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

第一篇：辖区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

辖区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海南中院审监

庭）

为了全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法［２００１］１６１号《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通知精神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的要求，使辖区基层法院的再审民事裁判文书的样式改革步入规范化，最近，海南中院审监庭先后深入到东、西、中线的１０个市县法院对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７月的再审民事裁判文书进行了详细调查。现就辖区基层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的样式与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谈几点意见。

一、再审民事裁判文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制作提起再审民事裁定书样式中存在的问题。

１、关于在当事人称谓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４条“关于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的规定和《纪要》中附

（三）、附

（五）规定的样式，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称谓，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应表述为“申请再审人”，相对的原审当事人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称为“被申请人”。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还是比较普遍地表述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甚至有的法院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却表述为“原告”、“被告”，根本不能体现申请再审人的地位，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是不符的。

２、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案号的写法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对于当事人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经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案件，其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统一案号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Ｘ号”，而多数基层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案号还写为“（ＸＸＸＸ）Ｘ民（再）初字第ＸＸ号”或写为“（ＸＸＸＸ）Ｘ民（再）字第ＸＸ号”，容易造成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案号与决定再审后的民事判决书案号无法区分，也与《纪要》规定不一致。

３、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内容存在表述不规范的问题。申请再审人（即原审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决申请再审，经过复查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应当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的内容时表述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Ｘ款第Ｘ项（调解案件为第１８０条）再审立案条件”，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时普遍表述为“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原告（或原审原告）或被告（原审被告）提出再审的申请，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甚至有个别法院却表述为“本案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程序违法，应予再审”或表述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书在认定事实方面确有错误，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根本不符合《纪要》的通知中第２４条“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时，不再表述„原判决（调解、裁定）确有错误‟或„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文字”的要求。

４、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存在遗漏适用法律条文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即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法院院长依职权决定再审，其民事再审裁定书中适用法律条文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第１８４条第２款的规定，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的规定，普遍存在遗漏适用第１８４条第２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第２款，是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案件的法律规定，如果遗漏适用该条款，则造成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再审案件缺乏法律依据。

５、案外人对生效民事裁决不服提出异议，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在再审民事裁定书中表述存在的问题。如案外人对生效裁决不服向本院提出异议，经审查，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其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的当事人称谓与内容如何表述，虽然《纪要》的规定中没有具体的样式，但案外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如案外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异议，经复查认为符合再审立案件的，应当以院长的名义依职权决定再审，即可以参照《纪要》中的附

（三）规定样式要求，在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可以表述为：“……（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Ｘ号民事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认为，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Ｘ）项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第１８４条第２款、第２０８条的规定，并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裁定如下：……”，而辖区个别法院在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却表述为：“案外人ＸＸＸ对（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Ｘ号的民事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或案外人ＸＸＸ对本案的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案外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或案外人ＸＸＸ对本案的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８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裁定如下：……”。这样表述与《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不相符。

（二）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与写作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关于再审民事裁判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审监工作改革的需要，但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关于民事再审案件判决书改革的几点要求：“（１）首部要规范，程序要公开，判决书应当反映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２）原审诉辩要表述，再审理由要具体，主要证据要列明，争执焦点要明确；（３）正确运用有效证据，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４）再审判决书内容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再审申请的主要理由展开、案件争议的焦点可采用多种论证方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适用要准确规范；（５）判决主文的表述顺序为：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和省高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试行）》的要求，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与写作标准时，应当按照上述规定与要求来制作，才能突出再审的特点。从中院此次调查及审理２００２年以来的再审上诉民事案件中，发现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样式与写作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的称谓表述不当。个别辖区法院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对申请再审人的称谓没有改变，仍保留其原审中当事人的称谓，即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造成原审与决定再审后的当事人称谓没有区分。

２、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普遍没有将原审生效判决的认定与判决结果概要写明。经过这次调查，发现辖区法院在制作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普遍存在没有概要写明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的情况以及没有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写明申请再审人提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与请求。

３、对案外人提出异议而符合再审条件的，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称谓表述不当。案外人对生效民事判决不服提出异议，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并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后，该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审普通程序规定进行审理。在再审审理期间，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的规定，可将案外人追加为本案中的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案外人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称谓应表述为原告，或者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而辖区个别法院制作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对案外人的称谓普遍表述为：案外人、申请再审人。

４、民事再审判决书的首部普遍没有写明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经过叙述不全，甚至有个别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经过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叙述。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反映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的要求，制作民事再审判决书的首部时，应当写明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即“申请再审人ＸＸＸ与被申请人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的（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第Ｘ项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提起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而辖区法院普遍存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首部根本没有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叙述，对这一表述很不规范，即“ＸＸＸ与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再审。”甚至有个别法院却表述为：“ＸＸＸ与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经听证审查，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５、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主文普遍不依照“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顺序的要求表述。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第（５）项“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对民事再审判决主文必须表达准确、规范。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主文不依照上述顺序的要求表述，且辖区各法院之间对这一判决主文的顺序表述很不规范，还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在不对生效民事判决主文作出是否维持或作出是否撤销的情况下，直接在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主文中作出判决，导致原审民事判决还继续生效。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再审判决均没有提起上诉，造成一个法院对同一法律事实作出两种不同处理结果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也往往会给再审民事判决中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将原审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主文来对抗再审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严重影响法院的公信力和法律的严肃性。

６、在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主文判决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主要是，在判决主文中直接判决驳回ＸＸＸ的起诉。对于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的处理结果，是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方面解决的问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０条第１款第（３）项之规定，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的民事裁定书，不应适用民事判决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二、应采取的对策

