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邵飘萍》教案[5篇]

第一篇：《报人邵飘萍》教案

《报人邵飘萍》教案

课前预习：

1、复习新闻常识

2、熟读课文，概括内容

3、积累本课字词

课程标准：

“把握新闻的文体常识，重点了解新闻文体的特征和结构，学习分析材料和作者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关心时政，培养新闻敏感意识，加深对新闻作品的理解。” 教学目标：

1、了解邵飘萍作为新闻界奠基人的突出贡献，学习他那种为正义、为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

2、体会本文以新闻笔法写人的特点及作用，学习从新闻中学写作方法。

3、关注时闻要事，关心国家大事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一个月内发生三次记者被打事件

东方网5月18日消息：据《东方早报》报道，记者又被打了。这已经是一个月内的第三次了。先是4月21日，《新民晚报》女记者陶邢莹被大连足协官员掐脖踢打；5月11日，雍和等三名记者，在王家码头路一处拆迁工地，拍摄外墙涂鸦时，遭到了数十名拆迁人员的围殴。昨天是本报记者鲁海涛。（学生参看新闻并勇敢发表自己看法即进行新闻评论）

教师总结讲述：战争年代，也有好多以笔为旗的战士，人称“一支笔胜过十万军”素有“新闻全才”之称的新闻巨擘----邵飘萍。今天我们一起看看邵飘萍的报人风采---《报人邵飘萍》（板书课题）

一、人物和背景介绍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一个寒儒家庭。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笔辛辣、诙谐生动。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奇。1918年在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任社长。《京报》从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权利集团，它要独立发言、报道，它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为此，《京报》热情支持“五四”运动，并屡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言论。“三一八”惨案后《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吶喊请命，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饮恨于北京天桥东刑场。

夫妻报人：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女士同样是著名的革命新闻家，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对我国早期新闻事业有过卓越的贡献。

二、展示预习

1、给下列生字词注音 晨曦（xī）豪气干（gān）云 一世之枭（xiāo）访晤（wù）攻讦（jié）

觥（gōng）筹交错

酒意正酣（hān）

2、解释下列词语的含义。

豪气干云：豪迈的气概直上云霄。干：触犯，接触。一世之枭：做了一辈子枭雄。比喻凶狠恶毒的人。会晤：会面，会见。

旁敲侧击：比喻说话或写文章不从正面直接说明。而从侧面曲折表达。亲离众叛：亲信背离，众人反对。形容十分孤立。采访必工：必定采访得精巧到位。工，精密，巧妙。有干时忌：触犯当时禁忌的。

觥筹交错：形容许多人相聚饮酒的热闹场面。攻讦：揭发别人的过失或阴私而加以攻击。3．介绍人物评论的特点

人物评论是新闻评论的一种，它是针对人物有重要意义的事迹、社会活动,发议论.讲道理,直接发表意见的文章.，形象的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巧妙地表现人物的形象的典型意义。

三、自主学习。

1、理解题目：（学生说出从题目中获取的信息）

文题中的“报人”点明了人物的职业身份。题目交代了本文的写作对象，简洁明了，使人一目了然：这是一篇围绕人物与报的关系展开的文章。

2、通读全文之后，找出文章中的与人物相关的事件。

邵飘萍的被害、邵临刑时的情形、邵为什么被害、虚虚实实得内幕新闻、觥筹交错获机密内幕、邵飘萍的人生追求

四、研读课文：

1、文章的题目叫《报人邵飘萍》，按照常规的思路，应该是从人物的生平写起，但是这篇文章却不是这样，而是高潮在前，也就是把最为精彩的部分在最前面呈现出来，这叫什么写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本题意在复习“逆时提前”即“高潮提前”这一新闻的写法）

