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撞船事件严峻考验中国外交战略范文

第一篇：中日撞船事件严峻考验中国外交战略范文

中日撞船事件严峻考验中国外交战略

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迄今已逾一月，原来本是一个偶发性事件，仅限于单纯的中日摩擦范畴。但随着事件的演进，现在看来正在变成一次全面考验中国外交、也是促使我们全面反思中国外交的重大危机。之所以作如此观察，是因为： 1．撞船事件对传统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危机虽出偶然，但实系必然。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不但身处战略要地，其周边海域亦有重要经济价值，在各国都在向外拓展经济与资源空间的情况下，双方间的争端与摩擦迟早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搁置争议”战略事实上已不可行，“共同开发”也因此而缺乏互信这一前提而无从谈起。

2．撞船危机的影响不仅限于钓鱼岛。可以相信，其他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也在观察中国的反应。中国如不能采取有效反制措施，势必会激起他们模仿日本、进一步攫取利益的野心。而如中国反应过激，又会增加周边和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威胁论”渲染。事实上，在对此危机的报道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就更加侧重于“描述”中国而不是日本的“强硬”态度，意在引起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这就要求中国的应对措施必须超越钓鱼岛甚至是中日关系来全面考虑，从整体上有助于中国的最大利益。

3．从美国对撞船事件的微妙反应也可以再次看出，中国仍然处于美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合作构筑的战略包围之中。此次美国的态度表面上不偏不倚，但事实上却愿意看到美国从因此而必然更加巩固的日美同盟中获益。联想到美国先前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式表态，中国的这一战略环境未来可能会更加复杂，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无疑就是有助于美国巩固对华战略包围圈最有利的“桩脚”。

4．撞船所导致的危机也迫使中国反思和平崛起的内涵。首先，和平不等于和谐。只有国家的不同，就会有利益的差别。虽然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可能在增多，但完全趋同的“和谐世界”是不可能出现的。其次，和平也不等于和气。既然有利益争端，就应该有利益斗争，不能为了和平而盲目追求一团和气。斗争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当事物，只有在符合国际规范、基本道义的框架之下，就不违反和平的基本要求。最后，和平可能也不等于完全排斥武力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作用。历史证明，崛起成功的大国没有不经历过战争的，但它们与那些崛起不成功的国家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即很少同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开战，很少在周边与本土进行战争，这样的战争即使有，也是短期的、小规模的，不会对本国发展造成大的影响。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化解西方与周边的战略疑虑，但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它们的战略疑虑根源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中的深层次问题，远非几句口号式的政策所能化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不能被这些口号自缚手脚。中国不能轻启战端，但一定要避免给别国造成“中国无论如何均要避免战争”的印象，因为这样只会给他们最大可能地榨取中国利益提供诱因。

基于以上考虑，我以为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以及未来整个外交战略处理中，有必要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框架，以更加有效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首先，中国应该善于并敢于“打牌”，利用崛起中的中国可运用的各种政治、经济、战略资源，尽可能地在国际规范与和平方式的框架下，与相关国家进行政治与外交博弈，有效维护本身的正当权益。像这次钓鱼岛争端，中国暂停了中日东海谈判，重新单独进行石油开发，是反击日本在钓鱼岛优势的有力举措。但总体上看，这样的牌打得不多，力度也不够。自己对其正当性也宣传得不够，以致日本反拿去做文章，闹着要上国际海事法庭。其次，要多打“里子”牌，少打“面子”牌，切忌“务虚名而处实祸”。中国人好面子是出了名的，但如果在外交中，也以为靠打“面子”牌就能取得实际效果，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幸的是，中国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打得多的恰恰是“面子”牌，如凌晨召见日本大使、中断双方高层交往、中断日本青年参观世博等等。这些措施不但于日本无损，反而给人以中国“咄咄逼人”的形象，给了那些同情本来处于强硬地位的日本的人以理由。中国其实可以完全反过来，多打“里子”牌，表示重视中日关系，尊重国际规范，但在经贸关系、战略资源、强化海军与护航，以及上面所述的东海开发等领域有针对性地反制日本，让日本切实感受到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作对得不偿失，效果可能更好。

