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意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5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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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自由意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

论自由意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

由意志是支配历史传述的意识模块,它决定着历史传述者以一种何种状态对历史本身进行传述。自由意志在其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做是人思想的附属品,是在人思维作用下的意识产物。但是从其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在历史中的地位是其独立进行存在的,或者说是人只是表达自由意志的载体而已。那么何为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志不是外力作用所能改变,其存在是自身存在价值最好的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通过人作为载体,表现在历史传述过程中的,这种意志形态是处在完全自由状态之下,可以说是一种不受外力约束下的有条件的意志形态。自由意志在其存在的途径中仅受一种状态的约束,这就是理性。理性并不是对自由意志进行束缚,相反,理性是为了使自由意志在其表达上更具有准确性,使得自由意志更能表现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了表现其存在的价值。

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人所独占的,人在自由意志的表达上只是起到了载体的作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人产生了自由意志,而这种想法则是纯粹的错误,正是因为自由意志的独立性才使得自由意志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值,成为了不受人为因素支配的存在形式。相反,自由意志是支配人行为的存在方式,正是这种支配作用的存在使得自由意志实现了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种独立表现在历史上则是使得历史成为了历史本身。

历史在目前状态下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使得历史失去了独立性,可以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独立性 的丧失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三者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出现了不衔接,人对于历史开始出现了理解的偏差,使得历史被认为是政治的鼓吹者。历史独立地位的丧失是历史的可悲之处,而历史传述过程中的政治化则是历史的可叹之处。

在历史传述中,自由意志占据著支配的地位,只有在自由意志的状态之下,历史本身才能本真实的传述,防止历史本身在传述中被扭曲,或者以点盖面,或者肆意的加入其他影响因素,使得历史信度差被人为的扩大。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意志的作用在此时就是使历史本身能以最完美形式表现的精神状态。而自由意志是保证历史本身能不被完美传述也是由历史本身及历史传述过程所决定的。

对于历史的了解我们现在单纯的是认为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其实历史是文明的汇总,是人类文明过程的百科全书,正是因为历史的存在才使得人类文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使得人能了解整个文明的面貌。此处我们所说的历史是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人为历史。正是因为历史本身必须通过人为历史才能使其自身具有了文明汇总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但是任何事件都是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是必然的,我们所说的前车之鉴也仅仅是一种相似而已。因此,正是因为这种前车之鉴的作用,才有“读史可以明智”的观点,而这也是历史作为文明汇总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说历史不单单是事件的记述,更是一种文明的汇总形式,也是一种文明传承形式。

作为文明传承的形式的人为历史必然会打上人为的烙印,而这也是历史信度差存在根本原因所在,历史本身并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其只是对

人类文明汇总而已,仅此而已,但是在其传承过程中这种人为因素的存在使得历史本身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又直接影响了理念历史存在的依据,或者说升华的依据。因此,就必然需求一种意志状态来制约历史传述者本身,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够自由的表现历史本身,将其呈现。在历史传述中人往往是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深受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则是造成了历史传述的不准确性,更有甚者就是对历史的肆意捏造。而这种肆意的捏造或者扭曲则是由于历史自身价值所决定的。人对于前代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史书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人为历史的重要的政治价值,这种政治价值的表现形式则使得历史出现了所谓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别。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专业的历史本身传述者,而这些人则是被严格控制在了政治形态之下,这种政治形态则使得历史传述者本身不能对历史进行正常的传述,最终形成了历史的政治性,一旦历史出现政治性,历史可以说是进入了死亡期。理念历史此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历史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在这我之所以强调政治对于历史传述的影响是因为在诸多影响历史的因素中如环境、传述者本身的价值观等等,都不能超越政治对于历史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成为了历史传述的标准尺度,政治本身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脉络,这种状态下历史就是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反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品。而这种附属品的地位归根到底是因为历史传述者不能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形成自身对于历史传述的“非自我”的传述模式。这种“非自我”的模式使得历史传述者不能根据自身意志

进行传述,反倒是根据政治走向的变化而出现对历史传承的向政治靠近的趋势。因此“非自我”状态下的历史传输是一种病态的历史传承模式,其本身就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

正是因为这种“非自我”的存在,才要求自由意志成为历史传述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模式。

提到意志总给人在意识上造成这种状态是人的附属品,其存在是深受人自身制约的,其实不然,自由意志作为意志状态,其存在不是人的附属品,相反自由意志是借助于人来证明其存在,人在自由意志的发挥中只是一种载体或者说是表现工具,是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明形式而已。正是人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本身能更好的体现,但是并不是说没了人自由意志就不存在,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其最直接的体现形式则是在人为历史之中,正是这种人为历史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被最直接的表现。

自由意志支配着历史传述者,使其由“非自我”的模式向“自我”模式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传述者自身状态的转变,更是对历史本身传述的转变。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由意志的支配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对历史本身进行更真实的传述。因此,自由意志是对历史本身传述起支配作用的意志模式。

自由意志在其根本目的上是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历史能从政治模式的路途中脱离出来,使得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存在形式。历史因为其特殊的作用,使得历史在其表现形式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这个我们上面已经提到,那么历史成为政

治附属品的模式是什么,只有弄懂这个我们才能更好的解释自由意志使得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与政治相脱离。

政治对历史的影响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其他的影响因素都是政治因素的派生物。政治对历史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形式则是对于历史传承的垄断上。中国历朝历代大部分都专门设有历史编辑部门,负责对历史进行编著,这种模式下就使得历史传述者成为了政府的公职人员,这就决定了历史传述必然会跟着政治态势的发展而出现变动,尤其后来发展到了只有官方编辑的历史才被认为是正史也就是真正历史的阶段,这可以说是对历史垄断的巅峰。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历史进入两人一个循环的怪圈就是:政治影响历史传述,人为历史宣传政治因素,这种加强后的政治因素又成为影响历史传述的因素。可见,此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保持与政治本身的协调,起到维持政治模式的作用,此时历史真的不能称之为历史了,此时历史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政治影响下的适合政治模式的以历史为名的政治宣传工具而已。自由意志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得历史传述减少或者是消除历史因素对其的影响,使得人为历史能在最大程度上与历史本身一致,从而为理念历史的出现做好必要的准备。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自由意志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状态转变为“自我状态”,使其排出政治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使得历史本身真正减少或者说消除政治因素对历史传述的影响,使得历史或者说是人为历史不在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而真正成为历史本身升华为理念历史的桥梁。这就是自由意志的作用所在。

