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公车改革用“公开”来换挡提速

第一篇：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公车改革用“公开”来换挡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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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 公车改革用“公开”来换挡提速

【导语】2015年国考笔试成绩已经公布，现在进入了2015年国考面试备考阶段，小编收集整理2014年到2015年的时事政治热点，在国考面试中希望能帮助到考试。这些面试热点不仅可以适用于国家公务员考试，还适用于福建省公务员考试。[2015国考面试培训课程] 公车改革不应“静悄悄地进行”，而需要在公开中“动真格”，在“动真格”中及时信息公开

1月25日下午，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取消的公务用车开始首场拍卖。自本轮公务用车改革率先在中央层面启动、取消了3184辆公务用车后，改革后的公车存量何去何从，也引起热切关注。以市场化手段公开处置，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一环。这一点，无论是从拍卖现场情况看，还是从舆论反应看，都获得了普遍肯定。

公车改革长期牵动社会神经。一来，“车轮上的腐败”长期吃药不见好，百姓深恶痛绝。二来，轮子一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老百姓有权并希望监督钱都去哪儿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公车改革不应“静悄悄地进行”，而需要在公开中“动真格”，在“动真格”中及时信息公开。

按照中央出台的指导意见，地方各级公车改革今年启幕，年底前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能不能像中央层面这样公开透明动真格?这不仅影响本轮车改的效果，也影响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这首先因为，车改稍有不透明，极易催生各种飞短流长，甚至引发民怨民怒。今天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特别是关乎“公家”的事，就算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也得让我知道。越不公开，越会好奇，越怀疑里面有猫腻。一些没来由的吐槽甚至谩骂，往往是由于不知情而导致的情绪宣泄。

更何况，公车改革注定要动一些人的奶酪，而一些地方的改革方案主要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导。自己剜自己的肉，谈何容易?越是如此，越要以公开促公平，藏藏掖掖不可取，掩耳盗铃更行不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尤其需要通过公众的参与、监督，来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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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百姓最关注的，并非公车的多少去留、车补的细枝末节，而是由公车引发的腐败特权。眼下一些地方的改革措施引发争议，一些“内部酝酿”的方案迟迟未定，盖因“圈里人”对改革细节的不满、对“难以推进”的担心。比如，有人就抱怨普通公职人员外出办事较多、车补却不高，等等。制定可操作的、符合实际的方案很有必要，但也需注意：改革是为了除弊兴利，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如何协调就如何协调到位，首先得“动”起来，不能议而不决、久推不动;如果改革方案始终模糊，以至于公车维护保养都无人过问，出现公车管理的“空档期”，只会让百姓失去耐心和信心，进一步加大改革成本。

公车改革，中央高度关注，群众高度期待。当前是公车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中央反对“四风”抓铁有痕，高压反腐赢得民心，深化改革势如破竹，大小环境都较过去有了可喜的变化。各地公车改革不能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必须迅速推出改革方案，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以“公开”换挡提速，用科学确保效果。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二篇：2015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央机关启动公车改革三大问题亟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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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 中央机关启动公车改革三大问题亟待明确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大幕即将拉开。

日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称“国管局”)知情人士处获悉，9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动员会，全面部署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车辆，取消副部级(不含)以下领导干部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此次涉及公车改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各部门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参公事业单位等约90家中央单位，人员范围是在编在岗的司局级及以下工作人员。

据记者了解，在动员会召开后，上述中央机关各部门即开始着手制定本部门的实施方案。上述知情人士透露：“部门方案报批之后就可实施。哪个部门报批得早哪个部门就先行实施，年底前中央机关全面完成改革。”该知情人士同时说：“以后就没有公车的概念了，以后就是机要、应急用车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公车改革方案实施的同时，有三个问题成为机关工作人员关注的焦点：公务交通补贴钱从哪里来?一些部门的部长助理、总经济师等岗位，未明确其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是司局级待遇，这些岗位的公车配置是否会取消?在北京，去外地出差时的市内交通费用往往也不少，这笔费用将计入出差补助呢，还是纳入平时的交通补贴? 问题一：

公务交通补贴钱从哪里来?

