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第一篇：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关键词: 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婚姻/家庭/监护/离婚

内容 提要: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 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 法律 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因此,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时,应当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此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在 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的帮助下,笔者等在2005 年5 月至8 月选定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展开调研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残疾人保障法》提出修法建议,期望能填补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立法的空白。在北京市的调研包括市、区和街道三级,笔者等全面接触各类残疾人,其目的是了解残疾人婚姻家庭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和修订调查问卷。

在青海省的调研包括对州、市、县及村的调查,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开调研会议相结合的 方法 ,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情况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课题组在青海向残联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及海晏县召开了调研会议,各地人大、妇联、民政、卫生、计生、司法、法律援助中心、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残疾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残疾人代表（包括各类残疾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参加了调研会议。在青海省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 份。[1] 通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为课题组进行对策 研究 和提出修法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等。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期对保障我国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有所助益。

一、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

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和限制。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其结婚自由权利当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残疾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要比一般人困难得多,而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在实现结婚自由权利方面制定特别的保护或鼓励措施,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方面,残疾人由于身体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 可以说他们比正常人更加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在青海省对520 名残疾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有70 % 的人均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者。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则多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由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的关心和协助。

另一方面,残疾人在缔结婚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 % 的适婚年龄残疾人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29.3 % 的人在25 岁以后结婚,21.7 % 的人在30 岁以后结婚； 女性残疾人中有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中所说:25.3 % 是在25 岁以后结婚,有9.6 % 是在30 岁以后结婚。残疾人较该地区非残疾人未婚比例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绝大部分残疾人在缔结婚姻方面态度非常现实,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的和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定为‘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限制,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人们现在日渐认识到心智残障的人对个人和 社会 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需要的问题。”[2] 由此看来,国家应当鼓励有结婚能力的残疾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制定一些政策使与残疾人结婚者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如解决城市户口、提高社会福利标准或减免税收等,以便帮助残疾人解决婚姻问题。

除了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的婚姻外,也要严格禁止干涉残疾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受到的干涉比非残疾人要多,尤其是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结婚时往往遭到非残疾人一方家人的反对,使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不仅给其自身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和压力。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的自由权利,禁止一切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残疾人结婚自由的行为。

二、应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检,以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

优生优育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据悉,我国是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 —30 万人,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量高达80 —120 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 —6%。[3]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与新生儿父母不进行婚检、孕检有直接关系。对儿童早期出现的疾病越早发现越好,这样可以进行康复 治疗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因此推行婚前检查、孕期检查、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十分必要。

残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残疾,他们如果婚后生育是具有遗传风险的,且遗传风险大大高于非先天性残疾人。因此,对他们应当作婚检和孕检,以防止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但是,2003 年10 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婚姻登记”的要求,导致婚检率大大降低,这就使一些未作婚检的残疾人潜在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现。笔者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时进行婚前体检,以及时发现疾病,减少遗传风险。同时由于一部分残疾人身体不便,在怀孕的时候更容易使胎儿受到 影响 ,因此孕期检查对残疾人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出生缺陷。此外,加强对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及早防治,也可以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在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保健的相关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影响胎儿发育和婴儿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应加强医学检查和检测,还规定了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筛查的项目及有关内容等。开展产前诊断,既可预防和减少残疾儿出生,也能够预防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生。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人类孕育胚胎受精卵子本身的质量、基因遗传缺陷、染色体变化、环境因素等影响,导致怀孕的胚胎中有一部分会不正常。有资料显示,如果我国每年出生2 000 万新生儿,则可有2.5-3 万个先天愚型儿出生。每个患儿将消耗4-20 万元,不仅社会消耗很大,人们的感情负担也很重。[4] 但是,由于残疾人的 经济 条件普遍比较差,收入比较低,支付婚检、孕检的费用的确有困难。笔者等在青海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残疾人需要社会救济,90 % 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不足500 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 元以下。残疾人婚前检查、孕期检查和婴儿期检查这三项检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国家在鼓励残疾人进行婚检、孕检的同时,免除他们的检查费用非常必要。从实践层面来看,免费婚检已经在一些省、市推广,具有可行性。自从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之后,出现了婚检率大幅下降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全国陆续有一些地方实行免费婚检。如在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后,广东省率先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实行了免费婚检。各地在实行免费婚检后,婚检率又有了明显的回升,上海浦东新区实施免费婚前检查一个月,婚检率已从原先的2% 上升为 目前 的26 %。同时,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很多地方就规定了对残疾人婚检实行优惠,如广东省规定对残疾人婚检费用优惠50 %。因此,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具有可行性。而孕检和婚检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对残疾人的孕检也应当实行免费,并应该为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提供便利、优惠的条件。

三、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一）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

监护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特定 自然 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监护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监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自治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以达到由非亲属或由国家填补亲属监护的不足或无亲属监护的空缺。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由残疾人的父母担任。未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大多生存,抚养监护问题并不突出,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8-29 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负担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抚养义务,但是对成年人则没有规定其抚养义务。因此,父母死亡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就成为问题。只能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的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设立监护人,其监护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亲属朋友。

通常已婚残疾人的健全配偶是残疾人的监护人,如果配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配偶死亡、丧失意思表示能力或者配偶担任监护人不利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残疾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成年并且有监护能力的子女的,由成年子女担任监护人。如果上述监护人都不存在或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中有监护能力的担任监护人。

第二篇：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关键词: 残疾人/残疾人保障法/婚姻/家庭/监护/离婚

内容提要: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因此，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时，应当增加有关保障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内容，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载体，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他们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遇到了许多健康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此未作任何保障性的规定。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的帮助下，笔者等在2005 年5 月至8 月选定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展开调研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残疾人保障法》提出修法建议，期望能填补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立法的空白。

在北京市的调研包括市、区和街道三级，笔者等全面接触各类残疾人，其目的是了解残疾人婚姻家庭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制定和修订调查问卷。

在青海省的调研包括对州、市、县及村的调查，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焦点小组和开调研会议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情况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课题组在青海向残联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发了调查问卷，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及海晏县召开了调研会议，各地人大、妇联、民政、卫生、计生、司法、法律援助中心、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以及部分残疾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残疾人代表（包括各类残疾人以及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参加了调研会议。在青海省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20 份。[1]

