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四--“四种形态”主责在党委[合集]

第一篇：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四--“四种形态”主责在党委

“四种形态”主责在党委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全面从严治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责就在党委。各级党委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功夫下在平时，使党员、干部时时处处感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的面貌就会大不一样。

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四种形态”是以党的纪律为尺子进行划分的，既针对苗头性问题，又覆盖了各种违纪行为，为党委履行好主体责任提供了具体方法和抓手。当前，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嘴上喊得多，实际行动少，甚至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方式应对，把全面从严治党仅仅写在文件的黑体字中，当成了口号。有的奉行“鸵鸟政策”，搞好人主义，对错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听之任之。有的不善于运用谈话批评、函询诫勉等方法，不会为不善为，日常管理监督缺少有效管用的招数。这些问题导致“四种形态”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发挥出应有作用。各级党委要本着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干部负责的态度，增强责任担当，敢于善于运用“四种形态”，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党要管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共产党是先锋队，锋就是锋芒、是尖儿，党内政治生活就得有锋芒和战斗性，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体现了战斗性，应当随时随地把这个武器拿起来、运用好，决不能等到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才开展，也不能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甚至病入膏肓了再去批评。离开了日常的批评，就谈不上管理和监督。各级党委都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多下功夫，一个好的党委书记就应该当好“婆婆嘴”，敢于板起脸来抓管理抓监督，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这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红红脸、出出汗要成为常态，党委就要把立足点转移到抓纪律上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严明纪律，同所有违反纪律的现象作斗争，维护纪律的严肃性。把纪律挺在前面，党委书记及其一班人就得眼睛里有“事儿”，发现干部有问题，感觉要出“边”了，就要找他谈谈话、提醒两句，对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和要求，问题严重的或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防止小病拖成大病。全面从严治党，凡是叫书记的都要切实担起责任，从一点一滴做起，真正管好党治好党。

敢于运用“四种形态”，对各级党组织是重大的考验，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有坚强的党性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只要从一开始就抓住“关键少数”，发挥以上率下的作用，一级抓一级，逐步带动全党，就能把从严治党做深做细做实。

第二篇：学习“全面从严治党 实践‘四种形态’”心得体会

学习“全面从严治党 实践‘四种形态’”心得体会

近期通过学习“全面从严治党 实践‘四种形态’”的文章，结合网上关于“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少数。）的解析，现结合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谈谈我的理解：

一、涉及面大，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网大

在四篇文章中，多次提及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毫无疑问要用严明的纪律、严格的党内监督，管住8800多万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而不能以惩治“极极少数”代替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这点说明全面从严治党开展纪律监督问责的网特别大，涉及我们所有的普通党员。不论是从《党章》还是《纪律处分条例》中都体现出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党员在政治上有别于群众，受到的约束较多，不能做、不能说的事较多，需要我们党员同志时刻以党员意识来要求自己，对党要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努力通过

“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一系列的教育学习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二、党规党纪，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网细

文章中指出党内监督要体现在平时，要把纪律挺在前面，从小处抓起，从日常抓起，使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纪律的约束中。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篇 分则中从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等六个大的方面对违反纪律处分进行了细分，体现了从严治党在党内监督执纪问责方面的网细，不难看出，要求党员同志要把纪律停在前面，时刻提醒自己，少一点特权思想，多一点奉献精神，牢记党的宗旨、践行入党誓词，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本质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三、严管厚爱，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网严

文章提出，严管就是厚爱，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导着监督执纪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使广大党员不忘初心，自觉维护纪律。其实红红脸，就是要求我们不断接收群众的批评，并主动自我批评。出出汗，就是要求我们多动脑筋，扎根基层，吃苦耐劳，勤抓实干。党员同志在组织纪律及工作生活上既要能够接受上级组织、领导和党员群众的批评咬耳，又要能够自觉的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勇于直面问题和困难，并想办法解决，同时作为一名党员同志又要协助本单位做好“交心谈心、诫勉谈话”等工作，不断争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最后文章指出共产党员是先锋队，由此可见，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能满足于遵守一般的道德行为准则，更应当用高于普通群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有服从大局的观念，具备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有勇当先锋的担当，具备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意识；有严于律己的自觉，具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觉悟。

第三篇：【学思践悟】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

【学思践悟】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

【学思践悟】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

之一

“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 2016年07月17日

之二

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用好第一种形态 2016年07月24日

之三

红脸出汗是最大的爱护 2016年07月31日

之四

“四种形态”主责在党委 2016年08月07日

之五

相信组织 依靠组织 2016年08月14日

之六 深化“三转”的方向 2016年08月21日 核心阅读 ● 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

