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地方政府的行政和管理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问题。

地方政府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层次，处于“宏观之末、微观之首”，既是公共政策执行者，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对象，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民主政治建设的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但是，用党的十六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行政效率”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来衡量，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八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尽合理，地方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政府机构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然存在着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执法主体不明确、监督与执行混为一体等现象，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到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进行社会管理、开展公共服务上来，政府管了许多应该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去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一些事情却没有管好，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仍有发生。二是依法行政方面有差距。突出反映在有的地方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民主作风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规章制度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工作方法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不适应，导致不依法办事、执法违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现象发生。三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有的地方政府不能准确领会国家宏观政策和判断把握市场经济形势，作决策订措施时不遵循客观规律，执行公共政策时不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得不够，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政策缺乏连续性，存在着“朝令夕改”的现象。四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有的地方政府及领导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注重可持续发展，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不少地方政府重视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把自己当做经济建设的主体，看轻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者的角色，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把GDP作为政绩的考评指标，把主要精力放在围绕人均GDP增长的经济建设上，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特别是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经济发展几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由于政府职能在经济建设上偏强，而在公共服务上偏弱，致使大量社会问题、重重社会矛盾难以得到及时的缓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五是城市与农村在政策执行上存在着严重差别。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市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劳动就业、日常生活、税收等方面所享受的公共政策待遇远远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不仅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政策，而且还要在许多政策方面承受一些特别的支出。在税收方面，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村居民不分年龄、不分收入的多少，都必须交纳税收。据统计，现阶段全国农民人均税额高达14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税赋只有37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达农民实际收入 6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赋反而是城镇居民的4倍。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各项社会负担。这些政策上的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对农村居民构成明显歧视的公共政策。六是公共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应然”的公共政策即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基本目的以及“理想化”的内容。“实然”的公共政策则是指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现阶段，地方政府的许多公共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公共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办法来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公共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就存在不协调的情形。由于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着过大的差距，所以效力十分低下，无法有效地应对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表现是：替换性执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选择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象征性执行，“软拖硬抗，拒不执行”；附加性执行，“搞土政策，自立一套”。上述种种，严重削弱了中央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导致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损害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八是地方政府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监督、约束机制不全，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没有完全规范，权力分解、权力制约做得不够，少数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突出，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作风飘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行政效率和工作效率不高。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解决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中的存在问题，应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部署，按照执政为民的要求和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应该退出竞争性市场，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限责任政府、统治型政府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害的能力。加快政企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进一步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执行公共政策的始终，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给社会发展政策一个应有的位置。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人的能力，提高人类的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政府的经济职责应该要放在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稳健的宏观调控上来，不宜再过多地参与竞争性盈利性行业的投入。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障方面来，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成本付出，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城市与农村政策的同一性。公共政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宪法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同一性即公平性，对于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同等的基本的公共政策。现阶段必须努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在政策上的对接，逐步实现城乡政策的同一性、公平性。

（五）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维护公共政策的权威。首先要从制度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问题，实行“宏观决策中央独统、微观决策地方自主”，改变中央偏重或地方偏重的弊端，明确规定给地方一定幅度的政策执行自由度，明确哪些问题可以变通哪些问题不可以变通，建立部门之间、地方之间政策执行活动的整合机制。第二，加强政策研究，对现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是政策规定之间出现相互矛盾、扯皮现象的都必须及时纠正，凡是与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不一致的地方、部门规定一律废止。第三，摆正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第四，加强监督，从严治政。要建立和健全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使政策执行机构置于监督体系的严密管理之下，对违法渎职、执行失误、疏于政务、贪污腐化等行政案件要严肃查处。

