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xx县法院加强审判监督工作,认真接受检察监督,正确处理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和确保司法公正的关系,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公正审理,确保该类案件再审审理成为最终纠正错误,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现笔者结合我院三年来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审理情况,对此类案件谈一些看法。
一、2005年至2007年审理民事抗诉案件情况
2005至
2007年,我院共受理民事抗诉案件13件,审结13件,审结率100%。从结案方式看:改判(包括部分改判)2件,占到民事抗诉再审案件15%;维持原判7件,为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54%;调解结案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终结诉讼2件(其中因当事人双方和解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撤回申诉1件,因向检察院申诉的一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因管辖权异议移送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从民事抗诉案件案由来看,借款合同纠纷4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3%;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合伙纠纷(合伙协议纠纷1件,合伙纠纷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1件,一般买卖合同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不当得利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
二、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所有案件严格按照再审程序审理,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有的案件对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只是对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不同。这类案件很简单就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仍然要严格按照再审程序进行开庭审理,使简单问题复杂化,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检察机关为申请抗诉人调查取证获得的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导致再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公平。审判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办案规则》的规定帮助申诉人调查收集证据,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从检察监督演变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言人,有损司法公平公正。
3、检察机关抗诉案件不收诉讼费用,导致有些当事人因规避上诉费用和再审诉讼费用请求抗诉的案件增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就审判监督案件收费问题规定了以下2种例外情形:
(一)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1999年)亦做了类似规定。据此检察机关的抗诉再审案件是不收取诉讼费用的。因此有些当事人为规避交纳诉讼费用,不在法定期限提起上诉,也不直接向法院申诉,而是选择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导致近年民事抗诉案件不断增多,这变相助长了有些当事人规避费用,增加了办案经费压力,影响再审案件正常审理。
4、当事人变相地利用检察权、审判权拖延或逃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检察机关一旦提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再审,其产生的直接法律后果有两个:一是裁定再审;二是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有些当事人正是看中这一点,纠缠原审判决中一些枝枝节节,甚至是可以用裁定补正的笔误,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更有甚者,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干脆下落不明,或明知对方当事人无法查找而故意申诉请求抗诉,给再审顺利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案件无法及时结案,以达到拖延执行或逃避执行的目的,如我院审理的陈焕师、丁明霞与陈钱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件再审中,向检察院申诉的原审被告陈钱裕经多次传唤均不到庭,致使送达诉讼法律文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再如我庭审理的郑州中院科技饲料公司与刘怀玉、张凤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为查找原审原告郑州中祥科技饲料公司,我们先后采用了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等多种方式均未成功送达,因此被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后该案以维持原审判决审结,但该案的执行被拖延了一年。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对策
1、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已经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完毕和执行和解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作了最后的处分,因此,对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及执行完毕或执行和解的案件应明确规定不属于民事抗诉范围。同时,应当限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对申请抗诉的案件,决定是否提出抗诉应根据申诉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和依照法律规定,而不能为了提高抗诉成功率而以“代言人”身份帮助申诉人调查取证,破坏双方当事人诉讼平等地位。
2、民
事抗诉再审案件应区分不同情况,实行“书面审”和“开庭审”双轨制。对事实证据无异议的再审案件,申诉人、检察机关对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并无异议,仅因为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理解不同而抗诉的案件,实行“书面审”,既回避了由于开庭审理多次查找原审当事人带来的 “送达难”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的问题,又提高了审判效率。
3、针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部分当事人为拖延或逃避执行的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一是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前,做好二项准备工作进行防范,第一要求申诉人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及对方当事人的确切地址;第二是对于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参照诉前财产保全要求申诉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二是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时,人民法院不是一味地在裁定再审时,附加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而应分清情况,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后继续执行,以维护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困境及对策
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困境及对策
(临夏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吕承家)抗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向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方式。这对维护司法公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却出现了种种困境:
一、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困境
(一)关于抗诉再审时限问题