对于自由意志本身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自由意志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说自由意志是在一种不受束缚的条件下的意志状态,但是这种不受束缚不等于不受约束,对自由意志的约束是为了保证自由意志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对于自由意志做好的约束则是理性,正是因为理性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能更好的在合适的状态下发挥其作用,自由意志不是肆意的发挥。

理性是对自由意志本身发挥作用最好的保证,也是对自由意志本身最好的解释。自由意志是在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发挥其本身作用,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也是以理性为前提的,自由意志就如火车,而理性就是轨道,保证火车的正常运行。

此处我们用了约束而不是束缚,是因为理性不是对于自由意志的束缚,而纯属于一种约束,这是有根本区别的。理性使得自由意志有了共同的规范,使得自由意志在其发挥作用上更能体现漆价值所在,这种价值所在就是使得历史传述的准确性更高,更能符合历史本身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就在于真实性上。

理性作用下的自由意志使得自由意志在人这种载体下发挥其作用时具有了“度”的准则,使得自由意志在一种被认可的范围内最完美的发挥其作用,这种被认可的范围则是不违背当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的限制。一旦自由意志超出了这种底线,那么自由意志不但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相反则会使得自由意志作用下的历史传述走上歧途。理性则是顺利解决这种状态的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理性的存在才使得独立意志能真正的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意志,而这也是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前提。

前面提到自由意志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转变成“自我”,使得人为历史减少了或者消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历史存在,不再是政治的附属品,那么在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是怎么发挥其作用的?

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发挥其作用主要是在于思想模式的转变。在对历史本身传述的过程中历史传述者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人为历史是在历史传述者作用下形成的历史本身的传述形式,历史传述者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而历史传述者对于历史本身的传述过程中自身的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历史传述者自身的观念是对历史本身的传述往往形成了自身的模式表现形式,但是这种模式表现形式若是不能在自由的状态下则不能真正形成历史传述者自身所认为的最佳的表述状态,这种最佳状态往往在某种外力的压力下形成,其所形成的状态则是一种压制下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历史传述者不是真正表现其自身对于历史本身的传述,而是外力作用下自身违背自身意愿形成的模式,这种“非自我”的模式导致的结果则是历史传述者本身就对人为历史存在诸多的质疑,更何况是历史接受者。自由意志的存在就是改变历史传述者自身的这种存在状态,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够根据历史本身真实存在而对历史本身进行传述。而这也保证了历史从附属品的地位上独立出来,真正成为历史存在,使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进行了脱节,不再受到政治的影响,也就不再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变为了真正的自身。

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存在模式,正是因为这种独立的存在模式才使得其通过人这种载体充分作用于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人为历史。正是

由于自由意志的出现才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形成了时间、空间上的结合,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转变为“自我”,历史拜托了附属品的地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这两点也是自由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和存在形式的表现。自由意志保证了历史成为历史。

第二篇:论自由意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精)

论自由意志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

由意志是支配历史传述的意识模块,它决定着历史传述者以一种何种状态对历史本身进行传述。自由意志在其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做是人思想的附属品,是在人思维作用下的意识产物。但是从其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在历史中的地位是其独立进行存在的,或者说是人只是表达自由意志的载体而已。那么何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志不是外力作用所能改变,其存在是自身存在价值最好的表现形式。自由意志是通过人作为载体,表现在历史传述过程中的,这种意志形态是处在完全自由状态之下,可以说是一种不受外力约束下的有条件的意志形态。自由意志在其存在的途径中仅受一种状态的约束,这就是理性。理性并不是对自由意志进行束缚,相反,理性是为了使自由意志在其表达上更具有准确性,使得自由意志更能表现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了表现其存在的价值。

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人所独占的,人在自由意志的表达上只是起到了载体的作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人产生了自由意志,而这种想法则是纯粹的错误,正是因为自由意志的独立性才使得自由意志具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值,成为了不受人为因素支配的存在形式。相反,自由意志是支配人行为的存在方式,正是这种支配作用的存在使得自由意志实现了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种独立表现在历史上则是使得历史成为了历史本身。

历史在目前状态下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因素使得历史失去 了独立性,可以说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这种独立性 的丧失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三者出现了实质性的差异,出现了不衔接,人对于历史开始出现了理解的偏差,使得历史被认为是政治的鼓吹者。历史独立地位的丧失是历史的可悲之处,而历史传述过程中的政治化则是历史的可叹之处。

在历史传述中,自由意志占据著支配的地位,只有在自由意志的状态之下,历史本身才能本真实的传述,防止历史本身在传述中被扭曲,或者以点盖面,或者肆意的加入其他影响因素,使得历史信度差被人为的扩大。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意志的作用在此时就是使历史本身能以最完美形式表现的精神状态。而自由意志是保证历史本身能不被完美传述也是由历史本身及历史传述过程所决定的。

对于历史的了解我们现在单纯的是认为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其实历史是文明的汇总,是人类文明过程的百科全书,正是因为历史的存在才使得人类文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使得人能了解整个文明的面貌。此处我们所说的历史是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人为历史。正是因为历史本身必须通过人为历史才能使其自身具有了文明汇总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但是任何事件都是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是必然的,我们所说的前车之鉴也仅仅是一种相似而已。因此,正是因为这种前车之鉴的作用,才有“读史可以明智”的观点,而这也是历史作为文明汇总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说历史不单单是事件的记述,更是一种文明的汇总形式,也是一种文明传承形式。

作为文明传承的形式的人为历史必然会打上人为的烙印,而这也是历史信度差存在根本原因所在,历史本身并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其只是对

人类文明汇总而已,仅此而已,但是在其传承过程中这种人为因素的存在使得历史本身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又直接影响了理念历史存在的依据,或者说升华的依据。因此,就必然需求一种意志状态来制约历史传述者本身,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够自由的表现历史本身,将其呈现。

在历史传述中人往往是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深受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则是造成了历史传述的不准确性,更有甚者就是对历史的肆意捏造。而这种肆意的捏造或者扭曲则是由于历史自身价值所决定的。人对于前代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史书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人为历史的重要的政治价值,这种政治价值的表现形式则使得历史出现了所谓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别。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专业的历史本身传述者,而这些人则是被

严格控制在了政治形态之下,这种政治形态则使得历史传述者本身不能对历史进行正常的传述,最终形成了历史的政治性,一旦历史出现政治性,历史可以说是进入了死亡期。理念历史此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历史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在这我之所以强调政治对于历史传述的影响是因为在诸多影响历史的因素中如环境、传述者本身的价值观等等,都不能超越政治对于历史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成为了历史传述的标准尺度,政治本身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脉络,这种状态下历史就是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反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品。而这种附属品的地位归根到底是因为历史传述者不能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形成自身对于历史传述的“非自我”的传述模式。这种“非自我”的模式使得历史传述者不能根据自身意志