（六）加强政风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切实加强政风建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加强调查研究，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尽量克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让制定的政策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以增加公共政策执行的效力，缩小“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维护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财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必须坚持察实情、讲实话，不瞒报压报，不虚报浮夸；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注重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精简会议、文件，严格控制非实质性的公务活动，集中精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问题。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要求，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务员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勤奋工作，遵守纪律和职业道德，诚信廉明，公道正派，乐于奉献。要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要继续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第二篇：论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被采纳之后，把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在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政策执行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公共政策产生的直接而又实际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的许多公共政策都比较符合现实情况，在得到较好执行的地方，政策的效果比较明显。然而，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诸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从而使得政策在执行中产生偏差和变形，导致政策目标不能有效实现乃至与完全落空的情形，不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政策敷衍执行。主要是指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故意只做表面文章，只搞宣传而不研究实际情况，不采取可操作性的执行措施，不落实执行政策的组织、人员、资金。政策执行主体或者被动等待上级的新政策，或观察上级是否要严肃执行，或旁观其他部门是否认真执行。在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之后，政策执行容易错失最佳时机，从而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是严肃的公共政策最终成为一纸空文。例如现实生活中某些地方政府口头上支持中央政策，或以书面形式表态，但没有按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任何事情；有些部门、有些地区对上级政策虎头蛇尾、前松后紧，敷衍塞责、延宕推拖，消极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时会出现负面效应，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二是政策选择性执行。一项公共政策往往是由相互依存、有着共同目标的若干本分组成的，一些地方政府、单位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行过滤，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规定执行，不利的内容则有意弃之不用；更有甚者，当需要执行的政策与负责执行的机关、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时，执行机关就有可能制定与上级机关公共政策表面相一致，实际上相违背的执行措施，妨碍公共政策的全面实施。“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变形”，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极大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国家和人民利益。

三是政策附加性执行。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附加了一些不恰当的内容，盲目扩大政策外延，使政策的调整对象、范围、力度、目标超越政策原定要求。执行部门为了本地利益往往采取一些土政策，或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准确执行到位而出现政策失真。特别是一些地方，打着贯彻上

级政策要结合本地实际的旗号，另立一套规定，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严重阻碍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例如，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应试教育的不良现状。但是这些年的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人们对素质教育的理解莫衷一是，有的地方将改善教育工作的物质条件说成是实施素质教育，有的说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教育是提高文化素质等，导致素质教育的内容和外延被无限扩大，实质上偏离了素质教育的中心内容，反而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四是机械照搬执行。执行者在执行公共政策时不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上级政府政策。例如个别政策执行者执行能力不强，缺乏因地制宜的变通能力，不主动创造政策执行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时机，而是盲目照搬照抄中央政策。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浪费了政策资源，还会把责任推给政策本身，是公众对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产生质疑，有损公共政策的权威和严肃性。

五是政策矛盾性执行。在现实工作中，由于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有时有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因部门之间的权与利的争夺，部门间的红头文件或执行文书相互打架，政出多门，而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一项公共政策由几个部门共同执行时，有时还会出现两样结果，使政策对象难以适从，不知听从那一个部门的执行意见或决定。

综合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来说归为以下几点。

一是公共政策自身的缺陷。首先是有些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新老政策之间，宏观和微观政策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和各部门的政策之间，以及一个大政策和它具体实施细则之间，往往没有很好的衔接和配套，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难度，另一方面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钻空子造成可乘之机。其次是政出多门。我国目前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多头决策，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常常是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面对众多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的政策，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先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杆部门优先，其它部门乃至党政机关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样一来，其政策执行必然大打折扣。再者是是政策多变。往往是今天制定了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忽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政策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无法建立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很难使人遵从。

二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水平、政策之心更利益及其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及其效果实现的重要保障。而目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者素质参差不齐，执行者的素质高低也从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从现实政策执行过程来看，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执行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人甚至缺乏必备科学文化知识，必然使政策执行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也确实不敢恭维。一是文化水平较低。二是业务技能较弱。三是职业道德较差。不仅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作为“经济人”在执行过程中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政策执行的行为偏差。在政策执行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一旦公共政策威胁到执行者自身的利益时，执行者无论是出于公心或是私心都有可能抵制这一政策。这样就会造成国内该政策执行中政治资源的流失，产生大量的寻租和权力腐败的现象。

