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监工作中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第一篇：论安监工作中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论安监工作中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之后，党作出的又一重大历史性决策。改革和法治，将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梦”的“两翼”。安监工作要以这一精神为契机，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为主线，以健全责任体系、推进依法治安、夯实基层基础、突出隐患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教育培训、加强队伍建设为抓手，切实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全力实现“双下降、双确保”（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确保不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指标在自治区控范围内）工作目标，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已的人、办好自己的事”，为xx市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一、依法治国，全面促进改革更快更健康地稳步发展

中国现代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空前的大好形势，以及所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发展得来的经验，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强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现在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时期、处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只有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方向，深刻理解把握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目标，才能迈步有路、行事有章。目标任务明确，计划措施得力，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依法治国、厉行法治，深化改革，才能开创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早在中国历史上，就有王安石、商鞅等变法，不正是证明了法律对社会的改革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改革开放的今天，城市里需要广大的农民工来建设，我们就需要对户籍立法改革，解决子女居住上学等问题，来保证农民工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香港的收复，澳门的回归，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平稳过渡，都离不开新中国开创的特别行政法的保障。还有社保的改革，房地产的改革，我们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来保证实施，只有依法参保，才能保证全民老有所依，难有互助，保全社会稳定发展。为适应城市规划，道路建设，住房改革，我们必须要有相应健全的法律，来解决土地的征用和地面建筑物的拆迁补偿工作。土地虽属全民所有，但个人或集体使用权的转移就需要法律的调解和沟通。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 才能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保证改革开放的稳步发展。

二、安监工作要抓服务重职能，推进管理创新

1、切实履行安监局在综治工作中的社会职责。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事故，防范采矿场所和运输途中的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盗窃工矿企业财物和危化品运输物资，以及破坏矿山设施、危化品运输安全和利用危化品运输工具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

2、强化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完善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监督措施，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加强重点时段安全生产检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由整改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整改期限、整改措施、整改结果。对已经整改的安全隐患定期开展“回头看”检查，防止死灰复燃。

3.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危爆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意见》，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井下爆破作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入井检身制度和矿石筛选分拣遗留民用爆炸物品制度，防止井下作业人员偷盗民用爆炸物品。落实危爆物品和易制爆危化品源头控制、定点销售、流向管控、实名登记等全过程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本质安全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

存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改造，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提高危险化学品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加强大型石油储罐区、油气输送管道安全监管，协助做好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流向管理，强化烟花爆竹储存、经营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积极推进烟花爆竹连锁经营、创新安全管理手段，提高烟花爆竹经营销售环节安全管理水平。

4、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加快建设覆盖全市交通行业及各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及相配套的分项预案。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努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工作制度，明确信息报告的部门和职责，规范信息发布。

三、安监工作中改革与法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改革不是要让法律让路，不是法律阻碍改革的脚步，有时候行政有些损小利益顾全大局的行为，不是不坚持法制，不能错误片面地认识这个问题，把改革与法治机械对立起来，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人和事，误导我们的思维。在改革中，正确看待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使法律在改革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和检验。

全面依法治国,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之灵魂。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自身存在问题，树立好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水平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它将直接影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也完全决定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我们一定要清醒、自信、毫不含糊，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真正敬畏法律，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安监工作者在改革中认真定好法，学好法，用好法，正确处理好权、情、法之间的关系，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监督工作中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切实在实践中做好改革与法治工作的密切配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今天，必须依法治国，只有法律才能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法律能指导改革，推进改革，保障改革。同时，改革的浪潮更能考验法律，完善法律。改革不能触犯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回顾中国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今天，规划强盛中国的未来，都需要在法制下巩固发展，2016年是进取的一年、挑战的一年、希望的一年。我们要以十八大精神和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奋发进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只争朝夕、追求卓越，为建设成xx市的安监工

作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第3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深化改革与民生关系

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深化改革与民生关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35年间的7次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也都聚焦经济改革，使“三中全会”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今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绘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它将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串起这不同领域复杂改革的主轴，就是民生。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伟大历程。

大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大会同时还提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全会关于市场、产权、司法、财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变革，必将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和促进我们建成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

通过会议，我们了解到，改善民生是全面进行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和目标，而全面进行深化改革是改善社会民生的根本方法。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全力拥护党的指导方针，首要的条件就是了解方针。

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改善民生上，表明我们的改革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民众对于改革的承受力，而是要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因为改革能否赢得人民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使人民生活状态得到明显的改善，能否使人民切身利益得到明显增进。也就是说，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民干事业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从而有效地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干成事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生活质量。

