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丁友军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在的罪犯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2005年，我们江苏省在全省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通过一年的时间实践来看，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江苏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我们在工作调研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存在问题

问题

一、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同，刑罚分别由公安机关、监狱、人民法院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看应是刑罚的一种，但《刑法》目前没有正式法律予以明文规定。现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通知中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托管、送达和回执的方式、有关矫正档案资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问题让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造成有关单位之间工作互相扯皮、跨省市犯罪或流动人口犯罪的矫正对象脱管、矫正程序不统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打折扣。

问题

二、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问题

三、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江苏省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问题

四、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

问题

五、基层司法所力量还比较薄弱。

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2004年，江苏省才逐步调整司法所的体制、落实编制。按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司法所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意见》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集体性质的干部和事业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一兼多职、安排非本职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建邺区从2005年5月开始全面接管社区矫正对象，每个街道司法所都接管10人以上，工作人员少，专业知识缺乏也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基本对策

对策

一、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加快立法步骤。

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策

二、建议成立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对策

三、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国家财政部应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管理》，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

对策

四、建议全国人大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在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对策

五、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严格按照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加大基层司法所的建设力度。一是进一步落实体制编制调整的有关规定。司法所行政和业务归口管理，增加编制，及时补充缺编人员，充实基层，明确司法所的工作职责。二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

第二篇：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即被判处缓刑、管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统称“五种人”)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臵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司法部从2002年才开始探索性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式运作。笔者就这项工作对临翔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查了解，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07年，临翔区被列为云南省第二批临沧市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区，全区有9个社区，截止2007年12月1日，共有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矫正对象158名，案件类别分别为：走私贩卖毒品25人，交通肇事7人，抢劫5人，故意伤害8人，滥伐林木3人，贪污挪用15人，盗劫5人，非法拘禁3人，刑罚种类为缓刑、保外就医、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监外执行。通过深入矫正对象、司法部门、社区干部、社区居民中了解，通过矫正，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临翔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一、观念滞后，群众认知程度低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人，犯罪人受刑越重似乎越能接近刑罚的目的，表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重监禁刑，轻非监禁刑，于是将大量犯罪人送往监狱，认为监狱是改造犯罪的最佳场所，结果造成监狱压力巨大、行刑成本过大。而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大多理解为“判了刑不用进监狱”或“坐家庭监狱”，对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转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司法人员对社区矫正也持观望的态度，对矫正的效果不乐观。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社区矫正就是公安机关的对五种监外罪犯的监督管理，仅仅是名称、监管组织的变化而已。这是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因而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发展。

二、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从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和刑罚执行的实际情况看，现行法律没有社区矫正的相关表述，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工作内容和运行程序等均无法律明确界定，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带来的问题和困难。当前的社区矫正，除了《通知》是对社区矫正规定得最详尽也最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外，司法部还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法律依据。而且，该《通知》的性质属司法解释，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很不适应。首先，人民法院认定犯罪并处以社区矫正执行的判决权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第二，按照《通知》规定，矫正机构不属于公安机关，而应属于司法机关，这与行法律规定是相违背的。我国《刑法》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可见，除执行缓刑时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尚有法律依据外，其他的社区矫正方式都没有提到基层组织或别的组织可以参与刑罚的执行。所以，缺乏法律依据将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据调查，临翔区也只是根据《通知》和《临翔区社区矫正试点各种实施方案》、《临翔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细则》来开展工作。，三、社区矫正队伍人才严重匮乏，管理模式经验化

矫正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工作方法。但是，目前一线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的矫正人员，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仅有的一些矫正工作者往往是从一般的社区工作者“蜕变”而来，例如临翔区的各个社区都是由社区干部经过简单的培训匆匆上岗。其自身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方法又简单粗糙；在与矫正对象接触和个别谈话时，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感召力和亲和力不够；有的还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另外，矫正工作者的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结构不够合理，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其次，由于矫正工作要求有一支稳定的合格的志愿者队伍，而目前既能够开展社会工作又懂法律的的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只是在司法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干部工作量大，不能投入过多的时间搞好此项工作。再次，社区矫正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是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正”，因为矫正对象往往受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对社会产生仇视、报复、破罐破摔等病态心理，容易存在情感与交往上的障碍，对自己重新做人失去信心，亟需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建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当前真正能够称为心理专家参与社区矫正的几乎是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后劲。同时缺少具有个性化的科学的矫正方案，对罪犯心理、行为的矫治效果就难以保证。