再次，酝酿取代“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战略。总的方针政策是要认识到维护现状已不可能，要秉持和平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争取中国的应得利益。当然，与不同的国家的争端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有的是一对一，有的是一对多，有的是中国占主动，有的是对方占优势，中国应该视情况不同而区别对待，区分轻重缓急，开始逐步推进这些争端的解决。邓小平说“让下一代人来解决”，现在过去事实上已不止一代，中国应该有新的智慧与战略。新中国以来的外交史也证明，每一次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解决，也往往都会对中国的周边甚至整个外交有一个大的推进。反过来，中国要成功崛起，也必须以解决这些争端为前提。

最后，争取积极化解美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构筑的战略包围。面对这种战略包围，无动于衷的“东郭先生”心态当然很危险，但民族主义式的悲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至少对美国来讲，打悲情牌对它是有利的，因为这必然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从而把它们更加推向美国一边，使套在中国脖子上的战略包围越箍越紧。中国必须采取分而治之的战略，以近交远攻之法赢取周边国家，使美国失去在中国周边布桩的可能。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不应该再一味反对多边谈判，把其他国家推向东盟甚至是美国一边，以至于问题的东盟化、美国化反而不可避免。事实上，由于美国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一方，中国如采取主动姿态与相关国家谈判处理机制，反而有利于把美国影响排除在外。特别是如果能够通过此一谈判来建构东南亚的地区安全机制的话，则为减弱美国在周边影响提供一次最为正当不过的机会。这样做当然会有一定风险，但如果仍然消极无为，眼看着其他国家与美国关系越拉越近，中国的战略处境只会更加被动。

我们相信，撞船危机终究会妥善解决，而且不太可能走到冲突或者战争的地步。但是，中国如果不能从此一事件中吸取应有教训，全面反思相关危机处理举措与中国外交战略，下一次“撞船危机”仍然会到来，中国的战略被动形势也仍然无法解决。

第二篇：中日撞船事件全记录.doc

中日撞船事件全记录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9月21日08:48 浙江日报

据新华社、央视

截至9月21日，中国船长因中日撞船事件，已被日本非法扣留达15天之久。这期间，中方多次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驻日大使紧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在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

日方非法扣船扣人

中国提出严正交涉

9月7日10时15分许，一艘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赶到现场，并冲撞渔船。随后，日方又派出两艘巡逻船跟踪渔船。13时左右，日本巡逻船上的22名海上保安官登上航行中的中国渔船，命令渔船停止航行，并宣称违反日本“渔业法”，对渔船进行检查。随后，中国渔民渔船被扣押至日本冲绳县石垣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当天表示，中方对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们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

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做出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当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

当日晚，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紧急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指出中方对日本巡逻船非法扣留中方渔民渔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日方继续恣意妄为

戴秉国警告日勿误判形势

9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奉命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对日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并确保我方人船安全。当日，中国驻日本使馆派员赶赴冲绳县石垣岛探视中方渔民。

9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日方对待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适用日本国内法是荒唐的、非法的和无效的，中方绝不接受。当务之急，是日方应立即无条件放人放船，避免使事态进一步升级。姜瑜在回答日本记者问“此事件对中日关系会有影响吗”时说，领土主权争议高度敏感，处理不当将对中日关系的大局造成严重的冲击，日方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9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强调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主权和本国公民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回包括船长在内的全体中国渔民和渔船。

当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方拘留中国渔船船长事答记者问。她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决定对中国船长履行所谓司法程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上述举动违反国际法和基本的国际常识，是荒唐、非法和无效的。日方如继续恣意妄为，必将自食其果。她说，中方已决定推迟原定于9月中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

9月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

日方挑起严重事态

我推迟人大代表团访问

9月13日，中国政府包机安全接回被日方非法抓扣的14名中国渔民。被日方非法抓扣的渔船也于当日上午启程返航。外交部、农业部和福建省政府派员随机照料和慰问。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日方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方多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内外同胞同声谴责日方非法行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本国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姜瑜说，目前日方仍非法扣押中国渔船的船长。中方再次强烈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放还。

9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中方决定推迟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近日访日。姜瑜还就当前中日关系表示，这是日方挑起的严重事态，日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姜瑜表示，近日中国各地民众对日方非法抓扣中国的渔民渔船表达极大愤慨，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意志和决心。姜瑜说，中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并且行使有效管辖的国家。她建议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读一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所写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一书。

当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振民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放回中方船长。刘振民重申了我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9月15日8时30分，被日方非法抓扣的中国渔船安全返抵福建省泉州市晋江深沪渔港。