通过调查，课题组了解了残疾人在婚姻家庭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为课题组进行对策研究和提出修法建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调研，笔者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结婚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孕检率低；监护规定不到位，养老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离婚时法律没有规定特殊的保障措施，等等。有鉴于此，笔者特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以期对保障我国残疾人的婚姻家庭权益有所助益。

一、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利

结婚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每个公民都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和限制。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其结婚自由权利当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残疾人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要比一般人困难得多，而现行法律和公共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在实现结婚自由权利方面制定特别的保护或鼓励措施，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方面，残疾人由于身体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需要别人来帮助，可以说他们比正常人更加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在青海省对520 名残疾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需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有70 % 的人均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者。在焦点小组的访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则多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由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的关心和协助。

另一方面，残疾人在缔结婚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课题组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 % 的适婚年龄残疾人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29.3 % 的人在25 岁以后结婚，21.7 % 的人在30 岁以后结婚； 女性残疾人中有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中所说:25.3 % 是在25 岁以后结婚，有9.6 % 是在30 岁以后结婚。残疾人较该地区非残疾人未婚比例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绝大部分残疾人在缔结婚姻方面态度非常现实，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正如联合国大会第37 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的和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定为'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限制，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人们现在日渐认识到心智残障的人对个人和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需要的问题。”[2]

由此看来，国家应当鼓励有结婚能力的残疾人缔结婚姻，组建家庭。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灵活制定一些政策使与残疾人结婚者享受一定的优惠条件，如解决城市户口、提高社会福利标准或减免税收等，以便帮助残疾人解决婚姻问题。

除了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的婚姻外，也要严格禁止干涉残疾人婚姻自由的行为。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他们的婚姻受到的干涉比非残疾人要多，尤其是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结婚时往往遭到非残疾人一方家人的反对，使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缔结婚姻。残疾人结婚难的问题不仅给其自身带来了痛苦，也给社会带来了负担和压力。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的自由权利，禁止一切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残疾人结婚自由的行为。

二、应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检，以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

优生优育事关下一代的健康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据悉，我国是出生缺陷、残疾高发国家，出生时即可发现的先天畸形儿每年达20 —30 万人，再加上出生数月乃至数年后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每年先天残疾儿出生数量高达80 —120 万人，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 —6%.[3]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与新生儿父母不进行婚检、孕检有直接关系。对儿童早期出现的疾病越早发现越好，这样可以进行康复治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减少残疾儿童的数量。因此推行婚前检查、孕期检查、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十分必要。

残疾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先天残疾，他们如果婚后生育是具有遗传风险的，且遗传风险大大高于非先天性残疾人。因此，对他们应当作婚检和孕检，以防止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但是，2003 年10 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办理婚姻登记”的要求，导致婚检率大大降低，这就使一些未作婚检的残疾人潜在的疾病不能被及时发现。笔者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时进行婚前体检，以及时发现疾病，减少遗传风险。同时由于一部分残疾人身体不便，在怀孕的时候更容易使胎儿受到影响，因此孕期检查对残疾人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出生缺陷。此外，加强对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及早防治，也可以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在婚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婴儿保健的相关条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影响胎儿发育和婴儿健康成长的不良因素应加强医学检查和检测，还规定了产前诊断和新生儿筛查的项目及有关内容等。开展产前诊断，既可预防和减少残疾儿出生，也能够预防胎儿严重畸形的发生。有关专家指出，由于人类孕育胚胎受精卵子本身的质量、基因遗传缺陷、染色体变化、环境因素等影响，导致怀孕的胚胎中有一部分会不正常。有资料显示，如果我国每年出生2 000 万新生儿，则可有2.5-3 万个先天愚型儿出生。每个患儿将消耗4-20 万元，不仅社会消耗很大，人们的感情负担也很重。[4]

但是，由于残疾人的经济条件普遍比较差，收入比较低，支付婚检、孕检的费用的确有困难。笔者等在青海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残疾人需要社会救济，90 % 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不足500 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 元以下。残疾人婚前检查、孕期检查和婴儿期检查这三项检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国家在鼓励残疾人进行婚检、孕检的同时，免除他们的检查费用非常必要。从实践层面来看，免费婚检已经在一些省、市推广，具有可行性。自从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之后，出现了婚检率大幅下降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全国陆续有一些地方实行免费婚检。如在山西省潞城市（县级市）、深圳市福田区等上百个地、县级城市宣布实施免费婚检以后，广东省率先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免费婚检。紧随其后，上海市也实行了免费婚检。各地在实行免费婚检后，婚检率又有了明显的回升，上海浦东新区实施免费婚前检查一个月，婚检率已从原先的2% 上升为目前的26 %.同时，在没有取消强制婚检之前，很多地方就规定了对残疾人婚检实行优惠，如广东省规定对残疾人婚检费用优惠50 %.因此，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具有可行性。而孕检和婚检对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对残疾人的孕检也应当实行免费，并应该为残疾人的新生儿检查和儿童保健提供便利、优惠的条件。

三、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一）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

监护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以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监护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监护制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家庭自治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以达到由非亲属或由国家填补亲属监护的不足或无亲属监护的空缺。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由残疾人的父母担任。未成年残疾子女的父母大多生存，抚养监护问题并不突出，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8-29 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负担能力的未成年人有抚养义务，但是对成年人则没有规定其抚养义务。因此，父母死亡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就成为问题。只能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的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设立监护人，其监护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亲属朋友。

通常已婚残疾人的健全配偶是残疾人的监护人，如果配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配偶死亡、丧失意思表示能力或者配偶担任监护人不利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由残疾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成年并且有监护能力的子女的，由成年子女担任监护人。如果上述监护人都不存在或不能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中有监护能力的担任监护人。

