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送达难（★）

第一篇：离婚案件送达难

离婚案件送达难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论文提要：近年来，离婚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离婚纠纷案件是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民事案件，离婚案件因具有身份上的特殊性，双方到庭诉讼与案件事实的查明、认定密切相关。然而当事人大量外出务工，居无定所，人员流动性大，基层法院在办理离婚案件时“送达难”问题尤为突出，造成因送达不到而影响案件的审理，为此，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离婚案件 送达难 成因 对策

城乡一体化发展迅速，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增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造成当事人实际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按户籍地址无法送达。离婚案件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系外来务工人员，其流动性大，且租住地经常发生变动，发生离婚纠纷后难以联系其本人。离婚案件当事人长期分居，一方长期离家，工作居住在外，致使原告方无法准确提供被告的联系地址。部分当事人法制意识薄弱，家庭责任感不强，对离婚纠纷采取放任消极的态度，采取各种方法回避送达。对此，在送达副本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或者被告下落不明的，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应诉材料。公告送达是诉讼法规定的一种送达方式，是在无法向诉讼相对方送达应诉材料时使审理程序合法化的保障，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公告传递诉讼信息，让下落不明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当事人及时参加到诉讼中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尽管离婚案件中一部分被告接收了法院依法送达的应诉材料，但仍以各种借口拒绝出庭。这些当事人绝大多数因不同意离婚而拒绝出庭。他们大多数文化层次不高，法律知识 匮乏，担心出庭应诉会导致离婚，不能正确衡量积极应诉与消极应诉的利弊，甚至错误地认为不出庭应诉会使原告达不到诉讼目的。由于我国法律对拒绝出庭的消极应诉行为并未进行规制，致使该行为因不能受到惩治而增多。

不愿意出庭的成因和离婚原因还与离婚原因有关，外出打工，出现婚外情，外出务工家庭大概分三种类型，单一外出型、双方外出型、轮流外出型。这三种情况无论哪一种夫妻二人都难以有相聚的机会，长期的分居生活，难以培养起真正的夫妻感情，这种不牢固的婚姻能否经得起外界环境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一些青年留恋外面的生活条件，不思返乡，天长日久，产生婚外情。或者夫妻一方长期外出打工不归，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问而引起另一方提出离婚。草率结婚，缺乏婚姻基础，因为婚前缺乏了解，双方相处时间短，婚姻基础差，视婚姻为儿戏，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草率登记结婚。此类婚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夫妻双方大都是经人介绍相识的，少部分属于自由恋爱。由于违法犯罪而导致离婚，这类离婚案件男女一方或双方有的法律意识不强，有的道德品质败坏，违反婚姻法，如同居生活、无效婚姻、重婚而造成原、被告双方离婚。或者是一方因犯罪被判刑，另一方起诉离婚。另外农村还有少量包办、买卖婚姻现象，夫妻间没有真正的感情基础。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离婚，这类离婚案件有增无减。一方经常打骂虐待另一方，另一方因不堪忍受而提出离婚，特别是在农村，受封建思想、文化差异的制约，夫权思想仍很严重，不少人无视妇女的独立人格，动辄对妻子辱骂殴打，肆意虐待，女方长期饱偿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基于上述原因，离 2 婚双方对彼此没有感情，无论哪方提出离婚，都不愿再见面，更别说应诉了。

虽然缺席审理和公告送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部分法院存在这样的审判实践，但离婚纠纷案件事关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一方不出庭，对于双方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同财产等问题难以查清，同时使调解程序无法进行，不利于案结事了。故谨慎的做法应在送达离婚纠纷案件应诉材料时详细告知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出庭应诉的法律后果，尽量在双方当事人均出庭的情况下进行调解或判决，慎用缺席审理和公告送达。

但是在送达的过程中，诉讼当事人总是不接受送达的法律文书并以各种方式拒绝，即便送达人员在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也拒绝接收，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法律应当对留臵送达、公告送达进行具体规定，适当放宽留臵条件，严格规范公告送达，探索新型送达方式。