（一）狠抓队伍建设，提高审监人员的业务水平。

我国三大诉讼法设立的审判监督程序，目的是使确有错误的裁判得到纠正，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种司法救济手段与措施。因此，辖区法院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要重视审监工作，认识到位，充分考虑审监庭的人员配置，挑选一些具有较强业务素质、办案能力较强、具有良好工作作风和奉献精神的审判人员到审监庭工作，改变目前审监庭审判人员年龄老化、人员配备不齐的被动局面。从事审监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审监工作涉及的业务范围广、难度大的特点，只有加强业务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写作再审裁判文书的水平。同时，要充分发挥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发挥庭长、主管副院长审批案件的监督作用，严格把好再审裁判文书的质量关。

（二）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

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或是上级法院指令再审，辖区法院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不外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第Ｘ项（调解案件为第１８０条）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应当严格依照《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的样式要求，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第二种情形是人民法院对本院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发现确有错误，需依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的，其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的样式，可以参照《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的样式来制作，但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在原审中的称谓可删掉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即表述为：ＸＸＸ（当事人）与ＸＸＸ（当事人）因ＸＸ纠纷一案。

第三种情形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不论其抗诉的根据和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其有无可能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都应当进行再审。目前，对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海南中院审监庭在启动再审程序方面的具体作法是：一是可以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１６条“人民检察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一般应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定进行再审。……再审裁定书由审理抗诉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的规定，并依照《纪要》的通知附

（四）２的样式要求，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函转由辖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因此，辖区法院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时，应当参照《纪要》的通知附

（四）１的样式。二是海南中院审监庭对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６条、第１７７条第２款的规定，直接制作民事裁定书，指令该案由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法院进行再审。

（三）严格依照省高院的要求，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

由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人民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关于再审民事判决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审监工作改革的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制定出新的再审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之前，为了规范辖区法院制作再审民事诉讼文书，我们认为，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或是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目前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暂时可以参照《纪要》通知中的第２５条规定和省高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的要求制作。

海南中院审监庭

第二篇：关于辖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制作规范的高质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不仅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法官主要的具体的工作之一，而且是法院提高整体法律文书制作水平，确保公正高效司法的一项具体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最近，海南中院刑二庭在认真查阅了近500份辖区基层法院2001年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后，认为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说明和指导，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改进，使一审刑事判决书的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写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下简称“样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以下简称“解答通知”）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等4份补充样式的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分为首部、事实部分、理由部分、判决结果、尾部五部分。以下就按这五部分的制作顺序，就判决书中存在的普遍的和典型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列举、评析和研究。

一、首部

（一）对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监护人的表述不规范。按照“样式”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系本案被害人的监护人或亲友的应在写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职务”“住址”之后接写“系本案被害人#215;#215;#215;的#215;#215;”，然而不少判决书却写成，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215;#215;（被害人之母）”。

（二）对被告人所犯前科和因涉嫌何罪所受强制措施，表述不规范，比较混乱、冗长、抓不住主要内容。如：有一份判决书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是“被告人李#215;，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系#215;省#215;县#215;乡人。1998年4月20日因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1998年9月14日被依法逮捕。1998年11月24日#215;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轻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在上诉期间，#215;县看守所以被告人李#215;服刑期满为由，于1999年4月19日将李#215;释放回家，2001年2月5日被告人李#215;因本案重新被捕收押。现关押在#215;县看守所。按照”样式“和”解答通知“的规定被告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处分、或者又在以上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内逃跑、可能构成累犯或者有法定、酌定情节的，应写明其事由和时间。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应表述为”因涉嫌犯#215;#215;罪于#215;年#215;月#215;日被刑事拘留、逮捕。“如有变更强制措施的，也应写明，以便折抵刑期。因此，这份判决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只要抓住被告人曾经受过的刑事处罚和现在所受的强制措施的起止时间、罪名、强制措施种类，即可作出规范、简明扼要的表述为：被告人李#215;，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215;省#215;县#215;乡人。1998年11月24日因故意伤害罪被#215;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9年4月19日刑满释放。2001年2月5日因涉嫌犯#215;罪被#215;县公安局依法逮捕，现押于某县看守所。另外，有的判决书在表述被告人依法被逮捕的起止时间前，还写了一段”#215;年#215;月#215;日经#215;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按照”样式“的规定，对被告人所受强制措施的表述，只要求写明强制措施的种类及起止时间即可，没必要把强制措施的程序写出。还有的判决书不写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只表述为”被告人于#215;年#215;月#215;日被依法刑事拘留，于#215;年#215;月#215;日被依法逮捕“。我们认为这也是欠妥的，因为哪个执行机关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依法都要通知被告人家属，所以判决书应写明执行机关以明示案件当事人。

（三）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表述不规范。大多数的判决对辩护人是律师的表述都比较规范，但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身份和关系的表述则与“样式”大相径庭，大都不表述辩护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只表述辩护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如：辩护人（法定代理人）#215;#215;，系被告人之父。

（四）在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段，没有客观反映法院在起诉后的立案日期和延期审理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只是告知当事人案件立案日期和案件审理期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便于当事人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法院对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执行情况，体现审理案件的公开和透明度，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按照“解答通知”的要求，公诉案件在“#215;#215;#215;人民检察院#215;年#215;月#2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之后，续写“本院于#215;年#215;月#215;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需要延长审限的，属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部分，应当写明：“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两个月”，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则应当写明：“经#215;#215;#215;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再延长审限一个月。”如果案件是经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则在经过的“#215;#215;#215;人民法院二审后，于#215;#215;年#215;月#215;日作出（#215;#215;#215;#215;）#215;刑终字第#215;#215;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之后，续写：“本院于#215;年#215;月#215;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如有延期审理的情形，则按照以上所述写明。