《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该条法律只明确规定了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却没有明确人民法院何时开始审理,何时审结,何时对抗诉再审案件进行判决和裁定。
(二)关于抗诉次数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民诉法》没有作出任何相关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7号《关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1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持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凡作出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后,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上规定说明,人民检察院最多只有三次抗诉权,目前法检两院都有错案追究机制,由于办案水平或者其他非制度因素,如果三次抗诉后人民法院仍然维持原裁判,那么人民检察院将束手无策,这对维护司法公正十分不利。
(三)关于非诉讼程序中裁定的抗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5号《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法复(1996)13号《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于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法释(1997)2号《关于对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终结的裁定的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等文件规定,对于非诉讼程序中的裁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以上问题的对策
(一)关于抗诉再审时限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重新修订现行《民诉法》,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在再审裁定作出后六十日内审结。绝大部分当事人是经过上诉后得不到改判才通过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这中间所耗费的当事人的精力、物力、财力和司法资源已经相当多了,如果对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就算在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后案件得到改判,“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很多裁判对当事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就说明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效果并不明显效率并不高。
(二)关于抗诉次数问题
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了限制,人民检察院不必等到多次抗诉后人民法院由于办案水平或者其他非制度因素拒不改变原裁判而束手无策,应当重新修订现行《民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增加相关规定,规定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经过抗诉后人民法院仍然维持原裁判的,由产生法检两院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重新调查处理,责成人民法院限期整改,重新作出裁判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关于非诉讼程序中裁定的抗诉问题
虽然人民法院对这个问题作了限制,这个限制是超越法院的权限的,《民诉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
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该法开篇取义的说明人民法院的工作是审判,所以非诉讼程序也是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对非诉讼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只要是生效裁定人民检察院同样有权进行法律监督。笔者认为应当重新修订现行《民诉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增加相关规定,规定对非诉讼程序中作出的裁定有错误的,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应当由产生法检两院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重新调查处理,责成人民法院限期整改,重新作出裁定并对已经执行的进行执行回转。
综上所述,要改变目前检察机关抗诉的上述困境,改变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一家独大”、越权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正常司法活动,检察机关应当充分把握和用足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且一丝不苟的用好,提高自身法律水平和业务素质,积极与权力机关协调尤其要与法律制定机关协调解决司法解释与法律的冲突,理顺法律监督于法院审判关系。
第三篇: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民事行政抗诉概述
现行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机制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㈠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㈡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㈢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㈣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199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会【1990】15号”发布了《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广东、湖北等六个省市作为试点单位,进行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但是试点中的做法与现在抗诉案件的做法差别较大,其监督不仅包括对生效案件的监督,而且包括诉讼过程的监督。1991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行)函字【1991】91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程序问题(给广东省高院)的复函》指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的规定,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和第188条的规定,对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再审开庭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并将裁判结果告知检察院。至此,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结束了试点阶段,开始了正式的实施阶段。同时,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也为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检察院抗诉工作蓬勃开展,抗诉案件数量迅速增加。客观地说,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较好地发挥了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职能,对维护司法公正、救济当事人的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抗诉案件的再审改判和撤销原判决的情况却逐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检察机关追求抗诉数量,忽视抗诉效果的倾向。不可否认,民事行政案件抗诉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也存在许多急待改善和完善的地方,二、当前民事行抗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㈠抗诉范围的过宽性
对所有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都可以提出抗诉。而不管此裁判文书生效时间之长短,执行完毕之与否,案件类型之所属。这即民行抗诉对象时间上的无限性、对象上的不受限制性。其弊端主要有以下两点:
近年来,在抗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也面临一些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抗诉时间上的无限性。使一些法院裁判定纷止争的功能大打折扣。现实中,这些案件占的比例较大,由于时间久远,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