三是公共政策执行机制方面的原因。公共政策权力配置机制不合理，纵向权力划分不明晰，横向职能配置不合理。机构之间职能不清、责任不明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利益纠纷而互相推诿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问题的出现；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目前虽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从上至下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控机构，专门负责检查监督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往往是一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下发一个文件，做出一些规定，而较少关心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正是由于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落实缺乏监督保障体系，执不执行都是一个样，时间一久，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风自然盛行。

就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而言，执行比政策本身更为重要。因而政策执行在政策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完善我国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三篇：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两怕”：有的“班长”怕班子成员对敏感议题跑风漏气影响决策,怕充分发扬民主限制自己的权利影响权威，怕反复走程序落下“不敢拍板，不敢负责”的口实；班子成员怕经常发表意见影响“沉稳”形象，怕发表不成熟意见影响能力评价，怕提不同意见落下“不保持一致，闹不团结”的骂名影响进步。

“四变”：一是极个别基层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班子成员敢怒不敢言，使“班长变家长”。二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组织原则，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通道变梗阻”。三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人对自己关注的甚至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以集体决策的面目出现，用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让个人意见合法化，使“民主变味道”。四是一些班子议事质量不高，民主集中制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同意”等所谓意见，使“乘法变加法”。

二、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几条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奠定坚实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执行中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健全各项制度规定，增强刚性约束。研究制订《地方党委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条例〈试行〉》，对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机制、范围、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固定下来，便于操作。

3.坚持程序民主，规范权力运行。一是编制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且要有不可逆转、不易变通的刚性要求。二是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问题确定下来，作为必备内容。三是常委会内部监督和全委会监督。

（摘自《党史信息报》2月24日原永胜/文）

第四篇：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执行难是我国法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它不是法院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社会众多力量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才能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效，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功能的最大发挥。

关键词：执行难 联动威慑 长效机制

一、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内容

在我国，由于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不高，社会诚信制度缺失，财产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文书生效后自动履行率仅占40%左右，另外60%以上的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法院强制执行。而在执行实践中，某些债务人更是明明有履行能力，却能拖则拖，能躲则躲，采取一切手段躲避执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而且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诚信社会环境的营造。

为增强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了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这一规定为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民事诉讼法》只是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差，在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往往找不到对应的法律规定和处理依据。2010年7月7日，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法发（2010）15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执行联动组织机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以及启动和运行的程序。自《意见》实施以来，通过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将消极、被动、单一的协助执行机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转变为以法院为主、各部门协作联动的执行模式；将单纯依靠强制执行的工作模式转变为强制执行与联动威慑并举的工作模式。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破解执行难的治本之策，能够有力推动执行难的解决，有助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养成法律秩序，实现社会法治进程的自然演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近些年该机制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位阶较低，法律效力较弱

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散布于民事诉讼法中，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意见》虽然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够完善、系统。《意见》规范效力层次较低，难以体现民事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权威性，并有司法机关行使立法权之嫌。同时《意见》主要是在人民法院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中流通，其影响的范围有限，难以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更为严重的是，《意见》与法律规定之间，地方性法规、法院工作细则及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以及不同的地方性法规，不同法院的法院工作规则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这已几乎成为我国现阶段立法的通病了，严重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以及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二、缺乏信息对接的衔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下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在执行工作中，执行员查找被执行人下落以及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线索，然后分别到不同的机构查询，执行员花费大量的精力到处查找财产，却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管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身份及财产信息的部门有公安、工商、银行、房管处、国土局等部门，各个机构各自为政，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等深层次原因的影响，要与各单位全面建立信息对接难度较大;加上各个机构信息不通，许多机构还未实现跨地区数据联网，不能实现跨地区联动查询。就查询被执行人存款来说，就需要执行人员跑数家银行，而查询结果可能仍不能真正反映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而冻结、扣划外地存款时更是需要远赴外地执行，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往往延误了最佳执行时机。