（五）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未说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一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其一为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二为个人隐私的案件，其三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审判实践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比较少见，大部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补充通知”专门在刑事判决书样式的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规定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是“因本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或本案涉及未成年被告人）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但所制作的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决书中却没有写明这一理由，应引起重视。

二、事实部分

（一）叙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时，层次不清楚，重点不突出，文字语言不够精炼准确，时态助词的运用过多。如有一份判决书对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这样表述的：1996年11月12日晚上9时左右，被告人罗某酒后在甲镇乙村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后，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前往乙村报复，当时其妻文某劝阻无效后，怕他出事就陪同前往乙村。当俩人行走到保令田时，被告人罗某丢失手电筒后前行时突然向前摔倒，手无意中触动火药枪的扳机使枪走火，枪响后击中在前面的文某腰腹部致其死亡。这段不足二百字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的表述，时态助词“后”出现了五次，给人以强烈的时态混乱的感觉和表述的单

一、乏味。若能按照语言精炼、逻辑严谨的记叙文章的写作要求作些修改，则该段表述层次就较清楚，重点便较突出，时态助词运用也得当，语言文字也显得精炼许多。如1996年11月12日晚9时许，在甲镇乙村，被告人罗某酒后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返回乙村报复，其妻子文某劝阻无效，担心出事遂陪同罗某前往乙村，二人行走至保令田时，罗某因丢失手电筒突然摔倒，手无意中触动枪的扳机使枪走火，击中走在前面的文某的腰腹部致其死亡。

（二）例举经审理查明的证据时，往往出现如下一些问题：

1、关于投案自首的认定。不少判决书只例举公安机关证明某一被告人或某几个被告人投案自首的证明材料，而不例举被告人投案自首的笔录。我们认为，认定某被告人是否符合投案自首的情形的权力在法院，法官只有通过对被告人当时投案自首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公安机关制作的投案自首笔录加以了解、分析、审查，才能确认投案自首是否成立。

2、关于被告人身份证明的确认。不少判决书对被告人的身份证明极其简单的表述为，“被告人#215;#215;的身份证明或被告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这种证据表述毫无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效力和说服力，只不过说明被告人有一张身份证而已。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身份证明对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的适用。因此，在例举这一证据时应写明：被告人的身份证编号和出生年月日，并说明被告人犯罪时是已达到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达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属于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3、对鉴定书的表述极不准确和规范。刑事案件所涉及的鉴定书的种类是比较多的，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司法技术鉴定书、物证鉴定书、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司法会计鉴定书等。应当说，鉴定书在故意伤害、涉毒、贪污等案件上的证明效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而且也是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如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赔偿费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判决书例举证据时，对鉴定书的表述一定要具体、准确引用鉴定书的全称和编号，切不可泛指，如“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或“法医鉴定结论”之类。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如#215;检技鉴会字［200#215;］#215;#215;号司法会计鉴定书，#215;厅［200#215;］公物证鉴字第#215;#215;号物证检验报告，#215;司法鉴字［200#215;］第#215;#215;号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215;刑技法医［200#215;］字第#215;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等。

4、少数判决书将事实部分和证据表述成一事实一证据，最后又综述证据。这样将事实和证据割裂开来的表述方式，不仅有悖于“样式”的规定，而且导致叙述的事实不连惯，犯罪行为脉胳不清，证据重复。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有个别判决书将审理查明的刑事部分的事实叙述完了后紧接着就例举刑事部分的证据，然后再叙述民事部分的事实，接着例举民事部分的证据。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不符合“样式”的规定的，“样式”要求，“经审理查明„„（既要写明经法庭查明的全部犯罪事实，又要写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其次写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因此应当按照”样式“规范行文。

5、按照”样式“的要求，对证据之间有矛盾或者主要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还应进行分析论证。这一点，大部分判决书都没有做到。

6、”补充通知“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用的刑事判决书的样式中明确要求：在例举证据的自然段后另起一行写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院了解到„„（概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如果可能判处被告人非监禁刑罚的，概述所具备的监护、帮教条件等情况）。这一段落的叙述，是”补充通知“中最能体现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特点的部分，然而在所制作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中，却没有这一段落的叙述，也就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反映不出”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特点。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以后制作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书时，务必加以规范和充分体现。

三、理由部分

（一）说理不用法律术语。如有一份判决书是这样说理的：“本院认为，被告人代某目无国法，贩卖毒品海洛因48.559克，数量极大，影响极坏，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治安„„”像这样不用法律术语，不运用刑事法律规范和犯罪构成原理分析、说明被告人的行为为何构成犯罪，而只堆砌标语口号套话的判决，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表现出说理不用法律术语也相当于完全不说理的判决还存在，必须坚决予以杜绝。