2、抗诉对象上的广泛性。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检察机关在进入抗诉程序后,其往往支持一方进行再审,因此,在抗诉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实际地位往往失去中立,而是支持一方进行诉讼。相对于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强大的收集证据、举证能力,往往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相对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对方当事人往往因此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因为检察机关的参与取证、举证,非一般的当事人所能为之。对方当事人如果要对此证据反驳的话,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这些时间、金钱对抗诉的检察机关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则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㈡抗诉效果上的不确定性
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第一款㈠至㈣规定的情形,当然这四种情形,在抗诉时只处于“可能”状态,而并不能确定属实。因为如果抗诉时就确有其事,那就不是有抗必“审”的问题,而是有抗必“改”的问题了。检察机关,在抗诉时,除了应具备法律的情形,还要注意社会效果。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集团诉讼案件。如果纠纷已经化解,矛盾基本平息。遇有少数人的申诉,应多做说服化解工作,非裁判有重大缺陷,不应启动抗诉程序,否则,往往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某县水利局打井队诉严某打井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款纠纷一案,申诉是被告严某提起的,检察院抗诉后,原审被告(即申诉人)东躲西藏,拒不到庭,而其不到庭又无法查清案情,且其年龄已高,不便采取强制措施;而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主体应变更为严某所在的村民组负担,本案涉及的北三组70余农户数次涌入法院,给再审带来较大难度。二是抗诉时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当事人不到庭致使再审的事实无法查清,案件无法审理下去,只得中止,一个本来有了结论的案件又处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㈢证据上的滞后性
近年来,法院系统加大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把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庭审中来,强调当事人的当庭举证、质证,加强当庭认证。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形,即当事人在原审中不尽举证责任,而导致败诉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生效后,又提出新的证据,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以“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提出抗诉,从而导致推翻、撤销原判决、裁定。实践中,包括三种情况:一是一方故意不举证,如上面所举的案件,其目的有的是为了引起再审,以拖延执行,有的是明知胜诉无望,而不愿花时间、精力去举证;二是由于过失、疏忽而未能尽到举证责任;三是一审裁判后,不愿缴纳上诉费用,而故意待到裁判生效后,向检察机关申诉时再举证。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裁判的权威,都会直接动摇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使“当事人不尽举证责任将要承担不利的裁判结果”这一举证责任存在的基石受到动摇,也不利于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㈣弱化了上诉制度的功能
我们国家的审判制度,除最高院直接审理的案件外,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这是基于效率和保护当事人权利两者平衡。实质是兼顾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两方面的有机统一。经过两审,裁判文书就发生效力,就要进入执行程序。而在目前,由于抗诉是审监程序的必然启动者,加之提起抗诉,不象上诉程序中要预交上诉费,要承担上诉理由不成立而导致承担上诉费用的风险。加之,检察机关在各个法律服务所门前设立的抗诉案件申诉点,给人一种感
觉,到检察机关申诉比上诉到上级法院好,可以不交纳上诉费用;二是上诉有上诉期的限制,而申诉到检察机关要求抗诉,则无期限。故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上诉期内当事人不上诉,上诉期刚过,即到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类似的案件数量还不少,这类案件审理起来,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有的当事人甚至认为抗诉案件,实际上是检察院和法院在打官司。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弱化了两审终审制的功能,现实中给当事人造成了上诉不如申诉,申诉不如抗诉的印象。
三、改革和完善抗诉制度的思考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对策有两种:一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予健全和完善,使之更符合立法的本意,本节的㈠、㈡即是这方面的内容;另一种途径即是对一些涉及抗诉的法律规定。由立法机关作出一定的修改和补充,或者由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条文作出扩大或限制性的解释,以期革弊兴利,更好地发挥抗诉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具体思路如下:
㈠关于抗诉时证据收集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理由有四项,第179条则是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理由共有五项,其中第㈡至㈣项与第185条第1款的㈠至㈣项完全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根据民诉法中的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只能向原审人民法院或其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项理由不属于提起抗诉理由。原因在于检察院的抗诉目的是为了纠正人民法院错误的裁判,而“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并不能说明原审裁判的错误,而属于当事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观原因,并非司法中的故意或过失,故不属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结合抗诉案件具体特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得以下列证据为提起抗诉的理由:
1、自行收集的,旨在推翻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的,而且此类证据在原审时属于应由当事人举证的范畴,不属于原审法院应依职权收集、核实的证据范围;
2、当事人在原审中应举而未举的证据;
3、新发现的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的证据。
同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抗诉理由的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包括:
1、不属于当事人举证范围,而属于应由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2、当事人所举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原审法官未按证据规则否定或认定,且未进行调查核证的;
3、原审法官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如:应回避而未回避的、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等方面的证据;
4、法官在审理该案时,进行与该案有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
完善抗诉证据制度的意义在于:
1、有利于法院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特别是有利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贯彻落实。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意识,促使当事人在一审时,全力尽其举证责任。
2、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精力监督纠正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违法裁判。
㈡完善现有的抗诉程序