进行传述,反倒是根据政治走向的变化而出现对历史传承的向政治靠近的趋势。因此“非自我”状态下的历史传输是一种病态的历史传承模式,其本身就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

正是因为这种“非自我”的存在,才要求自由意志成为历史传述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模式。

提到意志总给人在意识上造成这种状态是人的附属品,其存在是深受人自身制约的,其实不然,自由意志作为意志状态,其存在不是人的附属品,相反自由意志是借助于人来证明其存在,人在自由意志的发挥中只是一种载体或者说是表现工具,是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明形式而已。正是人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本身能更好的体现,但是并不是说没了人自由意志就不存在,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其最直接的体现形式则是在人为历史之中,正是这种人为历史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被最直接的表现。

自由意志支配着历史传述者,使其由“非自我”的模式向“自我”模式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传述者自身状态的转变,更是对历史本身传述的转变。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由意志的支配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对历史本身进行更真实的传述。因此,自由意志是对历史本身传述起支配作用的意志模式。

自由意志在其根本目的上是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历史能从政治模式的路途中脱离出来,使得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存在形式。历史因为其特殊的作用,使得历史在其表现形式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这个我们上面已经提到,那么历史成为政

治附属品的模式是什么,只有弄懂这个我们才能更好的解释自由意志使得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与政治相脱离。

政治对历史的影响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其他的影响因素都是政治因素的派生物。政治对历史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形式则是对于历史传承的垄断上。中国历朝历代大部分都专门设有历史编辑部门,负责对历史进行编著,这种模式下就使得历史传述者成为了政府的公职人员,这就决定了历史传述必然会跟着政治态势的发展而出现变动,尤其后来发展到了只有官方编辑的历史才被认为是正史也就是真正历史的阶段,这可以说是对历史垄断的巅峰。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历史进入两人一个循环的怪圈就是:政治影响历史传述,人为历史宣传政治因素,这种加强后的政治因素又成为影响历史传述的因素。可见,此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保持与政治本身的协调,起到维持政治模式的作用,此时历史真的不能称之为历史了,此时历史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政治影响下的适合政治模式的以历史为名的政治宣传工具而已。自由意志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得历史传述减少或者是消除历史因素对其的影响,使得人为历史能在最大程度上与历史本身一致,从而为理念历史的出现做好必要的准备。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自由意志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状态转变为“自我状态”,使其排出政治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使得历史本身真正减少或者说消除政治因素对历史传述的影响,使得历史或者说是人为历史不在成为政治的附属品,而真正成为历史本身升华为理念历史的桥梁。这就是自由意志的作用所在。

对于自由意志本身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自由意志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说自由意志是在一种不受束缚的条件下的意志状态,但是这种不受 束缚不等于不

受约束,对自由意志的约束是为了保证自由意志能更好的 发挥其作用。对于自由意志做好的约束则是理性,正是因为理性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志能更好的在合适的状态下发挥其作用,自由意志不是肆 意的发挥。理性是对自由意志本身发挥作用最好的保证,也是对自由意志本身最好 的解释。自由意志是在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发挥其本身作 用,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也是以理性为前提的,自由意志就如火车,而理 性就是轨道,保证火车的正常运行。此处我们用了约束而不是束缚,是因为理性不是对于自由意志的束缚,而纯属于一种约束,这是有根本区别的。理性使得自由意志有了共同的 规范,使得自由意志在其发挥作用上更能体现漆价值所在,这种价值所 在就是使得历史传述的准确性更高,更能符合历史本身的价值所在。这 种价值就在于真实性上。理性作用下的自由意志使得自由意志在人这种载体下发挥其作用时具 有了“度”的准则,使得自由意志在一种被认可的范围内最完美的发挥 其作用,这种被认可的范围则是不违背当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的限制。一旦自由意志超出了这种底线,那么自由意志不但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 用相反则会使得自由意志作用下的历史传述走上歧途。理性则是顺利解 决这种状态的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理性的存在才使得独立意志能真正 的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意志,而这也是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前提。

前面提到自由意志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转变成“自我”,使得 人为历史减少了或者消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历史存在,不 再是政治的附属品,那么在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是怎么发挥其作用 的? 理性约束下的自由意志发挥其作用主要是在于思想模式的转变。在对历 史本身传述的过程中历史传述者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人为历史是在 历史传述者作用下形成的历史本身的传述形式,历史传述者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而历史传述者对于历史本身的传述过程中自身的观念起着重要 的作用。可以说历史传述者自身的观念是对历史本身的传述往往形成了 自身的模式表现形式,但是这种模式表现形式若是不能在自由的状态下 则不能真正形成历史传述者自身所认为的最佳的表述状态,这种最佳状 态往往在某种外力的压力下形成,其所形成的状态则是一种压制下的状 态。这种状态下历史传述者不是真正表现其自身对于历史本身的传述,而是外力作用下自身违背自身意愿形成的模式,这种“非自我”的模式 导致的结果则是历史传述者本身就对

人为历史存在诸多的质疑,更何况 是历史接受者。自由意志的存在就是改变历史传述者自身的这种存在状 态,使得历史传述者能够根据历史本身真实存在而对历史本身进行传 述。而这也保证了历史从附属品的地位上独立出来,真正成为历史存在,使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进行了脱节,不再受到政治的影响,也就 不再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变为了真正的自身。自由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存在模式,正是因为这种独立的存在模式才使得 其通过人这种载体充分作用于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人为历史。正是

由于自由意志的出现才使得历史本身、人为历史、理念历史形成了时间、空间上的结合,使得历史传述者由“非自我”转变为“自我”,历史拜 托了附属品的地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而这两点也是自由意志 在历史中的重要价值和存在形式的表现。自由意志保证了历史成为历 史。