（二）说理没有针对性。刑事案件，由于案件性质的不同而导致个案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案件，也存在犯罪主体（如特殊主体，犯罪时的刑事责任年龄，犯罪主体是否存在法定从重情节如累犯，或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如从犯、未遂犯、预备犯、中止犯等）和犯罪客观方面的具体情形（如故意伤害案的犯罪结果是重伤﹖轻伤﹖伤残等级如何﹖犯罪手段是否属特别残忍等）以及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如何等个案特点。判决书的说理只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这个中心并抓住特点进行论述，可以说判决书就起码具备了说理的针对性。然而，以下的“说理”在判决书中却比比皆是。如有一判决书对盗窃罪的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和林小某，乘他人不备之机，盗窃他人财物20500元及存折一本，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这样的“说理”姑且不谈它只对盗窃罪的四大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观方面作了论述，且就这一点论述而言，也混淆了盗窃罪与抢夺罪在犯罪客观方面即行为方式上的区别。这一“说理”如果能围绕犯罪构成四大要件中的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这个中心，并抓住盗窃的数额特点进行论述，应当说是具有针对性的。如：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和林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窃取某人（应当将被害人具体化）财物价值人民币20500元和存折一本（存入金额人民币#215;元），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两被告人属共同犯罪。又如一判决书对贪污罪的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虚开报销发票11张，侵吞公款11236.7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这样的“说理”尽管也围绕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进行论述，但漏掉了构成贪污罪的另两个主要要件即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论述也不能笼统叙述为“利用职务之便”，而应具体例举犯罪行为属利用职务之便三情形（主管、经手、管理）中的哪一种情形。只有清楚地阐明了个案犯罪构成的特点，判决书才具有针对性的说理。另外，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有：

1、在驳斥被告人辩解时，应着重证据的说服力，而不是像有的判决书所述：“与被害人的陈述也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害人的陈述均是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证据，它们在证明案件事实的全部或某一部分时也许是相同的，也许是不同的，法院（法官）是否采纳被告人的辩解并不以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相符而定。

2、大部分的判决书，在叙述被告人的抢劫、盗窃、诈骗、强奸犯罪行为时，往往不列出具体的被害人，而泛指“他人”。如“劫取他人财物”、“窃取他人财物”、“骗取他人财物”、“强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等。一般而论，案件的被害人在判决书的首部和经审理查明段落已经非常清楚地写明了其姓名，然而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却隐去姓名而代之以“他人”，这是非常不妥的。这样不仅使被害人在整个判决书中不连惯，而且个案中具体的被告人的加害行为也缺乏相对应的被害人。

3、“补充通知”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在理由部分中明确要求“结合庭审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轨迹，剖析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然而所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决书均没有这一有针对性的原因剖析。

（三）说理没有充分反映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特点。“样式”明确规定，在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时，首先必须论证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犯罪的指控是否成立，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犯什么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必须论证被告人（包括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其应承担多大的民事责任。最后再写明适用法律的依据，即判决所依据的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条款。在检查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说理没有充分反映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特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有的判决书在论证应予追究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后，对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其应承担多大的民事责任的论述为“被害人李某某因此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应予支持”这段论述首先是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某这一诉讼主体称之为被害人，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主体混淆于一般刑事案件的诉讼参与人，是不符合“样式”的规定的。其次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某因何事由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不加阐述，只用“因此”两字带过，这不仅不符合“样式”的要求，且在文理上也是不通顺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对被告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说理了。又如“被告人吴钟某应承担被害人吴斌某的经济损失”这段论述也是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写成被害人，没有分清诉讼主体与诉讼参与人的区别。同样不阐述被告人承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的理由。又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讼赔偿的项目及数额参照《关于2001海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除去已赔偿的数额，被告人继续赔偿下列款项„„”这段论述一是不阐述法院支持和为何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赔偿的理由。二是将最后才写明的适用法律的依据，写在了论证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段落里面，使说理部分层次不清，条理不明。

综上，要制作好一份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必须纠正如本文所述的制作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存在的弊病，要使这些弊病得到彻底的或最大限度的克服，其一，必须严格按照“样式”、“解答通知”、“补充通知”的要求制作裁判文书；其二，切实夯实制作裁判文书的法理和文理基础。只有这样，一审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才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篇：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雷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 黄文德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作为人民法院文明和公正司法的载体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1]为规范裁判文书．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今年上半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组织人员对全市两级法院的裁判文书进行了评查。本文拟结合评查的情况与审判实践．就目前法院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法院裁判文书改革情况进行研究，期望能够对裁判文书的进一步改革和规范有所裨益。

一、民商事案件中案由的确定不准确、不规范

所谓民事案由，实际上是对民事案件法律关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民事案件所反映的法律关系在整个民事法律大坐标中的准确定位。准确地确定案由，对于裁判文书事实的叙述、说理、适法能起到一个导向性的作用。但在评查中却发现民事案由的确定不准确、不规范，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讼争案件的法律关系界定错误

与刑事案件的定性相比较，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复杂得多。关于案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民事案件审理以及制作裁判文书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涉及到对当事人诉的准确把握，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更涉及到法律的准确适用和案件实体的正确处理。准确地识别和理清法律关系并以此确定案由是审理一个民事案件最基础性的工作。评查中发现对讼争案件的法律关系界定错误的突出表现在：一是不能正确解读、把握当事人的诉。只有诉才能启动诉讼程序，没有诉就没有诉讼。但在评查中发现．很多办案人员往往不认真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甚至撇开当事人诉讼请求来确定案由。在实践中，笔者认为不仅要正确解读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要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确定案由。二是办案法官能力不够，无法准确识别法律关系。怎样从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准确地界定所办案件的法律关系．这是最能体现一个办案人员素质和能力高低的水准。如当事人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承办法官却把案件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来审理；当事人因企业内部承包问题与企业发生纠纷，明明是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纠纷，只因该当事人是企业的职工，就把它作为劳动争议来处理；等等。三是当一个案件多种法律关系交结在一起的时候理不清法律关系。任何一个纠纷，一般不会只存在单一的法律关系，往往是多种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体现案件本质的基本的法律关系？这就需要从众多法律关系中进行识别。譬如，一个案件，公司股东因为股权发生纠纷，但股东之间又有合同在约束彼此的权利义务，很显然，公司的行为是由公司法来调整的，本案是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如果把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就错了。评查中就有一个案件，把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而且是作为一般的合同案件来处理。案件存在本诉和反诉的情况下对法律关系的识别尤为重要，这涉及到分案和并案审理的问题。如果本诉与反诉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法律关系，用一个案由可以包容的，那自然要合并审理；如果是两个法律关系，并案审理有利于纠纷解决，可以合并审理；其他的则应分案审理。

