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2010工作报告

第一篇：最高院2010工作报告

2011年5月2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发布会由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孙军工主持，研究室副主任严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据介绍，《年度报告（2010）》由前言、“审判执行篇”、“法院管理篇”和“改革发展篇”三个篇章共四部分组成，共4万余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履行审判职能的情况、加强审判管理的举措、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以及司法改革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据悉，去年7月13日，最高法院首次公开发布了《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从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年度报告》已成为人民群众了解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也为学术界研究我国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对《年度报告（2009）》编撰及发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推出了《年度报告（2010）》。

报告解读：

一.2010：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大力加强审执工作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大力加强审判、执行工作，为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履行审判职能的情况。

数据显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2086件，审结10626件，审限内结案率为98.3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700263件，同比上升2.82%；审执结10999420件，同比上升4.31%；审限内结案率为98.51%；结案标的金额15053.43亿元。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全国法院全年共审结民商事案件6112695件，诉讼标的额达9137.25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44%和下降0.74%。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动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各类刑事犯罪。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二审、再审刑事案件884737件，审结885316件，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75%。

2010年，行政案件数量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各类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165915件，审结166572件，同比均上升7.52%。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执结案件2508242件，同比上升2.54%，标的额4781.93 亿元。在各级人民法院执结的各类案件中，诉讼类执行案件2151390件，占85.77%；非诉讼类执行案件356852件，占14.23%。

一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立案和涉诉信访工作。各级人民法院立案机构全年共审查立案7841969件，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30742件，为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9656.47万元。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申请再审案件121643件，同比下降4.06%。

二.2010：设专门平台形成审判管理工作新格局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审判管理，积极探索审判管理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形成了以专门审判管理机构为平台的审判管理工作新格局。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的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1999年以来先后发布的三个《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均提出了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机制的要求。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不少地方法院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创新审判管理机制，通过整合职能和资源，设立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紧紧围绕执法办案，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中管理、优化管理、精细管理，取得了良好成效，发挥了“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审判工作的作用。

据悉，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承担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监督检查法定审限执行情况、督办重要案件、督促各审判部门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承担审判委员会会务、案例编纂等职能。截至2010年12月，全国已有25个高级人民法院、900个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部分基层法院的审监庭承担了审判管理的职责，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着力完善审判管理制度体系，切实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审判效率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绩效管理、审判运行态势分析等各项审判管理工作，并对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定位和职责、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审判管理与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之间的协调，提出了统一、明确、具体的意见。

为构建全国法院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确立案件质量的量化标准，建立案件审判质效全面、动态、多维的评估、指导、决策、监督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对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科学、合理，突出其价值导向作用。

三.2010：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围绕公正廉洁司法和作风建设两个方面，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重要载体，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干部人事制度和健全反腐倡廉工作机制，法院队伍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把改进司法作风作为“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司法作风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引导法官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宣传学习“群众信服的好法官”陈燕萍、“时代先锋”全国优秀法官龙进品、勇斗歹徒光荣牺牲的全国模范司法警察钟世鑫等先进典型。

最高人民法院继续重点抓好全国中级、基层法院院长主题轮训，指导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做好人民法庭庭长轮训，全国3622名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和8899名人民法庭庭长接受了集中轮训，分别占应训人员的98.8%和96.1%。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司法巡查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暂行规定》，不仅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制度，而且要求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都要对下开展巡查工作。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派出了8个司法巡查组，对湖北、山西、北京、天津、宁夏、重庆、江西、贵州等8个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司法巡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督促指导下，截至2010年底，已有26个高级人民法院、246个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司法巡查制度，共对1803个下级法院进行了司法巡查。

各地法院普遍采取查阅工作台帐、走访案件当事人、明察暗访、民主测评、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坚持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深入扎实开展司法作风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法院集中组织开展了以加强办案安全防范、纠正违规执法为主要内容的专项督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相关督查组，深入10个高级人民法院、22个中级人民法院、32个基层人民法院、24个人民法庭进行了实地督查。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立了廉政监察员，任命了专职廉政监察员4565名、兼职廉政监察员26044名。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等部门新任命了7名专职廉政监察员，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专职廉政监察员达到14名。

四.2010：司法改革更加注重理论为中心工作服务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以及影响人民法院工作的重大问题，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围绕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积极开展应用法学研究和审判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司法改革取得的新成效。

