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与自由

第一篇：论民主与自由

论民主与自由

【摘要】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理论中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一方面，民主只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不是其充分条件；另一方面，自由又与民主达成了促进关系。本文主要论述在不同分类中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关键词：自由、民主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自由与民主息息相关，一直是人们苦苦追求的两个价值目标。为了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和谐，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付出了长期的奋斗和艰辛的努力。

民主：何为民主？所谓民主, 就其本质来说, 是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但是，就其实现来说，却是多数公民而并非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所以，在相关文献中看到托克维尔写道:“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 因为在民主制度下, 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政治学家们追根溯源，总是从希腊语中发现它的最初表达形式。希腊语“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统治，顾名思义是以民为主，它充分尊重了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就来自于人的自由，相对于民主而言，自由是更高层面的社会价值。

自由：何为自由？自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名词，有哲学意义、法学意义等，因此自由是一个使用的非常广泛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因法律确认而享有的政治权利。同平等相对于特权、民主相对于独裁一样, 自由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它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政治自由是同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范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政治自由

所谓政治自由，众所周知, 是能够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在以往的封建以及奴隶制社会，政治自由是没有的，君王享有独裁专政。反之，在一个民主社会，能够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是每个公民。因此，在民主社会, 每个公民都享有政治自由。那么享有政治自由无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为所谓政治，即为权力统治、权力管理。这样, 任何人要想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便必须拥有权力。没有权力，不能进行权力管理或权力统治。所以，一个人只有拥有政治权力，才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才能有政治自由；如果他没有政治权力，便不可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定只能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所享有，因而必定只能为社会的统治者所享有。这显然仅仅是政治自由事实的客观本性，而不是政治自由的道德原则。所谓道德原则，即每个公民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享有政治自由。但是, 如果社会的被统治者能够反过来对统治者进行管理，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管理者和统治者，那么,这种社会的被统治者便拥有了政治自由。被统治者拥有政治自由，决不是因为他们是被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统治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全体公民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那么才可以使被统治者同时成为统治者。这样, 被统治者就能够与统治者同样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同样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样使国家的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因而同样拥有最高的政治自由。可是，如果让一个社会, 为能使全体公民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必须采用民主。

政治民主

民主即民治，民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民主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即统治者。更确切些说,民主是全体公民直接或间接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直接或间接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 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是被统治者能够与统治者一样直接或间接地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政治，因而也就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一样拥有最高政治自由的政治。只有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社会时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即人与人相互关联的个人生活中的自主。只有在民主的政体下，全体社会成员才能拿出自己的规则来管理共同事务，并将自己置于这些规则的约束之下。这样，民主政体通过使被统治者反过来成为统治者，解决了每个公民，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拥有政治自由的道德原则与政治自由的事实上只能为统治者所拥有的客观本质的矛盾。

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自由与民主密切相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没有自由，民主就失去了平等的前提。所以，讲民主必须讲自由。但是，民主和自由又不是同一个东西，二者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民主是一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实现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意味着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向多数人作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为一部分人的自由必须服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后形成的制度和法律，这也是民主的重要保障。如果把自由与民主混为一谈，甚至把自由看作民主的核心,民主就无法实行。要实现民主, 就必须坚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自由和平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之所以不能离开自由，是因为民主的主体首先不能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了人身自由也就束缚了人民投入到民主活动中去，丧失了享有公民权利的义务；其次自由是民主活动的前提，没有自由这个前提,民主就无从谈起。经查处民主是相对于独裁和专断而言的。在独裁和专断的制度下, 统治者个人独断专行, 完全垄断国家权力，根本就不可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要求。但是民主与其恰恰相反，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让人们充分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只有在人们自由地发表看法、平等地交换意见的基础上,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才能健康地进行。民主通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即使如此, 少数人的自由意志和意见也应当加以保护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民主。所以，若追求民主，首先争取自由。

但是自由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的机制。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 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转移，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民主也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把自由当作民主的核心，在理论上是不能完全实现的。政治自由是与专制形成对立的, 但是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是对政治自由的确认和保护, 同时也是对无限制的政治自由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民主必须按照程序化的原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民主必须实行制度化和法律化。在民主活动中，按照多数人的政治自由意愿作出的决定, 必须上升为制度和法律, 根据制度和法律来运作，依靠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在民主社会中，相当于没有离开政治自由的法律, 但也没有离开法律的政治自由。