2013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正式开始施行。其中，修订后的民诉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规定了新的送达方式：一是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二是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送达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当规定，当事人或者其同住的成年人拒绝签收，此时，法院工作人员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形下，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把诉 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而不必有见证人在场。因为此时已经有拍照、录像作为证据，若还要求见证人在场，此种送达方式失去了其应有之意。但是不能将此种送达方式滥用，不能因为送达时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不在其住所而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留臵送达。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手段越来越丰富，采用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不失为一种便捷方法，但法律要求经受送达人同意才能采取此种规定，而现实生活中，受送达人往往不会同意，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能够确认受送达人经常使用此种联系方式，就可以不经受送达人的同意进行送达，这样将大大减少法院的工作量，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比如说，现在QQ、微信等聊天工具的普及，如果经查实，被送达经常利用该聊天工具和其他人联系，就应认定被送达人能够接受送达文书，而不必要经被送达人同意。

另外，对于将立案的离婚案件，应严格审理立案材料，重点审查本院的管辖权及被告户籍登记材料，以便于立案后进行送达。立案时，立案人员应与当事人积极沟通，主动询问被告的居住情况，一旦发现被告下落不明或无法联系等情况，应耐心对当事人进行解释，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让其补充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材料或与被告取得联系后再行起诉。防止立案后，因送达难或无法送达致使案件搁臵，延长案件审理周期。加强审判机关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与协作。人民法庭应与辖区内相关行政部门及地方基层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协作互动关系，加强沟通联系，借助人熟地熟的优势直接送达相关材料。同时，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公民 的法制意识。必要时通过做被告家属的思想工作，间接敦促被告配合法院。

第二篇：破解民事送达难调查报告

破解民事“送达难”的实践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1-2-9 9:06:38 三门县人民法院课题组

送达工作是诉讼程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中间环节，送达周期过长将直接导致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解决送达难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近年来，三门法院就提高送达效率保障审判工作的高效运转进行了不断地探索，2008年7月成立司法警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案件送达工作。通过近两年来的探索与努力，“送达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一、三门法院破解送达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一）实践探索

1.改革送达机制

（1）将送达工作归口法警大队，成立送达中队。2008年以前，三门法院曾经尝试由立案庭集中送达和分散到各庭室自行送达等模式，但效果不明显，有些案件的送达周期长达3个多月。送达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效率，因此有必要将送达工作作为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一环，积极探索提高送达效率的做法。当时，三门法院有司法警察15名，但每年刑事案件仅为300件左右，如果仅让法警行使刑事审判保障这一职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警力的闲置。根据实际情况，为实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人员，该院于2008年7月将法警大队分成警务、执行、送达三个中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的送达工作。送达中队配备5名工作人员，由司法警察大队1名副队长担任送达中队中队长，另4人分成两组，每组由1名驾驶员和1名填发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分别送达民一庭和民二庭的案件，并固定二辆警车专门用于送达。

（2）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送达中队的工作人员虽然责任心都很强，但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长此以往，也极可能消减他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反之，有效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则能进一步激发送达人员的积极性，取得更好的送达成绩。

一是每月考核通报。将送达组分成两组，分别负责民一庭和民二庭案件的送达，并且每月将各组的送达周期、当天送达率予以张贴通报，使各组在相互比较中共同提高送达效率。院长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及每月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对送达情况进行通报，每次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都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使送达人员在精神上得到极大鼓舞。

二是在福利待遇及考勤方面相对倾斜。给送达人员每月发放100元误餐补贴，给送达的驾驶员发放兼职驾驶员补贴。取消对送达人员的上下班考勤。该院的考勤制度要求每位干警包括院领导上下班均要打卡，政治处每周都要进行通报，迟到早退的均要被扣除奖金。院领导考虑到送达人员送达时间的特殊性，不要求对他们进行上下班的考勤，使他们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更有效地安排送达时间。

三是以制度促使业务庭室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该院的《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各业务庭室的审判效率进行量化考核，审判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评先评优和奖金的发放。因送达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周期，民一庭、民二庭自然会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案件承办人员会尽量提高庭审质量，尽量一次开庭结案，并努力做到当庭宣判，当庭送达裁判文书，不能当庭送达的，则当庭确定领取裁判文书的日期或自行邮寄送达裁判文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确定宣判日期后，若到期不领取裁判文书的，宣判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对于需要二次开庭的，则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马上确定二次开庭日期，并当场送达开庭传票。业务庭的积极配合有效减轻了送达的压力，提高了送达效率。