这是主要针对当前一些有违反抗诉制度本意的不当行为,而提出的改革完善措施,这些措施实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1、对未行使上诉权而申请抗的当事人,应当预收申请抗诉费。对已经行使了上诉权的当事人与未行使上诉权的当事人的申诉,区别对待。案件审结后当事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要求抗诉的,凡属于应上诉而未上诉的,法律文书生效后又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对此类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代为收取申请抗诉费,决定提起抗诉的,交到法院。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承担方式。如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则由检察机关退回申诉人。对已经行使过上诉权的当事人申诉的,检察机关不再受理申诉抗诉费。
增加收取申诉抗诉费的意义在于促进当事人如对裁判不服,及时行使上诉权,尽快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防止少数当事人利用抗诉回避上诉,规避交纳上诉费的情况。以克服抗诉制度有可能产生的削弱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的弊端。
2、取消检察机关设在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内的抗诉案件申诉点。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代表国家对民事、行政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而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是营利性的单位,法律工作者、律师是接受一方当事人委托,收取一方当事人费用,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检察机关把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点牌子挂到这些单位的门前,难免给当事人这样的印象,这些法律工作者、律师同时又是负责接受当事人申请抗诉的人。这样,其接受申诉的客观性、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检察院接受民事、行政申诉点,应设在检察机关院内或其派出机构内,不能把其牌子挂到作为一方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的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门上,这样既损害司法形象,也无此必要。
㈢在抗诉对象上应进行调整
目前,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过宽,公权过多介入私权,使得每种类型的生效裁判,都存在着因抗诉而再审的可能,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不利于稳定既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实体公正是相对公正,而非绝对的公正,其处理结果往往并不是唯一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应是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法官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违法违纪的案件,根据这一设想,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范围包括:
1、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涉及当事人规避法律,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如涉及损公肥私、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不需当事人的申诉,而直接提出抗诉。这类案件应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点,但是现实中,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监督很少;
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如涉及环境污染的公害案件,涉及公共设施的投资、处分、转让的案件等等;
3、可能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案件;
4、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
其他类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应提起抗诉。但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是全面的,特别是涉及司法活动的监督和违法行为的监督,有下列两种情况的案件,检察机关均可提出抗诉,而不受上述四种类型的限制:
1、审理该案的法官进行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2、程序违法,影响公正裁判的。
㈣抗诉时间上的调整
由于抗诉必须再审,对生效裁判抗诉时间上的无限性,必然对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产生不利影响,对社会关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果时间太长,证据方面的灭失,证人的变化,甚至一方当事人的变化(如死亡、失踪等),必然给审理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由于有抗必审的机制,这样的难题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能否提出抗诉,也是当前学理上争议较大的问题。笔者建议:
1、对生效裁判提出抗诉应明确一定的期限。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明确了两年的期限,超过两年,当事人只能申诉而不能申请再审。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诉,提起抗诉案件,也应限定在两年之内。即在两年内,当事人既可向原审或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也可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也可以同时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法院先立案的,按普通再审程序审理,检察机关先提起抗诉的,按抗诉案件进行再审。法院决定再审与检察机关抗诉同时的,按抗诉程序审理。
这种抗诉时间上限制的意义主要在于促使当事人尽快行使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尽早最终确立,排除一些不确定因素,尽快稳定社会关系。
2、应允许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其行使抗诉权的前提;审判权的不当行使,是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既不利于抗诉功能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律这样规定的主要理由是当事人享有上诉权,无需检察机关的抗诉;另外,未生效的裁判不具有执行力,抗诉无实际意义,这种理由是不全面的。故应允许检察机关对未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1、允许对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抗诉,有助于提高司法的效率。检察机关在判决、裁定未生效时,发现有抗诉的理由,却不能抗诉,那么,裁判生效后,其再抗诉,法院再进行审理,势必要增加更多的诉讼成本,浪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2、抗诉权与当事人的上诉权并不互相排斥。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时候,检察机关亦可同时行使抗诉权,并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参与二审的诉讼。这两种权利同时行使,不但不会互相排斥,反而会大大促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3、在涉及当事人规避法律,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不上诉。此时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更有利于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
4、对未生效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由抗诉的检察机关派员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席庭审。
总之,抗诉是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它在促进公正司法,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抗诉制度不可削、不可缺、更不可废,但是,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和弊端,同样不可忽视、不可回避、不可无动于衷。改变观念,革除弊端,完善抗诉制度,更显必要、更显紧迫。
第四篇: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 赖紫宁]——(2000-6-1)/ 已阅8160次