以自由看待民主

通过对上面民主与自由关系的论述，若要以自由看待民主，主张首先要通过民主让自由更加自由，然后要通过自由使民主更加民主，最后要将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查阅资料，自由可分为三种模式来分别解析和民主的联系。第一种模式：共和主义式积极的“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由提升了民主，因此它受到了民主的压制，两者的关系是偏执的。在历史上，古希腊人是无个人自由的。在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中，自由和民主的结合是没有前途的。当代的共和主义的复兴只能仅限于外表。自由和民主关系的第二种模式：自由主义式消极的“下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这种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模式中，自由试图构建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关系，而民主则一直在抗争。两者之间的斗争总是无休无止，循环往复。这是因为，在这种关系模式中自由压制了民主，民主不甘心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自由和民主关系的第三种模式：唯心主义式“离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在这种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中，由于人们不从外在社会关系中理解自由，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实现自由。唯心主义“离场自由”往往无视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成为专制、压迫的“忠实反对派”。这种自由以自我实现为终极目的。

一、通过民主让自由更自由

只要自由中没有足够分量的“下场”和“离场”因素，仅凭着“在场”的因素处理其和民主的关系，或者仅凭着“在场”和“下场”的因素处理其和民主的关系，自由和民主之间就无法摆脱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对话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可以促进民主，而民主却不能反过来促进自由。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下让自由从根本上去除了对民主的排斥作用，使其回归到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这种状态，使自由从物质转变为规律。马克思主义倡导：物质的自由中，自由式数量；规律的自由中，自由是性质，数量以多少衡量，性质以有无衡量，这就避免了民主以多数人为中心的理论，从而使民主可以促进自由的发展，让自由更自由了。

二、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

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应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自由在其和民主的关系中发挥更多的工具性作用、增强民主在它和自由的关系中的目的性意义；二是保证自由在发挥工具性作用的同时，不被民主去目的性。这样，始终使自由和民主互为目的、互为工具。在“在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中，自由在本质上便能让民主更民主。所以，通过自由让民主更民主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下场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仅仅把“在场”的因素引入，“下场自由”也不能使自由能够心甘情愿地促进民主，还必须要把“离场”的因素引入自由，对自由进行某种改造，从而能让自由能够着实促进民主。这种基于“下场自由”，并融合了“在场自由”和“离场自由”的自由观在康德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康德把唯心主义“离场自由”纳入自由，避免了“在场自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康德就解决了自由主义内部永远无法解开的难题。他在“下场自由”的基础上融合了“在场自由”和“离场自由”，既增强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又巩固了自由的目的性价值，使两者互为目的。因而，他既保证了通过自由促进民主更加民主，又防止了民主在成为目的性价值的同时对自由的侵犯，从而使自由和民主能够处于一个远离相互掣肘且能够相得益彰的状态。也因此使其在自由的前提下民主更民主。

自由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相辅相成。一方与另一方在政治理论体系的协助下起到了促进作用，政治自由与政治民主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下的合理体现也标志着自由与民主的一致性。因此这两者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中国从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到了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为构建中国的特色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因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体现了民主的价值，只有民主的社会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而民主的社会必须由自由来推动，自由和民主也因此密不可分。

第二篇：论民主与法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来源：作者：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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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问题所引发的民主的激情虽然表现出民众对“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对消解传统理念、暴露现实缺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必须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对待，否则过犹不及。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让我们谨记：“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

第三篇：论自由与繁荣

试论个体自由与社会繁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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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最能使人人受益，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个人与社会间达到一种如鱼得水的平衡，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缺一不可。个人的才华应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挥，而得益于每个成员的贡献，社会也能在和谐中发展。个人不应危害社会去谋取私利，社会发展也不应无谓地牺牲个人。

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相信人性自利，但仍能负起责任，相信人的理性使他有权利有能力去享受自由。自由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因为天赋权利属于人人所有，每个人在自然权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自由主义是进步主义的，因为它对人类抱有乐观的态度，相信社会的进步，主张通过和平改良而非暴力手段来改进社会。

关键词

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 个人自由 公共秩序

引言

自由主义是近现代现象，始于17世纪，正好和从殖民开始的美国历史共生，两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同步的。

随着1630年大批清教徒开始移民马萨诸塞，从英国兴起的自由主义从此移植到了大洋彼岸——北美大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美国历史进程中，早起的清教无意中为自由主义，为现代民主做出来贡献。当清教徒中的宗教成分被逐渐淡化、演进成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其中的自由主义基因便凸显发展，成为近代的自由主义。

