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职务犯罪现状及预防几点措施（★）

第一篇：“村官”职务犯罪现状及预防几点措施

“村官”职务犯罪现状及预防几点措施

2010-12-6 14:51:51 本站原创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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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是农村群众对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习惯称谓。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因此，村干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们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党委政府行使国家的管理职权。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村官”在从事协助人民政府的七项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职务犯罪的主体。自2004年以来，我们不断加大查办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力度,并通过对“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归纳，揭示了“村官”犯罪的多方面原因和特点。

一、“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1、犯罪嫌疑人大部分是村级基层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即村民委员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而村会计由于在村委会掌握一定职权，往往也会单独作案或者参与共同犯罪。

2、犯罪的形式和手段简单原始。贪污从形式上看有侵吞、截留、骗取、套取等，从手段上看有白条子下账、收入不下账、重复支出、做假票据等。受贿基本上以权钱交易，收受好处费为主，如利用基建工程发包、企业租赁转制、土地征用审批等职务之便，收受“好处费”等等。但由于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帐目不清以及受管辖限制，检察机关对“村官”职务犯罪查处难，成案率低。

3、“村官”犯罪涉案金额不大，共同犯罪现象突出。作案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在所查处的“村官”犯罪案中，共同犯罪金额最多的十几万元，个人犯罪金额最高不过2万余元，一般都在1万元左右。在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任期中，或贪污、挪用征地补偿款，或借划分宅基地、村集体土地出租等收受贿赂，犯罪金额虽小，但侵害了几十户，甚至几百上千户农民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破坏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农村稳定。

二、“村官”职务犯罪原因剖析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官”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1、村务不够公开是“村官”犯罪的根本原因。有些地方村级管理缺乏民主，透明度不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应当定期将村务公开，其中包括村的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审批事项等。但实际上，有的“村官”为谋取私利方便，不想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和财务，害怕群众知道多了不利于工作，应该让群众明白的事情却暗箱操作，使民主理财流于形式，这无疑为某些“村官”滥用权力，肆意挥霍集体资财提供了条件。

2、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犯罪的必然因素。“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基层农村，大权仍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个别人手中，甚至有的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大小事情由其说了算，于是，行贿者便将目标盯住了大权在握的主要“村官”，那些能拍板定音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旦经受不住诱惑，便会陷入金钱的泥潭，走向犯罪。权力的过度集中使“村官”作案有恃无恐，他们串通投标、伪造公文，无所不能。

3、“村官”自身素质不高。部分村干部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层次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也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对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划不清界限，“村官”有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样的“官”，不知道自己在协助乡镇政府从事有关行政管理工作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有的“村官”竟还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是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甚至有些“村官”受封建宗法观念影响，凭借家族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大搞派系斗争，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群众敢怒不敢言，为“村官”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些村虽然党支部、村委、会计、出纳样样俱全，但形同虚设。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一只手收钱，另一只手管账，既不通知会计记账，也不将钱交给出纳，收上钱来自己拿着，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有人问起，拿出条子一包，说这就是钱。如果没人问，这些钱就是自己的。

4、“拿钱不多，管事不少”，为求补偿铤而走险。“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干部在名义上是国家权力的末梢，但村干部真正的根还是在乡村，他们不拿或者只从村里拿很少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的指望，因此，他们更多的属于乡土社会，而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有些“村官”跟城里的干部相比，觉得自己没有“铁饭碗”，随着农村“直选”、“海选”村干部办法的普及，在位时间不确定，说不上哪一天就“下台”，得抓住机会谋私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相当严重。

5、在位时间较长也是诱发“村官”犯罪的动因。由于他们长期任职，为本村的经济建设都作出过贡献，于是居功自傲，放松了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思想改造，以为“村官”是没人管的“土皇帝”，缺乏自我约束成了一些“村官”违法犯罪的又一诱因。

6、上级部门疏于监管为“村官”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由于个别区、乡、镇片面强调发展经济，经济的好坏成为衡量“村官”政绩的首要因素，上级职能部门把那些“致富领头人”的村官作为他们树立的一面旗帜，大力扶持，对村级行政单位缺乏有力的监督，甚至存在渎职问题，从而滋生腐败，导致犯罪。

7、打击不力明显助长“村官”职务犯罪。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村官”掌管的资财名目众多，数额惊人，侵占、挪用现象严重，由于检察机关对“村官”的刑事管辖十分受限，而拥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却忙于侦查合同诈骗、虚开增值税等经济犯罪，在警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无暇顾及农村经济领域犯罪，形成查办“真空”，无形中助长了某些“村官”职务犯罪的势头。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村民眼中，“村官”就是村里的“政府”。这些“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在农村基层产生的负面、消极的影响不容忽视：“村官”犯罪首先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其次，它破坏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下降；再次，“村官”犯罪容易引发集体上访，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发。因此，“村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首先，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制度。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推进村务管理的改革，村内重大事务由村民委员会决策，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防止“村官”利用职权谋私利，进一步密切党同基层农村的联系，贴近广大农民。