笔者等在青海省海晏县的调查发现，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 %.这部分残疾人基本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且无法缔结婚姻关系，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靠父母或亲友帮助，一旦家庭遭遇变故或父母死亡，他们的生活起居难以得到照料，更谈不上实现其他权利。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0 %.这部分残疾人尽管大多数存在婚姻关系，但残疾人之间通婚的数量较多，其配偶往往也不能担任监护人，多数情况下是由与残疾人一起生活的父母担任监护人。而残疾人与健康人之间的婚姻大多不稳定，极易被对方抛弃。同时，如果担任残疾人的监护人有经济利益可图时，许多亲属又都会争做残疾人的监护人。

目前，对于没有结婚，或者离婚、丧偶后又没有成年子女的成年残疾人由谁担任监护人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而这部分残疾人恰恰是最需要得到法律保护的。对此，残疾人的父母非常担忧，他们极为担心自己身故后残疾子女的生活由谁来照料。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无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残疾人应当明确规定监护人，并适当扩大《婚姻法》规定的扶养人范围，其顺位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上述监护人或者上述亲属担任监护人不利于残疾人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国家对于上述无劳动能力、无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不具有扶养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予以供养，以确保他们的生存权。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5]

（二）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障被监护残疾人的利益，还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制度是对监护人管理财产的行为以及其他与监护相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在被监护人的利益受到监护人的侵犯时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制度。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监护制度中均规定了监护监督人制度。监护监督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亲属会议确定监护监督人。如《法国民法典》第407 条、第420 条规定任何监护中都必须有监护监督人，监护监督人由亲属会议在其成员中选任。二是由亲属会议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澳门民法典》第1807-1816 条对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第1810 条规定，亲属会议有权监督监护人履行职务之方式。亲属会议由2 名亲属和检察院人员组成，如无亲属，则在父母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关心该被监护人的人士中选定。三是设立监护行政官署或监护法院，履行监护监督职责。如瑞士的监护官署、德国的监护法院等，以加强对监护人的监督。[6]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监督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0 条有所涉及，只是没有形成制度。该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者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

笔者认为，在《残疾人保障法》中应当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除残疾人的父母和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外，由其他亲属担任残疾人监护人的，应当由监护监督人对其监护行为予以监督，以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父母在担任监护人时，由于父母、子女之间存在血缘亲情关系，通常情况下父母总是会积极地维护自己子女的利益，不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父母一旦侵犯子女利益，可以按照《婚姻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按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父母之外的其他亲属担任监护人时，则需要设立监护监督人，以加强对残疾人监护人的监督，确保监护人的利益不会与残疾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家族已经逐渐消失，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主导模式。在监护监督人的设置上不应再以传统的亲属会议作为监护监督机关，也不便于涉及被监护人父母的朋友、邻居、其他关心被监护人的人士乃至检察官等。否则不仅范围相当广泛，而且监督力度不够，监督难以到位。同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这就决定了国家机关很难直接承担主要应当由家庭承担的监督责任。因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监护监督人应当由有监护资格但不担任监护人的亲属担任，并首先由他们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残疾人住所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在有监护资格的亲属中指定。

四、在离婚制度中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

（一）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应予以适当限制

笔者等在北京市和青海省的调查均表明社会上存在着一方婚后致残、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的情况，这对受到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残疾人而言是相当残酷、难以接受的。很多残疾人呼吁应当采取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保护他们的婚姻，维护他们的利益。笔者也认为，对于婚后严重致残的，应当给残疾人一段生理和心理的治疗、康复期，另一方要求离婚的，一般不应当允许立即离婚；在治疗结束或康复期结束后，或久治不愈、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的，经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也就是说，对残疾人婚姻的保护是有条件的。首先，致残的结果必须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其次，对因一方致残而要求离婚的配偶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具体体现为两点:一是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一般不允许离婚。二是在结束治疗后，或因久治不愈、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系无法维持的，非残疾人一方在妥善安排好残疾人一方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方可准予离婚。

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的理由如下: 夫妻间的相互扶助义务是法定义务。离婚是婚姻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一方因另一方婚后致残就立即提出离婚，不利于残疾人一方的治疗与康复，对残疾人一方来说是残忍而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社会正义的理念。一方的残疾本来是另一方履行扶助义务的开始。[7]如果一方残疾，另一方立即提出离婚，则《婚姻法》所规定的夫妻相互扶助义务的立法目的便难以实现。离婚自由是夫妻双方的权利，它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事人的离婚自由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但自由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自然法的限制，此自然法即道德法、正当法；它不仅在自然状态中存在，在社会状态中仍然存在，并指导着成文法的制定”。[8]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维护残疾人权益，使因故致残者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治疗康复环境，以利于其心理和生理创伤的愈合，法律可以规定在残疾人一方的治疗期结束后，再考虑离婚问题。这是在考量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对《婚姻法》离婚自由所做的修正，以平衡双方的利益。当残疾人治疗结束后或久治不愈而双方夫妻关系确已无法维持时，另一方在安排好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可以准予离婚。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先例可循。《婚姻法》第34 条、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5 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 条规定:“因一方患精神病对方要求离婚的，处理时既要保障婚姻自由，又要有利于对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置。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经治不愈，应做好工作，准予离婚；原来夫妻感情比较好，结婚多年，生育子女的，应指出夫妻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做好思想工作，以不离为宜。”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表明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限制自然人离婚诉权的情况。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是有先例可循的。

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一方婚后严重致残，对他方的离婚自由予以适当限制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与一定时期内限制残疾人配偶离婚的自由权。特定条件是指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且伤残程度严重，需要进行治疗康复。一定时期是指在致残后的治疗期内。而且，这一限制仅是针对离婚诉讼中残疾人的配偶提出离婚时的情况，如果双方自愿离婚或者残疾人一方提出离婚，则不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如果事实证明双方已经无法维持夫妻关系的，且非残疾人一方能够妥善安排好残疾人离婚后的生活的，法院可以准许其离婚。因而这一限制尽管与离婚自由原则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并不是完全限制了残疾人配偶的离婚权，仅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离婚自由，从总体上不会影响离婚自由原则的适用。

（二）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

离婚时保护残疾人的利益应当是《残疾人保障法》的重要原则。离婚时对残疾人利益的保护，包括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住房的处理、离婚时的经济帮助、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等方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适当照顾残疾人。在参加本次问卷