个体自由与发展

清教徒虽然不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关于个人的意识中却包含了个人主义的萌芽。早期基督教本身就包含着社会底层追求平等的意识，所有的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罪人。而在马萨诸塞，不宽容是以20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的，事实上，在17世纪的地球上，他们的不宽容绝非例外，更不是最残酷的，至少他们还允许异议分子当众为自己辩解。安·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都是经过辩论后被宣判有罪、逐出殖民地的。尊重个人的意识为清教徒发扬独立、自主、自发，以及实验、创业等精神创造了外部氛围。

哈茨曾经总结说，美国人的基本价值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别的主义，这表现在美国工人农民身上那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美国的阶级不是终身制，如林肯所言，他们开始给人打工，勤奋节俭，等到条件改善便自己当创业者，雇佣别人。欧洲式的阶级对抗在美国这个社会升迁很普遍的国家里缺乏号召力，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涵盖了自耕农和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差，信奉私产，以个人奋斗代替欧式阶级奋斗。

法治保护

《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之本，而它正是一篇自由主义的宣言。其中有五条基本原则：1）人生而平等；

2）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

3）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4）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

5）当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有权，也有责任改变或推翻它，以便按照以上原则重新组建政府。

如果说观点各异的美国人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这几条基本原则，它们完全是世俗自由主义的姿态。宣言里面，杰斐逊明显反对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反对君主绝对权力。《独立宣言》是美国人将信条变为行动的宣言，宣言为独立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独立战争又将它们变成现实，这是欧洲理论在美国开花结的果。在欧洲，这些理论往往只能停留在书本上，而美国人却实现了它们。众所周知，一种理论从思想变成现实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而且需要随时修正理论使之与现实相符。《独立宣言》的发表表明，北美各殖民地人民已经在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团结成一个民族，并决心为实现这些原则而殊死奋战。

罗斯福新政：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局

美国自由主义由古典到现代的分界线可以明确无误地划在胡佛和富兰克林·德·罗斯福两个总统之间，胡佛是最后一个固守所谓放任自由主义的总统，而罗斯福是第一个代表现代自由主义的总统，从此，美国自由主义不可逆转地进入现代。

罗斯福新政完成了一次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从两个方面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一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是政府对人民福利的责任。在此之前，美国也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但是美国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哪怕是救济的责任，慈善属于教会和个人行为。在个人奋斗的年代里，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成败负责，如果他有什么怨言，尽可直接去向上帝诉说。从新政开始，联邦政府承担起确保经济正常运转的责任，不仅要作宏观调控，还要通过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等途径积极介入分配。经济运作的好坏可以说成了判断政府成败的关键，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放任自由主义宣告结束，再无回头之路。

与此同时，福利主义开始，联邦政府直接对人民生活保障负起责任。罗斯福明确表示，1776年美国消灭了政治专制，现在到了反抗经济专制的时候了：

政府应当关心使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有事可做。让人民免于挨饿，有房子住，生活过得不错，有适当的教育水平，这些是政府关心的事。除了这些以外，另一件没有提到的事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不受社会上那些企图以牺牲别人的利益而取得荣华富贵的人们之害。他们同别人一样有权受到政府的保护。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都是从新政时期开始的根本性改革，它们使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这些措施深得人心，延续至今，很难想象哪届政府敢于更改这个方向，里根政府再保守也不可能回到新政之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保守主义要冠以一个“新”。想当初，梭罗说他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一年一度与收税人的照面。现在，联邦政府已经深入每个公民的生活，美国人从未与政府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也从未对政府有过这般大的期望。

社会繁荣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19世纪初，经济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给美国带来了黄金岁月。等级和阶级的历史残余较少；政府的束缚较少；让人们更加有动力和活力去开发、去创造。

美国在短短的不到400年内，从荒原发展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得益于从建国之初就伴随左右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演变，从开始到生根，从古典到现当代，并衍生出许许多多不同品种。

但自由主义以个人的普遍价值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理论，在现实中体现为君主立宪、政治民主、自由企业等现代体制，其价值核心确实可以归结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

参考文献：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钱满素著 《自由选择》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L.V.米瑟斯著

第四篇：论自由

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当威廉华莱士宁肯被弯刀剖腹也依然喊出那声振馈发聋的“freedom”让人久久不能放下思想。当一个人为积威之所劫时，选择的是奋起反抗而不是逆来顺受；当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被盟友所出卖时，选择的是继续战斗而不是从此妥协；当一个人在接受酷刑时喊出的是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开恩”时，他的心中必定存在着一种信念，一种渴望得到人类最基本生存要求的信念，一种追求自由信念„„ 自由

