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第一篇：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第二篇：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关键词：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 国民舆论代表”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 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 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 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另外,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 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控制。独树一帜, 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1916年, 邵飘萍独立支撑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虽然是初级通讯社，无力向全国、全世界发电讯稿，但它作为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立面出现，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同时也为中国通讯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形成维护中国利益的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在长期的采访活动中，他广交朋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采访信息灵通。在采访过程中，邵飘萍处事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 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报》、《时事新报》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传遍上海滩，热闹非凡。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会议，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激动的说：“中华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并举行五四运动，邵飘萍是发起者之一。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旗帜鲜明地反对段棋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的滔天罪行„„，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大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后，立即在报上发表了消息，这条消息的传播，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七君子”事件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压力，第二天就见报。推动了七君子的早日获释。

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依靠群众办报

他十分注意借助社会力量, 集中群众智慧办报, 办副刊。《京报》复刊后, 副刊迅速增加到十种以上,做到“ 多种副刊轮替发行, 周而复始, 既不患单调, 又不致零乱,于学艺之专研, 报章之体何均为有益。” 这么多副刊都是靠社会力量来办的。如《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民众艺术周刊》胡也频等主编, 鲁迅校阅；《妇女周刊》, 北京女师大蔷薇社编辑等等。邵飘萍还邀请鲁迅主办《莽原》，先随《京报》附送, 后单独发行。鲁迅《论“ 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等篇杂文和小说, 最初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他这种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

他针对以往为报纸评论“少事实而多论断”, 好发空论的缺点, 很注意用事实说话。他认为, “ 事实乃最易子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清信仰, 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新闻学总论》第20页）。他还主张写评论要 “ 简洁明快” 和“ 含有美禾之意味”, “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解外, 其文词亦具有几分动人之魔力”。他所写的时事评论, 不论是长篇的社论,或是百把字几十字的短评, 都“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 很有特色。在新闻通讯写作上, 邵飘萍经常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文章态肆流畅, 生动活泼。尤其是他的批评性文章, 旗帜鲜明, 尖锐泼辣, 幽默深刻, 与鲁迅的杂文一样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三）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以及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的追求。邵飘萍认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诚外交记者之绝技也。夫所需材料既如是，其伙则自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巨细糜遗。不但记当场之‘裸的事实’，更须探悉各派之内情，预测问题扩大之程度；极繁琐之案件，则随笔加以是适当之裁剪。”可见，邵飘萍对于事件的报道，已经有了现代新闻报道中的“深度报道”的意识。他在第十一章里详细列举了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共5 大类，29 小类。其中“突发之天灾地变”中对“煤矿爆发”的描述列举多达整整60 条。可见其对采访的重视。所谓“采七写三”，就是这个道理吧。他对各个事件所要采访细节的列举，今天看来，依旧叹为观止。

三、结语

邵飘萍的新闻教育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是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在新闻教学上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上，作为我国最早的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两讲师之一，他培养的很多学生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闻学研究上，他写出了我国第一批的新闻学著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

第三篇：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对当代记者的启示

摘要：邵飘萍是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勇于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关键字：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崇尚真实 启示

邵飘萍(1886年-1926年)，浙江东阳人。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不仅对当时有很深的影响，在如今也是不可缺少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是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也要尤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和多年之实地经验。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现实意义

（一）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注意用事实说话，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如今多家媒体仍使用，意义深远。

（三）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为了认识新闻的真实性，这同时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所追求的。

三、崇尚真实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他要求记者报道要不偏不倚，把报告真实的新闻消息作为自己的天职。他是崇尚真理的新闻采写者，现如今有许多的记者都因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文章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都淡了许多，导致新闻可信度大大降低，也让记者本身成为了舆论焦点，就如最近发生的记者被抓事件来说，大部分记者是因违背新闻的真实性而涉嫌受贿、诽谤、敲诈勒索、妨碍公务等违法行为。如记者“傅桦”、“李敏”等以受贿罪被判刑，这也说明新闻的真实性是需要记者们去维护的，作为一个当代的记者，坚守真实性原则不被利益所诱惑，是一门必修课，不管，陈永州等事件的发展如何，而记者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和真实的原则。假新闻也是当代记者必须杜绝的，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捏造事实，扭曲事实，这样新闻才能进一步的发展。真实需要守护。

四、启示

对于铁肩棘手为正义而狂的邵飘萍来说，如今我记者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树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于报业的终生认同感，真心实意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争他人之不敢争，而不为金钱利益或者暴力强权所动，心中惟存正义与真理，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找到记者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真实的展现新闻，为推动这个社会而努力。

结语：

如今邵飘萍已成为一代引领记者的先驱，他的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借鉴的，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现如今假新闻满地飞的节奏下，更需要记者的原则性和真实性，做到“仁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坚守“品性”，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也是超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第三者，要不受社会恶习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

12072001

马祥敏

第四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目录[隐藏] 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

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

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编辑本段]

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②、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③、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④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

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第五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报刊开始盛行时就已初露端倪。从最初的“新闻精确性”报道的要求，到198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之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专业性、服务性和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还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意义，它的应用好包括特定的前提和条件：（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官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记者该如何面对风险。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业竞争的加剧，千方百计地获得独家新闻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追求，然而在获得独家新闻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保护为媒体提供线索的“线人”，已成为检验新闻专业主义的“试金石”。竞争中，无论中外许多媒体都开始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考验体现在：

（一）政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由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媒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作为新闻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制约是决定性的。

（二）经济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三）暴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暴力威胁是新形势下新闻行业面临的一种新的形势，从现实来看，这种威胁对记者的个人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政治和经济因素。

（四）“人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尽管政治压力、经济诱惑和暴力威胁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处理起来可以说并不突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面对亲戚朋友的人情、说情，许多新闻人却有说不出的苦衷。“人情”正成为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大因素。

曾庆明

2010010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