（二）案由的内涵把握不准确

任何一种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案由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用法，但实践中我们往往把握不准。譬如，有一个案件，当事人因被打伤要求赔偿．按照新的案由规定[2]。应当确定为健康权纠纷，承办法官却把它定为身体权纠纷，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由于办案人员对于 身体权的内涵把握不准，身体权是指自然人有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权利。该案保护的显然不是这样一种权利。有一案件把案由定为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而2008年颁布的新《民事案由规定》里没有这样一个案由，只有一个“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它是指当事人约定按货物样品确定买卖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所引发的纠纷．而且这一案由也与案件实际的法律关系不相符。按照婚姻法解释，[3]当事人以解除同居关系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一个案件．法院就受理了，并以解除同居关系作为案由。这种案件本质上是同居财产的析产以及小孩的抚育所产生的纠纷，新《民事案由规定》就明确了这类案件的案由即“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

案由问题最多最复杂的是。在案件审理中经常把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加工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混淆了。劳动关系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劳动关系．就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也就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广义的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概念相近似．劳务关系是一个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除去由劳动法调整的这一块，剩下的部分就被雇佣关系、加工承揽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劳动关系所充斥，再剩下的则可称之为劳务关系。但这些关系的界限都不是很清晰。怎么去区分它们？笔者认为．一是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来区分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二是认定雇佣关系要紧紧把握几个特征即基于主体的不平等所形成的人身依附性以及被管理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在雇佣关系中，报酬与工资的支付相对比较固定，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也相对比较稳定：三是加工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所参加的劳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前者所完成的劳动具有较高的技术成分，后者的技术含量则较低。

（三）民事案由适用原则使用不当

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应是法律关系的性质加纠纷构成，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新《民事案由规定》将案由分成四级，一级案由由十部分组成，二级案由有三十类，三级案由有三百多种，三级以下有一些四级案由。案由的确定首先要明确界定法律关系．再由低到高逐级适用，即最先适用第四级案由，没有的再适用第三级案由，依此类推；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确定两个案由；法律关系竞合时依当事人自主选择的请求来确定。

（四）习惯性思维定势影响严重

2008年2月颁布的《民事案由规定》对2001年颁布实施的旧的案由规定作了较大的改变，但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在确定案由时仍然经常适用旧的案由名称。例如，现还经常看到把案件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的情况。其实。这一旧的案由，已经细化成若干个案由，包括：人格权纠纷中的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以及该三级案由下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七个四级案由；债权纠纷中二级案由下的特殊侵权纠纷中的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雇主损害赔偿纠纷等多个案由。

（五）裁判文书中存在案由名称不规范等其他问题

在确定案由的过程当中随意性很大，案由经常多一字少一字．甚至杜撰案由。如有的把“离婚后财产纠纷”定性为“财产分割纠纷”，把“共有纠纷”定为“按份共有纠纷”，把“抚养纠纷”定为“抚养费纠纷”，这都是不规范的。类似这样的不规范的情形相当多。评查中就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案由，诸如：返还纠纷、欠款纠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林木损害赔偿纠纷、合伙侵权纠纷、装修装饰合同纠纷、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等等，不胜枚举。另外，审判实践中，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起诉时确定的案由不相符时，应在文书说理部分明确，或直接在案件由来经过中予以明确。

二、查明与认定事实部分存在事实表述不规范、事实认定错误或不清、证据不足等 问题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事实没有查清，就谈不上正确地处理纠纷。评查中发现裁判文书中查明与认定事实部分主要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事实表述不规范等问题。

（一）事实要素不完整，表述不规范

主要是有事实没有证据．事实缺乏证据的支撑或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或只是简单地罗列证据，而没有对证据进行认证分析。目前裁判文书还有相当一部分仍沿用旧的文书格式。从评查情况来看，大约还有半数以上的文书是这种模式，这类文书基本上是平铺事实，然后简单地罗列证据，有的甚至连简单的罗列证据都没有，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证据的分析认证不够．对证据事实的关联性缺乏推理、分析和判断，没有对主要证据的采信与否进行分析说理，对双方争议的关键证据的认定未置可否。

事实问题的核心就是证据，这也是一直以来裁判文书的一个薄弱环节．大多裁判文书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过去的裁判文书，由于平铺事实，对证据一笔带过，把最核心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也招来了众多的对司法裁判的质疑。道理很简单：事实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或是捏造出来的，它是通过证据认证分析后所再现的法律真实。事实是需要证据来证明的。是通过证据来推断认定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存在，但体现在裁判文书写作上，简简单单，反映不出当事人对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对证据认证分析和事实认定的过程。