（一）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已经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7 人填写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情况。在这17 人中有11 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适用平均分割，其中残疾人的配偶为非残疾人的有8 人。有2 人因为残疾分得多数财产，其余4 人为非残疾方分得多数财产。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并没有对残疾人一方给予特殊照顾。

残疾人作为弱势一方与非残疾人相比，大部分人经济收入较低。当残疾人与配偶离婚时，生活上失去了依靠，多数残疾人期望能够多分得一部分财产，以保障他们离婚后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在残疾人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照顾残疾人的利益。这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无论是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还是残疾人之间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总的原则是双方协商解决，即由双方协议决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如何分割，以体现民事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

第二，如果双方不能就共同财产分割协商解决的，则应当按照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第一，在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离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具体情况，如共同财产的多寡、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双方的健康状况、谋生能力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残疾人可以适当多分；第二，在双方均为残疾人的情况下，应当照顾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一方的利益。残疾程度以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对残疾人离婚后是否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活状态具有很大影响，因而通常情况下，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应当对残疾人一方或者残疾程度较重、条件较差的一方给予照顾。当然，双方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处理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在参加本次问卷

（二）调查的366 名残疾人中，离婚的有26 人，其中有18 人填写了离婚时婚姻住房状况。其中，残疾人没有住房的有11 人，占总数的61.1 %.他们主要是借住在亲友家中。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有2 例，其余为双方共同承租住房。笔者认为，在离婚处理双方共有住房时，残疾人一方应有优先权。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双方共有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权要求多分。残疾人同非残疾人离婚的，夫妻双方共有房屋的分割首先应当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协商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情况，优先考虑残疾人的利益，由残疾人一方享有房产的多数份额。对于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的残疾程度以及双方自身的其他条件进行判决。也就是说，应适当照顾条件较差、残疾程度较重、严重丧失劳动力等残疾人的利益，在分割房产时，可以让其占有较多的房产份额。

第二，双方共同承租房屋的，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如果夫妻居住的房屋是租赁的房屋，残疾人一方有优先承租权，即非残疾人一方应当从租赁房屋中搬出，由残疾人一方继续租赁该房屋。这里的租赁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租赁关系，不包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公民提供的福利性质的廉租房。残疾人之间离婚的，当房屋是由双方承租时，残疾程度较重或条件较差的一方应当享有优先承租权。

第三，残疾人结婚后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因离婚而无房屋居住的，非残疾人一方有条件的应当给予解决。如人民法院可判决残疾人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可暂时居住在非残疾人一方的房屋中。如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残疾双方的残疾程度和双方的经济条件依据上述方法进行判决。

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予以经济帮助。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的，非残疾人一方应根据自己的负担能力、残疾人的残疾程度以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对残疾人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9]

当非残疾人与残疾人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经济帮助。具体条件如下:

第一，残疾人一方确实生活困难。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属于生活困难；残疾人一方离婚后没有住房的，也属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应当给予帮助。如果残疾人一方离婚后生活困难，非残疾人一方愿意以其住房的居住权或所有权来作为经济帮助的形式的，法律应当允许。需要注意的是残疾人一方生活困难必须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则不能要求经济帮助。如果离婚时，残疾人一方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方可以不在经济上给予帮助。

第二，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在我国残疾人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多种类型，而每种残疾类型又存在不同的残疾等级。[10]残疾等级不同也就意味着残疾程度的不同，残疾人残疾程度的不同，其适应能力、谋生能力也有所不同。对残疾人的经济帮助，应当根据残疾程度来确定经济帮助的形式和经济帮助的数额。第三，非残疾人一方的负担能力。非残疾人一方离婚时给残疾人一方的经济帮助，不仅要考虑残疾人一方的残疾程度还要考虑非残疾人一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这就是说在保护残疾人一方利益的同时，还 应当考虑非残疾人一方的利益，不能为保护残疾人的利益而使非残疾人一方无法生存。

第四，当地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确定对残疾人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于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区对本地区内基本生活水平均有具体规定。因此，以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生活困难以及具体的帮助数额的做法是客观可行的。

残疾夫妻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由何方抚养首先应当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即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应当优先考虑是否有利于该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其次要考虑残疾人父母一方的意愿和抚养能力。此次调查表明，残疾人离婚时多希望子女由其抚养，以培养与子女的感情，确保老有所养。但调查的数据也表明，残疾人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调查问卷中填写离婚后子女由何方抚养的共有14 人，其中，母亲为抚养方的有9 人，在这9 人中，非残疾人为4 人，残疾人为5 人。父亲为抚养方的有5 人，其中，4 人是残疾人，1 人是非残疾人。显然，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主要考虑的是子女的利益，而不是残疾父母一方的愿望。

笔者认为，为了照顾残疾人，在确定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人时，可优先考虑有抚养能力且要求抚养子女的残疾人一方的意愿。换言之，人民法院在确定残疾人离婚后其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方时应当在考虑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能力的残疾人。这实际上是赋予了残疾人一方对子女的优先抚养权。

但需要注意的是，残疾夫妻离婚确定子女直接抚养方时照顾残疾人的原则，以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受重大影响为前提。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获得适当的医疗以及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其利益受到重大影响。

离婚时，一方是残疾人的，总的原则是在保护其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照顾有抚养子女能力的残疾人，但子女的利益由此而受到重大影响以及残疾人一方放弃抚养权的，应当由非残疾人一方行使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残疾人和非残疾人双方都不主张抚养权的，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非残疾人一方应当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离婚时，双方都是残疾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原则，同时考虑双方残疾程度的轻重，确定直接抚养方。

鉴于残疾人的生活相对困难，子女由残疾人一方抚养的，另一方给付的抚养费中应当包括其为照顾子女而雇佣保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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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调查问卷分为问卷

（一）和问卷

（二）.问卷

（一）的被调查对象为肢体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视力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人员及其配偶的基本情况、生活自理情况和婚姻情况；问卷

（二）的被调查对象为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的残疾人，内容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监护情况、婚姻情况和配偶的相关情况。问卷