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改善民生上，表明我们不是为了部分人的利益去改革，而是要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改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改革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拥护和支持，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人民是改革的推动者，也应是改革的受益者。如果改革只是让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富裕起来，而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那么，改革就必然会失去全体人民的广泛认同、拥护和支持，失去最为基本的推动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围绕2014年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主要分为三部分：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建设；统筹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区别情况，分类推进，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把“营改增”试点扩大到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清费立税，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实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开放与改革相伴而生、相互促进。扩大全方位主动开放。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使中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首选地。

从战略高度推动出口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今年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7.5％左右。要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加快通关便利化改革，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在走出去中提升竞争力。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实行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推动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谈判，加快环保、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

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要促进信息消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大幅提高互联网网速，在全国推行“三网融合”，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配送、快递业和网络购物发展。

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再推出一批民间投资示范项目，优化投资结构，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合理增长。

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支持力度。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

要坚持陆海统筹，全面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

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强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继续执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快建成一批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抓紧培育一批重要优良品种，研发推广一批新型高效农业机械。完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改造农村危房260万户，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

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团结海内外华侨华人的归侨侨眷，发挥侨胞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使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以改革统筹民生建设，以改革破解民生难题，确保人民群众始终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他们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使他们的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第四篇：论如何看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要

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1、“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1“法治”与“德治”区别

1.1.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1.1.2 “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2.“法治”与“德治”联系

2.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3.1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3.2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十年**”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3.3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3.4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第五篇：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反垄断法

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这三个关系，论述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应确立相对行业监管法的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通过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协调好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关键词】反垄断法；规制行业；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权；协调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问题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一个重要难题，2007年8月颁布的《反垄断法》因各种原因，并没有正面去解决这个难题。反垄断法实施之际，对于这个难题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笔者认为，论述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实际上应该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一．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的关系

所谓规制行业，或可称为管制性产业，主要包括：电信、电力、邮政、自来水、煤气以及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

而规制行业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电信、电力、邮政、自来水、煤气等属于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行业很难说是自然垄断行业。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电信、电力、煤气等所谓的公用事业，在各种技术革新以及供需方面的结构变化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制度改革，除了自然垄断仍残存部分（电信方面指市内通信网等，电力方面指送电线网，煤气方面指高中压管线等）的行业监管法规制（主要是适当的使用费用规制、为保护用户的收费规制以及确保全面服务措施等构成）以外，原则上都自由化了。比如日本独占禁止法原来第21条规定“铁道事业、电气事业、煤气事业及其他性质上为当然垄断事业的经营者所实施的其事业所固有的生产、销售或供给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该条在2000年修改时被删除了。因此，目前在日本，对于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行业均受到反垄断法的全面规制。另外，关于邮政，经过2005年通过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后，邮政领域也受反垄断法的全面规制。因此，在日本，即使是国家经营的事业，其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在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后，社会各界对第7条广泛关注。“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

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根据立法工作者的解释，这里的“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行业。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设计一方面强调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这种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1]

所以，与日本比较，我国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这是非常难得的。

二．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关于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我国反垄断法并无明文规定。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在第二次审议时第二款被删除了。反垄断法也维持了这个删除。这一处理反垄断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关系的条款，存在很多问题，被删除是众望所归。

第一，如果根据其规定，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可以不适用反垄断法，那么就意味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优先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时建中教授认为这是违背《立法法》，[2] 而史际春教授认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改革和开放方面的行政法规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在引进竞争机制和反垄断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只要相关“特别法”不违背《反垄断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就不妨允许其优先适用。

[3]

第二，《铁路法》、《电力法》、《电信法》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反垄断法发生冲突怎么办？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铁路法》、《电力法》、《电信法》等法律所包含的反垄断的条款都属于特别规定。当这些规定与反垄断法不一致的时候，要优先适用。其结果必然是反垄断法被特别法架空。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反垄断政策或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生冲突时，应该是竞争政策优先。但是日本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优先竞争政策亦是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当然，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相差较大。要全面实施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可能不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坚持产业政策优先竞争政策。笔者认为，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作出不同的选择，而不能一概而论。

[4]

从立法角度，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6条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与不抵触本法立法意旨之范围内，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其规定不是简单的特别法优先一般法之原则，而有一个该特别法不得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立法宗旨。实质上将反垄断法确立为市

场经济基本法，而不是普通的一般法。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才能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

[5]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两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日本自1947年制定反垄断法以来，行业监管法明示或暗示

[6]地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直到最近几年，才进行了或整理或废除的制度改革。第二，随着竞争政策在日本的经济运行中重要性的增强，逐渐从行业监管法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的理念，向在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的同时对行业监管法和反垄断法进行协调的理念转变。

