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第一篇：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吴果中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纸解体和媒介商业化、煽情化，新闻专业主义兴起。至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它从而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并于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提倡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由此，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成熟的话语实践，导演着新闻事业的一幕幕实践画像和争论图景。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

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产生并逐步发展，其中立、公正的理想追求，带来了以新闻为主、关注百姓生活的新闻理念。如《纽约太阳报》创办者本杰明·戴倡导“刊载每天所有新闻”的出版宗旨；《纽约先驱报》设计“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的经营理想；《纽约时报》的雷蒙德树立要使该报成为一张“刊载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所有新闻的报纸”的鸿鹄之志，以及1896年的继承者奥克斯更明确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的经营意图。这些均显示报人对新闻报道以及新闻关注公众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政党信息的有意偏离，表明新闻专业理念在传播者意识领域的初步萌芽，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的单纯维度。当然，由于报人的商人属性、报纸的企业本质以及办报的盈利动机，便士报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以及形成的办报模式都被视为“广告自我”，新闻专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办报者手中能赋予效益和价值的“广告”魔杖，增强了传播者的职业神圣和受众的青睐程度，为报纸发展路向奠定了社会基础。

就专业水平而言，美国便士报时期，报界缺乏集体作战的“组织”形式，“个人新闻业”以主要的发展样式而存在，其出版宗旨、经营方式、人员组合模式均难以成为一门正式职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由此而来的传媒实践都给新闻专业主义套上了无形的镣铐，致使其步调踏不上“专业”的正常轨道。从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就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职业意识，或是一种偏离本来面目的行业利用。而自觉以新闻为职业，并运用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逐步完善新闻专业主义，那是19世纪末独立报刊时期才有的历史事实。

19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报刊兴盛而促使雇佣专职记者逐渐涌现，直至80—90年代，记者已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以尊重事实、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开启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雏形。独立报刊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呈现出的“职业化报刊样式”和“新闻信息模式”，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摹本，也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致思路径。

美国独立报刊是一个复杂的新闻现象。一方面，新闻专业理念已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理想以及新闻报道、写作和编辑的行为准则。《纽约先驱报》贝内特公开宣称：舆论是最高目标，为此，“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声称该报“是真正民主的……站在人民一边而不依附于任何有钱有势者”；格利里更是努力使《纽约论坛报》成为社会的改革者，“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健康良好而起到推动作用”。在意识形态深处，报刊经营者遵循新闻成为一门职

业所应具备的行业规则和专业理想，在新闻写作、新闻报道和编辑实践中也履行着这些规则的专业操作。与20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相比，美国独立报刊在新闻主导地位的确立背后，加重了新闻的公共性、人民性以及新闻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可以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并指导新闻业发展的大规模尝试，从而也就导致新闻专业主义的纵深衍变。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报刊时期的新闻专业主义衍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因素的聚合效应。由于传播者的新闻专业素养、传播动机以及舆论的历史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传媒实践致使报纸经营和新闻传播在社会中成了一门正式且得到人们认同的职业。19世纪中期，注重事实的新闻采访开始出现，专业化水平从媒介经营、新闻报道等领域逐渐提高，报纸记者对新闻职业的认同逐渐成为自觉追求，并且内化为一种职业道德自律。正如《纽约论坛报》的瑞德所说:“我们的最大报纸都是严格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来运行。”因此，美国独立报刊事实上就是职业化报刊。这样的概括和认识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就在这种简短精确、客观公正的职业追求环境和培养新闻采访、报道、编辑、评论等专业技能的舆论语境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了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技能和新闻素养，新闻专业主义渐趋完善。

然而，发展到报刊的大众化时代，新闻业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组织”样式，新闻专业主义自然也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传媒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参与而产生的外界压力，迫使媒介经营者和新闻报道者不断调整媒介生产模式或报道的内容选择。“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与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面对金钱和政治利益的强大诱惑，传播者会以煽情的传播手段（如黄色新闻）、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如广告管理）或附庸权力机构的传播理念（如“喉舌”论）指导新闻业的发展走向。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不断遭到侵蚀。首先，他们在追求传播者的新闻自由、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深度解释及调查性研究等方面，仍然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操守，从而使之更加规范和完备。然而，在这些追求背后，他们不免制造或平庸或虚假或富于强烈倾向性色彩的信息，以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勾起受众的低级欲望和情感偏向，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社会监督功能和大众服务功能的本质性规定。因此，在日益尖锐的媒介批评面前，新闻专业主义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尴尬处境。