（一）发放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366 份；问卷

（二）发放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54 份。

[2] see world programe of action concerning disabled persons，un gereral assembly a/ res/ 37/ 52，http://www.xiexiebang.com/other/showarticle.asp？articleid=637.[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 条。

[6]参见李霞: 《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23-325 页。

[7]夫妻间扶养义务的履行以对方需要扶养为条件。一方因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另一方配偶应当履行扶养义务。

[8]何怀宏: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92 页。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7 条。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2 条第2 款。（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

出处:《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

第三篇：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四个问题

夏吟兰：残疾人婚姻家庭权益的四个问题

时间:2007-01-18 09:02 作者: 新闻来源:正义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有机会和各位专家学习，也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婚姻家庭是残疾人生活的主要场所，对许多重症残疾人来说，甚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但是在我们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人的婚姻家庭的权益没有任何的保障性的规定。2005年我们就接受了全国残联的委托，对我国残疾人婚姻家庭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且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对残疾人保障法的修法提供了我们的建议，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调查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对北京市和青海省两地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残疾人在婚姻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结婚的自由权难以实现，婚检和孕检率比较低，成年残疾人的扶养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离婚的时候法律也没有规定任何保障性的措施。因此我认为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的时候，应当加强对残疾人婚姻家庭的保障。我想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们对残疾人婚姻家庭保障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残疾人结婚自由权利的实现。结婚自由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公民的这个自由权进行限制或者干涉。残疾人作为公民的一分子，当然他们的结婚自由权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的结婚自由权在实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而且现行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也没有对残疾人的结婚自由权有任何特别的保护和鼓励措施。一方面由于残疾人身体的原因会造成生活的不便，我是觉得在调查的过程中，感受到残疾人对婚姻是非常渴望的，非常想结婚。在青海省对520名残疾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大部分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甚至依赖他的亲属或者他人对他的照料的，到了适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有70%的人是因

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他人的照顾。在我们进行的焦点小组的访谈当中，很多的残疾人认为结婚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离婚者都认为离婚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残疾人是非常渴望婚姻的，但是另一方面残疾人在他们的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在青海省的调查中发现，有21%的适龄的残疾人没有结婚的原因是找不到配偶。绝大多数的残疾人结婚的目的非常单纯，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一定要找到相爱的人或者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很现实，他们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伴，能够在生活中互相扶助。有一个《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中说，由于这些障碍，残疾人往往很难或者无法与他人发生密切亲密的关系。那些被认为是残疾的人，没有功能的限制也无法结婚为人父母。我们应该鼓励残疾人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各个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一些政策，使得残疾人能够享受一些特殊的政策里保护结婚自由权，在我们的调查和座谈中，以前他们结婚不困难，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如果你和残疾人结婚，你可以拿到北京的户口，当时北京户口对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的婚姻相对就比较容易，而且北京还有一个政策，你要和他结婚十年户口才能真正转过来，某种意义上也让他的婚姻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个疑惑，特别是今天听了很多专家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保障的措施是不是对残疾人的歧视，有时候我真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特别的措施对残疾人来讲，他们认为非常好，他们认为很有用，可能我们需要设立一些除了解决户口和其他的措施，比如说减免税收，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提高社会的福利措施，我觉得德国专家的建议，他们的做法就非常的好。

第二个问题对残疾人实行免费的婚检和孕检，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我国是出生缺陷和残疾高发的国家，出生的时候已经发现先天的畸形儿是20到30万，出生数月发现的残疾人每年高达80万到120万，占出生人口总数的4%到6%。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率比较搞一个是我们的婚检和孕检率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作为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残疾人在结婚的时候进行婚前体检，及时的发现隐患，减少风险。我国在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的时候取消了强制婚检，近几年的调查就发现新生儿的缺陷率在提高。我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残疾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差，收入也比较低，支付孕检和婚检的费用非常有困难。我们在青海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残疾人都是需要社会救济的，90%以上的残疾人人均收入不到500元，超过一半的残疾人，人均月收入在100元以下，无论是婚检的费用还是孕检的费用还是新生婴儿的检查的费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对他们进行免费检查也是有可行性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婚检率相对降低了，没有强制婚检了，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实行免费的婚检，也应该包括残疾人，不能在全省和地区全部实现免费婚检的地区，对残疾人应该实行免费婚检。对于减免的孕检，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实行，比如说广东省降低50%。我是觉得对残疾人实行免费婚检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三个问题明确规定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残疾人的监护人主要是由残疾人的父母来担任。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不太突出。一方面是未成年的残疾人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生存的。而且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规定本身是比较明确的。除了父母之外，像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有抚养义务，但是对于成年人婚姻法是没有任何关于抚养性的规定的，除了老年人，一般来讲都没有规定。所以，父母死亡以后，对成年残疾人的监护应该是有问题的。当然民法通则有一个规定，是对精神病患者可以设立监护人。所以实践当中是必要这样的规定来做的。

我们在青海的调查也发现，重度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16%，这部分人基本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也没有缔结婚姻关系，因为没有可能，就是依靠父母和亲友的帮助，如果家庭发生变故父母死亡了，他们的生活起居就无法得到保障。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占总数的20%，这部分残疾人大部分是婚姻关系的。但是在残疾人的通婚当中，大部分都是残疾人和残疾人通婚，轻重程度都差不多，一个人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对方也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父母一旦死亡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非常严重。如果是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婚姻，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也不稳定。扶养问题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调查当中，座谈的时候很多的残疾人的父母说我们在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即便我们不吃饭，我们会让孩子吃饭，如果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妻子怎么办。这部分人，这些成年的残疾人，他们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

所以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我们在法律上对这些残疾的成年的人应该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们的亲属应该尽扶养义务。他们的配偶、父母、父母死亡后的兄弟姐妹等。他们有的人没有扶养能力或者他们的扶养对这些成年残疾人没有好处。那就应该由国家承担起对这些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就是社会福利。我们今天在讨论到底是权利导向还是社会福利导向。我觉得在目前的经济