2.创新送达方式方法

（1）明确送达流程。送达人员在送达前仔细研究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相关卷宗材料，全面掌握当事人情况。能够电话联系的，通过电话通知其前来领取法律文书，对于不愿前来领取的被告，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或问知具体送达地点后采取邮寄送达；无联系电话但居住地址明确且在家的，联系村委会、驻村干部等，让村干部通知被告来法院领取或直接上门送达。

（2）发挥法院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因很多当事人在法院的案件不止一个，而经过法院处理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送达人员在接到案件之后，往往先查一下信息管理系统，如果该名当事人曾有案件在法院，对当事人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能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更快、更准确地找到被送达人。

（3）加强与原告的沟通，认真查实被告住址。对于被告住址不准确的，主动与原告联系了解情况；对诉状上被告地址不明确或范围太大的，通知原告到庭确认送达路线，仍难以明确的，由原告带路配合送达。

（4）集中分片，统筹送达。将同期所受理的案件按照居住范围进行归类，采取集中送达，以提高送达效率。

（5）送达过程中以理服人。针对部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对送达不配合或抵触的情况，对他们晓之以法，以理以情耐心说服。在思想工作实在做不通的情况下采用留置送达。根据实际需要，送达人员送达时改着便装，将警车停在村外或较远的地方，做到不当众要求当事人签收，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完成送达任务。送达人员是第一个接触案件当事人的人，送达人员的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形象。在送达时有的案件当事人往往对起诉人或者法院有意见，在送达人员面前或发牢骚或抱怨，此时送达人员做到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并适时做好解释工作，缓解当事人的矛盾和怨气，使其心甘情愿地来法院参加案件诉讼，并树立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6）灵活安排送达时间。对因工作性质无法正常送达或故意躲避送达的被送达人，安排专人，实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送达。农村当事人为了生计，大部分是早出晚归，上班时间送达，见面率较低。针对这部分当事人的特点，送达人员采用打“时间差”、灵活安排出发时间，错开他们外出时间，提高见面率。有些案件，当时没有找到当事人，但经了解，当事人或其成年同住家属确实需回家吃饭，送达人员就来个“守株待兔”，既避免了送达人员再次的车马劳顿又节约了法院有限的办公经费。

（7）巧借社会外援力量。一是巧借村干部力量。三门县城市化建设规模尚小，涉诉当事人大多为农村群众，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送达前先联系农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确定当事人的去向。送达人员每人均带有村干部联系电话的小册子，随时方便联系村干部。村干部一般对所在村村民的基本情况较为了解，在与村干部联系时，得知被告外出打工等地址不详的，则在外出送达之前先制作好公告，送达时只要做好相关笔录即可当场在村里张贴公告，既可避免找村干部调查取证难，又可避免调查清楚被告下落后又要回法院制作公告，再往返张贴公告的麻烦，提高了送达效率，又节省了审判资源。原有仅依靠法院力量，有的案件要往返五、六次之多才完成送达，借用村干部力量后，绝大部分的案件均一次性送达完毕。二是巧借金融机构的力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当前整个社会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三门法院受理了很多金融借款合同案件。这一批案件在起诉到法院前，绝大部分案件都经过金融机构自行催讨过，他们往往掌握着当事人的很多信息，比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有无外出情况等等。他们在催讨无果或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起诉至法院。送达人员送达前先和金融机构取得联系，向他们询问被送达人的具体情况，必要时让他们带路，从而提高送达的效率。

（8）充分发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作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指当事人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填写并确认送达地址的一种诉讼文书。它既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由当事人自己申报或确认送达地址，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为促进诉讼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三门法院在案件审理或者向当事人送达的过程中，尽量让当事人签署该文件。当事人签署后，按照当事人确认的邮寄地址进行送达，如果无法查找到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拒收，则视为当事人自己放弃了权利，都将产生视为送达的效果，为法院的后续送达节约不少的资源。

