要应该依靠企业、民间机构和组织，当然也可以建立基金，考虑社会捐赠与赞助。从公益广告的全民参与性角度来说，应该积极引导、教育广大民众，调动全民参与公益广告的热情，从而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最好是企业和社会机构出资制作公益广告，企业参与公益广告，一方面通过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念、经营理念，企业宗旨等来塑造企业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沟通企业与公众的关系，从而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企业的美誉度；另一方面，在公益广告中企业名称的出现，带给观众商业信息，观众逐渐信赖该企业，并对其产品和服务产生好感和信赖。从这种互利的关系入手，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中介组织等社会各界对公益广告的投入，对发布公益广告数量、质量及效果比较突出的广告企业，以政府的名义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激发企业发布公益广告的热情，逐步引导企业成为公益广告的主体。此外，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一些补偿，比如减免税收。企业投入到制作公益广告上的资金，可以在税收上得到减免，这样就相当于把这部分资金转变成了公益广告的发展基金，还能够使企业主动参与公益广告活动，并使之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

（三）运行机制问题

政府主导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改变这种现状，使我国公益广告事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转变政府角色，使得政府在公益广告的发展中从直接组织与管理的角色转变到协调、鼓励与监督上来，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府鼓励与保障企业参与公益广告制作发布的积极性，形成有效的公益广告激励机制。同时，在公益广告的运行流程中引入商业化、市场化的操作规则，发挥市场机制在公益广告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政府希望企业在做商业广告的同时考虑到公益广告的投入，那就可以在企业的公益广告支出里面，以及相应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的机构里，考虑对其进行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扶持。如果没有政策扶持，企业是很难持续公益广告活动的。而对于公益广告，企业有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就像帮别人打扫卫生一样，一两天可以坚持，三四天也可以坚持，但天天做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这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轮值的机制，以及相应的有法律效应的规定，这样才有可能保证公益事业持续较好地发展。

（四）法律问题

在整个法律框架和产业结构中，对于公益广告来说，并没有多少预留空间。政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行政或政策上的指引，比如针对某个主题举办公益广告的评比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征集某个主题的公益广告作品。但是，其实公益广告和社会慈善活动是一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的事物，使它们发挥最大的效用，这就需要较好地运用制度和法律，把公益广告明确纳入到广告法的范畴，使公益广告的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思想道德建设却没有与之相应。要改变这种现状，唤起公众的社会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的提高，为社会公众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公益广告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明确公益广告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认清现阶段发展的不足，逐步引导，使公益广告发挥它更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公益广告年鉴》，1986年综述，第2页。[2] 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公益广告年鉴》，1986年大事记，第2页。[3] 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公益广告年鉴》，1986年大事记，第3页。[4] 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公益广告年鉴》，杨慧编写《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弘扬主旋律》，第118页。

参考文献：

1.中国传媒大学、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公益广告年鉴》。2.丁俊杰《现代广告通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3.黄升民《中国广告图史》，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版。4.汤劲《现代公益广告解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致谢：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指导老师刘苹教授在确定选题（收集资料、整理思路等）方面给了我细心的指导，在论文完成之际，特此向尊敬的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China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ads

Zhang Qiannan

Directed by Prof.Liu P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a's social welfar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welfare undertakings, public service ad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nhancing our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moral standards and other aspects of public culture.This paper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PSAs start by analyz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made PSAs development proposed PSAs bottleneck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heir sol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SAs greater achievements.Keywords

Public Service Ads

Development

Media

Effect

第五篇：中国法律思想史演讲稿

1.“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明朝之所以没能好好的治理，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开始的。

2.“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天子认为正确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天子认为错误的不一定是错误的，即便天子也不能把自己的是非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在学校公议事情的是非。

对于学校功能、作用的看法，是黄宗羲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明夷待访录·学校》，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把学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了。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还要让“治天下之具”都出于学校。天下的大是大非，不是天子说了算，而是公之于学校。两者的意见相冲突时，以学校的意见为准。

3.“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 东汉的时候，全国有大学生三万人。他们议论国事既尖锐又深刻，不替既得利益集团开脱。当时的高干们都很怕被他们议论。宋代的时候，大学生们跪在国务院门前，击鼓请愿，要求正直的李纲同志出来主持工作。

4.“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太学祭酒，即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由货真价实、数一数二的学者而不是靠抄袭论文评上教授职称的“学术混混”担任，其地位和宰相同等，每月初一，他都要给包括皇帝在内的中央领导举办一场专题讲座，同时对政府的失误提出批评，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职责。需要说明的是，赋予学校一定的政治功能，不等于学校“政治化”，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粗略地说，学校“政治化”有两种情形：一是荒废学业，天天搞运动，学校沦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和工具。其二，运动是不搞了，但没有学术自由，一切按“最高指示”办，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对权力说不的勇气，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女。

5.“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

目的是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中央集权之弊。

6.“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我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是为万民苍生工作，不是为一姓一朝工作。

7.“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

有的人说：“臣子难道不应该与人子一样吗？”“不是的8.“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治理天下，就像牵拉大木头一样，前面的人出力喊“耶”，后面的人就要跟着出力喊“许”，君主和臣子，就是一起拉木头的人啊！如果手不拉紧绳索，脚不踏稳地面，在前面带路的人（指君主）只是在嬉戏，而在后面跟随的人（指臣子）还认为是对的，那么就会荒废了牵拉木头的工作。