明确：“逆时提前”或者“高潮提前”。这是新闻写作的特点。把最为重要的信息直观得呈现给读者，符合读者心理要求。

2、作者借了消息的“高潮提前”的写法，你觉得这么写效果如何？

明确：《报人邵飘萍》是一篇人物评论，但是，在结构上类似于消息的“倒金字塔式”。按照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者做了详略的处理，先写谭嗣同、邵飘萍的被害，再写邵临刑时的情形，接着写他为什么被害，最后详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这么写，有悬念，先写邵飘萍的遇难，使读者想要了解原因；先写他“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使读者想要了解何以见得。这样阅读效果不错。

3、结合文章内容，说说邵飘萍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学生思考、讨论、交流的基础上，叫3—5名学生进行全班交流。教师后 明确）： 邵飘萍具有作为记者的敏感，他时刻保持搜索新闻的准备。他聪明、机警，可以获得他人所获取不到的新闻。尤其是他有敢于触犯当时禁忌的胆量和勇

气。用“铁肩辣手”来评价他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非常准确。

4、思考讨论：

我们从文章中了解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哪些人格操守和业务素质？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怎样的启示？（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教师总结阐述：

《报人邵飘萍》是一篇人物评论，或称人物随笔。目的是让同学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和业务素养有所了解。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个让许多年轻人憧憬的职业，但是要当好称职的记者并不容易，新闻记者是面向大众的文字工作者，要为社会、民众负责，所以要有很高的人格操守，要坚持、伸张正义，要敢于与黑暗、邪恶势力做斗争，直至献出生命。同时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和采访机智，随时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邵飘萍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表率，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六、训练反馈

1、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一个寒儒家庭。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笔辛辣、诙谐生动。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奇。1918年在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任社长。《京报》从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权利集团，它要独立发言、报道，它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为此，《京报》热情支持“五四”运动，并屡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言论。“三一八”惨案后《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吶喊请命，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饮恨于北京天桥东刑场。

第二篇：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第三篇：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关键词：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 国民舆论代表”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 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 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 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另外, 邵飘萍还赋予独立办报思想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邵飘萍及其《京报》的言论, 不受帝国主义报刊言论所控制。独树一帜, 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同时积极主张并创建中国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事业。1916年, 邵飘萍独立支撑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虽然是初级通讯社，无力向全国、全世界发电讯稿，但它作为帝国主义通讯社的对立面出现，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同时也为中国通讯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形成维护中国利益的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这样的思想无论对于我们的新闻研究，还是新闻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邵飘萍还十分重视记者采访能力的培养。他自己就具有十分高超的采访艺术，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

在长期的采访活动中，他广交朋友，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与之靠得拢，谈得来，因而采访信息灵通。在采访过程中，邵飘萍处事随机应变，“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 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报》、《时事新报》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份，传遍上海滩，热闹非凡。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他就致力于新闻改革，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邵飘萍的采访思想和采访技能，曾经使新闻界同行为之叹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每次采访都能做到“发问不多，使言者无所遁饰”，“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在总结采访经验时，邵飘萍提出记者必须细致、机警、敏捷，有很强的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在新闻通讯写作上，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他的文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在编辑工作上，邵飘萍也有不少改革。他非常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他所主办的《京报》，栏目众多，新闻通讯和评论结合紧密，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报纸死板的情况下，《京报》的异军突起，对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1915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并且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这一消息首先在外国报纸上披露，邵飘萍得知后，立即驰报国内。国内民众悲愤交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宏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五四前夕，邵飘萍出席北大的会议，向青年学生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激动的说：“中华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挺身而出„„并举行五四运动，邵飘萍是发起者之一。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旗帜鲜明地反对段棋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的滔天罪行„„，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大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后，立即在报上发表了消息，这条消息的传播，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成了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七君子”事件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压力，第二天就见报。推动了七君子的早日获释。

二、邵飘萍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依靠群众办报

他十分注意借助社会力量, 集中群众智慧办报, 办副刊。《京报》复刊后, 副刊迅速增加到十种以上,做到“ 多种副刊轮替发行, 周而复始, 既不患单调, 又不致零乱,于学艺之专研, 报章之体何均为有益。” 这么多副刊都是靠社会力量来办的。如《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民众艺术周刊》胡也频等主编, 鲁迅校阅；《妇女周刊》, 北京女师大蔷薇社编辑等等。邵飘萍还邀请鲁迅主办《莽原》，先随《京报》附送, 后单独发行。鲁迅《论“ 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等篇杂文和小说, 最初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他这种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

