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房贷执行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银行房贷执行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银行房贷执行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佛山市中院南海区人民法院

近几年来，伴随着城市房地产迅猛发展，涉及银行房贷类的执行案件数量也逐年上升，如南海法院2006年此类执行案件占该院执行案件总数的16％以上，此类执行案件存在较高的同质性，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案件执行周期长。此类案件一般通过拍卖抵押物来执行，拍卖抵押物要通过执行通知、限期责令搬迁、查封、评估、土地房产交易中心的排期、拍卖、过户等诸多环节，周期较长。

二是被执行人大多下落不明，送达困难。银行提供的被执行人住址往往为抵押物的所在地，但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早已不知去向，由于难以确定住户是否在此居住满一年以上，被执行人的经常居住地无法确定。执行人员只得在住所处张贴各种文书，同时又向户籍所在地邮寄送达文书。但此种邮寄常常无法取得有效的回证，被执行人拒绝签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使得执行中大量的文书送达工作效能较低。

三是开发商的连带责任大多无法落实。在涉银行房贷类案件中，判决大多确认开发商在抵押物价值外承担连带责任。但在执行实践中，有的开发商开发完一个项目后即下落不明或解散注销，即便开发商可以找到，但项目完成后公司基本上都已无财产可供执行，银行对于抵押物拍卖后不足补偿的数额也缺乏继续查找财产线索的积极性，案子往往在拍卖抵押物后即做结案处理，判决书中确认的开发商承担的连带责任无法真正落实。

四是房产拍卖成交后，新业主的实际入住存在困难。由于被执行人在拖欠银行按揭款的同时，也拖欠物业管理处的管理费和水电费等，当房产拍卖后，物业管理处往往提出让新业主支付前业主拖欠费用的要求，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物业管理处则会找出种种理由阻挠新业主办理入伙手续，导致拍卖房产难以交付。

针对上述问题，南海法院建议：(1)银行加大资信审查力度，严格控制信贷质量，并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政策发放贷款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做好贷后调查工作，定期监控抵押物情况，防止抵押物价值的贬损；建立动态的贷款监管系统,完善贷款去向利用调查制度，防止有些发展商套取银行贷款行为的发生。(2)建设、国土等部门严把房产预售关，完善购房合同备案制度。建设、国土等部门在房产预售阶段严格把关，未交清地价的一律不予办理房产预售登记。同时完善购房合同备案制度，杜绝一房两卖甚至多卖现象的发生；建立不良发展商信息登记制度，增加其违规成本，遏制违法现象的发生。(3)对非法阻挠合法新业主入住的物业管理机构加大宣传和执行力度。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应将相关法律关系对物业管理处释明，责令其对于前业主拖欠管理费纠纷另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而不得借机阻挠新业主的入住。(4)法院可根据银行房贷执行的规律制定相应流程，提高执行效率。银行按揭类案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类性的特点，法院可以制定该类案件的执行流程，对执行的各个阶段作出具体的规定，例如对送达方式、搬迁期限、不足案款的执行等问题进行统一明确的规范，以统一的标准办案规范指导执行工作，减少执行的盲目性，提高执行效能。

商业银行抵销权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裴蓓 王志毅

一段时期以来，大量借款人到期不归还贷款或者采取各种方式逃废商业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和社会信用环境的恶化。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类重要民事主体和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是所有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课题。

抵销，是指互负债务的当事人将自己的债务与相对人的债务按对等数额抵充以消灭债的关系的行为。可以进行抵销的权利，就是抵销权。商业银行抵销权是指商业银行作为行使抵销权主体的抵销权。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吸收公众存款和以借款合同的形式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通常认为，存款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而贷款是客户对银行的负债，在存款人和借款人竞合的情形下，商业银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存款人的贷款抵销应保证支付给借款人的存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权利人自我救济的手段，抵销的法律价值在于公平和效率，而尤以后者为重。它在消灭两个请求权的同时减少了商业银行实现债权的成本，使得商业银行不必通过仲裁、诉讼、强制执行等繁琐的法律程序即可及时收回贷款，确保了商业银行债权有效、快捷、顺利地实现。

早在罗马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关于银行抵销权的规定。在商品交易不甚发达的社会，抵销发挥作用的空间狭小，也未受到重视。现代社会，财产日趋债权化，请求权已是主要的财产形式，大量的请求权为抵销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尤其对于以金钱请求权为主要业务对象的银行来说，抵销更显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抵销的立法日臻完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重视，在金融业务中发挥着几乎与担保制度相同的重要作用。