其次，完善基层“村官”的选拔任用制度。基层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开展的最广阔的天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是重中之重。应在农村建立起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首先，把好选举关。我国自推行“村官”“直选”制度以来，很多地方发生了贿选、逼选等严重破坏选举的事件，因此，一定要把好选举关，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其次，对“村官”中主要负责人的任期作出一定的限制，以避免长时间在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可以在政策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农村干部队伍，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地域化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第四，“村官”的报酬要规范。可以根据该村经济发展状况，经群众讨论，村党支部、村委会协商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并与工作任务、工作实绩挂钩。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村，乡镇政府一定要帮助落实村干部的报酬，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最后，在“村官”的选任上要克服“家族村官”的现象。村长、书记、村企业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容易产生腐败，由同一个家族中的人担任也会导致集体腐败。“家族村官”容易抱成团，从而形成“村官家族”。

其三，加强对“村官”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加大对“村官”的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权力需要制约，失职应受处罚。为更好的进行权力监督，首先要抓好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制度的落实，及时收集村干部的信息。其次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在基层村的责任制，明确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则是乡镇范围内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生腐败，应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其四，要全面发挥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作用。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中的重要作用，以法律手段推进基层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事实证明，检察机关深入农村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式多、效果好，广大村民欢迎和信任。

最后，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主要包括文化素质的教育、权力观的教育和法治教育。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前述所有的管理体制改革、权力制约等措施都是对职务犯罪的外部因素进行控制。要真正遏制“村官”职务犯罪，还必须加强对“村官”的教育，消除其犯罪的内因。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和法律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法律意识，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

第二篇：浅议农村村官职务犯罪

浅议农村村官职务犯罪

【摘 要】：被称为“村官”的村干部在农村拥有广泛的权力，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的基层管理权。近年来，农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频发，不仅阻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给农村稳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本文从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特点及其犯罪的土壤，将怎样加强防范策略，来提高农村干部守法意识，使其自觉远离职务犯罪。

【关键词】：村官

社会危害性

权利

心理失衡

职务犯罪

灰色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主题。作为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农村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被称为“村官”的村干部。指的就是“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在农村拥有广泛的权力，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的基层管理权。近年来，农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频发，不仅阻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发了群众集体上访，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给农村稳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官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金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好的运行机制来规范这些村集体财产，因此给了这些村干部产生犯罪的土壤，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相违背的，这些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给农村的稳定造成不良的影响。从社会危害性上看,基层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腐败其实是最具破坏性的腐败。基层执政力量再好，惠农政策也难以执行到位。因此，基层村官职务犯罪①问题的解决与否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最基层的最广大执政力量，村官最贴近人民群众，其行为是廉是贪，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认识得最透彻。因为基层干部的任何行为都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群众对腐败的敏感度最高，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基层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基层民主自治的政治制度造成了破坏，从而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目前职务犯罪的社会影响上看，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最易破坏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不容忽视,作为党领导下的工 1 作人员，基层村官职务犯罪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不良行为足以破坏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甚至造成聚众上访等群体性事件。[2]因此,探求基层村官职务犯罪的各种原因,能获得防范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村官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高，加上法制观念淡薄，在理解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上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上，加之日常又不注意自身的学习和素质的提高，开展工作凭借积累的经验，稍不注意，就出现违法违规的现象。特别在配合上级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正面工作，另一方面心存侥幸，想方设法，弄虚作假，套取国家项目资金中饱私囊，认为乘机“捞一把”心存侥幸，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另外，村级基层组织财务人员素质较低，大多数都是尚未经过财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而直接上岗的。他们对财务法规，缺乏足够的了解，也就无从谈起坚持原则，秉公理财。村干部的法律知识贫乏，民主意识淡薄，“唯我独尊”思想严重。“我就是天”的霸道心理及待遇低、出力大的吃亏心理是引发犯罪的一个原因。有的村干部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搞“一言堂”，认为“我就是这村的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3]他们把村里收入当作自己的钱柜子，乱支公款。