家住北京西三环的某部委的李司长，平时自己开车上班。他从西三环的家到单位上班，每天的路程约7公里，他一个月的油费约13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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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规定，按照节约成本、保证公务、便于操作、简化档次的要求，各职级工作人员公务交通补贴标准具体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李司长说他在京去外面开会也自己开车，1387元的费用只是上班路程的油费，对于司局级的他而言，1300元的车补刚刚好。

相比李司长，家住西三环在东三环上班的孙女士就不那么幸运了。同样在某中央机关工作的她每天上班从西到东开车14公里，算下来，路程比沈荣华多一倍，每个月的油费对她不是一个小数字。“车补肯定不够。”孙女士说，尽管花销大，但她还是愿意自己开车上班，“拿到车补后，自己再多贴一点，总比挤公交和地铁舒服。”

公车改革涉及每个人千差万别，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是否合理亦最让人关注。多次参与公车改革调研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方案中的标准总体看还是比较合适的，“制定这个金额标准都是通过反复调研、测算才确定了的。”

虽然有明确的补贴标准，但实际发放的补贴并非“铁饼一块”，沈荣华告诉记者，补贴并不是完全按照人头发放，而是根据工作性质灵活掌握，“比如外出工作多的人车补会多一些，而有的人整天坐机关办公室，车补也可能不是500元，是400元。”但是，这些“车补”的钱从哪里来? 有人认为，如果按照《方案》指出的公务交通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列入财政预算。那么，这笔费用理应列入2015年的财政预算，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再实施。如此，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将成为一纸空谈。

对此，国管局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钱已经有了，把部门每年三公经费中的公车费用挪用到这个地方，财政不再重新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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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户籍改革何去何从

“人的城镇化”滞后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微博)看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模式是“在农民工黄金年龄段利用这些劳动力，而一旦他们年老或健康状况恶化时，再将其推回农村”。

2010年，中国举家迁徙的农民工总量已达3071万人。这些农民工大多是跨区域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由于缺乏对在城市居留的长久预期，农民工消费、储蓄乃至人力资本模式也必然与城市常住人口存在显著差异，不利于其长久人力资本投资，收入提高乃至消费模式提升。

专家告诉记者，中国提高城镇化质量，其中涉及2.11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总计约2.8亿人。如果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可带动住房消费，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专家调研发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人”面临着不平等权利问题，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城市也存在发展权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高等级的城市利用行政手段来集中资源，然后建立一个高档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标准。这种形态和标准的城市不是为农民进城服务，而是解决现有的城市居民的需求。

在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让一部分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使他们能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要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户改遭遇市长反对 11年难推行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

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

在李铁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最显著的就是目前都面临财政压力。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重塑地方财源。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目前有三个：一是土地出让，二是地方债务，三是金融贷款。其中土地出让金是最重要的财源，在某些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然而，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整个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压力也相应增大。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所谓土地财政，实质上是一种依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谋取眼前发展的发展方式。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

目前，随着中央调控房价，以及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的预期被压制。因此，一些地方城市不得不加大对工业投资的力度。在李铁看来，此举短期看对于提振经济有益，但长期负面作用却也明显，因为同时还得吸引大量人口来就业，就会增加更多的公共收入负担。“这将是未来所有城市都将出现的一个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品质

国务院年初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而与此同步推进的城镇化，似乎就被人理解为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个新的两极分化开始显现，那就是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城市的融合问题。这融合涉及到他们的就业、教育与培训等诸多方面，它要求城市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但这种资源分配的一个一直以来难以逾越的门槛是：户口。城乡不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

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户口的限制，而就业、教育等政策又都与户口挂钩，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资源与服务。因此，国务院出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等政策，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是十分及时的。通知要求，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这对于接纳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让他们共享城市资源，是一项有远见的举措。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决定着城镇化的品质。