（二）事实表述过于简单，案件中的重要、关键事实表述有误或遗漏表述

事实表述该繁则繁．该简则简。但不能过于简单。如一个贩毒刑事案件，其审理查明的事实不足50个字，其全文为：“某年某月份以来，被告人某某数十次在某地贩卖毒品给吸毒人员某某、某某、某某等人吸食”，贩卖的具体时间、地点、数量、次数、卖给了多少人等重要犯罪事实都不很清楚。还有一个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审理查明“某年某月某日，被告人某某在某某县某某镇竹山坳，将本村村民某某打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事件的起因、经过等一些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情节也都不清楚。有些案件中的重要、关键事实是必须表述清楚的，却没有表述。例如有一个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按理说这样的案件都会有一个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是案件的一个关键事实和证据，但在该案的裁判文书当中，除了证据罗列中有这样一个证据外．在事实部分遗漏了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的内容，且说理部分完全撇开了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而对事故责任直接进行了认定。

（三）裁判文书中事实叙述与说理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

查明的事实与案件没有关联而文书中予以表述，案件查明的事实不能为说理服务，或在事实部分未查明。但在说理部分却出现未查明的事实。例如，一个离婚案件．在事实部分，不是查明当事人双方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同财产状况和小孩情况等关键事实，却查什么彩礼送了多少以及其他的事实。说理中出现的事实并未在事实部分查明，许多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经常出现“经查”的字样，但不在事实部分查明，却在说理的时候查明。

笔者认为，裁判文书要做到事事清楚、证据确凿，有三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真正发挥庭审应有的查明事实的功能．不要使庭审沦为形式。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就是为查明事实设置和服务的，庭审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然后法院认证，查明案件事实。要善于抓住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关键事实来展开调查。在庭审中真正把事实查清。最后体现在裁判文书中的查明事实就是对法庭调查进行浓缩后的文字再现。二是强化证据分析意识。强化对证据规则的运用。现在普遍存在证据分析意识不强，运用证据规则的能力欠缺，体现在办案中就是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不清 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对证据是否采信以及是否排除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按照法律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举证的义务．法律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除外。一般情况下。在确定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之后。可按法律的规定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确定当事人各自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自然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证据，则有一个证明力比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善于运用盖然性优势证据的规则，采信优势证据一方的事实主张。当然，针对弱势当事人，作为一个法官必须尽到释明的责任，必要时还应主动依职权调取证据。三是要提高文书的写作技巧和能力，做到把案件事实有序地组织起来。

三、说理欠缺或说理不充分

裁判文书的说理是一篇裁判文书的灵魂。文书的说理就是要把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一篇好的裁判文书，简洁明快，说理丝丝入扣，如沐春风，自然而然就得出了案件的处理结论。我们在评查中发现的问题有这么几种情形。

一是不讲理

有的案件为什么这样判，根本就不讲理。有一案件，当事人提出自己不是合伙人的事实主张，结果承办法官在事实部分既未查明是否存在合伙的事实并予以认定。承担责任的理由也没有阐明，就直接判决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就是蜻蜓点水，用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的话一笔带过。这种情况在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中比较普遍。此外．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判决民事赔偿的部分经常存在不说理的情况。

二是乱讲理．也就是说理不当

有一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被告人与死者家属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告人主动进行了赔偿。死者家属也表示了谅解，这本是被告人的一种悔罪表现。可以考虑从轻减轻处罚，但判决却说“社会影响已消除”，以此理由来减轻处罚。有一受贿案件，给当事人判处了较轻的刑罚，其理由是：被告人“且在本案犯罪活动中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未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表述明显不当，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构成犯罪了，给人的印象就是，似乎法官在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在另一个贪污刑事案件中则这样说理：“且三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确有明显悔罪表现，可依法认定三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对三被告人减轻处罚”。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那么就不构成犯罪了，这与最后有罪的判决明显矛盾。再如，一民事案件中，一老太太从一危墙下经过，碰巧危墙倒塌，将老太太压成重伤，老太太遂起诉到法院。状告危墙主人．请求赔偿医药费及各种损失费用。一审判决认为，危墙的所有人和管理人要承担民事责任，接着又说老太太在经过该危墙时，“疏忽安全，警惕性不高，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应自负一部分责任，一审法院于是判决原告自负30％的损失。墙系危墙，围墙所有人即本案被告没有维修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围墙倒塌压伤人，其过错是明显的，按照《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应承担过错责任。老太太从墙下经过时，无法预见墙会倒塌，因此她是没有过错的，要其承担责任便无道理。

三是说不清理

因为案件承办人水平和能力问题．不能根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地说理。有的裁判文书的说理完全不按照案件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来进行，不知所云，即所谓的跑题。有的撇开主要事实和关键证据来说理，有的说理与法律规定明显相背离。如有一房屋权属纠纷，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将房子卖给善意第三人．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很明显混淆了合同的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别。此外，有的判决结果中涉及金钱数额却不知从何而来，依据何在：有的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未作责任划分；有的裁判未阐明适用法律的理由以及适用法律条款与案件事实关系；有的裁判对当事人的诉请和辩解未作评判，或者二审、再审对原判未作评判等等．这都是说理不清的表现。

四是说理矛盾

说理东拉西扯。经常出现说理前后矛盾，说理与查明的事实矛盾，或者裁判结果与说理矛盾，说理这样，判决又是那样。如一个案件，明明案由为劳动争议，在说理中，又将其定性为损害赔偿，但却拿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劳动法律关系进行说理，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再如，有一个案件既然把案由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就应该按照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进行说理和处理。所适用的责任形式应是违约责任，而非过错责任。但是，该裁判书在说理中却又按照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规定来说理和处理。