我国立法首次出现“抵销”一词，见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3条的规定：“债权人对破产企业负有债务的，可以在破产清算前抵销。”但是在此之前的《民法通则》第89条第三项也可以看作是有关法定抵销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向对方给付定金。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但是由于上述有关抵销的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均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认为，在我国首次确立了一般意义上的抵销规则是《合同法》第99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的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合同法》颁布施行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加强金融机构依法收贷、清收不良资产的法律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9条的规定行使抵销权。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司法解释也有一些关于商业银行抵销权的规定，例如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银行、信用社扣划预付货款收贷应否退还问题的批复》等。

根据法理，商业银行抵销权可以分为法定抵销权和约定抵销权两种。商业银行行使约定抵销权时，由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即可进行。商业银行的法定抵销是由法律规定其构成要件，具备该要件时，商业银行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抵销。在商业银行行使法定抵销权的情形下，商业银行可以在借款人的贷款到期时自行从借款人的账户上扣划存款进行抵销，只要通知对方即可，而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也无须经过仲裁或者诉讼。

商业银行行使法定抵销权具有极为重要的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结合有关抵销的一般规定和实践经验，商业银行行使法定抵销权时，通常应当符合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双方债权的存在。抵销发生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既互负债务，又互享债权。在实践中，借款人申请贷款时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在贷款银行已开立基本账户或者一般存款账户，申请中长期贷款的，还必须在开户银行存入规定比例的资金。在借款合同中，通常还会要求借款人向贷款银行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款余额等资料。在这种商业银行贷款给借款人，借款人在该商业银行有存款的情况下，双方既互为债务人，又互为债权人。存款是货币资金的所有者或持有者存入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货币，实质上是存款人将货币资金的使用权出让给了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对于吸收存款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它构成了对存款人的负债；而对于存款人来说，则形成了在存款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在一般情况下，存款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它们的一项主要负债业务。从法律意义上讲，存款表示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自存款人在银行开户时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互负的债权债务，必须同时合法有效。如果据以产生债权的借款合同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时，其债权无从产生，当然不会发生抵销。

第二，该债务已届清偿期。抵销具有相互清偿的作用，因此只有履行期限届至时，才可以主张抵销。否则，等于强制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牺牲其期限利益。一般情况下，企事业单位在商业银行的存款都是活期存款，对存款的期限并无限制性的约定，不存在到期期限的问题，当贷款到期时，可以说商业银行和借款人的债务都到了履行期限。如果是定期存款，在存款到期之前，商业银行不能对此存款行使抵销权。在实践中，借款合同通常还会约定借款人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时，商业银行有权收回部分或者全部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视为债务已届清偿期，商业银行不必拘于借款合同所规定的还款期限即可行使抵销权。商业银行行使抵销权时，由于不需要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裁决，也不需要强制执行，因此，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贷款，商业银行也可从借款人的账户上扣划存款进行抵销，因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丧失的只是胜诉权，实体权利并未丧失。基于同样的法理，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债权，商业银行亦可行使抵销权。这样，商业银行就可以使因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或申请强制执行期间不能通过诉讼途径或强制执行途径收回的贷款有可能得以收回。依此类推，在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对部分债权债务进行抵销的情形下，亦可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结果。

第三，该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抵销是双方给付的交换，为了便于交换时价格的计算，给付的种类应当相同。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行使抵销权相比，商业银行在这方面无疑具有先天的便利条件。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所负的债务一般均为同种类的金钱债务，因为存款合同的标的是货币，借款合同的标的也是货币，债权、债务的种类、品质完全相同，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自可径直进行抵销。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互负的债务中一方应给付的货币是外币时能否进行抵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双方不违反我国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并非利用抵销从事套汇、逃汇等违法行为，法律并不禁止，否则就会导致抵销行为或者是抵销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至于不同货币间抵销额度的换算，自是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为准。