何为自由，就以其一般意义来说所谓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也就是说自由不止是一种权利，其中也包含了义务。自由不只是一些人认为的为所欲为，也应该包含了自我的约束以及道德和法律规则对我们的约束。

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自由，乃是野蛮鲁莽，放纵情欲。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有伤害别人身体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掠夺别人财产的自由。因为一旦自己拥有了这种自由，也就宣告着在社会中的其他人也具有同样的自由。一旦他人拥有强过自己的力量之后，那我们自然也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了。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保障有如何说能免于恐惧、奴役、伤害呢，更不要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了。应该如康德所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自由的内涵相当丰富，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指的是在财产、契约上的自由，它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只有经济自由了，才会有独立的尊严和人格，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思想主张，进而才能在精神上真正达到自由。政治自由是指选举、被选举、言论等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它是经济自由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其他自由的保障。思想自由表现为道德上、理性上的自立，其是整个自由的灵魂，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

只有对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使我们免遭权力被滥用的侵害。民主国家普遍采用了三权分立政治架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或者机构手中，这三种权力分开行使就能有效的避免权力的滥用。

孟德斯鸠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机构之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行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自由同样也就不存在了。司法权同立法权和在一起，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欲行证券和在一起，法官便掌握了压迫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行使以上所有的三种权力，这时自由将彻底的毁灭。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且他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对于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他们的结论是：分散与限制公权力。在他们之后，甚至有人将政府的公权力比做老虎，限制公权力就等于将老虎关在笼子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可以给人表演、为人观赏，却不会伤人。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行政权力是受到多方限制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行使公权力要受到议会的限制，其个人行为要受到司法体系的制约，其一切活动都置于媒体的舆论监督之下，其私生活要受到多方的关注，几乎无个人隐私可

言，此外，其还要考虑民意调查的结果，顾忌民众的选票。由于存在这么多的约束与限制，保证了美国总统的行为基本上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甚至存在着谁当美国总统其国内外政策都相差不多的情况。

实际上，公权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社会产生政府，由一些人利用公权力为人民办事情，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限制公权力。有时，对公权力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要经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赋予政府更大的公权力才能保证公民的只有。我们须要限制的，是其危害人民的行为，是其对公权力的滥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限制公权力本身，而在于怎样限制公权力，如何使用公权力。这才是须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行使公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方面现代政府应做到：第一，承认并维护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具体体现为政府要正确运用公权力对公民的个人自由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禁止滥用公权力对公民的自由造成损害，恰如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另一方面，防止他人或组织侵害公民的自由。政府作为公权力的执掌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公民的自由，允许公民有不受他人侵犯的巨大的活动范围。第二，政府决策应得到公民的同意、要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或必要的事宜直接由公民自己做决策。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它要维持国家内外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必须充分体现公民的自由决策或参与。

第五篇：论自由

（一）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尔关于自由的论述，不但激荡了当时的政治思潮，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

是巨大的。因为我们与密尔所处的国情、时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吸收密 尔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着取精用宏、取长补短的精神，加以扬 弃，进而促进我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真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言论自由对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具有极大的作用。密尔顿说：“让我有自由来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密尔顿认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由地进行精神活动，是思想交流、力交锋的结果。密尔继承并发展了密尔顿言论自由思想。他的言论自由理论被为是这方面更完善的经典理论。密尔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关注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言论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发现真理，就须听取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言论的自由不应受到干预，因为这种干预会妨碍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观点表达出来，因而也就妨碍了对真理的讨论和发现。密尔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观点包括无法肯定是正确或错误的观点以及几乎肯定正确的观点。密尔认为即使人们不能确定一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也不应该它进行压制，因为任何权威对这样一个观点的压制，都表明它假设了自己的绝正确性，可是任何人或团体都可能犯错，权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认为绝

正确无需挑战的观点去镇压其它的不同观点。密尔认为也不应该禁止对几乎肯 是正确的观点的质疑和挑战。对正确观点表示异议的言论会挑战那些持有正确 点的人们，使他们不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真理的生命力才不会衰减，真 也才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当人们不再挑战一个观点的正确性时，该观点的生命 就在减退。错误的观点是清楚理解和不断发展一个正确观点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密尔认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应该赋予言论充分的自由，让所有不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都得到发表，这对探索真理有百益而无一害。由此可 密尔言论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观念相冲突的进步辩证法思想。这种真理说也成为 现代新闻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使得言论自由也由此被界定为基本人权之一。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无不将言论自由