● 历史上我们管党治党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不是只有处分这一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性的提醒、约谈乃至轻处分，应该是纪委工作的重头大头，而立案查处只能是多种处置方式中的极极少数。

● 要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突出执纪特色，重点解决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方面的问题，让党员干部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让有问题的干部知错就改，没有问题的受到教育和警示。

● 要把思想观念从“执法”转向执纪，把工作力量从抓“大要案”转向日常监督执纪问责，把工作方法从以“法”为标准转向用党章党纪去约束党员行为，敢于和善于从一个个具体问题抓起，使党员干部敬畏纪律、遵守纪律，自觉守住底线。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一

纪法分开为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管党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党的先锋队性质、执政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对党组织和党员必然要有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员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才有可能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违纪违规既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具体表征，也是党员滑向犯罪深渊的开始。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只盯着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8800万党员光靠办几个案子是管不住、治不好的。只有用党的纪律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把管和治更多体现在日常，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起来，真正管住绝大多数，才能实现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不存在纪法分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我们党是全面执政，从立法、司法到执法，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各项工作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决不能遮遮掩掩。任何遮掩、包装，不但迷惑不了别人，反而只能麻痹了自己。

把纪律挺在前面，就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总书记把党章规定的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概括归纳为“监督执纪问责”六个字，这是对纪委职责的准确定位。依纪监督是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最日常的工作；发现问题就要严格执纪，抓早抓小、动辄则咎，体现对党员、干部的真正关心和爱护；对引起严重后果、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害的就要严肃问责。“四种形态”就是纪委履行职责的具体抓手。要转变惯性思维，创新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真正实现监督执纪问责的日常化，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先锋队只有从严管好自己，才能在国家和民族事业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模范带头作用。要准确把握运用“四种形态”，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二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毫无疑问要用严明的纪律、严格的党内监督，管住8800多万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而不能以惩治“极极少数”代替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党内监督要体现在平时，把纪律挺在前面，从小处抓起、从日常抓起，使每名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在纪律的约束中，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体现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能否做到敢管敢严、真管真严，考校着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是否坚强有力，检验着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党性、思想政治水平和担当精神。要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现错误苗头及时谈话提醒、约谈批评、函询诫勉，使管党治党从只盯少数人向管住大多数转变，增强党的观念和纪律意识，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衡量从严治党的成效，不能只看执纪审查的数量，更要注重谈话提醒、函询诫勉了多少党员干部。中央纪委把握运用“四种形态”，一方面保持执纪审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另一方面把更多精力放到第一种形态上。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的是中央纪委领导直接去谈，有的是委托省委书记谈，有的是中央纪委副书记陪同省委书记谈，谈话的同时还要请本人对反映的问题作出说明，体现党内监督的严肃性。过去，许多反映笼统的问题线索被搁置暂存，现在要本着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约谈本人，要求其写出情况说明。谈话函询之前和之后都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函询结果要由本单位党委书记签字上交，并纳入本人廉政档案，有的还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映不实的予以澄清，对如实说明且反映问题并不严重的给予了结，让同志放下包袱。对与组织掌握的情况不一致的，要进一步核实，对不如实说明、欺骗组织的要严肃处理。2016年1至6月，中央纪委处置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507件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42341件次，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真正严起来了。

实践“四种形态”是对“树木”与“森林”关系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始终要求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失去对全局的把握，要讲政治、顾大局。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平常脑子里要有情况、有问题，把“树木”与“森林”关系研究透彻，这样才能作出准确判断，区别对待，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轻处分、重处分、职务调整或执纪审查等多种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行为。谈话函询是从严治党的常态，是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谈话言要及物、言要及行，起到红脸出汗的效果，决不能走过场。

加强纪律建设是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四种形态”是实现标本兼治的有效路径。实践好“四种形态”，要求在执行纪律上更加细化、更加严格。这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既是治标、更是治本。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三

实践好“四种形态”，要紧紧扭住“常态”不放。“四种形态”环环相扣，是一个完整的监督执纪问责体系。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条件下，既要严肃惩治“极极少数”，更要面向大多数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从第一道关口就把住。否则，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过去纪委在执纪中有一种倾向，有了问题要么不处理、要处理就“算总账”，即所谓“要么不得罪、要得罪就得罪死”。明明第一种形态就能处理的问题，却放任自流、养痈遗患，最后发展演变成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种形态，这对组织和干部都是不负责任。只有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使党员干部远离底线，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落到实处。