《年度报告（2010）》以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继续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大力推进《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的落实为背景，集中展示了在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量刑规范化、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推进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司法公开、完善经费保障体制、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各级法院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律师、专家、仲裁机构的作用，通过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等做法，引导当事人就地、就近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积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三者之间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司法公开是201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也是一大亮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100个法院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同时发布《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要求各示范法院严格按照示范标准，全方位地开展司法公开工作，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有效地宣传和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进一步明确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必须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不断完善群众旁听庭审、裁判文书网上发布、诉讼档案查询、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等制度，为促进司法公开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参加审判活动的范围，人民陪审员全年参与审判案件912177件，同比上升44.33%，有效发挥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学习最高院工作报告心得体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司法公正为同步小康保驾护航

2018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在23页12700余字的内容中，将过去5年人民法院工作的力度、温度与成绩全面呈现出来，作为成绩组成的一部分，我感受颇深。

一是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聆听、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深感责任神圣、使命光荣，作为地处西部的三穗法院，我们必须坚持以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的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三穗县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同步小康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是作为法院人的自豪感。“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审结、执结8598.4万件，结案标的额20.2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8.6%、55.6%和144.6%......”作为提供数据的一份子，5年来贵州省三穗县法院受理案件6000余件，在全院干警主动担当、无私奉献下，审判执行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虽然对比全国的数据微不足道，但也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事业添上了一抹色彩。

三是敢为人先的责任感。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得益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大环境，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中国前景无限光明。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审判职责，不为民司法、不维护公平正义，那就是失职渎职。身处法治勃兴的时代，面对无限光明的法治中国前景，要以敢为人先的责任感，紧随司法责任制改革浪潮，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报告指出，基层法院队伍断层、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基层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法院办案压力巨大，有的法官长年超负荷工作，身心状况堪忧。贵州省三穗县法院2017年全年受理案件1723件，法官人均受理案件数123件，与发达地区相比案件数甚至不足一半，但已然存在“白+黑”、“5+2”的超负荷工作。案件数不断增加已然是当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加强办案效率、提升干警素质已然是不可或缺。必须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向先进法院及发达地区法院学习进步，及时出台制度，紧随案件增长规律，才能紧随司法浪潮，为公平正义事业舔砖加瓦。

第三篇：最高院民事再审申请书

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顾远忠，男，1968年3月8日生，汉族，身份证***534，居民，住建湖县庆丰镇华林村四组，手机***，邮编224700。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华，男，1961年5月11日生，汉族，身份证***010，居民，住建湖县近湖镇桥东明星城2幢105室，手机***，邮编224700。

共同委托代理人：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 律师 朱珊，住建湖县县城湖中路龙湖商业街8号，邮编224700，电话05***，手机***。

再审被申请人：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县城明珠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吴重言，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被申请人：吴重言(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男，汉族，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址同上。手机***邮编224700

再审被申请人：吴伟(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男，汉族，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址同上。手机***邮码224700。再审申请人因不服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5月29日（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7日（2014）苏商终字第0335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本案主要存在三个突出的错误：

1、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2、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3、认定附条件尚未成就错误。再审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诉法》第200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和第205条的规定,依法提起再审。

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335民事判决书；

2、请求按再审申请人原审请求，判决再审被申请人支付企业出售合同转让价款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赔偿再审申请人的损失、返还不当得利；

3、本案再审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所附条件尚未成就错误。

原审法院无视再审被申请人不正当地故意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成就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商标转让费100万元不符合支付条件，待条件成就后，可另行主张的判决，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一讼二判的主张，造成申请人劳命伤残，带来更大损失。