为实现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环。只有容许不同观点的言论以平等的地位进 辩论和争鸣，容许相反观点的言论相互反驳，才能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博采众 集思广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地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言论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如果人 群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借以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无法通过国家机构行使 人的权力，并直接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然而多数意 的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有公共讨论的空间，在这个 论的空间，人人都有发表意见、批评时弊、提出建议、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的 力。这是把政治权力从少数代表人物手中扩大到人民群众手中，让人民群众真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 面。同时，言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运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一向重视并高度评价言论自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监督作用。马克思指出：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监督、制约和调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监督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的自由，这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与制约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员若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甚或违反社会公德，皆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当一个公民认为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时，他可以将之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唤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和反对。言论自由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脉管就会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会变成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这种自由是属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违法乱纪，当然包括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仅其他的公民权利将受到影响，而且也将使公民在权利遭到侵犯时束手无策。因此，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在言论自由方面，密尔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外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尔的思想中，言论自由不

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地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 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虽是完全的个人主 义者，他却没有忽视社会的利益。密尔一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仅是与文明、教养、教育、文化同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与条件。” 对于言论自由问题，我国宪法就其与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国宪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广泛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无限制的自由为幌子而践踏他人、集体、国家权益的极端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此外，我们不仅要考虑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虑对这种限制的限制历史表明，限制的滥用与自由的滥用一样有害，甚至更为有害，而且人类有关滥用限制的历史要比滥用自由的历史长得多，有关限制自由的经验要比保护自由的经验多得多。这是因为，人们担心过分的自由远甚于担心过分的限制，限制总是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对自由的戕害。因此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关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限制言论自由的滥用，而且要保护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保护与限制都应当依法治的原则进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开的规则行使公共权力，受法律约束，不能把言论自由排除在法治事业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这意味着，有宪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规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性 权力仅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都是非法的，应被撤消 的；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性条款或对于政府的授权性条款都必须做到用语 清晰、明确，不能过于含糊和宽泛；对于言论自由的非法损害可以获得经由独 立司法依正当程度所提供的救济。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 义法制也在不断的完备之中，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宪法进一步完善有关保障言论 自由的法律，诸如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影电视法、演出法和其他关于信息 传播的法律，使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之间，他们与听众、观众、读者之间的法 定权利与义务关系进一步明晰，平时有所遵循，发生纠纷和解决纠纷时有法律 依据。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整个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这些权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时救济。中国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来中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 可以肯定的说，充分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体现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意识，从 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而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将会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论自由。

（二）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尔的学说固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但并非是绝对完美的。无论是就其理