第四，抵销的债权与债务须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可以抵销的债权必须是当事人自身所享有的债权，债务人不能以第三人的债权抵销他方的债权。实践中，在一级法人体制下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它们准备行使抵销权时，发现借款人的存款存放于本行在其他地区的分支机构。那么，一家商业银行的某一分支机构能否主张将其对借款人的债权与该借款人对同一家商业银行的另一分支机构的债权相互抵销?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通常将商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作为一类独立的诉讼主体。考虑到商业银行在上述情形下依法行使抵销权时借款人可能会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进行抗辩，加之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此问题均未予以明确，我们认为，为稳妥起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在本行不同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债权转让再行抵销的方式实现债权。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作为一种事前预防的措施，商业银行也可以在借款合同中与借款人预先订立允许在本行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行使抵销权的条款，条文可设计如下：“借款人在本行及本行的分支机构中的存款可以抵销借款人在本行及本行的分支机构的任何到期债务。”

此外，实践中还会遇到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商业银行能否向该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在本行的存款行使抵销权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据《担保法》第18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在借款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情形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保证人因为与借款人处于同样的清偿地位，此时亦可成为商业银行直接行使抵销权的对象。

第五，按照合同的性质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债权不得抵销。商业银行行使抵销权时对此需要特别予以注意。此外，如果有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依职权对借款人的存款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不宜行使抵销权。否则可能会被视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而受到处罚。

《合同法》第10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在约定抵销的情况下，抵销的要件和效力可以由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双方自由商定，并且不受法定抵销中须双方债务已届清偿期以及双方债务标的物种类必须相同等法定要件的约束。

关于抵销的约定，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可以在签定借款合同时达成，可以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当然也可以在发生争议后达成。

在约定抵销的情形下，商业银行与借款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发生抵销的法律效力。而在商业银行行使法定抵销权的情形下，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方能发生抵销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99条的规定，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抵销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抵销的意思表示必须通知对方，通知自达到对方时生效。由于《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通知的形式，因此商业银行在行使抵销权时可以按照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任何方式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口头、书面均可。(二)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附有条件或期限者，该抵销之意思表示无效。因为附有条件或期限，使其效力不确定，有悖于抵销的本旨，也有害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附条件的抵销只有条件成就时才能实行，而条件有可能不成就，附期限的抵销在期限尚未到来时也不能实现。抵销附条件或者附期限，使得抵销不确定，不符合法律设立抵销制度的目的，并有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法律予以禁止。

综上所述，如果商业银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将这些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中关于商业银行抵销权的规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及时行使债权，同时根据现有的关于商业银行抵销权的规定完善有关合同文本，这对于商业银行依法收贷，减少不良资产并提高资产质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民主集中制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两怕”：有的“班长”怕班子成员对敏感议题跑风漏气影响决策,怕充分发扬民主限制自己的权利影响权威，怕反复走程序落下“不敢拍板，不敢负责”的口实；班子成员怕经常发表意见影响“沉稳”形象，怕发表不成熟意见影响能力评价，怕提不同意见落下“不保持一致，闹不团结”的骂名影响进步。

“四变”：一是极个别基层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班子成员敢怒不敢言，使“班长变家长”。二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同志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组织原则，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通道变梗阻”。三是个别班子主要负责人对自己关注的甚至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以集体决策的面目出现，用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让个人意见合法化，使“民主变味道”。四是一些班子议事质量不高，民主集中制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同意”等所谓意见，使“乘法变加法”。

二、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几条建议。

1.加强宣传教育，奠定坚实思想理论基础。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增强执行中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2.健全各项制度规定，增强刚性约束。研究制订《地方党委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条例〈试行〉》，对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机制、范围、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固定下来，便于操作。

3.坚持程序民主，规范权力运行。一是编制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且要有不可逆转、不易变通的刚性要求。二是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问题确定下来，作为必备内容。三是常委会内部监督和全委会监督。

（摘自《党史信息报》2月24日原永胜/文）

第三篇：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民事行政抗诉概述

现行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机制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㈡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㈢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㈣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会【1990】15号”发布了《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广东、湖北等六个省市作为试点单位，进行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但是试点中的做法与现在抗诉案件的做法差别较大，其监督不仅包括对生效案件的监督，而且包括诉讼过程的监督。199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函字【1991】91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程序问题（给广东省高院）的复函》指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和第188条的规定，对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再审开庭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并将裁判结果告知检察院。至此，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结束了试点阶段，开始了正式的实施阶段。同时，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也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检察院抗诉工作蓬勃开展，抗诉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客观地说，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较好地发挥了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职能，对维护司法公正、救济当事人的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抗诉案件的再审改判和撤销原判决的情况却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机关追求抗诉数量，忽视抗诉效果的倾向。不可否认，民事行政案件抗诉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也存在许多急待改善和完善的地方，二、当前民事行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㈠抗诉范围的过宽性