（二）村务不够公开是 “村官”犯罪的根本原因。有些村级管理暗箱操作，缺乏民主，透明度不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应当将村务公开，村委会应当定期将村务公开，其中包括村的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审批事项等。但实际上，有的“村官”为谋取私利方便，不想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和财务；有的“村官”思想上害怕群众知道多了不利于工作，应该让群众明白的事情却暗箱操作。有些村虽然定期将财务收支情况公开，但是公开的内容不具体，比较空洞，群众无法了解资金的用途、去向。甚者，村务财务假公开。有的村委会对本村的政务、财务等项活动，也能够按照规定张榜公布，但是，每个村务公开的底栏都有“其他”概括开支，因没有列明支出的用途，给村官以权谋私带来可乘之机。收入不记帐、少记帐或虚报冒领。借工程和其他支出之机，谎报支出数额，从中捞取好处。截留返还款，收到上级返还的计划生育罚款、救灾物资、提留、集资等款项以及因国家和地方工程而造成的占用村中土地、房屋、树木、机井等 2 赔偿金，不声张、不记帐，一旦时机成熟，则装入自己腰包。还有财务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起并实施整套的财务收支审批和经办制度。再是村干部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如有的村财务开支出现支书签批，村主任也签批的情况，造成管理混乱失控。还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钱帐不分，缺乏相互的制约，使财务管理出现漏洞；财务管理不规范。有的会计、出纳不坚持原则，接受白条入帐；还有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村一级虽然实行了“村帐镇管”，但镇政府的监督也常是面上的工作，缺少监督实效。特别是对专项资金的收取、管理，票据的管理缺乏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审计，易出现检查和审计的真空地带。财务管理混乱，给村干部犯罪造成可乘之机。这表现在：农村干部变动频繁，帐目交接不清。谁当干部谁管钱，根本就不遵守财会制度和财经纪律，更谈不上帐目交接。财务管理还缺乏明确的分工，形成村干部人人管钱管物的局面。收提留，敛集资人人下手，谁收钱谁保管，随收随花，开支无度。白条下帐严重。这是农村财务管理中最普遍最严重的现象，村里不设帐本和记账凭证，至多记个白条，白条上除了吃喝就是烟酒，条子单据“漫天飞”。[4]

（三）村官权利与权力的失衡。村干部是国家权力的最底层，村干部的根还在农村，他们只拿很少的工资，就我县而言，大多数村干部的月工资在600元左右，这与他们艰辛工作所付出的工作量，是严重不相匹配的，而且他们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也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极易使他们产生“天天忙着为村里办事，耽误了自己挣钱”的失衡心理。但恰恰在农村，村干部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村里的大权还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个别人手中，大小事情一人说了算，因此，一方面管理着集体资产，承担着大量的基层事务，另一方面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控制不住贪欲时，就把手伸向集体财产，走向犯罪。当然，主要是监督机制不力造成，致使“村官”权力失控。近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上去了，“村官”权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财权”。但我们在财务监督管理上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帐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所有支出全凭一人说了算，自批自支现象在村级财务管理较为常见，为诱发经济犯罪提供了方便。有些村，只要在村务财务监督上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制度生活健全一点，真正把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作用，限制“村官”的权力。那么，其犯罪也不会这样猖獗。

（四）上级对下拨专项资金的监管乏力。近年来，为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条件和农民生活。在落实这些政策过程中，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对一些如移民补助款等支农惠农的下拨专项资金的核发、管理与监督存在把关不严，监管不到位的现象，给村官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1、从人员主体表现看，呈现“两多一低”。一是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犯罪的多，在立案查处的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中，担任村支书或主任占半数以上；二是文化程度低，初中、小学文化占大多数。犯罪主体多为村支书、村委主任和村会计。在法院立查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是村支书、村委主任和村会计，且这些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基本是党员，但这些人在村里具有一定的威信，一般都能得到群众的信任。[5]实际上这方面也是其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思想基础，往往对群众具有很强的蒙蔽性。

2、从犯罪性质看，贪污贿赂案件比例高，且数额越来越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坏。由于行贿受贿交织，往往诱发其他村干部犯罪的源头，挪用公款的现象也有所增加，金额巨大。从犯罪类型看，主要表现为贪污集体上级拨付兑现的资金，包括移民补助款、退耕还林补助款、道路交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等。而且，由此引发群体性的窝串案增多，整个贪污过程往往涉及县、镇、村三级干部，他们手中的权力交叉在一起，编织成一张“铁三角”网。

3、从作案形式看，由单一型向合伙型发展。串案窝案②突出，办一案，带一串，挖一窝的群腐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是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合伙贪污，有的是支部书记和会计合伙私分，也有的是村委班子成员集体贪污公款。作案手段，从明目张胆转向隐蔽小心，由单一转向多样，由简单拙劣转向复杂高明。从作案手法看，犯罪活动具有隐蔽性和多样性。有些村官犯罪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有一个从侥幸到大胆再到嚣张疯狂的过程。他们作案次数多、单笔数额小、时间跨度大，这样让外人很难知晓他们的犯罪行为。在作案手段上也具多样性，如法院查处的村侵吞移民补助款系列窝串案中，手段就包括了假借各种名义套取补助款，如以上级要活动费、招待费为名等等。[6]

4、从犯罪侵害的对象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表现在工程建设、土地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有乱收费再贪污的，有贪污土地承包金的，有贪污占地赔偿款的，也有私自买卖宅基地的等等，几乎遍布村民委员会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从侦破过程看，几乎所有的发案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财务混乱的情况。如有的村主要干部直接经手现金收支，经济手续不及时结交村财务人员，形成“摊摊帐”。财务管理混乱，为犯罪提供了方便，开了“绿灯”。有的甚至为了顺利实施职务犯罪，采取“浑水摸鱼”的方法，故意把帐做乱或不做帐，从中窃取、侵吞公款。

（六）从犯罪后果来看，引发村民集体上访多。由于村官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其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导致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干群矛盾十分突出，最容易激起民愤，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二、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预防策略