四、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五类犯罪人即五种监外罪犯，以前是由当地公安机关执行、考察和监督。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而常常对此无暇顾及，使得对五种监外罪犯的监外执行管理流于形式，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近几年来，随着社区组织的逐步规范和社区功能的不断拓展，社区矫正工作也开始从无到有。虽然《通知》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替代公安机关行使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职能，但是《通知》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成立专门机构实施社区矫正本身与现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缓刑、假释等五种刑罚的执行机关就相矛盾，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应叫何名称，职责范围如何，都没有统一的规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的合法性和强制力。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实施监管措施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五、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六、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开展难度大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要使社区矫正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建议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刑罚理念，消除监禁刑罚为主的片面观念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报应是指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即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来抵当其罪恶。预防又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通过惩罚犯罪人来教育社会不稳定分子，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人教育改造消除其再犯罪能力与倾向。长期以来，我国注重的是对监禁刑的执行，通过监禁改造实现刑罚的报应和预防之目的，然而忽视了刑罚特殊预防之功效。因此，我们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消除监禁刑罚为主的片面观念，把握当今世界刑罚制度发展方向，确立非监禁刑与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把刑罚的重心由犯罪转移至犯罪人，刑罚的适用由注重对犯罪报应的实现转移至注重对犯罪的预防，即注重对犯罪人的帮教改造以及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如何能够快速健康地溶入社会正常生活等方面的工作。

二、科学设臵行刑机构，修改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社区矫正法》

在我国的刑罚执行体制上，形成了由司法、公安均可行使刑罚执行权的二分格局，即：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监禁刑罚（包括判决生效时余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的执行权，公安机关行使非监禁刑罚（包括管制、拘役、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判决生效时余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权。这样的行刑格局有许多弊端：一是行刑资源浪费；二是不利于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归口管理和法律监督；三是对犯罪人的改造缺乏延续性，容易发生脱节。如获得假释的犯罪人到了社会上后，由于当地公安机关没有其在监狱接受改造的第一手资料而难以实施有的放矢的矫治措施，矫治效果难于保证。事实上，《通知》已经对我国的行刑权作出重大的调整，即对由公安机关行使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权调整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的专门机构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权，公、检、法各司其职，社区为载体。但是笔者以为，仅有一个《通知》还是不够的，应在试点工作取得实际经验基础上，及时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社区矫正法。通过修订和完善法律，一是合理配臵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二是完善行刑机构设臵，进一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资格，赋予其全面行使刑罚执行权（包括对非监禁刑罚的执行）的职责和权力，如组建社区矫正机构、制定社区矫正办法、研制矫治效果考评标准等。三是制定社区矫正有关法律法规，在修改相关刑事法律后，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臵、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为社区矫正健康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臵、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三、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

适时进行队伍培训是保证矫正质量的首要前提。组织队伍培训主要采取的方式：一是实施专题式教学。将国家政策、法规教育，治安形势、矫正发展趋势等分若干个专题供学员进行研究和学习，通过让学员解决真实性问题，来掌握隐含于其中的知识，形成解决当前矫正工作存在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的能力。二是按矫正基本知识、运用规律、参观考察、总结提高的步骤实施全过程培训。矫正基本知识，主要侧重于讲清解决矫正工作的基本问题；运用规律，主要是给出背景材料，实施案例、实例教学；参观考察，组织学员到具有典型的矫正社区参观考察，把专题研究引向深入；总结提高，主要组织学员运用所学理论，结合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并组织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此外，招揽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专业人才，更有利于矫正犯罪人的心理。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三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