对所有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抗诉。而不管此裁判文书生效时间之长短，执行完毕之与否，案件类型之所属。这即民行抗诉对象时间上的无限性、对象上的不受限制性。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两点：

近年来，在抗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也面临一些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抗诉时间上的无限性。使一些法院裁判定纷止争的功能大打折扣。现实中，这些案件占的比例较大，由于时间久远，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

2、抗诉对象上的广泛性。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检察机关在进入抗诉程序后，其往往支持一方进行再审，因此，在抗诉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实际地位往往失去中立，而是支持一方进行诉讼。相对于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强大的收集证据、举证能力，往往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对方当事人往往因此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因为检察机关的参与取证、举证，非一般的当事人所能为之。对方当事人如果要对此证据反驳的话，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些时间、金钱对抗诉的检察机关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则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㈡抗诉效果上的不确定性

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第一款㈠至㈣规定的情形，当然这四种情形，在抗诉时只处于“可能”状态，而并不能确定属实。因为如果抗诉时就确有其事，那就不是有抗必“审”的问题，而是有抗必“改”的问题了。检察机关，在抗诉时，除了应具备法律的情形，还要注意社会效果。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集团诉讼案件。如果纠纷已经化解，矛盾基本平息。遇有少数人的申诉，应多做说服化解工作，非裁判有重大缺陷，不应启动抗诉程序，否则，往往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某县水利局打井队诉严某打井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款纠纷一案，申诉是被告严某提起的，检察院抗诉后，原审被告（即申诉人）东躲西藏，拒不到庭，而其不到庭又无法查清案情，且其年龄已高，不便采取强制措施；而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主体应变更为严某所在的村民组负担，本案涉及的北三组70余农户数次涌入法院，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二是抗诉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当事人不到庭致使再审的事实无法查清，案件无法审理下去，只得中止，一个本来有了结论的案件又处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㈢证据上的滞后性

近年来，法院系统加大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把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庭审中来，强调当事人的当庭举证、质证，加强当庭认证。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形，即当事人在原审中不尽举证责任，而导致败诉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生效后，又提出新的证据，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以“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导致推翻、撤销原判决、裁定。实践中，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一方故意不举证，如上面所举的案件，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引起再审，以拖延执行，有的是明知胜诉无望，而不愿花时间、精力去举证；二是由于过失、疏忽而未能尽到举证责任；三是一审裁判后，不愿缴纳上诉费用，而故意待到裁判生效后，向检察机关申诉时再举证。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裁判的权威，都会直接动摇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使“当事人不尽举证责任将要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这一举证责任存在的基石受到动摇，也不利于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㈣弱化了上诉制度的功能

我们国家的审判制度，除最高院直接审理的案件外，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这是基于效率和保护当事人权利两者平衡。实质是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两方面的有机统一。经过两审，裁判文书就发生效力，就要进入执行程序。而在目前，由于抗诉是审监程序的必然启动者，加之提起抗诉，不象上诉程序中要预交上诉费，要承担上诉理由不成立而导致承担上诉费用的风险。加之，检察机关在各个法律服务所门前设立的抗诉案件申诉点，给人一种感

觉，到检察机关申诉比上诉到上级法院好，可以不交纳上诉费用；二是上诉有上诉期的限制，而申诉到检察机关要求抗诉，则无期限。故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上诉期内当事人不上诉，上诉期刚过，即到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类似的案件数量还不少，这类案件审理起来，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有的当事人甚至认为抗诉案件，实际上是检察院和法院在打官司。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弱化了两审终审制的功能，现实中给当事人造成了上诉不如申诉，申诉不如抗诉的印象。

三、改革和完善抗诉制度的思考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对策有两种：一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予健全和完善，使之更符合立法的本意，本节的㈠、㈡即是这方面的内容；另一种途径即是对一些涉及抗诉的法律规定。由立法机关作出一定的修改和补充，或者由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条文作出扩大或限制性的解释，以期革弊兴利，更好地发挥抗诉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具体思路如下：