目前，全国各地正猛烈推进城镇化，以致到了城市人口高于农村的局面。我们暂且不论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利弊，毕竟这是发展的必然。我们要反思的是，城镇化进程会否太快;另外，更重要的是，城镇化程度了之后，如何让城镇新旧人口真正成为一家人。城镇化不是城市体积的膨胀，而是其内在品质的提升。

如何提升城市内在品质?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让新旧城市人融为一体，避免由于户口等限制，形成新的两极分化。人的品质决定城市品质。如果人口比例日益增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和品位不提高，城市品质的提升将成空谈。而要让居住于城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提高整体素质，他们的就业、教育和培训就得与城里人同等享受。而享受这些政策，此前都与户口有关，也就是说，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都没法享受。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既避免了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和形成新的两极分化，更在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共建共享，而在提升着城镇化的水平、优化着城镇化的品质。(光明网-朱佳发)户籍性质越“单纯”生活压力就越少

国务院办公厅23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2月23日《新京报》)

户籍登记以及户籍管理等相关工作，原本是公安机关用于管理人口的一种管理方式，因为有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和农村户籍的区别，使得持有不同户籍的人，即使是同一件事也会遭遇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其中尤以就业、接受教育等方面突出一下，在不少城市，用工单位招聘员工的时候规定，本城市户口可以优先，本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医保以及低保等福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户口不能应聘、不能享受待遇等到了，特别是一旦遭遇不幸，在获得伤残或者死亡赔偿金的时候，城市户口的是按照城市生活标准支付，而农村户口的只能依照农村生活标准，就算是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只要户口还在农村，那么就是形式上的农村人，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是绝对不同的。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户籍的步子在逐步加快，取消城乡户籍的差别，推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消除户籍上的隔阂，变准入式迁移为自由迁移，迁移落户不再重新申领等等，这些都是群众期望的重点。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这不可避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由此带来城市市政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以及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户籍开放。虽然如此，户籍开放是一个迟早问题，实现城乡户籍开放的前提就是城市和农村甚至城市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城乡差距缩小直到

忽略不计，只要是合法的户籍，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户籍不应该是居留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唯一手段，如果是这样，户籍的作用的人为扩大了，因为户籍所带来的不便肯定会影响到民生，这对本来就很脆弱的户籍改革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破坏。

户籍改革，关键在于让户籍没有任何附加负担，变得“单纯”，在当前，国家人口多，城市的发展迅速，公共基础设施不够用等问题比较突出，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相关部门办事的时候图便利直接从户籍上进行淘汰，说到底，这种处事方式是一种“懒政”的行为，管理部门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办理户籍的程序，更需要调整现有的的处事观念，遇事别先看看户籍的“性质”，要多尽责少讲困难，让户籍无负担一身轻。

户籍改革应该“市长负责制”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据悉,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的反对

在这些年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户籍改革恐怕是最艰难的一项改革。尽管有关方面逐步调整、放宽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夫妻投靠、老人投靠子女以及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人员落户等城市户口迁移政策,但客观地说,户籍制度依然是城镇化进程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方面实现公平的“拦路虎”,是多项民生改革的最大路障。

不久前,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事实上,这是“伪城镇化”。发改委官员今年6月份就表示,目前有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显然,从“伪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户籍改革。

以就业为例,据《中国青年报》8月20日报道,多个地方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其实,何止事业单位招考设置户籍限制,很多国企同样如此。显然,户籍限制影响到人才合理流动和就业公平。再以住房为例,不仅限购政策有户籍之别,而且在保障房方面,户籍带来的不公更明显: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而非户籍人口即便有机会享受公租房,也是排在户籍人口之后。

目前,推进户改大概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迁移政策。去年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的用意就在于此;二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福利。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贫富”。在笔者看来,除此之外,还需要再从另外两个角度入手。

一个角度是以宪法等法律为基础,重新对户籍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这早就不适应社会发展,必须制定新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另一个角度是从“市长”这一角色入手,因为户改制度十几年落实不下去,就与市长反对有关。我们不妨从“市长反对”这个角度寻找户改思路。