真管真严就要立足于早、立足于小。从严治党，必须做到日常化、经常化，而不是运动化，搞成一项突击任务。凡是运动式就没希望，只有见诸日常才能行稳致远。要么不红脸、要么一年只红一两次，把问题都攒到年底民主生活会再说，这怎么能叫常态，又怎么能实现自我净化？相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少党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和问题，党组织平时要严格一点，多点“婆婆嘴”，发现苗头问题或轻微违纪的，就要找本人谈谈，或者打个电话提醒提醒；工作再实一点，就在支部会、生活会上点点他的名字，让他出出汗，及时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这样，党员干部就不至于突破底线而受到纪律处分，“极极少数”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说易行难，是个挑战。这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还在于敢不敢担当、会不会担当。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基本不开展批评，即便批评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装了再包装，致使批评失去了锋芒，成为无的放矢。有的领导干部把犯错误的干部请来谈话，开场白就是“老兄，对不起啊，这可是领导让我找你谈的”，或者说“是上级纪委安排的”。这都是不担当的表现。当年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今天无非是让你为了党的事业去开展批评、得罪点人，如果这点担当都没有，那我们这个党还怎么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谈话、批评是做人的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既要有严肃性，更要有思想性，还要有艺术性，拿捏好分寸火候。要把话谈到心里去，对有问题的能够认识到这是组织给的机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对没问题的，也可以提高认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运用好“四种形态”，这是方向性的扭转，有待于探索深化。只要有坚强的党性，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实践中就能创造出新招数。要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谈出效果、红脸出汗，使党员干部不犯或者少犯错误。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四

党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四种形态”是以党的纪律为尺子进行划分的，既针对苗头性问题，又覆盖了各种违纪行为，为党委履行好主体责任提供了具体方法和抓手。当前，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嘴上喊得多，实际行动少，甚至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方式应对，把全面从严治党仅仅写在文件的黑体字中，当成了口号。有的奉行“鸵鸟政策”，搞好人主义，对错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听之任之。有的不善于运用谈话批评、函询诫勉等方法，不会为不善为，日常管理监督缺少有效管用的招数。这些问题导致“四种形态”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发挥出应有作用。各级党委要本着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干部负责的态度，增强责任担当，敢于善于运用“四种形态”，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党要管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共产党是先锋队，锋就是锋芒、是尖儿，党内政治生活就得有锋芒和战斗性，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体现了战斗性，应当随时随地把这个武器拿起来、运用好，决不能等到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才开展，也不能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甚至病入膏肓了再去批评。离开了日常的批评，就谈不上管理和监督。各级党委都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多下功夫，一个好的党委书记就应该当好“婆婆嘴”，敢于板起脸来抓管理抓监督，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这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红红脸、出出汗要成为常态，党委就要把立足点转移到抓纪律上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严明纪律，同所有违反纪律的现象作斗争，维护纪律的严肃性。把纪律挺在前面，党委书记及其一班人就得眼睛里有“事儿”，发现干部有问题，感觉要出“边”了，就要找他谈谈话、提醒两句，对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和要求，问题严重的或批评教育，或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防止小病拖成大病。全面从严治党，凡是叫书记的都要切实担起责任，从一点一滴做起，真正管好党治好党。

敢于运用“四种形态”，对各级党组织是重大的考验，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有坚强的党性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只要从一开始就抓住“关键少数”，发挥以上率下的作用，一级抓一级，逐步带动全党，就能把从严治党做深做细做实。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五

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申请入党、面对党旗宣过誓，就成了有组织的人，就要珍惜党给予的政治生命，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对共产党员来说，组织是最坚实的靠山，对组织要付之以忠诚。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明知自己触犯了纪律，却不主动找组织求得帮助，反而相信“小圈子”，相信社会上的“能人”帮他摆平，甚至“不信马列信鬼神”，请风水先生、江湖术士出谋划策。有的在组织谈话和函询时隐瞒事实，信誓旦旦用党性保证自己没有问题。有的绞尽脑汁转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在接受组织审查时还心存侥幸，交代问题像挤牙膏。这样做，心里哪儿还有组织，哪里还有对党的忠诚、对纪律的敬畏。