四、法律适用不准确、不规范

通过这次裁判文书评查，我们发现裁判文书的法律适用不准确、不规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适用的法律错误

本应适用此法却适用彼法或漏引、多引、错引法条，甚至有的未适用法律就作出判决。如有一个判决，对案件实体作出了处理，因不知道适用什么法律，于是，在适用法律时表述为：“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不严谨。还有，当事人虽然没有出庭，但其委托代理人出庭了，有的法官把这种情况也作为缺席审理来处理并适用缺席判决的条款。这显然是不对的。有的刑事裁判文书被告人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却错误适用《刑法》第62条。

二是不遵守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

裁判文书的依据应当严格限于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行政裁判文书可以参照规章。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可以在事实部分和裁判理由部分引述，但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譬如，有一个判决，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把省高院的一个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这是不当的。裁判依据引用的法律应当准确、完整、具体、层次分明。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评查中的裁判文书不遵守法律适用一般原则的问题非常普遍．主要表现有：不按先程序法后实体法的顺序引用；重复引用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相关规定或有特别法规定却引用普通法的规定：适用法律不按法律位阶的高低顺序来引用：既有原则性条文又有具体法律条文时不引用具体条文：未按先主后次的顺序引用或引用法条未具体到款、项、目：涉及共同犯罪的刑事判决书未对各被告人所适用的法条分别引用；等等。

在二审中，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应诉，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第129条、157条的规定，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目前法院这样的做法很多。其依据是参照民诉法对一审案件的规定．但民诉法对二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做确实简单．但也容易留下后遗症。当事人会以法院剥夺其诉权而缠诉。笔者认为应该以判决结案，理由有三：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这样做：二是一审这样做是因为法律规定一审必须要开庭，二审可以进行书面审而不开庭；三是上诉人只是放弃了出庭的权利而没有放弃上诉的权利。其缴纳了上诉费用．办理了上诉的相关手续，完全有理由要求得到一个二审判决的结果。

关于案件中牵涉到其他的法律关系，如何引用法条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如有一个案件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涉及车辆所有权转移的问题，因此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就适用了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涉及的法律关系很多，那岂不是要引用大把的条款，这无疑模糊了案件最根本的法律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说理部分可以引述相关法律的规定来论证说理的正确。而不是作为裁判适用的法条。

此外，法律修改以后。具体法条的位置、顺序往往发生了改变，因此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适用旧的条款．则极易造成法律适用错误。如民诉法修改后，再审应引用第186条而不是第184条，涉及金钱给付内容的，应引述第229条，而不是第232条等，不一而足。

注释: [1]肖扬：《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1998年12月2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2]参见法发（2008）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由规定）的通知》。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03）19号）第1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篇：北海海事法院民事裁判文书拟稿纸

北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商初字第68号

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梁思芹，理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成。被告王家文。

被告刘琼（被告王家文之妻）。

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王家文、刘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家文、刘琼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田信用社（下称金田信用社）属原告的分支机构，原告在本案中有权行使金田信用社的债权；被告王家文、刘琼系夫妻关系，2009年11月22日，被告王家文、刘琼共同向金田信用社申请贷款，同年12月24日，金田信用社与王家文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王家文向金田信用社借款24万元，用于购买船舶及经营，借款期限约三年，自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2年11月20日止，年利率8.64%，按月结息，到期还清本息，逾期还款按约定利率加收40%的罚息；王家文用自有“桂桂平货×××”号船作抵押；该借款合同第十条第六款约定：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 的费用。被告刘琼在上述借款合同连带保证人处签名确认。

合同签订后，案涉船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登记号码：DY1008090556），金田信用社向被告王家文发放了贷款24万元。此后，被告违约，未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截止到2014年2月24日，尚欠借款本金239 390.74元，利息65 800元。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委托律师起诉被告，并支付了律师费7 000元。

请求法院判令：

一、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分支机构金田信用社与被告王家文、刘琼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

二、被告王家文、刘琼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9 390.74元及利息（计至2014年2月24日止利息数额为65 800元，之后利息按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

三、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7 000元由被告王家文、刘琼共同负担；

四、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上述二、三项债权范围内对被告王家文所属的“桂桂平货×××”号船享有抵押权。

五、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未作答辩，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主张：

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贵港银监分局关于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有关事项的批复》；

证据

2、机构代码证；

证据

3、法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证据1-3，拟证明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金田信用社属原告的分支机构，以及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

4、王家文、刘琼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拟证明两被告属夫妻关系及其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

5、借款申请书，拟证明两名被告向原告申请贷款，用其自有“桂桂平货×××”号船作抵押物；

证据

6、抵押承诺书及清单，拟证明被告承诺以自有船

舶作抵押，用于抵押的船舶产权名称、数量及相关证书。

证据

7、个人借款及抵押合同，拟证明双方自愿订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时间、用途、利率及抵押担保，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

证据

8、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及船舶产权证复印件，拟证明案涉船舶在海事部门办理了登记抵押的事实；