（二）取得的成效

三门法院通过成立送达中队，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断创新送达方式和方法，在破解送达难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自2008年7月成立送达中队以来，至2008年12月底，半年时间内共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300多人次，平均送达周期为3.83天。自2009年3月份开始，当天送达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此后这个数据不断刷新。2010年1月至5月，送达效率进一步提高，为民商事审判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2009年、2010年的送达情况具体见下表：

时间 送达案件

数（件）送达 人次

（人）当天送达案件数（件）当天送 达率

（%）平均送达周期（天）

2009年 933 2793 518 55.5% 1.63 2010年1-5月 363 580 337 92.84% 0.09

注：当天送达按0天计算。

二、民事送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门法院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对破解民事送达难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送达难”问题。民事送达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一）制度不完善

1.留置送达的要求过于繁琐，实际操作困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根据民诉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见证。但是，在实际送达中，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所以，留置送达实际操作中严格依法的难度较大。

2.委托送达难。送达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受托法院也存在送达难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了受托法院久拖不送的情形。

3.邮寄送达不完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虽然方便了送达，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所以无法对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进行留置送达。另外，邮政机关在对待送达上，也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有时可能还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二）制度以外的问题

1.直接送达困难。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当事人主观因素逃避诉讼拖累法院送达工作。由于部分当事人明知无法履行合同，参加诉讼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因此就通过不接受司法文书、离开经常居住地、注册地等方式，恶意逃避法律责任。

3.社会支持配合不够，又苦无强制措施。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

4.制作公告送达笔录难。对于城镇居民，多数左邻右舍互不相识，他们无法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而城镇居委会对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不像农村村委会对农村居民那样了解，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送达人员往往只能在数次送达后在案卷中记明经过再采取公告送达。

5.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原告“一诉了之”，认为送达是法院一方的事情，与其无关，不积极寻找被告，也不积极配合法院送达；有的被告在送达法律文书时，拒绝接受，以为未接受法律文书即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三、破解“送达难”的立法完善建议

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送达的主体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法院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都可以成为送达主体。同时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中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二）确立新型送达方式的效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应明确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电子手段送达诉讼文书的效力。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53-1条也规定“诉讼文书，得以电信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传送之。”

（三）改革委托送达

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受委托法院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送达，没有完成的，应在指定期间内告知委托法院原因。二审法院的诉讼文书应直接送达，或交邮政机关邮寄送达，尽量减少由一审法院委托送达，因为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的法官可能存在对立情绪和猜疑心理。

（四）严格转交送达

及时把诉讼文书转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是《民事诉讼法》第81条、82条所规定的机关和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这些机关和单位应严肃认真，及时承担转交诉讼文书的义务，确保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拖延时日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填补送达的法律漏洞

在《民事诉讼法》中，一些相关的规定值得完善。一是取消留置送达需要基层组织、单位见证的规定，加快送达进度。台湾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而无法律上理由者，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处所，以为送达。”可以作为参考。二是应当规定指定代收人、法定代收人制度。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变更住址，或外出的，必须向法院指定其代收人。未指定的，法院将诉讼文书交付邮寄即使被退回也视为送达。三是规定送达推定制度。对当事人提出上诉、承认收到诉讼文书等情形应当视为收到原诉讼文书。

课题组成员：郑东、马永飞、叶信闪、陈亚利

二O一O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三篇：话说“送达难”

话说“送达难”

话说“送达难”2007-12-15 21:23:48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话说“送达难”话说“送达难”(2)近年来，“送达难”也是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之一，但与执行难相比，并不为公众注目。或许它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得失，只给法院添点麻烦；或许它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没有太多“同感”来帮衬响应；或许它属于事务性工作问题，缺少理论深度和广度可供阐述论证，总之，关于它的议论，多局限于法院内部，尤其是在基层人员之间，他们都急切希望给予解决。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8－84条规定了五种送达方式，分别是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五种