“村官”犯罪首先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其次破坏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下降；再次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切实解决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是当务之急。开展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抓好“四个民主”，规范制度，以制治人，是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首先要强化组织学习，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法制、廉政和党性宗旨教育，加强对村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建设。党委政府要将村官的学习教育，作为党委的基础工作来抓，并要结合实际形成制度，常抓不懈，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御各种利益的诱惑，经受住考验，使其成为党群关系的纽带和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领头人。其次是建立良好的培训机制，可借助党校教育这块阵地，经常性开展以预防“村官”职务犯罪为主题的法制教育，增强村干部法制观念。再次纪检监察、检察、司法局等职能部门，要建立预防职务犯罪配合、协作机制，深入镇村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开展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干部守法意识，增强其自身依法办事意识，使其自觉远离职务犯罪。要真正遏制“村官”职务犯罪，要对村干部进行定期培训，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党的路线、方针、5 政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村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群众观，增强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

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制度。在农村应该进行村务管理的改革，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保障农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使民主决策程序走上规范化，将决策程序归纳为“支部提、两委议、党内通、代表定”十二字，即按议事内容，由村党支部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两委会上充分讨论、商议、统一意见后，在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基础上，提交党员大会讨论表决通过，最后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或决议后，才可以组织实施。同时建立《重大事项管理规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对重大工程必须进行公开招投标，严禁暗箱操作，同时成立工程监督小组，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督。同时进一步完善好《村民自治章程》、《村支部、村委会议事规则》、《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民主管理制度，按章办事，依法管理村级各项事业。[7]并对村支部、村委会进行合理分工，形成规则，共同配合，互相制约，抓好落实，提高村务管理的效果。

（二）严格村级财务管理。一是加强对村级财务人员管理，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确保财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二是明确职责，严格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并确定审批额度。大额支出一律必经班子全体会议或村民理财小组决定，规范收支入账凭据，杜绝白条入账现象。在支出中，村委会或者村民理财小组要集体审查，逐项审计，不合理的决算项目，一律不予支付。三是切实把村务公开落到实处，严防走过场，保障农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是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帐镇管”制度，镇一级党委政府要指导帮助村级建立规范的财务帐目，并加强对村帐的监管。加强民主监督，对“村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一要坚持“三公开，一监督”，制订完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帐镇代理制度》、《财务管理监督制度》。各村要做到“五统一”，统一制订村财务管理制度，统一印制付款票据，统一由村文书或出纳到会计服务所签字领取，统一到镇会计服务所报帐核算，统一实行一年四次财务公开，并做到时间统一、程序统一、科目统一、手续统一、公开栏统一。同时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发挥纪检监督，联村干部检查督促的作用，6 变被动为主动，变突出为常规。建立《财务审计制度》、《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实行规范化工作。[8]特别是要注重村民监督小组的作用，真正发挥他们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达到自治的目的，促进更好的进行权力监督。建立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每年一至二次对村主要干部进行评议，并将结果公开，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村干部指出，并把评议结果与村干部的年终考核挂钩，使民主评议不流于形式。再是抓好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制度的落实，及时收集村干部的信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在农村的责任制，明确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则是乡镇范围内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生腐败，应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三）严把村干部选拔任用关。村干部是村组织的“核心”，责任大，担子重，也是各项工作的实施者，更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在选拔任用农村干部时，必须选拔、配备好农村干部的候选人。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把政治素养强、清正廉洁、公道能干、党和群众真正拥护的选到领导班子中来，真正体现民意。在换届选举中，要加强《选举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自己的权利，维护好切身利益，选好当家人。检察机关还可以适时介入到农村干部选举中去，进行法律监督，打击非法选举，使村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更好地为新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建议实行任职回避制度，并推行村干部任前签约、离任审计等管理制度，增强村干部责任意识。对与村主要负责人有近亲属以及其他不利于工作开展的“关系户”实行任职回避，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村干部，该调整的及时调整，该撤换的坚决撤换，确保村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民主选举，完善“村官”的选拔任用制度。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开展的最广阔的天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乃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在建立起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一是把好选举关。自推行“村官”“自选”制度以来，很多地方发生了贿选、逼选等严重破坏选举的事件。那些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选的人，他们心里面能想到为村民服务吗？他们所想的只能是在当选后充分实践其自我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因此，一定要把好选举关，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二是可以在政策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地域化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再是“村官” 7 的报酬要规范。拿得太多，群众有意见，太低则影响干部的积极性。可以根据各村的经济发展状况，经群众讨论，村党支部、村委会协商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并与工作任务、工作实绩挂钩。村与村之间不必整齐划一，可以有差别。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村，乡镇政府一定要帮助落实村干部的报酬，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建议将村级干部的工资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统一的职务津贴机制，适当提高提高村级干部的工资水平。要结合中央的惠农政策，逐步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后顾之忧，减少部分村干部因生活困难造成心理失衡而犯罪，使他们不必通过违法犯罪来谋求“灰色收入”，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他们带头艰苦创业，通过创业来获得更高的正当收入，从而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村官”的选任上还要克服“家族村官”的现象。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会计由一人兼任容易产生腐败，由同一个家族中的人担任也会导致集体腐败。“家族村官”容易抱成团，从而形成“村官家族”，就会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9]