当事业者的某种行为共同适用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时，应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本的竞争执法机构和行业主管机构之间共同制定指南等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例如：电力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与经济产业省共同发布《关于适当的电力交易的指南》（2002年7月25日），煤气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与经济产业省共同发布《关于适当的煤气交易的指南》（2004年8月6日）。这些指南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以实现部分自由化的各行业零售市场为中心，竞争执法机构与行业主管机构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负责，同时又相互配合，形成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的协调规制。另外，在电信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总务省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电信事业领域竞争的指南》（2002年12月25日）。其目的是促进该事业的竞争，在两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反垄断法和电信法，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负责制定。

笔者曾向有关部门建议，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的方式来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7]

三．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第一次审议稿第44条第一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调查处理的，依照其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这里明确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优先执法权，只是把执法结果通报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即可。第44条第二款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未调查处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调查处理。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处理应当征求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的意见。” 第二次审议时，把第44条第二款删除了（第二次审议第56条）。这就意味着规制行业或者管制性产业中的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权，被行业监管机构所垄断。

第一次审议稿的规定仅仅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优先执法权，而第二次审议稿就是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垄断执法权，这是最糟糕的设计。以至于引起广泛批评，最后在第三次审议时，干脆把第一次审议稿第44条第一款也删除，给反垄断法立法留下一个空白，留给将来规定。

规制行业的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权，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独占，这个理想实现不了，最起码我们应该防止被行业监管机构所垄断。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反垄断法立法中的真空地带，在反垄断法即将实施之际，我们应该如何对应？因为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反垄断法执法的重要问题。

笔者考察具有60年反垄断执法经验的日本，分析如何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协调工作。

[8]

1.首先是法令协调。在行业监管机构从强化规制等的角度制定、修改主管的经济法令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则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或进行政策的协调（法令协调）。具体地说，首先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附设的研究会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其次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本身的经济调查。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济调查及以此为基础的建议等，在设计各种新的规制制度时，行业主管机构也会予以充分的考虑，进行制度改革之际注入竞争政策的理念。

除了这种来自外界的建议外，在进一步设计制度时，有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业监管机构进行制度改革时出席其研讨会，发表意见。

煤气方面也如此。2002年9月以后，日本经济产业省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城市热能源小组会关于煤气事业制度改革的思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研讨时，公正交易委员会也前来参加，并在该小组会煤气政策小委员会（同年12月）上，关于确保电力、煤气相互加入引起的公平竞争的措施等的煤气事业领域中确保公平自由竞争的基本思想，进行了说明。

另外，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提交国会的电气通信事业法的部分修改法案，从促进该领域竞争的观点与总务省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并确认以后也将与该省合作。关于金融服务领域，除废止上述适用除外制度等情况以外，深入到个别法的具体的制度内容的法令协调尚且缺乏。另外，法令协调的对象不限于上述内容

[9]。

2.行政协调。竞争执法机构对于行业监管机构根据特殊政策的需要而采取的行政措施等，为了不使该措施等产生反垄断法及竞争政策上的问题，与该行业监管机构进行着协调（行政协调）。与法令协调相比，公开发表的具体事例非常缺少，但是例如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总务省所主管的《关于使用公用事业者的电线杆、管线等的指南》进行修改时，从促进和加强新加入地区通信市场的观点，提出了对进一步开放电线杆、管线等意见，进行了必要的协调（2001年）。

但是，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例。一般行政协调的具体内容对外部保持黑匣子状态。有关公用事业竞争法的案件，竞争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以何途径、交换了什么性质和内容的信息或意见，通常是完全不公开的。在不同的领域，例如包括JAL/JAS事业合并事件（企业结合规制）中的一部分问题解消措施在内，在国土交通省的促进竞争的强化措施的协调过程中，究竟以什么为条件，从什么观点进行了什么样的评价、考虑、协调，从公正交易委员会发布的报道中完全不清楚。不论是行业监管机构还是竞争执法机构，对于这样的行政协调应该如何提高行政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个重要课题。关于金融服务领域，除了与上述适用除外制度有关的同意、通知的情况以外，至少没有做过正式的行政协调。另外，行政协调的对象不一定限于上述内容。

四．总结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了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这三个关系，论述了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明确了我国反垄断法对公用行业等的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第二，应确立相对行业监管法的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即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不是简单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才能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

对于具体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笔者认为，通过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不失为良策。

第三，关于规制行业的垄断行为的执法问题，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垄断执法权。但在我国，目前看来无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还是行业监管机构都无法独占反垄断执法权。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笔者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具体的协调工作。

【作者简介】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