（三）执行联动处分机制过于谦和，业务单位配合打折

业务单位协作的随意性大，执行联动效果往往受个人关系好坏的影响，因涉及业务单位或个人利益，法院执行人员在请求协助执行时，时常遇到协助单位的“软钉子”，给法院执行人员设臵程序障碍，利用时间差转移执行财产。如果没有严格的处分机制,那么联动执行措施的有效性便大大折扣,联动单位不履行联动规定的义务成本过低,势必影响执行联动机制的贯彻落实。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不履行职责的单位,人民法院可以有三种解决方案,即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者报请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或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的规定采取制裁措施，但有协助义务的单位一般属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法院需要经常请求其协作，罚与不罚都为难，且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法律规定由于存在具体认定拒绝协助，往往因操作性较差，而很难得以真正执行。

（四）组织机构不明确

《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成立联动执行领导小组，各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各地成立相应的执行联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但执行联动领导小组职权范围不明确，各级机构的设臵不能落实，小组成员对联动执行机制设立的意义不认可，导致联动执行工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五）遗漏了执行联动救济

《意见》提及执行救助制度,民政部门应当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救助工作，但却忽略了联动执行过程中的救济制度。联动执行措施在根本上是国家公权力对被执行人私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没有执行联动的救济措施，则法院执行人员、协助单位工作人员，可能会罔顾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执行行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私权益被侵犯时不能得到合法救济。

三、联动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与拓展

（一）加快民事执行立法、完善执行法律体系

加快民事执行立法。依靠司法解释来指导民事执行工作是我国现阶段无单行的民事执行法的必然要采取的补救模式,民事执行工作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其规定得很笼统,且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即实行民事执行分别立法这一立法体例。近年来有关民事执行的诸多司法解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混合立法模式的缺陷，将民事执行程序单独立法,对民事执行程序加以详尽合理的规定,是实现民事执行工作有法可依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关民事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己经有数百条之多,为民事执行单独立法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与民事执行相关的法律很多,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协调不够!可操作性差。如现行刑法明确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罪和隐藏转移故意损坏已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财产罪,但要求情节严重，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何为情节严重,适用依据不充分。完善与执行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对于民事执行工作的推进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目前民事执行立法不完善程序设计粗陋的情况下,执行实践中的改革、创新便显得不可或缺。

（二）法院内部建立“立审执”统一联动协调机制

执行时立案、审判的延续，也是法院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工作完成的好与坏，与立案、审判等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在立案环节，通过加强诉前财产保全，防止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或变卖财产。注重对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使当事人增强执行风险意识，积极主动地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在审判环节，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提前实现执行效果，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能当庭调解给付的尽量促成当庭给付，不能当庭给付的，引导双方签订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便于今后执行，切实提高文书质量，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避免因文书质量不高，裁判表述瑕疵，给执行带来不确定因素。

(三)建立信息互通平台，建立健全信息对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建立信息共享及网络交流平台，便于法院及时了解被执行人信息，制定执行策略。建议将执行管理系统与银行、公安，房管、车管、工商等相关信息系统充分连接，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人民法院内部完善信息查询审批机制，定岗专人负责管理和使用这些技术系统，办案机关在自己机构即能够通过被执行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询、锁定其户口迁移、兴业臵产、工商登记、招标投标、存贷转账等相关信息。

（四）建立健全相关运行制度、完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有相关配套的运行制度作支撑，维持和促进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转。建议建立执行协调会制度，由各地、各级党委领导每年组织各协作部门召开执行协调会，针对各地各级的具体情况部署执行联动威慑的具体协作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民信用评价制度，开发公民和法人信用评价软件，对公民和法人信用情况作系统记录，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中心进行管理和查询，切实推进诚信社会建设。

(五)将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的构建是一项涉及面广、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摆到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虑和谋划。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并加强对各成员单位履职情况的检查、监督、考核。特别是要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被执行主体履行义务的情况，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法院执行情况，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非法干预执行的协调、查处工作情况，一体纳入考核范围，进行重点考核。这样，才能促进并确保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持久、良性运作。