（四）加强对上级拨款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拨付专款的监督力度。事前应将拨付专款的情况、专款的用途等向群众公告；事中要深入农村征求群众意见或设置举报箱，接受群众监督；事后要组织回访和进行专门审计，确保专款专用。同时上级机关要定期不定期地组织纪检监察、检察、农业、林业、国土、水利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农村听取群众意见。审计、财政部门也要强化对政府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管，并把审查把关环节前移，做到无问题早做防范，有问题早做处理。

（五）打防结合，增强预防实效。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要认真办理，尤其对农民反映强烈，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要重点办、优先办，以查办的实际效果震慑犯罪分子，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打击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农村建设中职务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积极探索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延伸职能机关的职能，承担线索受理、职务犯罪预防等工作职责，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增强打防结合力度，实现有效预防。

农村“村官”职务犯罪，不仅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坚决打击和预防农村“村官”职务犯罪，是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 8 益的重要主题，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主题。更是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坚决打击和预防农村“村官”职务犯罪，还我们一个和谐、宁静、美好的新农村，是我们大家共同期盼的。

注释：

①职务犯罪：张亮著：《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教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08-01 第1页。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犯罪。

② 串案窝案：庞新华著：《侦讯谋略》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串案窝案是侦查人员根据一案线索而牵出的有相互联系的多人涉嫌犯罪案件的形式上的统称，是侦查人员对这类案件的侦查用语。参考文献

[1]曾臻著： “对当前“村官”职务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0-04-22 [2]孙亚著：《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11 [3]郝天锋著：《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实践探讨》，载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篇：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某市“村官”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200年－200年三年间，我市两级检察机关共查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37起，本文试对这些案件进行剖析，归纳特点，探寻原因，提出预防对策，以遏制和预防同类案件的发生。

“村官”职务犯罪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从涉案类型看，近三分之二是挪用公款罪。在发案的37件案件

中，挪用公款23件，占发案数的62%，贪污10件，占27%，受贿4件，占11%。

（二）从涉案金额看，有不断增大的趋势。10万元以下24件，10-100万元6件，100-200万元2件，200万元以上5件。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近年来涉农犯罪案件案值日趋增大。莲都区塔下村原村民主任黄永豪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高达270万元。

（三）从犯罪主体看，村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居多。其中，村民主任18人（其中村委副主任1人），党支部书记14人，出纳2人（其中1人是村委委员兼出纳），报帐员2人（其中村党支部委员兼报帐员1人），会计1人。

（四）从判决结果看，量刑较为轻缓。在已经法院审理判决的27件案件中，判处实刑只有9人，而适用缓刑与免予刑事处分的有18人，其比例高达己判案件的三分之二。

（五）从受教育程度看，涉案“村官”绝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37起“村官”案件中，文盲1人，小学文化程度6人，初中文化程度20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9人，专科文化程度1人。

“村官”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村子，党支部大多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主任的权力过大，为所欲为。有的村干部片面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认为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服从乡镇党委、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当选村干部后作风霸道，骄横跋扈，搞个人说了算。如莲都某村王某某，任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平常独断专行，在任职期间，随意支配村里的资金，用公款作质押在银行贷款自己搞营利，并经常拿着公家的钱送人情，随意借给亲戚朋友使用，村里经济帐目不公开，造成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再如，村级财务人员选用不规范，会计、出纳大都由村委会主任、书记根据个人喜好选用亲信担任，甚至自己“一肩挑”，给滥用权力、自管自支、自报自批提供了方便。财务审批不严格，账目设置不规范，设置多个账本、多个户头，不定期公布账务等等，导致莲都水阁街道办事处七百秧村、缙云东渡镇东渡村、遂昌湖山乡湖方村、庆元松源镇五一村、云和石塘镇规溪村等数个村两委的原党支部书记和村民主任共同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窝案串案的发生，案发前村民的上访不断，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土地征用政策不完善。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征地补偿成为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农民利益冲突的焦点。土地在进入市场过程中其价值不是按照土地的补偿费而定，而是根据市场或用途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不规范，给予“村官”一把可以自由伸缩的尺子，“村官”代表村民与征用方签订征用合同，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土地给征用方，征用方把工程部分项目及附属工程承包权优先给予“村官”，达到其与投资商“互利共赢”，并使这些利益被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土地价格的不规范，同样给“村官”挪用或贪污土地征用补偿款留下种种可以掩护的借口与漏洞。如云和县规溪村委原主任叶某某和原支书王某某，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移民、防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移民、防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23万余元，并非法收受工程承包人贿赂各1万元，分别因贪污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9年。又如原庆元县五一村书记王某某、村委主任叶某某与报帐员李某某，未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在2至5月期间，曾二次将该村土地征用补偿款200万元借给商人郑某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并约定以1%计算收取利息，意图予以私分。