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悖论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常常存在于一切形态中。西方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由于现实因素的规范与制约，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解构了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

新闻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的悖论。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真相以反映事实的本质，并以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核心内涵。但是，这种专业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新闻文化的影响，形成传播者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舆论环境，致使他们常常自拟一种既定的新闻操作模式和解读方式，从而，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含，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如“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北美新闻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话语的明显体现。

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的悖论。从结构功能角度看，新闻对社会施以“中立的把关人”和“忠诚的看门狗”角色。在传播信息时，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凡符合新闻价值要求的信息，便责无旁贷地传播；反之，便铁面无私地舍弃。然而，“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于是，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成为抵触的两个概念，致使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正如格拉斯哥小组所论证的：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而实际情形表明，社会需求是大众化和多层次的。悖论由此而产生。

新闻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的悖论。新闻专业主义严格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从业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须遵守职业的道德标准和团体组织的规范制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新闻是“由新闻行业的商业运作、政府以及他们的媒体顾问操控的传播技术，以及公民的品位和娱乐习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就增加受众和收视率而言，它们也是影响新闻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润的主要维度。而且，媒体不同传播样式以及同种传播样式的激烈竞争，新闻从业者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的制约，以迎合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企求，尽力地传播政治信息，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媒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流程以财团利益及其对媒介利益的影响为思考出发点。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属性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向来宣称新闻与政府、政党的完全独立，政治上不偏不倚，宣称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宣称国家资助的媒体不服务政府利益等美妙的“神话”。然而，真实的情形又如何呢？

2003年3月31日，正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彼得·阿内特被公司解雇，其理由是仍留在巴格达的他在战时接受了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说：“显而易见，美国的反战力量越来越大，布什总统在战争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关于此间平民伤亡，关于伊拉克部队的抵抗的报道，都将反馈到国内，它对那些反战者质疑现行政策、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美国方面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部队的决心”。阿内特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把自己在伊拉克境内的所见所闻和事实真相告诉受众，其言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体现。可是，尽管NBC竭力为阿内特辩护，在白宫的批评压力下，NBC不得不解雇阿内特。

2003年5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部《今天》栏目记者安德鲁·吉利根援引一名“匿名英国高级官员”提供的消息说，政府指示情报部门将伊拉克在45分钟之内部署并发射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句子加入到政府报告之中，以赢得国会和公众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凯利被作为“匿名者”遭受政府的打击，于7月17日“自杀身亡”（赫

顿报告结论），这时，BBC才由当初的矢口否认转到公开承认：凯利是吉利根的消息来源。由此，在政府的指控和赫顿报告的双重压力下，BBC记者吉利根、董事会主席戴维斯、总裁戴克相继辞职。2004年2月1日，BBC董事会考虑集体辞职，后被劝阻。BBC 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合法性与共识危机，“凯利事件”，更确切地说，“BBC事件”显示出政府权力及其法律权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杀伤性侵袭。

这就是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一个西方政府歪曲事实，不顾民主和人权、维护自身利益的美丽幌子。依托这个幌子，缺乏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的个别人员进一步侵入新闻专业主义的机体，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虚假的本质属性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9年3月，《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被白宫称为“爆炸性新闻”的所谓“独家报道”。该文无中生有，对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百般诬陷和恶意中伤。这篇报道不仅使李文和被解雇，遭到9个月的无辜监禁和可能被判死刑的迫害，而且还在美国煽起了一股反华风，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本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的《纽约时报》，后来只是很不情愿地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对“制假”记者未作任何处理。