送达方式，有着各自的适用条件和对象，这里不一一列述，将它们与英美德日等国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比较，在种类上毫不逊色，在适用对象和条件设置上也相差不大，那么所谓“送达难”，难在哪里？以笔者之见，送达难，难在时事变迁上。自1991年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后，经历了12年的翻天覆地变化，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在当时情形下，若需查找或联系一个人大致可去两个地方，一是住所，二是工作单位，非此及彼，十有八九准能完成送达任务。但是，现在不同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代表着变化，流动人口、自由职业、下岗外出、驻外务工、城市拆迁、地址更迭等等新情况不断涌现，无家可归者有之，有房不住者有之，一家数处居所者也有之……，过去那两个寻人的连结点已显得力不从心，蠢笨不灵了。送达难，还难在诚信缺失上。虽然我国是个缺乏诉讼传统的国家，但晚近一段时期“依靠组织解决”还算是时尚，执法者也曾风光一阵，而如今，这

都被世弊种种、缺少诚信的现况丢得不知去向。对于个别当事人的不配合，法院送达员起先还能实施留置送达，到后来门都进不去了，如何实施留置？而且，现在的防盗门做得密不漏逢，连纸张都塞不进去。真苦了送达员！为了赶在当事人在家时送达，有时要起早摊黑，加班加点，而对那些出于逃债目的而躲避送达的人士，更象是抓贼一样神出鬼没，玩起了儿时的迷藏游戏。孰不知，在法国，有法律规定“每日6时之前、21时之后不得进行任何执送员送达。星期天、节假日或者停工休息日，亦同”。回顾往昔，执法者还从未落得这般体面。送达的目的，是赋予受送达人了解诉讼文书内容的机会。这一定义，具有权利的整个含义，因此，送达对当事人而言是项诉讼权利，为他们所享有，并可为他们所抛弃，如拒绝受送达或将送达的文书扔掉撒掉；但对法院而言，送达则是义务。甩开这抽象的“权利义务说”不论，送达的实质是让当事人知晓相关诉讼事

项，至于当事人拒绝知道或装作不知道，都无关紧要，所以，只要法院能证明已实施了通知行为，并且这一通知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推知为当事人所知晓，即完成送达状态。有一事例，讲某人家中漏水祸及楼下引发赔偿纠纷，后经当地组织和所在单位劝说调解无效，楼下被迫起诉，法院第一次送达时讨他个不知情、无提防之巧，从此以后，门都敲不开，逼急了法院只好将传票放大加印数张，从其门前贴到楼幢旁、再贴到小区大门口，这一贴真管用！此仁君准时出庭。回想现行送达方式，少些什么？多些什么？值得研究推敲。现行各种送达方式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主要有三种：一是留置送达，法律对其在实施方式上的限制不合时宜，如“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到场、说明情况”，既费事，也难以找到情愿协助的组织和单位；而且留置地点仅限于住所，制约了实施机会，对一些不知其住址或单位但能偶遇的受送达人是否可以实施留置送达，留

置在何处？二是公告送达，其所需期间太长，一个简单案件审理至少须经历4个月后才能发生效力，既占时间，又不经济。三是邮寄送达，将其退居直接送达之后，浪费了邮局等现成的社会资源；事实上，现在广为流行的法院专递，在有些地方如城市的实行效果非常好，大约能完成80％以上的送达量，即是对原有法律设计的纠正。但这些问题，仍有待新一轮修法时进一步明确和改进。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在家专注等待被人起诉而接受送达，他们还有工作和社交等活动，平日早出晚归、无人在家，尚不能说是不配合送达，但法院送达员亦不能折返往复无数，或守在其家门口等候送达；而对哪些有意躲避送达的当事人，则更需要采取特殊办法加以规制。笔者以为，在现行法律条件下，可作如下说明和对策：

1、扩展使用邮寄送达方式，利用邮政网络等资源优势，把大量的地址明确、当事人配合的送达工作交给邮局办理，这样一则可以减轻法院的

送达负担，二则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对付那些不配合送达的人。

2、对当事人拒绝签收，或已确定其住所但拒不开门，或已确定其住所但行踪不定的，均可采取留置送达措施。留置诉讼文书，只要有邻居、居委会干部或小区门卫愿意证明并签名佐证即可；特殊情况下，由二名以上法院工作人员实施也可。