第三篇:论自由人在排球比赛中的作用

论自由人在排球比赛中的作用

1.前言

随着排球规则的变化,排球运动员正向着高大.力量型的方向发展,而且网上争夺更加激烈,进攻速度逐渐加快,新的技术不断出现,力量加大,变化多样,拦网技术虽为第一道防线,但场上防守能力相对减弱,发球攻击性加强,接发球难度加大,为了扭转进攻大于防守的这种局面,提高排球比赛中的防守能力,相对缩小攻与防的差距,更好地使排球运动在新环境下生存和发展,适应市场及商业化对排球运动的影响,近年来对排球比赛规则进行了频繁的修改。国际排联1998年11月起规定排球比赛正式采用“每球得分制”计分方法。同时增加了自由防守人,增加的目的是使排球运动更具观赏性,精彩性,由此在比赛中显现出自由人所发挥出的关键性作用。那么,自由人在比赛中期效果究竟如何?它对本队的接发球和防守是否优于全队运动员,为此本文对1998年世界男子锦标赛19场,参加第一届亚排联赛杯男子俱乐部比赛队的自由人各方面的技术统计。这些数据为我们对自由人的作用有更近一步的了解。

所谓自由人,是全队的一名后排自由防守队员,自由人可以在比赛中不经过裁判员的同意随时替换后排的防守队员,但在场上不能发球、拦网和试图拦网。自由人在任何地区不得将高于球网上沿的球直接击入对方的场区,自由人在前场区及前场区外无障碍区的上手传球,当球的整体高于球网上沿时,其他队员不得进行进攻性击球。

自由人在比赛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正确使用自由人?如何使其在比赛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值得运动队及科研人员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力图通过亚俱杯及世界锦标赛比赛的统计数据,说明自由人在比赛中的作用与应用。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研究对象:为1998年世界男子锦标赛19场比赛进行统计分析。第一届亚洲联合会杯男子俱乐部队比赛队的自由人技术统计。中国男排甲A联赛的11名自由人。

2.2 研究方法:文献法、数据统计法、联机检索法

2.2.1文献资料法: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收集研究有关自由防守运动员的资料。

2.2.2数理统计法:对所得出的自由防守运动员与全队的接发球和防守效果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2.2.3.联机检索法:用联机的方式在网上查阅有关自由人的有关数据。

3.结果与分析

3.1自由人的接发球的数量与防守效果优于其他运动员。

从表1.2 看出,自由人的接发球效果整体好于其他运动员,到位率稍高而失误率稍低,接发球数量占全队总数的(分别为34.6%和36.7%)超过总数的1/3。

表1.1998年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男队自由人接发球效果与全队比较一览表(%)

合计

次 数

% 次

%

次 数

% 全队接发球 750 69.6

296

27.5

2.9

1077

自由人接发球 496 79.8 106

17.1

3.1

621

表2.亚俱杯男子排球赛自由人接发球效果与全队比较一览表(%)

自由人

76.29

16.00

4.43

3.29

36.71 其他人

74.98

17.23

4.47

3.31

63.29

3.2中国队自由人接发球效果与接球比例有待提高。与世界强队或亚洲的日韩还有一段差距。看一看亚俱杯中(韩国)的表现如表3 表3亚俱杯 排球赛韩国队自由人接发球情况统计一览表

到 位

一 般

无 攻

失 误

小 计

接球比例

伊朗队

0

55.3% 卡塔尔队

67.4% 日本队

69.1 % 四川队

52.2% 成部队

0

55.8%

133

%

79.6%

13.2%

5.4%

1.8% 167

59%

表4亚俱杯排球赛四川队对韩国队接发球情况对比一览表

一 般

无 攻

失 误

总 计

接球比例 四川队 69.2% 4 30.8%

0

0

15.48% 韩国队 35 72.92% 4 14.58% 5 10.48% 1 2.09% 48

52.17%

在亚俱杯排球比赛中,接发球效果与数量比较突出的韩国队的自由人(表3.表4)他替换2名副攻队员上场参加接发球与防守。接发球数量占总数的59%,到位率为79.6%,失误率为1.8%,接发球效果远远高于其他队员。如果有人说只是几场的表现突出而已,那么再为大家举个例子,我国甲A各队接发球比例(自由人)只占总接发球的37.9%.到位率为70.8%.失误率为3.8%.在1999年11月世界杯男子排球赛的统计中发现,俄罗斯、古巴、美国、意大利以及韩国等队在与中国对比赛中,自由人接发球比率平均达到51.4%,个别队,如韩国队达到58.5%,也就是说,自由人承担50%以上的接发球的重任,而我国甲A男子甲A男子排球队自由人接发球比例最高为49.2%。

表5 1998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对美国队比赛接发球情况对比一览表

到 位

一 般

无 攻

失 误

小 计

接球比例 中国队 22 59.5% 8 21.6% 4 10.8% 3 8.1% 37

38.1%

美国队35 72.9% 10 20.8% 1 4.2% 2 4.2%

64.9%

在1998年世界排球锦标赛期间,美国队的自由防守队员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表5)相比之下,无论是四川队还是中国队的自由人,在接发球中的表现不及韩国队和美国队的自由人,虽然他们也是全队主要接发球队员,但到位率及接发球数量都低于对手。接发球配合“既分工,又合作”

如韩国队,当对方发球时,主要有自由人来接球,即使是球发到主攻所站到的位置,如果自由人有能力去接,攻手也会主动躲开。如果对方发球的球速快、落点刁,自由人接球非常困难,此时攻手就会主动去接球,既分工明确,又主动配合。在场上自由人与其他运动员配合默契,极少出现互抢互让现象。这样的配合方式使场上接球人数多,没有明显的空当,不易被对方抓住弱点。

3.3 针对自由人的特点及全队的战术组合设计接发球阵型

自由人必定是全队接球能力最强的运动员之一,全队应根据自由人的接控球范围,接发球效果与能力,以及全队的进攻战术组合,隐蔽战位等因素设计接发球阵型,以达到最佳接发球效果。

在1998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对美国队的比赛,美国队除了自由人主动多接球外,主要体现在站位上,该队主要以两人或三人接发球为主,由自由人及两名主攻完成。根据本队进攻战术的设计,采用不同的接发球站位形式,但自由人控制的区域较大,无论其站位在中间或是两边,他都控制一半以上的场地,把其他站在中间或两边的队员挤到其他位置上,美国队的自由人接了全部发球的64.9%。而且到位率极高(表6)充分发挥自由人的接发球优势。

3.4 自由人的接发球

自由人的接发球动作熟练,控制能力是接发球的保障,接球效果的好坏要落实到击球上。做为自由人要有良好的判断、移动能力和控球能力。在判准、移快的基础上,加强手上控制能力,才能保证接发球的到位率,自由人熟练准确的控球能力直接影响着全队接发球效果。

3.5自由人的防守数量与效果优于其他运动员

表6 1998年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男队自由人防守效果与全队比较一览表

合计

次 数

%

次 数

%

次 数

% 全队防守

186

10.6

522

29.7

1060

60.2

1760 自由人防守

26.1

29.2

156

45.2

349

表7 亚俱杯排球赛自由人防守效果统计一览表(%)