他针对以往为报纸评论“少事实而多论断”, 好发空论的缺点, 很注意用事实说话。他认为, “ 事实乃最易子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清信仰, 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新闻学总论》第20页）。他还主张写评论要 “ 简洁明快” 和“ 含有美禾之意味”, “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解外, 其文词亦具有几分动人之魔力”。他所写的时事评论, 不论是长篇的社论,或是百把字几十字的短评, 都“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 很有特色。在新闻通讯写作上, 邵飘萍经常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文章态肆流畅, 生动活泼。尤其是他的批评性文章, 旗帜鲜明, 尖锐泼辣, 幽默深刻, 与鲁迅的杂文一样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三）强调新闻的真实性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以及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的追求。邵飘萍认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诚外交记者之绝技也。夫所需材料既如是，其伙则自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巨细糜遗。不但记当场之‘裸的事实’，更须探悉各派之内情，预测问题扩大之程度；极繁琐之案件，则随笔加以是适当之裁剪。”可见，邵飘萍对于事件的报道，已经有了现代新闻报道中的“深度报道”的意识。他在第十一章里详细列举了裸体新闻应记之项目共5 大类，29 小类。其中“突发之天灾地变”中对“煤矿爆发”的描述列举多达整整60 条。可见其对采访的重视。所谓“采七写三”，就是这个道理吧。他对各个事件所要采访细节的列举，今天看来，依旧叹为观止。

三、结语

邵飘萍的新闻教育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是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在新闻教学上他的贡献主要是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上，作为我国最早的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两讲师之一，他培养的很多学生于我国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闻学研究上，他写出了我国第一批的新闻学著作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

第四篇：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试论名记邵飘萍新闻思想

—对当代记者的启示

摘要：邵飘萍是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勇于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关键字：邵飘萍 新闻思想 现实意义 崇尚真实 启示

邵飘萍(1886年-1926年)，浙江东阳人。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不仅对当时有很深的影响，在如今也是不可缺少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是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二)提出了记者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新闻记者要有自己的职业素养，邵飘萍认为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也要尤有一二门专门学科，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和多年之实地经验。

（三）致力于新闻事业改革

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从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在新闻写作、编辑、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方面，邵飘萍都有不少的建树。

（四）社会进步的参与者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揭露政治黑暗，抨击最高当局，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现实意义

（一）依靠社会力量, 兼有报纸和杂志之长的副刊多样化的做法, 是邵飘萍对报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今天仍为各报广泛使用。

（二）注意用事实说话，提倡“精通简要, 雅善讥弹”生动活泼的文风，如今多家媒体仍使用，意义深远。

（三）为了展示事件的全貌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采访报道也是为了认识新闻的真实性，这同时也是现代媒介从业人员所追求的。

三、崇尚真实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每次采访都能做到“亲临现场，细致观察”。他要求记者报道要不偏不倚，把报告真实的新闻消息作为自己的天职。他是崇尚真理的新闻采写者，现如今有许多的记者都因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文章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都淡了许多，导致新闻可信度大大降低，也让记者本身成为了舆论焦点，就如最近发生的记者被抓事件来说，大部分记者是因违背新闻的真实性而涉嫌受贿、诽谤、敲诈勒索、妨碍公务等违法行为。如记者“傅桦”、“李敏”等以受贿罪被判刑，这也说明新闻的真实性是需要记者们去维护的，作为一个当代的记者，坚守真实性原则不被利益所诱惑，是一门必修课，不管，陈永州等事件的发展如何，而记者应该守住自己的底线和真实的原则。假新闻也是当代记者必须杜绝的，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捏造事实，扭曲事实，这样新闻才能进一步的发展。真实需要守护。