3、无法实施上述留置措施，可择重要的诉讼文书（如传票）张贴于其住所醒目处，剩余文书放置于其信箱内。

4、对被告下落不明，或其住所变更无法查清，或在外地工作居住又无通信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的，话说“送达难”

第四篇：离婚判决获抚养权,强制案件却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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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判决获抚养权，强制案件却难执行

核心内容：王女士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却不准予离婚，最终如愿离婚后，王女士被告知自己有探望儿子的权利，手握着法院的判决书却始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无奈，王女士只好提出上诉，要求要回对儿子的抚养权，最终，王女士取回了孩子的抚养权。为何这类强制“交出子女”的案件如此难执行？

家住山东省淄博市的王女士手机里，存着一张去年5月跟儿子的合影。照片上，母子相拥一起吹蜡烛，孩子脸上一片灿烂笑容。但这之后，时至今日，王女士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我现在只知道，他被爷爷奶奶带回了东北老家，但是具体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说起这大半年的寻子经历，这位80后的年轻妈妈几近崩溃。

手握判决书却见不到孩子

事情还要从去年王女士跟吕先生的离婚官司说起。两人于2006年2月登记结婚，次年生下儿子帅帅（化名）。但因婚后经常为琐事发生纠纷，夫妻俩自2013年9月开始分居，双方分居期间，儿子随爸爸生活。2013年9月30日，王女士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吕先生要求离婚，王女士同意离婚。一审法院判决儿子帅帅由原告吕先生直接抚养，被告王女士有探望儿子的权利。

但是，离婚案子尚在审理过程中，吕先生在没有跟王女士协商的情况下，就把儿子送回了东北老家。自此，王女士就再也没能见到过自己的孩子，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无疑是残忍的。

王女士无奈提出上诉，要求要回对儿子的抚养权。201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将儿子的抚养权判回给了王女士。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归属问题，应充分考虑孩子成长学习需要，此种需要不应仅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应包括感情上的陪伴和慰藉，祖父母虽能对孩子的抚育照料加以辅助，但始终不能替代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本案尚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协商的情况下即将婚生子送回本北老家，使其脱离了父母的关爱，远离其熟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悉的成长学习环境，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改变对其健康情智的形成不利。据被上诉人吕先生自述，其工作性质是正常上白班，其完全有时间和能力辅导照料已接受义务教育的儿子，但被上诉人却未能承担起这一责任。最终，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法院判决由上诉人王女士直接抚养孩子，吕先生支付抚养费。

手握胜诉的判决，王女士本以为就此终于可以要回自己的儿子了。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前夫一家仍拒绝交出孩子，并不停地变换住所。“我现在根本找不到任何跟我孩子有关系的线索。这判决在我手里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找到法院，要求强制执行，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不是财产，法院不能去抢孩子，只能对妨碍执行的当事人进行一些处罚措施。”对于何时能与儿子团聚，王女士不禁有些绝望。

面对抢孩子法官无能为力

执行难，家事案件执行可谓“难上难”。司法实践中，拒不交出孩子的这一类案件的执行难，主要表现为实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监护人不配合、子女的其他亲属阻挠以及子女本人不愿意等几种情况。

其中行径最为恶劣的是有些父母在离婚诉讼中将未成年幼年子女藏匿起来，让对方找不到子女所在，经过一审、二审的长期诉讼，使幼年子女与另一方亲人的感情日渐生疏，即便最终的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子女监护权给对方，在申请强制执行时，子女也可能因为感情因素不愿意跟对方走，而且因子女已经熟悉了现今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如果法院通过强制手段让对方带走该未成年子女，可能造成对子女的身心损害，不利于其成长。

在这一类型的事件中，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可能参与其中充当藏匿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帮手，为离婚中的子女争抢孙子女（外孙子女）。实践中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在80后、90后年轻夫妻的离婚案件中，情况尤甚。因为这一群体主要是独生子女，他们自身在成长过程中就因独生子女而受到娇惯和过度呵护，不懂得如何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甚至在结婚和离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中，均有父母参与其中。离婚时，面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二代（尤其是男孩），形成两代人共同争抢的壮观景象。执行难几乎是没有悬念的问题。