（三）轻缓刑事政策负面影响。一方面，有的领导对群众反映的村干部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培养一个村干部不容易，只要其能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就当作是好干部，对诸如“村官”挪用公款行为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捂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近三年“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有三分之二案件适用了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如缙云县院查办的壶镇中兴村原村民主任吕某某挪用公款6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该县东渡镇东渡村原村民主任郑某某挪用公款128万元，因其有自首的从轻情节也被判处不满三年的缓刑，对此，村民群众议论不少。量刑中轻刑化趋势，对职务犯罪的威慑力弱化，使一些人认为“村官”犯罪成本不高，惩处风险不大，故铤而走险重蹈复辙。

（四）案发“村官”自身素质低下。由于村干部任期一般为三年，个别“村官”认为这不是铁饭碗，不如过一天算一

第四篇：村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措施

村干部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措施

近年来，少数农村基层干部无视党纪国法，腐化堕落，走上了违法犯罪之路。通过对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处的部分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认真的分析、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1、犯罪主体多为书记、主任、会计。

2、贪污犯罪占多数。

3、窝案较多。村级财务科目较为简单，资金来源每位村干部都清楚，有些村干部明知如果一个人想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最容易出事，不得不串通其他村干部共同合谋犯罪。

4、案值呈现逐年增大趋势。

5、犯罪的金额小但次数多。

6、城市周边郊区农村干部犯罪突出。城市周边郊区由于交通方便、地理位子优越、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特别是周边的土地价值连城。因此，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大，成为一些开发商、个体老板“瞄准的对象”。这些地区的村干部职务犯罪的金额大、人数多。

7、贿赂选举成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一些选民为了达到当上村官的目的，舍得化血本，通过贿赂的手段拉拢选民。

二、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这类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少数干部综合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有些干部长期忙于事务性工作而疏于学习，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

二是部分领导干部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促成职务犯罪的关键因素。

三是财务制度管理混乱。有的会计不懂财会知识，长期不设帐目，虽有帐目，但极不规范，多数是流水帐、包袱帐，白条比比皆是。

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财务管理透明度低。个别领导干部家长制作风严重，大小事情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内部监督部门不敢监督，上级有关部门监督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向群众公布帐务。

三、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1、健全预防监督组织机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预防，必须有可靠的组织作保障，否则难以奏效。

2、完善规章制度。制度疏漏、管理滞后、制约乏力是导致基层财务管理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开展基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要把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预防措施，协助乡镇完善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

3、试行乡镇统一对各村财务进行监管的办法。近年来，不少地方从加强农村地方财务管理、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角度出发，逐步推行了“村帐镇管”这一财务制度。

4、切实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建立严格的农村工作监督机制。首先要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要经集体研究决定，坚决杜绝“一言堂”。

5、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干部素质。要加大在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一环，采取多种形式，抓紧抓好。

6、加大打击力度，实行打防并举，形成威慑效应。司法机关应加大查办镇村二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大造声势，形成威慑，创造健康有序的良好法制环境。尤其对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同时要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教育村干部知法、懂法。

第五篇：金融机构职务犯罪的现状及预防

金融机构职务犯罪的现状及预防

摘 要：金融职务犯罪素有“隐形犯罪”之称，其造成的物质损失的金额大大超过抢劫、杀人等犯罪形态所造成损失的总和。目前我国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形势不容乐观，一系列案件曾出不穷，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预防、打击职务犯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有效遏制金融机构职务犯罪的发生，打击各种职务犯罪，我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立法，遏制金融机构职务犯罪的发生。

关键字：职务犯罪 现状 职务犯罪侦查 预防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国内金融企业发现迅速，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改革，也逐步展开，四大国有银行成功上市，地方性商业银行业纷纷引进战略投资者，北京银行、大连银行等地方性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在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同时，我国国内金融犯罪形势不容乐观，一些金融机构为谋求上市或高额利润，引发大量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作为我国法律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打击各种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此外检察机关还负有一项特别的职能----预防犯罪。目前在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中，也都设有犯罪预防部门，如何预防犯罪、特别是如何预防金融领域的犯罪，促进国内金融领域健康发展，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思考的问题。

一、目前金融领域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近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总部位于山东济南的齐鲁银行卷入伪造存款证实书等金融凭证的金融票据诈骗案，该案涉及案值50多亿元，坐落在山东省内的中国重汽等多家大型企业涉及该案，其中中国重汽集团下属的济南桥箱有限公司在伪造金融票证案涉案银行存款5亿元，该存款与伪造金融票证案有关联。随后齐鲁银行的多名高层被要求协助司法机关调查。在齐鲁银行票据诈骗案发生后，有报道称在由普华永道出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中提到，齐鲁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诸多问题。为此，《报告》注明了“保留意见”。“保留意见”问题直指该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报告》称：“贵行部分贷款及承兑汇票业务，由第三方共计48亿元人民币的存款作为质押。我们从独立渠道获取的上述业务借款人2008财务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不能匹配，且与贵行信贷业务系统中的信息存在较大不一致。”在普华永道的《报告》直指齐鲁银行部分承兑汇票存在造假问题。是否还有其他金融机构或企业卷入其中，还有待司法机关的进一步调查。