㈠关于抗诉时证据收集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四项，第179条则是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理由共有五项，其中第㈡至㈣项与第185条第1款的㈠至㈣项完全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根据民诉法中的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只能向原审人民法院或其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项理由不属于提起抗诉理由。原因在于检察院的抗诉目的是为了纠正人民法院错误的裁判，而“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并不能说明原审裁判的错误，而属于当事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并非司法中的故意或过失，故不属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结合抗诉案件具体特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得以下列证据为提起抗诉的理由：

1、自行收集的，旨在推翻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的，而且此类证据在原审时属于应由当事人举证的范畴，不属于原审法院应依职权收集、核实的证据范围；

2、当事人在原审中应举而未举的证据；

3、新发现的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的证据。

同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抗诉理由的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包括：

1、不属于当事人举证范围，而属于应由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2、当事人所举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原审法官未按证据规则否定或认定，且未进行调查核证的；

3、原审法官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如：应回避而未回避的、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等方面的证据；

4、法官在审理该案时，进行与该案有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

完善抗诉证据制度的意义在于：

1、有利于法院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有利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贯彻落实。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意识，促使当事人在一审时，全力尽其举证责任。

2、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精力监督纠正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违法裁判。

㈡完善现有的抗诉程序

这是主要针对当前一些有违反抗诉制度本意的不当行为，而提出的改革完善措施，这些措施实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1、对未行使上诉权而申请抗的当事人，应当预收申请抗诉费。对已经行使了上诉权的当事人与未行使上诉权的当事人的申诉，区别对待。案件审结后当事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要求抗诉的，凡属于应上诉而未上诉的，法律文书生效后又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对此类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代为收取申请抗诉费，决定提起抗诉的，交到法院。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承担方式。如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则由检察机关退回申诉人。对已经行使过上诉权的当事人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再受理申诉抗诉费。

增加收取申诉抗诉费的意义在于促进当事人如对裁判不服，及时行使上诉权，尽快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防止少数当事人利用抗诉回避上诉，规避交纳上诉费的情况。以克服抗诉制度有可能产生的削弱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的弊端。

2、取消检察机关设在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内的抗诉案件申诉点。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代表国家对民事、行政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而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是营利性的单位，法律工作者、律师是接受一方当事人委托，收取一方当事人费用，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检察机关把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点牌子挂到这些单位的门前，难免给当事人这样的印象，这些法律工作者、律师同时又是负责接受当事人申请抗诉的人。这样，其接受申诉的客观性、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检察院接受民事、行政申诉点，应设在检察机关院内或其派出机构内，不能把其牌子挂到作为一方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的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门上，这样既损害司法形象，也无此必要。

㈢在抗诉对象上应进行调整

目前，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过宽，公权过多介入私权，使得每种类型的生效裁判，都存在着因抗诉而再审的可能，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不利于稳定既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实体公正是相对公正，而非绝对的公正，其处理结果往往并不是唯一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应是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法官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违法违纪的案件，根据这一设想，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范围包括：

1、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涉及当事人规避法律，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如涉及损公肥私、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不需当事人的申诉，而直接提出抗诉。这类案件应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点，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监督很少；

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涉及环境污染的公害案件，涉及公共设施的投资、处分、转让的案件等等；

3、可能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案件；

4、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

其他类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应提起抗诉。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是全面的，特别是涉及司法活动的监督和违法行为的监督，有下列两种情况的案件，检察机关均可提出抗诉，而不受上述四种类型的限制：

1、审理该案的法官进行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2、程序违法，影响公正裁判的。

㈣抗诉时间上的调整

由于抗诉必须再审，对生效裁判抗诉时间上的无限性，必然对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产生不利影响，对社会关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时间太长，证据方面的灭失，证人的变化，甚至一方当事人的变化（如死亡、失踪等），必然给审理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由于有抗必审的机制，这样的难题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能否提出抗诉，也是当前学理上争议较大的问题。笔者建议：

1、对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应明确一定的期限。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明确了两年的期限，超过两年，当事人只能申诉而不能申请再审。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诉，提起抗诉案件，也应限定在两年之内。即在两年内，当事人既可向原审或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也可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也可以同时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法院先立案的，按普通再审程序审理，检察机关先提起抗诉的，按抗诉案件进行再审。法院决定再审与检察机关抗诉同时的，按抗诉程序审理。

这种抗诉时间上限制的意义主要在于促使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尽早最终确立，排除一些不确定因素，尽快稳定社会关系。