接球比例 自由人

25.26

14.8

7.4

52.55

19.21 其他人

22.26

14.19

6.19

57.37

80.79

3.5从表

6、表7中可以看出,自由人的防守效果也高于其他运动员,但接球比例低于接发球,这与扣球落点分散及防守布局有关,但从中仍能看到自由人的防守优势。自由人的防守情况

自由人应是全队防守最好动作最漂亮,作风最顽强的运动员。比赛中,自由人可以用其高超的防守技术使球起死回生,变被动为主动,使比赛此起彼伏,惊心动魄,使同伴精神振奋,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中来。从技术角度讲,防守、保护是反攻得分的基本保障。自由人在防守保护上有一定的优势,到位率高、失误率低,接球数量占总数的19.21%低于接发球。这与扣球角度刁钻、落点分散及防守布局有关。韩国队的自由人在防守上的表现比较突出,到位率为38.2%,一般为17.6%,失误率为41.2%,接全场20.6%的球。通过技战术的变化,可提高自由人的防守的起球率,发挥自由人的作用。

3.6将自由人安排到防守任务较重的位置

比赛中,自由人以替换副攻队员为主,多数自由人在6号位防守,个别的自由人在5号位防守,还有的自由人兼防两个位置。亚俱杯,韩国队自由人就是采用不定位的防守,哪有球哪有他,自由人的防守位置应根据全队的需要以及对手的进攻特点统筹安排,将自由人安排在防守任务较重的位置,但必须是建立在严密的组织与配合之上,必须要训练有素。

3.7 加强自由人的防守与拦网队员的配合

拦网是防守的第一道防线,自由人的后排防守位置应与前排拦网有机的结合起来,前排与后排相互呼应,充分发挥自由人的作用。如拦斜线的位置应在中线或直线的位置上,拦直线时应把自由人放在中线或斜线的位置上,当拦网迫使对方将球扣在自由人的防守位置上时,也应该算是成功的拦网。其次,因为自由人站在后排、对对方的攻手以及二传手的动作观察的全面,加之自由人是专职的防守人员,对防守研究的较全面细致,所以自由人应提醒和指挥拦网队员封堵的路线,以确定最佳防守阵型。

3.8加强自由人的个人防守能力

首先,自由人要有积极防守,每球必争,要有不怕累拼命救球的精神,他必须是全队作风最顽强,最有拼劲的运动员,对防守研究得比较细致,所以自由人应提出顽强精神带动全队,感染其他运动员。

其次,自由人要有良好的防守意识,并且掌握全面,合理,多样的防守技术,以适应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自由人要以自己熟练,完美的手上控球能力,卓有成效的起球效果,来鼓舞全队的士气,为全队创造胜机。自由人的实行,提高了接发球与防守的效果,已使各队从中受益。但目前国内比赛在自由人的运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必要的战术配合,与亚洲乃至世界强队还有一定差距。中国队历来以灵巧、善变、技术娴熟、场上意识好而著称。而自由人正是这样一位专职的利用自己灵活多变的技战术,快速的反应移动,娴熟的垫球技巧,为比赛创造进攻机会的特殊人物,是中国队的特长所在,中国队应利用此规则,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4.自由人的替换情况

表8亚俱杯排球赛自由人替换情况一览表

自由人身高

替换队员身高

替换队员身高

M

M

M 四川队

1.87

副攻

2.04 成部队

1.90

副攻

1.97

副攻

1.98 伊朗队

1.92

副攻

1.96

副攻

1.96 韩国队

1.86

副攻

2.00

副攻

1.94 卡塔尔队

1.80

主攻

1.88

副攻

2.00 日本队

1.80

副攻

1.94

副攻

1.88平均身高

1.84

1.96

从亚俱杯排球比赛情况看,自由人除1人替换主攻手以外,其他运动员主要以替换高大的副攻手为主。自由人平均身高1.84米,被替换运动员的平均身高1.96米。很明显,被替换运动员的身高明显高于自由人的身高。

从1998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中国、美国、意大利队的情况看,中国队李铁鸣,身高1.92米,替换身高为2.00米和2.04米郑亮与朱刚。意大利队的自由人身高1.90米,替换身高2.01米和2.02米的副攻手。美国队自由人身高1.93米替换2.00米和2.03米的两位副攻手,自由人也是以替换高大的副攻手为主。

如此的替换,有利于尽情的发挥小个运动员身体灵活,反应快,移动迅速的优点。弥补高大运动员的不足,充分发挥高大运动员的网上优势与特长,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

5.结论

自由人是现代排球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得分保障环节的支柱人物,在接发球与防守保护几个环节上优于其他运动员,在比赛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教练员应从自由人的选拔,训练及运用上开动脑筋,将自由人的运用纳入到全队的整体战术中来,充分发挥自由人接发球、防守的优势,是自由人成为全队接发球,防守以及顽强拼搏精神的核心人物,为比赛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论自由

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当威廉华莱士宁肯被弯刀剖腹也依然喊出那声振馈发聋的“freedom”让人久久不能放下思想。当一个人为积威之所劫时,选择的是奋起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当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被盟友所出卖时,选择的是继续战斗而不是从此妥协;当一个人在接受酷刑时喊出的是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开恩”时,他的心中必定存在着一种信念,一种渴望得到人类最基本生存要求的信念,一种追求自由信念„„ 自由

何为自由,就以其一般意义来说所谓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也就是说自由不止是一种权利,其中也包含了义务。自由不只是一些人认为的为所欲为,也应该包含了自我的约束以及道德和法律规则对我们的约束。

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乃是野蛮鲁莽,放纵情欲。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有伤害别人身体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掠夺别人财产的自由。因为一旦自己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宣告着在社会中的其他人也具有同样的自由。一旦他人拥有强过自己的力量之后,那我们自然也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了。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保障有如何说能免于恐惧、奴役、伤害呢,更不要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了。应该如康德所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自由的内涵相当丰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指的是在财产、契约上的自由,它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只有经济自由了,才会有独立的尊严和人格,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思想主张,进而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达到自由。政治自由是指选举、被选举、言论等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它是经济自由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表现为道德上、理性上的自立,其是整个自由的灵魂,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