论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时代意义上来讲，仍有不少引起争议的地方。因为思想 往往因时空的改变，而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就是密尔本人也承认进步是相对的 尺度，不是绝对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另一种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说在某个社会中的某一种思想一定是进步的。密尔说：“事 实非常明显，并且也不须多作说明的，就是时代并不比个人不易犯错；每一时 代所坚持的很多意见，都会为以后的时代认为不但错误，而且可笑。我们可以 确定的，是今天为一般人所公认的很多意见，也必然会如过去许多意见受到现 时的排斥那样，受到未来时代地排斥。”我们不妨以这个信念，对密尔言论自 由提出客观的评论。密尔不同意给予言论自由完全的保护，并试图在保护言论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与不保护这种自由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并在这种权衡的基础上来决定是不是对某种特定的表达是不是做出限制。密尔说：“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超出公平讨论的界限”在密尔看来所谓无节制的讨论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而言。如果在辩论中反对者表明强烈的情感触犯了对方，使之难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对方当作无节制的反对者。密尔强调辩论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绪上不应带有恶意、执迷和不宽容，而应冷静诚实的看待对方意见。这一切决不意味着 因为不同意对方所持的观点本身而有权压制其发表。应当加以惩罚的是发表的 意见足以导致某种祸害的积极煽动。因此在密尔那里言论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 一个范围之内，即不能对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碍，此原则被称之为伤害原则或密 尔原则。这样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当我们面对任何一种表达性的意见时，我们 都无法确定其结果会如何。这种结果需要时间来证明和验证，因为我们不可能 在一个意见表达出来之前或者表达出来的当下就知道它必然会带来的结果。而 且还会存在一种情况，即一种意见的表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益甚至有损于 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意见的真理性才逐渐呈 显出来。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言论和意见呢？密尔显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 一问题。密尔将行为自由分为涉己的与涉人的两部分的论点，乃是长久以来为学者们所批评或讨论的焦点。其实，就如每一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一样，既可能影响我们自己也会或可能影响别人。同样，人的言论总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能够通过积极的方式让别人得知，那么我们的思想自由仅仅是头脑中的自由事实上，密尔知道，区分涉己与涉人行为是有缺点的。密尔说：“一个人所做的对于自己的祸害会通过其亲近的人们的交感作用或利害关系而严重地影响到他们，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响到社会。”他又说：“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自己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密尔折中、不连贯的态度。可能密尔对于涉己的与涉人的区分，或许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为他确定社会权威与个人自由权利界线时，一定要作如此的划分，才能把其具体化。总之，密尔自由原则的应用，其基本立场就是：若确定了损害与伤害他人时，其行为就应该被干涉或惩罚，但若只是不确定的伤害时，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应该被容忍。他曾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没有人应该单为喝醉酒遭受处罚；然而一个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时喝醉酒却该受罚。” 我们知道人都是社会中人，他总会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去影响他人。若是影响了他人，那这种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尔看来，因为社会可能会以影响他人为借口而对个人进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两方面对个人的正当自由进行保护，但是所有的种种都会以影响他人而化为乌有。试问，我们还剩下哪些自由呢?密尔对自由的适度领域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思想与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以及联合的自由。正如他讲的，思想自由应该同言论的自由连在一起，否则自由名存实亡。在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讲一个粮商使穷人受饿或者说私有财产是一种掠夺，你可以通过报纸宣传，但是不能对这一群聚在粮商门前愤怒的群众宣传。我们每个人试图占领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不去影响别人和不被别人影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自由?有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罢了。即使我们认为密尔同意有报刊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也名存实亡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认为，报刊不只是文字而且应该是有声的、它作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必须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同时，密尔所举的例子，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或许显示更加无法区别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因为现在的集会、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权利，而且也很难去规定不能用口头方式宣讲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标语方式宣传什么样的讯息。不过，或许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应该有任意在拥挤的电影院内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尔言论自由学说也是有限的、狭隘的，且其言论自由并非人人适用。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并非人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围的。像儿童及 未成年人应受保护，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适用自由的原则。他说：“这种理 论只适用于智力上已经成熟的人。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儿童或未达法定年龄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别人照料的人，就必须在其自身的行动和外来 的伤害方面同样受到保护。”

同时，密尔认为落后的社会不应该享有他所主张的言论自由。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不考虑那些落后的社会，因为那里的人种就可被认为没有成熟。”接着他说：“作为一个原则，自由在人类能够籍自由而平等的讨论改进自己以前，就不能适用于任何事情。” 对于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尔认为以专制的政府统治他们最适合。他们对言论自由是

不会理解与运用的，并主张如何统治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为殖民帝 国主义鼓吹。由此可见，他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辩护，是为特殊阶级和霸权 主义服务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系统阐发了报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还给“人民”真正的自由与民主。他说：“自 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 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 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见，密尔的自由理论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尔认为思想及言论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权利，那么人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但他同时又对自由的范围做出限定，这就使这种自由成为了一些等级或阶级言论自由而剥夺另一个或另一些等级和阶级的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只不过是少数特权分子独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论自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权的社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而不应该是允许某些人有绝对的发言权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说，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论妨碍他人说话权利的情况发生法律需要保证人人都享有话语权。

第四章密尔言论自由思想的应用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像密尔这样的哲学家对于言论自由的态

还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定言论自由属于现代社会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 人的言论没有对他人产生明显而直接的伤害，那么社会就无权对此进行干预或 罚。只有当人们的言论会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导致某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时，政府 有权以合法的手段对此进行干涉，但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干涉的是行动而非 论的内容，在密尔看来，仅就内容而言，不会直接对他人产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伤害。因此，政府对此无权干涉。不过，这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理论，如 将之应用于实际，就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事实上，密尔也己想了到这点 所以他会在文中说，他所提出来的原则更多的只是给人们提供“怎样应用的 本。”l在现实中，我们还是需要对每一个特殊事件进行仔细的判别。这正如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学者哈里·卡尔文所说的那样，与密尔《 自由》那样的言论自由哲学讨论绘制的图景进行比较，现实世界中的对言论自 问题所绘制的问题图景早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言论自由的关注点更着重于法律层面。更关注于