2、应允许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其行使抗诉权的前提；审判权的不当行使，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既不利于抗诉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律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当事人享有上诉权，无需检察机关的抗诉；另外，未生效的裁判不具有执行力，抗诉无实际意义，这种理由是不全面的。故应允许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允许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抗诉，有助于提高司法的效率。检察机关在判决、裁定未生效时，发现有抗诉的理由，却不能抗诉，那么，裁判生效后，其再抗诉，法院再进行审理，势必要增加更多的诉讼成本，浪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2、抗诉权与当事人的上诉权并不互相排斥。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时候，检察机关亦可同时行使抗诉权，并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参与二审的诉讼。这两种权利同时行使，不但不会互相排斥，反而会大大促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3、在涉及当事人规避法律，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不上诉。此时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更有利于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4、对未生效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由抗诉的检察机关派员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席庭审。

总之，抗诉是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它在促进公正司法，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抗诉制度不可削、不可缺、更不可废，但是，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和弊端，同样不可忽视、不可回避、不可无动于衷。改变观念，革除弊端，完善抗诉制度，更显必要、更显紧迫。

第四篇：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执行难是我国法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它不是法院本身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社会众多力量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才能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效，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功能的最大发挥。

关键词：执行难 联动威慑 长效机制

一、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内容

在我国，由于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不高，社会诚信制度缺失，财产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文书生效后自动履行率仅占40%左右，另外60%以上的生效法律文书需要法院强制执行。而在执行实践中，某些债务人更是明明有履行能力，却能拖则拖，能躲则躲，采取一切手段躲避执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亵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而且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诚信社会环境的营造。

为增强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了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这一规定为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民事诉讼法》只是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差，在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往往找不到对应的法律规定和处理依据。2010年7月7日，最高法院与中央19个部门联合会签的法发（2010）15号《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执行联动组织机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以及启动和运行的程序。自《意见》实施以来，通过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将消极、被动、单一的协助执行机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将法院单打独斗的执行模式转变为以法院为主、各部门协作联动的执行模式；将单纯依靠强制执行的工作模式转变为强制执行与联动威慑并举的工作模式。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破解执行难的治本之策，能够有力推动执行难的解决，有助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养成法律秩序，实现社会法治进程的自然演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近些年该机制建设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位阶较低，法律效力较弱

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散布于民事诉讼法中，这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意见》虽然对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不够完善、系统。《意见》规范效力层次较低，难以体现民事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权威性，并有司法机关行使立法权之嫌。同时《意见》主要是在人民法院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中流通，其影响的范围有限，难以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更为严重的是，《意见》与法律规定之间，地方性法规、法院工作细则及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以及不同的地方性法规，不同法院的法院工作规则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这已几乎成为我国现阶段立法的通病了，严重影响了民事强制执行工作以及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二、缺乏信息对接的衔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下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的问题。在执行工作中，执行员查找被执行人下落以及被执行人财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线索，然后分别到不同的机构查询，执行员花费大量的精力到处查找财产，却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管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身份及财产信息的部门有公安、工商、银行、房管处、国土局等部门，各个机构各自为政，受地方保护、部门利益等深层次原因的影响，要与各单位全面建立信息对接难度较大;加上各个机构信息不通，许多机构还未实现跨地区数据联网，不能实现跨地区联动查询。就查询被执行人存款来说，就需要执行人员跑数家银行，而查询结果可能仍不能真正反映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而冻结、扣划外地存款时更是需要远赴外地执行，不能立即采取执行措施，往往延误了最佳执行时机。

（三）执行联动处分机制过于谦和，业务单位配合打折

业务单位协作的随意性大，执行联动效果往往受个人关系好坏的影响，因涉及业务单位或个人利益，法院执行人员在请求协助执行时，时常遇到协助单位的“软钉子”，给法院执行人员设臵程序障碍，利用时间差转移执行财产。如果没有严格的处分机制,那么联动执行措施的有效性便大大折扣,联动单位不履行联动规定的义务成本过低,势必影响执行联动机制的贯彻落实。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不履行职责的单位,人民法院可以有三种解决方案,即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者报请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或者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的规定采取制裁措施，但有协助义务的单位一般属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法院需要经常请求其协作，罚与不罚都为难，且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法律规定由于存在具体认定拒绝协助，往往因操作性较差，而很难得以真正执行。