在此之前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余振东、许国俊、许超凡等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金融票据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4亿多美元，之后又爆出中国银行王雪冰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2003年中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2004年中银香港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因涉嫌私分“小金库”被正式逮捕，2005年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和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伙同他人诈骗东北高速等企业存款2亿美元，进入2011年，地方性银行齐鲁银行又爆出涉嫌金融票据诈骗案。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领域开始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金融职务犯罪素有“隐形犯罪”之称，其造成物质损害的金额大大超过抢劫、杀人等犯罪形态所造成损失的总和。在金融机构发生票据诈骗等经济犯罪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监管不利、内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经济犯罪的同时，也应该深挖金融机构内部存在的渎职犯罪，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标本兼治，才能促进我国金融领域的健康发展。

通过齐鲁银行票据诈骗案、中国银行王雪冰案、余振东案，凸现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一些突出特点：

1、从案件性质看，金融系统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类案件比例高。以黑龙江省检察机关2000年到2002间查办的金融系统犯罪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占查办案件总数的95.6%。其中贪污案件141件153人，比例为40.4%，占第一位；挪用公款案件125件146人，比例为36.4%，占第二位；受贿案件67件70人，比例为18.7%占第三位。特别是受贿案件和挪用公款案件，横向比较比其它行业高5-10个百分点，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大多犯罪嫌疑人是利用行业的职务之便和手中掌握的职权谋取私利。如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分行国际业务部原经理焦某，利用掌握信用证审批的权力，收受贿赂人民币122.5万元，美元1万元，并将本单位收取某化工企业的保证金1400万元，擅自借给某私营企业使用。这三类案件都是以获取钱财为目的，反映出职务犯罪的掠夺财产的贪婪性。

2、从犯罪方式看，内外勾结、合伙作案增多，导致窝案、串案时有发生。职务犯罪的作案方式，已经从以往的一人一案逐渐发展为多人一案、多人多案。在实际办案中，查出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涉案人员较多，甚至形成了具有共享既得利益的群体。如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原副行长丁志国案件，涉案人员多达22人，股级干部2名，科级干部7名，处级以上干部13名，其中已判刑15人。

3、从犯罪的手段看，金融系统涉案嫌疑人犯罪手段多样化、智能化。在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有的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或特殊岗位；有的将资金转来转去；有的空存骗支；有的采取打假卡、偷刷卡及串户手段；有的采取存款不入帐截留挪用；有的采取虚付利息款套出现金。如笔者所在单位查办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毕某某的贪污、挪用公款一案，犯罪嫌疑人毕某某利用为该行储蓄出纳将大额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便利条件，多次采取盗窃用于兑换大额支票备用金的手段，贪污、挪用公款70余万元。

4、从犯罪发展趋势看，金融系统犯罪案件呈现出案中有案，案外有案的特点。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往往与金融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了自身的效益，与为骗取金融机构资金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彼此之间共同实施犯罪，达到各自目的。例如：原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国际结算科进出口组组长梁世汉，利用职务便利，盗用本行国际结算科副科长的授权密码，为珠海经济特区亚德贸易有限公司和珠海市润辉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强开具信用证31张，开证金额3445多万美元，德国马克1282万元。1997年至1998年11月，梁世汉数次收受周强给予的的人民币500多万元。周强贴现其中的8张信用证造成开证行银行损失本息合计1033万美元。

二、分析金融机构职务犯罪的特点对检察机关，特别是反贪污、反渎职部门的工作有重要借鉴意义。

金融机构改革，不能阻止机构内部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通过对金融系统犯罪发案特点的分析，对检察机关进行职务犯罪和渎职犯罪的侦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检察机关可以尝试利用一些审计方法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提高侦查活动的效率。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法生飞速变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企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经营风险日益加剧，于是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册会计师要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分析企业经济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者舞弊行为。因此风险审计成为当今审计的主要方法，为了评估审计单位的内部存在的风险，注册会计师就必须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以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在实践中，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的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内部控制设计的不合理，二是公司管理人员相互勾结，致使内部控制失效。而在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过程中，也要了解发案单位的一些情况，包括企业管理层的相关信息。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考虑借鉴注册会计师的出具的审计报告或者通过询问注册会计师等审计人员了解发案单位的情况，避免直接接触发案单位，打草惊蛇。侦查人员可以根据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被举报单位内控的运行情况，初步判断被举报单位是否存在问题，并明确侦查方向，有效的提高侦查的效率和准确性。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审计报告的前提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如果被审计单位存在问题，注册会计师仍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存在相互勾结的现象，很有可能涉嫌出具虚假会计文件报告。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企业出售重要资产，都要在审计报告中有所体现。笔者在实践中也曾尝试利用审计的某些方法指导职务犯罪的侦查。