（六）建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是在民事执行联动机制落实过程中,纠正执行程序瑕疵行为和处理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必要程序。该救济的动因只能是违法民事强制执行行为，这首先是执行人员的侵权执行行为的纠正,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执行机构及其执行人员依法合理采取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其次是针对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公民私权利提供的一种救济途径,促进司法公正,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程度，我国民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的确立,有助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联动机制的整体构建。民事诉讼法虽然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了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但罚款和拘留也有局限性，拘留、罚款都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时，法院面临罚与不罚的难题，另外在有的案件中，协助执行人因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所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罚款的数额，而且通过罚款和拘留仍然无法弥补债权人受到的损失，建议规定规定协助执行人拒不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或者故意妨碍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构建涉及面广、影响深、难度大，需要整个社会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仰赖于各级党委的长期大力推动。让人满怀信心的是，发动全社会力量破解执行难，已逐渐成为各级党委的共识。相信随着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也将逐步步入规范、高效、优质的运行轨道，法院执行难的局面中将会成为历史，

第五篇：“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来源：学说连线 发表时间：2006-11-21 17:29:30

摘 要:政策的选择性执行是影响政府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各种表象出发，认为：政策决策机制不科学，政策执行人员素质不高，不健康的政绩观，竞争机制缺乏，权力配置混乱，监督机制失效是导致执行主体选择性执行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防治对策。

关键词: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防治对策

“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是组织绩效管理中的一种顽症，它的蔓延往往使组织的绩效管理成为“纸上谈兵”。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形式日趋复杂，这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强调政府的绩效管理，探索 “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活动的表现形式

（一）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含义

政策执行主体按照政策要求，完整、正确地执行公共政策，并且达到政策预期目标的过程，称之为不折不扣的公共政策执行。但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政策执行者并不是全面、完整地执行，而是有选择地执行，从而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它的实质是：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需要以及对政策的片面理解，对政策原来的信息或是精神实质误解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

（二）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具体表现

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精神实质的误解或有意曲解，往往会导致政策偏离既定目标，使政策内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甚至落空，失去了原有的公正性和真实性。这种选择性执行活动在各部门和个人的利益因素的作用下表现出多种形式：

1.“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策的价值指向与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不相一致的情况，于是有的执行主体就会依据自身对政策的偏好制定出与政策表面上相符合，而实质上相悖的执行方案，使执行的效果偏离政策既定的目标。例如，政法机关不准从事经营性活动，但有的机关把经济效益差的实体脱了钩，而效益好的经济实体却是明脱暗不脱，照样利用原政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渠道为经商谋取便利。这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有效落实，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威以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龙头蛇尾，半途而废”

政策执行是一个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过程，但在现实执行中，政策执行却常常出现“龙头蛇尾，半途而废”现象。某些地区执行“扫黄打非”政策，基本上就是一阵风，中央强调严打的时候，上级检查的时候，本地官员需要用以作为政绩的时候，执行力度很大，其余时间有的政策执行者甚至还是这些行业的顾客。这几乎成了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潜规则，致使“黄浪”一浪高过一浪。

3.“断章取义，各取所需”

国家的公共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政策的整体性要求在执行过程中政策必须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但是，有的政策执行主体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挑选其中对自身有利的部分执行，对自身不利的部分就不执行。这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政策执行模式，肢解了党和国家的政策，使中央政策变得残缺不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4.“阳奉阴违，弄虚作假”

国家公共政策的严肃性要求所有的执行单位，都必须按规定如实传达政策精髓，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但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有些执行主体却对上级阳奉阴违，表面上是制定了执行措施，安排了执行计划，甚至还有督促检查，而暗地里却是另搞一套，弄虚作假。如为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专门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农民负担绝对不能超过农民人均收入的5%。可是，许多地方通过虚报农民收入的方式来为增加农民负担制造“依据”，结果，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发生的原因分析