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赖紫宁 罗杜芳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再审。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有关检察监督的问题规定得不够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检察院和法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的认识,造成检法两家在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范围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哪些民事案件可以提起抗诉?在实践中,检法两家争论很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检察院的抗诉对象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但这一规定也未明确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是及于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检察院是否对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种裁定均有权提起抗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也不明确。
对这些法律规定的模糊界域,检察机关与法院产生了彼此相左的认识。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民事案件抗诉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此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中所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于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甚至还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财产保全裁定也提出抗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即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认为这些裁定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才能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才可以适用这一程序进行再审,检察机关在此时才能够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监督程序排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之后,这一排列表明审判监督程序是专门用来纠正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的。依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不发生再审问题,依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作出的裁判,也无再审的必要,依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作出的裁判,依法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执行程序是为强制实现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设立的程序,因此,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包括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等都不属于抗诉的范围。
另外,对于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等人身关系的案件,因这类案件与公民的人身权密切相关。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后,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另行
结婚。因此这类案件依其性质也是不宜再审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因此,人民法院关于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也不属于检察院抗诉的范围。
二、关于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法院的审级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但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哪级人民法院抗诉,由哪级人民法院再审,民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此问题上,检察院与法院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检察院认为,上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1而同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则几乎一律将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案件交给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笔者认为,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上级法院原则上交给下级法院再审,在认为必要时才由自己进行再审是合理和恰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申诉,实行分级负责的原则。对申诉人的申诉,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上级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提起抗诉,其来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对于这种申诉案件的再审,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一般应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处理。而且,民事抗诉不同于刑事抗诉,它体现的是一种事后监督。对这种“事后监督”案件的再审应当体现民事诉讼的“两便”原则,即便利当事人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再审审判。由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对案情比较熟识,审理起来比较方便。因此,由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如果抗诉案件都由上级检察院的同级法院再审,同级法院还要办理调卷等手续,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办案时间。而且,由于同级法院的审判任务繁重,将全部民事抗诉案件都集中在同级法院审理,同级法院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沉重负担,操作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对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原则上应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进行。即原来是一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一审法院提出抗诉,原来是二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第二审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坚持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的,上一级法院可以收下,收下之后,认为不需要本院审理的,可交由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审理。但是,强调抗诉案件原则上由下级法院处理,并非一律都交由下级法院再审。不加区别地将所有抗诉案件转下一级法院再审的方法也是不恰当的。有些抗诉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即同级法院)直接再审。至于哪几类案件应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可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下列几类案件可考虑由上一级法院直接再审:
1下级法院已再审或已经过复查驳回申诉的案件;2案情复杂,证据材料审查判断存在疑难的案件;3适用法律尚无定论的新型案件;4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具有典型性的案件;5下级法院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做出裁判的案件;6下级法院因地方保护而作出错误裁判的案件。除这几类之外的案件都可以交由下级法院再审。
三、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程序