四、重视矫正的方法手段，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社区矫正的关键在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社会再生资源，其核心是矫正质量。社区矫正应依法组织“矫正”，加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服务意识、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对矫正对重塑改造意识、回归社会意识。应着重在提高矫正工作本领上下功夫，在实施矫正的方法手段上下功夫。一是重视教育矫正。通过“听法制讲座、看法制园地、办法制知识竞赛、读法制报刊、唱文明歌曲、做文明事、干文明活”等多种教育形式，引导矫正对象熟悉法律法规、掌握政策形势、知晓道德规范、掌握行为准则，使其在思想上真诚反思悔过，行动上老老实实地服刑认罪，顺利地完成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改造任务。二是重视心理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心理需求，结合其犯罪历史、犯罪原因、心理类型、心理特点、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个体方案，研究心理矫正执行预案，进行心理分析，适时心理咨询，实施心理矫正，帮助其树立正常的心态，增大其心理的承受能力、排除其犯罪的诱惑力、加强其外界的抗干扰力，增强其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信心，促使其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做人的能力。三是社会公益劳动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公益劳动形式；根据矫正对象的职业状况，具体确定公益劳动的时间、程度和方式；根据矫正对象的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公益劳动的性质、类型和强度。通过组织其矫正对象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增强其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使社会和受害人在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同时也较好地维护了其矫正对象的自尊。四是制度矫正。建立和完善与矫正相适应的工作制度，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补充，更是矫正质量的重要保证。社区矫正组织应根据“五种服刑人员”的服刑情况，建立和完善登记、走访制度，每周见面考勤制度、每月参加一次公益劳动制度、每季度思想汇报制度、以及问责制度、考核评议制度、联系会议制度，思想教育制度等，使社区的矫正对象在制度的约束下，朝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有序、规范地进行。

五、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六、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矫正工作因经费紧张而无法正常开展的难题。

总之，笔者相信，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更具科学化、人性化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必将形成，富有人性魅力的社区矫正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三篇：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两怕”：有的“班长”怕班子成员对敏感议题跑风漏气影响决策,怕充分发扬民主限制自己的权利影响权威，怕反复走程序落下“不敢拍板，不敢负责”的口实；班子成员怕经常发表意见影响“沉稳”形象，怕发表不成熟意见影响能力评价，怕提不同意见落下“不保持一致，闹不团结”的骂名影响进步。

“四变”：一是极个别基层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班子成员敢怒不敢言，使“班长变家长”。二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组织原则，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通道变梗阻”。三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人对自己关注的甚至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以集体决策的面目出现，用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让个人意见合法化，使“民主变味道”。四是一些班子议事质量不高，民主集中制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同意”等所谓意见，使“乘法变加法”。

二、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几条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奠定坚实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执行中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健全各项制度规定，增强刚性约束。研究制订《地方党委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条例〈试行〉》，对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机制、范围、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固定下来，便于操作。

3.坚持程序民主，规范权力运行。一是编制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且要有不可逆转、不易变通的刚性要求。二是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问题确定下来，作为必备内容。三是常委会内部监督和全委会监督。

（摘自《党史信息报》2月24日原永胜/文）

第四篇：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执行难是我国法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它不是法院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社会众多力量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才能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效，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功能的最大发挥。

关键词：执行难 联动威慑 长效机制

一、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内容

在我国，由于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不高，社会诚信制度缺失，财产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文书生效后自动履行率仅占40%左右，另外60%以上的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法院强制执行。而在执行实践中，某些债务人更是明明有履行能力，却能拖则拖，能躲则躲，采取一切手段躲避执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而且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诚信社会环境的营造。

为增强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了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这一规定为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民事诉讼法》只是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差，在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往往找不到对应的法律规定和处理依据。2010年7月7日，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法发（2010）15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执行联动组织机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以及启动和运行的程序。自《意见》实施以来，通过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将消极、被动、单一的协助执行机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转变为以法院为主、各部门协作联动的执行模式；将单纯依靠强制执行的工作模式转变为强制执行与联动威慑并举的工作模式。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破解执行难的治本之策，能够有力推动执行难的解决，有助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养成法律秩序，实现社会法治进程的自然演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近些年该机制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位阶较低，法律效力较弱