证据

9、贷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已将24万元贷款发放给被告；

证据

10、还款明细清单，拟证明被告已经履行部分还款义务；

证据

11、被告拖欠贷款本息清单，拟证明被告至2014年2月24日止，拖欠原告贷款本金239 390.74元，利息65 800元；

证据

12、委托代理合同；

证据

13、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证据

14、银行进账单、发票；

证据12-14，拟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律师代理费7 000元的事实，且该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又不作答辩，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视其已放弃依法享有的质证、抗辩等诉讼权利。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以上证据，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金田信用社属原告的分支机构，原告在本案中有权行使金田信用社的债权，金田信用社与被告王家文、刘琼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请求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王家文作为借款人，其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原告对被告王家文清偿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被告刘琼与被告王家文为夫妻关系，共同向原告申请贷款，且刘琼为案涉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王家文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原告对被告王家文与刘琼夫妻共同清偿本案借款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为实现本案债权，原告支付了其律师代理费7 000元，原告请求被告负担该代理费符合当事人的约定，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金田信用社与王家文就“桂桂平货×××”号船作为本案借款抵押事宜达成合意，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六条“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的规定，原告在本案债权范围内对“桂桂平货×××”号船享有抵押权的请求合理，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分支机构金田信用社与被告王家文、刘琼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

二、被告王家文、刘琼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39 390.74元及利息（计至2014年2月24日止利息数额为65 800元，之后利息按本案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至还清本金之日止）；

三、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7 000元由被告王家文、刘琼共同负担；

四、原告桂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上述二、三项债权范围内对被告王家文所属的“桂桂平货×××”号船享有抵押权。

本案受理费2 992元，由被告王家文、刘琼负担。本案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权人可以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0***77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梁向明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杨

倩

第五篇：当前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xx县法院加强审判监督工作，认真接受检察监督，正确处理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和确保司法公正的关系，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公正审理，确保该类案件再审审理成为最终纠正错误，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现笔者结合我院三年来的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审理情况，对此类案件谈一些看法。

一、2005年至2007年审理民事抗诉案件情况

2005至

2007年，我院共受理民事抗诉案件13件，审结13件，审结率100%。从结案方式看：改判（包括部分改判）2件，占到民事抗诉再审案件15%；维持原判7件，为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54%；调解结案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终结诉讼2件（其中因当事人双方和解向检察机关申诉的一方撤回申诉1件，因向检察院申诉的一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因管辖权异议移送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从民事抗诉案件案由来看，借款合同纠纷4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3%；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合伙纠纷（合伙协议纠纷1件，合伙纠纷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1件，一般买卖合同1件）2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15%；不当得利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夫妻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1件，占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8%。

二、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所有案件严格按照再审程序审理，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有的案件对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只是对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的理解不同。这类案件很简单就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仍然要严格按照再审程序进行开庭审理，使简单问题复杂化，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2、检察机关为申请抗诉人调查取证获得的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导致再审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不利于司法的公正公平。审判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办案规则》的规定帮助申诉人调查收集证据，破坏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从检察监督演变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代言人，有损司法公平公正。

3、检察机关抗诉案件不收诉讼费用，导致有些当事人因规避上诉费用和再审诉讼费用请求抗诉的案件增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就审判监督案件收费问题规定了以下2种例外情形：

（一）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1999年）亦做了类似规定。据此检察机关的抗诉再审案件是不收取诉讼费用的。因此有些当事人为规避交纳诉讼费用，不在法定期限提起上诉，也不直接向法院申诉，而是选择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导致近年民事抗诉案件不断增多，这变相助长了有些当事人规避费用，增加了办案经费压力，影响再审案件正常审理。

4、当事人变相地利用检察权、审判权拖延或逃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检察机关一旦提起抗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再审，其产生的直接法律后果有两个：一是裁定再审；二是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有些当事人正是看中这一点，纠缠原审判决中一些枝枝节节，甚至是可以用裁定补正的笔误，请求检察机关抗诉，更有甚者，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干脆下落不明，或明知对方当事人无法查找而故意申诉请求抗诉，给再审顺利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案件无法及时结案，以达到拖延执行或逃避执行的目的，如我院审理的陈焕师、丁明霞与陈钱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案件再审中，向检察院申诉的原审被告陈钱裕经多次传唤均不到庭，致使送达诉讼法律文书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再如我庭审理的郑州中院科技饲料公司与刘怀玉、张凤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为查找原审原告郑州中祥科技饲料公司，我们先后采用了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等多种方式均未成功送达，因此被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后该案以维持原审判决审结，但该案的执行被拖延了一年。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对策

1、严格限制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已经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执行完毕和执行和解的案件表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作了最后的处分，因此，对当事人不上诉的案件及执行完毕或执行和解的案件应明确规定不属于民事抗诉范围。同时，应当限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检察机关对申请抗诉的案件，决定是否提出抗诉应根据申诉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和依照法律规定，而不能为了提高抗诉成功率而以“代言人”身份帮助申诉人调查取证，破坏双方当事人诉讼平等地位。

2、民

事抗诉再审案件应区分不同情况，实行“书面审”和“开庭审”双轨制。对事实证据无异议的再审案件，申诉人、检察机关对法院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责任划分并无异议，仅因为法律适用或对法律适用理解不同而抗诉的案件，实行“书面审”，既回避了由于开庭审理多次查找原审当事人带来的 “送达难”导致司法资源浪费的问题，又提高了审判效率。

3、针对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部分当事人为拖延或逃避执行的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一是检察机关在提出抗诉前，做好二项准备工作进行防范，第一要求申诉人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及对方当事人的确切地址；第二是对于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参照诉前财产保全要求申诉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二是案件进入再审程序时，人民法院不是一味地在裁定再审时，附加中止原审判决的执行，而应分清情况，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后继续执行，以维护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