2003年5月1日，27岁的《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在半年内发表的70多篇报道中有36篇是杜撰、剽窃、失实的，因而被迫辞职，成为《纽约时报》152年来的最大丑闻，致使执行总编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辞职。正如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布莱尔事件”只是美国新闻丑闻“冰山的一角”。

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审讯人员曾把《古兰经》放进厕所，甚至将其冲入便池，以此作为对信教者的惩戒。此报道引发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抗议，经证实报道事件内容是不准确的，美国《新闻周刊》不得不就此道歉。尽管《新闻周刊》编辑惠特克声明，在报道未刊登时已派出记者让两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过目，一位官员拒绝表态，另一位官员也没有驳斥亵渎事件的报道。然而，从本质上说，新闻工作者对真实报道的专业理念在许多因素的侵袭面前常常摇摆不定。

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关于1948年总统竞选而出现“杜威击败杜鲁门”假报道之后的近60年，即2006年1月21日，不仅《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小报，而且《纽约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大报，对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萨戈煤矿矿难的报道，将13名矿工只有一人获救的事实报道为“12人仍活着，1人罹难”的新闻，从而受到美国受众的激烈批评。虚假报道的不断出现，再次证明美国媒体从业人员及美国媒体在专业领域未能过关。

可以说，美国主流大报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和平时代如此，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方对媒体报道的严格限制、对萨达姆生死报道的虚假操作等，都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的左右，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严重缺失。

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三个因素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真空中的绝对存在，新闻媒体是一定阶级的产物，都会受制于国家和集团利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伦理也将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政府。以美国为例，媒体报道是美国政治的生命线，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能左右政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新闻署在内的庞大新闻传播体系，而这个传播体系的核心是白宫的新闻局和总统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导行政当局日常新闻工作。”媒介影响政府、政府操纵媒介成为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各界总统控制舆论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选举政治、上任后的政治运作、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建立起在民众中的民主形象；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新闻媒体能赢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宽松环境，也会乐此不疲地效劳政府，自愿接受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信息封锁的影响和左右。由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西方新闻媒体漠视民众的意见，渐渐地失去了公民精神，既使民众无法得到准确的新闻资讯和参与他们处身的社会，也使政府官员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堵塞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垄断资本集团。美国新闻业大多是私有的，商业巨头、金融寡头、媒体大亨等国家的权力利益集团操纵了新闻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能决定全国观众将看到什么，2000家左右的报纸每天从垄断集团支配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全国性新闻，期望顺当地从垄断集团获得媒介的经济收益。当今，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来自地方市场。新闻产业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成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在金融财团的利诱下，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第三个因素是新闻从业者的“失律”。“失律”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律”的缺失。一方面，商业和资产阶级新闻道德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把一味追求利润看得高于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因而，新闻规范和原则在“巨无霸”公司和政府的干扰面前以及一味迎合受众、赢得“卖点”，最终赢得效益和利润面前常被忽视，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被“异化”为效益和利润，新闻“自律”条文失效，新闻从业者游离于自我约束和内化记者角色的体制之外，缺乏自主的独立人格。新闻传媒“失律”了，美国新闻媒体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被冠以“无冕之王”、手中握有“第四权力”的新闻从业者权力自我膨胀，肆无忌惮，“谁来监督媒介与媒介工作者”是美国新闻界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

当政府、财团力量和社会需求超越于专业理念、新闻价值要求和新闻职业精神的整合力量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会在权力利益的诱惑下，忽视新闻的专业要求，呈现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特性。

（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335期）

第二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目录[隐藏] 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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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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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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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②、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③、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④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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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第三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报刊开始盛行时就已初露端倪。从最初的“新闻精确性”报道的要求，到198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之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专业性、服务性和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还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意义，它的应用好包括特定的前提和条件：（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官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记者该如何面对风险。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业竞争的加剧，千方百计地获得独家新闻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追求，然而在获得独家新闻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保护为媒体提供线索的“线人”，已成为检验新闻专业主义的“试金石”。竞争中，无论中外许多媒体都开始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考验体现在：

（一）政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由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媒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作为新闻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制约是决定性的。

（二）经济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三）暴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暴力威胁是新形势下新闻行业面临的一种新的形势，从现实来看，这种威胁对记者的个人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政治和经济因素。