再审申请人（以下称申请人）认为，依据双方“收购协议书”约定：“商标收购价款为100万元，商标办理转让，有权部门受理有效后，一次性付100万元转让费。”合同对双方转让的价款和条件约定是明确的。但再审被申请人（以下称被申请人）签订合同后，被申请人于2011年11月14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解除合同通知，并进行撤销权诉讼，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收购协议书”。申请人2011年9月16日律师函催促被申请人一起到有权部门主张商标办理过户程序，原审庭审时，申请人明确表示愿意履行相关的商标变更手续义务。但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却要求待条件成就时，才能主张权利，明显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更没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错误的维持一审判决：第一,动感公司被收购后，于2012年1月15日,由被申请人将动感公司的11枚印章在建湖（2012盐建证字第2号）公证处进行提存公证，且2014年6月11日动感公司营业执照因被申请人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使申请人根本无法成就所附条件，且二审法院没有核实企业的现实状况；第二，公司印章提存，营业执照被吊销均因被申请人的主观故意所造成，被申请人不正当地阻止了条件的成就，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应视同条件已成就；第三，被申请人已充分利用了该商标进行经营性盈利活动。被申请人接收动感公司后，已利用动感公司的专利和技术、商标、设备、人员进行了商业化宣传、生产和销售。并于2011年11月获农高后稷特别奖，获奖产品名称“动感牌”性息素诱虫色板;2012年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主办的我信赖绿色防控产品，产品名称是“动感牌”粘虫板诱捕器;2013年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主办的我信赖绿色防控产品，产品名称是“动感牌”多色诱多虫粘虫板。原审法院既已认定合同有效，就应当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支付商标转让价款100万元，由申请人履行相关的变更协助义务。而原审法院认定“动感”商标权被他人在同类商标中已注册在先也与事实严重不符，显系错误认定。商标归类和相关法律规定，不可能同一商标，同类产品能够重复注册。在多次庭审中体现了被申请人是化学杀虫剂企业(商品大全0505类，动感商标持有人为北京绿叶公司,而江苏动感公司是绿色防控中物理灭虫技术，物理控虫是依托某个器皿(商品大全21类，动感商标持有人为顾远忠)，如粘虫板（又称诱捕器）、杀虫灯、防虫网，上列事实均在原审时当庭举证、质证后认定，事实清楚。而江苏高院把物理和化学概念混淆，故判决是严重错误的，不符合《商标法》和《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本案事实。

二、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致使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根据动感公司财务帐册记载，动感公司曾支出150万元的设备款及150万元的购买厂房款项，但未将上述资产交付给被申请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和证据采信错误。

1.关于动感公司财务报表上曾有150万购买设备款的支出问题，该记载与整体出售(收购)根本没有关联。

帐目中所记载的购买150万元的设备款已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用于购买设备，申请人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就将车间所有资产交付给被申请人，并由被申请人关门加锁。次日双方具体办理了交接手续，被申请人对机械设备、办公电脑、文件柜、手推车等二百余台、件均签字予以确认，从未提出未收到上述设备的异议，设备清单也明确载明金额为1256715元。被申请人在多次开庭中未提到还有150万元的设备未交付的情况。但原审法院却以帐目所记载的150万元的设备款，还要求申请人履行所谓的交付义务。该判决与(2012)盐商初字第0065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4行到倒数第1行和江苏省高院苏商终字第0155号第22页的生效判决相悖，属于证据采信错误。

2、关于购房款150万元的问题，更与企业整体出售(收购)无关联。

该房款是顾远忠个人独资期间的产权，即2010年9月15日前的产权，后经处置的房产权，在与被申请人所订立的协议买卖是五股东重组后的财物权。而判决依据顾远忠个人独资期间的账目凭证为依据扣除合同价款150万元，实属东扯西拉的拼接，该判决使申请人顾远忠与其他四股东和房主汤爱军几方，就现在房屋权属又引发重大争议，该判决结果，引发社会不安。显然是原审法院依仗职权，为偏袒被申请人而杜撰的理由！