条件下，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国家还是要承担责任，还是要担负起对国家残疾人的供养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要设立监护、监督人制度。对残疾人的监护刚才我也讲了，主要是对他们的亲属来监护。我们的民法通则当中对监护、监督人是没有任何规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对自己孩子的监护通常来讲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由他的其他的亲属来监护，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其他亲属、舅舅、姨等等，他们在监护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就要设立一些制度。如果钱一下子发完了，这些人没有把钱用到残疾人身上，自己用了，甚至写宽跑了，怎么办？有监督监护人你怎么行使权利，来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这一点在保护残疾人利益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个问题在离婚制度中要确立保障残疾人利益的原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果一方是婚后严重致残的，可以适当的限制他方的离婚自由，这可能需要讨论；第二在离婚的时候通过对残疾人利益的倾斜性的规定为残疾人进行保护。

我们在北京和青海的调查中都发现了第一种情况，因为车祸和事故残疾了，对方立刻提出离婚，不仅自己跑了，还把补偿的钱带走了。对于这样的人和情况，对残疾人深信身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一部分的残疾人，特别是在婚后严重致残的，应该给他们一段生理和心理的康复期，在康复期内一般不应当离婚，给他一点恢复的过程，某种意义上限制离婚自由，离婚自由的权利和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的权利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社会会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我们不能说你不能离婚，而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限制你的权利，比如说妇女在怀孕、流产期间我们会有一段时间限制男方的起诉权，那对于残疾人，特别是婚后的残疾人，也给他一定的康复治疗的时间。对于残疾人的离婚自由的限制本身还是有条件的，一个条件是致残的结果必须是在婚后发生，而且是伤残程度比较严重的。第二是在致残的治疗期间和恢复期间不允许离婚，在结束治疗以后或者是经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治好，久治不愈的，双方感情确实破裂了，对残疾人的生活、医疗、监护，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排之后，应当还是允许离婚的，所以是一段时间内限制非残疾人一方或者另一方的离婚自由。

第二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的权利进行保障。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应当适当的照顾残疾人，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离婚的时候对残疾人没有特殊的保障。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情况照顾了非残疾的一方而没有照顾残疾的一方，这个很奇怪。在残疾

人离婚的时候，如果对方是非残疾的一方，确实残疾人生活有困难，应当在分割财产的时候适当多分。

第三在处理婚姻住房的时候，残疾人应该有优先权。调查显示，残疾的一方绝大多数是没有住房的，大部分人是借住在亲友家里，双方拥有共同住房的比例不到10%，在离婚后他们面临的居住困难是非常大的。残疾人和非残疾人离婚的时候，共有房屋要考虑残疾人的利益，如果承租其他人的房租，残疾人一方应该有优先承租权。离婚的时候，对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应该有经济帮助，婚姻法有对生活困难的一方有经济帮助，残疾人是弱势群体，在他们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应当给予保护。

第四是离婚的时候哪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应当考虑残疾人一方的利益。在调查当中，有很多残疾人说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可能是中国的观念，认为老有所依，但是在离婚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判给了非残疾的一方，他们很伤心。我们在决定离婚和子女抚养方到底是谁的时候，第一原则还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子女最佳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残疾人的利益和愿望，适当的照顾他们的利益。

这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提了一些建议，可能有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合适，也希望一会儿和大家共同讨论，谢谢大家。

第四篇：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近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其内涵是将企业经营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纳入到“依法治国”的宏观思考之中，笔者结合自身在检察系统工作的实际经验，通过司法会计在劳资关系等处理上的方法，以问题较集中的破产企业职工保护为例，浅议职工权益保障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国有企业破产；职工权益；社会保障；司法会计；破产政策 构建

近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延续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导思想，突出强调了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是关系到广大职工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该《意见》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用以指导企业发展以及处理劳资关系的总方针。

《意见》从多个方面入手，分析论述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影响、方法、途径等，其本质内涵是将企业经营与劳动者权益维护纳入到“依法治国”的宏观思考之中。但是，现实中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问题依然突出，笔者通过司法会计在劳资关系等处理上的应用，以问题较集中的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为例，阐述相关问题。

一、当前破产企业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

当前，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等过程是职务犯罪高发的领域，主要变现为：采用虚假评估等手法侵吞、隐匿国有资产。例如：江苏阳春集团公司原法人代表孙某、原副总经理唐某利用企业改制之机，采取虚增负债隐匿国有资产，将这些隐匿的国有资产不列入评估范围，以此侵吞国有资产，给国家造成损失，极大的损害了职工的权益，从而案发。通过虚假诉讼等方式侵吞国有资产。例如：江苏东海某酿造公司原经理周某伙同他人采用变造了70余份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部分股份至于自己名下，后通过虚假诉讼确认股权，从而将公司部分资产据为己有。

二、司法会计在破产企业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作用

据作者的观察，司法会计及其工作能够贯穿破产案件办理始终，包括初查、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的各个环节，可谓举足轻重。

在初查过程中，司法会计根据群众举报或审计部门例行审计发现的线索，从中发现对立案有价值的资料，指引侦查人员初查搜集证据的方向，切中要害，夯实外围调查实效，为最终评估是否立案提供了基础性资料。

立案以后，司法会计对初查过程中获取的财务资料进一步的分析，去伪存真，找出侦查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围绕核心问题结合侦查人员的询问、讯问工作展开司法会计检查工作，有所侧重的对发案单位的会计账目和会计凭证进行抽查或逐项核实检查，发现其中做假账等问题，通过检查进一步发现新的贪污腐败问题线索。

例如，某县商业局尚龙公司财务科长张某和二轻工业总公司经理彭某，利用企业破产改制之际涉嫌贪污企业借出资金100万元和资金使用费35万元，该案线索就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后移交到检察院的，其具体情况是：2008年3月，二轻公司经理彭某通过从尚龙公司拆借企业经营周金170万元，2009年3月归还70万元。2010年6月该公司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提取资金使用费35万元，同月二轻公司以内部转账形式让其下属方圆车业有限公司开出发票两张，将价值135万元的不锈钢原材料销售给尚龙公司用于抵顶欠款，2010年底二轻公司宣告破产。2011年7月审计部门对尚龙公司清算审计时发现：2010年底二轻公司破产时尚龙公司并未申请债权，二轻公司欠款100万元仍挂账，未见资金使用费35万元的财务记录，尚龙公司将上述135万元的原材料加价3万元后直接转给某县机械厂，只将3万元差价按现金入账；而某县机械厂账上反映确实已以138万元价格现金购进了原材料且货款已付清。其中注明：彭某领取35万元，尚龙公司财务科长张某领取103万元。