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散布于民事诉讼法中，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意见》虽然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够完善、系统。《意见》规范效力层次较低，难以体现民事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权威性，并有司法机关行使立法权之嫌。同时《意见》主要是在人民法院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中流通，其影响的范围有限，难以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更为严重的是，《意见》与法律规定之间，地方性法规、法院工作细则及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以及不同的地方性法规，不同法院的法院工作规则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这已几乎成为我国现阶段立法的通病了，严重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以及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二、缺乏信息对接的衔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下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在执行工作中，执行员查找被执行人下落以及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线索，然后分别到不同的机构查询，执行员花费大量的精力到处查找财产，却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管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身份及财产信息的部门有公安、工商、银行、房管处、国土局等部门，各个机构各自为政，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等深层次原因的影响，要与各单位全面建立信息对接难度较大;加上各个机构信息不通，许多机构还未实现跨地区数据联网，不能实现跨地区联动查询。就查询被执行人存款来说，就需要执行人员跑数家银行，而查询结果可能仍不能真正反映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而冻结、扣划外地存款时更是需要远赴外地执行，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往往延误了最佳执行时机。

（三）执行联动处分机制过于谦和，业务单位配合打折

业务单位协作的随意性大，执行联动效果往往受个人关系好坏的影响，因涉及业务单位或个人利益，法院执行人员在请求协助执行时，时常遇到协助单位的“软钉子”，给法院执行人员设臵程序障碍，利用时间差转移执行财产。如果没有严格的处分机制,那么联动执行措施的有效性便大大折扣,联动单位不履行联动规定的义务成本过低,势必影响执行联动机制的贯彻落实。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不履行职责的单位,人民法院可以有三种解决方案,即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者报请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或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的规定采取制裁措施，但有协助义务的单位一般属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法院需要经常请求其协作，罚与不罚都为难，且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法律规定由于存在具体认定拒绝协助，往往因操作性较差，而很难得以真正执行。

（四）组织机构不明确

《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成立联动执行领导小组，各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各地成立相应的执行联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但执行联动领导小组职权范围不明确，各级机构的设臵不能落实，小组成员对联动执行机制设立的意义不认可，导致联动执行工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五）遗漏了执行联动救济

《意见》提及执行救助制度,民政部门应当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救助工作，但却忽略了联动执行过程中的救济制度。联动执行措施在根本上是国家公权力对被执行人私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没有执行联动的救济措施，则法院执行人员、协助单位工作人员，可能会罔顾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执行行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私权益被侵犯时不能得到合法救济。

三、联动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与拓展

（一）加快民事执行立法、完善执行法律体系

加快民事执行立法。依靠司法解释来指导民事执行工作是我国现阶段无单行的民事执行法的必然要采取的补救模式,民事执行工作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其规定得很笼统,且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即实行民事执行分别立法这一立法体例。近年来有关民事执行的诸多司法解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混合立法模式的缺陷，将民事执行程序单独立法,对民事执行程序加以详尽合理的规定,是实现民事执行工作有法可依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关民事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己经有数百条之多,为民事执行单独立法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与民事执行相关的法律很多,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协调不够!可操作性差。如现行刑法明确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罪和隐藏转移故意损坏已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财产罪,但要求情节严重，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何为情节严重,适用依据不充分。完善与执行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对于民事执行工作的推进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目前民事执行立法不完善程序设计粗陋的情况下,执行实践中的改革、创新便显得不可或缺。

（二）法院内部建立“立审执”统一联动协调机制

执行时立案、审判的延续，也是法院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工作完成的好与坏，与立案、审判等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在立案环节，通过加强诉前财产保全，防止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或变卖财产。注重对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使当事人增强执行风险意识，积极主动地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在审判环节，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提前实现执行效果，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能当庭调解给付的尽量促成当庭给付，不能当庭给付的，引导双方签订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便于今后执行，切实提高文书质量，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避免因文书质量不高，裁判表述瑕疵，给执行带来不确定因素。