日方续押中国船长

王光亚：一切后果日方承担

9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民众会以理性和合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中方加强在相关海域执法活动等回答了记者有关提问。有记者问，中国海监船近日在相关海域要求日方停止海洋调查活动，中国渔政执法船也加强了在相关海域的活动。请证实。姜瑜说，近日，中方派遣海监船在我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活动，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她说，中方有关部门还派遣渔政执法船赴我相关海域巡航护渔。还有记者问，据报道，中方已向春晓油气田运送了一些器材，有可能进行维修作业。请证实。姜瑜说，中方对春晓油气田拥有完全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方在春晓的活动完全合理合法。

9月19日，外交部表示，日方继续扣押我国渔船船长给中日双边往来造成严重损害，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就日方19日下午决定继续非法扣押中方船长事，向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王光亚指出，日方如不立即无条件放回中方船长，中方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其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王光亚强调，日方制造的这起事件已经

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今后事态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日方做何选择。

第三篇：收集面试题之一中日撞船事件

中日撞船事件

事件回放：一艘载有约15名船员的我国渔船被日人事考试教育网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而后又与追踪的另两艘日本巡逻船中的一艘发生碰撞。随后日方登船检查。巡逻船部分受损，没有人员伤亡。我国籍渔船和日本巡逻船均未沉没。2010年9月25日，被日方非法抓扣的我国船长詹其雄乘我国政府包机安全返抵福州。

日本日前宣布放回我国船长，但由中日撞船事件而引发的**却并未就此平息。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至今，已演变成中日国家力量的角逐。随着我国总理在纽约高调发表讲话，日本方面显然已经感受到了我国强硬的决心，因此态度有所放软，表示将尽寻求一切可能性打开僵局。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中日双方静下心来思考，置于死地而后生之后，双方应如何理性处理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了。

那么，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

【解析】

（1）首先必须指出，此次撞船事件，虽然在“谁撞谁”的问题上尚无一个可信的版本，但日方没有使用外交途径来处理这一争端，而是直接动用国内法的司法程序，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日方的这一做法，虽然从日本角度看，是其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立场的翻版，但从国际的角度看，却是破坏了三十多年来在中日领导人之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的某些默契和共识，开启了一个恶例。

（2）不论是日方内部还是国际上其他一些大国，如美国，都认为我国对此强烈的反应是在测试日方的底线。如果说，这些“阴谋论”思维是导致日方此次错误研判局势，并采取国内法强硬措施的直接导火线，那么此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则是我国崛起背景下，双方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双方信任感的日渐下降。毋庸讳言，近年，中日在地区，尤其是在海上的力量博弈日渐增多；双方关系调适的过程本来就错综复杂，安全格局的博弈更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现在十分迫切的是，双方必须透过这一事件回归理性，尽量剥离战略博弈，还钓鱼岛问题以主权争议本貌。中日应就钓鱼岛“互信机制”展开探索。

（3）以此次撞船事件为例，日方纵有一万个疑虑和担忧，但人 事 考 试 教 育 网 http://www.xiexiebang.com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而是将之提交日本国内法的司法程序，就是使矛盾激化的主要导火线；而且在我国不断升级的抗议之下，日方依然强硬如故，强调司法独立，并要求我国冷静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将抗议从口头上升到实质性的物理举措，既为无奈之举，也是以强硬迫使日方返回理性的重要环节。

（4）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日本放人，显然不是我国此次强烈反制措施的终极目的；日本此次动用国内法，既然开了一个恶例，那么日本放人之后，如何斩断此次恶例的示范效应，才是未来我国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一般说来，作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和沟通管道，往往是决定双方能否达成默契和共识的重要前提。但现在这些前提和管道似乎都不明显，尤其是日本目前缺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菅直人内阁对华倾向又较强硬，因此在尝试拓展“水下管道”的同时，以强硬促使日方回归理性，恐怕还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日的基本基调。在这方面，依次设定的目标应有两个：

一、迫日放弃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

二、迫日放弃动用国内法处理类似争端的做法。

（5）以日方目前的认知和立场而言，显然不可能放弃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也不可能放弃动用国内法处理类似争端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做好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大幅倒退的思想准备，尤其切忌出现之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惯常现象，即几个月后，实质性问题一个没有解决，但双方往来却已悄然恢复。