司法会计介入侦查后，分别调取二轻公司、尚龙公司、方圆公司以及机械厂的相关财务资料以及二轻公司和尚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并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检查，先是对审计部门移交的问题进行逐项核实，结合侦查讯问的情况从财务资料证据方面对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相互印证。最后从司法鉴定的角度另外指派没有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司法会计站在独立的角度对取得的书面证据进行鉴定，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彭某、张某利用财务监管的漏洞以及不真实的借款挂账处理方法从中贪污公款35万元、103万元的犯罪事实，使案件顺利移交侦破，最终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有力的保证了企业职工的权益，赢得了群众的称赞，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在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司法会计能够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运用

破产企业发生的案件大多侧重于贪污、挪用公款以及部分贿赂案件，司法会计检查的主要方法是侧重于查证违纪事实，查证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赃款去向。不同企业破产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管理不善可能是其通病。因此，笔者对查账的方法进行总结：首先，对财产、债权债务等的全面清查十分重要。司法清查应该在清算组清查的基础之上进行，内容包括各种资产的清查核实，也包括财产损失，债权债务的清查核实。其次，还应该对企业的会计文书档案等进行逐项核对，做到不遗漏死角。一般通过上述检查就能发现一些初步的犯罪线索。最后，对材料、固定资产等实物的全面清查。对债权债务不单是抽查有关的原始凭证，更应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确认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对数额大的债权债务尽可能登门查询取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一）无偿转让财产的；

（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五）放弃债权的。

《破产法》第33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因此，对企业破产申请被法院受理之日前一年内的财务行为和会计业务要进行全面复查。应该在清算审计报告反映问题的基础之上，对以上行为进行检查以便发现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线索的部分，从而提高侦查的效率、扩大侦查的效果。

另外，破产过程缺乏群众民主监督，破产方案的制定，政策的采用，补偿标准、内部退休工伤病退人员的情况公布等存在的问题就是通过对企业的会计文书、档案等进行逐项查证、核对后发现的。破产过程中破产管理人的权力过大，导致部分债权人以及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破产政策执行不到位导致部分程序缺失等都成为滋生犯罪的源头。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如果司法会计能够参与到清算工作中并发挥监督作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四、从司法会计视角提出的对于企业破产管理方面的建议

由以上可以看出：破产过程缺乏有效的、独立的、专业的监督等最终导致破产企业职工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讨论解决上述问题时，必须立足于这些问题产生的关键，得出的方案才能客观有力。篇幅受限，本文仅从司法会计视角分析如何进一步完善破产政策、法规做一论述。

首先，在制定企业破产政策时，要注意配套性、统一性、可执行性。

我国现行对破产企业职工权益的保障政策散见在各个法条中。因此，在制定破产政策时，应统筹考虑有关法律、法规散见与破产企业管理有关的法条，尽量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做到配套和统一、可执行。

其次，在制定企业破产政策，适当考虑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等专业素养的独立的人士参与到破产清算过程中、参与到企业的改制、清算、等过程中，从而从源头遏制企业破产、改制过程中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这才是解决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最后，在制定完善有效的破产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司法会计等专业人员能够参与到企业的改制、重组中，发挥类似企业监事监督管理作用，从而有效的预防、遏制职务犯罪，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良好势头起到应有的作用。

结语

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它并不能仅靠融合的职工权益保障政策就能解决，也并非靠专业人员参与破产过程就能根治，它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致力解决的系统工程。但是，法律、政策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环节。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努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缩减社会主义社会贫富差距尽一份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法令）.第四章第31、33条

作者简介

作者：王瑞强，男，司法会计师.

第五篇：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李桂娥

2013-1-25 15:07:54来源：2013-1-23 人民论坛（总第391期）

【摘要】女职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不仅关系到女职工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两性平等与家庭幸福，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调研数据及访谈信息的分析，研究了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的总体情况，进一步提出现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几点意见，以期为保障企业女职工权益提供相应的借鉴。

【关键词】女职工；权益保障；青海省

对女职工权益的保障是国家法律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此，2012年笔者在西部某省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就女职工权益保障情况进行了调查，共发放5000余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082份，进行230余人次的访谈。本次实证研究的重点是企业女职工的权益保障，实际进行分析调查问卷2344份。

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的现状

女职工一般权益保障的现状。劳动权益保障的状况。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非国企和国企都存在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并且比例都不低。本次调查统计数据为：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非国企占到27%，国企占27.8%;月休息时间少于8天的非国企占到74.7%，国企占51.8%;不能按时支付工资的非国企占到14.6%，国企占12.1%;不支付加班费的非国企占到51.7%，国企占53.0%;不提供健康检查的非国企占到44.2%，国企占41.1%。实际情况是女职工在就业后的休息权、获得报酬权、健康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侵害。获得报酬权基本能够得到保障，国企、非国企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执行的情况可以评价为“良好”。但是，加班工资的支付情况都不足50%，国企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不如非国企;休息权的保障，非国企女职工能够享受正常双休日的只有25.3%;健康权的保障，非国企与国企做的都不能使人满意。调研数据如下：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非国企有25.2%，国企有7.8%;要求职工提供押金、保证金、身份证、担保人等就业保证非国企有35.6%，国企有25.4%;试用期六个月以上非国企有20.7%，国企有25.3%;试用期没有工资非国企有46.9%，国企有6.5%。