对组织的态度，考验着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什么叫党性？关键时候明心见性，就考验出来了。犯了错误后，是不是相信组织，有没有主动承认错误，就是在关键时刻对党性的检验。一时糊涂犯下错误，能够幡然醒悟，及时向组织说明情况、讲清问题，把自己交付组织去评判、处理，这说明他心里还有党的观念、组织意识，对党还有感情。过去一个时期，把这个问题看轻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把党章高高举起，把纪律挺在前面，首先就要把这一条对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讲清楚，看看他是不是对组织老实、对党忠诚。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费与其体重等量的黄金，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同样很不容易。我们党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历来反对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既看事实、又看态度。只要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都会给予改正的机会，帮他把病治好。谈话和函询既是了解情况，也是组织在给机会，能主动交代问题、知错就改，就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反之如果欺瞒组织、对抗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组织给的机会，就是错上加错。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党和人民，别指望可以蒙混过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不主动交代，等组织通过深入了解把问题核实清楚，那样性质完全不同，就会是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执纪审查中，不少人通过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主动交代问题，同党交心，真心向党忏悔，实现了思想改造和教育转化。这充分证明，我们党有自我净化、自我纠偏的能力。实践好“四种形态”，是党增强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方面。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认识到组织的良苦用心，及早回头，对党忠诚，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四种形态”之六

理念的转变、认识的提高，是深化“三转”的前提。实践好“四种形态”，是为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各级纪委都要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深刻领会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内涵，深化对党章赋予纪委职责的认识。转职能必须要有转方式配合，否则职能就转不到位，或者即使转了也只是形式上的。历史上我们管党治党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不是只有处分这一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性的提醒、约谈乃至轻处分，应该是纪委工作的重头大头，而立案查处只能是多种处置方式中的极极少数。谁都不是从一开始就堕入严重违纪违法深渊，党组织听到对干部的问题反映不能讳莫如深，对苗头性问题提提醒、敲打敲打，请他向组织作出说明，或者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可以防止滑得更远。对轻微违纪的同志可以进行组织调整，或给予轻处分，这种惩戒就是为了救人，对党的事业和干部本人损失也会小得多。要真正把纪律挺在前面，突出执纪特色，重点解决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方面的问题，让党员干部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让有问题的干部知错就改，没有问题的受到教育和警示。长此以往，就能营造出从严治党的良好氛围，真正扭转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局面。

实践好“四种形态”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对纪检干部政治水平、思想水准、把握政策能力的考验。要把思想观念从“执法”转向执纪，把工作力量从抓“大要案”转向日常监督执纪问责，把工作方法从以“法”为标准转向用党章党纪去约束党员行为，敢于和善于从一个个具体问题抓起，使党员干部敬畏纪律、遵守纪律，自觉守住底线。运用“四种形态”，必须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对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作出判断，不能只盯住“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能让情感影响理智，代替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纪律审查的过程首先是思想改造的过程，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了然于胸，能够深入浅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体现政策的感召力和思想的感染力，这样才能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无论是信访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还是执纪审查、审理报告，都要体现出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我们的工作才能保质保量，纪委才能真正体现党内执纪机关的职责定位。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纪检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纪检干部要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任务要求牢记于心，转变理念、克服惯性、提高能力，真正把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担当起来。

第四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链接 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构成新的违纪错误，同样受到纪律处分。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选择函询方式时，首先要立足于掌握一定的证据基础之上。要更加依规依纪重视程序。重程序是讲政治的具体表现，这就要求纪律审查人员既要重视成文的规定，也要重视不成文的规矩。这就要求在纪律审查程序环节上需要正确把握，更需要取得分管领导和上级纪委的支持和支撑，比如在调查处理问题线索过程中要特别强调请示报告，这既是纪律审查的工作程序，更是纪律审查人员的政治规矩。下级纪检监察部门、具体办案人员要在线索上报、初查立案等环节上必须严格执行及时向上级纪委和主管、分管领导报告、请示制度。做好纪律审查后半篇文章 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纪律审查工作更加注重政治、法纪、社会等综合效果，更要经得起历史、条规、舆论的检验，要认真做好每一次审查的后半篇文章。把“一案双查”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开展纪律审查，不但要审查本案、原案，还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失职渎职或其他需要承担领导责任、“一岗双责”的人，要树立追责审查的意识。纪律审查的文书、文稿上有所变化。一方面，调查报告、立案报告等，特别是涉刑案件的文书，叙述违犯纪律事实部分要放在违法事实部分前面，更要有一定量的篇幅，以区别于司法机关的侦查终结和起诉书。另一方面，对外宣传、发布的文稿上，除了对构成违纪、给予纪律处分的事实作叙述外，其他一些违反有关纪律、规矩规定的行为，如进行串供、对抗组织调查等行为虽不一定给予党纪处分，但也可以作出叙述。在纪律审查的成果运用上也有所变化。对于典型案件的剖析，不但要从传统的思想上、制度上进行剖析，更要从“两个责任”、“一岗双责”的落实和不守规矩等方面去剖析。