中日关系调适期的“互信机制”是终极追求目标，但建立这一“互信机制”的道路却必然伴随着适度的压力和强硬。

我相信，在“发展与和平”这个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是美好的。

第四篇：中日撞船事件之思考

中日撞船事件之思考

新闻0802 邓华荣 1108102227 日本于2010年9月24日宣布放回关押在日本14天的中国船长，但由中日撞船事件而引发的**却并未就此平息。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至今，已演变成中日国家力量的角逐。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高调发表讲话，以强硬措辞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释放詹其雄船长，并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方要承担全部责任；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中国绝不妥协。日本方面显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强硬的决心，因此态度有所放软，表示将尽力寻求一切可能性打开僵局。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中日双方静下心来思考，双方应如何理性处理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了。

首先必须指出，此次撞船事件，虽然在“谁撞谁”的问题上尚无一个可信的版本，但日方没有使用外交途径来处理这一争端，而是直接动用国内法的司法程序，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而此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崛起背景下，双方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双方信任感的日渐下降。毋庸讳言，近年中日在地区，尤其是在海上的力量博弈日渐增多；双方关系调适的过程本来就错综复杂，安全格局的博弈更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因此，现在是到了双方透过这一事件回归理性，尽量剥离战略博弈，还钓鱼岛问题以主权争议本貌的时候了。

中日之间有许多复杂的结构性议题都需要一个理性的框架。这些框架基本上都不以双方的共识为前提，也不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为目标，而是以稳定长期氛围，留待中日关系最终调适完成为诉求，但这些框架和机制却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双方都必须回归理性；只要有一方强硬和非理性，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中日关系调适期的“互信机制”是终极追求目标，但是在短期之内，中短期之内，某些环境上，适度的博弈，适度的强硬一定是需要，但是这个强硬一定是要服务于整个中日关系调试的一个重大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战略互信机制有它的必要性。

第一，要能够尊重双方所持有的关于钓鱼岛的观点，但承不承认是另一回事，日方你虽然可以坚持你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中方是不承认的，同时你日方可以在此基础上，否认钓鱼岛存在实际主权争议，这是你的权利，中方没办法强迫你去改变，但是你日方不能忽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

第二，建立中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监管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就是事后的，监管机制是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生冲突，立即透过这一途径，寻求解决的解决之道，无论是外交部门等等，不用闹到媒体，更不用闹到国务委员这个层级，动不动就召见，更不用闹到两国的司法程序，很快就有些管道，大家私下就可以了解到。

但这一问题最终能否得到解决的关键在于日方，看他有没有诚意，能不能放弃它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这个行为，我觉得这是在日方的一念之间。

第五篇：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之思考---钓鱼岛主权问题

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之思考---钓鱼岛主权问题

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2班 姓名 包敦凤 学号07402201 冲突起因：

9月7日上午10左右,一艘载中国渔船同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方逮捕中方船员引发两国冲突。

船长放押之争：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日围绕释放中国船长问题进行争执，中方中断两国省部级以上交往,船长被扣17天后获释。

钓鱼岛主权之争：9月25日,中国船长被释放后，两国先后要求对方做出赔偿,中国宣布将钓鱼岛巡航常态化,然而中方巡航渔政船随即遭到日方围堵,中日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

钓鱼岛位于东海海域，在福建省的正东，台湾省的东北，是我国最东端的岛屿。钓鱼岛距中国福建省东山岛约190海里，距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0海里，距琉球群岛的与那国岛约78海里。钓鱼岛指的是一组岛屿，除主岛钓鱼岛外，还有黄尾屿、赤尾屿、北小岛、南小岛、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岩礁濑）等岛礁，散布在东经123°20′—124°45′，北纬25°44′—26°00′的海域中，陆地面积共计6.5平方公里。钓鱼岛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闽台渔民的重要渔场。人所共知的“埃默里报告”认为，东海陆架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最早发现、开发钓鱼岛，通过先占取得主权。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进行捕鱼、采药、避风、休息等活动的场所。至晚到明代就已经被中国人民发现、利用和命名。《更路簿》、《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完整记载了中国渔民在此海域的航线。限于当时的海况等自然条件和造船等技术条件，只有中国军民可以利用季风前往钓鱼岛，从事航行、避风、在附近海域捕鱼、在岛上采集等经济性开发利用活动。在1895年前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平稳地行使这些权利。提到钓鱼岛，就不得不提及琉球国。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向明、清朝贡，明、清两朝均派遣使臣对琉球诸王进行册封。钓鱼岛位于前往琉球必经的航路上，册封使臣前往册封琉球诸王，均以这些岛屿为航海标志，所记《使琉球录》等官方文书，详细记载了前往琉球途经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航海经历，反复确认了中琉边界，史实说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的范围。中国的史籍和官方文件均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利用钓鱼岛。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发现即先占，先占即意味着取得领土主权。因此，中国通过先占取得了钓鱼岛的主权。中国政府有效统治和管理钓鱼岛，巩固了主权。历代中国政府都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采取开发、利用和管理行政措施，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统治。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镇守福建的将领汪大猷在澎湖建立军营，遣将分屯各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在军事上隶属澎湖统辖，行政上由福建泉州晋江管理。明、清两朝均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疆土版图，划为海防管辖范围之内。1562年（明朝）《筹海图编》、1863年（清朝）《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均有清晰规定和标示。史实说明，中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管理钓鱼岛，有效行使和巩固了对钓鱼岛的主权。