例如，有知情人举报A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公司所有的门面房拆迁之际，将该房屋通过非法手段据为己有。后来在侦查人员办案过程中，查明该厂原为国有企业，后来与香港企业B合资，A厂以厂房设备出资，成立新的工厂C,侦查人员首先调取了C厂的相关帐目及审计报告，报告中没有显示该厂有重大资产的变化，后经核实相关帐目进一步证实该厂的资产，举报人举报中提到的房产并不存在，后经进一步询问该A厂的相关人员证实，举报人所提供的房产不在C厂的名下，而是在A厂成立的某分厂名下，因为A厂与该负责人的亲属有业务往来，而且该厂还尚欠其亲属大笔货款，所以用分厂所拥有的房屋折抵债务。

在该案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首先利用审计报告透露的信息，初步排除了该厂负责人利用职务便利、侵吞企业财产的行为，并与核实帐目结合，进一步证实了侦查人员的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C厂拥有该处厂房，而审计报告中没有涉及，但是经过核实相关账目情况，证实该厂拥有此处房产，则可以初步判断举报内容具有真实性，并进一步取证、证实负责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是否与该厂负责人相互勾结，并出具虚假的财务报告，帮助企业隐瞒事实，为该责任人贪污国有资产提供帮助。

通过询问注册会计师或者利用审计报告，了解发案单位的情况，可以使侦查人员明确侦查方向，或者利用审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取证，证实审计人员是否存在与被审计单位相互勾结的情况，为进一步侦查提供有力的帮助，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

第二、以案带案，利用相关案件信息发现职务犯罪或渎职犯罪线索。在齐鲁银行票据案中，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对银行票据业务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后，该行没有真正查找工作中的漏洞，而是采取“鸵鸟政策”，以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方式解决问题。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经过近年来吸引外来战略投资者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经具备了现代公司的特征。银行股东的构成也多元化，但是国有控股的地位没有改变。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份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同意，并需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在该案中，独立董事和公司主要股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金融票据诈骗案中，往往与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联系起来，但是渎职型金融犯罪由于受主体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查处起来非常困难。单纯依靠举报等传统手段，查处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检察机关应通过连案带发，如利用金融票据诈骗犯罪案件暴露出的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犯罪。例如在齐鲁银行票据诈骗案中，注册会计师对该行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的报告，直指该行的票据质押业务，为什么审计报告已经指出了银行票据业务存在问题，银行管理层却无动于衷，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很值得思考。此外根据有关媒体的相关的报道，齐鲁银行的一名“明星”业务人员被要求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据称其主要的业务来源就是出现问题的质押票据。巨大的职业压力，使得银行内部的高层和业务人员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上，吸收存款需要搞好和客户的关系，发放贷款，也要求找信誉教好的客户。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曾在自己的微博上说,银行工作在外人看来不错，收入也高，但是内中的压力外人不能理解，在银行干普通的柜员，收入偏低，干业务经理，收入高，心里太疲劳，尤其到年底，为了拉拢客户，保证业绩，还要自己搭钱送给客户小礼品。正是因为银行业之间激烈的竞争，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利用银行急于吸储放贷的心里，大肆诈骗银行资金，一些银行负责人也为了自身利益，放松了对相关业务的审核。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金融机构的案件中，在办好案件的同时，注意深挖案件背后存在的问题。

三、金融机构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预防工作已经有十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针对金融领域的犯罪，特别是职务犯罪的现状，检察机关应当加大预防力度，做到打击与预防并重，根据金融机构的犯罪特点，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工作，有效地预防犯罪。

（一）完善金融领域的犯罪立法。目前，我国在金融领域关于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对一些职务犯罪未能有效打击。我国应当对金融机构人员的入职条件进一步规范，禁止金融领域职务犯罪人员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金融工作，并有机会再次实施实施金融领域的犯罪。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笔者建议我国金融领域中保险、证券立法应借鉴《商业银行法》在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方面的限制，对将限制人员扩大到公司监事及普通工作人员。

（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将监督的重点转向中小商业银行。随着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经过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并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成功上市，而各地方的商业银行为了加快发展，也积极谋求上市，特别是北京商业银行、大连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名北京银行、大连银行后成功上市，这就更加激发了地方商业银行的上市热情，部分商业，为了满足上市公司需要的财物指标，不惜违法吸储放贷，放松了对本行业务的管理，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因此加强对地方商业银行，也成为当务之急。此外，我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针对中小银行的特点，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上市。

（三）加强国际间打击金融领域犯罪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和金融犯罪的国际化趋势，需要各国、各地区之间保持更加紧密地联系，共同应对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2001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后潜逃美国，后中美两国经过协商，中方成功将余振东引渡回国，这在中美司法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国应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与我国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牵涉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熟悉、掌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司法合作，并签署相关的引渡条约，使外逃人员逃无可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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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来：《4年审结金融案件近3万件-----最高法院要求严惩参与犯罪和腐败渎职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载《法制日报》200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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