“收购协议书”中第五条明确约定“房租按原合同执行”，该约定表明动感公司生产经营所用的厂房明显是租赁的，尽职调查报告中第八项也明确载明“租用场所房屋维修、装修12.5万元…”原审法院却以帐目上曾有记载为由要求申请人履行所谓的交付房屋的义务显系证据采信和认定事实错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商终字第0155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倒数第1-2行、第22页正数第1行)已依法确认“案涉收购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已明确厂房为租赁性质的房屋，厂房所有权并不在双方当事人资产移交的范围之内”，但本案原一、二审法院公然对已生效法律文书所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而不顾，认为申请人未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构成违约且扣减150万元转让价款，实在错上加错！扣减凭证证据荒唐极致，房产权持有人汤爱军，而买卖房屋合同签名人熊爱梅，收买卖房款人同样系熊爱梅。3.“收购协议书”签订后，由于被申请人拒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申请人2011年9月16日发了律师函，被申请人也作了回函(在卷内)，从被申请人回函的内容上来看，被申请人也未认为申请人未履行所谓的“设备、房产”交付事宜。故原审判决属于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三、原审法院对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签订的是“收购协议书”，原审法院一审开庭及记录和归档卷宗上均确认为“企业出售合同纠纷”。而(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和(2014)苏商终字第0335号却将案由改变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在撤销权纠纷一、二审判决中，原审法院先已确认“本案不仅仅是股权收购，而是包括股权收购内容的资产收购，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可见在撤销权一案中，两审法院均一致在庭审中确认是企业收购合同。由于案由改变，案件性质也从企业出售变成股权转让，改变后的案由，完全脱离了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使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变为一纸空文。由于是股权转让(0065号、0155号已认定的股权形式的资产买卖演变成0005、0335股权转让的一个戏剧过程)，原审法官便可以不受合同的约束，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一、二审判决以及与本案有关联的撤销权之诉的一、二审判决，共计四次判决，盐城市中级法院、江苏省高级法院先后以“企业出售合同纠纷”、“撤销权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等案由，对同一事实、同一诉讼主体作了前后自相矛盾的判决，最终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定性，但适用的均是《合同法》条文，却未见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条文，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无法律依据的枉法裁判行为；原审法院故意错定案由，是为其错判和庇护被申请人违法行为服务的，意在让不当得利者受益，使申请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中还存在卷内证据材料被盗换、被盗换的是收购协议书，该主要证据未质证，部分证据消失等违法行为。还存在着审限超时，主要证人法院不予取证调查，人大反应信等行政干涉之嫌。现在看被申请人就是看中申请人公司在该方面价值，才愿意进行收购的，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申请人在接收动感公司、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后，却以申请人所谓抽逃公司注册资金为由，拒不履行应尽的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亦以申请人股权存在瑕疵为由，对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价款核减300万元，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

四、被申请人非法获利，应予返还。

自2011年8月8日《企业收购协议》签订后，申请人便于次日将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交给了被申请人，然而，被申请人却背信弃义，约定在三日内支付的价款分文不给，还进行所谓的“撤销权”诉讼，被驳回后，仍未支付价款，而且大肆利用申请人的上述有形，无形资产，进行经营盈利性商业活动。

企业收购是应将公司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一并收购。原审法院偷换概念，将企业整体收购定义为仅对部分资产买卖，支付对价的行为，这与收购协议约定的事实相违背。事实上申请人原经营的动感公司在绿色控虫有关技术上具有国内领先的水平，并且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的相关荣誉，在行业里已初露头角；该技术符合国家倡导的绿色环保的主题，是朝阳产业。在国家农业部主办最新的“2012我信赖的绿色防控品牌”调查活动中，“动感”作为该领域百强品牌之一有幸进入参选，并获行业标杆最高奖，公司的未来实力可见一斑。动感公司历经几年的发展，参与农业部茶叶、蔬菜的试验示范工作，参与国家标准园配套技术集成推广。公司的技术实力和品牌价值已经扩大，市场前景看好。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品牌影响力及其发展前景，无形资产的价值实际上早已远远超过了有形资产的价值。被申请人取得动感公司专利技术及商标后，已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初步统计至少已销售240万元以上(2013苏商终字0155卷宗佐证)，利润达40%左右，其不支付价款和商标转让费并且获利，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申请人不支付商标款的违约行为构成侵权，商标持有人请求再审法院支持侵权行为的赔偿，以及造成专利权失效，对专利发明人的损失赔偿。申请人请求支持被申请人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

有鉴上述，申请人不服，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5条及其它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站在“司法为明”、“有错必纠”的公正立场上，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胜感激之致！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顾远忠

杨 华

2015年4月21日

第四篇：最高院银行案例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与中国工商银行 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等票据纠纷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纺织路173号。

负责人：宋秉昌，该营业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培，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佩玲，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路169号。

负责人：张应能，该分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涌涛，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守豹，北京市华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王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庆渝，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1号。

法定代表人：顾永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小彬，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勇，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白银营业部）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工行两路口分理