（四）组织机构不明确

《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成立联动执行领导小组，各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各地成立相应的执行联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但执行联动领导小组职权范围不明确，各级机构的设臵不能落实，小组成员对联动执行机制设立的意义不认可，导致联动执行工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五）遗漏了执行联动救济

《意见》提及执行救助制度,民政部门应当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救助工作，但却忽略了联动执行过程中的救济制度。联动执行措施在根本上是国家公权力对被执行人私权利的一种限制，如果没有执行联动的救济措施，则法院执行人员、协助单位工作人员，可能会罔顾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执行行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私权益被侵犯时不能得到合法救济。

三、联动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与拓展

（一）加快民事执行立法、完善执行法律体系

加快民事执行立法。依靠司法解释来指导民事执行工作是我国现阶段无单行的民事执行法的必然要采取的补救模式,民事执行工作主要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其规定得很笼统,且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即实行民事执行分别立法这一立法体例。近年来有关民事执行的诸多司法解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混合立法模式的缺陷，将民事执行程序单独立法,对民事执行程序加以详尽合理的规定,是实现民事执行工作有法可依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关民事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己经有数百条之多,为民事执行单独立法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完善相关配套法律。与民事执行相关的法律很多,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协调不够!可操作性差。如现行刑法明确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裁判罪和隐藏转移故意损坏已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财产罪,但要求情节严重，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何为情节严重,适用依据不充分。完善与执行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对于民事执行工作的推进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目前民事执行立法不完善程序设计粗陋的情况下,执行实践中的改革、创新便显得不可或缺。

（二）法院内部建立“立审执”统一联动协调机制

执行时立案、审判的延续，也是法院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工作完成的好与坏，与立案、审判等各个环节息息相关。在立案环节，通过加强诉前财产保全，防止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或变卖财产。注重对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使当事人增强执行风险意识，积极主动地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在审判环节，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依法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提前实现执行效果，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能当庭调解给付的尽量促成当庭给付，不能当庭给付的，引导双方签订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便于今后执行，切实提高文书质量，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避免因文书质量不高，裁判表述瑕疵，给执行带来不确定因素。

(三)建立信息互通平台，建立健全信息对接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建立信息共享及网络交流平台，便于法院及时了解被执行人信息，制定执行策略。建议将执行管理系统与银行、公安，房管、车管、工商等相关信息系统充分连接，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人民法院内部完善信息查询审批机制，定岗专人负责管理和使用这些技术系统，办案机关在自己机构即能够通过被执行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询、锁定其户口迁移、兴业臵产、工商登记、招标投标、存贷转账等相关信息。

（四）建立健全相关运行制度、完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必须有相关配套的运行制度作支撑，维持和促进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转。建议建立执行协调会制度，由各地、各级党委领导每年组织各协作部门召开执行协调会，针对各地各级的具体情况部署执行联动威慑的具体协作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民信用评价制度，开发公民和法人信用评价软件，对公民和法人信用情况作系统记录，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中心进行管理和查询，切实推进诚信社会建设。

(五)将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的构建是一项涉及面广、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摆到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虑和谋划。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执行协作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体系，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并加强对各成员单位履职情况的检查、监督、考核。特别是要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被执行主体履行义务的情况，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助法院执行情况，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非法干预执行的协调、查处工作情况，一体纳入考核范围，进行重点考核。这样，才能促进并确保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持久、良性运作。

（六）建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

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是在民事执行联动机制落实过程中,纠正执行程序瑕疵行为和处理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必要程序。该救济的动因只能是违法民事强制执行行为，这首先是执行人员的侵权执行行为的纠正,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执行机构及其执行人员依法合理采取执行措施,实现执行目的，其次是针对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公民私权利提供的一种救济途径,促进司法公正,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程度，我国民事执行联动威慑救济机制的确立,有助于完善我国民事执行联动机制的整体构建。民事诉讼法虽然对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了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但罚款和拘留也有局限性，拘留、罚款都是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时，法院面临罚与不罚的难题，另外在有的案件中，协助执行人因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所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罚款的数额，而且通过罚款和拘留仍然无法弥补债权人受到的损失，建议规定规定协助执行人拒不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或者故意妨碍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的构建涉及面广、影响深、难度大，需要整个社会持续不懈的共同努力，尤其仰赖于各级党委的长期大力推动。让人满怀信心的是，发动全社会力量破解执行难，已逐渐成为各级党委的共识。相信随着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执行联动威慑工作机制也将逐步步入规范、高效、优质的运行轨道，法院执行难的局面中将会成为历史，