四、启示

对于铁肩棘手为正义而狂的邵飘萍来说，如今我记者必须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树立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于报业的终生认同感，真心实意的为社会做一些事，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争他人之不敢争，而不为金钱利益或者暴力强权所动，心中惟存正义与真理，在当今这个复杂的社会，找到记者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真实的展现新闻，为推动这个社会而努力。

结语：

如今邵飘萍已成为一代引领记者的先驱，他的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借鉴的，他的一生不仅是如一些人评价的那样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现如今假新闻满地飞的节奏下，更需要记者的原则性和真实性，做到“仁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坚守“品性”，这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记者要具有独立的精神，也是超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第三者，要不受社会恶习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

12072001

马祥敏

第五篇：张学良为何不救邵飘萍

邵飘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是因为“宣传赤化”,支持国民军等比较正面的原因,另一种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等负面原因。前者是根据当时军阀处置邵飘萍时罗列的罪名,以及根据《京报》报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学者根据当年报人回忆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对邵飘萍遇难的原因又增加了几分复杂。

在一个法制社会,一个人被判死刑,从理论上讲,和他的道德与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则完全不同,执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与判断,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宣判反对者死刑,而罗列出的罪名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欺骗大众、对付舆论的借口。邵飘萍遇害就属于后者,因此内部原因比较复杂,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间接原因与直接原因,以及远因、近因各是什么。

邵飘萍“宣传赤化”是导致他被杀的表面原因。这也是邵飘萍被判死刑的“罪证”,这个罪证的罗列是有根据的,《京报》在1926年1月以来,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苏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学生运动也是事实。关键是此次张宗昌、张作霖父子联合进京,打的旗号就是“反对赤化”,并以此获得帝国主义的金钱支持,因此更需要抓几个、杀几个“宣传赤化”的人给“出资赞助者”交差。但选择谁、不选择谁就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毕竟《京报》不是刊登苏俄消息的唯一报纸,而邵飘萍也不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唯一人士。邵飘萍的被抓、被杀确有更深层原因。

得罪奉系军阀是邵飘萍被杀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就比较复杂。实际上当时骂张作霖的不仅仅是邵飘萍和《京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等对奉系都有微词,但邵飘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钱却不为其说话,还指责并诋毁张作霖,让张作霖有被戏耍了的羞辱感。因此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邵飘萍与冯玉祥关系甚笃,也拿他的津贴,并在报纸上赞扬国民军,指斥张作霖为“违反民意,妄肆野心”,“独夫民贼”等,这又是一层仇恨。不过笔者认为导致邵飘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龄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心腹大将,曾为张作霖立下赫赫战功。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二人不仅相知,而且相谅。张学良曾说,郭松龄是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二人还义结金兰;张作霖也戏言,张学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给郭松龄外,有口吃的都想着他。直到晚年,张学良还感叹道：“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如果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见他对郭松龄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龄和奉系内部另一实权人物杨宇霆不和,并反对张作霖举兵入关的战略决策,他与奉系并不十分和谐。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参观军事,听到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并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这场关乎奉军命运的大事变中,邵飘萍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不是最早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龄回国后与冯玉祥的联络中,邵飘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

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居天津,祝文秀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邵飘萍送密件。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倒张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以作配合宣传。

由于郭松龄在直奉前线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面临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经在张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上。当然此前张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创下旧中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但被邵拒绝。邵飘萍在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他自己已经留下了答案。据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开始的时候,张学良还以“宣传赤化”,此事由大家集体决定作借口搪塞众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恳请三个小时后,张终于说出了实情,“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如果是犯了别的错误,张都可以和他“私逃”,但这次反叛倒戈,“余实无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飘萍和此事的关系,很难理解张学良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事情,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邵飘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决没有与郭松龄来得紧密,因此对这个“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对“老帅”,而至丧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杀之以平心头之痛。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已经使张学良在父亲面前无法交代。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作霖痛心之深。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援手――杀邵飘萍,的确有向父亲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飘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为宣传苏俄、“宣传赤化”,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促成郭松龄前线倒戈,却落得兵败命丧的结局,而张学良与郭松龄情同师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时,还面临着父亲张作霖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邵飘萍缓颊的。(王润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