处）、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以下简称二轻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甘经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8年9月11日，农行白银营业部签发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VIV04264358、VIV04264359，出票人均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公司），收款人均为重庆市有色金属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有色公司），票面金额均为5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1999年3月11日，其它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农行白银营业部在汇票上加盖钢印予以承兑。重庆有色公司取得上述两张汇票后背书转让给创意公司。创意公司于1998年9月10日与二轻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镀锌板1761T合同，为支付货款将上述汇票又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同年9月15日，二轻公司向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申请贴现。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经审查两张汇票以及二轻公司提供的贴现申请书、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文件后，于同月17日为二轻公司办理了贴现手续，支付了贴现款，并由此取得了汇票。1998年12月24日，农行白银营业部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无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为由，请求判定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票据权利，并解除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另查明：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二轻公司在扣除了违约金和查验费后，已将9562000元退给了创意公司。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应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票据。创意公司虽与二轻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实际并未履行。这两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仅仅是两张汇票的关系人，而不是两张汇票的现实持票人，故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均已丧失了该案所涉汇票的票据权利。因为票据是无因证券、文义证券，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相脱离。农行白银营业部不得以与工

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及其他前手之间的背书转让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且农行白银营业部无证据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知道其他前手之间存在着抗辩事由的事实。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查了贴现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手续，并支付了对价。因此，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对本案所涉两张汇票不享有票据权利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农行白银营业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农行白银营业部负担。

农行白银营业部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创意公司、二轻公司系恶意串通取得票据，其目的是为了套取银行资金。创意公司是由本案所涉汇票的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的期货部组建而成，两者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而，创意公司应对重庆有色公司取得票据后未向白银有色公司履行合同也未给付对价的情形有所了解。创意公司在向其开户银行光大银行申请贴现遭到拒绝后，由光大银行的刘松介绍找到二轻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贴现。二轻公司为此伪造了虚假增值税发票，即将该公司在1998年9月自用的增值税发票（票号自00016777～00016786）空白复印后填写再复印以交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作为贴现证明。这一违法行为已经被重庆市国家税务局查证并作了处罚。此外，一审认定二轻公司收取的11万元是违约金与事实不符。如果说在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的合同关系中有一方违约，那么违约方应是二轻公司，因为创意公司已经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该11万元实际就是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串通取得的非法收入；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依法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第二部分第三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要求二轻公司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进行审查。而二轻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次联是购货方创意公司的“抵扣联”，而非正常商品交易中应由售货方保存的“存根联”；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为二轻公司违规办理贴现后即向二轻公司开出了两张银行本票，收款人均为创意公司，这显然是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关于“票据贴现系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得用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贴现人选择贴现票据应当遵循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贴现资金投向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规定。由此，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本案所涉汇票中，有一张汇票的背书日期是1998年8月31日，与实际背书日期不符，而另一张汇票未记载背书日期，且在二轻公司背书处存在涂销问题，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于1999年3月5日向农行白银营业部主张票据权利时，只在粘单的第一背书人签章处盖了结算专用章，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票据粘接处签章，而是由二轻公司签章。按照票据文义性的规定，粘单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农行白银营业部有理由认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至今并未向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由此，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

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答辩称：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是否真实合法，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均不影响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合法有效。作为贴现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仅应对交易的真实性作形式审查，只需审查合同的复印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对二轻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审查，已经切实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关于票据粘单的签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根据这一规定，即使本案所涉票据粘接处的签章有瑕疵，也不能成为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理由。本案所涉汇票合法有效，背书连续，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本案所涉汇票的贴现业务时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有关规定，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在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票据，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创意公司答辩称：创意公司从重庆有色公司处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是代收代付资金的善意行为，其向二轻公司转让票据也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的。1998年9月10日，创意公司因业务需要与二轻公司签订了编号为980910的镀锌板购销合同，为及时支付货款，创意公司将本案所涉两张汇票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后因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创意公司提出退货。经双方协商，在二轻公司已经将汇票贴现的情况下，创意公司自愿承担贴现利息310635元、贴现手续费10000元，违约金117365元，二轻公司在扣除相关款项后将贴现余款9562000元退回创意公司。由此，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虽未最终实现，但双方之间的票据关系是基于真实的商品交易产生的。农行白银营业部有关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的主张是一种主观臆断；重庆有色公司向创意公司转让汇票以及创意公司向二轻公司转让汇票时，原本均未在票据上填写背书转让日期。现有票据上的背书转让日期是应贴现银行的要求为规范手续而补记的。在补记时，由于是补记日期，在其中一张汇票上出现了错填背书日期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相关规定，“票据背书转让时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签章”。故本案票据的背书日期记载问题并未违反有关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二轻公司答辩称：二轻公司系合法取得票据权利。创意公司与其前手重庆有色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二轻公司无关，二轻公司是基于与前手创意公司在1998年9月10日签订的镀锌板购销合同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在收取作为预付款的汇票时，二轻公司只负有审查汇票是否真实、背书是否连续的义务，没有必要去了解也无法知道创意公司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汇票；在二轻公司于1998年9月15日申请贴现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按规定审查了二轻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因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是同城单位，而约定的交货期尚未届至，且合同约定为买方提货，故未能提供商品发运单据。至于发票单价与合同约定的单价存在800元价差的问题，是因为增值税发票上的商品单价4914元是不含税的价格，如乘以1.17（即增加17％的增值税）则与合同约定单价5750元相符。1998年9月17日，在二轻公司将汇票贴现后，创意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回汇票