第五篇：四种形态学习体会

如何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思考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又要学会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工作方法。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理解

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众所周知，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从“疾在腠理”、“疾在肌肤”,变成“疾在肠胃”、“疾在骨髓”,终不可治。同理，有人用“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来形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好比“勤浇树”;“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好比“正歪树”;“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好比“治病树”;“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好比“拔烂树”.在整个“森林”生态中，病树、烂树毕竟是少数，执纪监督工作更多的是“勤浇树”、“正歪树”.相对于党纪重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尚是柔性措施，既是警示惩戒，更是教育挽救，让游走在法纪边缘的党员干部悬崖勒马。

然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也招致这样一些疑惑和误解：

疑惑一：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败节奏放缓了？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其实，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祸患常积于忽微”,对有违反纪律和规矩的行为要“露头就打”,避免党员干部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乃至重蹈蔡桓公的覆辙。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有效体现了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反腐败工作力度不减反增、节奏不缓更急。

疑惑二：这会不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

有人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导致一些违纪人员“该处分的不处分，该重处分的给予轻处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从新修订《条例》和《准则》两项党内法规，可以看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比如新修订的《条例》以党章为遵循、以问题为导向，增加了违反六大纪律行为的内容，在量纪的尺度上比原版更严，对党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要求更高，将一些以前党纪不追究的行为也都纳入党纪处分的范畴，触犯刑律的即使免予刑事处罚也一律予以重处分。所以，对问题官员的追究绝对不会轻描淡写、从轻发落。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如何落实

抓住两个重点，转变工作理念

切实“三转”,落实“两个责任”.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各级党委不仅要落实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也要把监督作为分内之事；纪委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共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纪律审查也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很多涉及的都是“小节”问题，党委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出手，对违纪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并举一反

三、整顿规范，警示教育大多数。纪委要切实“三转”,实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通过监督责任履行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倒逼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纪委在执纪监督中，对违纪人员可以党纪立案，也可以提出并处或单处组织处理措施的建议，组织处理要与组织（人事）部门共同研究决定。

纪在法前，找准“主战场”.以前，有的纪检机关重视查办大案要案，一些人甚至认为领导干部只要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从而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致使出现“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皆成‘阶下囚’”的现象。其实，纪检机关的阵地不应该摆在法律底线上，在纪、法之间有一个缓冲带，这个缓冲带才是今后执纪监督工作的“主战场”.在这个“主战场”,纪检机关一是要抓早抓小，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更多地运用党纪轻处分和各种组织处理方式来处理；二是要纪法分开，突出查违纪问题，坚持快查快结，集中精力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把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落实相关制度，完善系列措施

运用好谈话函询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出手。谈话函询本身不是党纪处分也不是组织处理的手段，而是问题线索处置的一种方式。作为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五类处置标准之一，谈话函询环节对线索反映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及时处置，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中大部分是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谈话函询，不但对被反映的干部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利于纪委减少初查核实的工作量。

运用好多种组织处理手段，明确相应惩戒措施。组织处理不能局限于狭义上的岗位、职务调整，而要充分运用批评教育、通报批评、提醒、函询、诫勉等各种方式。党纪政纪处分后，当事人会受到任职、考核、待遇等方面的惩戒，受组织处理的，相应的惩戒措施也要跟进。比如，2015年新出台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规定了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本任期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诫勉期满后，对于没有很好改正，还可以进一步给予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受到岗位、职务调整的，也规定了提任职务等限制。

总体来说，组织处理的惩戒措施虽有所规定，()但仍要不断细化完善。比如可以扩大惩戒面，除了现有规定的诫勉、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对通报批评等也可以规定一定的惩戒措施。

正确运用两种手段，查处问题宽严相济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两者可以优势互补。纪律审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和正确运用组织处理的手段，提升纪律惩戒的综合效果。