府是否有权借由法律的途径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干涉。虽然我们可以明确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将言论自由列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是 实际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宪法意义上所明文规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获罪，而言论的审查制度在有些国家中也较为凸现，公民根本就无法通过 当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无法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自由获知信息。人们关于 论自由的种种争论总是不绝于耳。美国，一个将自由主义作为其价值理念的国家 第一个将言论自由列入宪法予以保障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的范围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参考 些大法官们多年来围绕言论自由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与所作的判决，或许能帮助 们更好地看到言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烦，在实践层面上促进我们 于理论问题的思考。由于美国的宪法学家对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范 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例如，在法学家米克尔约翰看来，宪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护与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言论‘，所以，为了能让讨论更为清晰，这 里，将主要针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政府利益之间的关系挑选出一些经典案例进行 讨论。

第一节诽谤案

对于是否可以因为言论内容的而判定为犯罪，关于诽谤案的讨论可以说不失 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在美国的普通法之所以将诽谤列为一个罪名，理由是因为当 事人所写或所说的内容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并且使对方受到了可以被证实的伤 害。这种观点与密尔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内容而 对其进行限制，只有当这种言论可以被证明能够对他人造成伤害时，这种言论才 能够被限制。但是，这似乎又和密尔的言论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为密尔认为，单纯的言论是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那就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大法官们对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内诉伊利诺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过诽谤问题。在这个案件中，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主席博阿内印制传单，宣传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区。于是，他被伊利诺伊州按照诽谤罪予以处罚。博阿内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决结果维持了伊利诺伊州的判决。称诽谤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却在一份否决异议书中说，’这项判决所秉持是一种 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学。他预言道:“如果今天我们借用不得体 的语言而将一位白人绳之以法，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辞抨击私 刑制度而将一位黑人投入监狱”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 内容而将人判定为有罪。但是，当时更多的大法官却认为诽谤性言论是有罪的。也就是说，大法官们是在对一种言论的内容进行了道德判断后作出了支持诽谤罪 成立的判决，而不像密尔所要求的那样，对言论内容保持中立。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法院对于诽谤罪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了1964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对诽谤问题实行宪法审查，首次将普通法中盘根错节的诽谤问题纳入宪法第 修正案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审查所针对的问题是，人们在对公共问题的讨论 不时会夹杂着一些与事实有出入的评价，这时候，该如何协调名誉与言论自由 间的利益问题。也就是，我们是否能因为言论的真实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显得更为特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政府 该允许公民充分发表对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够因公民的某些言论中含有一些 恶意的不真实内容而提出控诉，并将之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 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由某民间组织赞助的名为“关注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广告 广告内容为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随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对他们所采取的残暴行径，从而号召人们为该组织捐款，但广告 含有某些不实之处。并且，虽然在广告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提到的城市为蒙哥 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据此推出。所以，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向 拉巴马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广告侵犯的他的名誉。亚 巴马州法院裁决诽谤罪成立，并以广告内容不属实为由，并判决被告《纽约时报 支付原告沙利文50万美元赔偿金，并拒绝被告对事实真相的辩护。被告《纽 时报》对此判决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违宪审查。

当这个案件被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致否定了 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指出，亚拉巴马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 说话人要为自己所说内容的真实性负严格的责任的方式，意图压制人们对于政 官员的严厉批评。

布伦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号发布的宣判书中说到:“对于公共问题的 论是不应该受到禁止的，应该是开放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 国人民都坚信这样一项原则: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开放地讨论公共问题 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悦的抨击。”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评者必须保证其言论中的所有情节均为真实，那就是必将导致严格 “自我审查”，从而阻碍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自由讨论。这会对言论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击。

通过这起案件，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的理论做出了很好的辩护，并正式 宣布煽动性诽谤违宪。明确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为公民并非出于恶意的不真实言 论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据言论的内容对言论进行干涉。这对之后类似案件的 判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实践层面上为密尔的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了佐证。第二节颠覆性宣传

在言论自由的司法实践领域，最具有挑战性的案件莫过于颠覆性宣传，即对 一种作为政治政策来煽动人们采取违法或暴力行为的言论是否需要限制。一般来 说，在这个领域，主张对言论进行审查显得最具说服力，因为这种言论可能会对 我们的社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事实上，像密尔那样立场如此坚定的言论自由拥 护者也会说，可以允许用法律对向在粮商门口聚集的群情激愤的群众发动反对粮 商的言论的人进行惩罚。那么，让我们来看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类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实上，对于这类案件，美国的司法界对此的意见也并非始终一致，也是经 过了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后，才逐渐对该类问题达成统一。在这，我们选 取两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案件来解释最高法院对于该类问题的认识历程。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认飞itueyv.ealifomia)‘