笔者以为,“市长反对”对户改有多重启示:其一,市长越反对户籍制度越要改。当一项改革遭遇地方官员反对时,恰恰说明这项改革有必要坚持下去,因为改革就是要打破既得利

益格局,而反对户改的市长显然主要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只有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才能建立新的公平的福利分配格局。所以,市长反对折射出户改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其二,从市长反对户改反思公共投入和财税制度。市长反对户改的理由无非是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承载进城人口。事实上,大多城市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等都是可以再生的,关键在于财政投入是否向民生领域倾斜,财力能否承受户籍改革。市长反对户改的深层原因之一其实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因此,应通过预算改革让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以财税改革平衡地方财权与事权。

其三,户改应成为“市长负责制”,与官帽挂钩。很多改革难以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官员切身利益没有挂钩。如果户改实行“市长负责制”,并纳入政绩考核,恐怕反对户改的市长就少了,支持户改的市长就多了。还有,如果外来人口也有选举权、官员任免建议权等,毫无疑问,市长等官员不仅不会成为户改的阻力,还会成为户改的推动力。

户籍改革的要点是回归常识

这是一个让人虽感惊讶但不感意外的情况。毫无疑问，市长们的这一态度，皆因他们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向进城务工和流动人员放开户籍，就意味着本市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事务的压力加大。所以，他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力挺人为设置的户籍栅栏，保住所谓本地人的利益。

把既有的户籍制度比喻为“栅栏”，其实有其现实理由：现行户籍制度，在所谓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设置一道类似于栅栏的屏障———外来人口所创造的财富、机会和缴纳的税收，会透过栅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并让城里人享用，而外地人本身，就被严严实实地挡在栅栏外，只能看着城里人的盛宴而默默吞口水。

户籍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打破这道栅栏，让外地人在为所在城市作贡献的同时，也能融入其中，最终实现自由迁徙。这本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原初规律，也符合有关人类伦理的常识。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年复一年的有关户籍改革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常识，陷入了纯利益的考量。

早在人类社会成型过程中，人的个体就经历了随群迁徙的过程，直至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家园和栖息地，才停留下来筑屋、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迁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和大自然的基本反应之一。正因如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而中国户籍制度，恰恰人为设置藩篱，限制了公民迁徙自由，这是当前户籍制度违背常识的第一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目标，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恰恰有失公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大城市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包括基础建设、各类服务、物流运转等等，主要依赖于外地人完成。但一方面外地人为城市发展持续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享用不到城市的关键资源，这种只取不予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则。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某个城市的成型，无一例外都是依靠四面八方的人员聚集到一起形成的。其好处有几点：一是让城市融合了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二是让城市居民有了基因的多样性，三是人力资源本身的丰富性让城市有了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吸纳外来人口，融合多方文明，是城市化不二的法门。但现在，一些官员一方面高谈阔论城镇化，一方面却对城镇化的基本动因视而不见甚至刻意阻挠，这不是违背常识，就是叶公好龙。

必须承认，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的确有着短期的利益牵绊，但问题是，要实现新一轮城镇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吸纳和发挥外地文明的问题。如果只是想夺取外地人的贡献而永远保持对外地人的戒备，这样的城市永无真正现代化的可能。

还有一个常识必须强调的是，所谓外地人涌入城市蚕食城市资源，更多的是一种假想的风险。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因为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导致市政瘫痪、财政困难。因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他无法靠自己的奋斗在异地生存，绝不会踏进那个地方。而社会福利层面，本是根据城市人口和其他基础状况，经过周密设计形成的方案，这种方案也只能解决人的基本生计，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多数不会只是为了获得低保等社会福利而贸然闯入陌生的城市。

可以说，户籍改革讨论这么多年，有关理念和技术问题，都已被反复研讨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应该回归常识和人类基本伦理，用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信的而非敌意的、大气的而非狭隘的心态，善待外来人口，善待城市发展的本来规律。