（四）“人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尽管政治压力、经济诱惑和暴力威胁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处理起来可以说并不突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面对亲戚朋友的人情、说情，许多新闻人却有说不出的苦衷。“人情”正成为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大因素。

曾庆明

20100103045

第四篇：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第五篇：新闻专业主义·作业

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发展

——浅谈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商业报刊的泛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党报刊时代和商业化报刊时代传媒理念的一种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遵守一系列新闻工作的行为规范,用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报道新闻,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它的核心原则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自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传媒人士的某种信仰。同时,在专业主义旗帜的映照下,西方新闻媒体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们近十几年来也对这一理念倍加推崇,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新闻专业主义也已成为新闻从业者心中信奉的崇高职业理想。然而，由于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媒体市场化的取向，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不断的“正本清源”中向前发展的。

近年来我国近年来类似“黑砖窑”事件等都彰显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些新闻事件中,记者和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逐渐显示出它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都是很重要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黑砖窑新闻事件中，新闻从业者表现出对专业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专业责任感的追求。奔赴山西黑砖窑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充当着社会观察者和事实报道者的角色,体现了他们所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潜入“黑砖窑”现场进行调查,甚至在当地部门百般阻挠、“黑窑主”扬言要报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踪报道新闻,体现出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是公正性、客观性的真实报道,“黑砖窑事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采取的新闻写作或播报中也没有存在对与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偏向。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还不时出现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在稍早前的“艳照门”、“重庆钉子户”、“杨丽娟事件”和比较近的“富士康事件”。

“艳照门”一经网络论坛曝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媒体便纷纷介入,不惜以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该事件的详细细节,甚至还给照片中的女主角们一一设立“专栏”,讲述她们的“坎坷情史”。“艳照门”事件的传播,其合法性、合理性打一开始就是值得考量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判断出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大量曝光对社会对读者尤其对青少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的做法无外乎是以暴露明星的隐私来刺激受众的兴趣,借此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收视率。

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客观性,旨在让媒体恪守新闻信息收集及呈现的平衡性。⑦然而,在社会新闻的实践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常常有“哗众取宠”之嫌,从而造成对客观性的背离。例如上半年最受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先来看看与关这则事件的新闻标题: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为题独家报道此事,掀开媒体报道的序幕。此后,一系列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施工现场拍摄到的“骨灰级”钉子户》、《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牛”、“骨灰级”这样口语化的强调性词语,突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其实只是众多拆迁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只是它僵持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已 媒体采用这样的词语,无非就是为了用强调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为了博取收看率而

夸大事实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

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前期曾反复报道杨丽娟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因此媒体俨然以“善者”自居,主动“帮助”杨丽娟。从记者最早的随行采访,到《广州日报》和网易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最后则是演变成媒体出资鼓励他们再度赴港,从此,在此事之中,媒体便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参与其中,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为追星事件推波助澜。

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相比，媒体表现出来的媒体霸权是我国常见的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况。《权力的媒介》认为:“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它实际上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

2006年8月28日,当《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刊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万元》的新闻后,各种针对富士康的批评声音迅猛而来，声援“一财报”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一财报”记者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

在富士康案中,媒体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3000万”、“起诉记者而不起诉报社”这两个问题上。然而,本案的焦点是“一财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内容的偏差;记者的采访是否存在瑕疵;记者是否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是否按照新闻界的职业操守,对事实进行多方求证。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讲求客观性,站在中立的立场,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选择新闻,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讲求真实性,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而在这些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中,他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同样，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得到了改变。同样是关于富士康“富士康10连跳”，刚开始媒体一边倒地对富士康进行工业批判，职责对员工的关爱不够，制度生硬，缺乏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开始亲赴富士康调查，让富士康员工和富士康官方的声音都出现在了媒体上，民众对整个事件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舆论一边倒，媒体霸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个新闻行业的追求，已经得到了中国新闻业内的认同。虽然出现了很多有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媒体现象，但是新闻界内部通过自我调节，不断地正本清源，正朝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