学者盖恩(Gunn)在总结胡德的观点，融合了学者杰弗里·普雷斯曼(Jeffrey.L.Pressman)和艾伦·B·韦达夫斯基(Aaron.B.Wildavsky)的观点提出了最优政策执行的十个前提条件:①执行机构的外部环境没有太多的限制；②项目必须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③不仅整个项目没有资源限制，而且执行的各个阶段有充分的资源保证；④需要执行的政策是建立在正确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之上；⑤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并且很少有间接的联系；⑥只有唯一的执行机构，这个执行机构并不依赖其他机构，即使依赖其他机构，这种依赖性也应该在数量和重要性上最小化；⑦必须要对达成的目标有充分的理解；⑧必须要对达到目标所需要完成的任务进行详细分解，并且弄清它们的先后顺序；⑨各个因素和机构之间拥有充分的沟通和合作；⑩权威机构人员能够获得完全的认同。[1]

然而我国现实的执行状况又有多少符合上述条件呢？作者认为未具备上述前提而导致执行效率低下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一下四点：

（一）政策决策机制不科学导致政策本身存在缺陷

政策决策机制不科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出多门、机构繁多、职责不明、多头决策”

几乎所有的部门都不愿意自动放弃政策的决策权，因为那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且更是利益的诱惑。多头决策导致政策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可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政策打架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使得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一筹莫展，更为钻政策空子的人打开方便之门。

2.“人存政举、人走政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

从民间总结的官场潜规则来看，很少有政府官员通过完整选举，完整地为官一届的，大多数都是先调任，等到官员正式主事时再选举，所以领导换届频繁，而政策却是随着领导的换届进行更换，使得政策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经常出现新旧政策的不兼容，难以建立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二）政策执行人员素质不高，导致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不足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对政策信息的认知能力和使用政策资源的能力。如果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知识丰富，了解自己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对所要执行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原则与策略理解深刻，且执行政策的相关资源充足，政策执行主体选择正确行为的方式的可能性就大。相反，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知识匾乏，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缺乏认识，对政策提供的行为模式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同时，执行主体采用正确行为的自身力量和物质力量又弱，他们就越可能采用错误的政策执行行为。这些现象在农村基层执行活动中尤其突出，“干扰”甚至“误导”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件经常发生，虽然这种“干扰”和“误导”是出于好意，但造成的后果是不会因为动机而改变，毕竟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三）不健康的政绩观导致政策执行主体对执行风险预期的扭曲

主体的行为选择除了受自身利益、价值观和行为能力的影响外，还要受到来自外界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在政策的执行活动中，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政策执行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因而，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必然要进行成本——收益预期。如果执行一项政策的行为成本大于预期的行为收益，执行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将直接影响到对该项政策执行行为的选择。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影响主体成本——收益预期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主体在行为成本[2]上的考虑。如果主体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预期到一定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可能大于所得到的收益，主体就不会选择该种行为方式。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奉行着不健康的政绩观，一味好大喜功，一味追求“数字政绩、形象工程”，其后果就是加大民众负担，劳命伤财。

（四）竞争机制缺乏，权力配置混乱，监督机制失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已经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多元经济造就出众多的经济利益主体，市场经济催生了经济民主，经济民主的发展又为政治民主的发展打下基础。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主体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寻求公平竞争的机会，要求享有公共管理的权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希望在公共政策执行中体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价值。显然公共政策执行由政府一家独揽的体制就不能适应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

政策运行机制的运转主要是在组织和领导体制的基础上，通过权力的合理划分和有效配置来实现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和控制的。目前，我国的政策运行机制中权力配置比较混乱，集中表现在：党政不分常使政策之间相互打架，导致政策的执行力下降，以及机构重叠带来执行相互交叉。

由于权力配置混乱也导致了监督机制失效，集中体现在：某些基层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混为一体；或者，部分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是利益的高相关体。