第四篇：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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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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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明代张居正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古往今来众多史实表明，如果有了法律而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就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严格执法。

一、为何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是严格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完整“链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总体上解决了，执法越来越成为整个法治建设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如果在这个环节掉了链子，立法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会对司法和守法带来严重影响。

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到，现在法治领域发生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导致的。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意见和诉求，也更多集中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来。只有严格执法，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把“纸面上的法”真正落实为“行动中的法”，才能切实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必须严格执法。如果有了法而不严格执法，法律就成了“纸老虎”和“稻草人”，就会失去应有的效力。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对法治的信仰。只有坚持严格执法，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律才能发挥治国重器的作用，全社会才能形成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严格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执法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追求。随着人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社会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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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起码的公平公正，就会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坚持严格执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群众正当权益，才能彰显公平、伸张正义。

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严格执法。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承担的。各级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严格执法，体现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效。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突出，执法不规范、不文明和不作为、不勇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对建设法治政府来说，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二、为何要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一段时期以来，“权力清单”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社会热词。2014年6月，浙江省在其政务服务网站上“晒”出42个省级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成为全国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向社会公开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各省级、市级、县级权力清单正在陆续公布，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所谓权力清单，通俗地说，就好比一份政府对外发布的“菜单”，政府有多少权力，菜单上写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政府不得行使其他权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质上是通过梳理行政权力，解决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对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作为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推进严格执法的基础和前提。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确保各级政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职权法定，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法外无权”，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通过法定化方式确定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边界、机构职责设置与人员配备等，使得政府各项职能从内容到形式、从行为到程序、从决策到执行都符合法律规定。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行职权法定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深化完善这一制度，编制好涵盖各项权力的清单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开，坚决清理法外设定的权力事项，并杜绝违规新设，坚决消除设租寻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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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职，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级政府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积极履职、全面履职、履职到位，为市场发育、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服好务。一方面，属于法定的职责，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另一方面，超出政府法定职能的事项，不得乱作为、滥用权。

规范事权，厘清不同层级政府权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界定不合理、不清晰、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要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间事权。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促进政府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三、为何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权力，行使决策权是否依法合规，事关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事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频频出现违反法定程序的重大决策失误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有的领导“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出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任务。

所谓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是指按照“谁决策谁负责”原则，对重大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无论时间过去多久，也无论事发时责任人是在岗在任，还是升迁调转或退休，都要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大举措，对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与以往关于决策追责的规定相比，这一制度的最大亮点在于“终身追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表明，一些重大决策从提出、实施到产生效果时间周期长，决策正确与否短期内难以得到验证，一旦多年后出现问题，当初参与决策的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或退休或调任，责任已难以认定追究，大多不了了之。“终身追责”犹如为决策者戴上了“紧箍”，督促、警诫其时刻尊重和敬畏决策的法定权限和程序，严格依法进行决策。

现在，任务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尽快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化，让人们见到成效。要完善责任追究配套制度，实行决策绩效评估机制，科学判断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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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失误;建立决策案卷制度，准确识别责任归属;完善决策过错认定标准和责任追究启动机制，提高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重大决策严重失误原因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杜绝违法决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要健全法定程序，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比如，要建立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行政决策在提请决策机关讨论决定前，必须开展内部合法性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不得提交讨论。比如，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一支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时，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的积极作用。

四、为何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对于流动个体无照商贩，工商可以管，食品安全部门也可以管，市政城管也能插手，处罚的时候，“一人违章多家罚”;一旦出现问题要问责的话，谁都可以推脱。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都管都不管”、权责不清楚的问题。