只有对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使我们免遭权力被滥用的侵害。民主国家普遍采用了三权分立政治架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或者机构手中,这三种权力分开行使就能有效的避免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机构之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行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自由同样也就不存在了。司法权同立法权和在一起,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欲行证券和在一起,法官便掌握了压迫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行使以上所有的三种权力,这时自由将彻底的毁灭。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且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对于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他们的结论是:分散与限制公权力。在他们之后,甚至有人将政府的公权力比做老虎,限制公权力就等于将老虎关在笼子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可以给人表演、为人观赏,却不会伤人。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行政权力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行使公权力要受到议会的限制,其个人行为要受到司法体系的制约,其一切活动都置于媒体的舆论监督之下,其私生活要受到多方的关注,几乎无个人隐私可

言,此外,其还要考虑民意调查的结果,顾忌民众的选票。由于存在这么多的约束与限制,保证了美国总统的行为基本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甚至存在着谁当美国总统其国内外政策都相差不多的情况。

实际上,公权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社会产生政府,由一些人利用公权力为人民办事情,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限制公权力。有时,对公权力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要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赋予政府更大的公权力才能保证公民的只有。我们须要限制的,是其危害人民的行为,是其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限制公权力本身,而在于怎样限制公权力,如何使用公权力。这才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行使公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方面现代政府应做到:第一,承认并维护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具体体现为政府要正确运用公权力对公民的个人自由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禁止滥用公权力对公民的自由造成损害,恰如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另一方面,防止他人或组织侵害公民的自由。政府作为公权力的执掌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公民的自由,允许公民有不受他人侵犯的巨大的活动范围。第二,政府决策应得到公民的同意、要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或必要的事宜直接由公民自己做决策。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它要维持国家内外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必须充分体现公民的自由决策或参与。

第五篇:论自由

(一)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尔关于自由的论述,不但激荡了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

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与密尔所处的国情、时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吸收密 尔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着取精用宏、取长补短的精神,加以扬 弃,进而促进我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真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言论自由对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具有极大的作用。密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密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由地进行精神活动,是思想交流、力交锋的结果。密尔继承并发展了密尔顿言论自由思想。他的言论自由理论被为是这方面更完善的经典理论。密尔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关注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发现真理,就须听取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言论的自由不应受到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会妨碍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表达出来,因而也就妨碍了对真理的讨论和发现。密尔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观点包括无法肯定是正确或错误的观点以及几乎肯定正确的观点。密尔认为即使人们不能确定一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也不应该它进行压制,因为任何权威对这样一个观点的压制,都表明它假设了自己的绝正确性,可是任何人或团体都可能犯错,权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认为绝

正确无需挑战的观点去镇压其它的不同观点。密尔认为也不应该禁止对几乎肯 是正确的观点的质疑和挑战。对正确观点表示异议的言论会挑战那些持有正确 点的人们,使他们不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真理的生命力才不会衰减,真 也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当人们不再挑战一个观点的正确性时,该观点的生命 就在减退。错误的观点是清楚理解和不断发展一个正确观点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密尔认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应该赋予言论充分的自由,让所有不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都得到发表,这对探索真理有百益而无一害。由此可 密尔言论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观念相冲突的进步辩证法思想。这种真理说也成为 现代新闻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使得言论自由也由此被界定为基本人权之一。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无不将言论自由

为实现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只有容许不同观点的言论以平等的地位进 辩论和争鸣,容许相反观点的言论相互反驳,才能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博采众 集思广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地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言论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如果人 群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借以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无法通过国家机构行使 人的权力,并直接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然而多数意 的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有公共讨论的空间,在这个 论的空间,人人都有发表意见、批评时弊、提出建议、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的 力。这是把政治权力从少数代表人物手中扩大到人民群众手中,让人民群众真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面。同时,言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一向重视并高度评价言论自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监督作用。马克思指出: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监督、制约和调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自由,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制约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员若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甚或违反社会公德,皆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当一个公民认为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唤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和反对。言论自由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脉管就会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会变成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这种自由是属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违法乱纪,当然包括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仅其他的公民权利将受到影响,而且也将使公民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束手无策。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在言论自由方面,密尔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外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尔的思想中,言论自由不

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地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 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虽是完全的个人主 义者,他却没有忽视社会的利益。密尔一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与文明、教养、教育、文化同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与条件。” 对于言论自由问题,我国宪法就其与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国宪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广泛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无限制的自由为幌子而践踏他人、集体、国家权益的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此外,我们不仅要考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虑对这种限制的限制历史表明,限制的滥用与自由的滥用一样有害,甚至更为有害,而且人类有关滥用限制的历史要比滥用自由的历史长得多,有关限制自由的经验要比保护自由的经验多得多。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过分的自由远甚于担心过分的限制,限制总是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对自由的戕害。因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关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滥用,而且要保护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保护与限制都应当依法治的原则进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开的规则行使公共权力,受法律约束,不能把言论自由排除在法治事业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这意味着,有宪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性 权力仅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都是非法的,应被撤消 的;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条款或对于政府的授权性条款都必须做到用语 清晰、明确,不能过于含糊和宽泛;对于言论自由的非法损害可以获得经由独 立司法依正当程度所提供的救济。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法制也在不断的完备之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宪法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言论 自由的法律,诸如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影电视法、演出法和其他关于信息 传播的法律,使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之间,他们与听众、观众、读者之间的法 定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明晰,平时有所遵循,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时有法律 依据。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这些权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时救济。中国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来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可以肯定的说,充分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体现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意识,从 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而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将会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论自由。

(二)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尔的学说固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但并非是绝对完美的。无论是就其理