(三)建立信息互通平台，建立健全信息对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建立信息共享及网络交流平台，便于法院及时了解被执行人信息，制定执行策略。建议将执行管理系统与银行、公安，房管、车管、工商等相关信息系统充分连接，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人民法院内部完善信息查询审批机制，定岗专人负责管理和使用这些技术系统，办案机关在自己机构即能够通过被执行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询、锁定其户口迁移、兴业臵产、工商登记、招标投标、存贷转账等相关信息。

（四）建立健全相关运行制度、完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有相关配套的运行制度作支撑，维持和促进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转。建议建立执行协调会制度，由各地、各级党委领导每年组织各协作部门召开执行协调会，针对各地各级的具体情况部署执行联动威慑的具体协作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民信用评价制度，开发公民和法人信用评价软件，对公民和法人信用情况作系统记录，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中心进行管理和查询，切实推进诚信社会建设。

(五)将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的构建是一项涉及面广、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摆到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虑和谋划。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并加强对各成员单位履职情况的检查、监督、考核。特别是要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被执行主体履行义务的情况，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法院执行情况，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非法干预执行的协调、查处工作情况，一体纳入考核范围，进行重点考核。这样，才能促进并确保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持久、良性运作。

（六）建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是在民事执行联动机制落实过程中,纠正执行程序瑕疵行为和处理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必要程序。该救济的动因只能是违法民事强制执行行为，这首先是执行人员的侵权执行行为的纠正,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执行机构及其执行人员依法合理采取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其次是针对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公民私权利提供的一种救济途径,促进司法公正,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程度，我国民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的确立,有助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联动机制的整体构建。民事诉讼法虽然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了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但罚款和拘留也有局限性，拘留、罚款都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时，法院面临罚与不罚的难题，另外在有的案件中，协助执行人因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所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罚款的数额，而且通过罚款和拘留仍然无法弥补债权人受到的损失，建议规定规定协助执行人拒不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或者故意妨碍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构建涉及面广、影响深、难度大，需要整个社会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仰赖于各级党委的长期大力推动。让人满怀信心的是，发动全社会力量破解执行难，已逐渐成为各级党委的共识。相信随着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也将逐步步入规范、高效、优质的运行轨道，法院执行难的局面中将会成为历史，

第五篇：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政策，含括了教育、种粮、养殖、日常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给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带来了实质性利益。然而，在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农民群众对此看法强烈，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作用的发挥。本文将以绥德县执行惠农政策情况为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相关部门对中央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知晓率和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一是涉及惠农政策的部分业务部门和乡镇政府对惠农政策的认识不够，特别是个别领导同志将惠农政策简单的理解为“发钱行为”，加之我县处于落后欠发达地区，乡镇政府财力资金有限，对政策的宣传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往往仅限于以文件讲政策和以会议谈政策，不能够直接深入群众中间宣传政策的核心要点，农民群众对政策的核心本质难以充分掌握。

二是“五公开”制度落实不到位，农村村务不公开现象尤为突出。村委会本应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的范围、发放方式、资金额度等内容进行提前公开和预知，但往往得不到落实，导致群众对相关政策不知晓、不熟悉，只能是在村干部执行政策后才得知该政策的存在。三是政策资金数额较低，群众积极性不高。惠农资金项目多，涉及的范围广，惠及了几乎所有的农民群众，但个别惠农政策划分到农民个人之后，只有十几元到几十元，农民群众却需要提供各种证明，专门到乡镇机关所在地农村信用社领取，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较高，农民群众对此类政策往往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力。

四是强农惠农政策落实的行政运行成本较高。为保证每项政策的落实，县、乡政府和村组织都需要层层部署，安排专人进行落实，要召开会议、转发文件、制作宣传资料、编制账卡表册、核实面积、协调矛盾纠纷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些由县、乡政府承担的配套资金，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具有一定压力。