对行政执法者来说，有权必有责，有多大的权就有多大的责。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任务，必须结合实际加以落实。要进一步明确执法责任，全面梳理行政执法依据，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建立健全执法评议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执法人员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确保执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能够被及时发现、纠正、追究。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许多重要新举措，与行政执法责任制一起，成为下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队伍需整合。目前我国行政执法队伍设置过多过细，仅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构就有8万多个、编制135万多名，同一领域、同一事项多头执法，群众戏言“大盖帽满天飞”，容易造成重复检查和处罚，加重企业和群众负担。要加快队伍整合，大幅削减市县两级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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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要有据。严密的程序是公正执法的重要保障。要规范执法操作流程，重点围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对执法具体环节和操作步骤作出明确规定，便于执法人员掌握“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加强执法管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所有执法工作有据可查，有效预防随意执法、粗放执法等现象，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裁量求公正。当前，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同事不同罚、选择性执法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为执法人员提供裁量依据。在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基础上，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执法对象悔过态度等情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过罚相当。

素质要提高。一线行政执法人员直接面对基层，其职业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群众利益，关系政府形象。要在队伍管理和人员配备使用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杜绝“临时工执法”现象。科学配置人员编制，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以消除钓鱼执法、创收执法冲动。

五、怎样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某市建委一科长敛财5000多万元、某县煤炭局局长贪腐3亿多元、某市一副处级干部家中搜出上亿现金„„近年来，一起起“小官巨贪”案件引发了社会关注。这一现象表明，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管这种权力是大是小，职位是高是低。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落实严格执法的重点环节。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多层次多领域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加强，对于促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相关监督法律法规不完备、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力度和效果有限等问题。因此，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完善制度体系。近年来，我们已初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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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这八个方面分工明确、各有特点，构成了从不同层面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框架，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各种监督力量衔接协调不够、有的监督流于形式。下一步要有效整合监督资源，科学设定监督职责，严密规范监督程序，加强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突出制约重点。近年来反腐实践证明，政府内部涉及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领域权力比较集中，是导致权力滥用和失控的“重灾区”，是酿成“塌方式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要对此类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制衡。同时，针对政府自身容易产生的“捂盖子”“护犊子”行为，要完善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推进政务公开。公开与透明，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政务公开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加强便民服务平台建设，畅通与群众的沟通渠道。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五篇：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生态环境部“放管服”改革再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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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生态环境部“放管服”改革再

提速

全国358家环保系统的环评机构已经全部完成脱钩，但这仅仅是生态环境领域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开始。

近日生态环境部下发《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对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以及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加快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发展活力与动力”方面，《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落实已下放和取消的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审批事项，做好生态环境机构改革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的划入整合和取消下放工作，推动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进一步改革环评管理方式，激发市场活力。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宏观管控，建立健全对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指导和约束机制，全面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进一步提高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实体经济。

在“强化环境监管执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方面，《意见》要求，要推动加大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等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生产项目。加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责工作。严格依法监管，为守法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坚持依法依规，着力整治既无相关手续、又无污染治理设施的“散乱污”企业，有效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对超标企业加大查处力度，对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的合法企业减少监管频次。严格禁止“一刀切”，保护合法合规企业权益。

《意见》还强调，要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具体来说，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启动“生态环境部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推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提升信息服务水平。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增强技术服务能力。推行生态环境监测领域服务社会化，加强社会监测机构监管，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生态环境数据真实准确。

《意见》还指出，要推进环保产业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加快生态环境项目实施，释放环保产业有效需求。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为重点，推进重大治理工程建设，有效带动环保产业发展。推进环境治理模式创新，提升环保产业发展效果。加强行业规范引导，促进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分类制定出台《生态环境项目技术标评标指南》，加大生态环境技术和生态环境效果评价分值权重，有效防止恶性低价中标。

此外，《意见》好要求，要健全生态环境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化解生态环保企业融资瓶颈制约。积极推动设立国家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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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推动建立区域性及全国性排污权交易市场。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积极落实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和第三方治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积极发挥绿色消费引领作用，推广环境标志产品。完善绿色贸易政策，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意见》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强化环境监管执法、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为重点，以推进环保产业发展为抓手，以健全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为保障，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敏)更多红河公务员考试信息请关注红河中公教育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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