第五篇：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 要部门预算执行在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部门预算作为预算执行的前提也成为各单位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本文主要从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来分析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执行。部门预算是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依法批准的部门综合收支计划。实行部门预算是我国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要求也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下文主要是从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的几个方面来做几点讨论。部门预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能为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工作提供资金保障。集中有效财力能确保行政事业单位各项工作的展开不仅能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正常运转同时还能有效保证与行政事业单位相关的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2能为行政事业单位合理安排资金做好铺垫。部门预算作为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项目的资金预算在整个活动中占据着很大的主动性作用所有的活动都是根据预算安排进行的科学的部门预算 是行政单位合理安排资金的基础。3部门预算也是一种较好的监控途径。行政事业单位不仅能通过部门预算使日常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同时还能使这些预算行为成为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监控的途径。部门财务预算关系到一个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运营现状关系到行政事业单位是否有效利用部门资金投入还能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进行有效地评判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问题和不足 1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存在较大差异 掌握信息与预算单位存在不对称财政部门难以准确掌握各预算单位的职责对单位自编项目不能提出很好的建议有的单位缺乏工作预见性主观臆断编制项目项目预算与工作计划脱节一些支出项目超支严重而另一些支出项目结余过大因此结余的项目造成大量资金闲置同时需要用的项目又没有纳入当年预算中造成项目支出完成情况与年初预算存在很大差异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完全显现。2未按规定执行项目支出预算 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性。有的单位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挪用项目资金用于职工福利或其他日常开支未经批准自行调整项目支出预算未 经批准将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用开其他项目对政府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搞超概算投资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增加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面积造成实际投资超出概算等现象削弱了部门预算的控制力。3预算执行分析不够全面深入 行分析仅停留简单的数据汇总没有从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反映财政支出状况未对财政支出结构及变化趋势进行判断未实现部门预算与执行分析的有机结合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则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制度缺陷、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专业水平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可分为四个方面 1预算编制欠规范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没有合理地编报预算出现少报、漏报其他来源收入的情况有的单位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造成基本支出预算不真实、项目支出预算明显超过实际需求造成“小项目大预算”项目预算编制不细化项目预算未落实至具体执行单位和具体项目拟动用的上年结余而未编入预算等现象导致大量资金闲置和 浪费。2预算执行不到位 落执行部门预算。有的单位没有严格按照预算的口径进行经济事项的铺排、严格控制支出仍按照以往的经验管理和使用预算资金支出随意性较大造成部门预算执行不到位弱化了预算约束的刚性有的单位预算编制人员与预算执行人员缺乏沟通造成预算指标内容与核算内容分离功能科目与经济科目混淆项目核算张冠李戴等也会影响预算执行。3预算执行分析不深入 算收支状况发现和解决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保证预算顺利执行。一些单位对预算执行分析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为分析而分析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另外一些单位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未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对各经济事项进行明细核算会计核算未能满足预算执行分析对基础数据的需求。1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夯实预算执行基础 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有着根源性的影响具体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强化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即部门预算收支的测 算要以履行部门职能的需要为依据每一项收支项目数字的测算须依据实际或计划的基础数据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测算。二是提高预算编制的合法性部门预算编制须符合预算法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法律赋予部门的职能范围内。三是注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完整性。即部门预算须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稳妥可靠采取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合理安排各项资金达到综合预算、不偏不漏。2增强法治意识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强预算执行管理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分配与管理并重、投入与绩效并重”的理念加强领导充实必要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制度和规范建设部门预算一经批复各预算单位必须严格遵照执行按预算安排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预算资金不能突破支出预算并要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部门一般不作调整确实需要调整的应当按照程序报批不能擅自调整。3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提高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 面完成的重要手段是整个财政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预算执行分析工作认识到做好财政预算执行分析工作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预算执行分析工作真实性、及时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及时跟踪预算执行动态变化过程重点研究预算执行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强化预算执行全过程的管理提供详实准确的预算执行数据并准确预测预算收支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财政预算的管理和决策水平。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刻认识部门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对推进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工作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作者单位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 1 张新萍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9 2 周友 任增利行政单位预算执行中的几个建议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82 3 张曙明浅谈部门预算执行中的问题与对策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18 4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指南》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