论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时代意义上来讲,仍有不少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思想 往往因时空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就是密尔本人也承认进步是相对的 尺度,不是绝对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另一种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说在某个社会中的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密尔说:“事 实非常明显,并且也不须多作说明的,就是时代并不比个人不易犯错;每一时 代所坚持的很多意见,都会为以后的时代认为不但错误,而且可笑。我们可以 确定的,是今天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很多意见,也必然会如过去许多意见受到现 时的排斥那样,受到未来时代地排斥。”我们不妨以这个信念,对密尔言论自 由提出客观的评论。密尔不同意给予言论自由完全的保护,并试图在保护言论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与不保护这种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并在这种权衡的基础上来决定是不是对某种特定的表达是不是做出限制。密尔说:“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超出公平讨论的界限”在密尔看来所谓无节制的讨论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如果在辩论中反对者表明强烈的情感触犯了对方,使之难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对方当作无节制的反对者。密尔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诚实的看待对方意见。这一切决不意味着 因为不同意对方所持的观点本身而有权压制其发表。应当加以惩罚的是发表的 意见足以导致某种祸害的积极煽动。因此在密尔那里言论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 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能对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碍,此原则被称之为伤害原则或密 尔原则。这样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当我们面对任何一种表达性的意见时,我们 都无法确定其结果会如何。这种结果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因为我们不可能 在一个意见表达出来之前或者表达出来的当下就知道它必然会带来的结果。而 且还会存在一种情况,即一种意见的表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益甚至有损于 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意见的真理性才逐渐呈 显出来。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言论和意见呢?密尔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密尔将行为自由分为涉己的与涉人的两部分的论点,乃是长久以来为学者们所批评或讨论的焦点。其实,就如每一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一样,既可能影响我们自己也会或可能影响别人。同样,人的言论总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够通过积极的方式让别人得知,那么我们的思想自由仅仅是头脑中的自由事实上,密尔知道,区分涉己与涉人行为是有缺点的。密尔说:“一个人所做的对于自己的祸害会通过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而严重地影响到他们,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响到社会。”他又说:“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自己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折中、不连贯的态度。可能密尔对于涉己的与涉人的区分,或许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为他确定社会权威与个人自由权利界线时,一定要作如此的划分,才能把其具体化。总之,密尔自由原则的应用,其基本立场就是:若确定了损害与伤害他人时,其行为就应该被干涉或惩罚,但若只是不确定的伤害时,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应该被容忍。他曾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没有人应该单为喝醉酒遭受处罚;然而一个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时喝醉酒却该受罚。” 我们知道人都是社会中人,他总会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去影响他人。若是影响了他人,那这种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尔看来,因为社会可能会以影响他人为借口而对个人进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两方面对个人的正当自由进行保护,但是所有的种种都会以影响他人而化为乌有。试问,我们还剩下哪些自由呢?密尔对自由的适度领域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思想与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联合的自由。正如他讲的,思想自由应该同言论的自由连在一起,否则自由名存实亡。在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讲一个粮商使穷人受饿或者说私有财产是一种掠夺,你可以通过报纸宣传,但是不能对这一群聚在粮商门前愤怒的群众宣传。我们每个人试图占领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不去影响别人和不被别人影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自由?有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罢了。即使我们认为密尔同意有报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也名存实亡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报刊不只是文字而且应该是有声的、它作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同时,密尔所举的例子,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或许显示更加无法区别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因为现在的集会、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权利,而且也很难去规定不能用口头方式宣讲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标语方式宣传什么样的讯息。不过,或许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应该有任意在拥挤的电影院内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尔言论自由学说也是有限的、狭隘的,且其言论自由并非人人适用。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围的。像儿童及 未成年人应受保护,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适用自由的原则。他说:“这种理 论只适用于智力上已经成熟的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儿童或未达法定年龄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别人照料的人,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行动和外来 的伤害方面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密尔认为落后的社会不应该享有他所主张的言论自由。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不考虑那些落后的社会,因为那里的人种就可被认为没有成熟。”接着他说:“作为一个原则,自由在人类能够籍自由而平等的讨论改进自己以前,就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 对于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尔认为以专制的政府统治他们最适合。他们对言论自由是

不会理解与运用的,并主张如何统治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为殖民帝 国主义鼓吹。由此可见,他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辩护,是为特殊阶级和霸权 主义服务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系统阐发了报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说:“自 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 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 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见,密尔的自由理论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尔认为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权利,那么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但他同时又对自由的范围做出限定,这就使这种自由成为了一些等级或阶级言论自由而剥夺另一个或另一些等级和阶级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少数特权分子独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论自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社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而不应该是允许某些人有绝对的发言权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说,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论妨碍他人说话权利的情况发生法律需要保证人人都享有话语权。

第四章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应用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密尔这样的哲学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态

还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定言论自由属于现代社会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 人的言论没有对他人产生明显而直接的伤害,那么社会就无权对此进行干预或 罚。只有当人们的言论会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导致某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时,政府 有权以合法的手段对此进行干涉,但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干涉的是行动而非 论的内容,在密尔看来,仅就内容而言,不会直接对他人产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伤害。因此,政府对此无权干涉。不过,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理论,如 将之应用于实际,就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事实上,密尔也己想了到这点 所以他会在文中说,他所提出来的原则更多的只是给人们提供“怎样应用的 本。”l在现实中,我们还是需要对每一个特殊事件进行仔细的判别。这正如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学者哈里·卡尔文所说的那样,与密尔《 自由》那样的言论自由哲学讨论绘制的图景进行比较,现实世界中的对言论自 问题所绘制的问题图景早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点更着重于法律层面。更关注于

府是否有权借由法律的途径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干涉。虽然我们可以明确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列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 实际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宪法意义上所明文规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获罪,而言论的审查制度在有些国家中也较为凸现,公民根本就无法通过 当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自由获知信息。人们关于 论自由的种种争论总是不绝于耳。美国,一个将自由主义作为其价值理念的国家 第一个将言论自由列入宪法予以保障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的范围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参考 些大法官们多年来围绕言论自由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与所作的判决,或许能帮助 们更好地看到言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烦,在实践层面上促进我们 于理论问题的思考。由于美国的宪法学家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范 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例如,在法学家米克尔约翰看来,宪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护与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言论‘,所以,为了能让讨论更为清晰,这 里,将主要针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挑选出一些经典案例进行 讨论。

第一节诽谤案

对于是否可以因为言论内容的而判定为犯罪,关于诽谤案的讨论可以说不失 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在美国的普通法之所以将诽谤列为一个罪名,理由是因为当 事人所写或所说的内容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并且使对方受到了可以被证实的伤 害。这种观点与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内容而 对其进行限制,只有当这种言论可以被证明能够对他人造成伤害时,这种言论才 能够被限制。但是,这似乎又和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为密尔认为,单纯的言论是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那就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大法官们对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内诉伊利诺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过诽谤问题。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主席博阿内印制传单,宣传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区。于是,他被伊利诺伊州按照诽谤罪予以处罚。博阿内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决结果维持了伊利诺伊州的判决。称诽谤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却在一份否决异议书中说,’这项判决所秉持是一种 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学。他预言道:“如果今天我们借用不得体 的语言而将一位白人绳之以法,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辞抨击私 刑制度而将一位黑人投入监狱”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 内容而将人判定为有罪。但是,当时更多的大法官却认为诽谤性言论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大法官们是在对一种言论的内容进行了道德判断后作出了支持诽谤罪 成立的判决,而不像密尔所要求的那样,对言论内容保持中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对于诽谤罪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了1964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对诽谤问题实行宪法审查,首次将普通法中盘根错节的诽谤问题纳入宪法第 修正案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审查所针对的问题是,人们在对公共问题的讨论 不时会夹杂着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评价,这时候,该如何协调名誉与言论自由 间的利益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能因为言论的真实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显得更为特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 该允许公民充分发表对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够因公民的某些言论中含有一些 恶意的不真实内容而提出控诉,并将之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由某民间组织赞助的名为“关注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广告 广告内容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随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对他们所采取的残暴行径,从而号召人们为该组织捐款,但广告 含有某些不实之处。并且,虽然在广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提到的城市为蒙哥 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据此推出。所以,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向 拉巴马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广告侵犯的他的名誉。亚 巴马州法院裁决诽谤罪成立,并以广告内容不属实为由,并判决被告《纽约时报 支付原告沙利文50万美元赔偿金,并拒绝被告对事实真相的辩护。被告《纽 时报》对此判决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违宪审查。