9.“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如果出仕成为了君王的臣子的人，却不能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么也不过是君主的仆妾罢了；但如果是能够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就可以算是君王的帝师挚友了。

10“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其实天下的安定混乱，关键不是在于皇室一姓的兴亡，而是在于千万百姓的忧患安乐。

11.“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谋利防乱的公平之法，而 “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专制之法。

黄宗羲所谓 “藏天下于天下者”，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

由于立法是为天下之人而不是为君王自己，法并不是君王拿来对付老百姓的，而是协调百姓之间的关系，共求大利，所以不须将法律弄得十分细密严苛，只需简约明了即可。这一法治环境就显得十分宽松和谐，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君民对立的基础上，而是体现了两者根本利益的一致。

12.“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三代以下之法，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私字，是为帝王一家立法。法是君王拿来维护自己一家的利益、对付臣下和百姓的工具，因此，越是细密严苛，对君王就越有利。但这一做法只是君王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一家之法是建立在君民对立、为君王一家牟利、损害百姓和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其法越是细密严苛，这种对立状况就越是剧烈，所以黄宗羲说，天下之乱就生于这一非法之法中。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是乱世之源的说法，是对传统法家思想的彻底摒弃。

13．“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考“治人”“治法”之说，倡自荀子。《荀子》书称：“有治人无治法。”② 论者以为，荀子的这一论断与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恰好构成反命题，二人的观点是对立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何谓“治法”？何谓“治人”？荀子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③ 又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④ 可见，“治法”，即“良法”。具体所指，便是荀子、黄宗羲所津津乐道的“先王之法”、“三代之法”、“天下之法”。“治人”，即“君子”，或者说，指有德有能有位的人，亦即黄宗羲所说的“能治之人”。⑤荀子之世，去古不远。他总结三代至战国的历史经验，认为三代有圣人创制之“治法”，又有“治人”来实施这种“治法”，故而天下大治。战国之世，天下大乱，问题不在于没有“治法”，而在于缺少“治人”。所以，他说：“三代虽亡，治法犹存。”⑥ 因而，致治之方，不是“急得其势”，重新立法，而应急得其人，充分发挥像他那样的“大儒”、“治人”的作用，切实贯彻执行三代之“治法”。

黄宗羲意识到，他生活的时代与荀子之世已完全不同：“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⑦ 他的结论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⑧ 这里的“无法”指无“治法”，或曰无“先王之法”、“天下之法”，有的只是专制君主的“一家之法”，这是一种“非法之法”。他指出，在“非法之法”的桎梏下，即便有“能治人之人”，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黄宗羲疾呼，当务之急是恢复先王之“治法”。

荀子在“治法犹存”的时代重视“治人”，黄宗羲在“治法”“荡然无具”的情况下强调恢复“治法”。这两位相隔1800年左右的思想家从思路到结论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发展的。

首先，他们在治国先应有“治法”这一点上相同，只是荀子认为，三代“治法”在他的时代原本就存在着，黄宗羲则看到他的时代全无“治法”，须先一一恢复之。

其次，他们关于“治法”的价值标准是一致的，都推崇三代“先王之法”。

最后，他们还都认为，“治法”须得“治人”才能发挥作用。黄宗羲说，有了“治法”之

后，“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⑨“其人是也”的“人”，指“治人”。有了“治人”，“治法”才“可以无不行之意”，达到良好的实施状态。荀子也曾说，“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⑩ 两人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梨洲所抨击的不是倡言“有治人无治法”论的荀子，而是死抱着1800年前的“有治人无治法”这句话不放的与他同时代的“即论者”。用时下的话语来说，这“即论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思想僵化者。其《明夷待访录》之旨，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荀子的“治法”与“治人”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提出该设想的原因：

封建社会里，充斥着崇拜上帝和皇帝的迷信，维系宗法、强行族权、重视血缘的偏私，讲出身、凭门第、定尊卑的特权

君权是罪恶之源，是祸乱之本。君主自私自利，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无情的剥削，压榨民众。

黄宗羲认为君主应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为自己谋私利的恢复宰相，以分君权

贤明的宰相，倘若天子之子不贤，尚能以之补救。明太祖废除在想的制度是腐败的开始，宦官控制了入阁大臣，入阁大臣无法起到宰相的作用，宦官攫取了宰相的实权，导致了朝廷黑暗。所以，只有加重相权，才能避免朝廷的黑暗，是国家更加的安定。

学校议政，以限君权

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应当是表达民意、议论朝政、帮助天子治理天下的机构。应当继承东汉、北宋时期太学生议论和干预国事的传统，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

君主应定期亲临太学，体察民情、听从劝谏

地方分治，以治集权

分封制不利于中央政教通达与地方；郡县制易造成天下征伐不息

倘若在边境重地设立地方分镇，可以克服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弊病，对内可以促进发展，对外足以抵御防患，而且有利于防止君权的过度膨胀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加强地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君臣共治，以弱君权

天下之大，非君子一人所能治理君臣应当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黄宗羲反对将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强调君与臣应当相互协作，共同向天下人负责。大臣不可以只向君主个人效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本质共同点包括：

1.“经世致用”思想:

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影响: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2.君主批判思想:

君主的横征暴敛和专断加剧了王朝的危机,他们逐渐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诸多弊病的根源,从而无情地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影响:以顾,黄,王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识是在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天崩地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