并表示愿意承担中途退货的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后，二轻公司在扣除违约金、汇票查验费后将贴现余款退给了创意公司。这一行为符合我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农行白银营业部所谓“镀锌板商品交易是假、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套取银行资金是真”的说法显系主观猜测；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决定了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相脱离，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只是本案所涉汇票的关系人，取得汇票是否合法对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产生影响。农行白银营业部作为票据债务人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二轻公司在将汇票合法转让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之后，已经不是汇票的持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的规定，理当不享有票据权利，故而不应被列为本案的一审被告。农行白银营业部对二轻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还查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曾于1998年9月12日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查询，在农行白银营业部证明该两张汇票真实、确系该行承兑的情况下，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向二轻公司办理了相关的贴现手续并由此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汇票。但由于失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将其印章误盖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人一栏内，后涂销，由二轻公司在背书人一栏签章，并在被背书人一栏内记载“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字样。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内加盖结算专用章，但未在粘单与汇票的骑缝线上盖章；在汇票与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的单位是二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及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票据。对此，本案各方当事人也均无异议。

票据的无因性决定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重庆有色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买卖关系，属于票据基础关系的范畴。持票人（即本案的贴现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两张

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其取得汇票的票据关系合法成立，没有义务对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有效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二审查证事实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已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有关“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曾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过查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方办理相关的贴现手续。由此，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取得票据时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且支付了对价。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未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汇票属于要式证券，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记载事项来确定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由此可见，背书日期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而非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的过程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会导致被背书人丧失票据权利。而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则可根据法律规定来加以确定。因此，本案所涉汇票上是否记载背书日期抑或背书日期与实际转让票据的日期是否一致，均不影响背书转让的效力。粘单是票据背书用纸的延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有关“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的规定，为防止票据与粘单相分离或被伪造等情形的出现，如果粘单的第一记载人未在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即应确认粘单不生票据上的效力。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签章，但在骑缝线上签章的主体却是二轻公司，故应认定本案所涉汇票的粘单不生粘单效力。审查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情况，由于涂销系票据当事人故意所为，并不影响背书的连续，可以根据票据所记载的事项确定本案所涉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农

行白银营业部以本案所涉汇票的有关记载事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作为拒绝承担付款责任的抗辩事由之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票据关系中，创意公司经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背书转让后取得票据，之后又背书转让给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相关贴现手续后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因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最终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在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其后手之后，已不再是本案所涉汇票的持票人。农行白银营业部以创意公司、二轻公司作为一审的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定其不享有票据权利，显然不当，应予驳回。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通过办理贴现手续、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且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理应享有票据权利。农行白银营业部应当承担到期付款义务，其拒付并提起诉讼不当，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承担。

审判长：李天顺

审判员：于松波

代理审判员：贾纬

书记员：李国慧

第五篇：保险最高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四起典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7月24日发布许云鹤与王秀芝等四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典型案例，其中3起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指出法院审案要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其中一些案例仍引起争议，如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是共同危险行为、等价因果还是按份责任。本期专题针对四起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包括观点分析、类似案件等，投稿邮箱30090032@qq.com。

附：

1、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88岁)与陈**(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将杜**撞倒在地。杜**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

1、心房纤颤;

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去世。杜**亲属要求陈**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一方辩称,陈**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00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厦门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撞倒杜**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对杜**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321.85元+5994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2、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金华中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臵,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4、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事实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倒地位臵、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之父曾明清(系曾**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 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 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