二、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存在违纪违规操作现象 一是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目前，我县惠农资金的发放实行“一卡通”方式，但就群众反映来看，仍有个别乡镇对惠农资金存在截留和挪用现象。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所在地信用社机构通过“打招呼”或“说情”的方式，延迟惠农资金的上卡时间，移作他用。

二是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作为陕北欠发达地区，我县大多数乡镇往往只有农村信用社一种银行类服务部门，惠农资金的发放渠道“单一化”现象较为普遍，加之个别信用社职工服务意识不强，导致农民群众不能够及时领取惠农资金。各乡镇信用社也存在着“以人力不够，工作量太大”为由延迟惠农资金发放时间，从而赚取高额利息收入的现象。

三是以惠农资金抵消个人账务的问题时有发生。个别乡镇信用社利用自身业务优势，对一些在该社有账务情况的农民群众实行“以资抵债”，拒不兑付农民群众合法享受的惠农资金，个别村干部也利用手中权力，截取部分群众的惠农资金抵消个人债务，严重违反了惠农资金发放的有关规定。

四是个别惠农政策的推行实行“一刀切”，未体现公平原则。个别乡镇和农村干部，责任意识不强，“不愿得罪人”心理严重，对相关政策不分类、不评比，直接“一刀切”，缺乏公平。如，个别村对农村低保的发放，实行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方可享受低保的制度，严重削弱了农村低保对保护其他弱势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五是骗取惠农资金和冒领现象严重。个别村组干部和乡镇干部勾结，采取虚报、瞒报、漏报、多报等方式，夸大个人土地面积，骗取国家惠农资金。个别乡镇干部利用农民的弱势地位，采取恐吓、强制等手段，骗取农民惠农设备，如，2010年初，我县纪委严肃查处了个别乡镇干部以农民不会计算机操作为由，低价购买省、市扶持我县农村地区建立信息综合服务站的计算机设备。

三、相关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不够

一是职能部门缺乏责任意识。一些政府部门推行惠农政策过分依赖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提供的各项数据统计不作深入调查，完全信任，对乡镇政府执行政策情况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检查。同时，个别乡镇政府不能正确看待惠农政策的精神实质，把惠农政策的推行和惠农资金的发放看成是对农民的“施予”，在执行过程中方式方法简单，手段单一。如，部分乡镇对农村低保评选工作仅仅以村组上报的人员名单为依据，不做具体调查评判；对个别惠农项目资金使用上监管不力，导致农民群众不能满意频繁上访。

二是专门监督部门监督能力有限，效果不明显。近年来，随着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业务不断增多，加之干部人数有限，只能通过开展定期的专项监督，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实，无法开展长期的专门监督。同时，乡镇纪委难以有效发挥监督检查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惠农政策的执行效果。

三是群众监督意识淡薄，无法形成监督合力。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个别数额较小的惠农资金往往不放心上，对这类资金的发放采取漠视的态度，不想监督，不愿监督思想严重，难以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难以发挥作为最直接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

四、惠农政策落实的信息反馈机制不健全

长期以来，惠农政策的推行以“单向式”为主，对于政策推行的效果和惠农资金的使用往往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只管推行政策，却不注重对政策实施效果特别是农民群众对该项政策实施的意见建议，导致既不能为政策制定部门改进和修订政策提供依据，也不利于最大程度的发挥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对策及建议：

一是要创新方式，拓宽载体，进一步加大对各项惠农资金的宣传力度，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为各项政策的推行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二是要加大“五公开”力度。凡是涉及到强农、惠农的政策，各级党委、政府，村级组织都要实时公开，不仅要在政策推行前进行公开，也要把政策推行的各个环节进行公开，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三是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政策执行部门要牢固树立责任和服务意识，制定明确的工作方案，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分析。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对强农惠农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定期不定期专项检查活动，逐步加大对乡镇纪委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指导力度，加强县乡两级纪委的沟通力度，严肃查办违反惠农政策规定、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同时，积极发挥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在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优势，积极引入群众监督。

四是要建立健全政策推行的信息反馈机制。重点抓好对各项惠农政策执行效果和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收集、研判工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