由于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抗诉案件的程序未作具体规定,因此两院在许多具体的程序问题上也产生不一致的看法。
(一)抗诉人在庭审中的地位和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要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检察人员在庭审中的地位如何,法律没有规定。检察院认为,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有权发表除抗诉意见以外的其他意见,有权提问等等。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理由如下:
1这是由检察监督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是基于法律监督提出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再审案件时,抗诉人的地位既不同于进行审判的审判人员,也不同于再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而是处于特殊的地位。为此,人民法院在再审开庭时,可在审判席右下侧设抗诉人席。在审判长宣布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后,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可以宣读抗诉书。至于开庭审理时的其他程序活动,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一审程序进行,原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不能再发表意见。2这是由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所决定的。民事诉讼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性,是民事诉讼区别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一个本质特征。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私法的范畴。而检察院则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如果检察院在庭审过程中支持一方发表意见,则破坏了这种诉讼主体间的平等性,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的。
3这是由法律规定检察监督的“事后”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这种监督就是在案件处理完后,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而无权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过程实行监督。因此,即使人民法院再审的庭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检察院也只能在案件审结后再以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实行监督。出席庭审的检察员在再审庭审过程中要求发表其他方面的意见,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二)检察院在法院裁定再审后撤回抗诉
对于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裁定再审,案件即进入再审程序。在这个阶段,检察院能否撤回抗诉?笔者认为,检察院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有权撤回抗诉。
检察院的抗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随意性。但鉴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是根据检察院的抗诉作出的,检察院有权提出抗诉,当然也可以申请撤回抗诉。但申请撤回抗诉并非是毫无条件的。笔者认为,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撤回抗诉应当采用书面申请的形式提出。因为抗诉是用书面的形式作出的,撤回抗诉也同样应采用书面的方式,口头、电话、自动退出法庭等非书面方式均不产生撤回抗诉的法律效力。2申请撤回抗诉应当在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前提出。再审开庭审理后,人民法院已对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此时人民检察院再申请撤回抗诉是不恰当的。3申请撤回抗诉应当经人民法院同意。因为检察院抗诉后,人民法院已开始对案件进行再审。在进入再审程序后,又申请撤回抗诉,依法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如果法院认为不能撤回抗诉,而检察院坚持要撤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准许,并依法继续审理,作出再审判决。但如果经过审查,人民法院认为检察院的撤回抗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可准予撤回抗诉的,应当制作裁定书,裁定准予撤回抗诉,恢复对原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在检察院撤回抗诉后,如果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原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行提起再审程序。
(三)再审裁判文书的制作
判决书、裁定书的制作应当反映审判的客观真实情况。因此,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抗诉的再审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时,法律文书的首部应当列明抗诉机关,同时可根据当事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列明当事人。在判决书、裁定书中还应当写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出席法庭的检察员,并写明案件因检察院抗诉而进行再审的情况。再审判决书、裁定书应当根据再审认定的事实作出,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认为原判决、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驳回检察院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四、关于民事抗诉案件的再审调解及发回重审
由于民事诉讼法未对再审的结案方式问题作出规定,因此,民事抗诉再审案件除了按原
判决、裁定的形式进行判决、裁定外,能否用调解、裁定发回重审的方式结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一)对抗诉的再审案件应当可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关于抗诉的再审案件能否进行调解的问题,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允许调解结案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排斥,因为调解结案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使检察机关无权对调解结果实行监督,而且调解结案也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2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是失之偏颇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同样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1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同样适用于再审程序。因检察院抗诉而提起再审,与因当事人申请或人民法院依职权而提起再审,除了提起再审的渠道有区别以外,再审的程序是相同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不管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还是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对案件进行调解。2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也决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民事诉讼属于私法的范畴,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依法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放弃其所拥有的实体权利,如果当事人在再审过程中表示愿意放弃部分实体权利,与对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在调解的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检察院对此进行干预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对其合法财产的处分权。
3调解结案并未弱化检察机关的抗诉权,相反它充分体现了检察监督的作用。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之所以要调解结案,就是因为原判决、裁定所确定的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恰当,需重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是因抗诉而引起再审后产生的,因此这正是检察监督的效果体现。