当这个案件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致否定了 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指出,亚拉巴马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 说话人要为自己所说内容的真实性负严格的责任的方式,意图压制人们对于政 官员的严厉批评。

布伦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号发布的宣判书中说到:“对于公共问题的 论是不应该受到禁止的,应该是开放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 国人民都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 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悦的抨击。”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评者必须保证其言论中的所有情节均为真实,那就是必将导致严格 “自我审查”,从而阻碍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这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击。

通过这起案件,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的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辩护,并正式 宣布煽动性诽谤违宪。明确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为公民并非出于恶意的不真实言 论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据言论的内容对言论进行干涉。这对之后类似案件的 判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实践层面上为密尔的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了佐证。第二节颠覆性宣传

在言论自由的司法实践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件莫过于颠覆性宣传,即对 一种作为政治政策来煽动人们采取违法或暴力行为的言论是否需要限制。一般来 说,在这个领域,主张对言论进行审查显得最具说服力,因为这种言论可能会对 我们的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事实上,像密尔那样立场如此坚定的言论自由拥 护者也会说,可以允许用法律对向在粮商门口聚集的群情激愤的群众发动反对粮 商的言论的人进行惩罚。那么,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类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实上,对于这类案件,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的意见也并非始终一致,也是经 过了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后,才逐渐对该类问题达成统一。在这,我们选 取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案件来解释最高法院对于该类问题的认识历程。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认飞itueyv.ealifomia)‘

此案发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因触 犯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义犯罪法》,被指控犯宣传、教唆支持以犯罪为目的组 成的集会、团体而被判入狱。惠特尼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 义犯罪法》违宪,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释出狱。

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意见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团主义团体是以主张通 过罢工和破坏活动而达到工人掌管工厂,这种集团所实行的行动会危害到公众平与国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列。”因而维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见书中,一些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作出了一些细致的

析。布兰代斯大法官所发表的那份被后世称为成绩斐然的意见书中提到:“政 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的才能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理应具有审慎的 力,他们应该珍视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们还相信,发现和传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人们能够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没有言 与集会的自由,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们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袭,所以,公共讨论对公民来说是一项政治义务 是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惧会带来压抑,而压抑则会带来仇恨,仇恨则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全 稳定。社会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们有机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现行通过理性能够击败谬误。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使 法律来压制言论,避免直接将言论看作为是一种暴力。我们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为了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3 对于言论是否会产生明显的危害,布兰代斯大法官是这样理解的:“对于

主的政府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不能将言论中包含的潜藏的危 视作为现实和明显的危险,”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政府当局应 信仰自由,这是美国宪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论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许更 的言论。只有处于紧急状态下我们才能有理由压制言论,但是,美国人民总是 够通过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紧急状态,来质疑那些企图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来,用来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惩治违法行为,非剥夺言论自由。‘

虽然,惠特尼最终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但是,这份意见书中所称的理由却

后来的相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兰登伯格诉 亥俄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对性质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笔v.Ohio)此案发生于1969年,被告布兰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党(Ku心uxKlan)的一个首领,该党成员在辛辛那提市郊一个农场里举行 集会,并将集会内容拍摄下来通过电视媒体播放。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机枪和熊熊 燃烧的十字架。布兰登伯格在电视中辱骂黑人和犹太人,并且还扬言“我们不属 于报复性组织,不过,如果我们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种人的话,我们就将采取某些报复性的行动。”‘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违反了《组织犯罪防 治法》,判处布兰登伯格10年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于是,布兰登伯格以《组 织犯罪防治法》违宪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969年6月9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俄亥俄州此项法律违宪,推翻

了州立法院对于勃兰登伯格的判决。裁决书指出:“宪法保证言论自由,除非言 论宣传的目的是能够立即引起非法行为的煽动,或者以产生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 标,否则,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惩罚任何主张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论。”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是否应该允许所谓的具有危险 性的颠覆性言论的发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政府不得对言论的内容 进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险的元素。但是,除非这种言论的目的是能够立即 引起非法行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标,否则,公民的言论就不应该受到 限制。结语

言论自由是一个较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但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少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讨论。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合 的,能够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也许,我们只能诉求于政治哲学,诉求于伦理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

为适用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密尔顿、克到密尔,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 辩护。他们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属于人们生来就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任 个人或者政府都无权侵犯,他们也告诉我们,言论自由能够维护真理,只有允 各种言论都能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允许各种言论都能被自由地讨论,真理才能 以出现。似乎,言论自由应该得到绝对的保护。不过,密尔也说到,并非所有 言论都可以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如果言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话 比如说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或者诬蔑性的方式来表达,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告诉我们,密尔的这种说法会导致言论自由原则的自我 解。密尔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言论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我们要对此保持中立 只有当一种言论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 时,我们才能对这种言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我们干预的其实是一种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种行为的言论。后来的法律界也逐渐将密尔的这种观点作为 案的依据,但是,事实上,要对言论内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种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许,这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却会说,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言论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们对言论内容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允许一群纳粹 义者到犹太人聚集地举行游行示威,大肆宣传反犹口号,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过,我们是否考虑到了犹太人的感受了呢?这种情感上的伤害是否能 作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呢?淫秽作品亦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对于淫秽作品 们拥有不选择它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它被自由发表,但是,也有人会 出这是一种对妇女地位的损害,会间接地对某些种群的人造成一种伤害。这些,都让我们对该在何种程度上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产生了困惑。

当然,现实总非完美,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限度等问题的讨论势必还将继 续,或许这也正是这一问题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这问题作出一 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人们会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慢慢得到一 个共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越来越少。未来应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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