案件调查过程中，借势借力于组织处理措施。根据《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等规定，被调查的党员干部错误严重已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或妨碍调查的，可及时建议党委或党外组织停止其职务或免去其职务。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或违纪人员身份特殊的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时日，一时难以作出纪律处分的，及时采取停职、免职等组织手段，能够排除调查干扰，回应社会关注，取得查处主动权。还有查办窝案串案过程中，有必要区分主从关系、情节轻重作区别对待，组织处理手段可以成为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工具，从而加快查办节奏、彰显查办效果。

案件处理过程中，从严把握组织处理条件。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确定是否适用；防止和避免组织处理适用上的随意性。特别是只作组织处理，不再给予党纪处分的更要从严把握条件。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违纪人员只应受轻处分，即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如果应受重处分，则不宜只给予组织处理；二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或者能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的；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能够被公众认可。（作者尹玲英系浙江省嵊州市监察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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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

党纪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执纪监督的重要手段。

党纪处分，是指各级党委和纪检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程序，对违纪对象作出的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五种处分决定。其中的党纪轻处分，是指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两种处分。

组织处理，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查处违犯党纪案件中规范和加强组织处理工作的意见（试行）》（x纪发[2008]x号）规定，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这个文件规定的组织处理的方式有三种：停职、调整、免职三种；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处理的方式显然并不限于这三种，与岗位、职务调整有关的降职、责令辞职等措施显然也属组织处理方式，与岗位、职务调整无关的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也应视为广义上的组织处理方式。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关系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作为执纪监督的两种不同手段，执行主体、执行条件和程序、惩戒方式都不尽相同。两者各具优势且可以优势互补，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两者优势互补。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可以并处，以更好地达到对违纪人员教育惩戒的目的。给予违纪人员党纪轻处分的，可同时建议党委、政府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组织处理也可以单处，以体现宽严相济。如果违纪情节较轻，只应给予党内轻处分，且有从轻、减轻等情节，仅采取组织处理方式也能达到惩戒目的，也可不再予以党纪立案。

不能相互代替。组织处理不能替代纪律处分，按照违纪性质和情节轻重，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即使已采取组织处理，仍应予以党纪立案。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有赌博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已通过免职措施将其从领导岗位调整下来，不能认为对违纪人员来讲免职比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严重”而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反之亦然，对明文规定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不能以已给予党纪处分为由，而不再作组织处理。

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可以说，围绕“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纪检监察工作“三转”的又一次深化，为监督执纪工作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明了方向。

如何在纪律审查过程中贯彻落实执纪监督要运用“四种形态”的新要求，如何落实执行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每一名纪检监察工作者都应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进一步转变，努力适应纪律审查新要求。

重视纪律审查前的初查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对线索的收集、梳理、分析、排查、初核更加全方位、精细化、专业化。纪律审查各环节工作都必须转变。

案件线索运用的做法需要转变。“四种形态”的运用，体现纪律审查要更多立足抓早抓小，要求我们必须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线索，缩短初核的时间、时限。同时，加强线索运用的意识还要继续保持，因为这既是纪律审查人员的一项基本功，也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反腐败工作。

初查的范围、重点需要调整。以往线索初查的重点是涉及受贿、贪污等与职务有关的重大违反廉洁纪律的违纪违法线索。随着“四种形态”的提出，以及围绕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就要求我们将违反六大纪律的线索问题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将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线索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查预案制作中的初查方向、涉案性质等内容都需要调整。

初查的方式、手段需要调整。对于可能涉嫌违法的线索，主要还是移送给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去实施初查。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进行一些材料、资料、证据的书面审查，而不再单独或以纪律为主地进行一些带有秘密调查性质的初查。这就意味着，新时期的初查工作，一般性调查谈话、取证将会大量使用，即使对于一些相对问题较复杂的当事人也会采取“走读式”的谈话。

善于运用谈话函询取得突破

在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和适应“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下，纪律审查工作的调查谈话，也面临着重大的调整。

对违纪当事人的询问谈话特别是重要口供突破方向上，受贿、贪污问题不应再作为纪律审查主攻目标，最多只是基础，要全面搜集各种违纪的事实。特别是在已拿下重大违纪事实后，不能在数额大小上恋战，更要腾出精力来重点攻取违犯其他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

要善于运用函询这一手段。函询既是线索处置的方式之一，也是线索调查的重要手段。函询是具有鲜明纪律审查特色的调查手段，妥善运用可以及时处置、了结一些信访件，但对于被函询人来说，函询就像双刃剑。这是因为，一方面使用函询体现了组织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尊重；另一方面，如果函询对象不如实作出说明，将触犯新修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