(二)发回重审也是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民事抗诉再审案件能否发回重审,法检两院存在不同的看法。检察院的否定意见认为,发回重审可能成为法院回避检察机关抗诉的一种途径,认为它割裂和削弱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和彻底性,形成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监督上的漏洞。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抗诉的再审案件也应当可以发回重审。因为:1发回重审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再审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或者案件是由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而《民事诉讼法》第153条关于处理二审案件的规定中,发回重审是二审程序审理案件的一种处理方法。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有两类按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是要发回重审的:(1)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2)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发回重审,也可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是对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依法只能发回重审。
2发回重审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尊重。《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所规定抗诉的几种情形中,其中有一项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如果检察院以此项规定为由提起抗诉,而法院再审认为抗诉理由成立,对案件作发回重审处理,是尊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抗诉的意义和作用。至于对重审案件的法律监督问题,检察院也同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即在重审案件结束以后,检察机关仍然可以行使事后的法律监督权。因此,将再审案件发回重审并不存在削弱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完整性问题。
注:
1在实践中,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民事抗诉都是向同级法院提出的。
23参见李晓明李文军《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1997年第7期,第37—40页。
第五篇:[法学] 如何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法学] 如何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不同的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掌握不尽相同。在审判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围绕抗诉的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应以检察机关的抗诉书为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四部分第15条规定了上述内容,各地法院对此参照执行)。但该做法在审判实践运用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许多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法庭以抗诉内容确定案件审理范围或确定庭审焦点问题后,往往不愿就此发表意见,由于检察机关不参与庭审,在再审开庭中无论是质证还是辩论均缺少对抗一方;有的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的当事人向法庭提出了与抗诉内容不同的主张,在不少案件审理中发现抗诉意见不能支持,而当事人的主张有理,有的甚至足以导致对原生效裁判的变更,但由于抗诉内容没有涉及,从而将当事人的主张排除在审理范围之外,使得一些明显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等等。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在法理上也值得商榷。主要理由为: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难以实现民事再审程序依法纠错的价值功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最重要价值功能在于纠错,如果启动再审程序后,因为抗诉内容限制了案件的审理范围而导致明显的错误得不到纠正的话,那么这种限制就值得质疑。其次,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原则相冲突。再次,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在案件审理中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当双方当事人都对原审生效裁判不服,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向检察机关申诉,在检察机关先行提起抗诉后,按审判实践的通常处理方式,人民法院将对向其申请再审一方的复查案件予以撤销,案件因检察机关的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源于申诉人,在大多数情形下,其抗诉内容代表了当事人一方的主张。如果以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的主张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而同样不服原审裁判的一方因为没有向检察机关申诉其主张被法庭纳入审理范围的权利就被剥夺。这就发生了由于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导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
至于如何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笔者认为,首先,要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定位来看,它不是事前监督,也不是事中监督,而是事后监督。检察机关的抗诉仅仅是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开始后,不介入任何一方。既然检察机关在审理中不担当任何一方的角色,也不是事中监督,那么其抗诉内容对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就不具有必然性(当然如涉及国家利益等特殊情形除外)。其次,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等。民事诉讼中的最大特点是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体现当事人的处分权,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民事诉讼改革浪潮涌动的今天,弱化司法机关的职权性是时代的潮流。再次,要很好地结合再审案件的特点来确定案件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审理对象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协议,审理的范围通常应等于或小于原审审理的范围;再审的目的是纠正原生效裁判或调解书可能出现的错误,以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因此,根据以上理由,在确定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时,应以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为原则,以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为参照。具体来说,就是在原审审理的范围内,一般应根据双方当事人不服原生效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主张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以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来确定开庭中事实调查部分的焦点问题。如果当事人对原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则不列入审理范围。但有例外情形,如抗诉内容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案外人利益时,即便向检察机关申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抗诉内容,法庭也应将其列为审理范围进行审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杨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