女职工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中发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缴费高，保障水平也比较高。此外，还了解到其他情况：一是许多非国企在办理社会保险时，不是按照政府相关规定缴费办理，承担起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给职工以50%、30%或者固定金额的社保费用补贴;二是大部分企业都是以社平工资的60%，即最低档，办理职工社会保险;三是女职工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办理的比例较低，分别为工伤保险不足42%、失业保险不足40%、生育保险不足39%。一些私企负责人普遍认为，女职工从事的工作发生工伤的几率很低，一般非国企不愿意为女职工办理工伤保险，至于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一般企业都不办理。

女职工特殊权益保障的状况。女职工在“经期”、“孕期”、“育期”、“哺乳期”享有一系列特殊保护权统称为“四期”保护。2012年3月份设计并发放问卷中针对“四期”保护的调查结果如下：怀孕生育期间用人单位能将其调离有污染的岗位的比例，非国企为45.5%，国企为2.5%;怀孕生育期间用人单位不安排其上夜班的比例，非国企为38%，国企为51%;怀孕生育期间用人单位不安排其加班的比例，非国企为51.5%，国企为47.4%;曾有流产情况用人单位能给其法定休息时间和待遇的比例，非国企为35.7%，国企为47.7%;“四期”产前检查费用、生育医疗费用能报销的比例，非国企为40.3%，国企为47.2%;产假期间能领到工

资或生育津贴的比例，非国企为34%，国企为74.2%;哺乳期能享受每天一小时的哺乳时间的比例，非国企为26%，国企为61.9%;能享受国家法律规定的98天产假的比例，非国企为27.3%，国企为82.6%;孕期、哺乳期用人单位还安排其从事对身体有害的工作的比例，非国企为21.8%，国企为13.6%;在怀孕、产期、哺乳期内曾被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或辞退的比例，非国企为13.4%，国企为6.7%。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国企女职工“四期”特殊权益保障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安全、休息方面问题较大，但是，对法定待遇的保障相对较好。非国企女职工“四期”特殊权益遭到严重损害是不容置疑的，前8项指标中除了第3项指标超过50%以外，其他的指标都在50%以下，有些指标还相当低，如第7项只有26%;最后两项指标更是触目惊心，第10项居然达到了13.4%，非国企女职工特殊权益保障的状况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女职工权益保障现状的分析

抽象“中性人”的法律方法使法律在保障女职工权益中存在缺失。现实法律生活中，男性实际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对法律的理解与阐释往往是男性单方面的。在本次调研中，企业高层(绝大多数是男性)认为女性发生工伤的几率小，就可以不为女职工办理工伤保险;而男性高管很难对生育保险予以充分关注。在访谈中，有女职工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因工作原因导致其流产、产下死婴如何寻求帮助，这是工伤保险中的法律盲点，工伤受害人一般只考虑普通单一主体，没有考虑孕妇工伤的复杂性，忽视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

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心理和态度造成了女职工权益保障水平偏低。女职工受教育程度不高，这必然影响女职工接受信息、学习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女职工大专以上学历仅占38.5%。女职工受教育程度不高，影响

到女职工就业。当女职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有23.8%的女职工选择“为保工作忍耐”。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许多女职工身兼工作和家务，身心极其疲惫，即便有时间和精力的女职工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打麻将、看电视，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法律对女职工权益的保护。同时，女职工维权意识差，不清楚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保护女职工权益的规定;心理脆弱也是导致女职工权益保障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

政府部门及工会组织对于女职工权益保障的能力不足。工会应当是职工及女职工自己的组织。工会在女职工权益保障方面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实际上浮在社会的上层，与基层的女职工并无太大关系。如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应当是由工会及工会女职工组织积极推进的两项工作，但是，调查显示非国企女职工中对于“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不知道的占比分别为68.2%和70%，国企女职工不知道的占比分别为81.4%和77.2%。在调查女职工对于单位规章制度的了解情况时，非国企女职工表示不了解的仅占7.7%，国企女职工表示不了解的只占4.8%。从这组指标的对比中可以清楚看出，同样的宣传教育，企业自身规章制度的宣传教育效果很好，工会大量的宣传教育却没什么效果。

加强女职工权益保障的几点思考

完善女职工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当前，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到《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构成了我国女职工权益保障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执行部门是各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安全生产部门，他们按照各自职责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追究的方式是行政罚款。但是，历来的经验

告诉我们，我国法律的执行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社会甚至政府官员都在追问法律的执行力。法律的执行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良好的法律;二是高素质的执法人员;三是适宜的执法环境。良好的法律首先来自于法律的善良目的，对于成文法而言，法律的系统性、可操作性、严密性存在着问题，需要逐步完善，但是，对于女职工权益保障来说，必须通过可行的立法制度设计保证社会性别的特殊经验能够进入到立法者的考察视野，尤其是可以从地方立法先行;高素质的执法人员，不在于其学历的高低，而在于秉承法律的善良目的进行执法。

提高女职工自身素质和维权意识。女职工权益保障的基础就要提高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工会、妇女组织可以通过各种主题学习活动，争取资金支持，鼓励女职工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及其部门、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改善宣传的方式、方法，务必将宣传与提高女职工的素质联系在一起，并探索可行的绩效考评机制，使女职工真正了解国家关于女职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提高女职工自身的维权意识;政府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接待帮助工作制度，当具体女职工权益受损向政府相关部门求助时，进行必要的信息登记，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处理，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政策咨询，特定情况下，提供一定心理帮助。

加强保障女职工权益的组织能力建设。在我国，依法进行女职工权益保障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及其工会女职工组织。工会女职工组织的工作着力点是提升女职工整体素质，帮助解决创业中的实际问题。鉴于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强化各级工会干部的职业观念，树立“天职、义务”的职业伦理;二是真正深入到职工中去，认真完成各项调查研究工作，真正成为政府、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三是探索企业工会职能发挥的有效途径，解决基层企业工会工作人员兼职的问题，使工作人员能够有时间、精力从事具体的工会工作;四是进一步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三方机制”，“三方机制”中工会是

职工的代表，工会组织应当形成相应工作制度，既要保证工会能够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也要充分保证职工的知情权，并且建立职工对工会组织自身的约束机制;五是当职工权益受到用人单位或者其他主体侵犯时，工会应当在法律援助、咨询等方面为职工提供更加实际的帮助。

(作者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