“实践中抚养权和探视权的案子，执行都很难，法官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消极的执行现状，越发让抢孩子的人无所顾忌。”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文丽对记者介绍说，关于孩子抚养权等的执行规定只有婚姻法即解释中出现，在民诉法没有特别规定。在徐文丽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www.xiexiebang.com

看来，针对此类案件而言，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如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将孩子交由申请人监护、抚养的行为，法院自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拘留罚款等，用法律的威慑力敦促被执行人交由申请人监护、抚养。

“如果被执行人有固定工作，能对他处以拘留罚款或者以拒不履行已生效裁判文书罪等，对他可能才会产生震慑力。”徐文丽说。

家事审判应确立司法权威

谈到目前离婚案件中抢孩子成风的现状，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法专业律师杨晓林感触颇深。几年前，他曾代理一起离婚案件，当时抚养权判归男方，但女方却坚决不肯主动交出孩子。无奈之下，男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法院执行部门怕女方作出极端行为，而仅仅以离婚判决中只明确抚养权归属没有交付内容拒不同意立案，立案部门需要执行部门的同意方能立案。“这个案子拖延几年了，至今也只能不了了之。”杨晓林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如是循环已成常态，导致在离婚案件中，谁抢孩子谁占优势，法院对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与执行相挂钩，并以孩子在谁那里已形成稳定的生活教育环境、改变不利于孩子成长为由，将孩子抚养权判给该方，同时，探望权经常也得不到落实。

“婚姻家事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这种现状，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助长了离婚抢孩子风潮，这不仅损害了配偶方权益，同时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事实上的骨肉分离。”杨晓林认为，抚养权的强制执行，并不是针对孩子本身，而是针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的对方当事人，对其完全可以采取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手段。他建议建立完善家事诉讼程序，进行家事审判改革，认真研究婚姻家事审判的特点。“比如，法院在离婚案件关于抚养权的判决书表述时，可在原有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基础上，再增加一句话，由原（被）告在离婚后多少日内将孩子送交对方，切实和事后的执行相衔接。”

为确立司法权威，杨晓林建议引入家事审判思维，培养家事审判意识，切实本着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判决抚养权的归属，积极宣传好的个案，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履行判决，对于拒不自动履行判决的当事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

建立家庭案执行制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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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将来制定的强制执行法中应当设专章或专节，就该类案件执行中的特殊原则、特殊制度进行系统规定，为消解执行难提供法律支撑。”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认为，应建立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执行制度体系。

陈爱武主张，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法律的相关规定，建立家事案件的“履行确保制度”。“该制度由三个内容构成：履行劝告、履行命令、金钱寄托。所谓履行劝告，就是由法院在权利人提出申请时，可以对义务人的履行状况进行调查，劝告义务人履行义务。所谓履行命令，就是家庭法院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命令怠于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义务人如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命令，法院可以通过决定，给予其相应的罚款。所谓金钱寄托，是指家庭法院在一定的情况下依据义务人的申请，可以为权利人接受金钱的寄存。之后，依权利人的申请，法院再将金钱交付权利人本人。金钱寄托只适用于以金钱为支付目的的履行中。”陈爱武说。

她进一步分析指出，上述内容与我国家事案件的执行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其中，履行劝告具有类似我国执行中的说服教育原则的功效，将其制度化有利于体现执行人性化的理念；履行命令则有限定期限履行，过期承担一定法律制裁的意蕴，这一制度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也具有制度化的空间；金钱寄托则有利于避免矛盾激化的双方在不冷静的情况下当面履行可能产生的冲突，也有利于避免不便于当面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间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这一做法既使家事案件中的金钱给付义务得到执行，又保全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