此案发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进的共产主义劳动党党员，因触 犯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义犯罪法》，被指控犯宣传、教唆支持以犯罪为目的组 成的集会、团体而被判入狱。惠特尼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加利福尼亚州《工团主 义犯罪法》违宪，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释出狱。

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意见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团主义团体是以主张通 过罢工和破坏活动而达到工人掌管工厂，这种集团所实行的行动会危害到公众平与国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列。”因而维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见书中，一些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作出了一些细致的

析。布兰代斯大法官所发表的那份被后世称为成绩斐然的意见书中提到:“政 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的才能得到自由发展，所以，我们的政府理应具有审慎的 力，他们应该珍视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们还相信，发现和传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人们能够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没有言 与集会的自由，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只有通过讨论，们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袭，所以，公共讨论对公民来说是一项政治义务 是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惧会带来压抑，而压抑则会带来仇恨，仇恨则会威胁到社会的安全 稳定。社会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们有机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诉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现行通过理性能够击败谬误。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使 法律来压制言论，避免直接将言论看作为是一种暴力。我们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为了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3 对于言论是否会产生明显的危害，布兰代斯大法官是这样理解的:“对于

主的政府来说，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不能将言论中包含的潜藏的危 视作为现实和明显的危险，”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政府当局应 信仰自由，这是美国宪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论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许更 的言论。只有处于紧急状态下我们才能有理由压制言论，但是，美国人民总是 够通过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紧急状态，来质疑那些企图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来，用来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惩治违法行为，非剥夺言论自由。‘

虽然，惠特尼最终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但是，这份意见书中所称的理由却

后来的相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兰登伯格诉 亥俄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对性质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笔v.Ohio)此案发生于1969年，被告布兰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党(Ku心uxKlan)的一个首领，该党成员在辛辛那提市郊一个农场里举行 集会，并将集会内容拍摄下来通过电视媒体播放。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机枪和熊熊 燃烧的十字架。布兰登伯格在电视中辱骂黑人和犹太人，并且还扬言“我们不属 于报复性组织，不过，如果我们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种人的话，我们就将采取某些报复性的行动。”‘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违反了《组织犯罪防 治法》，判处布兰登伯格10年监禁和1000美元的罚款。于是，布兰登伯格以《组 织犯罪防治法》违宪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969年6月9号，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俄亥俄州此项法律违宪，推翻

了州立法院对于勃兰登伯格的判决。裁决书指出:“宪法保证言论自由，除非言 论宣传的目的是能够立即引起非法行为的煽动，或者以产生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 标，否则，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惩罚任何主张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论。”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是否应该允许所谓的具有危险 性的颠覆性言论的发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政府不得对言论的内容 进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险的元素。但是，除非这种言论的目的是能够立即 引起非法行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为为目标，否则，公民的言论就不应该受到 限制。结语

言论自由是一个较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话题，但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少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言论自由问题的讨论。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合 的，能够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也许，我们只能诉求于政治哲学，诉求于伦理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

为适用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密尔顿、克到密尔，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力 辩护。他们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属于人们生来就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任 个人或者政府都无权侵犯，他们也告诉我们，言论自由能够维护真理，只有允 各种言论都能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允许各种言论都能被自由地讨论，真理才能 以出现。似乎，言论自由应该得到绝对的保护。不过，密尔也说到，并非所有 言论都可以被无所限制地发表，如果言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话 比如说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或者诬蔑性的方式来表达，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告诉我们，密尔的这种说法会导致言论自由原则的自我 解。密尔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对言论的内容进行道德判断，我们要对此保持中立 只有当一种言论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联 时，我们才能对这种言论进行干预，也就是说，我们干预的其实是一种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种行为的言论。后来的法律界也逐渐将密尔的这种观点作为 案的依据，但是，事实上，要对言论内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种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许，这在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却会说，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言论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们对言论内容不作任何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允许一群纳粹 义者到犹太人聚集地举行游行示威，大肆宣传反犹口号，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过，我们是否考虑到了犹太人的感受了呢?这种情感上的伤害是否能 作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呢?淫秽作品亦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对于淫秽作品 们拥有不选择它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允许它被自由发表，但是，也有人会 出这是一种对妇女地位的损害，会间接地对某些种群的人造成一种伤害。这些，都让我们对该在何种程度上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产生了困惑。

当然，现实总非完美，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限度等问题的讨论势必还将继 续，或许这也正是这一问题吸引人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这问题作出一 个非常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相信，人们会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慢慢得到一 个共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越来越少。未来应该是美好的。