二、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不成立。

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的所谓法理依据主要有二：一是所谓无主地先占，二是所谓时效取得。此二者皆不足以立论。国际法上先占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种无主地,乃是未经其他国家占领或其他国家放弃的土地。事实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明朝时起便由中国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尽管这些岛屿因环境险恶，无人定居，只有渔民季节性居住，但无人岛并非无主岛。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朝野对此心知肚明，日本政府的官方档案以及官员的公文、信件，皆记载和证明了这一点。如，当时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答复，明确言及这些岛屿已被清国命名，日本政府的觊觎之心“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钓鱼岛既不是无主地，日本对钓鱼岛也不存在什么“先占”。“不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日本的所谓“先占”是恶意的、非法的，是不成立的，不能产生国际法上的先占的法律效力。日本的另一依据是所谓“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通过所谓“时效”取得对钓鱼岛的主权。国际法上所谓领土的“时效取得”，一直是极具争议的问题。反对论者完全否认时效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认为这种说法“徒然供扩张主义的国家利用作霸占别国领土的法律论据。” 肯定论者则将时效认作一种领土取得方式，是指“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务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 国际司法实践从未明确肯定过“时效”是一种独立的领土取得方式。至于“足够长的一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国际法并无50年或100年的定论。

姑且不论“时效取得”的合法性，仅就其关键要素而言，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和反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对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设置灯塔、日本政府将灯塔“收归国有”和从所谓钓鱼岛土地民间拥有者手中有偿“租借”，以及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标注有钓鱼岛领海基线的海图等官方行为和官方支持的民间活动，都进行了抗议，特别是外交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不论时间的长短，都不能取得合法的权利。

三、日美协定不能赋予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1943年12月中、美、英《开罗宣言》规定，三国的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务使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归还中国。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其他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不仅再次确认《开罗宣言》的上述规定必将实施，更将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946年1月29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

1951年9月8日，日美将对日作战战胜国的中国和苏联排除在外，私下达成《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1953年12月25日，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的地理的境界》（第27号布告），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份布告所确定的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日本政府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领土主权。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美国政府也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直到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

对于美日之间私下签署的没有中国人民和中国合法政府参加的所谓《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在1951年9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已指出其非法性。据此产生的“托管”和“归还”，将钓鱼岛裹挟其中，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成为中日领土之争的根源。《旧金山和约》及其他相关规定，无权涉及和决定中国领土的归属问题，不能产生将钓鱼岛主权授予日本的法律后果。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美国所谓从日本取得对钓鱼岛的行政权，以及将钓鱼岛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都是不能成立的。日本据此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也是没有国际法效力的。

四、结语

日本的领土范围本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确定，但“二战”以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停止动作。先是毁掉岛上的中国标记，再对诸岛重新命名，在岛上修建机场等设施。近年来，更以所谓“民间行为”为先导，企图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再以“租借”、“接管”等所谓“政府行为”，渐进式铺垫占据钓鱼岛的法律基础，以期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鉴于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和侵占行为的非法性，日本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所谓“政府行为”，既无合法依据，也不构成国家权利的行使，自始即无法律效力，今后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渔猎、开发、生产，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2009年，中国海监执法船开赴钓鱼岛，既是依法行使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巡航执法，也是中国行使对钓鱼岛主权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人民日报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