除此之外，陈爱武认为还应该建立多样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制裁措施。在立法层面，则应当建立起一个详尽完备的婚姻家庭案件强制执行措施和制裁措施体系。“因为完备的强制执行措施和制裁措施既是一种极强的威慑力量，也是具有实际运作效果的强制手段。其中，涉及财产的执行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直接划扣等制裁措施；对拒不履行的个人的制裁措施则可以包括：批评、训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限制高档消费、公告不予执行人名单、限制投资贷款等多样化的措施。对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协助单位和个人可以参照适用。此外，建立协助执行、协作执行机制也是必需。具体包括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如银行、被执行人所在单位等，还包括支援性协作组织和个人，如警察、社工组织、医疗机构、学校、幼儿园等。”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作为独立的主体，未成年子女不是客体，因此，在涉及交出未成年子女的案件执行中无疑需要一些更加特别的举措。对此，陈爱武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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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判决主文中应明确交付子女的附带判决内容，防止和避免执行无据的尴尬。“实践中曾出现过当事人不履行交付子女判决，原因是判决主文中只有监护权归属的确认内容，没有交付子女的给付内容，所以就认为没有执行根据。”陈爱武分析说，强制交出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通常出现在父母离婚的诉讼中，这一执行事件实际上是离婚案件的附带事件，因此，在离婚判决这一主判决得以确定之时，必须同时在判决主文中明确子女监护权的主体和及时交付子女的主体。

其次，为了防止离婚一方在诉讼中藏匿子女，造成子女与另一方感情疏离，影响将来可能的执行，在诉讼中法官应当本着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为原则，明确对双方当事人释明诉讼期间不得藏匿未成年子女。如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针对子女的家庭暴力，另一方可以申请保护令，禁止暴力行为，并可视情况要求带走子女或者责令施暴方远离子女居住地。

采访的最后，陈爱武强调说，“强制交出子女的判决执行应当注意未成年子女的身体、生命安全，人身自由和尊严，及时安抚其情绪，避免和防止心理阴影。”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她建议，执行人员应当首先劝导当事人自愿履行；不能自愿履行，可以采取间接强制方法，通过训诫、罚款等方式进一步敦促履行；仍不履行的，可以采取直接强制，但应当寻求警察、社会工作者、医疗救护单位、学校、幼儿园老师等相关机关的协助。

原标题：强制“交出子女”案件执行为何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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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离婚案件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

代理词

江苏旭昊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我们所作为原告诉被告离婚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参加了今天的庭审活动。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代理人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阐述如下代理意见，恳请审判庭能够予以采纳。

一 原被告夫妻感情现已破裂，没有和好可能性，人民法院应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1.原告与被告无婚姻基础，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后，经过短暂的恋爱后（半年左右），登记结婚，原被告在结婚前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双方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随着原被告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的推移，夫妻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2.被告从未尽过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

原告和被告结婚十年，女儿今年已经十岁了，婚后原告将在外打工的收入全部交给了被告，但是被告却没有承担家庭责任，常常不顾女儿在外面玩到深夜，这严重影响了夫妻的婚姻稳定，对女儿疏于照顾，也影响了女儿的健康成长

3.原被告没有和好的可能性

被告经常不顾女儿深更半夜才归家，为此，原告已经多次请双方的亲朋做调解工作，被告却始终未予改过。今年初，被告已发展成夜不归宿，对于原告的规劝，被告亦不予理睬。在原告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现在原告提出离婚的诉请，证明经过努力仍无法维持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感情。

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合理的抚养费。

1.婚后原告将在外打工的收入全部交给被告，以供被告和他们的女儿生活使用，充分说明了原告有经济能力抚养他们的女儿，而被告在婚后一直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不能保证抚养女儿正常的经济来源 2.婚后被告时常不顾女儿在外面玩到深更半夜才归家，双方亲朋好友多次调解未果，今年初，被告已经发展成夜不归宿，对女儿疏于管理，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被告的种种行为不仅给原告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还严重地伤害了女儿那颗幼小的心灵，严重地破坏了作为母亲应有的形象，被告这样的母亲，难道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吗？

综上所述，由于婚前缺乏足够的了解，婚后两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加上被告缺乏家庭责任心，无心家庭经营，最终导致原告和被告的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请人民法院判决准予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判决女儿由原告抚养。

代理人：江苏旭昊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O一四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