三、防治公共政策选择性执行的对策分析

（一）优化决策组织结构，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和权威性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是一个严谨而系统的过程，它应该满足：公共需求——决策主体提出设想——专家组提出方案——各利益相关者反馈信息——专家组重新修订——决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专家组的修订方案必须要具有法定效力，决策过程才具有科学性。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决策主体（尤其是某些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拍脑袋决策，才能避免决策主体参入更多自身利益的意识到决策中去，才能真正做到公共政策为公共服务，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更具有权威性。

（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素质，完善公务员制度

一个合格的执行人员至少应具备这么一些素质:①较高的政策认知水平；②牢固的纪律观念；③合理的知识结构；④较高的心理素质和流畅的驾驭能力；⑤因时、因地制宜的创造精神。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在激励原有的执行人员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在职公务员的培训工作，尤其要改变传统的以“贯彻政策方针”为主的培训模式，转变为按以上5种素质的综合培训；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增强公务员制度中竞争机制，彻底废除“公务员终身制”制度[3]，多引进符合岗位要求的高学历、高综合素质的精英来充实公务员队伍。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制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

有时一项政策没有被贯彻实施步并不在于政策不合理，而是执行者想以执行政策为条件同政策制定者进行讨价还价，获取更多的资源，如象优惠政策、税收减免等。政策执行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可供运用的财政资金的充实状况，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表现出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较改革前有所下降，而需要承担的财政支出范围和数量却呈现出加大的势头。我国公共政策体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中央政策在地方实施时，中央很少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或财政支援，以提升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收入大概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0—55%，但其支出只占30%左右；其余的支出被转移到地方政府。[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是如此，地方政府和基层的财政关系也是如此，政策的制定方总是寄希望于政策执

行方能够自筹资金，而执行方又总是寄希望用“执行”来和政策制定方博弈取得资金，这样严重影响执行效果。所以必须对称执行主体的财权和事权，这种“对称”不只是简单地赋予权利，同时也包括严格赋予责任和惩戒。

为了保障“对称执行主体的财权和事权”能够顺利推行，使公共政策执行的同体化与异体化同步发展是关键。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一部分由政府执行机构和人员承担。即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同体化。另一部分可以面向社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用出租、承包、委托、签订合同等方式由非政府公共组织或其他组织执行，即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异体化。公共政策执行异体化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权力越来越多地转移给公民社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引入了竞争机制。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各种执行人员的责任心，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而且可以加强政策制定系统与政策制定系统以外的公民社会的沟通与互动，减少公共政策执行的阻力。

（四）量化监督考评体系，健全问责制度

监督一般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在现阶段，执行部门的内部监督机制表象较为健全，但体制有待改善，执行部门内部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利益关联不可能彻底分割，所以必须要建立健全监督考评指标体系，并且对其量化、数字化，例如，可以引入平衡计分卡的方法，使内部监督变得更“简单”，更“机械”一点，这样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消减利益相关性对监督效果的影响。外部监督主要是来自公众的监督，它可以依托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来完成。在公共管理中，公众的满意程度是评估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标准，非政府公共组织可以通过“顾客主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施加压力，迫使政府的执行机构负有更强的责任心，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政府也可以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借助市场检验的方法，配合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例如，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向公民解释政府的公共政策，回答公民提出的问题，以获得广大公民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收集公民的意见、要求，根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政策，使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更符合服务对象的要求；通过非政府公共组织保持政府与公民社会联系渠道的畅通，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提高政府的回应力。

现有的责任追究机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对政府行使权力、履行职能过程中，责任的强调和追究尚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而且，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体系中，对政府做出的抽象行政行为——即各种法律法规、决策不能受到法律上的责任追究，只能通过内部的行政处罚，如警告、记过等表现出来，这就使执行主体进行选择性执行的风险和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在健全问责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摒弃“重政治和行政责任，轻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思想，注重跟进法制建设，完善各种法律配套设施。

参考文献:

[1] 张为波，王莉.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2] 丁煌，定明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案例分析与博弈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 霍海燕.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设想[J].理论探讨，2002（3）.[4] 施从美.政策执行失灵与执政能力提升[J].理论探讨，2005（6）.[5] 庄国波.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